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子 | 名為唯色的詩

編者按：本文原發中央廣播電台（2024年10月15日），經作者劉燕子和唯色授權，波士頓書評特別轉發。”唯色所有的寫作-散文、遊記、故事，非虛構性的記錄、記憶、訪談、見證、新聞報導、時評、攝影，她都認為是詩歌。”

（一）西藏流亡詩歌引領我尋找唯色的「抵達之謎」

2005年夏，我在瑞典訪問流亡作家茉莉、傅正明夫婦。傅先生曾當時正在編譯《西藏流亡詩選》，（與桑傑嘉合作，傾向出版社·蒙藏委員會，2006年），這本《西藏流亡詩選》，不僅收入居住在中國境內的藏人作家唯色（Tsering Woeser）的包括《西藏的秘密》在內的三首詩，而且唯色也是編委之一。

現代語境與後殖民主義霸權下，流亡範疇並不限於身體的流亡，亦包括實存方式的選擇流亡。而2003年唯色因散文集《西藏筆記》觸犯黨國的潛規則，離開拉薩實質上流寓北京。

2006年我去北京見「遠離家鄉，身陷永遠陌生的外族當中」唯色之前，我剛好讀完奈保爾的自傳體小說《抵達之謎》，他是一位出生於加勒比海的英語作家，寫作主題是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人民造成的摧殘。奈保爾曾困惑於身份所屬和人格分裂，但最終在尋找寫作中認證了自我文化身份。

十八年來，我一直跟隨唯色的文字探知「看不見的西藏」（唯色博客即為此名），探知唯色的「抵達之謎」。

繼2009年日譯本《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集廣舍 合譯）之後，2012年，日譯本《西藏的秘密》（集廣舍 拙譯）出版。後者，筆者選編了唯色的詩歌與散文詩九篇。

至2024年為止，唯色大約寫了五百多首詩。

電子版有詩集《疫》（NFT），寫於新冠疫情期間。紙媒正式出版了四本：《西藏在上》（1999年，青海人民出版社），《雪域的白》（2009年台灣·唐山出版社）、《阿尼瑪卿，阿尼瑪卿》（2020年 台灣·雪域出版社）、《拉薩烈日下》（2024年，台灣·2046出版社）。她的詩集被翻譯成多種文字，英文版《Tibet's True Heart》（2008年，美國Ragged Banner Press出版），捷克文版《西藏的真心》（2014年，捷克Penklub 和 People in Need圖書館出版），法文版《Amnyé Machen, Amnyé Machen》（2023年，Jentayu出版）。

（二）早期詩歌雖獲國家級大獎，但已經暗喻未來的必經之道

唯色早期作品多為「象牙塔」裡的個人抒情。

唯色曾有著黨所需要的少數民族寫作精英的所有資歷：父親是中共西藏軍隊的高級軍官，本人畢業於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專業，一口流利的略帶四川口音的普通話。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大學校園寫作期間，比「朦朧詩」更為反叛的第三代詩歌運動的基地四川，詩人跟土撥鼠一樣地多。個個都很牛，某主義、某流派的代言人。此時的唯色正在成都上大學，班裡的藏人女同學梳直自己的天生卷頭髮，留起漢人女子流行的齊耳妹妹頭，修剪自己的舌頭，適應「天下食府」對活物無禁忌的麻辣。

大學期間，唯色開始涉獵西方當代文學、哲學名著，讀各種油印的民刊上精杠詩人們的現代詩。與「莽漢」、「非非主義」等詩人都有交往，並參加各種詩歌朗誦和討論會，見到了來成都的詩歌界各路大腕。

此時唯色已在「民院」的文學刊物《西南彩雨》、《山鷹魂》上嶄露頭角，1988年畢業之前還與四位同學在校園內辦了詩展。她以漢名「程文薩」（出生於文革中的拉薩之意），甚至用「程雯莎」（《紅樓夢》中「晴雯」的「雯」，莎士比亞的「莎」）寫作。

比起「藏人」這個民族身份認同，更顯漢人文青狀，「詩人」這個具有世界性的認證，使得唯色釋然--詩人終究要回歸語言、藝術、思想的大同故鄉。

唯色還在同學的宿舍遇見海子。

海子靦腆地問她：你的家鄉是西藏嗎？

唯色答：是出生地；「你還記得西藏嗎？」

唯色輕輕地搖搖頭。

是的，儘管她從生下來的第一口食物，是與母語混在一起的酥油茶，四歲以前跟著藏人的保姆說藏語，但此時，她已經離開得太久，太久。

直到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自殺之後，讀到他的詩句，唯色才明白海子為什麼說起西藏，「並向小鳥一樣飛向西藏，最後又撲向火車頭」。

但在某些漢人同學對來自「蠻夷」地區的藏人「程文薩」居然能用漢語寫詩的「文明行為」表現出大驚小怪，這種漫不經意的鄙視，深深刺痛了十八歲的詩人的尊嚴，她奮力用粉筆在教室的黑板上寫下《印-致某些人的偏見》

也許
一種當然的優越
泡大了你的人生
但我不會
奉獻一個附和的微笑
太陽
照著你，也照著我
在一塊藍色的星球上
我們平等！

這個大大的驚歎號，象徵了唯色的潛意識中民族意識的甦醒，她明白了，大漢族漢語世界戴著理所當然的「大-小」、「強-弱」、「優-劣」、「先進-後進」的有色眼鏡來觀看柵欄裡的「少數民族」。

作為黨的根正苗紅的接班人，黨向她招橄欖枝。只要唯色領會精神，靠攏組織「交心」，爭當「積極分子」，她就能站在鮮艷的黨旗下，高舉右手效忠。少數民族，女性，青年學生，具備黨認可的後備軍三要素。

但作為「詩人」，一個徹底的「私」人的唯色，無法將自己歸屬於「公分母」，歸屬於黨國政體，無法給自由的天性戴一副枷鎖，從而「辜負」了黨的栽培。

唯色帶著這份「組織鑒定」（如果不是一個偶然的因素，這個鬼魂附體的「檔案」，個人一生都看不到），「民院」畢業後，唯色被分配到《甘孜報》當記者，爾後回到拉薩擔任西藏文聯下的《西藏文學》的編輯，並受到黨的器重，被派到北京魯迅文學院去鍍金。這，意味著將平步青雲。

2002年，唯色的詩集《西藏在上》曾獲得第七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

該獎是由中國作家協會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共同主辦的少數民族文學的國家級文學獎，旨在宣傳與貫徹黨國的民族政策。

作品從全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寫作中層層選拔，每三年才舉辦一次。一般中國的文學獎由文聯舉辦，而「駿馬獎」的頒獎典禮是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與中國作協的頭面人物親自出席，為少數民族作家走上黨所精心鋪設的金光大道鋪上了鮮艷的紅地毯。

該獎貌似內外宣揚「中華民族」的多元文化，但歸根結底，多種語言匯成真理部的一句話，愛我中華。

《西藏在上》出版並獲獎的這一年，頒獎典禮在富麗堂皇的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

此時，唯色正在《西藏文學》任職。

1989年第十世班禪喇嘛圓寂後，中共於1995年宣佈自己的轉世靈童，而達賴喇嘛認定的轉世靈童卻「被失蹤」。在西藏，沒完沒了地開會，對幹部和群眾進行教育，強調中共制定並扶植的班禪喇嘛的正當性與權威性，試圖以其削弱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影響力。但這種用力過猛的洗腦操作，使人反而心生疑竇。細心而敏感的唯色從「真理部」的病毒式謊言分辨出真相。

《西藏在上》中有一首《十二月》，已經暗喻了唯色寫作的轉變。

「聽哪，大謊就要彌天
林中的小鳥就要落下兩隻
他說：西藏，西藏，正在幸福。」

但是沒有人看出詞語中的離經叛逆。這個叛逆未必是針鋒相對政治制度的，更多的是詩人對虛偽的存在的叛逆，就像一個孩子說皇帝沒穿衣服。

《西藏在上》出版後，唯色在早逝的父親澤仁多吉的墓地前，點燃了詩集的每一頁。

喜歡讀《格薩爾王》父親曾對這個男孩般的大頭女兒寄託的希望是像自己一樣當一名攝影師。他曾經利用特權，用軍分區的打字機，私下幫女兒列印裝訂過一本手工詩集，印了三十本。父親未必能領會女兒的詩情詩意，但他從年輕時就向報刊投稿，希冀自己的通訊報導變成活字印刷體。

《西藏在上》，意味著唯色成為一名小有名氣的公認詩人，如果父親還活著，該是多麼地欣慰。

「熊熊的火焰很快卷走了一個個黑色的字，就像是把這些字組成的一首首詩帶往了另一個世界」。

（三）因編輯的疏漏而出版的《西藏筆記》招致黨的雙重懲罰

如果沒有散文集《西藏筆記》（2003年，花城出版社）惹出的「筆禍」，如果「筆禍」之後，唯色能寫一份表示痛改前非的檢討書，她至少仍然能保有體制內的飯碗；如能妙筆生花地唱支山歌給黨聽，比如歌頌建設青藏鐵道，歌頌西藏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發生的翻天覆地的巨變等，她還能得到黨的青睞與提拔，哪怕寫無病呻吟的應景詩，也能走出蓮花步。

黨對少數民族知識人的捏拿與鞭棍，就是迫使他們完全依附於體制。體制像一個吸精魔鬼，從幼兒園起便通過各種懲罰與褒獎，將人生撕成不堪的碎片。成人後的護照、住房、醫療、保險、生育、發表作品，親朋關係等等，一切皆有體制操控。

眾所周知，黨國體制下所有的出版物都是各級「文聯」的機關刊物，出版社都有一份心照不宣的「黑名單」。一旦被劃入「黑名單」，作者一輩子被踏上了一隻腳，永不得翻身，出版社拙劣的走鋼絲，將受到重罰，甚至關聯人物被株連坐牢。

漢人的自由寫作者多少還有迴旋的餘地，比如找「打擦邊球」的地下書商，自媒體公眾號現金打賞。但少數民族的作家只要對黨稍微有一點疏離和迷茫，或者表忠心不夠分量，哪怕他（她）只是一介「理中客」，都將被專政的鐵拳粉身碎骨，曾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任教職的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就是一個例證。

黨對唯色的處罰來自雙重機構：中宣部與統戰部。

尤其是後者，「統戰」是黨的「三大法寶」。

但唯色首先過不了自己的信仰關。她是一個篤信藏傳佛教的詩人。

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以詩歌為夢想的唯色陷入一種宿命似的幻覺之中，固執地認為「只有在西藏才能聽到來自『上面』的聲音」，這聲音，猶如一束光引導她。

真正意義上的詩人，是不可能在低處的，更不可能在污泥濁水中產生。

四歲離開拉薩，二十年後唯色回到闊別經年的西藏。同母親一起捧著父親的遺骨回到父親的老家德格。從德格親人的臉上，從青色或絳紅色的瑪尼石頭上，從翻飛的經幡上，從沉鬱起伏的誦經聲中，在酥油、青稞、梵香的氣息中，她辨認出父母與自己的來路與歸程。

唯色曾在《我的德格老家》中寫道：
這個尖尖的指甲已經折斷的女子
眼前一片模糊
心頭幻象重疊
為什麼受苦，卻說不出口？
為什麼搖一搖清越的小鈴
卻召過去的情感？
我啊，我要騎著命中之馬回家
把滿滿的「隆達」拋向天上。

唯色失聲哭泣。她終於回到自己的家。為「不倫不類，無所適從」的自己找到了生生世世的故鄉-她恢復了父親給她取的藏名：茨仁唯色，「永恆的光芒」之意。

她甚至想像與偏愛自己的名字或是「仁增旺姆」。因為達賴喇嘛六世，也就是倉央嘉措的優美詩歌中有一位「未嫁少女的面容，燃起祝福的高香」。這位美麗的「未嫁少女」是誰？是人間的「仁增旺姆」，還是天上的皎潔女子？

但回歸故鄉的唯色，面對古老而「新生」的西藏，卻無法表達，不知該如何表達。巨大而驚心的問號、感歎號、驚歎號，佈滿她的心靈。

在《西藏筆記》中，唯色寫了遊歷西藏之美，西藏的人世，西藏的感受與思考，但此時她已經意識到從「象牙塔」的純審美主義詩人，同時「義不容辭地承載著見證和記錄的使命」；她是藏人中的一員，「身為藏人，西藏龐大而苦難的身影像一塊大石頭壓迫著我的脊樑，『光榮』和『無為』。我只能選擇一樣，非此即彼！」

散文集傳輾了北京和上海的幾家大出版社，編輯都欣賞唯色詩一樣優美的漢語，但最終出版於南方的都市廣州，這裡曾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言論自由相對鬆弛與包容的標誌。

豈不知，《西藏筆記》只是該出版社的編輯的知識漏洞造成的出版機緣。也就是審查制度下的一匹「漏網之魚」。

「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編輯只知「翻身農奴對三大領主」的「階級仇」，不知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和他的子民流亡印度的歷史，也不懂佛教知識，不懂十七世少年活佛葛瑪巴，他已在1999年從西藏悄悄地出走印度，當然更不懂雖然身在藏地但安詳而堅毅的尼瑪次仁們，被一滴滴飛濺的酥油深深燙傷的心靈。

天網恢恢，黨的眼睛是雪亮的。

僥倖出版的《西藏筆記》很快遭到下架，成了禁書。繼而第二年在北京出版的遊記《絳紅色的地圖》因人廢書，被收回不說，放在出版社的樣版統統被打成紙漿。

兩種帝國主義-政治帝國主義的文化壓制與文化帝國主義的唯我獨尊（王力雄語）的打壓下，不屈的唯色選擇了忠於內心。

她除了被關進監牢之外，已經失去了一位公民應有的一切權利。

香港的言論自由大陸化之後，華語的自由出版僅存於台灣。儘管北美、日本也開始零星的華語出版，但詩集不在內。

（四）唯色詩歌的內容與本質

唯色後來在台灣出版的三本詩集內容大致分作幾類：

第一類：表達對流亡異鄉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等宗教聖者的虔誠的信仰。

如《等待的方式有很多》、《雪域的白》、《班禪喇嘛》、《讚歌》、《看見這樣的景致我差點落淚》：

「五十九年前，年輕的嘉瓦仁波切徘徊在日光殿外

必定常常目睹類似的、親切的、屬於本地的景致，

是否在後來的流亡的夢中交迭顯現？

又恰似眾空行以尊奉和禮歌的形式緩緩雲集
而我只能雙手合十，留下淪陷的淚水」。

第二類：記錄與見證文革期間藏傳佛教和傳統文化遭到毀滅性的「殺劫」。

全藏地六千多所寺廟只剩下二十多所，藏民族幾乎被挖了命根子。而如今，在內殖民的現代化名義下的商品經濟與政治同化的一輪又一輪「文化殺劫」中，悲輓《那尊被砸得疼痛四散的佛像》、《那正被夷平的場景撲面而來》、《楞在煥然一新的廢墟前》、《堯西達孜突然間變成了大工地》、《似乎只有那幾根柱子是過去的》等。

第三類：更悲輓同胞的「西藏之病」，在五顏六色大大小小的娛樂場中，在發泡的酒精中，藏人迷失與麻木了自己，「在它蠻橫的風颶下，樹，馴服地彎曲」。

悲輓同胞學會了精緻的利己、過場、通吃，在無奈中將良心掛在鐵鉤上待價而沽，舉報同胞，甘當線人，甘當紅臉白臉的「熊貓」（這個詞指監視國內「不穩分子」的員警）。

拉薩，不論是甜茶館，還是菜市場，到處是「耳朵」。到處是竊竊的「耳語者」。恐怖已經融入空氣。人們互道「小心」，以免舌頭惹禍，所謂「解放」，如同一劑慢性毒藥，正從毛孔滲入藏人的肺腑。

唯色驚醒同胞，如果生活在末日中而不自知，「這是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成為末日的一部分」。

第四類：質問為什麼如今中國各地漢人遊客可以大搖大擺地進藏採攝「異地風情」，而藏人沒有「進藏通行證」，便插翅難入。

詩集《拉薩烈日下》便是唯色從2014年11月起，三年零五個月的日子中，被剝奪回故鄉的權利，感受流亡之苦的記錄。即便在2018年被得到「特許」回家的後，她以詩歌記錄了在拉薩的變化與自己的日常。她也被當做「不可接觸」的「賤民」、「傳染病患者」，甚至「俄洛巴」（叛徒，變節者）。當局掐住人性的穴位，以親情、友情要挾、恐嚇。對於內殖民地的流亡者來說，喪失祖國命運的人猶如風中燭火，她竟害怕得不敢說出這個詞：祖國

但他們輕易出口的這個詞並不是我的認可
只是寄居處，或寄人籬下之地，有暫住證為證。

第五類：記錄徒步朝聖之路。不單是體力，心力，信仰，也是跋涉自己的精神歷程的修行。

比如《阿尼瑪卿，阿尼瑪卿》，書名是藏傳文化中神山，位於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轉山中，唯色遇到自1958年起就扮瘋癲沉默的老僧。他幾十年不開口說一句話，是內心的不被馴服，於無聲處的反抗。「無言的憤怒勝於吶喊，無淚的飲泣勝於慟哭」。

在轉山中唯色不忘記取出從拉薩帶來的經幡，悼念從此永世隔絕的美國藏學家埃利亞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不能任由大屠殺的兇手，改變我們的人性。

第六類，揭示被隱藏、被禁忌。被抹殺的記憶。

如《山上是寺院，山下是刑場》，寫的是文革中一位生活在鄉村的窮苦尼僧，「翻身農奴」的一員，卻率領村民們，用簡單的農具和繩索，殺死了「大恩人解放軍」而被處以極刑。而如今，山上的寺院上，

插在主殿上五星紅旗格外醒目地招展著
而另一頭，駐寺派出所的房子走出幾個便衣。

唯色的詩歌除了不多的愛情·親情的抒情詩之外，似乎大部分是直白而粗糲的表現方式：不假虛華或晦澀的詞藻，不淬煉詩眼，平鋪直敘，悲憤慷慨。讀唐詩宋詞和西方現代詩薰陶下成長的唯色，如果托物言志，借古諷今，虛實結合，以景寫哀，玩弄華麗怪異的文字遊戲、打磨精湛的技藝，不僅可以在現代詩壇上以異域風情的少數民族漢語作家占一席位置，至少可以為自己的安全打馬虎眼，預備一副盔甲。

唯色的詩歌以赤裸裸的現實主義而「超現實」，為烏托邦的想像的，或別有用心地汙名化的西藏，用力鑿開了一線深入地層的隧道。

唯色有一首詩歌，名為「哪裡買得到藏鹽？」：

那粗糲的鹽，取自羌塘的伏藏湖，是魯神賜予的珍寶
阿布霍（羌塘牧人）用缺口的大碗從皮口袋裡挖出才三塊錢一碗
城裡人更願買超市的鹽，細細的、白白的、乾乾淨淨的。

她終於在一個巷口找到了一位賣藏鹽的老牧人；還遇到了一位又瘦又高說中文的，穿絳紅色僧服的青年，金色的陽光照在他的臉上，而她的「結晶狀的藏鹽在背包裡碰撞著」。

這個隱喻，也象徵著唯色詩歌寫作的本質：如一把純淨雪白的藏鹽，從青藏高原的鹽湖，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地駝來，裝在一個名叫「詩歌」的編織袋裡。

唯色所有的寫作-散文、遊記、故事，非虛構性的記錄、記憶、訪談、見證、新聞報導、時評、攝影，她都認為是詩歌。

唯色一直是要做一個詩人的，她也一直是「此在」（Dasein）詩人的狀態。

唯色「此在」一塊漂浮的正在消融的冰塊上，在一張稍不小心就會劃破手指的，像刀鋒一樣明晃晃的白紙上，寫一首名為西藏的詩。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