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 用鲁迅杀人
編者按：“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残暴的政权在作开脱。”
《鲁迅的最后十年》，林贤治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第一版
为鲁迅先生立传的人数以百千计，最得我心者，除了竹内好，便数林贤治。他人写鲁迅，将其当作客体，作者是作者，鲁迅是鲁迅，两者之间泾渭分明；林贤治写鲁迅，则将其当作主体，作者与鲁迅，简直要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甚至只见鲁迅，不见作者。林著《人间鲁迅》，上下两册，将近千页，虽是第三人称，却可作鲁迅的自述来读。能使鲁迅在纸上复活，不仅需要思想的相通，更需要风骨的相通。画虎画皮难画骨，写鲁迅，若无风骨支撑，便难以临摹其俯首背后的横眉、绝望背后的悲悯。这一点，恰是林贤治的擅长。他们相通到什么程度呢，我看林贤治近年来的肖像，竟有了一些晚年鲁迅的气质。
说林贤治酷肖鲁迅，于他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赞美。他对鲁迅的传承，不止传承了鲁迅的优点，还传承了鲁迅的缺点。因此有人讥讽他是鲁迅的“凡是派”：“凡是鲁迅赞成的他都赞成，凡是鲁迅反对的他都反对，凡是赞成鲁迅的他都赞成，凡是反对鲁迅的他都反对。”对此他的态度十分坦然：“朋友告诉我，说有一位海上批评家说我是鲁迅的‘凡是派’，问我意下为何？我回答说荣幸之至，只是愧不敢当。”
“凡是派”的立场，之于林贤治的鲁迅写作，可谓利弊参半。像《人间鲁迅》这样的文学创作，“凡是派”的爱憎分明、一往情深，正有助于林贤治进入并呈现鲁迅的精神世界；如《鲁迅的最后十年》这样的学术研究，“凡是派”的偏执与狭隘，则阻碍了林贤治认知并解剖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的政治与文化生态。质言之，文学需要激情，学术需要客观，“凡是派”得之于前而失之于后。林贤治是优秀的作家，却未必是优秀的学者（当然林贤治从不以学者自命，而对学者的称号颇为鄙夷，对学院的生态相当厌恶）。
《鲁迅的最后十年》一再重印，足见风靡。从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3年）到最新一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这十八年来中国的变迁，固然不比“鲁迅的最后十年”（1927-1936年）那般波澜壮阔，天翻地覆，却也是暗流汹涌，于无声之中酝酿惊雷。林贤治写此书，立意不止在历史，还有影射现实之意，连书中的留白都充满了反讽的气息（不妨说，此书诸多论调，相比历史，毋宁更适用现实）。不过，而今蓦然回首，只怕他要失望了：此书谈论的主题，如“书报审查制度”、“自由与人权”、“专制与改革”，十八年来现实并无显著进步；作为主角的鲁迅，所受冷遇、贬损、废黜更甚往日……
“凡是派”的教条主义僵化了历史，影射史学的实用主义扭曲了历史，这二者，决定了《鲁迅的最后十年》必将陷入重重争议。在我看来，此书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出在鲁迅身上（林贤治试图以一个自由的鲁迅，来对抗被权力禁锢的鲁迅，然而鲁迅始终被供在高不可攀的神龛之上，不曾回归人间，自由趋向极端，同样是一种神化），而出在了鲁迅的批判对象身上：一是国民党，二是胡适。
此书第一章名曰“国民党‘一党专政’”。林贤治竭力论证国民党反自由、反民主，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蒋介石是一个大独裁者等，以环境的险恶、敌人的凶残，反衬鲁迅战斗的无畏、风骨的嶙峋。他的论据都是什么呢，如“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口号。拿口号来立论，正折射了林贤治的颟顸。因为口号之为口号，尤其政治口号，一在欺人，二在自欺，无足为凭，何以为证。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林贤治竟混淆了口号与行动、理论与现实，或者说应然与实然。纵使国民党企图成为一个极权主义政党，事实则是，从其诞生，至今百年，它从不曾具备极权主义一半以上的特征；纵使蒋介石企图成为大独裁者，事实则是，如其对手所嘲讽的那样：“民主无量，独裁无胆”（需要注意，独裁并非胆量的问题，而是能力的问题），哪怕在其权力巅峰，却不过是“弱势独裁”。反观历史，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国四分五裂，国民党内忧外患，谈何一党专政，谈何极权，谈何独裁？要知道当时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独裁，而是不能独裁。更不难想见一点，假如那十年的国民党诚如林贤治所论，鲁迅的命运必遭改写，在真正的极权之下，怎么可能容忍鲁迅式的写作呢，他的归宿，不是沉默，就是入狱，生于1948年的林贤治可谓过来人，对此应有明鉴。一言以蔽之，倘若国民党极权，蒋介石独裁，就不会出现“鲁迅的最后十年”；恰因存在“鲁迅的最后十年”，则可反证国民党不够极权，蒋介石不够独裁。所以说此书自打开篇，便陷入一种自相矛盾、自我解构。
如果说林贤治对国民党的误判，可以归结于现实的焦虑，那么他对胡适的贬斥，只能归结于自身的狭隘。此书第三章“自由与人权”，以胡适观照鲁迅，把二人强行对立，诸如这样的结论：“承认还是不承认现存的政府和法律，承认还是不承认奴隶——政府称之为‘公民’——反抗专制压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鲁迅和胡适们的分歧的根本所在。”此言貌似深刻，可惜只说对了一半。胡适的确承认“现存的政府和法律”，主张在体制之下、现状之上渐进改良，然而他什么时候否决了公民“反抗专制压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呢，须知反抗者不止鲁迅一人，反抗的方式，不止鲁迅一条，胡适何尝不在反抗，而且极具杀伤力，否则就不会导致《新月》六七号合刊和《人权论集》被查禁，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被迫辞去。鲁迅的朋友（鲁迅书信集中，有二十五封半致曹聚仁）、写过《鲁迅评传》的曹聚仁说：“胡适的处境在那时期，并不比鲁迅更自由些。”可为注脚。
以胡适衬托鲁迅也好，以鲁迅鄙薄胡适也罢，林贤治的思维，还是二元论，使鲁迅与胡适构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我早说过，二元思维作为一大病毒，十分流行，看来连林贤治都不能幸免；一旦感染，其论点便无足观。因为鲁迅与胡适之间，绝非针锋相对，势不两立，若譬之为两条线，他们不是平行的直线，反而时有重合；况且那十年间中国的反抗者，不止鲁、胡二人，就像这世间的颜色不止黑白，人心不止善恶，倘你眼里只有二元，则只能看见一个一元的世界。从思维上讲，一元的终点是专制，多元的终点才是自由。
林贤治心中的一元，便是鲁迅，他的一元论，便是唯鲁迅论，把鲁迅塑为几近完美的标杆，藉此横扫天下，推倒一世豪杰。在鲁迅的辉光之下，胡适沦为奴才，乞求政府施与自由；陈寅恪沦为“文化遗民”，其气节仅在于守旧，而无关开新，所张扬的是“一种没落的士大夫情调”，所演奏的是一首“唱给旧文化的深情挽歌”……这样的道德批判，遍布林著，诚可谓鲁迅遗风。
鲁迅的风骨，怎么弘扬都不过分。然而风骨，以及气节、道义等，用途在于劝勉，而非责难。所谓不以大义责人，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伯夷叔齐，成为文天祥、方孝孺，成为鲁迅、胡适。道德批判的意义，不在抬高上限，而在维护下限，捍卫人之为人的良知与尊严，使人类不至沦为奴隶、禽兽；换言之，成为一个人，并不意味着要成为圣贤，成为英雄，成为斗士。倘把上限降格为下限，道德批判便可杀人。
这不是危言耸听。可以史为鉴。1949年后，留守大陆的冯友兰备受政治批判，屡作“自残、自践、自辱式”的检讨和自我批评。1950年8月，在印度讲学的张君劢读到冯友兰《学习与错误》，遂撰《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刊于香港《再生杂志》，信中责备冯友兰“不识人间尚有羞耻事乎”，“足下读书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即令被迫而死，亦不失为英魂，奈何将自己前说一朝推翻，而向人认罪？”虽倡以大义，却满纸杀气腾腾，不啻用名节杀人，逼冯友兰舍生取义。
同理，林贤治批判陈寅恪，对于1949年后陈寅恪的一些表态，以及“晚年唯剩颂红妆”等，非但不予体谅，反而横加苛责，以“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的名义，以鲁迅所云“战斗者”的名义。他却不去想，假如将鲁迅置于晚年陈寅恪的语境，该当如何？只要坚持战斗，不管怎样深沉、韧性，结局终不免一死，而且极有可能是横死。就此而言，以三十年前的鲁迅批判三十年后的陈寅恪，可谓杀人之举。痛斥“文化移民陈寅恪”的林贤治，最该倾听周质平的告诫：“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残暴的政权在作开脱。”（周质平《气节与学术——论冯友兰的道术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