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夫丨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的真相
《麦苗青 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实》後記
编者按：”政治是灰色的，人性之树长青，他们不应该被历史歪曲和遗忘。记住他们，就是记住人间的善恶美丑，记住天地良心“。本文《麦苗青 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实》后记。（點擊鏈接可以在Amazon上購買）。此外今天書訊有榮劍的《為革命招魂》，並推薦The New School 推出的免費網絡課程：Debating Chinese Politics。
一
从1995 年开始，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搜集本书的资料，一是到档案馆查资料，二是采访当事人。幸运的是当时档案馆很开放，有兴趣的人又很少，阅览室往往就我一人，管理员闲得无聊。当事人大都健在，有那一代人的初心，不论观念如何都直言无讳，资料搜集顺利。
一些重要的见证人给予我极大的支持。曾因反对生产“瞎指挥”打成右派的喻权域先生，给我写了近两万字的回忆材料。前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不仅多次接受了我的采访，还亲笔写了他在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状告李井泉的匿名信给我，使我有幸文革后首次公开这件重要史料。重点记述的温江地区，从当年地委领导到普通农民采访了两百多人。1997 年春天，我住到成都郊区农村的一位亲戚家里，用大半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书稿。
随后分别将书稿分送接受采访或提供重要资料的喻权域（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申培林（前温江地委农工部长，反对浮夸风打成右倾分子）、明朗等前辈审阅。喻是京城著名左派，但他回信称“材料之丰富令人吃惊，下了真功夫。 ”明朗阅后写了更正意见，称此书很有价值，但现在出不了。不幸言中。申培林一再请我到他家叙谈，予以鼓励。曾茄（前温江地委主管农业副书记，反对浮夸风打成右倾分子）患癌症住院，不忍劳神。他得知后托人叫我送去……。
是否送前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阅，颇为纠结。他前后三次接受我的采访，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如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为李井泉开脱责任。但我明显感到他对这段历史有很重的心理负担，对个人责任相当敏感。思量再三，还是觉得非给他看不可。果然送去一周后，他来电话称“眼睛不好，看不下去了” ，要我去取书稿。落座后他开口一句便是： “温江大跃进饿死几十万人，我该负主要责任，坐牢也可以，杀头也可以……”说着竟流下眼泪。一时场面相当尴尬。
他平静下来后，提起建国初土匪叛乱的事。我在书中说土匪叛乱跟征粮有关，他说是错误的。我说这是贾启允（首任中共温江地委书记）回忆录中说的。他说“一个老同志，怎么能这样说！ ”然后又提起1954 年崇庆县闹肿病的事。当时统购统销把农民的口粮也当成 “余粮” 征购了，导致饥荒和肿病爆发，饿死数千人。我写了其中一件事：事情发生后，省防疫站总支书记郭嘉琳带工作组实地调查，向宋文彬汇报肿病是缺粮所致，挨了宋一通训斥，骂他是站在农村自发势力一边反对统购统销。这是郭嘉陵亲口给我讲的，有采访记录为证。宋说他得知崇庆闹肿病后，向李井泉作了汇报。他记得那是一个很热的傍晚，李井泉躺在他家阳台的一张躺椅上，手里摇着扇子，听了他的汇报后说，肿病是这里的地方病，历年都有，缺粮是假，实际是反对统购统销，他是按李的意思说的。听到这里我便明白他是看到这里忍无可忍的，心想如果他继续看下去，肯定不至于如此动气。于是请他把书稿看完，他却坚决不看了。
写这本书，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在境外出版。如此敏感题材，免不了过党史部门一关。因为温江地区已跟成都市合并，便找到成都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岳建功。我们在一个步兵团里呆过七八年，本来是无话不谈的，但显然未料到我会写成这样，嘴巴上承认“事情就是这样” ，要他拿审读意见就闷起抽烟。看他为难又送省党史研究室，没想到刚上任的主任，又是在部队报社当编辑时的熟人。一个月后他把我叫去，说他认认真真的看了两遍，觉得“这样的书应该让所有的干部都看看” 。并给了我审读意见，称：
“文稿对重大史实的记述基本准确；文字流畅，记述生动，有较强的可读性。这对帮助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有帮助的。
文稿在公开发表前必须对以下问题做进一步修改：（1）凡是涉及对党和毛泽东等领袖人物有贬损的文字应一律删去，只能本着爱护性的态度批评其对大跃进的错误；（2）凡是对重要当事人具有批判性描写的都不能出现真名，比如省、地、县领导同志等，以防引发纠纷；（3）文稿中对“四川省委” “地委” “县委”持批判的地方，要尽可能地改为“省上某领导” “地区某领导” “县上某领导”等代词为好；……”
当初有前辈得知我写作计划，语重心长规劝“隔代修史” 。我不知现体制下当代人写当代人的利害，不把省党史部门的苦心当回事，无论身份对错一律真人真事真名，很快就尝到苦头。宋文彬扛着严重的眼疾，写下长达万言的《我对原温江地区“大跃进”中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的交代》，送中央和省有关部门，要求“如果有人写的原温江地区大跃进的书，公开发表或暗地流行，就公开发表以正视听。 ”摆明就是反对出版。
这份“交代”在原温江地区老干部中流传，也到了我手里。说实话，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后，我对宋文彬的印象是比较好的。撇开立场，他对我所言的具体事实，据我所知都是真实的。他能在一个普通作者面前流泪说自己对饿死人有罪，把写的东西称之为“交代” ，说明有真诚的负罪感。前温江地委干部梁进学在《粗读“交代”一文的初感》中说： “从 1953 年到 1964 年，十多年来一直稳坐温江地区第一把交椅的领导人俯首下面看一下这些问题，虽不至于公然 ‘交代’，内心也应有所动吧！……只唯上，不唯实，跟着别人犯错误，自己也就犯错误，说到底也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应平心静气地来看待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应对某些事耿耿于怀，而影响到正确对待历史事实。但愿残年无多悠悠过，相信后世评说会公允。 ”
拿到省党史部门的审读意见，就跑出版社，结果屡屡碰壁。怕事可以理解，无知可以原谅，反对亦属自然。最让人寒心的是冷漠，尤其所谓知识分子的冷漠。为出版尽心尽力的小伟兄跟我有不约而同的感受。他曾同好几位以“人文关照” “社会担当”擅名一时的熟人谈出版的事，对方或言这事儿早已过去，没啥意思了；或言当时情况，谁能说清；或言不是当前社会关注点，说也无益……
“我不由打了一个寒噤，忽然意识到鲁迅所以‘不惮以恶意度人”的悲愤之深’。联想到围绕‘反右’‘文革’‘下乡’连篇累牍的回忆，愤世嫉俗的呐喊，声声血泪的控诉，不过都是今世文人自顾自怜，自卖自炫，何曾有什么‘关照’‘担当’。……受过几年委屈，可以终生唠叨，可偏偏对千百万‘无知无识’的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却噤若寒蝉，对民族国家之莫大灾难默尔而息，不屑一顾。……我真怀疑，这些活跃在当今文坛学坛的幸存者极其精神上的传人们，莫非都是严酷政治环境下‘负淘汰’之产物乎？” （见代序《历史不应当缄默》）
我家是城里人，饿过肚子却没有性命之虞。之所以干这“费力不讨好” （不止一个熟人说过）的事，正是对千百万“无知无识”百姓的死亡耿耿于怀。何以有之？我觉得是出于本能。当然，人家可能是活得精明，找话搪塞而已。
出书受阻，另找出路。经成都《蜀报》编辑刘运国先生的努力，从 1999 年4 月开始，《蜀报》连载书稿节选，连载了 19 期。这是本书内容的第一次面世，都是不涉及饥荒的内容。随后胡小伟交方舟子办的《新语丝》网刊，选登了部分章节，这下就热闹了。我当时是电脑盲，朋友说我已成了“网络名人” ，还不知是啥回事。成都《商务早报》是一家股份制日报，为争夺读者不惜冒风险，决定连载。考虑到文中批评一些人还健在，我建议这类人不点名。他们并不在乎。2000 年 5 月 13 日刊出第一篇《1958 年的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内容是万斤田的由来，和地委副书记曾茄在万斤田问题上与省委书记李井泉顶撞的经过，点了郫县农工部长潘某、红光公社女党委书记郑某的名。潘、郑是土改时培养的本地干部，大跃进红极一时。后来把基层干部当大饥荒的替罪羊，他们也挨过整。潘某后来官至成都市副市长，此时退居二线。文章刊出后，潘、郑夫妇向省领导告状，并要求报社为其正名。报社据理力争，又刊出《田家英在新都农村调查的日子》，这下就把事惹大了。
见报社不听招呼，潘找宋文彬说话，称：宋文彬表示不赞成写温江地区大跃进，要写只有他才能写。他已将书面报告交到中央和省委，不同意我的书出版。有关方面严厉批评报社，要求处分有关责任人。重重压力之下，6 月 24 日《商务早报》头版刊登《关于本报刊发四川大跃进文章的情况说明及潘兆清同志的异议》，编者按称： “本报编辑与潘兆清同志的委托人进行多次接触，在接触中我们得知：潘兆清同志本人对大跃进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历史条件下，他也做了许多抵制大跃进的有益工作。 ”算是给他正了名。有关责任人写了检讨，有的被除名。预期的连载就此夭折。
继而我接到律师通知，称潘、郑要我在报上公开检讨，否则就要起诉我。对簿公堂我倒是不怕，材料都来自原始档案和当事人，在报社工作十多年，这点把握还是有的。我告诉律师：检讨不可能，打官司可以。过几天律师又找到我，说他们承认基本情况属实，但有一些情况与事实有出入，问我是否同意调解。我未作答复，做好了对簿公堂的准备，却再无下文。
温江地区的一些老干部对这场风波很关心，担心我挨整，到有关部门为我说话。老红军资历的申培林为此上交了书面材料，然后把我叫到他家里，口述了他写的材料，要我当场记录。我记完他仔细看过，点头道： “就是这样，你可以作为书证。 ”全文如下：
一、在大跃进时期，郫县的“三高五风” 、特别是大放卫星对农业的破坏是比较突出的，是全区全省甚至全国都有名的，这是历史事实，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
二、在大跃进时期，刘致台是郫县县委第一书记，潘兆清是县委农工部长，因此两人对郫县的“三高五风”和大放万斤卫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曾笳同志抵制郫县的万斤田而在1959 年被撤职批判时，刘致台同时被提为地委副书记，潘兆清被提为县委副书记。这也是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
三、东夫同志在文章中所述的历史事实的大部分和主流情况是真实的，和实事求是的，立场和观点也是正确的。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让后人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他与当事人没有任何厉害冲突，是比较客观的。省上某些单位不让报社继续刊登他的文章，并没有说他的文章是错误的。现在他才 40 多岁，当时还是孩子。
四、关于潘兆清说东夫文中的部分与事实有出入一事，应允许其与事实有出入，还须进一步查证。即令那些细节真与实际有出入，我认为也无妨大体，不能以点概全。潘兆清没有参加8 月 28 日上午向各地鼓吹放万斤田，没有口述过红光社 10681 斤的报告，也不能证明他与郫县的大多数万斤田没有关系，更不能证明他反对万斤田。潘所述的他“对大跃进持否定态度” ，还说“做了许多抵制大跃的有益工作” ，这是自欺欺人之谈，他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
五、潘兆清想报社为他洗刷，又不亲自出面，这是为什么？他已退休多年了，真的忙得不亦乐乎么，这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机灵呢，还是一个疑点？
不过所有选登过该书的报刊无一例外的都出了麻烦。 2000 年初，连续两期选登书稿（ “龙行一步百花沾恩” “童话世界”两节）的《闲磕儿》杂志停刊；同年，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网络文学》（刊登“饿痨病”一节）停刊；2001 年 7 月，连载过书稿的成都两家大报——《蜀报》和《商务早报》同时停刊。是巧合还是其他原因，我一无所知。
二
幸好有了互联网，出版不成，胡小伟帮助发到网上，转发者抄录者不计其数。从网上下载复制的版本在民间流传，不断有相识和不相识者给予鼓励，许多内容被各类作者大量引用，然而书还是不能出。成都市文史委员会主任孙友军对我一以贯之的支持，让单位复印若干册存档，让我得到些“传之后世”的安慰。
2007 年，终于有从未谋面的余习广先生和我联系，表示可以帮助在香港出版，条件是不付稿酬。我担心会有更多期待者等不到出版的那一天了，何况香港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欣然答应。这本书终于在完稿整整十年后，由香港田园书屋于 2008 年 5 月出版。
本书多年的坎坷命运，其利害得失已于我渐行渐远。之所以不放弃，是因为背负了那么多的帮助、期待和鼓励。尤其纠结于心的，是那些年代仗义执言、抵制恶政而惨遭迫害、一生坎坷的老干部，命运对他们如此作弄和不公。一种普遍现象是：作为文革前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他们对官场弊端和民间积怨有切身体验，一些人文革中倾向“造反” ，被造反派视为受“走资派”迫害的好干部，推举进入新政权（革命委员会）恢复工作。1969 年后清算造反派，他们亦成为“黑后台”轮番受到打击，文革后又成了“三种人” ，轻者撤职靠边，重者审查批斗，彻底边缘化。本书中的重要人物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地委农工部长申培林、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均是如此命运。全川全国与他们类似遭遇的老干部是一批人，他们在人民蒙受灾难的时候说了真话，在“政治错误”与“组织错误”的两难中选择了良知、正义与投身革命的初衷，付出了终生的代价。政治是灰色的，人性之树长青，他们不应该被历史歪曲和遗忘。记住他们，就是记住人间的善恶美丑，记住天地良心。
本书出版以来，不断得到来自各方的意见，或于事实补充修正，或提供新材料线索，或对人物记述和文字处理表达异议，乃至对装帧设计、校对印刷、发行购买也多有遗憾。根据各方意见，尤其原温江地区老干部指教，我陆续对原版进行补充修改，以期通过再版，更臻完善，对得起走过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未能走过的罹难者，以及关心支持这本书的前辈和友人。再版之前将修改稿印刷赠阅，一来给建言者一个交待，二来满足读者需求，三是更大范围征求批评指正。以期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的真相。
三
再版征求意见稿主要赠送大跃进亲历者，没想到有如此多的回应。一些高龄前辈多次当面指教，更有逐字逐句校勘文字错漏，总计达千处之多。本以为经多年涂抹，后来者已无兴趣，结果不乏有中青年闻讯索取，乃至迅速告罄，足见这点功夫并非白费。
先前查阅档案，发现有戚本禹等人 1959 年在新繁县写过一份调查报告，揭露粮食高产真相，但未见到原文。未想一个偶然机会，竟于 2011 年11 月与年逾八十的戚本禹在海口相见，了解到事情经过。1959 年 1 月戚本禹随田家英到川西新繁县农村蹲点，直至 8 月庐山会议后期形势翻转仓皇撤离，整整待了 7 个月时间。经我主动提请，他用半天时间给我讲述了那段亲历亲为，尤其是写那份调查报告的经过。回上海后如约寄来精心保存的报告原件，阅之感慨万分，无法与文革中那位左派大员联系起来。我将访谈材料整理成文，经他过目修改后补充到再版稿中（见第三章 26 节“惭愧万家百姓心” ）。2012年 4 月 9 日，戚本禹重访当年蹲点的新繁大丰公社（现成都市新都区大丰社区），我参与陪同。时隔半个多世纪，当年 20 多岁的小伙已成耄耋老人，老农竟然还能认出“老戚同志” 。有老者说， “我们不管你后来那些事，只记得你们做的好事” 。这就是中国老百姓。镇上设宴招待，说因为田家英工作组的政策好，大丰公社当年没有饿死一个人。倘若无误，全川绝无仅有，足见确属人祸。
特别感谢彭伟先生多年来的关心援助。他是作者的幸运，也是本书的幸运。历史将不会忘记他为本书和众多当代民间史书所作的奉献。
初稿 2002 年—2013 年，2023 年 10 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