西门不暗 | 做个现代人，远离王阳明

今天推薦書評專欄作者西門不暗專欄《做個現代人，遠離王陽明》，以及書摘《林慕蓮：香港政府》。

01

近年来跟不少创业者接触，提到王阳明就两眼放光，比说到孔子还兴奋。

我好奇他们对王阳明的喜爱乃至崇拜最根本的驱动在哪，大多数人说知行合一。我后来大概是理解了，对这些创业者而言，结果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看来，能把说到的做到了，那就是最厉害的知识分子，不仅能著书立说，还能上马杀贼，官至部级，所谓立德立功立言。

王阳明一生，青年在职场不顺，被奸人所害，被贬去贵州。终在贵州龙场悟道，中年屡次建功立业，晚年著书立说，有若干著名弟子，终成一代大师。

两周前的一次饭局，一个创业者当场朗诵：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赢得了满场喝彩。

王阳明身后，弟子所著的《传习录》，被复旦大学的王德峰称为世俗版的《坛经》，这两本书被王德峰说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峰，他认为这是心学的最经典之作。

王阳明的影响力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和韩国都有深远影响，从明治维新时的西乡隆盛到当代的稻盛和夫，都推崇王阳明。

蒋介石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他一生以王为模板，曾经一度认为日本之强盛在于知识分子推崇和学习王阳明。

作者: 王阳明
出版社: 中国画报出版社
出版年: 2013-7-1

02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王阳明这句话对他之后500年的中国人影响巨大。

从先秦开始的中国思想，只有两次的认知革命，对普罗大众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次是唐朝的禅宗，“人人皆可以成佛”，一次是明朝的心学，“人人皆可成尧舜”。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不管是经管学院的老师，还是企业家，都很少谈到朱熹，言必及王阳明。宋明理学里的两大代表人物，在当代为何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

大概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朱熹缺乏王阳明那样的出场设置，虽然19岁中进士，但缺乏龙场悟道那样的传奇出场，光环缺失。而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传奇意味，经过弟子的加工及后世的传颂，堪比乔达摩悉达多的菩提证道。

第二、朱熹在仕途上不得志，一生未谋得高级职位，虽然做过类似长沙市长这样的官，但比起王阳明的巡抚，总督，兵部尚书的履历，还是差了一大截。

第三、朱熹的理论诱惑力不如王阳明，格物致知是渐修，很苦逼；吾性具足，对于创业者来说，多有吸引力啊，每个人都有成龙成凤的潜质，你现在只差名师的点拨。商学院、EMBA常用的营销术。

第四、王阳明有一群好弟子，徐爱，陆澄，钱德洪，王龙溪，齐心协力将老师PS成前无古人的导师。其语录体延续到20世纪乃至今天。

逆境要看王阳明，这句话有三分道理。在人生履历里，王阳明确实九死一生，有火中取栗的神勇。这些创业者课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些眼神里被王阳明燃烧起的光芒，确实也可以作为他影响力的佐证。

朱熹和王阳明修身治学之道，是宋明知识分子的两条路径，现如今，朱熹成了程朱理学禁锢个人自由的代表，王阳明则是圣人三不朽的传奇。

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说，王阳明是一个励志的传奇，尤其是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实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在崇尚结果的当下，被追捧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王阳明的学说对后世的人还有哪些影响？一个现代人，是要多学王阳明，还是远离他。关于他的研究各式各样，我只有粗浅的学习，谈几点学习心得。你觉得有用，点个赞；觉得胡说，随便骂。

首先，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打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圣人可欲说”，在诸多人眼里被当作是历代士大夫的典范。

王阳明死后，他的弟子在街边行走，发现满街都是圣人。虽然这只是一出闹剧，但折射出的是王阳明心学带来的弊端，不管是发明本心，还是明心见性，圣人离大众并不远，毕竟孔子已经是远古时代的人了，更别提尧舜。王阳明作为近代的圣人楷模，引发后世的曾国藩、蒋介石等人竞相模仿。

但追求这种德性完美圆满的圣人观，对于塑造有限政府的法治却是有很大的障碍。近代通往现代的崎岖之路，其中一条便是承认人的有限性。王阳明同时期的欧洲，开启了新教改革，开始了近代法治之路。而阳明心学倡导的内圣外王模式，则让更多知识分子痴迷垂拱而治的圣人模式，德治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

圣人的观念在古代文明里是个普遍的现象，不论是儒家，佛教，印度教，天主教，都有类似的观念。但王阳明的心学是升级版的，而且以他自己作为典范，证明圣人是可以实现的，这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德治人治的意识在普罗大众里深入人心。

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是认识的误区，只会让人匍匐于权力之下，而不是成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人。这是我认为他作为思想家的第一个重大误区。

其次，良知的概念。

王阳明的致良知，在当年就对年轻人有魔幻剂的作用，据称，当年在王阳明住所附近的酒店人满为患，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受欢迎程度直追今天的董宇辉。

不可否认，王阳明不管是在符号学还是传播学上都有过人的天赋。致良知这三个字，通俗易懂，即使不知道真实的意思，也觉得这三个字很高端。但王阳明的良知，跟朱熹相比来说，范围上要少了许多，朱熹是要在心外求诸事物之理，格万物，所以他会去山上研究贝壳，观察天象，但王阳明却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理只需向心内求。王阳明对理学做的核心的革命之一是，将格物变成了正心，你只要将被蒙蔽的道德本心擦亮了，工夫便是本体。心外无物，不是说外面的事物不存在，而是说那些不重要，把心要明的理搞通了，既是正心，也是格物。

我们先不论王阳明这样的道德修心是否恰当。但他的良知确实是大大限制了后世人对世间万物的好奇心，既然良知都是向内求，向心上求，至于宇宙是啥，万物之理是啥，都向本心追问，毕竟吾心即是宇宙。

学者金观涛说我们的文化从孟子开始，就体现为常识理性，对世间万物为何如此，都缺乏追问之心，比如孟子说，水往低处流，这是天理，本该如此，不需追问。

王阳明继承并放大了孟子的这种常识理性，对心外的世界不需好奇，不需追问，只要追问道德本心。

我们当然不能把后来500年的发展路径问题都追溯到阳明心学身上，但王阳明死后的心学，呈现出反智的倾向和弊端，确是不容抹杀的历史。

经典常常靠误读被传世。比如，心即理。每个人发明本心，那确实不需要学习经典，只需要靠悟，就能抄近道走捷径了。尽管王阳明曾跟弟子们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路径，他模仿禅宗的说法，上等根器的人和普通人，学习上有不同的方式。

不夸张地说，知识这个概念，在王阳明那里被大大地缩小了范围，明代之后在科技层面的困顿和萎靡，跟心学兴盛不无关系。致良知，能不能拓展中国人的道德境界，我不知道，但会缩减中国人对自然和科学的兴趣，这是确定无疑的。

不关心心外之物，对自然和科学缺乏好奇心，这很难成为一个现代人。这是我认为他作为思想家的第二个重大误区。

第三，圆融的观念。在牟宗三这些新儒家看来，王阳明的心学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圆融无碍。

比如这样的句子在《传习录》里随处可见： “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这种圆融无碍，也体现在天台宗、华严宗及禅宗这样的中国式佛教里。在今人看来，这种绕口令式的语言，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只是故作深奥。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知行看上去不是同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是同一个。

相比这种绕口令的圆融，像朱熹的方法论，则被王阳明和陆九渊等人称为支离。比如朱熹说，知在行先，行比知重。两者关系很清晰。但因为不统一，就被当作支离。

朱熹倡导的类比推理，其中是有演绎逻辑的，但这种演绎逻辑，无法实现王阳明这些人的圆融统一，比如人心和道心之分，心和性之分。

推理论证看着多累啊，但是语录就很容易流行了。看今天，金句满天飞就知道了。王阳明那些不需要推理论证的语录，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里都能看到。这大概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特征，从《论语》到《传习录》，语录体琅琅上口，但背后的推理却少有人问津。

比如王阳明说，破山中贼容易，破心中贼难。众人听了都说好。但少有人追问，破山中贼容易吗？为何历代依然霸道横行，丑恶不绝。这两者的容易和困难是从什么层面上对比的，又是如何论证的，王阳明并没说。

这种靠悟的拍脑袋式的金句，处处可见。被许多人奉为至理名言。

清晰的逻辑能力，而不是和稀泥，或者所谓的圆融，这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这是我认为他作为思想家的第三个重大误区。

总体来说，我是比较认可作为创业导师的王阳明，毕竟他是儒学2500年来光芒四射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传奇人物。

但在思想层面，尤其是涉及到中国人近现代转型方面，王阳明的诸多理念是大有问题的，心怀圣人，就难以树立现代人的理念；道德完满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既不能在政治人物中去寻求，也不能在现实生活里去塑造，与其期盼明君跟圣人，不如期待法治约束残缺的人性。翻看我们的历史和不远的现实，有多少人间灾难是因所谓的明君而起的。

王阳明的良知说，对于逻辑和科学观念，也是有强烈的限制作用的。国人的逻辑和科学意识薄弱，有诸多因素，但阳明心学在其中是起到了消极作用的。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不知道一生在追求道德律的王阳明，看到今天中国的道德乱象，还会不会此心光明。至于其他领域，不提也罢，大概是此心与世界同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