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闯创 | 是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吗？——兼谈宋彬彬的道歉

編者按：《宋彬彬道歉成立的兩個條件》文章發送之後，引起讀者熱烈討論和回應。特再選發推送《是紅衛兵打死了卞仲耘嗎？》。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打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既有该校学生也有外校学生，现有资料表明凶手里的女附中学生当时并不是红卫兵，但尚不清楚是否有外校红卫兵参与行凶。原女附中学生领袖宋彬彬承担了不应有的巨大历史罪名，但她要澄清自己、摆脱耻辱的唯一办法就是直面并批评中共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本质，否则她也只能作为中共的牺牲品被历史记住。

是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吗？
　——兼谈宋彬彬的道歉〔１〕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以下简称“女附中”）高一３班部分学生（以中共干部子女为主）批判殴打该校５位领导，校内外的其他学生也陆续参与进来。在被侮辱殴打折磨数小时后，该校中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遇难，被后人称为北京“八五”事件。在文革中死于学生之手的教育界总人数至今无法统计，卞仲耘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政治贱民在政治运动中被打死或自杀的事件司空见惯，也很少有人会因此承担责任。２２年后的１９８８年，女附中原高一３班学生王友琴作为八五事件亲历者首次披露了这件事〔２〕。在随后的调查中，王友琴提供了很多卞仲耘遇难案的细节，但其中并不包括她那些作为该案肇始者的同班同学的名字，她的校友宋彬彬（女附中原高三３班学生）却成为她对此案记录的中心人物：王指控是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而宋彬彬是该校红卫兵领袖，并且宋因为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以及被毛泽东赐名“要武”而成为红卫兵最知名的代表〔３〕。

　　刘进等多位女附中校友在２００２年后开始合作调查“八五”事件，宋彬彬后来也加入其中，调查结果于２０１０年４月首度部分公开〔４〕。２０１２年１月宋彬彬发表文章具体谈到自己与“八五”事件的关系，并在文中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道歉〔５〕，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宋和刘进等人回到母校就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道歉〔６〕。刘进、宋彬彬的调查结果和道歉虽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八五”事件，但她们始终回避“八五”事件真凶的问题。王晶垚在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７日签署声明，表示在真相大白前绝不接受宋彬彬、刘进的虚伪道歉。宋彬彬在２０１２年还发表《王友琴加于我的历史耻辱架》，这实在是夸大了王友琴的作用，真正把宋钉在耻辱架上的是靠暴力和欺骗发动文革并持续掩盖真相的毛泽东和中共。

　　卞仲耘遇难事件的真相至今未得到完全公开，争议的焦点主要汇集到以下五个问题：⒈事件的策划人和发起者是谁？⒉打人者是谁？⒊卞何时遇难以及是否有人抢救卞仲耘？⒋女附中当时的掌权者是谁以及有多大的权威，在此案中应承担多少责任？⒌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此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前４个问题，笔者没有答案，期盼当事人或研究者能提供和发掘更详细的资料。但第５个即关于红卫兵的问题，笔者认为现有资料已经提供了明确的答案，只是很多人还不愿意接受：截至卞仲耘遇难时，北师大女附中还未成立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即８月５日打死卞仲耘的女附中学生当时还不是红卫兵（按：下文中凡是提到的日期如未标明年份，即默认为１９６６年）。

　　考虑到关于红卫兵运动初期情况的说法谬种流传，笔者将先澄清红卫兵运动初期的若干重要问题，然后再具体谈及北师大女附中的情况，最后讨论一下宋彬彬的道歉的问题。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完全赞同去追究在卞仲耘遇难事件及类似暴力事件中凶手及相关人物的责任，但责任大小应取决于其涉案程度，而与其个人身份无关，不管是共产党员、红卫兵还是一般群众。也就是说，没有行凶的红卫兵就不应该承担行凶的责任，而行凶的即便不是红卫兵也应为此担责。正如印红标所说“不论是群众自发的暴行，还是红卫兵成员的暴行都应当谴责。”“在叙事的时候应当尽量准确，不必让红卫兵为所有的暴行负责，例如令人发指的北京大兴县农村的灭门暴行，就不是学校红卫兵所为。”〔７〕

　　从现有材料看，制造北京“八五”事件的师大女附中凶手们当时还不是红卫兵，承认这一点并没有减轻甚至有可能增加她们的罪恶程度：这种无需组织即可随意实施的暴力比有组织暴力更加难以预测，而施暴者不会为此受罚甚至还会被奖赏就使得这种暴力更具有威慑性。另外，红卫兵犯下的暴行数不胜数，承认北京“八五”事件不是红卫兵实施的也绝不会减轻红卫兵的罪恶。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开始的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活动中，十几天内至少有上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单此一件事就足以将红卫兵（尤其是老红卫兵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８〕；其次，有理由相信，在８月７日女附中成立红卫兵时，那些两天前殴打卞仲耘致死的女附中学生们（尤其是干部子女）基本都会加入进来，而绝不会因此被拒绝加入（见下文）。

　　笔者在《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一文中说１９６６年８月前中国并没有红卫兵运动，当时仅在北京十几到几十所学校（几乎全是高中）里存在着名叫“红卫兵”的学生团体，另外还有极少数学校里有“红旗”、“东风”等类似的团体〔９〕。将这些团体统称为“红卫兵”组织是不恰当的，他们彼此之间既无联系，而且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驾齐驱甚至名头更响亮，而“红卫兵”不过是众多自发学生团体中的一个而已。

　　这些小团体一般以高干子女为主，人数很少，虽然在６月份有过一些激进的活动，但到７月下旬时几乎就要被一贯压制独立团体的中共所镇压或融化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７月１３日开会讨论北京中学文化革命时就说“搞秘密团体都不要，地下活动是错误的。”〔１０〕？众所周知，直到得到毛泽东８月１日和８月１８日两次的大力支持和扶植后，红卫兵运动才先后于北京和全国范围内兴起，但有若干细节尚未引起人们广泛注意。

　　⒈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回到北京不久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现状非常不满，并将此归罪于派到各单位主持运动的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虽然工作组是刘少奇等中共官僚按照以往政治运动惯例而派出的，毛泽东仍要求撤销工作组。因此，原本即将被工作组压垮的北大附中红旗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分别在７月２５日和７月２７日得到了转机，到７月２９日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时，红旗和红卫兵之前所承受的来自工作组的压力就完全消失了，各自的革命左派地位进一步得到了认定。在这个过程中北大附中红旗及其代表彭小蒙多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批评工作组，名气大增。

　　⒉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最早直接来自毛泽东的支持是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毛于７月３１日写出此信并批给下属阅读，但最终并未发出。８月１日毛将该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８月２日信件即从参加会议的北京军区司令杨勇处传出并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头目宋柏林得悉〔１１〕。８月３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王铭、卜大华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信，８月１８日清华附中红卫兵骆小海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问起此信，毛说只是草稿还没发呢。不过这封信仍然通过高干子女等渠道快速传播开来，在北京迅速出现各种仿效“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的所谓自发组织，？但截至８月１８日在北京以外只有极少数大城市零星出现了由消息灵通的高干子女成立的红卫兵组织。

　　⒊北大附中红旗和彭小蒙的突出地位。正因为红卫兵后来的巨大名声，反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及其代表人物彭小蒙在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到８月１８日之间其实是比清华附中“红卫兵”更早、更多得到官方支持以及名声更大。宋柏林就在７月２７日的日记中提到“看来彭小蒙尾巴翘太高了，把各校左派的兄弟关系看成老子、小子关系”。

　　因为反工作组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在７月下旬连续抛头露面，７月２５日、２６日连续两晚中央文革在北大召开群众大会，彭小蒙上台发言批判北大工作组及组长张承先，７月２７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革命师生代表大会，彭小蒙发言介绍江青在北大讲话内容，７。２８在北京展览馆开会批判工作组，彭小蒙仍然上台发言，而直到这次会议清华附中“红卫兵”两篇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才得以交给江青并转给毛泽东。８月１日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中却同时点名支持了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和彭小蒙，这就足以说明“红旗”通过江青已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８月４日彭小蒙在北大全校大会上殴打张承先〔１２〕。

　　８月１１日《人民日报》转载了８月１０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无往而不胜》，署名为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８月１８日彭小蒙代表中学生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即毛泽东接见群众大会）上讲话。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直到８月１９日才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报道《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正是这篇报道才一举奠定了红卫兵一统江湖的地位，文中提到毛泽东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并引用康生的话说“毛主席也参加红卫兵了”。不过这篇报道同时还赞扬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以敢于冲锋陷阵闻名的战斗组织”。

　　另外，文革中最早出现最为知名的群众歌曲《革命造反歌》就是北大附中“红旗”在６月初创作、７月１日定稿的，歌词中的“革命师生齐造反”使这首歌成为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鼓吹造反的两篇文献之一〔１３〕（另外一篇就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４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事实上，正是因为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巨大名气，后来大名鼎鼎的北航“红旗战斗队”于８月２０日成立时都是仿效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取名的〔１４〕。

　　⒋毛泽东８月１日的信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但尚无证据表明在８月１８日前毛及中央文革小组就已决心支持推广“红卫兵”或“红旗”的组织形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８月８日通过了由毛泽东多次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这一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只是抽象地赞扬“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没有提到“红卫兵”或“红旗”，却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王年一说这次会议上没有任何肯定红卫兵的表示，参会的上海市长曹荻秋甚至在８１８大会过后仍然反对上海建立除“文化革命委员会（小组）”以外的组织，比如红卫兵，曹说“我们只搞文化革命的组织，组织红卫兵的问题还要考虑，我们不提倡，（中共）８届１１中全会上没有讲”〔１５〕。

　　⒌毛泽东８月１日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流传开后，北京出现了众多自发学生组织，开始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红卫兵将成为这些组织的统一名称，他们当时还只是习惯性的统称自己是左派。甚至在８月１８日大会后当晚，有学生向周恩来提问中央能否就统一组织做出具体办法时，周还提议把红卫兵、红旗、赤卫队等组织统称为赤卫队比较好〔１６〕。需要说明的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大会并不是“毛主席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大会”，到场红卫兵仅有几万人而已。红卫兵在八一八大会上登上政治舞台，毛泽东在会上戴上了宋彬彬送上的“红卫兵”袖章，会后中共舆论机关极力宣扬，红卫兵的名称才得以席卷天下。

　　实际上８月１８日以后各单位出现的首批红卫兵组织往往是由地方当局顺势授意或包办建立的，以应对、引领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这批８、９月期间成立的官办红卫兵一般是保守派，和稍后１０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兴起的造反派红卫兵是有明显区别的。比较常见的是，官办的红卫兵直接以“××单位红卫兵”命名（也就是所谓的“三字兵”，因为只有“红卫兵”这三个字），造反派红卫兵为突出与官办红卫兵区别往往以“××单位毛泽东主义（思想）红卫兵”命名（也就是所谓的“思想兵”或“主义兵”）。比如清华大学８月２０日出现的第一个“清华大学红卫兵”就是由原工作组扶植的贺鹏飞为首成立的，８月２２日出现的“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是由主张批判工作组的学生发起成立的〔１７〕。当然文革期间各地形势千差万别，总有例外，比如广州市官方最早扶植的红卫兵就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庆官方先建立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又组建“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不久又将两个总部合并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１８〕。

　　⒍毫无疑问，毛泽东既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也是其终结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大附中“红旗”和清华附中“红卫兵”自发成立近两个月后，毛泽东才通过江青发现了“红卫兵”和“红旗”；并且显然是出于推动文革的政治算计，毛泽东表示热烈的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和行为，从而形成了“红卫兵运动”。这个时间差足以说明毛泽东不是算无遗策在筹划文革伊始就决意借用青少年学生作为推动文革的主要力量，支持红卫兵和批准大串联等等都不过是毛面对局势自然发展时做出的应对策略，至于其结果自然是毛也无法完全预计和控制的。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下旬，毛泽东就说“我也没有料到，（北大）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１９〕

二、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之死与红卫兵

　　现有材料说明北师大女附中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打死时尚无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只有一个叫“红旗”的少数派激进团体，而发起批斗卞仲耘的学生所持观点是和“红旗”对立的。直到８月７日，女附中才成立了“红卫兵”。

　　李红云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从一份原始记录说起》说：文革期间，女附中曾出现过两个红卫兵组织，即“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红卫兵”。“红旗”正式宣布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由反工作组的部分学生组成。“红卫兵”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７日〔２０〕。

　　李红云的文献来源分别是北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会议的原始记录（简称“记录”）和《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１９６６。６。１—１０。３）》（简称“大事记”）大字报手抄件，笔者认为她的考证结论是正确的，但不同意她把最早期的“红旗”也称作红卫兵组织。“记录”中清楚记载了８月７日成立红卫兵，无可辩驳。考证的难点在于如何理解“大事记”中的如下记载：７月３１日，校内成立了“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这句话能否说明女附中学生在７月３１日同时成立了“红旗”和“红卫兵”两个团体，或者说“红旗”就是“红卫兵”？

　　根据女附中文革的展开情况，结合本文第一节所述红卫兵运动的北京，笔者认为女附中“红旗”和“红卫兵”在成立之初是两个观点不同甚至相反的组织。激进的少数原反工作组派率先成立了“红旗”，而原支持工作组的保守派作为成立“红卫兵”在后，“红旗”后来既为顺应形势又为显示独立性被动改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具体情况如下。

　　驻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于７月３０日撤出该校并宣布“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反工作组的学生梁二同等人次日即７月３１日就宣布成立“红旗”。此前梁二同等人因反工作组在校内受到打压，就很少在校内活动，主要是在校外串联，她们已经同海淀区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建立联系〔２１〕，但在７月３１日她们选择以“红旗”而非“红卫兵”为自己的组织命名，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大力支持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风头正盛远超清华附中“红卫兵”，而不代表梁二同等人不认同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精神。

　　８月７日原工作组扶植的“学生代表会”和“革委会”负责人刘进、宋彬彬决定成立“红卫兵”，这并不能说明她们接受清华附中“红卫兵”所主张的造反精神，而很可能只是她们作为高干子女已经得知毛泽东６天表示的对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的大力支持，既然反工作组的学生已经成立“红旗”，她们自然只好选用“红卫兵”为自己的团体冠名。在卞仲耘遇难两天后她们就以学校掌权者的身份决定成立“红卫兵”，并且准备接受所有愿意加入进来的红五类，这就说明她们一方面是想稳定工作组撤离后出现的乱局，另一方面对于打死卞仲耘的红五类则毫无排斥。她们甚至还想吸纳作为对立面的“红旗”加入到“红卫兵”来，但事后的发展表明女附中“红旗”拒绝被“红卫兵”所吸纳〔２２〕。到了８月１８日毛泽东接受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戴上红卫兵袖章，大势所趋之下，保持少数派的女附中“红旗”只好改名，但像很多组织一样，为显示同官办红卫兵的区别，表明更加激进的姿态，她们改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多名女附中校友陶洛诵、邓榕、张敏、冯敬兰、刘进曾说过１９６６年７月份时女附中就出现了红卫兵，这不足以否定李红云的考证。原因很简单，李红云是依据原始文献进行的考证，而人们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情时往往发生时间错位。比如金大陆曾考证文革期间上海有无肉票，３０个人仅１人正确的回忆没有，这还是十年范围内的误差〔２３〕，而关于红卫兵成立的回忆时间误差仅是几天，就更有理由怀疑这些人的回忆精准度。更何况，笔者在《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说过，受中共故意误导和掩盖真相所致，绝大多数人早已习惯性的在谈论红卫兵、造反派时犯下时空错位的错误。就像南京八三事件中江苏教育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范学院中共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在学生批斗中死亡一事，南师校史竟然记录称是红卫兵打死吴、李夫妇，这纯属无知，当时南师根本不可能有红卫兵，卜伟华就对此记载提出批评，这种时空错位实在是太多了〔２４〕。

　　考证了８月５日女附中只有“红旗”而尚无“红卫兵”组织后，需要进一步了解“红旗”在卞仲耘遇难一事上承担何种角色。“红旗”是反工作组的高三学生成立的，而无论是王友琴１９８８年的文章还是２０１０年刘进等人公开的调查结果，都指认是高一３班部分学生在工作组撤离后为摆脱原来因支持工作组而陷入的困境，要显示自己的革命精神而发起揪斗“黑帮”的（即已被公开批判的校领导卞仲耘等人），打人的主要就是高一和初二的学生。而反工作组的高三学生事发时曾劝说斗黑帮不要体罚打人，事发后第二天则调查事情经过〔２５〕。这足以说明持反工作组立场的少数派学生组织“红旗”与卞仲耘遇难事件无关。事实上，五十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任何人指责过女附中“红旗”应为卞仲耘遇难负责〔２６〕。

　　当然，殴打卞仲耘的学生中还有少数毕业于女附中初中后就读于其他高中的学生，比如迄今为止唯一被披露姓名的凶手刘南南，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她在打人时是否具有红卫兵的身份。所以，现在还不能就红卫兵是否打死了卞仲耘做最终结论，但可以断言对卞仲耘行凶的女附中学生当时并不是红卫兵，她们是以群众的身份为满足个人的政治私欲而公开实行了一次私刑。比起红卫兵的有组织暴力，这种非组织的群众暴力的恐怖性并没有逊色多少，甚至更可怕。

　　那么为何，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李红云文章发表两年来，绝大多数人仍然习惯性的把北京八五事件的责任归到红卫兵身上呢？

　　首先，当然是中共压制对文革的研究，共产党首领邓小平对历史问题“以粗不宜细”的限制，以及为避免对文革罪魁毛泽东的否定，引导人们简单化地把一切罪恶都归到“红卫兵”和“造反派”身上。只是因为八五事件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才有人会为此专门寻找史料，时隔４０余年才重见天日。另外，红卫兵在８。１８后给人的印象太深，完全压过了北大附中“红旗”的风头，人们不知道此前实际是彭小蒙代表的北大附中“红旗”更有名，不容易相信北师大女附中是先成立了名为“红旗”的组织，而后才出现了名为“红卫兵”的组织，而这两个组织在女附中实际上是观点对立的。

　　其次，北京八五事件与三周后红卫兵实施的“红八月”恐怖时间上很近，使得人们易于产生两者相关的联系。实际上北京八五事件并非仅有的一起学生打老师事件，在其之前和之后多个地方均有发生，其主要原因和工作组而非红卫兵有关。工作组撤离学校前后，原来支持工作组的学生（一般称为“保守派”，当然也有特例）为体现自身的“革命”，摆脱了工作组原来施加的限制所谓“乱斗”，自行揪斗早已被抛出的批判对象。在多个地方都发生了此类事件，并有人员伤亡，比如南京师范学院八三事件及其他南京高校的类似行为，北京四中八月四日学生大规模斗老师，江西师大八月十一日原支持工作组一派批斗黑帮导致三人死亡一人自杀，上海多所高校八月初“斗鬼风”等等。限于篇幅限制，笔者将另文专论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与暴力问题。

三、宋彬彬的道歉

　　在读到宋彬彬和刘进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的道歉时，我就感觉她们两人的悔改之心是真诚的，但我怀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不会接受她们的道歉。果不其然，王晶垚不久就发表声明，称：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２７〕王晶垚知道宋彬彬没有参与殴打卞仲耘，他所要求的真相至少应包括卞仲耘案凶手的姓名。很遗憾，虽然刘进牵头、宋彬彬参与的为期８年的调查已经得到了众多行凶者的姓名信息，但正如王冀豫评论的那样，“女附中最大的失败，就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说出打死校长的那些人是谁。”〔２８〕

　　宋彬彬曾为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道歉，这是她个人选择，但道歉理由有些牵强。首先从当时中国宪法第８７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角度来说，她作为学生写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的治校方针并无不可。更何况刘进和宋彬彬之所以在６月２日发表大字报，完全是为了响应中共舆论机关（奉毛泽东的命令）播发北大聂元梓等人批判北大校长等人的大字报，以当时形势而言，没有宋彬彬这张大字报，也肯定会有别人迅速相应贴出大字报。所以宋彬彬说因为她们的大字报而破坏了学校正常秩序，实在是言过其实，承担了不该由她承担的责任。

　　宋彬彬要不要为组建女附中红卫兵道歉？如果从宪法８７条所规定的结社自由的角度来说，她当然有权成立各种组织。关键是成立组织后她们做了什么事情。另外，如果红卫兵确实是一个自发群众团体，那么她们限定“红五类”才能加入也无不可。但问题是当时其他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无权成立什么“黑卫兵”、“灰卫兵”之类的组织，也就说所谓结社自由显然是虚假的。她若为自己当年盲从上级、没有辨别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道歉是可以的，但还应追究为何丧失这种能力。

　　那么宋彬彬应该如何道歉呢？１９６６年８月间所发生的卞仲耘之死、毛泽东令其“要武”、北京红卫兵十数天内活活打死上千人（即所谓“红八月”）这三件事，令宋彬彬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这三件事都与中共煽动、放纵、利用暴力有紧密关系。更由于中共一贯扭曲、掩盖文革事实，人们迄今不明这些暴力事件的真相，宋彬彬也就无法彻底澄清自己、摆脱耻辱。对宋彬彬来说，仅有真诚的悔改态度是不够的，除非她能像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那样独立思考和批评父辈所作所为〔２９〕，直接批评共产党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本质，否则那她就不可能真正从历史耻辱架上走下来，而只能作为中共的牺牲品被历史记住。

　　据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北京八五事件和所谓“红八月”期间她都没有参与行凶，甚至在“红八月”后期还跑到湖北去了。既然如此，在这两个问题上，宋彬彬想要摆脱耻辱并不困难，她所需要做的就是讲出她所知道的事件真相，并就拖延讲出真相而道歉。作为当时的师大女附中学生领袖之一，宋彬彬至少是知道部分卞仲耘案凶手的姓名的。除此之外，她还应该正面回应卞仲耘家属的疑问。

　　真正困难的是，宋彬彬如何面对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要求她“要武”的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和中共政权才是真正将她牢牢钉在耻辱架上的罪魁祸首。数十年来宋既不指出卞案凶手姓名，也不公开批评毛泽东，更不指责实际在维持她丑恶形象的中共，那么她现有的道歉确实不足以把她带下耻辱架。

　　为何数十年来宋彬彬都不能彻底澄清她在卞仲耘案和红八月期间并未犯下打人的暴行？

　　首先当然是中共将文革视为最大的历史负资产之一，尽可能地压制一切关于文革的独立研究，扭曲历史事实、封锁真相，以至于人们普遍缺乏对文革的客观认识。在真相被压制、论述不自由的情况下，人们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官方的误导，好似文革中除了红卫兵、造反派、林彪和四人帮之外就没有别人做过坏事。无怪乎宋彬彬道歉一出，一般民众甚至以为宋在撒谎，而几位有名的文革学者却都能接受宋的说法至少是真实的。

　　其次更是因为卞仲耘案和红八月事件中的真凶都牵涉到很多中共高干子女，所以中共不愿意追究责任。实际上中共高层在文革后出于复仇的动机发起了一场“清理三种人运动”，其中就包括要清理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等，但是当清算进行到触及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犯下的暴行时就无法进行下去了。１９８４年原中共情报系统头目孔原之子孔丹给中共二号人物陈云写信，表示老红卫兵与造反派有本质区别，不应再被追究。陈云同意老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还说其中好的应该列入提拔对象。陈的意见得到中共一号人物邓小平和总书记胡耀邦等人的一致支持，中共正式发文制止了对老红卫兵的清算，北京市主导的对文革期间北京中小学命案的调查被迫停止〔３０〕。既然中共高层从总体上刻意掩盖自己子女的罪责，卞仲耘案真凶得不到追究，那宋彬彬就还得代人受过，无法洗脱自己的罪名。

　　宋彬彬要摆脱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对她说“要武”的耻辱，仅靠轻飘飘的说一句自己从未使用过“宋要武”名称是不够的。即便这是事实，即便“要武”是毛讲的玩笑话，但这句话造成的实际恶果是无法否认的，“宋要武”已成为红卫兵暴力的标志性符号。正如叶志江所说“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恐怕并不完全在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上所负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彬彬或宋要武已成为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政治符号，就像蒯大富成为红卫兵运动后期的政治符号一样。蒯大富已用十七年的牢狱生涯来偿还他的债务，宋彬彬等人又该如何偿还他们的债务呢？”〔３１〕虽然宋要武未杀人越货，但很多各类？“要武”者们在文革后未受到中共真正的清算（只清理某一派“要武”者的事情是有的），因此宋彬彬就要批评中共对“要武”的态度，才能摆脱“宋要武”给她带来的耻辱。

　　宋彬彬为“宋要武”这个符号背负数十年骂名，最好的呈现出中共政权的蒙昧和暴力本质。正是爱好和迷信暴力的毛泽东和中共给宋彬彬加上了“宋要武”这个暴力符号，而正因为中共通过蒙昧和限制言论自由来维护统治，使得宋彬彬数十年来没有机会澄清她是被强加上“宋要武”符号的。作为极权核心成员的子女，她既从此政权享受了好处，也承担了此政权带给她的伤害。她能送袖章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父亲宋任穷几天前刚进入中共政权的核心即中央政治局，在天安门上维持秩序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认识宋任穷才准许她向毛泽东送袖章，才有机会让毛和她进行“要武”的对话〔３２〕。宋彬彬以她兼有极权核心层中受益人和受害人的双重身份，来批评毛泽东和中共暴力文化对她造成的伤害，才最有力量，最能彻底解脱毛和中共体制给她造成的屈辱。

　　除非宋彬彬直接批评强加给她“宋要武”符号的毛泽东和中共，她终将只能成为中共的牺牲品，这也就是为何徐贲说为文革过错道歉必须包括“极权帮凶”罪〔３３〕。

　　草稿：２０１４.２.２０
　　完稿：２０１６.２.４

注释：

〔１〕华新民、何蜀、杨隽为本文的修改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章存在的问题由笔者负责。本文已选入天问联合学会即将出版的《红祸——文革发动五十周年论文集》，网刊《昨天》２０１６年３月第６６期发表本文时对第三部分做了重大删节。
〔２〕王友琴《女性的野蛮》，见《女博士生校园随笔》，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９月。时至今日，王友琴仍在坚持调查文革遇难者的情况，并于２０００年和李晓林等人合作建起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这个纪念园已是研究文革遇难者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
〔３〕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38.html?爱思想网，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０日。
〔４〕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４７期，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
〔５〕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记忆》总第８０期，２０１２年１月３１日。
〔６〕《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发言》，《记忆》总第１０８期，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５日。
〔７〕《编读往来》，《记忆》总第４８期，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５日。
〔８〕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香港《中国研究》，１９９６年秋季号，第２期。
〔９〕陈闯创，《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昨天》第４８期，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０日；原载于吴称谋主编《历史期待拐点——重审文革与探索未来》，纽约：中国独立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４年３月。至今没有资料完整列出１９６６年８月前在北京到底有哪些中学存在名叫“红卫兵”的团体以及每个团体究竟有多少成员。现在只知道有一所大学在８月前就已有红卫兵，是成立于６月１８日的北京矿业学院红卫兵，见方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华夏文摘增刊第６５４期，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就连北京市东城区也直到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才出现了红卫兵组织，见《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大事记》１９９７年版。
〔１０〕《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２００６年（第二版）。
〔１１〕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６月。
〔１２〕以上关于彭小蒙的内容，参见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卜伟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关于彭小蒙当众打张承先的时间存在争议，笔者选取８月４日的说法，见谢定国《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华夏文摘增刊第９５５期，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８日）和《北京大学１９６６大事记》（《记忆》总第１１４期，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１日），但大事记上未提到彭的名字。
〔１３〕《迷狂的音符》，选自秦晓鹰《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文中说歌曲是依据６月４日阎恒《文化革命干一场》快板诗改编的，７月１日改名为《造反歌》，原稿中似无“造反”字样。
〔１４〕石兴国，《北航红旗诞生》，http://blog.sina.com.cn/s/blog_da99d3a80101nirc.html？新浪博客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０日。
〔１５〕王年一，《文革漫谈》（删节版），香港《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１６〕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周恩来接见北京三十一中“七一”赤卫队队员时的谈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２００６年版。
〔１７〕《清华大学志》，？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４月。
〔１８〕一听，《广州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华夏文摘增刊第２７１期，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２日；何蜀，《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分期的思考》，华夏文摘增刊第３１６期，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日。
〔１９〕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２００６年版。
〔２０〕李红云，《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记忆》总第１０２期，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２１〕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４７期，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
〔２２〕李红云，《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何时成立的》，《记忆》总第１０２期，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２３〕启之，《关于文革研究的新思路——金大陆教授访谈录》，《记忆》总第７９期，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２４〕卜伟华《把史实搞清楚是最重要的》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207100033.html共识网２０１４年２月７日。
〔２５〕王友琴，《女性的野蛮》，１９８８年；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４７期，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
〔２６〕不过师大女附中“红旗”和“红卫兵”同为高干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到校外打击平民子弟造反派的做派差别不大。“红旗”的梁二同８月２４日参加了臭名昭著的清华红色恐怖“八二四事件”，而“红卫兵”的邓榕则参加了９月６日西纠与地质学院东方红在地质部的冲突。见许爱晶《清华蒯大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３页；《王大宾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５页。
〔２７〕王晶垚，《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纵览中国网站，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９日
〔２８〕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３日。
〔２９〕王友琴，《李讷、林豆豆、宋彬彬》，香港《开放》２０１２年２月号。
〔３０〕华新民，《卞仲耘命案争论拾遗》，华夏文摘增刊第９５６期，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９日。
〔３１〕叶志江，《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５日。
〔３２〕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总第４７期，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
〔３３〕徐贲，《为什么有的“文革道歉”不能被接受》，财新博客，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