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不暗 | 黄宗羲定律：秦制2000年都是垃圾时间

編者按：黄宗羲批评历史上的财税改革，只是一个引子，他的核心目标是君权。自从君权天授之后，君主专制下的中国历史，实质上沦为了垃圾时间。本文為波士頓書評專欄作者西門不暗文章。

“历史有垃圾时间，个人没有垃圾时间”这个观点近年来盛为流行。更有官方媒体洋洋几千言，用各种数据及专政口吻，警告民间学者，不要当低级黑，把盛世抹黑成垃圾时间。

历史不是由当代人评说的。但我们作为后人，可以评说下之前的历史。今天我们来聊聊明末时期的黄宗羲，他是怎么看夏商周以来到明的历史。以黄宗羲的定义来看，秦始皇建立秦朝开始，实行秦制，国家就沦为帝王一家之私有，百姓是历史的炮灰，现实的韭菜，一直到明，这种“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专制历史，以当下的概念来看，都属于历史的垃圾时间。

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唐甄说，2000年来皇帝皆是罪恶。黄宗羲温婉些，他没有全盘否定君权，但不否认秦制以来的民权和民生皆是停滞，时间如果不是在流动和线性发展，那它在历史层面就沦为凝固和没有生机的概念，被垃圾化。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三大家，其他两人是顾炎武和王船山，其中顾炎武名气最大，有金句传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知识分子阶层，这三人各有不同的喜爱群体。

学者萧公权对黄宗羲生平有段精炼论述，抄录如下：

黄氏，字太冲，人称梨洲先生。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卒于康熙三十四年（1610—1695）。年十四，补博士弟子员。父尊素东林名士，为阉党所陷，死于狱。庄烈帝即位，梨洲入京讼父冤，出长椎击其仇。既得昭雪，名声大显。年二十，从父遗命，学于刘宗周，并发愤读史。北京既失，与东林旧人募义兵图恢复。人称其所部曰“黄氏世忠营”。几经艰险，事卒无成。后以母老，隐居著书。清廷屡征不出。死前为遗嘱，令葬时不用棺椁。盖取死欲速朽之意，以寓亡国隐痛。

黄宗羲在他身后的时代，有两次成为焦点人物，一次是清末时期，那时候维新派康梁，革命党孙中山，包括章太炎，都颇为推崇黄宗羲的启蒙思想。章太炎的太字来自黄太冲 （黄宗羲的字），炎字来自顾炎武。因《警示钟》名声大噪的陈天华更是在《狮子吼》一书中将《明夷待访录》与卢梭《民约论》相提并论。

还有一次是当代，秦晖先生将中国历代税制改革总结为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提出的观点，主要指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赋税改革往往导致民众的赋税负担加重。黄宗羲通过分析历史上的税制变化，如从租庸调到两税法再到一条鞭法的改革，发现每次改革后，虽然名义上的税种可能减少，但实际上民众的税负并没有减轻，反而因为各种附加税和杂税的增加而变得更重。

黄宗羲变得更为人所知，是2003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两会期间提到了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可不仅是体现在农民身上。现实中也是如此，每改革一次税制，企业的税负就会加重些；机构改革，精简喊了几十年，每精简一次，机构就会膨胀一次。即使是学生减负，从我读小学就开始喊减负，到我现在大学毕业快30年了，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

黄宗羲不可谓不犀利，从唐的租庸调到宋的青苗法到一条鞭法，看似初衷都不算坏，改革者看上去都像是为民着想的，“其实他们初心都是好的”，但黄宗羲不这么看，他认为，秦以来的任何改革都是为君权服务的，官员的权力来自哪里，他们就为谁负责。改革是为民众着想的，只不过是为了推行制度所制造的宣传语而已。

黄宗羲指出，自秦朝确立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开始，秦汉至明清接近2000年的所有君主都“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无一例外都是“家天下”的专制统治者。

而历代的改革者，不管是桑弘羊的盐铁国家专营，还是王安石的青苗法，说到底都是为了皇帝一家服务。

黄宗羲批评历史上的财税改革，只是一个引子，他的核心目标是君权。

对君权提出批评，在君权天授的时代，不仅需要勇气，还得冒极大的风险。朱元璋时期，就曾有把孟子逐出孔庙的企图，而且《孟子》的文本遭到了系统的删改，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侵犯了皇帝的直接利益。

黄宗羲当然知道其中利害，他的《明夷待访录》在写成之后雪藏50年才开始被世人所知。

明代有两个知识分子是颇有现代眼光的，一个是李贽，向孔子开炮；另一个就是黄宗羲，向皇帝开炮。

黄宗羲在《原君》里写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他坚信：一切专制君主，都是独夫民贼，“天下大害”，制度所致，概莫能外。

在明末，能提出“君害论”，那是石破天惊之举。宋明理学把君臣关系做成了天理，系统性禁锢了当时人的心理，而到了黄宗羲前一代的知识分子，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在逐渐解冻，商品经济意识在酝酿中。黄宗羲的君害论，民主君客论，是明末清初那个年代的带有启蒙性质的观念，那他到底都说了些啥，我们来展开看看。

首先，针对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黄宗羲提出“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并把君与民的关系重新恢复到“以天下为主，君为客。”

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认识论倒转，跟欧洲启蒙时代有相似之处，民权为主，君权为客，这是具有现代思维的理念，孙中山搞革命时就借鉴了这个理论。

其次，中国儒家打造的“君权受命于天”这个在中国古代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在黄宗羲这里被彻底否定了。君王的出现，只是人类公共事务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天命。

历代统治者都充分利用神权来强调君权的不可质疑性和无可取代性，更强调君权合法性建立在天恩眷顾的基础上，宣扬君权乃天所授，君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间，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君主的权威具有绝对神圣性。

黄宗羲从最核心的层面破除君权的合法性，勇气和智慧兼具。

第三，黄宗羲提出君害论，是全面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说帝王是“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的独夫民贼，希望社会结构可以完成从“君王为主”到“天下本位”的转变。

黄宗羲提出的君害论，是把孟子以来的民本思想一同否定了。孟子虽然说社稷为重君为轻，但他倡导“有道”明君，反对暴君。而黄宗羲针对帝王的批判锋芒并不仅仅局限于桀纣之流的暴君，而是直指夏商周三代之后的所有帝王，包括民本所指的“明君”。不管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天下大害”的根源。

黄宗羲主张 “天下利害之权，在民不在君、君须为民服务”。 “天下为主，君为客”政治命题中的“天下”,指的就是天下万民。

天下包含了三层涵义:

一、“天下”是民共有的，而非帝王一家一姓所私有。

二、天下大事应由民作主，而非由帝王一人垄断。

三、君与民的关系是平等的。君产生于民的推选。必须为天下兴利除害，必须尽心尽力地为民服务。

从以上三点来看，黄宗羲是个理想主义者，别说几百年前的明末，就是放在当下，都是一份颇具理想主义气质的政治主张。

黄宗羲借古讽今，很对清末维新派的胃口，不论是托古改制，还是君主立宪，康有为都能从黄宗羲的理论中获取他所需要的理论支撑。

黄宗羲提出 “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自然人性论，强调个体差异，认为人性天然追求利己。他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富民主张，这也是颇现代的理念，承认工商业者的私利，社会的繁荣建立在工商皆本的前提上。这跟王阳明的“四民异业而同道”有共通之处。

黄宗羲说：“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指诸侯王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黄宗羲这段话的大意是，自秦朝开始，封建制度被郡县制取代，汉朝建立诸侯王国，宋朝解除了地方武装力量，这些变革有利于中央集权，加强帝王统治，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天下民众的利益。

在他看来，三代之后，尤其是秦汉以来，国家是帝王一人之产业，“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更离谱的是，帝王的快乐是建立在吸民众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痛苦之上。“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

历史，只是帝王一家一姓之时间，对于草民，对于大众，那只是统治机器之下不断轮回的压榨和奴役。自从君权天授之后，君主专制下的中国历史，实质上沦为了垃圾时间。

梁启超把黄宗羲的作品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那黄宗羲真能提出很好的解决方案吗？不尽然。

儒家体系出来的异端，逃不出儒家的局限，就像孙猴子过不了如来佛的五指山。黄宗羲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方案，并认为君臣共治的关键是要实现“分治以群工”的设想。其具体内容是：

天下之事不能只靠一人来主宰，大家的事情应当由大家来办。君和臣都各有其责，应该由君干的事情就由君来干，应该由臣干的事情，君主就不要过多地干预，而应放心地让大臣们处理。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黄宗羲开出了两副良方：

一、提高宰相权力；

二、学校议政。

黄宗羲的学校，不是大众通常理解的以教育为主的学校，而是还有议政和参政功能的。清末的咨议局，跟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提到的学校有相近之处。

1897年，孙中山先生赠日本友人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摘录本《原君原臣》小册子，孙中山在以杞忧公子之名发表的《序》里指出：人民设立君臣都要“为民役”；"黄宗羲这一“超越千古”的“高瞻远识”，可以“启迪后生小子之蒙”，表示对自己当时的民主思想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萧公权评价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很好结合了《孟子》的“贵民”和《礼运》的“天下为公”。

但这两者在孟子之后的2000多年历史里，始终都是可望不可及的政治理想，在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后也有100多年了，黄宗羲“民主君客”的理念依然存疑。

皇帝成为历史了，但皇帝的烙印还深深刻在国人心里。黄宗羲定律还没走出历史的垃圾时间。

黄宗羲生前所写，既是他个人的感慨，也是历史的悲叹：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

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