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 | 逆境和人性的文学：从集中营到恶托邦
《极权下的人性：文学中的集中营和恶托邦》序
編者按：从集中营文学到恶托邦文学，我们可以看到，集中营的邪恶是相似的，而恶托邦则各有各的邪恶。本文為徐賁新書《極權下的人性：文學中的集中營和惡托邦》序，亦為作者波士頓書評專欄文章。
从叙事特征来看，没有什么比集中营和恶托邦文学更为不同的了。一个是亲历者证词的真实叙事，另一个是作家想象的虚构作品。一个是见证和描述过去的真实苦难，另一个是预言和警告未来的可能危险；一个是记述发生在有限的围墙和铁丝网内的事情，另一个是描述整个国家和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秩序；一个只涉及两种互相敌对的人物：看管和囚犯；另一个则包罗多种人物和他们构成的复杂社会等级；集中营的日常秩序是由严格的纪律规章来确定的，而恶托邦的行为规范则是由意识形态、政党、政府和独裁来操作；前者运用的是简单、残暴的惩罚（punishment），而后者采用的则是综合了恐吓、欺骗、宣传、教育、改造、在教育等手段的“规训”（discipline）。
集中营文学和恶托邦文学的共同主题
尽管有这些区别，但这两种文学之间还是有许多内在联系。首先，它们都是关于绝境和人性的文学。对人类的生存来说，集中营和恶托邦都是极端、典型的“逆境”，甚至是绝境。美国作家亚瑟·高登（Arthur Sulzberger Golden）说过，“逆境（adversity）就像一阵强风。……它撕去我们身上的一切，只留下那些撕不掉的东西，让我们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而不仅仅是我们可能喜欢的样子”。 他说的就是绝境对于揭示和考验人性的意义。
在集中营和恶托邦文学中，“逆境与人性”是一个探讨在极端状况下人类行为和道德的共同主题。在这样的逆境或极端状况中，人们不得不面临生存压力、道德困境和行为选择，这些都可以揭示出人性的各种表现：信仰、价值判断、道德取向、环境适应、心理调适、自我保存、叛逆和反抗。生活在极端现实压迫下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世界正在变成一座永久的集中营。这是一种没有围墙，也不可能有二战时盟军那样来打开关闭的大门，让囚犯一涌而出的集中营。这就是我们在奥威尔《1984》中看到的恶托邦，一种并非所有人都有清醒意识的“极端状况”。人活在这个极端状况下，有两个根本的问题需要思考——从集中营文学和恶托邦文学中学习思考——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活下去，有意义地活下去；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打破这种状况，那就是反叛和抵抗。
集中营和恶托邦文学都涉及社会的毁灭和人类对极端痛苦、压迫和暴力的体验。其中，大屠杀文学以真实事件为基础，关注劳改营或大屠杀的历史经历，而恶托邦文学通常以推测性的未来为背景，想象一个被某种专制极权主义毁掉的世界。在这两个世界里，个人必须在一个充满敌意和危险的世界中与恐惧伴行，自由受到限制，生活的方方面面被完全控制。这两种文学都经常探讨生存、抵抗以及在似乎失去希望的世界中寻找意义的主题。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探索极端环境下的人类状况。集中营文学和恶托邦文学都经常描写那些被迫面对人性中最黑暗因素——残忍、背叛、绝望、权力欲、野心——的人物。这些人物必须想方设法在巨大的逆境中坚守自己的人性，保持自我意识。
这两种文学之间的另一个联系是对人的忍耐极限的探索。它们的人物由于不得不面对极端的痛苦、损失和创伤，往往被推到身体、情感和心理的极限。这就导致深刻的怀疑和绝望，由于文学中的人物必须在一个似乎完全暗淡和无望的世界中努力寻找意义和目的，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成为他们的护身符。但是，这两种文学同时也探讨了人类精神在逆境中的忍耐力和复原能力。文学中的人物有时也会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机智和同情心。即使是在最可怕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成为愤世嫉俗、不问是非、什么都无所谓的犬儒主义者。这使他们通过寻找抵抗压迫的方法，并与他人建立了有意义的联系，守住了最后的希望。
这两种文学的再一个联系就是经常强调面对暴力和压迫时保持人的同情、怜悯、记忆、语言能力的重要性。集中营文学里的囚犯在极其残酷的丛林法则支配下，经常自私而狡诈，但有时候也会表现出对他人的关心和同情，并给与帮助。同样，在恶托邦文学中，人们互相戒备、提防，戴着一层又一层的面具生活，但仍然有人能通过对他人的爱和同情来努力维护自己的人性，甚至在面对极端暴力和残酷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样的人性行为本身就是对极端邪恶环境的一种反抗。
此外，集中营文学和恶托邦文学中都有一种对邪恶制度如何扭曲和毁掉社会的考察。在这两种文学中，统治者完全控制着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成为造成非人化和压迫环境的不可抗力。在集中营文学中，专制政权利用制度化的暴力和压迫来系统地迫害犹太人、同性恋者、罗姆人、“人民公敌”、“阶级敌人”和其他被认为是“异类”的人。同样，在恶托邦文学中，专制统治者利用制度化的暴力和压迫，通过镇压“敌人”来对社会进行系统控制，动用一切监控、宣传、管制、恐吓的手段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统治权威。集中营和恶托邦都是制度化压迫的后果，因此，抵抗制度化压迫便成为集中营文学和恶托邦文学的共同主题。
集中营和恶托邦的极端状况并非在真空中发生，而是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同时这些力量也塑造了极端状况中人们做出道德决定的背景。例如，绝对和暴虐的权力、等级森严和绝对服从的制度、不公正的分配原则、公然的歧视和不平等，这些都是造成极端压迫和痛苦的条件。这些情况给求变者的不满和反叛带来了独特的道德挑战。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决定是想要挤进这个制度分一杯羹，还是要倡导制度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如果我们选择后者，那么就必须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积极行动、开启民智、支持弱势人群，努力实现一个更加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摆脱和改变极端环境是为了促进全社会的政治自主和道德福祉，这样的努力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集体行动和协作，以促进共同的利益。
政治文学中的惩罚与规训
没有单一类型的集中营，也没有单一类型的恶托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现有的集中营文学中找出共同点，或从不同的恶托邦作品中总结出恶托邦的基本特征。集中营文学和恶托邦文学都属于政治文学，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真实世界中的政治机制。政治小说帮助读者分析政治世界，通过对集中营的真实描述或对噩梦般景象的想象，来扩大、解释或警告我们目前的趋势。无论是集中营文学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科雷马故事》、《黑夜》、《如果这是一个人》，还是恶托邦文学的《1984》、《我们》、《华氏451》、《使女的故事》等作品，都通过关键主题——如全面控制、监视、恐惧、权力等级、性和生殖规则、暴力和残忍、心理控制、人格退化、精神死亡、语言失效和沟通障碍等——来引导读者思考根本的制度性因素。正是通过这些文学主题，我们可以认识到为什么真实和虚构的恶托邦常常被比喻成集中营，而我们从集中营文学（以及其他历史资料）中获得的残酷事实也同样常被用作对真实恶托邦的警示。这些比喻和警示不断提醒我们，集中营并非是不变的。集中营和其他的监禁场所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其他监禁场所不一定需要围墙和电网，它们可以通过各种强制性的组织和行政手段在无形中实现。
福柯在《监狱的诞生》中分析了现代监狱制度的出现，并认为在监狱制度中发展的监视和控制技术也在其他形式的社会控制，如集中营中得到了体现，集中营文学和恶托邦文学的主题联系扩展了福柯关于权力和控制论述的运用范围。我们可以由此看到，权力不只是由个人或团体掌握，而是扩散到整个社会，并嵌入到日常实践和话语中。极权主义国家，如纳粹德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机构的控制和对社会规范的塑造来维持其权力。此外，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现代监狱系统的出现的讨论，也为从集中营到恶托邦控制形式的转变提供启示。现代监狱系统不仅是一个惩罚的地方，也是一个监视和规训的场所，个人在这里受到各种形式的控制和正常化。这种向制度化控制形式的转变可以被看作是恶托邦国家发展的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包括极权主义政权。几乎所有的恶托邦文学都向我们展示了某种形式的“规训社会”，其共同特点是由控制机构和技术对个人进行持续的监控和管理。这是通过建立集中权力和等级结构来实现的，等级结构对个人有严格的规定，并通过学校、新闻、大众文化和监狱等机构使行为正常化。从集中营到恶托邦国家，是向更加制度化的控制形式的转变。
集中营文学和恶托邦文学都是研究规训式专制和极权统治的上好材料。虽然恶托邦文学是虚构的，但它以类似于集中营故事的方式，构建了对读者富有吸引力的叙事。在这两种叙事中，我们都能看到主人公如何在极端的生存困境中，在苟活和抵抗之间作出选择，或者做出某种妥协。此外，无论是写实的集中营文学还是虚构的恶托邦文学，它们往往以现有的专制制度为蓝本，这就特别需要对恶托邦文学的虚构进行真实的定位。正如M·基思·布克(M. Keith Booker)在《现代文学中的恶托邦冲动》一书中所说，“最好的恶托邦小说在处理想象中的社会时，总是与特定的‘现实世界’的社会和问题有某种高度关联”。这些恶托邦小说对社会中存在的冲突和矛盾的表述，是对读者未来的明确警告。它们警告说，如果不对一个专制国家的现行制度进行纠正，等待其公民的将是一个更加严酷和暴力的未来。而对它进行纠正，则是每个公民对恶托邦应有的抵抗。
往往不是历史使得我们更能认清现状，而是现状使我们更易于理解历史。所以人们才能不断站在现在的位置上，提出对历史的认识。同样，虚构的文学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真实的现状，而现实也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虚构的文学。对我们来说，不仅是集中营使得我们更能认清极权主义，而且是极权主义使我们更易于理解集中营；不仅是恶托邦小说使得我们更能认清专制独裁，而且是专制独裁使我们更易于理解恶托邦小说和恶托邦。文学作品中有政治和道德的教训，但仅靠文学作品无法传授这些教训：文学叙事里的“事实不是透明的，事件永远不会自己揭示其意义。如果事实要教给我们一些东西，就必须加以解释，解释极权主义和集中营的教训，是我们的责任”。 这个道德教训的核心便在于从制度的根本上认识极端环境中的生存和抵抗。
何为极端状况
极端状况下的道德和行为指的是个人在面临挑战或极端情况时遵循的道德原则和行为方式。这些极端情况可能包括威胁生命的事件、自然灾害、战争、生态崩溃、大流行病和小行星撞击，以及其他需要个人做出艰难决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可能不适用，或者需要加以调整以适应这种情况。
公元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描绘了瘟疫和内战这两种极端状况下人的道德退化和行为变异。战争是典型的极端状况，战争中的士兵被要求杀戮或伤害他人，这可能与他们的个人道德准则相矛盾。然而，他们必须遵循在极端环境中的道德准则，把杀人当作正当，甚至英勇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士兵的个人道德和行为准则可能与环境的要求相冲突，他们需要做出困难的决定。
同样，在饥荒或其他自然灾害期间，个人可能被迫将自己的生存置于他人的福祉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能无法做到一般道德准则所要求他们的对他人的关心、同情和帮助。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并非自然灾害的集中营里，个人调整他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成为集中营文学关注的主要方面。修昔底德和集中营文学都表明，极端状况下的道德和行为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而这种调整可能与平常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相冲突。
但是，恶托邦的情况与此不同，恶托邦是人祸而非天灾的结果，是专制和暴政所造成的。而“人祸”或“暴政”都是根据某种政治或正义原则所作的道德判断，是一种对逆境、困境和绝境的“感受”，不是像饥荒或瘟疫那样一眼可见的“事实”。不同的人对恶托邦内的性质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例如，对希特勒极权主义统治的恶托邦，托马斯·曼、爱因斯坦、汉娜·阿伦特、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瓦尔特·本雅明、赫伯特·马尔库塞、埃里希·弗洛姆和许多其他德国人选择了逃离，但是哲学家海德格尔、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诗人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作家恩斯特·琼格（Ernst Jünger）却选择了与希特勒政权合作，他们有的赞赏纳粹的建设成就，有的相信纳粹会带来德国文化的复兴。
很多人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生活得很开心，他们满意或支持极权主义统治有多种原因：最常见的是，一、别无选择。二、恐惧：许多人可能害怕说出或反抗政权，因为他们可能面临严重的后果，如监禁、酷刑，甚至死亡。三、灌输和洗脑： 政权可能会利用宣传和审查来控制公众舆论，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可能导致一些人真正相信政权的信息和世界观。四、经济稳定： 在某些情况下，极权主义政权可能会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稳定甚至繁荣，这可能导致一些人忽视或接受该政权的压迫手段。五、归属感或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有些人可能真的支持政权的意识形态，并认为这对他们的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制度，即使它是压迫性的，对象也是“敌人”。许多德国人满足于在纳粹恶托邦里的生活，甚至感到优越和幸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恶托邦的制度是公正或道德的。恶托邦政权往往依靠恐惧、宣传、欺骗和镇压来维持其权力，生活在其下的人们没有自由或机会来表达他们的真实感受或意见。
集中营文学和恶托邦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我们辨认那些类似于集中营或暴政恶托邦的生存环境，并将它们确定为极端环境。这种辨认是从辨识那些有代表性的“标志”特征开始的，这些标志包括：存在一个绝对的权力，掌控社会的所有方面，包括政府、媒体和经济；缺乏言论、新闻或集会自由，不同意见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公共舆论被全面控制，通过宣传和审查来掌握公众舆论；暴力和恐怖成为统治的基本手段，警察统治使法治成为形同虚设，人民不能免除恐惧地生活；针对某些群体的迫害不断发生，包括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政治异见人士和知识分子。这些特征更多地出现在恶托邦文学中，使其具有了集中营文学所欠缺的日常生存教科书的作用。
极端状况下的道德和人性行为
在极端情况下，人们被迫做出困难的道德和行为选择，这会对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形成挑战。环境越是极端，这种选择就越可能危及到当事人的安全甚至生命，因此成为考验个人的人格、信仰和诚信的道德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集中营文学中的道德困境比恶托邦文学更为严峻。在极端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可能与他们通常的道德信仰和价值观不一致。然而，仍然可以从道德的角度来评价这些行为，哪怕它们确实可以构成情境性质的例外。评价极端情况下的道德行为，可以采用基于“最低道德标准”的原则。这是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类的基本道德原则，无论其文化或宗教背景如何，最低限度的道德原则都包括尊重人的生命、避免不必要的伤害，以及追求正义和公平等原则。如果一个行动违反了这些基本原则，它就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即使它是在极端情况下采取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集中营文学让我们看到，极端的生活环境对囚犯的自我意识和道德信仰提出了巨大挑战，导致他们变得自私、无情、冷酷和麻木，失去了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失去了对他人的关心和同情。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相反的例子，在最残酷的条件下，只要有可能，一些人仍能保持他们的道德操守和人性意识。这些道德复原力和抵抗力的例子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挑战了在极端环境中道德必然沦丧或放弃原则的观念。极端环境，如集中营中的囚犯和恶劣乌托邦中的臣民所面临的环境，可能会挑战或改变人们的自我意识和道德信仰，但这并不免除他们按照这些原则行事的责任。
恶托邦文学所描绘的道德和行为困境比在集中营里更加复杂，而在现实中的恶托邦里，复杂的程度则又远胜过文学中的恶托邦。奥威尔在《1984年》中揭示，极权统治不仅仅是制度压迫，更是思想囚禁，不仅仅是社会和政治祸患，更是人类心灵的灾难。极权统治的最后成功秘诀在于语言的运用，当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被“改造”为适合于恶托邦习惯的表达方式后，“所有的异议思想”就不容易再生发了。这套“语言”体系一旦确立，对恶托邦不友好的思想便只能存在于一种暧昧不明的无字词状态之中，因为这种无字词状态的思想不能用文字表达，它顶多只能算是一些不能被人类意识所把握的意念闪现。然而，在这个改造工程彻底实现之前，“大洋国”的人们仍得戴着面具生活。所有人，包括温斯顿和他的女友朱丽叶，在这个恶托邦里过着假面人生，这是在集中营里不存在的现象。因为在集中营里，囚犯不可能伪装和变相，也无法装扮成狱卒，但温斯顿和茱莉亚却可以装扮成“英社党”的自己人。
但是，他们在故事里的木偶戏显得呆板、被动；而现实的恶托邦里的假面木偶戏就要灵活、生动、精彩的多。假面游戏玩成了精致的犬儒游戏。人们并不相信当局的说辞，但却做出相信的样子，当局并不全相信他们，但也装作相信的样子，双方心知肚明，认真合作地共演一场假面游戏。犬儒主义者本来抱着一种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不合作姿态，但玩着玩着却变成毫无原则的随波逐流。他们“没有社会或政治的信念，只保持狭隘的机会主义，总试图为自己捞好处，得以与他所拒斥的现状相调和”。 现实恶托邦里的这种犬儒主义，它既是玩世不恭的又是委屈求全的。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以这种态度在恶托邦极端环境中生活的人们，他们虽然有不满，但照样可以活得轻松、潇洒、甚至如鱼得水，岁月静好。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恶托邦的严重道德扭曲和人格退化影响。
极端状况会导致普遍能被感受的道德困境，产生长期的后果。个人和集体不能把自己的道德责任推给环境，而是需要为他们的道德决定和采取的行动负责。极端情况考验我们对道德原则和价值观的承诺，揭示我们人格的长处和短处，验证我们同情和怜悯的能力，以及我们在逆境中的行动意愿。这样一来，极端环境可以成为道德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因为个人和集体会反思他们的价值观和原则，并努力在困难时期践行这些原则。
极端环境下的生存和抵抗
集中营文学和恶托邦文学向我们展示了由暴行和苦难塑造的极端生存状况，我们应如何从中寻找适用于日常生活的人性思考和道德教训呢？在困境和危机面前如何生存并抵抗？这两种文学描绘的既是文学中的极端境遇，也是现实中的极端情况。托多罗夫在其《直面极端》一书中提到，我们寻求这些教训并非因为道德生活在集中营（或恶托邦）中更优越，而是因为它在那里更为明显，从而更具有说服力。在极端境遇中，人们处于一种失去自由和做人的权利、被奴役、被非人化对待的状态中。在极端状况下，人们可以感到痛苦不堪，也可以冷漠麻木，或安然度日，这全取决于他们对生存环境性质的不同认知和判断。
认识和判断极端情境下的恶劣生存状况需要有尽可能客观的人道原则：包括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权利、维护尊严和人格的权利、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以及其他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被强行剥夺的最典型的极端状态就是集中营，以及以集中营为管制模式来设计和打造的恶托邦社会。
从集中营文学到恶托邦文学，我们可以看到，集中营的邪恶是相似的，而恶托邦则各有各的邪恶。因此，我们可以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恶托邦文学上。恶托邦代表着一个令人恐惧的社会，描绘恶托邦的文学是乌托邦文学流派的一个分支。从逻辑上讲，恶托邦似乎与乌托邦完全相反，形成了黑暗与光明的对比。但实际上，恶托邦是乌托邦思想的反面表现，即所谓的“归谬表现（reductio ad absurdum）”，意味着通过将某一命题推向其逻辑和潜在的荒谬极端，以揭示其错误之处。恶托邦通过将乌托邦思想延伸到极端，展示了潜伏在所谓美好世界中的重大危险。每一个乌托邦的梦想都包含着恶托邦的元素，反之亦然。恶托邦和乌托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些人的乌托邦美梦对其他人来说就是恶托邦的噩梦。只有认识到自己处在噩梦之中的人们，才能感知生存和抵抗问题的严峻和紧迫。
相较于集中营文学，恶托邦文学更加突显了普通人生活中的生存和抵抗问题。这是恶托邦文学的重要现实意义所在，也是集中营文学所欠缺的。在集中营中，生存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坚持存活下去，而在恶托邦中，则更多关乎如何安顿生活。这不仅是关于如何在饥饿和疲劳的威胁下保住一条生命，更关系到如何活出人的价值，摆脱奴役生活，追求自由和尊严。如何安顿生活是一个更为复杂和高级的生存问题，需要做出更有选择性的决策。懂得如何安顿生活意味着懂得如何清醒地生活，不被洗脑、谎言和欺骗所支配，不受物质利诱和思想奴役束缚。在恶托邦社会中，能够保持清醒自明，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对于集中营和恶托邦而言，生存的意义在于拒绝沉沦，坚守人性。但在这两种环境中，“不沉沦”的内涵虽然有所重叠，但并非完全相同。在集中营中，正如《科雷马故事》所描绘的那样，不沉沦的要求在于守护基本的人性，即不做失去人性底线的事情，不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伤害他人，不对囚犯同伴落井下石，不背叛和告密。在恶托邦社会中，同样需要遵守这些守护人性的原则，但这还不够。不沉沦还需要有积极作为，即独立思考和判断、说真话和明真情、维护自由权利、与他人结成公民行动的伙伴关系、传播真相和真实信息、坚持信仰和信念、思考和探求反抗的策略。只有通过这些积极的行动，才能有望真正摆脱恶托邦的束缚，不再让另一个恶托邦取而代之。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集中营（包括劳改营）的历史背景和现代政治学者们对它的本质分析和揭示（第一章），然后分别讨论了古拉格文学（第二章）和纳粹集中营文学（第三章）。接下来讨论的是幸存者心理学家对囚徒心理的分析和描述（第四章），对极端状况下“活着”可能有何意义以及反抗有何可能的思考（第五章）。第二部分讨论的重点是恶托邦文学，包括恶托邦文学与集中营文学的主题联系以及恶托邦极端状况对人的种种生存压迫和侵犯（第六章），反抗恶托邦压迫的可能性和策略（第七章），以及文学恶托邦与现实恶托邦的历史联系（第八章）。书中内容许多是我许多年中在美国大学开设集中营文学、恶托邦文学和其他文学专业课程时所用的材料，这次终于有机会对它们进行充实和增添，整理成一部完整的著作，了却我一桩多年的夙愿，也希望对读者更好地了解人文阅读有一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