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 每一个政治笑话都是一场小型的革命
編者按：笑声则令他们心虚，令他们怀疑哪里的画皮露出了破绽，哪里的谎言露出了马脚，哪里的形象工程露出了豆腐渣的实质。本文為書評專欄作者羽戈文章，首發。
缅甸人开玩笑说，乔治·奥威尔写缅甸的书，不止一本《缅甸岁月》，《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虽然不着缅甸一字，同样与缅甸有关，这三本书，应该合称“缅甸三部曲”。他们还尝试解释：为什么说《动物农庄》是一本“很缅甸”的书呢？“因为它讲述了猪和狗统治国家的故事！那正是已经在缅甸发生了很多年的事情，直到今天。”至于《一九八四》，“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是没有‘主义’，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威权主义。这是一本关于权力和权力滥用的书，清晰而简单。”在缅甸，也许没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他们有什么必要去读？他们已经每天生活在《一九八四》里。”
听完解释，谁还能笑出声来呢？缅甸三部曲之说，道尽了奈温、丹瑞等军人所统治的缅甸最残酷的一面。这绝非缅甸人往自己脸上贴金，我更愿意理解为，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书写，具有一种普遍性，或者说，极权社会往往如出一辙，正如自由社会往往各有千秋。《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不仅适用于缅甸，还适用于几乎所有极权或威权主义国家。
就此说来，对于美国记者艾玛·拉金（Emma Larkin）的作品《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哪怕你没有去过缅甸，没有关注奥威尔，读起来未必感到隔膜，反而常有会心之处。有些情节，只需置换地名与人名，便可视作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叙事。这里且不说监控、审查、恐惧和反抗，单论穿插于书中的政治笑话。请看这一则：
一名士兵住在仰光茵雅湖（Inya Lake）畔的临时营房里，与奈温（1962-1988年间执政缅甸）的宫殿式官邸相隔不远。一次午饭时间，他来到湖边看看能够抓到什么可以当作午餐的食物。他钓到一条又大又肥的鱼，高兴地把它扔到水桶里，带回驻地。他决定切些番茄和洋葱，做份咖喱鱼。但是，他在柜橱里寻觅，发现没有番茄，也没有洋葱：柜橱空空荡荡。“没关系，”他想，“我可以用油炸鱼——或许那样味道会更好。”但是，当他寻找食用油的时候，看到瓶子是空的。“我有个主意，”他想了想，“我可以在炉子上烤鱼，虽然简单然而美味。”但是，他去炭箱取木炭，看到炭箱同样空空荡荡。最后他意识到最好把鱼放生，继续忍饥挨饿。他回到湖边，将依然活着的鱼扔回水里。鱼儿高兴地摆着尾巴跳起来，欢呼：“奈温万岁！”
把开头和结尾的“奈温”改作“斯大林”，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苏联笑话。
牙医的故事，我不仅见过苏联版，似乎还见过东德版：
曾有一个缅甸人，一路跋涉去邻国看牙医。当他抵达牙医的诊所，牙医对他不畏漫漫长路专程赶来感到惊讶：“在你的国家没有牙医吗？”“有啊，有啊，我们有牙医，”他回答，“问题是，我们不能张口。”
拉金的作家朋友说过一个流行的缅甸笑话：
当我拿起一张报纸，第一件事是翻到最后一版，阅读整张报纸当中唯一可信的新闻：讣告。
这一幕，显然通行于所有极权主义国家，有时，报纸可换作新闻节目，“讣告”可换作“天气预报”。
对此，不必争论谁是正品，谁是山寨，谁抄袭了谁，谁克隆了谁。还是那句话，天下极权是一家，极权者纵有千般面目，却只有一颗心脏，极权主义的运行逻辑，更是千篇一律。进一步讲，极权就是极权，不分东西，不分左右。同为极权国家，苏联一向被视为左翼，纳粹德国则被视为右翼，然而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笑话，大多可以互通。试举两例：
1943年冬天，寒冬赈济组织的海报上写着：“不能让一个人挨饿受冻！”一个工人看到后，对另外一个人说：“啊，这也不让吗？”
有个人想自杀，去上吊，但是绳子的质量太差，人刚挂上去，绳子就断了。于是他想放煤气自杀，但是煤气供应被切断了。最后他只好靠他的配给卡苟延残喘，而这次他却一下子成功死去了。
你觉得这是在嘲讽哪个国家呢？
这二则笑话，出自鲁道夫·赫尔佐克《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一书。这本书可不是单纯的笑话集，如德国版的《笑林广记》之流，而接近一种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诚然，如赫尔佐克所云，政治笑话并不一定是“积极反抗的形式”，有时则属“积聚起来的民愤的一种发泄”，而且一些政治笑话所宣扬的宿命论令人沮丧，毋宁在消解来之不易的批判精神；不过大体而言，政治笑话与自由、批判和反抗息息相关。对此最有力的论证，不是来自正面，而是来自反面。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说：“开政治笑话是一种自由的残余物。”“政治笑话要彻底铲除，连根拔掉。”——前者可视作关于政治笑话的最佳诠释。
胡适曾拿怕老婆的故事之多少，推测一个国家的民主度，以此类推，不妨拿政治笑话之多少，以及流行的方式，推测一个国家的自由度。如果一个国家，公众可以在街头、广场、媒体等公共空间大开执政者的玩笑，足见言论自由的普及；如果政治笑话只能在饭局、床笫等私人空间私下流传，那么民众即便享有言论自由，怕也相当稀薄；如果连政治笑话都不允许出现，或者一旦出现，便与刑罚挂钩，这样的国度，断无言论自由可言。
以笑话管窥政治，先贤早有发明。鲁迅云：“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我不知道穆勒之言源自何处，不过，容许冷嘲的政治，绝非专制，真正的专制，不仅不准冷嘲，甚至不准沉默，不准道路以目，而必须人人赞美，人人颂圣，谁的声音小，谁的态度不够虔敬，便可能构成政治罪过。基于此，可知政治笑话恰恰代表了一种言论自由；从戈培尔的视角看来，便是“自由的残余物”，即纳粹治下的漏网之鱼。
在此，自由不仅是形式，还是实质。因为，拿执政者开玩笑，往往意味着对权威的嘲弄与对合法性的解构；敢于开执政者的玩笑，至少是一种勇气的表现，这暗示民众不再匍匐于权力脚下，而挺直了膝盖和脊梁，平视、俯视那些貌似高高在上的肉食者。与此相应，对一个政权而言，它们对笑声的恐惧，远甚于泪水，悲情从来不是专制社会的解药，奔涌的眼泪反而会刺激权力者的施虐心理，相反，笑声则令他们心虚，令他们怀疑哪里的画皮露出了破绽，哪里的谎言露出了马脚，哪里的形象工程露出了豆腐渣的实质。
奥威尔说过：每一个政治笑话都是一场小型的革命。
2017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