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成 | 只應獨立蒼茫，高唱萬峰峰頂 ——悼江平先生

編者按：2023年12月19日，被認為是中國法學界“良心”的中國法學學者江平去世，享年92岁。他是参与起草中国首个民权框架的四位教授之一。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學生民主運動，当时身为中國政法大学校长的他公开支持了学生民主活動。此後，他被免去校長職務。但他依然堅守自己品質：只向真理低頭。這句話也被他的學生們——一代一代法大學生銘記。這篇紀念文章為他的一位學生陳寶成的所寫，發表在其個人Facebook. 《波士頓書評》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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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應獨立蒼茫，高唱萬峰峰頂

——悼江平先生

臺灣的王汎森先生有一本書，叫《天才為何成群地來》。但最近幾年，漢語學界卻似乎到了一個“天才為何成群地走”的時代：生於1920、1930年代的一代學人，海外如餘英時先生、張灝先生、林毓生先生，海內如張思之先生……紛紛與此世告別。

2023年12月19日12時28分，江平先生也永遠離開了我們。這段時間，思想層面的“虛空”逐漸擴大；而將所知所感付諸文字並如實記錄，則應當是後來者、親歷者的責任：當此時空，理應當仁不讓、舍我其誰。

感召

最早知道江先生之名，是25年前的1999年。高考前我曾讀到一本指導如何填報志願的書，其中收錄了法大九六級陳光、九七級邊國來、九八級韓曉潔等人的文章。就是這幾篇文章說，地處北京昌平的中國政法大學，有位老校長叫江平，他說了一句話叫“只向真理低頭”；某一年的畢業典禮，先生沒有到，學生們竟然高呼他的名字，久久不散……

“西北有高樓”，亦有大師。於是，報考這所學校，感受這樣的校長，就成了我的志願。為此，我不惜在當年放棄了其他本科院校而複讀一年，後來終於實現了這個想法。

現在看來，“只向真理低頭”，彰顯的就是江先生巨大的人格感召力。25年前，通過法大師兄師姐們的文字，江先生這句話就輾轉傳遞給了當時的鄉村少年；但在有意無意中，這句話為為數眾多的“少年”領航一生。

求學

大學期間，我們班的兩位民法老師龍衛球教授和費安玲教授都是江先生的親傳弟子。從這個意義上說，江先生是我們班同學的“太老師”。忝列門牆，我何其幸運。

當時的法大素有“中國民商法大學”之戲稱，這當然拜江先生與他所在的民商法專業雄厚實力所賜。求學四年，在公開場合見到江先生的機會不少。雖然已不擔任行政職務，但江先生教職在身，後還被評為終身教授，因此經常在各種論壇、講座、開學和畢業典禮中現身。只要不偷懶，多留心，學生們經常可以聆聽到江先生的觀點。

現在還能想起的，比如在經濟法系（後改名民商經濟法學院）主辦的民法典論壇上，他與楊振山先生等人的一系列儻論，大有華山論劍之風，直接塑造著若干年後中國民法典的靈魂。

不過身為民商法教授，江先生的發言和舉動卻常常指向憲法等公法領域。記憶深刻的如，2003年修改憲法時，他呼籲人權入憲、落實憲法，鼓吹限制公權、保障民權，“對公權力而言，法無明文授權不可為；對私權利而言，法無明文禁止即自由”。這深刻啟蒙並影響了當時的法大學子。

此外，他還曾身體力行，2001年代理青島三女生狀告教育部高考指標分配不公；作為超級球迷，他與中國足協一幹官員的對話，相當於是給當時的中國足協領導層上了一堂影響深遠的法治課（可惜當時在場的足協好多人沒能做到“入心入腦”而鋃鐺入獄）；特別是他與吳敬璉先生“市場與法治”的對話，多年後再回首仍倍感其現實意義至厚至重，如洪鐘大呂，振聾發聵。

不過對於當時的學生而言，比較辛苦的是：凡是江先生參與的公開活動，往往需要提前領票、占座。相信不少同學會記起當初行政樓和小禮堂外，那長長的領票和等待入場的隊伍吧？

工作

和很多校友類似，我也是在工作後才有更多機緣向江先生請益。江先生早年是燕京大學新聞專業學生，後來遭逢鼎革才轉入法學。機緣巧合，2004年夏，我畢業後進入新聞業，此後圍繞物權法出臺等重大法治事件，數次到府上採訪江先生，從而得以近距離觀察。

在我的觀察中，無論採訪對象多麼年輕、無論所提問題多麼膚淺，先生從來都是寬容相待，將複雜的現實問題、專業的法律問題用家常話一一道來。與有的採訪對象需要審稿不同，江先生在被問及要不要再看稿子的時候，總是和藹地笑一笑，揮一揮大手，至多加一句“相信你們”，而從不審稿。

這讓我深深感受到江先生對記者行業的尊重和信任。正是這樣的信任，讓我每次採訪江先生之前，必認真做好準備功課，列好採訪提綱，以節省江先生的寶貴時間——眾所周知，他雖然年事已高，但社會活動極其繁忙。

而每一次採訪江先生，從個人角度說，比重新回到課堂還令人激動：這可是“一對一”的交流，無論是從專業還是從思想上，從來都是收穫滿滿，這恐怕是他的博士生們才能“享受”的待遇了。

從新聞工作的角度說，採訪江先生更是一件極其輕鬆愉快的事情：因為卓越的演講才能，他的一席話往往只需記者如實記錄整理，稍加修飾即可成文，且新聞傳播效果和社會影響效果極佳，多是霸屏之作，並引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討論。

因此在我做記者時，只要有江先生的公開演講，無論是否與工作相關，無論我能否抵達現場，都會想方設法記錄並整理下先生的錄音。可惜後來因電腦遭竊，失去了相當一部分資料，從而留下了永久的遺憾。

求學期間和步入社會的20多年裏，在老師們的言傳身教、（特別是85、86級）校友和同學們的口耳相傳中，在孫國棟老師《律師文摘》的年會上，逐漸加深著對江先生的瞭解：

他是民國走來的大先生，燕京大學新聞系高材生，參與過和平“解放”北平，留學蘇聯轉學法律時與一位叫“戈爾巴喬夫”的人同學，回國遭逢1957成為“右派”後連遭橫逆，“撥亂反正”後呵護北京政法學院，八十年代末為保護學生不遺餘力，高壓之下堅持知識人的貴族氣質，和李慎之先生“不在刺刀下做官”同聲相應，掛冠後留下一句“只向真理低頭”“我們決不屈服”，本世紀以來的南都案、冰點事件、重慶事件，以至暮年的呼格吉勒圖案，以及屢屢為律師權利等私權保護呐喊等等……

每逢大事則必出諍諫之言，就這樣一位“大先生”、“大國士”，生活在我們身邊，如何不令人心生景仰與欽慕？

眷顧

不過我還是沒有想到，有一天江先生會如此眷顧於我。於我而言，遭遇厄運不算是什麼不幸，而江先生的眷顧卻的確是萬幸。他和社會各界給予我的精神力量巨大，曾陪伴我走出人生低谷，還將一路陪伴我面對更加不可預知的未來。

2013年七月，我被捕進了看守所。和我一同被捕的，還有我的父親和多位鄉親。此前，我們因為抵制地方政府主導的非法拆遷，已經堅持了七年多。這次被捕之前，兩戶人家房屋被非法強拆，婦孺老幼在雨季流離失所四十多天，公權力一直視而不見。強拆方派人駕車再度毀壞這兩戶人家的宅基地，受損者留置其車輛後報警，警方一如既往不作為，毀壞宅基地的人再度返回後，鄉親們將其留置後近二十次報警，警方仍麻木不仁毫無作為，次日我們即被捕，給出的涉嫌罪名是所謂的“非法拘禁”。

初進看守所，情緒多少有點緊張。每天面對三層樓高的大牆電網、冰涼的手銬、沉重的腳鐐，這樣的環境以前讀書時候雖然曾經接觸過，但現在角色變了，多少還需要適應。除了考慮如何應對每天沒完沒了的提審，還擔心家人和其他鄉親們的安危，還憤懣於當下中國吏治與警權之敗壞：黑白顛倒、混淆是非、助紂為虐。一時之間，陰暗的情緒彌漫了全身。

在這個完全封閉的環境下，資訊不對稱是令人窒息的。過了大概七八天，號頭老張突然很神秘地跟我說：你們中國政法大學有個老校長，是叫江平吧？——老張被捕前是城區某村的黨支部書記兼村主任，還是我所在縣級市的人大代表，也因實際反對官方主導的“舊城改造”被捕，獲得一些外部資訊比一般人更便宜，而且一直對我友善——我說，是的。老張說：我聽到消息，江平教授在為你的事情呼籲，甚至可能來這兒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沉悶許久的大腦就像在霎那間突然刮進了一股清風，夏日的炎熱和煩惱立即煙消雲散，同時也馬上進入資訊分析狀態：憑我對江先生的瞭解，此前幾天應該是有高人（後來從律師處得知，是楊玉聖教授等多人居中斡旋，和江先生同列顧問團團長的還有張思之先生等）相助，江先生肯定是在為我呼籲了；但以江先生之殘軀，斷然不可能來此。否則，以江先生的身體狀況，這一番車馬勞頓，我怎麼可以心安理得？？？

無疑，江先生為我呼籲的消息，儘管遲來了幾天，但還是給了我極大的力量去面對現實，扛起黑暗的閘門。我知道，為此肯定還有好多人在默默付出，而我只是不知道他們的名字罷了。因此內心除了激動，無以言表。當時我所能做的就是一日三餐前，透過監室的鐵柵門遙望西北，雙手合十為老先生和所有關心我的人禱告健康、祈福平安……

此後，在被羈押的漫長日子裏，每當感到力不從心，我就會常常想起江先生。與年輕時候的江先生相比，我還算是幸運的：雖然鐐銬加身不自由，但我的身體是完整的，家人整體上是支持我的，我的頭上也不會再有“右派”的帽子。不就是目前的牢獄之災嗎？縱然是按照官方的說法，最多也就是三年1095天有期徒刑，那麼索性就當作是在羈押場所“實習”好了：大學期間我曾利用假期去法院、檢察院、公安局、律所實習，也曾在邵名正老師的課堂上參觀過幾座監獄，這次能來看守所，算是基本補齊了刑事訴訟的“一條龍”。想到此，身處絕境的我竟然充滿了無窮的力量；這是拜江先生和其他關心我的人們所賜：“只向真理低頭”，堅持，堅持，再堅持！

大恩不言謝，唯願勵行之。經歷過319天的牢獄之災歸來後，因公因私也曾數次面見江先生，並向江先生求得一幅“只向真理低頭”的墨寶以自勵。言談之中，江先生對後學頗多關心，令人倍感溫暖。

賀壽

以前，雖然非常期待並珍惜和江先生交流的機會，但總覺得“不打擾也是尊重”；後來聽陳夏紅同學說，江先生畢竟年事已高，生活中不乏老年人的孤寂，因此建議我們能多去看看江先生，讓老人開心片刻。

記得2018年冬，江先生的89歲生日聚會前一天，在青島參加完鄭湘律師的告別儀式，我突發奇想，應該給江先生帶一份特殊的生日禮物。後來經辛濤大姐安排，緊急訂做了一個王哥莊大饅頭：三層的“壽桃”。在丁錫奎律師的幫助下，我們兩人千里迢迢，滿頭大汗把壽桃從青島抬到了北京，一直抬到了江先生的壽宴席上。記得江先生當初看到壽桃時，那滿臉驚愕的神情：後來他說：“這也太大了，我家冰箱裝不下呀！”在江先生的建議下，參加生日宴的人們一同分享了江老師的壽桃。

那一刻和第二年（即疫情前的2019年末）江先生的90歲壽宴，以及能和楊玉聖老師一道為江先生賀年等，也成為永久的美好回憶；同時能聆聽到江先生對許章潤、許志永等師友的關愛，更加令人感動、感慨。

疫情管控三年，隔斷了太多交往。後來郭恒忠師兄等人如從前一樣為江先生補辦壽宴，後來崔太師母仙逝，我均因身體原因未能前往。再後來，就聽到了江先生身體欠佳而幾次住院的消息，內心頓時更加緊張起來——新冠疫情對老年人來說是巨大威脅；同時也默默祈禱奇跡發生，讓江先生早日恢復健康。

告別

直到12月18日夜裏11時4分，郭師兄說：“校長狀況不好，我已來ICU。如過來，請抓緊。”當時本已昏昏欲睡的我，突然被消息驚醒，於是立即回應。這時浦志強師兄還不忘叮囑我做好手頭工作。

11時12分我打上車，30分鐘左右到了中日友好醫院國際部附近的南門（8號門），結果發現門不開，我往東走再往北走了一段，發現仍然沒有門開，就折返到下車點附近，突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說：“是寶成嗎？”原來是賀衛方老師。我說：“老師我找不到門”。賀老師說：“我下午剛來過，也找不到門。”我倆就一道又向東走又往北拐到東門，沒開；繼續往北走再往西拐到北門，還沒開；繼續往西走再往南拐，終於到西門，發現開著，才進入醫院。

上了四樓到了病房外，換衣服進去，當時大約23點58分左右，發現幾年未見的江校長，再也不是當初談笑風生的樣子了，他身穿病號服，躺在那個通往病房的四人大開間西北角一張病床上，蓋著被子，一大堆管子插在身上，各種儀器記錄著相關數字。此時此刻，我內心的難過是無以復加的，這一幕讓我想起11年前祖母臨行的時候。我真想走上前去擁抱一下老人家，告訴他，很多人在想念您，很多人在為您祈福。但理智克制了內心的衝動。觀察了一會，賀老師回頭低聲對我說：“江先生還有呼吸”。於是我也冷靜下來仔細觀察，確實如賀老師所言，於是我們立正，默默向江校長行注目禮。

四五分鐘後，我們走出病房，當時應該是19日0時2到3分左右。

據在走廊值夜的郭師兄說，我們當時看到的“江校長還是有呼吸的”，但“主要是靠機器和藥物。”那時我下意識一看手機說，甘肅積石山縣發生6.2級地震。我以前參加過多次地震報導，因此一看這個震級，就知道出大事了，於是低聲向幾位相熟的老師和師兄報告了這個消息。隨後大家都陷入了沉默。不一會，張千帆老師和浦志強律師也趕到，待他們二位看望江校長後，簡單聊了幾句。因為人越來越多，賀老師、張老師和我就先離開了醫院。

到家已經是淩晨兩點多了，我卻久久難以入睡。我想，前半段我們兩個人繞著醫院走了幾乎一圈，是不是冥冥之中要以這種方式告別我們敬愛的江校長？後半段這地震恰好發生在我們最後一次見江校長之時，也就是18日和19日之交，莫非是與古人所說的天人感應暗合？

整個19日，我都處在一種極其複雜的狀態中。這和2022年6月張思之先生身故前後極為相似（https://china.caixin.com/2022-06-24/101903598.html）。因為從事新聞行業，我身負在江先生周圍值守的師兄們的重托：江先生為中國法治做出如此巨大的貢獻和犧牲，他的身體狀況不容樂觀，因此希望先生身後能有較為重要的報導。所以此前我就再請同事單玉曉記者做了必要的準備，可謂弓已拉滿。但另一方面，我又和所有關心江校長的人一樣，多麼希望這已經拉滿的弓能最終有驚無險地放下，好讓江先生順利實現他的“三五計畫”！

就在這樣的煎熬下，12時28分，不幸的消息還是傳來。那時候，早已顧不得悲傷與難過，堅持做好手頭的工作就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13時02分，在同事們的鼎力襄助下，《特稿︱江流千古法意難平 法學家江平仙逝》（https://china.caixin.com/2023-12-19/102147493.html）面世，我算完成了一半的任務；躺下來，緊繃的神經得以緩解，不久刷到王湧老師發佈的江平先生在病床上與大家揮手再見的視頻，這些天來壓抑的情緒終於無法遏止……

20日週三下午，我去江校長家中祭拜，並代老家三位校友獻花。因為上次跪拜還是2023年6月在八寶山送別張思之先生，此後我生病住院治療至今，自我感覺恢復已經很不錯了。結果沒想到，跪拜時行禮完畢，才發現自己竟然還是站不起來。當時幸虧郭師兄和其他幾位朋友把我扶起來。當時郭師兄說：“寶成，這是江校長在提醒你，還需要繼續養好身體。”

聽聞此言，頓感大愛無疆，良久無語凝噎。

以後兩天，在王湧老師的支持和同事們的幫助下，完成《大先生江平》一文的編輯，看著文章定稿、上版、出校樣，我想，可以無憾了。

思考

“四年四度軍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在江先生去世前後這段日子，無論是在江先生家中，還是在最後的告別儀式上，或者是在各種追思會上，我都看到無數人前來與江先生告別。在校友中，有資歷最深的複校後第一級79級，也有最年輕的在校學生。但更多的是不分院校、不分專業、不分地域甚至不分國籍，包括了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們。正如99級王偉偉師兄所言，這是一次法治力量的大集結。

同時這也讓我反思：在目前情況下，我們該如何重新定義“法大人”？我想，“法大人”應當是一個開放更新、海納百川的概念，它在形式上包括但不限於法大校友，更重要的是同樣不分院校、不分專業、不分地域甚至不分國籍，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應當堅持並認同“以法為大之人，皆為法大人”的理念——此處的“法大”當然首先指“法大於權，王在法下”。

科舉時代，中式者的履歷上，往往是要記錄“受業師”、“受知師”的名字的。我們不妨對這兩個詞作“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林毓生先生語），粗線條劃分如下：對於江先生有限的碩士、博士弟子們而言，江先生是“受業師”；對於在精神層面受江先生感召的無數的人們而言，江先生是“受知師”。當然，兩者之間是有交叉的。

大致而言，江先生的“受業弟子們”，會學習、繼承、發揚光大江先生的學問，並超越江先生，這是對江先生最好的告慰；江先生的“受知弟子們”，則更需要秉承江先生的理想、精神、道德、風骨、勇氣和智慧，奮然前行，以有知而無畏的擔當，引領當下走出歷史的垃圾時間，真正助推現代文明國家的重建，或許才是對先生殷殷期盼的最好回報。

江先生身後，有多場追思會。其中一場，還讓參加者在風雪中重溫“在祖國的土地上流亡”是何種感受。我注意到，人們談到江先生，鮮少有論及其早年燕京大學(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新聞專業的求學經歷。雖說歷史不能假設，但人生還可以暢想：1957、1966、1989，假如江先生繼續他的新聞之路，又會是怎樣的一生呢？我想，他依然會是“有教無類”“天下為公”的孔夫子，是“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秉德無私參天地”的屈大夫，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範文正，是“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其絕冠平生”的蘇東坡，更是“只向真理低頭”、“我們決不屈服”的江平。

“律界耋耆，思之遠行；江流千古，法意難平”。雖說這兩個出自我手的標題，道盡這兩年悲苦，雖說張、江二先生的肉身已隱入煙塵，但我們這代新“法大人”們應當堅信：張、江二先生所代表的中國傳統士大夫與現代知識人的思想與精神正光芒萬丈，他們將與我們同在，他們將與日月同輝，他們將照亮我們的前路與未來。告別的年代，“只應獨立蒼茫，高唱萬峰峰頂。”

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初稿，2024年1月23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