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最近，毛星火起訴莫言一事在國內鬧得沸沸揚揚。且不提毛星火的鬧劇。如何看待諾貝爾獎得主莫言的小說呢？《波士頓書評》在發表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教授的兩篇文章《這位作家配得諾貝爾文學獎嗎》《為什麼我們要批評莫言》之後，今天推出這個專題的第三篇。本文原文為英文Mo Yan, According to You（part 1、part 2），作者曹雅學翻譯成中文並授權《波士頓書評》發表。
曹雅學在這篇評論中說：
但与此同时， 党对学者和作家怎么写它的历史、特别是写多深、多广却是极端敏感的，非常害怕人们从根本质疑它的合法与合理性。从土改、到反右、到文革、到几代人的痛苦经历与遭受的摧残，作协里写这些主题的作家多得是。当O’Kane和Lovell说莫言的作品没有歌颂共产党的时候，他们仍然用六点钟宵禁的尺度判断这个少年的大胆程度，而事实上，宵禁的时间早已放宽到了半夜。如果用六点钟宵禁的尺度去衡量，当下差不多每个中国作家都是批判作家。
曹雅學：你看莫言
Part One
反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在10月11日宣布获奖前就开始了。那时有传闻说，莫言是今年的热门人选。坦白说，除了少数对中国当代文学比较了解的人外，对莫言的反对声的确不是基于他的作品，而是近两年发生的几件事情。这几件事塑造了人们对莫言这个作家和这个人的看法：一是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抵制异议作家；二是同一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后拒绝做任何表示； 再就是今年春天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庆打油诗是得奖后才被人挖出来的，并不是人们最初反对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不作讨论)。
在获奖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莫言表示了对刘晓波的支持，全世界媒体做了欣喜的报道。“我希望他（刘晓波）能尽快获得自由，” 莫言说。他接着说，他1980年代曾经读过刘晓波写的文学批评，但是在其作品开始转向政治后，他就不了解了。之后，莫言又为这几件引起争议的事情做了辩护。与此同时，随着外国媒体上各种评论和观点的出现，有一种观点似乎在许多外国人当中得到了认同，它的作者是目前在中国生活、精通中文、而且还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美国人Branden O’Kane。他认为，中国网络上、特别是推特中文圈对莫言的反对没有多少道理；抵制异议作家不是莫言自己的选择，作为中国官方代表团成员，他也是无奈；没有能够为刘晓波说话固然遗憾，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写作自由，要是被关了或者被流放了，那不就毁了写作吗；抄毛泽东讲话的确很傻；莫言的作品对共产党和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呈现是负面的、批判性的，莫言不是对中国政府唯命是从的人。 英国汉学家Julia Lovell 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 敦促那些从政治上批评莫言的人不要犯懒，要到他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
我以为我在莫言这个话题上已经说完了想说的话，但是思绪还是源源不断，于是就有了这篇博文。这里，让我们来放大和细看一下这三件事情，并询问一个十分显然、但目前为止似乎被所有人忽略了的问题。
流亡诗人贝岭叙述了法兰克福书展上发生的事。这里还有《纽约时报》记者 Didi Kirsten 写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她三年前采访同一书展的情况，对莫言的印象，并分享了当时的笔记。贝岭说，“那是9月12日上午，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讲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脸、一声不响地随着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们集体起立，鱼贯离席。‘汉贼不两立’？拒绝听我和戴晴发言？让法兰克福市市长和书展主办方难堪吗？我意外和惊讶的是，官员一声令下，莫言要遵命的无奈…… 之后更戏剧性了，先有书展主席向中国代表团的道歉，再有中国大使用流利德语在主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训话。最后，研讨会得以复会，我与戴晴则确定失去了作为其中两个论坛主讲人的资格。”
据说莫言后来跟人私下表示，他内心并不愿意抵制异议作家，但他毫无选择。
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细节，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秦晖单独受邀参加了这次书展，他没有跟官方代表团一起抵制异议作家，后来他详细写了整个事情从头到尾的经过 。原来中国政府在谁能参加、谁不能参加的问题上一直在给书展组织者施加压力、做小动作。有趣的是，这次抵制的活动名叫“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我不知道人家都讨论了什么感受和现实，但我敢说，一个人要是好好考察一下中国政府在展前、展中和展后做的种种企图和手脚，准保能斩获更多感受，了解更多现实。
2009年圣诞节，中共当局在非法关押刘晓波7个月后对他进行了“煽颠罪”审判。审判结果，他被判处11年徒刑，而他的“罪”不过是写了主张政治改革的文章而已。对刘晓波的判刑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愤怒和悲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给她认识的人打电话，一一询问他们的看法。她一共打了146个人的电话，随后把每个人的答复公布在推特上。之后她又把所有答复辑录在一起。昨天我把146个回答挨个儿看了一遍。我发现：第一，多数人都是体制内人，也就是说，是在政府控制下的机构供职的人，包括大学教授、评论家、电影导演、作家、诗人、记者等。第二，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小心拿捏了避险尺度。只有几个人对刘晓波的政治立场表示直接了当的支持，更多的人表示并不认同他的政治主张。第三，几乎所有人都谴责政府因言治罪的做法。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说话的时候考虑了自我保护，但同时却也表达了清晰的道德立场。在这146个受访者中，只有7个人做了类似“无可奉告”的回答，莫言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崔卫平本来还要继续采访更多的人，但是在19天后被政府叫停了。一年以后她 撰文总结了这次采访并报告说(最后一句), 她很高兴没有一个人因为他/她的发言而受到惩罚。
莫言的答复是第13号: “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这个答复让我想到我在家里接到广告推销电话时的推托。
接下来就是今年早些时候百名作家、艺术家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事。在这份1942年的文件里，毛泽东给文学与艺术定下了后来几十年的规矩：为党服务。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在这样的钳制下凋萎，几代文学家和艺术家在这样的压制下付出了沉重的、乃至生命的代价。根据《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这件事的前后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中国作家协会下的作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向120来位作家和艺术家发出了邀请，请他们自选并手抄一段《讲话》，辑成这样一本“珍藏”纪念册，并给每个人寄去1000元人民币的酬劳。作家出版社说，邀请得到了积极响应。但我们知道，大约20多位受邀者没有响应，包括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
由于每个人自选手抄内容，于是我对莫言选抄了哪一段感到好奇：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
老实说，我不认为在2012年的今天，莫言把这些狗屁话当真。令许多人不解和反感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又没人逼着你们，不抄没有任何风险，对一个多少有点原则的中国作家来说，这至少是件令人心生抗拒的事情吧。
按说作家出版社出本这样的书，在天天出大事的中国，本来不算个什么新闻，但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了持续多日的热议和嘲笑，足见人们的反感之强烈。那张百人名单在网上流传得很广，记得我看过去的时候，对上面的每一个名字充满了深刻的鄙夷，包括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作为对抄写《讲话》的一个否定，法律学者、权利倡导者和公盟发起人许志永在新浪和推特发起了“万人手抄《世界人权宣言》”活动。一时间，大家纷纷动手摘抄，那才真叫热情高涨。这个事我知道，因为我在推上，我也抄了。
你也许会说，“这一切跟莫言的文学成就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回答是，没什么关系，没有人反对他作为一个个人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两个手抄活动的对照就算不说明别的什么，至少显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征候。这是2012年时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明确地知道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在大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在担当风险，尽自己一份力量去促进变革，更不要说那些无畏强权、被关进监狱和劳教所的先锋。这个时代是与莫言同省、原居莫言隔壁城市的陈光诚的时代。他的磨难揭示了中国的疾病，他的勇气和执着激励了那么多普通中国人去为他呐喊，与他一起追求正义。当你看到这段不到一分钟的刘霞录像， 看到被非法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夜晚独自在窗前抽烟的情景，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感到很难为莫言获奖感到高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那么情愿地服从于中共的命令，从没有为任何良心犯、抗争者说过一句支持的话，从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上表明过立场，不管是多么轻微的立场。很多人从心里无法接受这样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那天推上有个外国人居然对我吼道，“让人家清静点，你这个疯狂的自由主义分子！”喔哟，这个很对不起，让他清静一点？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我让他清静，别人还不让他清静呢。一个公共人物，特别是一个文学作家，注定要被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评头论足。对莫言来说，这个背景就是苏醒中的中国，求变的中国。在今天的背景下，他的选择为人所不齿。
如果你是那些对推特中文圈的强烈反对声感到不解、甚至反感的人之一（新浪微博上的反对声也十分强烈，只是在那里，批评的声音很快受到了审查），我希望这篇博文给你提供一些答案。这不是一阵没有来由的尖叫；相反，这种反对有合理而实在的理由。的确，这种反对主要不是基于莫言的作品，但丝毫不失为有理有据的反对。另一方面，我很高兴地发现，不少批评者其实相当了解莫言的作品，有的还曾经是他的粉丝，完全不像莫言获奖后说的那样，那些批评他的人都没有读过他的作品。
O’Kane 和 Lovell 两人都指出，莫言的作品并不反映中共的官方观点：
“莫言也许不像刘晓波或者哈维尔那样是‘异议’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大量描写了权力者的丑陋、残暴和愚蠢。在《天堂蒜苔之歌》的开头，一个组织抗议当地政府腐败的农民在他的瞎子女儿面前被逮捕。《酒国》是莫言一篇更具实验性的作品，主人公、酒国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应邀参加酒席，主菜是红烧婴儿。目前还没有翻译的《蛙》的女主人公是一个产婆和堕胎医师，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明确批判。20多年前使莫言（以及张艺谋）成名的《红高粱家族》对共产党游击队的描述一点也不正面，后者在莫言1996年的小说《丰乳肥臀》中的形象也同样糟糕。他比较新的作品《生死疲劳》纵观中国过去50年的历史。小说伊始，主人公西门闹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的土改中被一枪打死，脑浆四射。莫言小说中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是把个人悲剧与漫长的、慢镜头的历史悲剧并置，不管你认为他做得是否成功，一个人看完这些小说后，很难认为它们是对共产党的赞美诗。” (O’Kane)
Lovell的评估结论是，“莫言是一个表面上与权威玩游戏、同时保持着一个创造空间的作家，这个空间使得他能够对这个权威进行间接的挑战。”(Lovell).
我也同意这两位的看法。我从来没有说过莫言是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个文学上的跟屁虫。从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我知道这一点。
但O’Kane 和 Lovell都没有去问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 我们都知道中国当局一贯严厉地审查与惩罚对它的批评，如果莫言像这两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作家，那么当局为什么不仅不禁止他，还全力捧他，在国际书展上重点推广他，并颁给他中国文学所有的官方奖？这是为什么呢？
前几天我看了O’Kane的博文后在推特上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莫言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多产作家，不管你喜欢他的作品（我本人并不是那么热衷）与否，他与那些评奖人是同一代人，所以他们的口味有相同之处。”
我要是说布莱登（O’Kane的名）的这个答案毫无用处、甚至不着边际的话，他不会提着根棒球棍追打我吧？当然了，推特上也不是个推敲大义的地方，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他肯定有很多话可说。
鉴于我自身的限制，我也没有充分的答案，不过在这篇博文的后半部分，我将讨论几样东西，至少为考虑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参照和帮助。
曹雅學：你看莫言 Part Two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当局一贯严厉地审查与惩罚对它的批评，如果莫言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批判性很强的作家（显然诺贝尔委员会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当局为什么不但不禁止他，还全力捧他，在国际书展上重点推广他，并颁给他中国文学所有的官方奖？这是为什么呢？）
就像中国城市的面貌与三十年前相比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一样，中国文坛在这三十年的变化也同样巨大。尽管作协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尽管党还是经常给作家“布置宣传任务”，但是在今天，文人像毛时代那样直接为党唱赞歌已经是很不时髦、很被人看不起的事情，在作协里也只有毛时代的遗老遗少才会去做，而那样的作品看上去就好像在今天的街上突然看到一个穿毛制服的人那样可笑。地位稍高些的作家，如果必须交差，他们会做得很隐晦。
这是因为歌颂与赞美的作品早已不受读者欢迎，根本没有市场。这一点，党知道，作家更是知道。事实上，颂扬文学的退场从70年代末就开始了。如今你还能在在书店看到少数颂扬体裁的文学作品，在CCTV上见到所谓的主流颂歌（这样的东西在表演中要多过写作中），但那些多半是党布置下来的硬性任务。这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就算是《建党大业》这样典型的“任务”作品，风格也与过去没有多少类似之处了，没有洞察的眼睛，很容易受到迷惑。在中国目前有名或者畅销的作家中，没有一个是以颂扬共产党而成功的。
在我们交换的邮件中，O’Kane表示（取得了在此引用的许可），他觉得作家协会虽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但也的确为诸如王安忆、韩少功等许多很好的中国作家提供了一个无忧无虑、专心写作的环境。这种想法，我必须说，是很天真的。共产党设立作协、艺术家协会，给作家和艺术家发工资，不是为了给他们解除生活负担，以便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写作。相反，作协、文联这些机构是党手里紧握着的一条缰绳，是马嚼，是为了控制作家的。近年已经有人呼吁过解散这些由纳税人供养的机构，但是中国作家们心里都明白，除非他们写了冒犯的作品被逐出作协，他们的职业安全系数在政府所有职员中恐怕是最高的。与前三十年不同，党现在已经不要求他们写颂歌，党只是要确保他们没有写什么威胁或触犯的东西。
作协与党的关系很像一个少年与严父的关系。过去，严父的规矩是每天六点必须回家，周末不能出去玩。现在时代不同了，严父的规矩宽松了许多，周末可以尽情出去玩，每天回家的时间放宽到了晚上12点。但是没变的是严父的威权以及必须回家这条底线。
自邓小平时代以来，共产党自己也已经与毛泽东时代拉开了很大距离。比如说，它在1978年就有文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承认了在土改、反右、大跃进等时期的错误。但与此同时， 党对学者和作家怎么写它的历史、特别是写多深、多广却是极端敏感的，非常害怕人们从根本质疑它的合法与合理性。从土改、到反右、到文革、到几代人的痛苦经历与遭受的摧残，作协里写这些主题的作家多得是。当O’Kane和Lovell说莫言的作品没有歌颂共产党的时候，他们仍然用六点钟宵禁的尺度判断这个少年的大胆程度，而事实上，宵禁的时间早已放宽到了半夜。如果用六点钟宵禁的尺度去衡量，当下差不多每个中国作家都是批判作家。
以我正在看的《生死疲劳》为例。在第一部里，一个在土改中被野蛮枪毙的地主冤魂不散，投胎成了一头驴。从这头驴断断续续的叙述，我们知道这个地主原本是个乐善好施的人，土改时被枪崩了，他的地被分了，他的两个妾分别改嫁给了原来的两个长工，他的主宅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室。这头驴的主人是地主原来的长工之一，远近唯一的一户单干户，虽然受到多次劝戒、甚至威胁，但死活不加入合作社。驴很棒，驴很好，驴被县长看上了，成了县长的坐骑。但后来它折断了腿，最终被杀了。这当然只是个梗概, 问题是小说里对土改这个历史的呈现令人意外地简略和平面，没比这个梗概多出多少东西来。第一部一共一百多页，那主要都是什么呢？都是奔泻的词语，汪洋恣肆的词语，天女散花般的词语。
而写土改，按批斗地主、枪毙地主、挖财、分地、分房屋、加入合作社这个高度简化和高度符号化的框架去写，现在在中国体制内的作家当中已成了标准写法。
《生死疲劳》接下来对大跃进的描写更是潦草，对饥荒与文革这些重大历史背景的刻画也同样具有高度简化和符号化的特征。所以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在莫言的“谵妄现实主义”中，99% 是谵语，1% 是现实主义。
大约十年前的样子，作协作家、《XX文学》的主编在晋西北家乡采访了几十位老人，请他们讲述土改经历。之后他把这些记录编辑成书。从当时的领导者到民兵，从贫苦农民到殷实之家人口，有成人有小孩，有男有女，从历史渊源到文件展示，从个人悲欢离合到乡村中的人口分析，从枪毙人的表决方式到各种酷刑，这些采访全方位地展示了土改的面貌，不要说是不了解土改的读者，就是很多对土改有一定了解的人，读了都受到了震动。但是这本书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原因是，写得太全面、太透彻了、太震动了。
相比之下，莫言小说里呈现的土改，从人物到场景到事件，因其高度简化和符号化， 已经将土改完全脱敏，不具有任何刺激与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读莫言，虽然写的事情很丑，很野蛮，但却很少能在精神上触动你，你可以一路飞奔地读下去，没有什么东西攫住你，让你停顿，迫你掩卷思考和回味。事实上，这部被莫言本人认为是他最高文学成就的作品（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一本46万字的小说，也是驰骋写就的，据说只用了四十三天的时间。
和纪实作品相比，小说当然还可以从隐喻、象征与结构等多方面去考虑它的意义，但我只想借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尺度是官方能够接受的，什么尺度是官方禁止的。
直到我开始读《生死疲劳》为止（我读的是中文版），我对莫言的文学印象还停留在八、九十年代。在八十年代文革刚刚结束的时代，莫言写的短篇小说《红高粱》与过去的写作完全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用你猜谁--—刘晓波--—的话说，有“石破天惊”的感觉。特别是被张艺谋拍成电影后，更是塑造了一种新的感性。那时候的中国小伙子，差不多每个人嘴里都在吼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一个粗犷的男人在高粱地里割开一片空地、把一个女人放倒的情景恐怕是一代人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
但我从来没觉得莫言是一个多么具有批判性的作家。我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八、九十年代有许多批判性很强的作家，和他们相比，莫言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出。更进一步地说，他对暴力、野蛮、奸淫等过度夸张的描写令我有一种美学上的反感，因为对它们夸张的、光怪陆离的处理恰恰使得他们成为娱乐，在效果上为它们隐含的批判成分脱了敏，把人们的视线从真正的罪恶及其症结转移开了。另外他的语言虽然琳琅满目，但缺乏节制。但据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说法，这一点在翻译中得到了更正。莫言的英语翻译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2008年接受南方周报采访时似乎表示，翻译还对原文进行了相当大幅度的编辑。喜欢他的人似乎也不是因为他对现实的批判性而去的（不管是过去的现实还是当下的现实），而是觉得他大胆的、近乎病态的想象和放纵的语言很“过瘾”。
我注意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得奖以来，不少中国读者都在问，莫言的批判性在哪里？作家本人似乎也感到有辩护的必要。他在记者会上说，“如果是读过我的书，就会知道，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是非常凌厉和严肃的。80年代写的《天堂蒜苔之歌》、《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为了负责任地写这篇文章，我不能仅凭自己很多年前的印象以及对正在看的一部小说的看法说话，于是我带着我的问题电邮了我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Z。Z教授八十年代时是位学中国文学的大学生，现在是中国文学教授。他说莫言的作品，他除了《酒国》没有读过、《生死疲劳》读到“猪撒欢”一部就读不下去了后，他基本上读了莫言的全部作品。
首先我请我的朋友给我讲讲莫言与官方的“冲突”史，如果有的话。这是他的答复：
“莫言与官方有过冲突，最大的冲突应该是在他发表《丰乳肥臀》（95年）之后。那时一帮左派在告他，说此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直告到军队总参那里，莫言因此写检查，后来不得不离开军界，转业到了《检察日报》。那次挨整我当时知道一点情况，今天下午也听到了一位知情者的说法，说他两次挨整都是因为此书。第二次是因为工人出版社计划再版此书，依然是有人告他，这位知情者正好是此书的审读员，就设法保护了他一下。但此书出版后发行一阵，还是内部被禁了。”
然后我又请Z教授评估莫言的批判性。他是这么认为的：
“对于莫言，我的阅读感受比较复杂，我承认他《丰》之前写出了一些好作品，批判现实的力度也比较大。此后的小说都在走下坡路。后来的小说技术上几近完美，但思想性、批判性越来越弱。”
那么新出的《蛙》呢？诺贝尔奖委员会说它是一部“勇敢的”作品，批评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Z教授说：
“《蛙》还算是一部批判之作，但力度不行。我在去年的一篇文章曾经写道：此小说通过给日本友人写信的方式，讲述了姑姑等人的故事，也讲述了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和现状。因为收信者是外国人，他便不可能全盘托出，而是适可而止。这种讲述方式让他陷入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想揭示那段残酷的历史，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这种写作技巧事先进行着一种遮掩。于是，说一半藏一半，欲说还休便成为这部小说的基本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在技术上当然无可挑剔，但是却淡化了思想的锋芒，读起来让人不过瘾。”
莫言真正的姑姑，《蛙》中姑姑的原形，近日在接受香港一家电视采访时说（4:20分开始），她作为一个忙碌的乡村产科医生，40年里接生了约两万婴儿，流产的婴儿则是双倍。考虑到小说中的姑姑只流产了两千多个，有人问，那么这部小说岂不是在淡化中共的政策吗？我不会这样去责难一部我还没看过的小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小说中流产婴儿的数字是四万，那肯定是另外一种效果。
我问我的朋友怎么看《生死疲劳》？他说，莫言获奖后他又把这本当年没读下去的书拿出来看。“当时的感觉是觉得莫言太玩花样，没有多少干货；今天下午与文学院一位同事聊这部长篇，他也是这种观点。”
我和我朋友分享了我对莫言批判性的评估：莫言是一个12钟宵禁前老老实实回家的孩子。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说，“我有同感。也就是说，莫言后来写的其实是允许写的，莫言的批判也是允许批判的。”他又说，“其实目前国内的出版制度意味着，能出来的作品基本上就没事，若批判力度很大，估计就胎死腹中了，因为出版社也不敢冒险，因为直接关系到人的饭碗，我觉得这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有趣的一点是，在批判性问题上，莫言的自我评估似乎与我这位教授朋友的评估一样。你也许注意到了，在我前面引述的莫言的那段话里，他只提到了自己早期的作品。
不用说，中国当代文学这些年来是非常多样化的, 但是这次读《生死疲劳》，让我想到了我九十年代时读的几个先锋派文学作家，以及自那时以来中国文学中一个似乎很有市场的趋势。这一路作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特征：有时代但时代感非常飘忽；细节描写汪洋恣意，花半页纸描写一双鞋子、一团光线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人物脸谱化，缺乏立体特征，缺乏相识感；附着于一个普世主题，但却很少对读者形成道德或存在意义上的震撼；读完后感觉很空。我把这样的文学叫做伪文学，把这种文学笔下的中国叫做伪中国。
看来作家和极权政府在这种趋势中找到了一种和谐：作家写得很欢、很沉缅；评论家可以进行高深莫测的文学探讨；政府那边，你写多少烧杀抢掠强奸我都不在乎了，只要你不提重大的问题，不质疑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随便写什么都可以。要说中共的审查者们有多喜欢莫言的作品，我看也未必。但是专制者们在什么有害、什么无害这个问题上向来有着准确而敏锐的判断。莫言这样的作家是他们能接受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作家是中国参加世界文化奥运会最可行的选手。
莫言在2010年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说，他在决定写什么的时候从来不担心审查。他说，每个国家都有审查，无法正面写一些主题其实有它的好处。这些限制使得一个作家 “去服从文学美学。”“文学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含蓄和委婉。一个作家应该深深沉浸在他的思想中，通过小说人物区传达它们。”这么说来，审查好像是文学的功臣一样，审查使得文学更加文学了。且不说从文学史上看这样的说法有多么可笑，任何对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含蓄与委婉跟风格有关，与回避主题无关。就风格而言，莫言并不是一个含蓄与委婉的作家。要我说，这就是一个回避现实、自我审查的作家下意识的自我辩护。几年前，我和家乡一位作协作家聊天。他明明告诉我这样那样的题材是发表不了的，但当我指出他没有写作自由时，他马上更正我说，“我的写作是完全自由的；我现在写的就是我在完全自由状态下所要写的东西。”
其实把莫言与张艺谋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一篇《红高粱》小说，一部《红高粱》电影，两个人分别在中国的文学界和电影界开创了新的地平线，并且一举成名。两个人在八、九十年代都不受官方喜欢，后来两个人都“适应”了现实，张艺谋的电影适应成了内容牵强空洞的“视觉盛宴”，莫言适应出了“谵妄现实主义”。今天两个人都是共产党手里的世界文化金牌获得者和中国的文化成就的标志物。我不认为今天在国际上还有谁认为张艺谋是一个批判性的导演，而判断莫言的文学则比较复杂一些，部分原因是人们根本没有耐心去读几大本各500页的小说。另外，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套上的光环也使得这种判断更加困难。莫言在新闻会上说到自己写作的风险与批判成分时只列举了早期的作品，我认为这并不是一时的疏忽。他的批判性是否日渐稀薄，我不去下判断，因为我读得不够，但他本人九十年代中以后再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而且在官方那里声誉日渐兴隆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Julia Lovell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里警告西方读者不要因为莫言是官方推广的作家就否定他的文学，她提醒读者不要在智力上犯懒，要到莫言的作品中去寻找答案。在这里，我也要提醒读者，不管是中国读者还是西方读者，不要在智力上犯懒，不要仅仅因为莫言没有正面描写权力者和统治者，就断定他是一个勇敢的批判作家，更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当成封神仪式。
这些天来我不知道听到多少遍这样的说法：把文学与政治分开，不要拿莫言的政治去判断莫言的文学。首先，人家共产党统治者可不这样想。对共产党来说，文学与艺术是政治的工具，是塑造人思想与观念的有力武器。其次，莫言回避政治的种种做法本身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选择吗？事实上是，中国作家们躲进民国，躲进古代，或者把在中国人记忆中异常清晰的当代历史虚化得飘忽不定，这些难道不都是政治选择吗？
正如哈佛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不起，我一时找不到那个链接了），现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人物，在世界如此，在中国更加如此。人们在重大问题上会去问他的意见和立场，他再也没有理由躲避不谈；中共则会监视他的一言一行，确保他言行得体，符合党的利益。对中国文学来说，这个诺贝尔奖传达的信息是：批判现实并不重要，文学对真实所负有的道义责任也不重要，恰到好处的文学配方才是王道。
这些天我脑子里一直出现着一个顽皮的景象，我想象着瑞典文学院的五个评委老头们和中国的九常委坐在一起，手里捧着热茶，交换他们对莫言的赞誉。“他通过谵妄现实主义把历史、民间故事和当代糅合在一起，”瑞典文学院的院士老头们说。“[在]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中，他是杰出的代表，”中共掌管宣传的最高官员李长春说。他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意见相左，在中共眼里，前者简直就是最恶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在莫言那里，他们之间的化学起了变化，这对宿敌令人难以置信地达成了一致。
所以，读者们，不管你是谁，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男的还是女的，看过莫言的和没看过的，懂文学的还是不懂文学的，了解中国还是不了解中国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在哪里，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达成一个共同意见，那就是：莫言得到了一切。
这是一个巨大的、超凡的成就，单单获得一个文学奖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瑞典人应该把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与诺贝尔和平奖也一并颁给莫言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