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在今天俄乌战争四年背景下,在泽连斯基被特朗普逐出白宫签约失败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去纪念,又该纪念什么?
但是星移斗转,在二战时不合时宜的“科瓦洛夫信条”,在今天川普主义之下的美国再来看它,却让人有不寒而栗的现实感。强调美利坚合众国的生存就是最高目的,是美国大兵最高的道德动机,所有的自由和价值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就是今天应该回归的“常识”。即使那些高尚动听的道义原则并不都是空话,在过去也曾经使得美国强大,但在今天这个新挑战和新威胁层出不穷的世界上恰恰是它们已经过时,而“科瓦洛夫信条”应该复活。如果信守这些价值和原则,即使是口头的承诺,也只会使得美国变得愚蠢而颟顸,成为被人利用和搜刮的傻瓜。不但如此,历史上帝国的扩张主义和纳粹的生存空间理论虽然臭名昭著,但它们倒是实实在在的真话和真理,今天应该为它们正名了。甚至到了某个时刻,种族主义也应该堂而皇之地供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殿堂。
科瓦洛夫当年欲言又止的那些话,今天我们基本上可以在川普主义和它的形形色色的追随者那里看到明白无误的表达。“科瓦洛夫信条”当年留下的这个问号,于是便成了今天美国国内政治中的一个惊叹号,而大兵菲利普的警告--“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能符合我们人类伙伴的期待,我们将粉碎这个世界上饱经幻灭的人们所抱有的最后一点希望”—也正在成为国际政治的现实。
本文波士顿书评专栏作者程映虹教授原创最新专栏文章,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题记:谨以此文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
科瓦洛夫是谁?他有什么深思邃见换来某个信条或者教义冠以其名?
1944年五月七日,正值二战中诺曼底登陆的前夕,美国军队战地周报《扬基》(Yank,是美国大兵的昵称)在“读者来信” (Mail Call) 栏目中刊登了一封来稿,题目是“理想主义与生物学” (“Idealism and Biology”),署名是欧文·科瓦洛夫少校, (Major Ervin Kowaloff, M.C),服役单位是美军驻英部队的军医部门(M.C.)。
《扬基》的读者是普通官兵,其使命是让士兵了解战争进展,沟通上下和军地、海外和国内的联系,以激励士气。它的读者来信栏目就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鼓励官兵投稿,发表自己的看法。科瓦洛夫就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对美国士兵为什么参战发表意见。在他的来信见报后,《扬基》刊登了一些士兵的投稿,不同意他的看法,并又刊登了科瓦洛夫的回应,澄清和坚持自己的观点,标题是“Kowaloff Credo”,意为“科瓦洛夫信条” 。这个题目可能不是夫子自道,而是编辑为之画龙点睛。
发生于军队报纸上的这场讨论持续了数周,一共刊登了四次。有幸得以发表意见的不过寥寥数人,其话题非常“形而上” ,似乎是一群政客和哲人在辩论战争的性质和士兵的觉悟,大而言之无关战事的进展,小而言之于士兵们关心的官兵、军民、前线与后方之关系以及后勤保障或者战后就业和士兵的再教育等等现实问题无涉,在枪炮轰鸣和“我们何时能回家”的主旋律下似乎有点远离尘嚣,像是咖啡馆里的弘论。
数年前,笔者在阅读美军二战历史材料时偶尔看到这段争论,发现时隔七十多年,这场讨论中双方的观点却意外地为理解当下美国光怪陆离的政治现状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和有历史深度的视角。在二战结束八十周年之际特此将它发掘出来整理成文,供关心美国和世界未来的读者一阅。
何谓“科瓦洛夫信条”?
科瓦洛夫的来信虽说不到千字,但在这次讨论的来稿中已经是最长的了。它始于回应“美国士兵为何而战” ,然后扩展到对美国立国和处理国际关系之原则的讨论。
科瓦洛夫说,美国士兵经常听到一种批评,认为他们对自己为何而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些理想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应该教育士兵认识到自己是在为从纳粹暴政下解放人类而战。更有甚者,他们认为美国大兵应该认识到自己是在为人类的新理想而战,这个新理想是全世界人民的宗教和言论自由,以及起码的民生保障。在科瓦洛夫看来,这种听上去很美好的理想主义并不能激发普通美国士兵的热情。用它来衡量,士兵们都很“犬儒” ,满足于为保护自己受到侵犯的国家而战。在批评者眼中,这个认识不够高尚,它并不能激发士兵作出最大程度的自我牺牲。
但科瓦洛夫认为,这个似乎不够高尚的认识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国家的存续就是最高尚的动机。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经济安全、正义、以及和平等等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就是美国社会的存续。 ”这些说法当然没有超出一般民族主义的范围:如果我的国家没有了,作为国民,这些权利无疑就都没有保障了。所以,民族国家的存续优先于国民权利的保障。
但是科瓦洛夫对这个基于民族主义的听上去顺理成章的优先性给出了另一个更为根本的理由。他说:“我把美国视为一个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的有机体。环境的变化中有的有益于美国,有的有害于美国。美国作为有机体如果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就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浸染于《圣经》的影响,美国国父们相信自由、正义与和平这些理念是宇宙自然秩序的一部分,顺应它们的国家会昌盛,忤逆它们的国家会灭亡。因此,我们的民主【即顺应这个环境的内在因素】被认为是决定我们国家存续的基本因素。在以往的实践中,这个原则一直是成功的。大众表达和实践新观念的自由是我们国家得以适应世界环境并生存下来的秘诀。我们政府不断地寻求改善大众民生条件的努力则是国家得以存在下来的另一个条件。 ”
科瓦洛夫就“国家是有机体”这个观点进一步发挥说,生物性进程和社会性进程之间是非常相似的。人类社会的言论和行动自由就类似于有机体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异的功能。相比那些固守原有的生物和生理特征的种类,那些能最大程度产生变异从而适应环境的种类更能生存下来。民生保障和经济安全则类似有机体内部的循环机制,它给身体各个部分提供养料,循环机制正常的社会各部分的利益都能满足,而循环机制有缺陷的社会则会忽视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
从这个立论出发,科瓦洛夫接下来讨论了美国的国际关系。他认为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谐共处而非统治与受制,这样一个听上去很美好的关系同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里的目的也是美国国家的存续。用生物学来比附,这种关系就是自然界的共生(symbiosis),它使得各种生物能够在互相获益中共同生存。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如果国内的环境变化使得个体自由与公共正义被认为不再有利于国家的存续,或者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被认为认为国与国的和平和共生变得不可能,执着于这样的观念只会损害美国社会和美国国家,一旦作出这样的判断,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生存,美国是不是应该摒弃这些原则,转而寻求另一种生存机制,甚至不排除采用和这些原则完全相反的机制或者方法呢?
科瓦洛夫的来信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他并没有将这个逻辑贯彻到底,从而涉及这个顺理成章的尖锐的问题,虽然我们不难想象他可能给出的答案。也有可能,那个答案和二战期间国际和美国国内压倒性的主流舆论——即这次战争就是人类为争取和捍卫自由、平等、人权的斗争——南辕北辙。言者没有这个勇气。
科瓦洛夫欲言又止。他回到开头,重复自己的观点,强调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生存而战就是美国大兵最高的道德动机,所有的自由和价值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或许为了避免造成过于偏激、和主流舆论过于冲突的印象,在文章的最后一句话里他又说当美国士兵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存续而战时,他们为之而战的这个原则也自动地保障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存续。这是不是说当每一个国家都象美国那样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而战时,全世界就如毛泽东所云“环球同此凉热”了呢?科瓦洛夫的论证和推理到此嘎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一个问号。
对“科瓦洛夫信条”的责难
五月二十一日,《扬基》刊出了题为“致科瓦洛夫少校”的来稿,作者署名是Cpl. M.B, 即一个名叫M.B.(简称)的下士。 作者不同意科瓦洛夫用生物世界比附人类政治生活,说在动物界,斗争的目的是种类的生存,但人类斗争有更高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存续。来信认为,把美国国家和政府的存续置于那些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就为之奋斗的观念之上,这是错误的。美国之所以伟大和值得为之斗争正是因为它对民主抱持最有活力的信念,它对宗教、言论和出版以及经济需求给予的自由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最充分的。但这些伟大的自由并非天赐,而是国父与先人奋斗的结果。来信强调这个斗争在美国并没有结束,因为这些自由在美国还没有完全实现,美国还存在着基于宗教和种族的歧视,以及对政治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视若无睹。
所以,M.B反对把现存的“美国”作为一个既定的现实、一个高于一切的目标接受下来并捍卫----“我们怎么可以通过声称我们仅仅是为了保卫这样一个美国社会去赢得这场战争?” 进而言之,作者提醒说不要被这样一种话术所迷惑,它企图在美国这个国家和那些崇高理念之间建立一种神秘的联系,似乎“美国”这个名称就等同于那些理念。“我们必须明确是自由第一,还是我们的国家第一。” 如果我们把自由的理想放在第一位,我们就永远不会背叛美国(意为美国的历史和立国之道就基于自由的理想);如果我们把美国放在第一位,我们就很可能会成为它的叛徒。
但是,M.B也是一个很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并不认为科瓦洛夫的观点一无是处,驳倒完事。作者最后说,他相信科瓦洛夫的观点—美国士兵参战是为了捍卫美国国家和社会的存续--可以被看成这场战争中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最现实的手段(the best practical measure)和明智的目标(a sensible aim)。换言之,它可以被看成是全体美国人最起码的共同目标,只是切记不要把它看成最高、最终极的目标。它是“最低纲领”,在为它努力时,不要把它当成“最高纲领”。
同一期的《扬基》报上还刊登了一篇来稿,署名是技术四等兵斯特登(T/4 Cliff Stratton Jr.)。 来信也是不同意科瓦洛夫认为美国的存续本身就是最高目的、而那些高尚理念都是为达此目的的手段的观点。在作者看来,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正好相反。信中引述《独立宣言》的原文,论证政府乃至国家不是最高目的,而是为了实现那些理念的手段。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在那些宏大自由之外,美国士兵捍卫的也包括“把卧室油漆成粉红色的自由,打红色领带的自由,以及其他任何被认为是行事怪诞的自由”。 总之,“一个社会值得存续,端赖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个人安排自己生活的愿望。” 这也就是美国社会与纳粹国家和日本帝国的区别。作者承认,个人的这些自由在实践中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在当前的战争环境下,个人自由就必须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一千多万美国人愿意放弃很多个人自由,接受国家对自己生活的安排,投身战场,但他们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卫一个那些自由权利在其中是最高目的而非手段的社会。
六月十八日,《扬基》又刊登了两封来信,相比之下,它们对科瓦洛夫的批评更为尖锐。第一封信署名是大兵曼斯菲尔德·菲力普(Pfc. Mansfield Philip)。来信开宗明义,说科瓦洛夫少校的信让人们会以为在读《德意志观察家报》(纳粹党报),把国家或者社会比附成有机体是纳粹政治哲学,从纳粹思想先驱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1855-1927,英国种族主义思想家)到希特勒和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 1893-1946,纳粹理论家)一以贯之。 作者认为在科瓦洛夫的观点和希特勒的作为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将宗教和言论自由以及经济安全视为达到国家强盛或者存续的手段,而希特勒为了达到同样目的则使用赤裸裸的暴力。
作者问道:“如果个人碰巧是其国民的那个国家视自己的存续为最高目标,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谴责纳粹犯下的烧杀抢掠的罪行呢?”。 进一步说,“如果不是因为犯下了这样那样的战略错误,希特勒现在或许已经让德国伟大和强盛了(Hitler would have made Germany great and powerful),但是,难道这可以用来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辩护吗?”。 考虑到第三帝国是在取代了政治涣散、国力衰弱的魏玛共和国之后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称霸欧陆的,这里把原文翻译成“让德国再次伟大”,恐怕对作者之原意毫无夸大或者曲解,何况在德国民族主义者和纳粹主义者眼里,德意志确实曾经伟大过,但是在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的魏玛共和国之下它衰落了,第三帝国的目的就是让它再次伟大。
针对科瓦洛夫认为国家的存续是最终目标的观点,来信说“美国不过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一个地方,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既不比其他国家的人好,也不比他们糟。使得美国成其为美国,即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是美国人采纳了一些不能用来作为达到目的之手段的观念,它们是在惊涛骇浪中指引航向的罗盘针,而不是为了提高产量可供选择的不同的生产方式。” 作者提醒说:美国是人类的一部分,它承担了至今为止最值得为之努力的领导责任,“它不能以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例如生物学意义上的必要性--放弃这个有时很沉重的负担,正如一个军官不能在危难中放弃他的士兵。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能符合我们人类伙伴的期待,我们将粉碎这个世界上饱经幻灭的人们所抱有的最后一点希望。”
同一期《扬基》上还刊登一篇来信,署名是大兵凯斯Pvt. Mortimer Cass。作者也不同意科瓦洛夫,但其批评又有其独到之处。作者说,科瓦洛夫的观点只会导致美国的孤立主义、持续的军备竞赛和此起彼伏的冲突。任何有思考能力的美国士兵如果是在为保全自己的国家而战,那他们就必须关心在世界其他地方推广民主的问题。他们关心这个问题,不是出于任何书呆子式的理想主义,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理由,也是美国卷入这场战争的原因—“和平生活中的美国民主不可能在一个充满敌意和反民主的世界上长期生存。” 作者说“我们并不仅仅是在和两个国家—德国和日本—作战,我们是在和一整套反民主的思想观念在作战”,所以只在战场上打败他们是不够的,“我们军队所到之处,必须摧毁产生另一个希特勒的社会基础。” 如果不是以普及民主为目标,而是满足于自我孤立,形形色色的希特勒就会不断产生,导致持续的军备竞赛和此起彼伏的国际冲突。
科瓦洛夫认为普通美国士兵能理解为保全自己国家而战,但为人类民主而战这个理想太高尚,恐怕他们难以接受。凯斯问道:难道这个理想真的那么难以消化吗?难道它的实现比整个战争的努力都更艰巨吗?“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短时间里把一个平民变成军人,那它也完全可能让一个士兵认识到为一个民主的世界而战符合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
科瓦洛夫的回应
在发表了四位士兵的来信后,《扬基》于六月25日发表了科瓦洛夫的回应。科瓦洛夫说他的立场和观点被严重曲解了。他无非是想说所有观念本身都不是绝对至高无上的,都必须用其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是否有益来衡量,这就是他为什么说那些高尚的价值是手段而非目的。他无意贬低这些价值,只是想把它们置于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关系中来对待。他也没有用比附生物过程来贬低社会理想的用意,只是想展示自然进程与社会演化在机制上有相似之处。他更不是那种盲目的爱国主义者,认为美国社会已经没有问题,可以被作为完美的现实接受下来去捍卫。但他认为这些问题并非是美国的制度有缺陷,而是人的不完美。至于那些价值,他说当国父那一代人为自己的宗教自由而战时,要他们接受自己也是在为所有人的信仰自由而战是荒谬而不现实的,但后来美国宪法修正案提出了保障“所有人”的信仰自由,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在战争中美国军队设有供士兵使用的宗教场所,规定所有宗教都受到保护,一视同仁,这就是证据。
科瓦洛夫的回应并没有改变他的基本观点,只是做了一点澄清和修正,给人的感觉其重点是在语言处理上,即如何把一个和主流舆论相冲突的立场在表达上修饰到不是那么太不和谐的地步。科瓦洛夫在军医部门工作,官衔是少校,很可能是应征入伍的医生(专业人士从军,如果有博士学位,是执业医师,一般授上尉军衔,如果比较资深,则升为少校)。毫无疑问,作者从自己的学科背景中获益良多,但这一点也正是其最薄弱和难以辩护之处,即与纳粹意识形态有共同点。对于这个大问题,科瓦洛夫基本是回避了。
美国大兵被洗脑还是独立思考?
阅读这场讨论有几个感想。第一是参与讨论的一方是中级军官,貌似专业人士,其他人都是典型的美国大兵,处于军队等级制度的最底端。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在如何看待战争的目的和意义这些事关军队士气的大问题上,更有可能与官方保持一致、“唱意识形态高调”的是身为“知识分子”的前者,作为普通人的后者则可能从更切身更实际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和官方一致,至少语言会更朴实。但让人略感惊讶的不但是所发生的情况正好相反,普通士兵的思想认识和军方组织士兵观看的宣传片《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 1942-1945) 毫无二致,而且对“正统意识形态”之阐释似乎比官方宣传更进了一层。
那么这种与官方保持“高度一致”、对“奇谈怪论”不但具备辨别能力而且能迅速有力的反驳是洗脑的后果还是基于独立的认识?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就现象而言,当时轴心国的士兵甚至普通国民至少很大一部分不也是被洗脑到了完全自觉的地步了吗?二者如何区别呢?
笔者倾向于认为美国士兵的这种立场和认识主要源于自身对一些重大问题——尤其事关美国立国原则和国家制度——的自发认识,这是美国大兵在战争问题上信任本国的最深刻根源。战争时期交战国都禁止公开的反战言论,但是公民甚至士兵在行动上拥护战争的前提下是否有思考战争之性质和目的的自由,是否舆论一律,禁止讨论,这个敏感的灰色地带在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民主国家官方不会剥夺这一类言论自由,但会对其作出限制,同时也会大力宣传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通过对资讯的汇集和阐释(“我们为何而战”就是战争宣传的典型)引导士兵和民众的认识,以维持和提高士气。此外,民主国家在某些时候甚至会鼓励此类讨论,对自己的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并不担心思想混乱、舆论失控。
在这个问题上,非裔美国人对于战争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参照系。珍珠港事件后,美国黑人群体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共识:支持本国政府、积极参加战争,同时坚持自己独特的政治诉求,即“双重胜利”(国际上战胜法西斯;国内战胜种族主义,当务之急是废除种族隔离)。这是一个在餐馆工作、并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青年在投给黑人报刊的长信中提出来的。这场讨论是在报刊和其他舆论场合公开进行的,其中不乏因黑人身为二等公民备受歧视,因此主张置身事外甚至应该反战的观点,官方对此并未强行干预、控制和引导。黑人舆论阵地是独立的。
在非裔美国人的这场讨论中,很多知名人士和普通公民都表达了对美国立国原则和国家制度的信心,而这种强调,平常是不多见的,只有在战时通过和轴心国意识形态的对照才鲜明地表达出来,最后成为这个族群从精英到底层的主流意见。很多人从“我不再相信任何战争”(战争都是白人挑起的、为白人谋利的,有色人种最后都是牺牲品)转变到“我相信这场战争”。同为种族主义,他们认识到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是不能与法西斯的种族主义相提并论的,“我在这个国家有反对这个国家的自由,这就是我愿意为它而战的理由。”
如果作为美国社会最为“异己”的非裔美国人对战争都能有这样经过独立思考通过言论自由表达的态度,参与《扬基》讨论的美国大兵表达的观点当然更难以想象是洗脑的结果。
“科瓦洛夫信条“与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传统
阅读这场讨论的第二个感想,是通过“科瓦洛夫信条”看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的影响。科瓦洛夫的观点当然不能说是纳粹主义,但却是很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纳粹主义属于同一个社会思想谱系。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生物进化过程比附社会发展过程,用自然演化机制阐释社会演进结果,完全忽视—或者掩盖——人类活动中主观意志和权力关系对社会演化结果的影响,科瓦洛夫对此照单全收。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和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一样,人类世界生存竞争的胜者不是最强的而是最能适应环境的,而科瓦洛夫则认为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言论和宗教自由等等权利使得它最能适应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此意义上他也拥护此类原则,无非因为它们是达到让美国在一个生存竞争的世界上存续的手段。
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美国立国原则如此沟通,这是科瓦洛夫信条的独到之处。
霍夫斯塔德在他的名著《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44/1953)中说,达尔文主义在十九世纪中期问世后到二十世纪初,迎合了美国个人主义的传统,是个人意义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观念市场上走红的时期。在这个个人财富突飞猛进的“镀金时代”,这个主义被用来论证商业上的成功,即美国是私人资本主义意义上个人成功的理想土壤,成功者都是最灵活最能适应这个环境的弄潮儿。此后,这个意义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现实面前破绽百出而逐渐退潮,集体意义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崛起。它用集体的适者生存解释美国对外扩张和成为国际强国的现实,认为扩张主义是美国在列强竞争的国际环境中继续生存的条件,从而支持了世纪之交美利坚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霍夫斯塔德认为一次大战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也退潮了,一个原因是信奉同一个主义使用同一套话语的德国军国主义的崛起和失败给其信奉者出了一个难题。但是只要美国还有人视人类社会为生存斗争的竞技场(predacity in society)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始终有可能复出。
“科瓦洛夫信条”的当代意义
霍夫斯塔德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之分析止于一次世界大战。一次大战后期和结束时,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十四条中包含普世性价值观的一些基本原则,应该说是美国意识形态中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对立的因素,可惜霍氏在这本书里似未涉及这一点。威尔逊总统后来也因此被西方和非西方很多人视为空想家和书呆子,遭到批判或者嘲笑。威尔逊主义之后二十年,普世主义价值观在美国的影响处于上升时期,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兵遍及各大洲大洋,至少从军心和士气的角度,美国也需要一个超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口号。二战结束,冷战开始,作为美国国际干预政策之意识形态基础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相结合,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更显其重要性。
但就在这些大趋势大方向之下,“科瓦洛夫信条”却让我们看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的潜流和顽固性。科瓦洛夫少校的观点和参与讨论的士兵们对此的敏感和反感,虽然发生于社会舆论的一个偏远的角落,此后也再没有被关注更没有发酵,但却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同一个问题,揭示了美国社会的两个方面。
在川普再次当选总统,美国国内尤其是国际形势急速变化、舆情激烈分化的今天回顾这个争论,相信很多人会有“似曾相识”之感,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在科瓦洛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现实主义者”的影子,他们怀疑、鄙视甚至嘲笑一切“高尚的”价值,如果不是唯利是图至少是唯利是问,认为美国意识形态在过去几十年里步入歧途,彻底地左倾化。川普的再次当选说明了“常识回归”和“现实主义”的胜利。 而这个主义的对立面,就是不着边际的“理想主义”和道德高调。阅读《扬基》的那场讨论,笔者感到幸运的是,当年那些用“道德高调”拒绝“科瓦洛夫信条”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是普通士兵。就是他们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代” (”the Greatest Generation”),其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对于战胜法西斯起了关键作用。
这些士兵的言论放在今天,不是某些人眼里妥妥的“白左“吗?
但是星移斗转,在二战时不合时宜的“科瓦洛夫信条”,在今天川普主义之下的美国再来看它,却让人有不寒而栗的现实感。强调美利坚合众国的生存就是最高目的,是美国大兵最高的道德动机,所有的自由和价值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就是今天应该回归的“常识”。即使那些高尚动听的道义原则并不都是空话,在过去也曾经使得美国强大,但在今天这个新挑战和新威胁层出不穷的世界上恰恰是它们已经过时,而“科瓦洛夫信条”应该复活。如果信守这些价值和原则,即使是口头的承诺,也只会使得美国变得愚蠢而颟顸,成为被人利用和搜刮的傻瓜。不但如此,历史上帝国的扩张主义和纳粹的生存空间理论虽然臭名昭著,但它们倒是实实在在的真话和真理,今天应该为它们正名了。甚至到了某个时刻,种族主义也应该堂而皇之地供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殿堂。
科瓦洛夫当年欲言又止的那些话,今天我们基本上可以在川普主义和它的形形色色的追随者那里看到明白无误的表达。“科瓦洛夫信条”当年留下的这个问号,于是便成了今天美国国内政治中的一个惊叹号,而大兵菲利普的警告--“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能符合我们人类伙伴的期待,我们将粉碎这个世界上饱经幻灭的人们所抱有的最后一点希望”—也正在成为国际政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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