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 | 我到為植種
──《最後一課》推薦序
編者按：“我最為意難平的，是四位老師最後都不得不離開家園，為的是保有一片思想自由的空間。可是，即使社會肅殺至此，在告別大學講壇之際，他們始終沒有懷憂喪志，而是鼓勵學生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更要堅守大學求真求善的精神。是的，天愈黑，星星便愈要努力，不讓黑暗吞噬希望。”本文為周保松最新專欄文章。
這本書，收錄了四位來自香港的大學教授的最後一課。其中陳健民和邢福增教授的兩場，屬於香港中文大學的博群「思托邦」講座系列，由我策劃和主持，有數百師生校友出席，場面感人，並在校園內外引起巨大迴響。張燦輝教授的講座，則在網上進行，我有幸參與其中，和眾多中文大學哲學系同門一起，再次聆聽老師對死亡和生命的反思。至於陳祖為教授的最後一課，不是發生在真實課堂，而是在他離開香港大學以後，於臉書寫下的臨別寄言，分享他的教學點滴和教育理念，引發許多舊生的共鳴和回應。
我和四位前輩亦師亦友，很榮幸參與和見證了他們的最後一課。飛地現在將四篇演講辭結集成書，讓更多人有機會讀到幾位老師對學術與時代的思考，以及對畢生教育事業的回顧，實在難得。這些演講的內容和風格儘管各有不同，卻同樣有很深的香港情懷和人文關懷。這份香港情懷和人文關懷，既體現在他們的教學研究，也貫徹於他們的公共實踐。陳健民教授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民主並因此下獄，固然廣為人知，其他三位多年來一直在不同崗位為香港發聲，同樣教人欽佩。在我心目中，他們是真正的公共知識人。
是什麼樣的文化土壤和社會環境，影響了四位老師的人生道路？我有以下觀察。
首先，他們都是戰後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香港有很深的認同，不覺得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和借來的時間」，而是自己的家，因此願意投入一生去經營。對他們來說，要令家園變得更好，就要用心培養出慎思明辨和關心社會的學生，也要捍衛珍貴的個人自由和基本權利，更要致力改變不公義不民主的社會制度。從他們的演講，我實實在在感受到他們和香港這個家休戚與共。
其次，他們都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深受中大的傳統和文化影響。中大獨特的書院教育、通識教育、雙語教育，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學生運動傳統，鼓勵自由探索的校風，以及緊密的師生關係，既滋潤了他們的心靈，也造就了他們的人格。錢穆、唐君毅、勞思光，沈宣仁、余英時、王爾敏等前輩的言傳身教，更成為他們後來為學與做人的榜樣。
最後，他們活在一個極為考驗人的判斷和選擇的時代。簡單回顧歷史，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以降，先是一九八四年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前途問題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結束英國的殖民統治，並確立「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模式，繼而一九八九年發生六四事件，深刻地改變了香港人對中國的態度，接著是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回歸之後，香港公民社會蓬勃發展，民主運動此起彼伏，可惜二零一四年的雨傘運動和二零一九年的反修例運動，訴求遭漠視，抗爭者被清算，香港的命運徹底逆轉。面對這樣的時代挑戰，香港應往何處去，以及知識人該站在哪裡，是無從迴避的大問題。四位老師在演講中，用不同方式告訴我們，他們做了自己的選擇，並且無悔於自己的選擇。選擇的背後，是他們對信念的堅持和對香港的承擔。
我最為意難平的，是四位老師最後都不得不離開家園，為的是保有一片思想自由的空間。可是，即使社會肅殺至此，在告別大學講壇之際，他們始終沒有懷憂喪志，而是鼓勵學生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更要堅守大學求真求善的精神。是的，天愈黑，星星便愈要努力，不讓黑暗吞噬希望。
我們都知道，在最後一課之前，幾位老師早已默默耕耘數十年，培養出無數學生。我特別喜歡弘一法師的〈志別詩〉：「我到為植種，我行花未開。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就此而言，最後一課不是最後，而是另一段旅途的開始。我們都要心存盼望，繼續植種，以期有朝一日，佳色滿家園。
二零二四年八月廿四日
香港中文大學忘食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