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 | 沉积在柴达木的生命痛史
——读魏燮中回忆录《进出柴达木》
编者按：魏燮中，笔名丁酉、江寒，一位农学院退休的副研究员，在庆贺他的九十大寿期间，他的两卷本回忆录《进出柴达木——毛泽东时代一个幸存者的回忆》也正式出版。
六十八年前，魏燮中大学还未毕业时，就曾在《雨花》发表过小说，结果这个作品进入了他的犯“罪”案卷。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为逃避“劳动教养”，他尝试逃往香港，在深圳被捕，以“偷越国境罪”判刑五年。这为他开启了不同的人生，在青海的劳改农场，他度过了两次入狱的九年刑期，然后留场就业，前后二十二年。
在劳改农场，他干过各种工作，从最苦的垦荒农工，到统计员、木匠、测量员、司药……学会了各种生存技能，包括学坏。他见识了不同类型、个性的犯人，与他们朝夕相处的艰难岁月和他对自己的剖析反省，酿成了这本书中罪与罚的悲喜剧。
艾晓明教授为此书写了长篇序言，她认为，青海在上个世纪作为劳改大省，有无数囚徒在这里垦荒服役，并葬身于此。囚徒的经历，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它照见了被国家暴力摧残的贱民痛史。魏燮中的回忆录，不仅展现了他独特的观察和写作才华，也为柴达木特殊的社会史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本文为艾晓明专栏最新文章。
《进出柴达木》上册《少年行》，新锐文创/秀威资讯，2025.10
《进出柴达木》下册《荒原的隐私》，新锐文创/秀威资讯，2025.10
一 湮没在农场的名字
柴达木在哪里？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一节中有这样的介绍：
柴达木盆地是中国三大内陆盆地之一，属封闭性的巨大山间断陷盆地。位于青海省西北部，四周被昆仑山脉、祁连山脉与阿尔金山脉所环抱，面积约25万平方千米。“柴达木”为蒙古语，意为“盐泽”。
如今，在有关青海旅游的网页中，柴达木盆地被誉为大自然的杰作、青海高原的瑰宝、“祖国聚宝盆”。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的德令哈，更被描述为一座“浪漫诗城”，其实在那里，诗人海子不过是匆匆过客。
柴达木的社会史在魏燮中的书里留下了真实的一页，那里曾经是很多劳改农场的诞生兴盛之地，在民间的历史研究者和从那里归来的幸存者中，这个地方还有另一个名字：中国的“格拉古”群岛遗址。①
青海自1951年7月开始正式建立劳改工作专门机构，那时青海本省的犯人只有四千余人。到1952年，根据全国第一次劳改工作会议关于“稳步地、分期分批向地广人稀地区转移”的精神，从邻省甘肃首批调入数百名犯人。到1954年，第一个大型劳改农场——德令哈农场建立，“从此踏上以调入犯人为主要改造对象，带动劳改事业全面发展的道路。”②
德令哈蓄集乡野马滩一处劳改场所旧址，一垛一垛的土堆是残存的狱墙，2023年3月，艾晓明摄。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被各种政治运动清除出来的“罪犯”，一批又一批地被发配到这里劳改，后来又有劳教者被送到这里。“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在1979年开始，本书作者是在1980年获得平反后离开的。他亲历那个时代，无数蒙冤者在劳改中历劫，他们的生命湮没于戈壁黄沙之下。③
有关集中营写作，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Primo Levi）是一个标志性作家，他被抓进集中营时，大学毕业才两年，年仅二十四岁。如果要做一个比较，魏燮中比他更年轻。被划右派后，他为逃避送劳教的命运，试图越境逃亡香港而被捕，此时他大学未毕业，年仅二十三岁。莱维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十一个月，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中不断回顾的写作内容。魏燮中在西部劳改农场，度过了整整二十二年，这位志在文学的作者，虽然籍籍无名，但他对这段苦难历程的思索，同样持续了一生。
然而在此地，幸存者有关劳改营的记录，远非莱维的写作那样幸运，很多作品不能出版，遑论进入经典。
对于莱维，他写作的那段历史，反人类的力量已经战败，战犯受到了审判。而在另一端的时空中，过去的历史，面目远非清晰，而且，它还在被重写。
德令哈，这里曾经是青海第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劳改农场；它是本书作者第二次服刑进入和最终走出的站点。我曾去那里看过风景，当年的监狱囚舍早已腾空，就业人员住过的平房，或者成为后来的移民养殖者的牛圈、羊圈，或者被堆放了杂物。一些干打垒的屋舍坍塌已久，从残存的门框屋椽看过去，只有荒草在风中摇荡。
德令哈农场所属的泽令沟农场大院里的老房子 以前住过刑满就业人员，2023年3月，艾晓明摄。
如今，如果你有机会到德令哈旅游，一个重要景点是柯鲁柯农垦文化风情小镇，过去这里是农场最高权力机关——德令哈总场的场部所在地，高居于数万囚徒之上的管辖机关就在这里。
小镇里最高的建筑是场部大礼堂，它依然高大气派，成为农垦机关的标志。作者魏燮中在《进出柴达木》的第二部《荒原的隐私》里描写过他当年参与修建的情景。这种仿苏联建筑风格的大礼堂，砖混结构，正面为三角形或圆弧形的大屋顶，我在甘肃、青海的多个劳改劳教农场看到过。礼堂的正面墙顶上依然竖立着九个红色大字：“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礼堂前面矗立着领袖毛泽东的大型塑像，从马路对面看过去，塑像的底座高达礼堂二层楼的窗户，领袖形象的大半身都在礼堂的屋顶之上，背衬高原特有的蓝天，真仿佛顶天立地一般。
德令哈农场场部礼堂，魏燮中曾参与修建。2023年3月，艾晓明摄。
2023年3月，我在疫情过后来到小镇。封城与解封的时间在每个地方都是起伏不定，明显影响了旅游的行情。街道两边的平房经过翻修，干净整洁，只是周围显得很空，店铺也少，游人更少。所谓劳改，所谓囚徒，问现在镇上的居民，很多人都只是耳闻，不知其详。我仿佛徜徉在苏联小说所描写的集体农庄布景中，农场不再，那时的生活景象已无法重建了。
沿着一条过道往学校方向走，那里是魏燮中曾短暂任教过的原农场子弟中学。向南再走出几十米，当地人指点给我和朋友，那是过去的坟地。
德令哈农场总场附近的坟地，2023年春，艾晓明摄。
坟地里埋着的人，是没能回到家乡的囚徒。四十多年前，另一位德令哈的幸存者向承鉴，平反后离开农场前，他去那里祭奠难友；突然，几只正在吞噬尸骨的野狗竄出来，吓了他一大跳。尸衣狼藉，坟冢不少已成空穴。他叹道：
人们啊，千万不要目睹这个坟场！如果没有恒定的信念、坚韧的神经，只要睹一眼，你会发疯，会自杀！④
我踏上这块坟地时，眼前已不是向先生看到过的景象了。坟场靠近道路的地方，新来的移民种上了大片的枸杞。但他们把原来的坟地空了出来，没有去打扰亡灵。于是在成片枸杞的另一边，含有砾石的沙地上土堆起伏，看得出原来那里是一排排并列的坟堆，上面稀稀拉拉地长着一蓬蓬骆驼刺。在成排的坟堆旁边，不时可见完整程度不一的砖块，上面标记了死者的信息。砖块上的字都是手刻的，只有籍贯和名字，提示了死者的来路：
两块砖上刻着名字和籍贯：河南 方钦德、青海 格尕 2023年3月，艾晓明摄
陕西 张毓新
河南 方钦德
青海 格尕
陕西 何志明
甘肃 岳士辅
青海 万德大
河南 郭志兴
河南 李希皋（*根据字迹推测）
山东 于桂华
广东 蔡辉
河南 温？元
河南 方志荣
广东 梁洪长
还有一些砖块、土碑和木牌，由于风化，上面曾经有过的标记都消失了。一块砖头上姓氏模糊了，只余下名字：林生
一块薄薄的石碑倒在地上，表面已经裂开，上面的字迹大体可以辨认得出：
宋劲秋先生墓碑，艾晓明摄于2023年春。
江苏苏州市吉由巷12号
生于1919年 卒于七八年
宋劲秋先生之墓
同学卢振坚敬立
妻 齐梦 女 小宋
这位宋先生，终年五十九岁，他在德令哈经历了什么？我在网上查找，“梨园百年琐记”在介绍一位苏州评弹演员戴一英时，有这样一句：“1954年师从弹词名家魏含英学艺，翌年与宋劲秋拼档，弹唱《四进士》《蝴蝶杯》”。这位评弹艺人宋劲秋，是不是墓碑的主人呢？他的同学卢先生，往返两千六百多公里为他立碑，其中包含了怎样的生死情谊？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名字，为什么留在“敬立”之后，女儿小宋，可曾知道父亲的经历？
长眠于此的不归者，若不是留有立碑人的名字，无人知晓他们是谁家的儿子或父兄。如果没有人来记录他们的故事，没有人来纪念他们，他们就好像没有存在过一样，徒有砖块上的名字。残余的名字，早晚也会随时光风化，湮没于无形。
二 消失的“劳改”人群
柯鲁柯小镇上，有一个“德令哈农垦文化博物馆”，就在原来的农场场部旧址，2020年8月开馆，它也是德令哈市现在的文化旅游推出的一个景点。
一进门，就能看到墙壁上过去年代的红色宣传画；还有铭刻在石壁上的展览前言，其中这样描述了建场的历史和成就：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社会主义新中国扬帆起航，青海建设百业待兴。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一大批复转军人、知识青年、干部、工人和农民，共同组成亘古未有的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柴达木盆地，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垦荒种地、建设家园的壮举……
德令哈农场取得的辉煌成就则是柴达木开发建设大潮中一座不朽丰碑。
在第一段文字中，建设大军有“复转军人、知识青年、干部、工人和农民”这五个主，其中没有“劳改犯”“刑满就业人员”这几个字。在其他文字介绍里，农场建设者更多地被概括地称之为“农垦人”“拓荒者”。
这也许是对的，的确，当年的犯人，有很多人后来得到平反，他们可不就正是属于上面这五个主体的人吗（曾经的军人——参加过抗日的国军将士，又有如魏燮中这样的青年大学生，还有被打成“反革命”“坏分子”的干部、工人、农民）。只不过，在平反之前，他们被称为“三类人员”（即劳教、劳改和刑满后留场就业人员）。 三类人员中，劳教者和劳改犯不必说了，即使刑满就业人员，其权利也受到很多限制。
德令哈农场，也并不是普通的农垦单位，它和柴达木盆地的多所农场一样，属于劳改农场。根据《青海省志·劳改志》的陈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改造机关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由省外大批调入犯人促成青海省劳改事业的超长规模，为国家承担了监管改造任务。”⑤
调入青海的劳改大军，给青海带来了怎样的面貌？
《劳改志》上也有如下记录：
青海湖环湖地区和柴达木盆地的耕地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3%，其中大部分是劳改农场开垦的。柴达木盆地和共和盆地中过去的劳改农场，现已成为青海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从6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20年中，劳改系统每年交售粮食一般占全省统购量的1/5至1/4。⑥
如前所述，青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分散关押的本省已决犯只有四千余人。而在1954年以后，青海广建劳改农场，容纳了中国最多的劳改犯人。柯鲁柯农垦博物馆的结语，如此阐述了这段监狱创业史的成就：
农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承担国家使命而建立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青海监狱开始从北京、天津、上海等18省市大量调犯，曾经建立的农牧场和工矿企业200多个，各类人口占同期青海省总人口的八分之一，押犯数量占同期全国押犯总数的四分之一，关押改造了大批旧政权的党、政、军、警、特、宪人员和各种刑事罪犯，为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国家稳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如果以1950年代中期青海省的总人口为百分比，那么这个总数是多少呢？在《青海省志·人口志》中，有青海省1949—1985年人口总量变动表，其中，五十年代中期青海的人口总数，在1955年是1，794，151人。⑦ 如果按上述“调入犯人占青海省总人口八分之一”计算，犯人总数达224，268，即超过二十二万人。
从1954年青海省开办第一个劳改农场，到几年后发展为两百多处劳改场所，可以看到，青海劳改人员的增加与青海省人口总量变动直接相关。从1954年至1959年，青海省的净增人口比例惊人。1954年净增92，311人，增长率为54.74%，接下来的几年间，分别为：
1955.净增 61，781
1956.净增 205，062
1957.净增 47，192
1958.净增 203，656
1959.净增 350，071 ⑧
其中，在1956年、1958年，净增人口突破二十万，到1959年，净增三十五万。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23-24‰，而青海的人口增长率在1954高达54.74%，到1956为108.12%，到1959年为144.35%。《青海人口志》还引用了《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中的一个统计数字：从1952年到1959年底，“省外净迁入人口748，698人（其中两次‘移民垦荒’移入人口114，741人），占同期净增人口的75.9%。”⑨
如果在省外净迁入人口中排除移民垦荒移入人口，得到的数字是633，957人。根据这个数字，实际调入青海的犯人总数，很可能不止前面列出的224，268人。
再说回柯鲁柯的农垦文化博物馆，在展览结语里，对青海的农垦历史做了这样的评价，称其关押和改造了大批罪犯，“为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国家稳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中国监狱史、农垦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把改造犯人、保卫国家作为青海监狱的光荣，这个评价是从国家机器的角度考虑的。仅以博物馆介绍所呈现的数字，德令哈农场1954年开办，到1988年撤场，三十四年间，“共收押改造犯人47 ，000多人次”。可惜的是，这里完全没有提到，我也未能查到另一面的记录，即“文革”结束以后被确定为冤假错案的有多少，有多少人得到了平反。我也不知道，那些未能等到平反已经身故者，或因为国家认错还没有延展到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政治运动，因而未得平反者；他们承受的冤假错案有多少。
三 “赋到沧桑句便工”
魏燮中老师从德令哈带回南京的物品里，有他亲手制作的木箱，打开木箱，里面装了满满一箱子创作手稿。这是一位曾经的劳改犯、留场就业者的记录，是一部个人的农场史。
《进出柴达木》作者手稿，2025年3月，魏燮中提供
当年的监狱绝对禁止犯人留存如此真实的记录，别说是书写苦难，任何与认罪话语不相符的文字会被认为是反改造，甚至是记“变天账”，妄想“阶级报复”。魏燮中热爱文学，早在1957年，他就在《雨花》杂志上发表了小说，但那只是为他的案卷添加了一份“罪证”。后来在青海的格尔木农场刑满释放，他又开始秘密地写小说、诗歌，结果被友人告发，再度判刑四年。第二次入狱，他被送到德令哈服刑，刑满后强制留场就业。
不仅如此，而且，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两卷本纪实作品，是魏老师一生的创作结晶。魏老师从南京农业大学退休后，他将同类题材重写、改写，几乎又写了二十多年。他错过了“伤痕文学”流行的八十年代，这种回顾时代创伤的文学类型，此后再也没有复兴过。他曾经出版过小说《禅灯》，⑩ 也并没有引起文坛注意。幸运的是，魏老师自己印出了本书的前身《丁酉纪事》，这使他在更年轻的读者朋友中找到了知音，我也是通过这本自印书而认识了魏老师。
研究劳改劳教的历史，我关注的是人的命运。我一开始是想知道，那些被划为右派，又被遣送劳教、劳改的受难者，他们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结果发现，事情远远不是戴了个“帽子”（在当时，被划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和各种名目的坏分子，都被称之为“戴帽子”）那么简单。在拍摄《夹边沟祭事》这部纪录片时，我采访了很多劳教幸存者。相比而言，劳改是比劳教更严重的惩罚。劳教在表面还被称为“人民内部矛盾”（后来趋于“劳改化”，与劳改日渐混淆，则是另一个问题）；而劳改人员是经过了“审判程序”的“罪犯”。那么，冤案是怎样酿成的？人们如何从苦难中幸存下来？我想了解这一切。
1979年6月21日，江苏省高院宣判魏燮中无罪。魏燮中提供。
平反后，魏燮中率妻子儿女从青海回到南京，摄于1981年，时年46岁。魏燮中供图。
魏老师的沧桑往事，历时上百年，跨越了三个时代：民国时期的1935年至1949年；毛泽东时代——1949至1976年，对他个人来说，其中的1958年到其后的1980年，是他作为囚徒和准囚徒的流放岁月；1980年到现在，他在平反后回到南京，回归农学专业和教学研究。退休后重启写作，至今笔耕不辍。魏老师个人的生命历程与时代节点并不完全吻合，但这些年代里发生的变迁，与他个人命运却是深刻地连接在一起。
《进出柴达木》的上卷《少年行》，是基于作家的真实经历所写的小说，又是真实又是小说，开始时我也有点糊涂。确实有小说的虚构，主要表现在其中的爱情故事里，作者在虚构的情节中纳入了南京大学1957年“帮党整风”的一个真实事件，他也以这样的方式纪念他的初恋和他在流放地寄托情感的女性受难者。
上卷中有大量的家族史料，充实和加重了故事里纪实的分量。我们看到这个少年人，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他的成长和內心波澜，反映出作者的亲身经历。魏燮中，本是簪缨之族的后代，而且是独生子，深受祖父母的疼爱。在现代中国，一方面，战乱裹挟了所有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轨道；另一方面，新旧文化观念相互冲击，让他的父母各自成为不同于传统角色的男女。魏燮中的母亲受到现代教育，她不愿意为大家庭赋予女性的责任所束缚，毅然离婚，追求自己独立的情爱。他的父亲性格孱弱，不敌商场风险和情场关隘，以至于轻生弃世。此时，魏燮中尚未成年。这个失去父温母爱的孩子，还早早就背负了将来必须赡养祖父母的家庭责任。
看到这里，读者是不免会为这个孩子揪心的。可是他是这样的敏感，想象力充沛，这样执拗地想要把握属于他自己的人生。像被大风刮得东倒西歪的小树，他勉力承受着家庭变故的凄风苦雨，依然立志于谱写自己的青春之歌。
但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毛泽东时代，这样的人生却没能写成励志故事。因为他那年轻人的欲望和才情，还有他不愿意被装在套子里的个性；反右运动的巨爪轻轻一拨拉，就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我读过的反右亲历者回忆录使我一再想到，1957年春夏之交，哪里多少真要与执政党“分庭抗礼”者？大多数青年人，都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而响应号召，参加了鸣放。有的人被划“右派”，甚至根本没有鸣放言论。像本书作者这样的大三学生，连学费都要亲人筹措，老人还急等着他就业养家，在反右中，他不过是顺应形势给班干部提了意见，哪有“反党”可言？
现在用无动机、无反骨来为那一代蒙冤者辩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那些对执政党提出了批评言论者，那些要求监督，反对极权专制者，就该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吗？换言之，如果我们去区分罹难者个人的行为差异，这就屏蔽了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作用。
我在推荐陈星、牛立华、茆家升的回忆录时都分析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是在批量生产“敌人”；即把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人戴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其中无数人身陷囹圄，不是因为他们有言语瑕疵；而是因为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发起运动的人要用这种制造敌人的方式，维护“阶级斗争”话语，杜绝一切异声，驯服社会和个人。这种一个领袖、一人意志的专政，被理想化为“无产阶级专政”。
我想到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他经历了纳粹时代的集中营，他认为：死亡集中营是一种世界观的产物，因而也必然引出严重的后果。他在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中，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他问的不是人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在这里活下去，而是人有多大的勇气，才能把人糟蹋成这样。为这本书作序的詹姆斯·伍德写道：莱维有时候会提到，他感到一种更大的羞耻——耻于生而为人，因为正是人类发明了集中营。对于莱维而言，善本身是可感知、可理解的，但是邪恶是可感知、却不可理解的。
同理，从暴力土改对乡村绅士阶层整体的剿灭，到镇反期间严重失控的杀戮；从肃反到反右……都有大量的案例，属于无罪枉判和轻罪重判。而一旦被贴上某类政治敌人标签（即通行说法“戴帽子”），这个人具体的生命史就被一笔勾销了。在毛泽东时代，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党法不分，以党代法，尤其是反右以后到“文革”期间，司法系统更是被严重破坏，那些被逐出城市、驱遣到政治贱民群体的所谓地、富、反、坏、右……数以百万计的“五类分子”，他们所经历的痛苦，被记录下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回到前面引述的邪恶之不可理解，我觉得是在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上，不能理解人之为人，会失去判断是非的理性标准，指鹿为马。人怎么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这么做呢？这违背了人这个概念的本义——人应该是理性的，这使人区别于动物。而普遍发生的非理性，人与人斗，将人们的言论断章取义，统统归结为“反党”，这里没有任何符合理性的逻辑，荒唐得不可思议。在第二个层面上，从施暴者加诸受害者的暴力来考虑，例如辱骂、不拿人当人的各种形式（想一想让“坏人”戴高帽子、游街以及酷刑折磨），除了让痛苦的人更加痛苦，实现不了任何利益，纯属为了折磨而折磨。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人们的生存要以毁灭他人为前提，这是荒唐难解的。
当我们说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善是超功利的，假定功利性是一个很低的底线，它本身起码有合理之处；而纯粹的恶却连功利目的也不要，变成为恶而恶；这个现象，很难用一般的理性概念去分析。
然而问题又在于，由于对邪恶的无知，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能力被大大地削弱了。它不能防范恶的影响，而且不能让我们自己免于协同作恶。
今天我们读到一些幸存者的故事，因而了解到，在一场接一场暴力加持的政治运动中身为受害者的悲惨处境。想想胡风案、潘汉年案、《上海生死劫》中郑念一家、《一滴泪》中巫宁坤一家……当事人如何在孤立和绝望中度过漫长的岁月；更不必说，有些人没能幸存下来。那个时代，在规范人的思想、划分敌人的类别以及置其于死地方面，肇祸者何止是发明了集中营，他们还创造了层出不穷的恶的形式，并使其无远弗届，遍布于社会各个阶层。
那我们怎么能不去理解恶呢？理解在这里，首先是去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
我比魏老师晚生了十几年，在1960年进入小学。我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文化教育，已经是政治主导一切，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到“文革”初期，人人都要接受政治审查，小学毕业生也不例外。那时的政审栏目有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每个人必须填写父母与亲属中有没有人属于“杀”“关”“管”者，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处决者、关押服刑者和被管制者。如果有的话，那在升学和就业时，首先就要受到限制。如此社会氛围下，谁还敢打听遥远的监狱里囚徒的命运？绝大部分人避之唯恐不及，他们的亲人也因此受到牵连，备受歧视。他们的遭遇，在公众视野中是被屏蔽的。
由于这种无知，我们这一代同样成为时代的祭品——那样热忱地拥抱阶级斗争，在“文革”中反文化、反传统，批斗敌人，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可悲的是，我们的善良和人性都被导入到错误的方向；对那个以理想国的面目出现的恶，没有任何戒惕。
当年的魏燮中，和后来的我们还不一样；他还不是那样盲目和积极地投身到反右运动中去的，而是因为不满于管束思想、压抑个性的校园生活，对学生党员干部提了些意见。他猝不及防地被划入右派行列，想逃出命运的罗网，结果成了“人民公敌”，被抛到青海的柴达木盆地。
最后一张全家福，前排左起：继父胡志文、母亲钱福田，后排左起：魏燮中、妹妹胡冰冰，摄于昆明，1957年春节。再过几个月，照片上两位男性都被打成右派，并关进监狱。继父胡志文原本是大学教授，后在他所劳改的煤矿病故。此后再也不曾有如此的全家福了。魏燮中供图。
对于一个不过二十二岁的青年来说，这仿佛是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述过的：
一个人掉进海里了！
有什么关系！船是不会停的。风刮着，这条阴暗的船有它非走不可的航程。它驶过去了。
那个人没了顶，随后又出现，浮浮沉沉，漂在水面，他叫喊，扬手，却无人听见他的喊声。船呢，在飓风里飘荡不定，人们正忙于操作，海员和旅客，对那个落水者，甚至连望都不望一眼了，他那个可怜的头只是沧海中的一颗粟而已。⑪
比大多数落水者幸运的是，魏燮中经历了这一切，他爬上了岸；带回了鲜为人知的故事。赵翼有诗曰：“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前一句易生歧义，与“多难兴邦”一样，经不起推敲；但后一句是确实的。对那场人为的灾祸进行审视，将之钉在人类记忆的耻辱柱上；不仅需要亲历者的观察体验，而且需要穿透经验的文采和笔力。而这也并非是不幸本身所成全，而是作者以他贯穿一生的追求，终于实现了写作的社会责任。
四 柴达木秘史
作者在第二卷《荒原的隐私》里，记录了自己在柴达木的格尔木（1958-1965）、德令哈（1965-1980）两个劳改农场的经历。他曾在农业队、试验站、木工组、医务所、水利工程队、筑路队等多个劳改场所干活。到达格尔木不久，他遇到了一位本家队长——说不清是命运青睐还是干部的恻隐之心，他这个年轻的大学生，被提拔为统计。他因此躲过了成年累月的超负荷劳役，较一般犯人多一些行动自由，得以在最难熬的大饥馑中存活了下来。简言之，他当上了协助干部管理犯人的“牢头”。因为这种角色身份，他的视角不仅是在犯人群体，同时也得以延展开去，看到了更多隐秘的角落。
我在青海游走时，造访过当年的香日德农场旧址。在那里，依然有1950年代从上海发配此地的刑满就业人员。我敲响一位退休老职工的家门，所谓家，其实就他一个人。这位老先生已经八十多了，来自上海，一辈子都没有成家，晚年孤身住在农场的廉租房里，谈吐非常谨慎。我向他请教农场的历史和他自己的经历，他疑惑地看着我，问道：那些事情，可以讲吗？
我问：什么事情不可以讲？
他问：那些饿死人的事情，可以讲吗？
这是一个幸存者的疑惑，对那未经深入讨论的大悲剧，依然心有余悸。他怕的不是这个话题本身，而是怕讲出来以后被追究，那是风烛残年的他无法承受的，因此我这里也不能不隐去其名。
海西州都兰县原香日德农场旧址，就业人员家属居住在这个院子里。留下背影的这位女子来自广东韶关，她的丈夫原来是香日德的劳改犯，已病故。2023年11月，艾晓明摄。
大饥馑过后，这位也是因言论而被治罪的青年工人，随青海湖农场幸存犯人，调到香日德农场。他说，胆敢逃跑的犯人冻死在路上，尸体被抓回来，靠在囚舍的墙边，以儆效尤。我想起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陆犯即来自青海湖农场；后来张艺谋将这部小说结尾的二十多页拍成了故事片《归来》。导演只选择了陆犯回家后的情境展开故事，他明白，陆犯的劳改经历是禁忌，不可能通过审核。
青海劳改的沉痛经历，不应该仅仅沉积于受难者的内心，但它被国家记忆所屏蔽，也被流行艺术绕开了，仿佛某种见不得光的个人处境，是不能揭开的“隐私”。在魏燮中的作品里，隐私成为一个政治隐喻。荒原有什么隐私呢？成其为隐私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劳改痛史，但它不是国家叙述中的改造罪犯的凯歌，而是被国家暴力摧残的贱民史，也是知识分子命运的哀歌，还是个人心灵被扭曲的变形记。而被看作建造沙漠粮仓的功勋，实际上给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破坏。在青海从事了十六年公安工作的尹曙生写道：“开荒越多，死人越多，经济损失越大，开垦出来的耕地很多不能种庄稼，把草原变成了荒漠”，⑫ 魏燮中在回忆里以更为详实的描述，呈现了劳改犯人在“大跃进”期间垦荒的艰辛和人力物力的浪费……他所亲历的血泪、黑暗、荒唐和残暴，不能进入伟大光明的叙事，这些，可不就是隐私吗？
在作者讲述的犯人故事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人根本就不应该被定罪。这是些什么类型的犯人呢？
一类属于“政治犯”，当时的标签为 “反革命”，其中又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前者为原国民党政权下的党政军工作人员，后者多为领导不喜欢或表达过对现实不满的人。
另一类属于刑事犯，政府以治安或净化社会为由，将一些犯有过失或罪行轻微的个人清理出大城市，充实劳改大军。
大部分犯人中，真正名副其实的罪犯，其实很少。而在现代的读者看来，即使魏燮中自己也很排斥的同性恋者，仅凭其性取向，也不应该被治罪。
然而一旦沦为人犯，除了认罪屈服，没有任何申诉的出路，更不可能逃出去。
现在网页上还能查到德令哈农场早期的领导干部陈复生的回忆，可以佐证五十年代该农场犯人之多和劳役之严酷。他写道，在1955年，德令哈农场创建一年以后，“全场四百多名干部，管理四五万犯人。”由此可见，当年的农垦大军，主体人群是犯人而不是其他人。全场每个干部管理的犯人，高达一百人以上。而陈复生所在的农场五站，三十八名干部管理八百多名犯人，管教与犯人的比例虽然低了很多，但这是个农业队，耕地达13，500亩，劳动极其艰苦，犯人实在受不了，有多人逃跑。陈复生批评说：
有的同志不注意对犯人的教育工作，一味地惩罚，犯人犯了新的错误就加刑，甚至轻易杀人。
有一次，有6个犯人逃跑，管教干事去追，回来时，居然一条麻袋里装了6个人头，把6个犯人全杀了。而且，这位管教干事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不对的。⑬
这里的六条人命没有具体面貌，只是一个数字。而在魏燮中的故事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立了起来，带着自己的历史风尘和个性走近读者。身为犯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感受，那不是管教干部可以写得出来的。什么叫服从管教，不仅是要任其驱遣，而且包含具体的身体姿势：
要想跟管教干部说话，首先必须蹲下，要喊：“报告，犯人某某有什么事需向你汇报”，得到允许后，还要与干部保持三步的距离，这样才能开口。
如此种种，加上你那副劳改犯的外表，很快你就感到自己只是个动物、一头畜生，连算不算是个人都成了问题，还端什么政治犯的架子！
劳改生活，主要就是两个内容，一个是超负荷的劳动，另一个是强迫认罪。在柴达木盆地的劳改环境里，这些囚犯首先被改造得失去了人形：
盆地里空气干燥，沙风强劲，紫外线辐射强烈。劳改犯在野外干活，一天十四个小时。在温润江南长大的人，白皙的皮肤变得黢黑、干裂，黑而枯焦的皮肤继而皲裂，成了鱼鳞状。由于睡眠不足和缺乏维生素，每个囚犯的眼眶都烂成猩红，下嘴唇溃疡成烂白。更由于高原缺氧，人的指甲凹陷，外缘翻卷，稍一用力，指甲缝中便迸出血来。
不仅外表改变了，作者深刻地观察到人们心理的畸变。他在荒原上经历了1958-1961那三年的饥馑，那种饥饿不仅是肉体的折磨，而且带来长久的精神恐惧。与魏燮中同样来自南京的，还有三位抗日军人，一年以后，他们全部在饥饿中死去。其中，孙法官的死尤其痛苦，他已经严重浮肿，而食物被窃则给了他致命的精神打击。
作者写出了极限下囚犯图存的故事，人们在荒野中觅食，与猪、与田鼠相争，在风中追赶沙土里滚动的草籽……这不是野外生存的英雄故事，魏燮中用了冷静和自嘲的笔调，一点不带煽情地写出了那种无望的处境。一方面是残酷，另一方面则是荒诞。
去往海西都兰县诺木洪农场的路上，11月初，已是天寒地冻；当年没有高速，气候更是寒冷。2023年11月，艾晓明摄。
这种荒诞感尤其体现在强迫认罪的故事里，有关“破坏军婚”疑案，找不到判决依据的特务，未经判决的劳改犯，还有《欧根·奥涅金》的接头人，尤其是那个“东风无力百花残”事件……何止是投射出了时代的荒诞，毋宁说，他勾勒了一个精神病、失心疯的世界。在这里，历史不再有连续性，它按照政治需要被切割；文学也不是文学，它可以任意嫁接成敌情。法律、事实依据，这些有关正义的根基全都不存在。这个世界俨然是围绕着一种疯人的想象重新组织起来的，它的中心是神/领袖的偶像和意旨,所有的人都要表达效忠并且视他人为寇仇。这叫一种什么精神病呢？它是反理性的，也是反智的，它以迫害狂的妄想为特征。一方面，由于最高统治者抗拒任何批评，他对自我和处境的认识充满了受害妄想；另一方面，在高墙内武装看押的威逼下，犯人不参与自我扭曲并且扭曲他人，就可能引火烧身，自陷于灭顶之灾。因此，随大流地施虐他人，成为自保之道。在这一点上，如果问题变成非如此不能存活，那么，希特勒的集中营、前苏的古拉格和毛时代的柴达木劳改农场，难道没有相通之处吗？
五 脱胎换骨
在《荒原的隐私》这一卷里，作者写了那些犯人/准犯人二十多年的遭遇。他们在服刑期间奴工式的生存，刑满之后不能返乡，只能终老于农场的哀愁，这些都是高墙外的人是很难窥见的。在当下被呈现为农垦小镇的红色怀旧叙事里，同样是隐身的。
为什么不被看见？因为肇祸者不愿意面对。但事实也许没有这么简单。前面我写过，即使是受害人自己，也并非都愿意讲述自己的经历。一种回答是这样：讲这些有什么意思？已经过去了。还有，讲它来有什么用？至于那些看见过死亡的深渊者，那种难以承受之痛，也令人不愿回顾。
这又是一个悖论，既然有平反文件和宣告无罪的法律文书，为什么他们罹难的处境不能呈现在公众视野里？对魏燮中和很多得到平反的人来说，国家有过正式认错，可是那段历史，远非平反二字就可以了结，因为真相还远远没有得到调查，国家对“文革”前的冤案，没有像对待“文革”中的冤案那样给予经济上的赔偿，也没有追究具体的责任。
因此我觉得魏燮中的作品值得珍视，尽管禁忌是不言而喻的，他保持了自己文学追求的初心。他写了很多犯人的故事，写他们的个性、内心状态和刑满前后的遭遇。这是一个特殊的世界，确实，很多人蒙冤受屈，但他们也不是完美的受害者。人们对付现实的普遍态度是忍受和顺从，而表现形式又不一样，其中很多人格状态，在当代文学的描写中并无先例可循。
说到改造，与之相联系的形容词是“脱胎换骨”。在农场，高级知识分子被改造成了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核物理学家也好，天文地理学家也好，适者生存，他们的知识、教养都被摒弃。故事中的大儒费尽心机，不过是想当个长期的剃头匠来保命，结局依然悲惨。大学生与猪抢食，抢不过倒咬猪一口，活成了民间笑话里“人咬狗”的翻版。成年累月的物质贫困和强迫认罪，囚犯确实“脱胎换骨”了——他们麻木，苟且，在劳动和生活中遵循一套潜规则，连作者自己也长了本事，他学会了耍威风，捆人，斗狠争胜。干部于他们是另一个阶级，犯人对“嫖娘娘”的风流韵事幸灾乐祸，享受着阿Q式的精神胜利。同样，在劳改环境里，被改变不仅是囚徒，也包括干部们。一些干部对知识分子极其鄙视，言语粗暴，恶形恶状。个别干部对病犯的请求置若罔闻，最后直接虐杀了犯人。
外人也许会问，难道就没有英雄吗？就是奥斯威辛，也不是没有抗争的。是的，一个人如果能活得像个英雄，他也许可以像苏联文学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公那样无怨无悔，保尔·柯察金在烈士墓前有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毛时代的年轻人，对这种境界无比景仰：生命应该献给“为人类的解放而作的斗争”。但事实证明，那实质上所要求的，不过是绝对地听话，顺从权力。作者在第一部里所呈现的青年学生个性压抑、人格重塑的过程，已经为第二部的“脱胎换骨”做了预演。那个时代真正的挑战者，如林昭、遇罗克、张春元、刘文辉这样的勇士，后来才被看作英雄，当时都倒在了专政的枪口下。而一般的囚徒，除了忍受，很难有其他的选择。他们受苦，彼此也争斗。毕竟犯人性格各异，是各自带着不同的人生前半场集合到劳改队里的。
在这里，我很敬佩的是，作者恪守了忠于现实的立场，他的描写，不仅是政治的，他写了很多无罪者被枉判的案例；同时也是文学的，他呈现了大量处于道德灰色地带的人们，描写了他们卑微的挣扎。由于超越了罪与罚的是非判断，他勾勒出了一个丰富的人物世界；其中有性格和性心理同样扭曲的管教，有身怀绝技而表里不一的犯人；有人为了挣表现随时随地监视举报同犯，最后对罪了所有人，比别人死得更快更孤独，因为他的积极不仅超越了自己生命的限度，而且加重了同犯的痛苦；又有超脱世俗的僧人，他教给作者要宽宏隐忍；还有明知荒唐依然认真付出、至死方休的陈队长，有那些吃不开的技术人才和为表演细节较真到打架的昔日明星……没有什么大英雄，也没有多少大奸大恶，但犯人、就业人员、干部之间身份不同，彼此的勾心斗角、生存竞争和利益冲突，酝酿出农场里特有的人生戏剧，匪夷所思。作者置身其中，也身不由己；他描写了人在其中可笑复可悲的情境。
例如，他写自己在医务所的遭遇，那时他已经刑满就业。阴差阳错，一个学农的人当上司药；他成为就业人员中的佼佼者。凭着与医药物资的接触，他有了自己的门道，优先解决了妻子的户口问题。而他享有的优越地位，却与他的顶头上司尹所长难解难分。这个尹所长，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给上级输送利益，作者在他治下，为保住医务所的工作，被拿捏得死死的。他写道：
我除了变成一条狗、一头猪之外，还能怎么样？劳改十几年，我已懂得了，我不过是个极其普通、极其卑微的小人物。
但在这革命年代的劳改农场，作为一个劳改释放犯人，我没有能力去反抗，我也经不起同流合污的诱惑。
《追表》和《探亲途中》也是两部精彩的心理戏剧。一方面，身为“三类人员”，地位极其卑微；跋涉几百公里去要债，随便遇上一位干部就被关进了囚笼。他不甘被人歧视，多般克制自苦，只为掩饰身份，维持自尊。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所写出的冲突，不仅是在他与不公平的命运之间，也在他与同类的个性差异中。卑贱者中有更潦倒者，遭遇霸凌时，尽管大家都是刑满释放者，但依然有人宁肯忍气吞声。在列车上，他为受欺负的难友抱不平，尽管理直气壮，那出气的方式又有点似是而非，令人哭笑不得：他对那自我炫耀的某作家大吼一声：“你在听什么？”这逻辑，实际也借用了整人者的话术（暗示我知道你在听“敌台”）……
从这两章以及后面描写就业人员的婚姻故事里，读者都可以看到，几十年的“脱胎换骨”，对人们心性的改变多么深刻。“那男人的谄笑和女人的惊惶”，那在圣约翰毕业的戴老师那里藏了十几年的一包赃物——妻子与干部私通而得到的白糖，那些隐忍与多年后的爆发……无不是“脱胎换骨”背后的人生戏码。而作者以冷嘲热讽来写，悲剧亦带有几分喜剧色彩。
六 告密与报应
即使就写到这里为止，《荒原的隐私》也是一部劳改题材的佳作了；可贵的是，作者把自我的变异纳入其中。他深刻反省了自己曾经主动揭发他人的行为，他的描写呈现了囚犯的另一困境，这一困境，既是生存的，也是道德的。
揭发批判，在毛泽东时代是普遍现象。哪次整人运动不是从“发动群众”揭发他人为开端呢？揭发和告密有相似性，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揭发通常是公开场合下的行为，告密也属于揭发，但往往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地举报一个上级尚未知晓的“恶行”。
在专制治下，揭发与告密是惯例，也是美德，是政治认同的必要程序。作者在第一部里描写了自己的大学时代，那些“组织生活会”、会前会后的交心谈心以及书记手里秘密记录的小本本，都是倡行这种“美德”的基础课，即把忠诚老实当作政治道德，以“革命”“进步”“向组织靠拢”的名义，各级党团组织都要求学生毫无保留地敞开思想，检讨所有与党的要求不符的言行。
我们今天说到的“告密”，是为人不齿的行为，这种负面意义上的告密与过去的含义不同，极权治下的监控是由揭发、告密等胁从行为形成的人际链条；对告密行为的否定，建立在呈现其伤害性后果的事实基础上。众所周知的束星北的故事，还有章诒和所写的文人告密与“卧底”故事，都是如此。告密者因此才被看作是可耻的，是道德败坏的典型。然而仅仅谴责告密者个人，这也是不公平的，理由首先是在于，政治告密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而在言论自由的社会，政治反对与异议批评，并不构成秘密，也不成其为罪行。再则，如果仅仅聚焦于告密者个人的道德失守，会为权力机构和制度解脱责任。
要了解告密现象，非常需要听见告密者自己的故事，如此才能得知，个人在怎样的心理状态下成为了权力作恶的工具。还有，如果事先已经得知，自己的密告一定会对另一个人不利——在很多情况下，其所密报的对象是亲密的同事、朋友，非如此不能靠近那人而知晓其“秘密”；那么，告密者是如何克服了内心障碍而跨出了这一步呢？告密的心理机制又是怎样的？
然而，由告密者自己来讲的故事并不多见，因为个人对告密/揭发他人的行为进行忏悔，殊为不易。前曾提到，对告密行为的道德评价，在过去和现在不一样。同理，曾经的道德失守，与一个人当下的公众形象不同；一般人都会在意社会评价而却步，这也是人性的常态。还有，如果脱离历史语境来看，曾经的不善会变得格外突出。官方尚未被追究责任，个人更可以此为由，不去自曝其丑。
但在这本书中，魏燮中摒弃了所有那些可为掩饰的理由，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以自我解剖的勇气，揭示了促成告密的行为动机，写出了告密又因人告密而再度系狱的亲身经历。
《荒原的隐私》第十四章，题为《改善从恶》，如前所述，那个时代全部的劳改故事，其普遍结果都是如此。首先，将无罪的人治罪，已经重新界定了这些人的身份，完成了制度所需要的改善从恶。接下来，强迫认罪、自我丑化和彼此监控，无不是在惩善扬恶。具体到作者的处境，那推动他去告密的力量，依然是强大的权力；但他之所以迈出这一步，也有自私的考虑和软弱。
在这一章里，表面上看，两个青年因为共同的文艺兴趣而接近。在大饥馑的特殊时期，他们必不可免地议论了时弊。这种口无遮拦的议论，事后想起，自己把自己吓住了。为防患于未然，作者先发制人地举报了朋友刘。
这是出自恐惧的一次沉沦，孤立地看，当然是可耻的。然而它所投射出的则是制造恐惧的制度阴影。由于普遍的以言治罪，使得人们不断巩固了自我审查机制；这种机制让一个人的自我分裂，让他无法面对内心的声音。既然所有的批评、异议，注定导向毁灭；那么，这种社会教育一定会滋生怯懦和背信弃义。在生存和毁灭两种结局面前，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基于生存需要而屈从的自我，主动起来反制那个表达真实的自我；因为后者是弱小的，那个压制它的自我却有强大的制度支持。更不必说，这是在劳改环境，囚徒都是戴罪之身，罪上加罪不啻是自取灭亡。
这几乎是一个卡夫卡式的戏剧性场景，作者以他讲故事的才能和讽刺性描写，呈现了双方对命运无法自主的可悲处境。“我的朋友刘”，抓住了我的不满现实的证据，有能力置我于死地；但他已饿得形同死尸，受着求生本能的驱动，他“绝望而谄媚”地向我发出求助的信号。而那时的我，同样为了生存，为了避免被他拿住言论把柄先行举报我，干了一回恶人先告状的勾当。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得利者当然是制度的执行者，他们深知犯人的脆弱，只要抓住他们的心理弱点，就能将两个人都控制在手里，还能震慑所有犯人。结局不用说了，刘被加刑三年。
接下来，在《报应》一章里，我们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刑满释放后，作者被同样热爱写作的密友告发，重新收监，获刑四年。命运是如此诡计多端，你践行过的恶，他人给你回报。
感谢作者的冷静描写，他为我们揭开了因恐惧而告密的心理机制。联系魏老师的故事和其他类似案例，读者可以看到，告密与良心的冲突开始是这样解决的，一个人在决定告密的时候，有几个因素可以让他感觉在心理上免责：第一，他的立场与权力的立场是一致的；如果说某种言论有罪，制定罪责的标准来自上级，并非他的能力所及。故此，他对举报友人的言论并不感到亏欠愧怍。第二，他并没有诬告，他列举的言论是真实的，因此也是存在的。他只是公开了此人说过的话，并没有编造；因此他也不必承担良心责任。第三，他举报了，但是他不负责举报的后果。不管会发生什么，都和他本人无关，因为他本人并没有送人坐监的权力。第四，他之所以举报，是因为他要与该人划清界限，免得承担他必须继续救助朋友的义务。第五，由于他举报有功，他所说的同样言论，就可以逃避被问罪的结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不是监狱里的铁律吗？
我们不妨说，作为囚犯，这种自保的心理，这本身也是可悲可悯的。但作者写道，几十年来，这件事压在他的心头，令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故事中可见，首先是他自己尝到了被朋友告密的苦果。接着，在狱中，他遭遇了被他密告的刘，四目对视之间，他在对方凛然冷冽的目光前，心灵受到震撼。刘并没有像他曾经想象甚至希望的那样死去——如果这朋友真成饿殍，自己的密告不过是多此一举，同样也可以免责。不曾想刘却活下来了，而且在监狱里狭路相逢！
从作者描写的情境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前面列出的告密免责五点理由，原来都是站不住的。若言者有罪，谁能逃避掉被他人告密的可能？告密者与受害者，这种角色会转换，每个人都会被同样的方式加害，如同报应。而协从作恶，无论是否出于恐惧，它通不过良知的准绳。当人面对友情破裂、受害人的的敌意和鄙视，由此产生的愧疚感，自我尊严的丧失，都是其心理后果。“以革命的名义”告密，但这“革命”不仅不会保护告密者，而且还会更方便地碾压双方，以彼此互害来恶化各自的生存处境。被牺牲的，是社会道义、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
同样的环境下，有可能抗拒协从吗？从魏老师的故事里可以看到，人是可以做出不同选择的。后来在“文革”中，作者再经历“东风无力百花残”事件时，他就声东击西，力保难友得免于杀身之祸了。吃一堑，长一智，也就是说，当看清了那罪恶的陷阱，拒绝协从作恶，这是可能的。
而这本书更是一个明证，多年以后，通过如此坦诚的写作，魏老师完成了内心世界的激浊扬清，也给读者留下了启悟。
七 旧伤新痛与记忆
在寻访青海劳改幸存者的过程中，我最近的一次遭遇是这样：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邹先生给我发来短信，他说愿意把自己多年前写成的回忆录手稿交给我。我是从他的朋友熊先生那里得知他写过回忆录的，他是邹先生的老同学，见过这部手稿，写得整整齐齐，装在一个纸箱里。但是后来他再问到回忆录时，邹先生说撕掉了，没有了。
得知邹先生并没有真的撕掉手稿，我不禁喜出望外。从武汉启程到达目的地是一千二百多公里，结果，我不仅没有见到邹先生，而且，连门也没有敲开。原来，有关方面监控了我们的通信，早已登门警告，不许他见我，更不要说阅读手稿了。
现在，我已经失去了找到这部手稿的线索。邹先生拉黑了他的大学同学，也与农场难友断绝了联系。那些上门的维稳人士是怎样恐吓了他呢？我不知道。我担心的是，经此阻挠，邹先生可能真的要撕掉手稿了。
我举出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即使将自己的劳改经历留存在文字里了，手稿也可能散失甚至荡然无存。邹先生在四十多年前就已经平反，离开了德令哈农场，但他从来不敢公开自己写有回忆录这件事。而到他垂垂老矣欲交付后人时，果然，那个时代的阴影瞬间就扑了过来。屹立在柯鲁柯小镇上的偶像以及背后那永放光芒的标语，原来并不空洞，它依然具有强制的力量，一下就扑灭了邹先生燃烧在回忆中的最后那点余火。
如果邹先生在将回忆录雪藏了四十年后，还是不得不毁了它，后世的读者便永无机会再读到他的痛史了。身为德令哈劳改的受难者和幸存者的一员，他所留下的记忆空白，无人能够弥补。
我还想到近日读到的另一篇文章，宣树铮所写的《苏州一同志》，⑭ 标题中的这位“同志”——许君鲸，因毛泽东在批判胡风材料中的御批而成为钦犯，曾经被押解到青海的唐格木劳改农场，几年后回苏州原籍监督劳动。二十五年后平反，他只求恢复党籍和安排工作。又五年后，他退休；再过三年，他竟投缳而去，年仅六十三岁。对于自己遭受的迫害，许君鲸从来不愿意谈，更别说留下文字了。可是，即使不写一个字，他的伤痛并没有放过他，最终还是那苦难的记忆，紧紧地勒住了他的脖颈。
记忆带来折磨，记忆也是脆弱的，一位耄耋老人的记忆尤其如此。生命的终点是失忆，失忆甚至先于死亡而发生。文字也是同样，即使写在纸上，纸墨不敌焚书坑儒的继承者，不敌强权威逼和岁月侵蚀。毁灭一部手稿，如同让作者和后人进入强制性的失忆，一部手稿在强权下的存亡，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魏燮中与读者朋友谈往事，2023年4月，艾晓明摄。
在《荒原的隐私》中，魏燮中写下一段铭心刻骨的感受，有关旧伤新痛与记忆：
一眨眼，半个世纪过去了，五十年这当儿，至少有两三代新人出世。然而于我，时间有时仿佛停滞，当年的旧伤突如其来，让我感到撕筋裂肤般的痛楚，痛得我呆若木鸡。而过一会儿，这伤痛又会无端自愈，平复得毫无痕迹。这样发作突兀、消去快捷的旧伤，别人看着奇怪，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那是来自荒原的隐秘消息。它在我的血肉里、骨髓里发作着，提示着我：要保全对往事的记忆。
这痛感，应该成为一声警号，警醒我们去捍卫记忆。
已经写出、留存下来的回忆录，出于个人经验的有限性，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譬如魏燮中的回忆，其中洞见的力量，我前面已有分析；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作者有所不见而写得浮光掠影的。例如他提到的那些女劳教，还有那被家暴的哈萨克女子……她们真实的生命创痛，对于身为旁观者或者情欲故事消费者的男性，显得相当隔膜。未被写出的故事，需要我们继续发掘，寻找新的见证。
在修订本书的过程中，我和魏老师有过很多交流，感谢魏老师的坦率和宽待，他接受了我对叙事结构、章节标题的修改建议，也容我对全书中语句的瑕疵做了修正。为回应我对纪实与虚构的一些意见，他在后记中对第一部中的爱情故事做了具体的解释。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一位九十高龄的师长留给后世的赠言。读者从一个孩子的童年开始，进入他的世纪沧桑。如果有一天，这部大作和其他幸存者的回忆录，能进入到国家图书馆和德令哈的农垦博物馆；如果受难者的叙述能够在那些监狱遗址呈现出来，带来对历史的反思；我相信，那些散落在德令哈、消失在柴达木旷野上的亡灵，就能真正终结他们的青海苦旅，而不是在“改造罪犯”的颂歌里化为无形了。
时光飞逝，本书所描述的那一代人，绝大多数都已离世，无论以何种方式。我们已必不可免地失去了倾听更多亲历者的机会，因此，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也要再次向魏老师致敬，感谢他留下了宝贵的回忆。在当下的宏大叙事中，这份个人记录也显得不合时宜，说不定会招来风险和压力。不过，与邹先生的手稿那样命运未卜的遭遇是不会有了。现在，保护和传递这回忆的责任，转移到了读者手里。
2025年5月6日完稿，10月16日再改。
注释：
1.袁凌：《消逝的五座劳教营》，https://nodebe4.github.io/mjlsh/1989-06-04/%E8%A2%81%E5%87%8C-%E6%B6%88%E9%80%9D%E7%9A%84%E4%BA%94%E5%BA%A7%E5%8A%B3%E6%95%99%E8%90%A5/
2.《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3.尹曙生：“青海省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办劳改农场、工厂，到1957年底的7年时间，共死亡‘三类人员’1363人，占这个时期‘三类人员’平均人数21304人的6.4%，每年平均死亡200人左右。而1958年到1961年死亡的‘三类人员’占平均人数的30%，死亡率增长3.7倍。创造小麦亩产‘世界纪录’的赛什克农场，1958年死亡‘三类人员’215人，1959年死亡307人，1960年死亡826人，1961年死亡133人。占‘三类人员’总数35.2%。创造‘奇迹’的第一生产队共死亡‘三类人员’357人，占‘三类人员’总数的40%。”详见尹曙生：《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原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另见https://www.aisixiang.com/data/55828.html
4.向承鉴：《炼狱归魂》，博登出版社，2024年，第479页。
5.同 ② ，第1-2页。
6.同 ② ，第3页。
7.《青海省志·人口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人口志》，西安出版社，2000年，第15页。（需要继续核对《少年行》中注释定稿）
8.同上。
9.⑦ ，第17页。
10.丁酉：《禅灯》，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11.雨果：《悲惨世界》第八章《波涛与亡魂》的开头，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https://weread.qq.com/web/reader/87b32c707187836c87b1b12k816321803191816b112c3ab
12.同 ③ 。
13.陈复生：《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29页。另见文章网页，陈复生：《我成了大老虎》，
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58
14.宣树铮：《苏州一同志》，《人文中国》，https://humanitieschina.substack.com/p/1d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