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 | 红潮往事: 告别“党人革命”
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曾经设计过一个“小世界试验”,也就是如今大家所熟悉的“六度分离”。六度分离是说,在地球上,任意两个人之间想要找到联系,中间只需要通过四、五个人,最多不超过六个,就可以达成。六度分离说明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弱纽带”,通过弱纽带,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接近。在现实生活中,弱纽带能发挥非常强大的作用,许多人在找工作时会体会到这种弱纽带的效果。在阅读中,弱纽带的作用更是微妙,它能在从未谋面的人们之间,形成一种类似熟人的关系,使得阅读陌生者也仿佛像是在回忆熟人往事。
我以前曾经翻阅过哈若德·易萨克(Harold Isaacs，中文名字叫伊罗生)1938年出版的名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也读过他1980年重返中国后写的《重访中国见闻录》（Re-Encounters in China）。我虽然熟悉这两本书的题材,但却未必对作者有什么相熟感。不久前,我和伊罗生的一位朋友的朋友一起主持一门希腊思想课,常常有机会和她谈起革命年代里那些“在帝国主义上海的激进外国人”,这才渐渐觉得仿佛与那些曾经在中国红潮中搏浪的外国人熟悉起来。
我的同事名叫苏珊.魏斯曼（Susan Weissman）,是我们学校的政治系教授,她的朋友名叫阿历克亚.布切曼(Alex Buchman),1933年至1939年在上海当记者。布切曼和伊罗生曾是朋友,而他们两人都是由国际共运的著名人物各拉斯（Frank Glass，中文名字是李福仁)在三十年代争取到托洛茨基派政治活动中去的。
李福仁当时虽然只有三十多岁,却远比布切曼和伊罗生在政治上成熟。他在一次大战结束前在欧洲当过兵,回到南非后,参加了共产党。当共产运动发生了斯大林派和托派分裂时,李福仁站在托派这一边,1928年被开除出南非共产党，1930年来到中国。李福仁是一个非常沉稳实在的人,他对伊罗生和布切曼的影响很大。
一、印刷机的故事
布切曼在上海当记者时，为好些报纸和新闻机构工作,其中有英文的中国新闻社、哈瓦斯通讯社(也就是今天的法新社)、塔斯社和中资的跨太平洋新闻社。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和李福仁、伊罗生、还有王凡西和杨其昌等中国革命者一起从事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活动。布切曼和王凡西之间的友谊从三十年代一直维持到两人同一年去世。布切曼喜欢谈起他在上海的一件事。1935年中国的托派建立了一个印刷所,出版两个月刊,并出版一些国际反对组织的著作。当时他们经济情况十分困窘,没有钱买印刷机,印刷所的几个人就利用一个很原始的木框来植铅字,印刷效果竟然相当不错。可是后来,印刷所的一名工人同志叛变,偷走了印刷机。为了夺回这部印刷机,李福仁和布切曼装扮成公共租界的警官,另外两名中国同志则装扮成暗探,一起冲进叛变者家中,夺回了印刷机。这件事在王凡西的回忆录中有记载,但却漏掉了参与者布切曼。1944年11月24日王凡西给布切曼去信,向他更正了这个失误。
魏斯曼教授让我看过这封信的影印件，信中说：“袭击叛徒的事, 伊罗生在报纸上有报道,你可以在我的回忆录(哥伦比亚大学版，第176页)看到有关叙述。就我所能回忆,‘警官’是弗兰克(李福仁),而‘暗探’则是陈其昌和Jiang Zhen-tung[原文，引者注]。前几天,在翻译伊罗生报道的时候,我隐约记起,当时应该是两个‘巡警’,其中一个是你。是这样吗?请回忆并告知。伊罗生显然是从李福仁的信中得知袭击事件的,因为事情发生时,伊罗生离开中国已经有二、三个月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伊罗生,但我参与了这个事件。我们一起计划,虽然我并没有参加行动。我记得我一直焦急地在等行动结果的消息(在李福仁的公寓里?),也就是那天晚上或稍后,李福仁说你也在场。”
印刷机的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1936年鲁迅去世前不久,发表过一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信中说,“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纸,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吗?”有的左派以此为根据，说托派拿日本人的钱。鲁迅信中说的就是这部土制印刷机印出的刊物。参与袭击叛徒，并被诬为汉奸的陈其昌因为从事抗日活动，1942年被日本宪兵捕去，严刑后牺牲。
布切曼、伊罗生和李福仁一直以为这篇文章是鲁迅亲自写的,一直到英国里兹大学本顿教授(Gregor Benton）于1994年6月在《东亚历史》第7期上发表了《鲁迅、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一文后,布切曼才知道,这篇文章是鲁迅在病重时,由冯雪峰所拟稿的。
二、鲁迅为伊罗生饯行
伊罗生和1930年代的许多中国左派知识分子和作家都有很好的私交，他们包括鲁迅、茅盾、丁玲，等等。 布切曼和伊罗生一样,一直对鲁迅抱有尊敬和好感。鲁迅与托派的关系，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争论问题。1980年伊罗生到中国访问,见到了他三十年代在中国的老朋友,包括宋庆玲、茅盾、丁玲。由于他和鲁迅相熟,一些国内的鲁迅专家拜访了他,向他求证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
伊罗生在谈到这些访问者时，这样记叙道：“从他们那里,我倒是反而听说了一件我已经忘记了的事情。……居然把这事忘了,连我自己也觉得诧异。”伊罗生说的那个事就是他在1934年离开上海去北京之前,鲁迅为他饯行送别。
对那些“激进的外国人”而言,30年代初的斯大林派和托派之间主要还是理论和政策的分歧。用伊罗生的话来说,还没有划开一道“血线”。像李福仁这样公开的托派还能与像安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这样的斯大林派有共同的语言。当时的左派书店不仅出售马克思的书,也还同时出售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著作。李福仁自己也曾经在上海的塔斯社任过职。有一阵史沫特莱害怕被国民党特务行刺,轮流到她在法租界的公寓当义务保镖的就是托派的李福仁和伊罗生。
1933以后托派被斯大林派的对立愈来愈严重,那是以后的事了。1933年11月，伊罗生在一篇纪念十月革命16周年的文章中，没有提到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上海的左派大为不满。一天开会时，伊罗生被要求重写一篇文章赞场斯大林同志，他拒绝了,他和在上海的亲斯大林左派的关系因此跌倒了冰点。随后他又被给与一个到苏联学习，“认识错误”的机会，他有拒绝了。上海的左派更视他为托派敌人。这个时候鲁迅能公开为伊罗生饯行,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伊罗生回忆30年代初与鲁迅的交往，“不仅鲁迅常到我们家来作客,我也常到他家去看望他。这种来往相当频繁,所以我也就不特别记得那一次见面了。令我吃惊的是,我从鲁迅的日记中得知,1934年3月25日,就在我们离开上海去北京的时候,鲁迅特意为我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到场的有十个人,没有名字。”伊罗生是事后才领悟鲁迅送行的意义,“这件小事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时……我已经停止和所有的共产党朋友往来,他们也不再理睬我,也就是说断绝了一切个人关系。然而,尽管鲁迅当时很接近在上海的共产党员,……但还是这样礼遇于我。……这样一个小小友谊行为其实有很重的政治和个人行为分量。”
伊罗生离开上海去北平，在那里写了一本关于1925年到1927年中国革命的书，这本书于1938年在英国出版,就是现在中国问题研究者几乎无人不知的《中国革命的悲剧》。它的序就是托洛茨基自己写的。1940年托洛茨基遇害后，伊罗生就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他的《中国革命的悲剧》后来经过不止一次修改，都是在美国出版的。在1951年新版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伊罗生去除了托洛茨基的原序。伊罗生后来在MIT当政治学教授，1980年回中国访问。《中国革命的悲剧》的很多材料都是刘仁静提供的。刘仁静就躲在伊罗生在北平的公寓里。伊罗生是1986年去世的，第二年刘仁静也去世了。
三、伊罗生的《重访中国见闻录》
1980年伊罗生到中国访问,见到了30年代他在中国的一些熟人,其中包括茅盾、丁玲,还有宋庆龄,他的许多印象和感想都记在《重访中国见闻录》一书中。其中有一篇是谈茅盾的。1980年,茅盾84岁,离伊罗生第一次在上海认识茅盾,相隔了48年。伊罗生回忆道,“我第一次在上海见到茅盾时,他是一个瘦削、寡言、机警的36岁青年。鲁迅来看我们时,总是由他陪着,他给鲁迅当翻译。”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和《秋收》的英译本就是发表在伊罗生所编的《中国评论》上的。和鲁迅不同,茅盾是个老党员,所以一直“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把作家看成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战士。”
久别重逢,伊罗生和茅盾当然有许多旧事可叙。见面前,作家协会的人告诉伊罗生说茅盾听力不好。但等伊罗生见到茅盾时,发现茅盾的听力根本没有问题,所以疑心他是不是一直在故意装聋作哑。伊罗生问起茅盾他们在上海分别后的情况,茅盾“开始背诵他的政治简历,”从1921年参加革命一直说到1965年不再担任文化部长。茅盾告诉伊罗生,文革时他没有受到冲击,也没有被关进牛棚。“你有没有写作呢?”伊罗生问。茅盾说,“没有。我觉得没什么好写的。在四人帮时期没有什么好写的。”茅盾告诉伊罗生,打倒四人帮以后,“作家们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但反革命的作品是不允许的。”伊罗生问,“什么是反革命作品呢?”茅盾答道,“我说的是反党的作品,”继而又解释道,“反党就是反社会主义。”伊罗生问,“那么由谁决定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茅盾答道,“由群众决定。”伊罗生问,“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看呢?”茅盾答道,“鲁迅是不会允许反革命、反党作品的。”伊罗生问茅盾是否还在写作,茅盾答道,“我在写我的自传,从青年时代写到1949年。”伊罗生问,“1949年以后要不要写呢?”茅盾说,“要是有时间,再写1949年以后吧。”茅盾终于没有能写出他的自传来,1981年4月5日,就在见伊罗生后的6个月,他就去世了。
除了与30年代左派故友的见面,伊罗生还记了这样一件小事。伊罗生离开北京前,鲁迅研究专家唐韬去看望他,带了一本自己的文集。唐韬特意让伊罗生看了文集里所附的一张照片。那是1933年肖伯纳访华时在宋庆龄上海寓所花园里摄的。照片中从左到右是史沫特莱、肖伯纳、宋庆龄、伊罗生、蔡元培、林语堂和鲁迅七个人。伊罗生写道,“我看着这张照片,心头袭过一阵回忆和感慨。我记得这件事,虽然忘了这张照片。我真高兴能有这个纪念。但这究竟代表怎样的纪念,我在看到照片时并不知道。”
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鲁迅
伊罗生的记叙给人留下遐想,为什么他不知道那照片代表的究竟是什么记忆呢?原来还有后话。伊罗生和太太从北京到上海去，在飞机上,他太太打开了一包英文版《中国文学》的赠刊。就在流览一本赠刊的时候,她突然盯着书页,站了起来,把它递给了伊罗生。这本《中国文学》中就有一张伊罗生才见过不久的肖伯纳访华纪念照片。同样是宋庆龄寓所的花园,应该同样是那几个人,但唯独伊罗生和林语堂从照片上消失掉了。伊罗生写道,“我凝视着这张照片,觉到了它强烈而缓慢的冲击。我重返中国的所见所闻使我觉得像是一次乘坐时间机器的旅程,跨过了整个的人生隔阂又回到了中国。……对于我从前的朋友而言,我确实早已经不存在了。”
到了上海,伊罗生去访问鲁迅纪念馆时,居然在纪念馆的墙上又一次见到了这张肖伯纳访华纪念照片。照片没有经过特殊处理,上面还是七个人,不是五个人,但照片的说明却是这么写的:“史沫特莱、肖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及他人”。上海鲁迅博物馆的人士为伊罗生复制了这张照片。在接到这张照片时,伊罗生问,是不是可以替他写上照片里所有人的名字,而“不是‘及他人’。”所有在场的人一起发出一阵“会心的大笑”。
四、阮爱国就是胡志明
伊罗生和布切曼在30年代的上海时，认识了越南的胡志明。布切曼的公寓是托派外国人的一个庇护所。李福仁在他的公寓里免费住过一年。1930年代越南的胡志明在上海时,也在布切曼的公寓里藏过身。胡志明当时名叫“阮爱国”（Ngugen Ai Quoc)。胡志明躲避警方追捕,住在上海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所（YMCA）。当时负责保护胡志明的是伊罗生,除了给胡志明一些钱过日子,就是帮他偷偷逃亡到欧洲去。1933年中俄重建外交关系后不久,从苏联海参威来的货船可以进入上海港了。伊罗生跟当时塔斯社的通讯员契尔诺夫联系,看能不能让胡志明搭苏联货船偷渡出去。契尔诺夫冷冰冰地表示不行,深怕因此危及刚刚建立起来的俄中货易通道。伊罗生有对这件事的回忆,“契尔诺夫一定把我的提议看成是一桩‘左派幼稚病’,我则看到斯大林‘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政策和苏联利益优先于一切的一个例子。”
布切曼没有参加共产党，但他同情共产党，更同情日本人统治下的中国人。布切曼在跨太平洋新闻社工作的时候,帮助他的朋友，《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编辑过一部手稿,这是一部纪录日本军在中国暴行的手稿。布切曼把手稿偷偷带出中国,1938年在英国出版。这本书早在1938年就有了中文译本。中文版的书名是《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杨明译，1938年7月出版），那是在原著公开出版前，根据原稿副本翻译的。根据这一中译本进行转译的有两种日文版本，一个是《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另一个是《所谓战争？日军暴行录》。田伯烈的书不仅仅披露了南京大屠杀事件，而且还记载了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在华北、华东各城市所犯下的暴行和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灾害情况。
布切曼在上海拍拍摄了许多照片和一些纪录片。他原本是想纪录中国“工人受剥削”的情景,例如抗大包和拉车的苦力、纺织工厂里的女工、贫民窟的孩子、租界里的外国兵,还有三十年代的上海水灾。但现在来看, 这些照片和纪录片的意义远不止如此。1939年，托洛茨基已经流亡到墨西哥的考约奥冈（Coyoacan）。上海已经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布切曼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李福仁说布切曼应该把他在上海六年里所作的摄影纪录拿给托洛茨基看,伊罗生为他写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介绍信,他就到考约奥冈找托洛茨基去了。
五、布切曼为托洛茨基摄影
布切曼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他在考约奥冈为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朋友所留下的影像纪录。这些是布切曼给托洛茨基当卫士时(1938年秋到1939年4月)所摄的。许多关于托洛茨基的研究著作都用了他的照片。考约奥冈的托洛茨基博物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收藏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俄国研究所、法国格勒诺布尔（Grenoble）大学的托洛茨基研究所、加拿大阿尔伯塔（Alberta）大学的乌克兰研究中心都收藏了布切曼的照片和纪录片。
布切曼是个工程师,他由伊罗生介绍到考约奥冈,主要是去改进托洛茨基住所的安全装置的,也给他当卫士。从1939年到1940年,布切曼在考约奥冈有五个月时间,改建了安全装置,照了几百张照片,还拍了一部托洛茨基的生活电影。从布切曼摄象镜头里看到的托洛茨基,完全是一个平和、慈爱的老人,养兔子、种菜、钓鱼、挖仙人掌。当然还有一些与托洛茨基在一起的人。1940年的时候,托洛茨基随时都可能被杀,他自己也很清楚。他非常努力地写作,只要活一天,就要为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理想留下记录。他被害时正在写作斯大林评传。在被害现场,他的血溅在了这部著作的稿纸上。
布切曼离开考约奥冈的时候,接替他的是哈特(Robert Sheldon Harte)。哈特接任后才一个月,托洛茨基的住所就出事了。墨西哥人西盖罗(David Alfaro Siqueiros)(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信徒)带人袭击了托洛茨基的住所,但这次的谋害行动并没有成功。托洛茨基安然无恙,而哈特却被捉住并杀害了。布切曼一直怀疑,西盖罗的人能进入托洛茨基的住所,一定有内应。1992年前苏联秘密档案公开后,这次袭击的内情才真相大白。哈特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人员,西盖罗带人袭击没有成功,便将哈特杀了灭口。
布切曼非常精心地设计了托洛茨基住所的警卫装置,但对托洛茨基的死他一直有内疚。天下最好的安全装置也有一种人是不能防备的,那就是“朋友”。最后对托洛茨基下毒手的杀手叫莫卡多(Ramon Mercader)的“朋友”。布切曼曾经跟他在一起有整一天,总觉得他不对劲。莫卡多向布切曼炫耀他的别克轿车,又死活不肯让布切曼给他照相。布切曼后来才明白莫卡多是怎么一个人。
1995年,有一天布切曼打电话给魏斯曼教授,要她立刻到他家去。魏斯曼教授在布切曼那里见到了西班牙一个很有名的纪录片摄制组的人员,这个摄制组叫“行动中的零”(cero en conducta)。他们正准备摄制一部关于拉蒙.莫卡多的纪录片。纪录片采访了布切曼和夏朗(Mark Sharon)。这部叫《袭击天堂》(Asalta los Cielos)的纪录片于1996年放映,获得西班牙的“哥雅奖”和柏林电影节奖。
六、最后的日子
三十年代的上海托派朋友中，布切曼与之维持友谊一直到死的有李福仁和王凡西。布切曼也常常谈起伊罗生，和他有来往。但布切曼不赞成伊罗生在后来得版本中删除托洛茨基的原序。伊罗生去世后，布切曼和伊罗生的遗孀维欧娜（Viola）还有联系。但布切曼与李福仁和王凡西则是真正的“志同道合”关系。
布切曼和王凡西的通信有好几百页。王凡西的回忆录在美国的宣传和平装本出版都是布切曼一手操办的。布切曼还出资为王凡西准备出回忆录的西班牙文译本。西班牙文本是魏斯曼教授的丈夫Roberto Naduris开始翻译的,她丈夫去世后由Patricia Vargas Cooper和一个助手继续翻译。王凡西和布切曼都是2003年去世的。王凡西比布切曼早去世仅仅一个星期。
魏斯曼教授在1986年认识布切曼的时候,李福仁已经住进了洛山矶的一家老人院。当时,布切曼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去看李福仁。布切曼和李福仁生经常在一起收听魏斯曼教授的节目。魏斯曼教授有时也陪布切曼去看望李福仁。她说，在老人院里,布切曼和李福仁一起阅读《批评》、《西流》和别的左派刊物上的文章。看这两位老人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和美国时政辩论的情景,看到他们惺惺相惜的样子,她总是情不自禁地被感动。
对于布切曼和李福仁来说，托洛茨基有一种特殊的革命象征魅力,就像切.格瓦那对一些现代青年人那样。托洛茨基象征的是那种还有思想和理想活力的革命，它的对立面就是败死的革命。败死的革命带来腐败的权力、专横的政权和暴力的统治，也带来红潮消退后的颓废、失望、迷茫和幻灭。
1987年魏斯曼教授和布切曼一起到墨西哥去参加一个托洛茨基来到墨西哥Tampico五十周年的国际会议。这是布切曼1939年离开考约奥冈后第一次回到墨西哥。魏斯曼教授把布切曼介绍给维克多.赛尔吉（Victor Serge, 1890-1947，俄国革命家）的儿子,俄裔墨籍艺术家弗拉底(Vlady Kibalchich)。弗拉底说,他父亲和他都是“生活在托洛茨基慧星星尾上的人。”布切曼听了弗拉底这话,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哭了。他和弗拉底父子是一样的。在会上,他们碰到不少三十年代的老托洛茨基追随者，如今几乎都已经去世。2003年布切曼去世,托洛茨基的外孙 (Sieva Volkov)非常伤心,1933年他母亲（Zinaida Volkova,托洛茨基的长女）在苏联自杀身亡时，他才7岁，托洛茨基的朋友把他带到墨西哥由外祖父抚养。布切曼在他小时候照顾过他,还教他摄影。他说,布切曼的去世让他失去了一个朋友，更失去了与外祖父之间最后还活着的联系。
七、革命和政治自由
伊罗生、李福仁、和布切曼都是在革命能够让人展现政治自由意识，虽然未必真正享有政治自由的时候投身到革命中去的，他们有的成为革命党人，有的成为革命党的同路人。但是他们却没有能找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革命。当革命堕落为暴力机器和派别残害工具时，他们幻灭了，但并没有颓废。伊罗生在《重访中国见闻录》提到,幻灭的不只是他们,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和艾德加·斯诺这样长期支持革命的西方“红色记者”。1980年10月15日,当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冯牧在见到伊罗生时对他说,“我们听到很多关于你的事。我们也听到关于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的不好的事情,都是负面的事情!”
永远不会改变看法的人对改变看法的人有“负面”的看法,这并不奇怪。像冯牧这样的人也许永远不会明白,“红色记者”们失望和鄙视的不是革命，而是畸型和败坏的革命。阿伦特1966年在为《纽约书评》写的关于《卢森堡传》的书评中谈到了她对革命的看法。阿伦特非常赞赏卢森堡夫人对革命的一些观点。她指出,卢森堡夫人“担心的不是失败的革命,而是畸型的革命,”畸型的革命不仅是不成功的“革命”,而且更是败坏革命本身声誉,使人们对革命本身产生怀疑和反感的“革命”。是畸型的革命,而不是失败的革命让人们厌恶革命,并要求“告别革命”。
在革命问题上,卢森堡夫人的许多观点都与坚持布尔什维克式革命的列宁不同。卢森堡夫人赞赏的是1905年俄国革命中工人议事会议的那种自发的共和精神,而寡头政治化的党组织不可能真正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也不可能推动全社会(包括工、农阶级)向往的民主政治。夺取权力和把持权力是寡头政治的唯一目标。卢森堡夫人认为,“好的(革命)组织产生于行动,而不是先于行动设立。”她指出,像波兰社会民主党就“先是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结合,后来才成为政党。”
阿伦特对卢森堡所说的那种志同道合式的结合(peer group)特别感兴趣,这种结合是平等或类似身份者因理念和价值而自愿形成的共同行动形式(“五四”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共同行动,它的参加者就是这样一种peer group,它并不是由“先进政党”领导的党人或党民革命。)阿伦特认为卢森堡的革命观具有了不起的预见性:“历史事件不是都证明卢森堡是正确的吗?苏联的历史不正是证明了‘畸型革命’有多么可怕吗?卢森堡所预见的道德崩溃(当然她还不能预见列宁继承者们所犯下的罪行)不是比……遭到失败对革命事业造成远为巨大的伤害吗?”
阿伦特非常赞同卢森堡坚持革命共和理念以及广泛的政治自由。她赞扬卢森堡“对革命抱有的首先是一种道德理念。”这种道德理念表现在“卢森堡始终热情地介入公共生活和公民事务,始终介入世界的命运。她参与欧洲政治,不是直接从工人阶级利益出发,因此不能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接纳,她的这种高于某一阶级的思想在她要求法国和俄国(共产党)坚持‘共和纲领’时非常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革命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代替另一个阶级专政,更不是以一个专制权力代替另一个专制权力。革命是要创造一个先前不存在的政治自由空间,让所有的人都能平等,自愿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这才是革命“开始”和“缔造”的真正意义所在。
让所有的人都能平等,自愿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不仅如此，而且是热切地，几乎是身不由己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这就是卢森堡夫人心目中的革命。当革命之浪打来的时候，想置身事外都不可能。革命不一定要流血，不一定要暴力。正如埃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所说，当千千万万人聚集在一起，挥动旗帜齐声呐喊的时候，那就可能是具有革命象征性的时刻。2008年美国民主党候选人预选中，奥巴马的支持者在高呼“Change! Change!”的时侯，在他们把“变革”化为“社会运动”要求时,感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革命的热情。
在没有政治选举的地方，人们也会意外的在别的场合感受到类似的热情。还是在上一次台湾大选的时候，安替在网上写道，“我是比较早写社论把超女往民主方向拔高的，至今我还觉得网友的这句话说得最得我心：‘这一辈子想选个总统恐怕是办不到了，我就选一个喜欢的女娃子。’超女当然不是民主，但它是缺乏民主的13亿中国人对民主的幻想。”
安替问道：“超女能让这麽多人疯狂，那超男 -- 总统和议员大选呢？那会疯狂到什麽地步？”安替说：“我在台湾感受到了这种疯狂。台湾大选的时候，那种扫街、拜票、站台、游行，把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了超级风暴中。我们今天看到玉米们在街上发传单、抢手机，我们也可以想见，她们如果加入了某议员的助选团，那麽她们的选战一定是全球最疯狂的。我们甚至都能看到那天，中国真正实现大选那天，你会发现中国一下子会出现无数可以傲视全球的英雄。一次超女，就能出现张靓颖唱歌这麽好听的人，如果中国大选，那麽选出100个马英九算什麽啊？13亿啊！台湾才2300万啊！”
革命就是这样一种能把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进去的超级风暴。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从“党人革命”和“党民革命”向“公民革命”的转化。在现代民主政治中,革命是在台湾倒扁的“红衫军”、在美国支持奥巴马的社会运动和在许多国家中集体更换“政治代表”的大选。在这些新的社会动员形式中,革命不再是“党人”或“党民”的事业，而成为一种真正由公民理念和公民价值自愿形成的共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