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文革中的穆旦
编者按：也许很多人和我一样，知道作为译者穆旦（查良铮）的名字源自于王小波的杂文《我的师承》。年岁见长之后，才了解了作为诗人的穆旦以及他短暂却颠沛流离的一生。而在疯狂的年代里，穆旦作为诗人的艺术生命遭到摧残，以翻译作为另一种创作，承载着他的文学理想。翻译拜伦、雪莱使他于艺术的尊严得以在疯狂的年代里，用另一种方式延续。而如果走进穆旦在50年代回国后的经历，文学是穆旦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避难所。在琐碎且疯狂的日常生活里，除了长久麻木的日记，还有漫长的沉默。而在翻译与友人的通信中，我们才会发现穆旦那些被窒息的热情和被苦难所磨炼的精神高度。
本文来自易彬著《幻想底尽头：穆旦传》，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其因在我，心中沉重”
穆旦共有孩子四人，二子二女。长子查英传 1953 年 12 月生， 次子查明传 1955 年 7 月生，长女查瑗 1957 年 1 月生，次女查平 1960 年 8 月生。生逢乱世，如何教育子女、引导子女成长无疑是穆旦的一个心结。
前文曾提到，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之时，子女尚年幼，穆旦夫妇小心翼翼地保守着秘密，直到“文化大革命”爆 发，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批斗风潮之中，子女方才知晓。而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现实的问题也就变得越来越严峻。
1969 年，长子查英传初中毕业。由于是“黑五类”子女，他 没有资格去生产建设兵团。所谓“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当时盛行的血统论观念来看，“黑五类”子女在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等方面都会受到歧视。之后，“黑五类子女”虽被改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穆旦的四个子女之中，查英传受此影响最大。
按照 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所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随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据称，“文化大革命”期间， 上山下乡的知青达到了 1600 多万，查英传后来成了其中的一员。时间当在 1970 年 9 月，去内蒙古五原县景阳公社插队落户。穆旦当月 23 日日记有记载：“小英明日赴内蒙插队，今送行李。”
穆旦对于查英传前途的揪心在妻子和儿女的回忆之中多有体现。1964 年的时候，穆旦就开始给查英传买《无线电》一类做无线电的书和杂志，又给孩子们买《十万个为什么》等书。及至查英传插队期间，穆旦又总是去邮局买《无线电》，给他保存着， 大概认为查英传动手能力强，有让他将来修理无线电的念头；还给他买中学数、理、化自学丛书，以及农、林、牧各方面的杂 志和养猪、养鸡、种水果等技术书，鼓励他“做一个有知识的 人”。1 1970 年 12 月 12 日，穆旦日记有学习会上“讲用”的讯息， 其中第三点为“小英回家问题，由劝其回变为鼓励”。
周与良的回忆称，由于劳动肯吃苦，工作积极，查英传插队 次年即被选为生产队小队长。1971 年 8 月 25 日，穆旦日记也有记 载：“接与信小英为五好社员。”1973 年初，查英传来信，“公社党委已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书，并已经报到县里待批。另外，公 社推荐他去县里参加大学招收学员的考试”。据子女回忆，接到此一喜讯，父亲“显得很高兴”，晚饭时，特意“斟了一小杯酒。这 是他遇到喜事时经常采取的庆祝方式”。
但是父亲的问题 —“黑五类”子女的身份还是影响到了儿子的前途，尽管据说他的成绩并不错。1973 年 8 月 9 日，穆旦日记有记：
“小英来信，考学未录取。”和举杯庆祝一样，这一事件 也给子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过来信，父亲几天都一言不发，除了上班和吃饭，他 都关上自己房门，埋头译诗，也许是想让他的笔来分担一些 痛苦。有时，他好像是在惩罚自己。他不再吃鸡蛋，要留给 小英回来吃；用了近 10 年的一条洗脸毛巾也不让换，“等小英能够回来之日再换”。
查英传回来的日子看起来遥遥无期，1973 年 10 月 15 日，穆旦跟杨苡谈到：“最近由于大孩子（在内蒙五原）未考上学校，而其因在我，心中沉重。”
1974 年春节之后，穆旦家里迎来了曾和查英传一起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孙志鸣，在半年的时间内，孙志鸣一直待在天津，几 乎每星期都来访，彼此多有交流 ——交流的固然多是诗歌，也不少知青方面的内容，穆旦借此知晓了不少知青的故事，也获得了儿子在内蒙古的表现以及招工回城等方面的信息。实际上，据查英传的说法——
父亲有我们公社管知识青年的干部的地址，对跟我有关系的全部的人都感兴趣，包括跟知识青年聊天，就是想了解我当时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家有这么个知识青年，结果所有跟知识青年有关的事情，他都打听。
现存穆旦致孙志鸣信共 7 封，每一封都谈到了招工之事。 1975年8月12日，穆旦写道：“最近听到天津去内蒙招工的消息”， “关于这件事，英传已准备争取，以后看结果吧”。9 月18日所谈， 几乎全是关于招工：“我这一个月也是比一年的任何月都‘满怀心事’，凡是有子女在学或下乡的人大概都同有此感吧。”天津招工在黑龙江据说已告吹，在内蒙古又无音讯，只有“间接消息”： “说是内蒙兵团已有北京知青被招工，正在检查身体，消息是如此确实，我又不知有无在内蒙招工的可能了。查英传近日无信来， 不知他那里情况，不知你那里如何，希望来信谈谈。”10 月 9 日 的信也表示“你们将内蒙招工的情况给我讲得很详细，使我得知 你们今年能有多少出来的希望（不多）”。11 月 17 日，穆旦跟孙志鸣谈到一位五原县女知青已回天津，并到家里来过几次。又谈及查英传——
英传最近来信，正如你信上所描述他的那样，非常乐观积极，因此也减轻了我的一点沉重感。我的这个孩子大概和 我年青时一样，有一种理想主义（虽然他不搞诗）；我是碰 了许多钉子，但他还没有。但我至今仍然认为，人是只能或 ①为理想而活着，或②为物质享受而活着，享受拿到手，可 能淡而无味；只有理想使生活兴致勃勃。当然如果太没有物 质水平，那也会令人丧气的。人就是经常在矛盾中求出路的，这两方面的矛盾经常不是从这面、就是从那面来压你，使人永远不太满意。英传向我提出，在天津作工人也不见得有意思，不知你怎么看？
“这个孩子大概和我年青时一样”——穆旦似乎在长子查英传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形象。1976 年 3 月 31 日，穆旦又跟孙志鸣谈到：“英传在津住了一个月，现已回蒙一个半月了。原来也在忙于天津招工事，因有一时传说颇多，但以后由于反右倾运动开展，招工事停了下来，以后也许还要进行，但不知何时了。反正 我这里也是空忙了一阵，他现在仍在工作队，干劲还是很足的。” 及至 6 月 15 日的信中，穆旦又在询问：“内蒙八月间有招工吗？”
实际上，进入 1976 年之后，穆旦对于查英传前途的揪心程度 随着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而加剧。那段时间，穆旦给查英传“四 处打听招工的消息，希望他能回到天津”，到处找熟人。1 1 月 19 日晚，在找一位熟人回家的路上，穆旦骑车到德才里（八里台附近的一个居民区）时摔伤。
骑车摔伤是晚年穆旦经历之中具有转折性意味的事件 ——一 种带有利益关系和功利目的的现实将穆旦拉低到最为俗世的层面。 若说穆旦最终被这次缺乏及时治疗的摔伤而夺去生命也绝不为过， 其中所透现的乃是一种强烈的现实之痛。
1976 年 7 月 19 日，穆旦在给老友江瑞熙的信中谈到：初中 毕业的小女儿查平得以留津，“这省却了我一些伤脑筋的思虑。现在是如何把已下乡六年的小英弄上来的问题了”。1976 年间，穆旦的日记已是相当稀疏，全年日记仅有七则，却有两则记载了招 工，分别为 10 月 21 日的日记：“小英前日来信，招工在邮电管理局”；以及 12 月 9 日的日记：“小英由津赴内蒙，到地质队报到， 结束了他六年多的农村插队。”
对于查英传的工作，穆旦又并不满意。1977 年 1 月 13 日， 穆旦写信跟妹夫、妹妹（汤仲杰、查良铃）谈到，“只是小英的工 作，使我不太满意”——何来“只是”呢？到这个时候为止，穆 旦还沉浸在出版社传来的消息 ——《唐璜》译稿可用 ——的喜悦 之中。其时，距离穆旦逝世只有月余，查英传的工作问题最终无力解决。
穆旦对于其他三个子女的教育呢？应该说，信息都比较少。 次子查明传方面，据说从小体弱，穆旦对其生活方面的照顾比较 多，比如周与良回忆，“60 年代是吃豆腐渣的年代，良铮浮肿的 厉害，配给他一斤红糖，他没有吃一口”，全留给了从小体弱的二 儿子查明传。而查明传可能是穆旦几位子女之中唯一“写过一点诗”的人。据他本人称，他那时候写了，父亲“就悄悄地拿到里屋。看了一会，就拿出来，放在桌上。看没那个苗子，不是那回事”。对此，查英传的看法有所不同：“不是苗子的问题，我父亲 知道写诗要出事，不把你往那培养。”
对长女查瑗的教育看起来更细致些，穆旦曾教她“学习英语， 第一本书是《林肯传》，并让她每天背单词”；“逐字逐句地给她讲 解英文原著”，讲授完了《林肯传》和“一本几百页的欧洲史”； 甚至为此翻译了英国人查尔斯·维维安的中篇小说、被称作“外国水浒”的《罗宾汉传奇》，全书 26 章，穆旦译了 15 章。其动机就是实用的：“掌握一门外语，至少翻译点东西，可以混口饭吃。” 日后接续穆旦未竟的翻译事业，和妻子一道将《罗宾汉传奇》一 书译完的杜运燮，称这一事件为“穆旦为爱女译书”。 “为爱女”，而不是为其他的读者，在穆旦的全部翻译之中，这样的事可能是唯一的。
再往后，因为哥哥查英传已到农村插队，初中毕业的查瑗得以留城。1974 年 11 月 3 日，为查瑗开始到天津市第十三塑料厂上班的第一天。据周与良回忆，穆旦对于查瑗非常关切：
由于家庭关系，（查瑗）被分配到天津市第十三塑料厂， 带毒车间，并且三班倒，工厂在密云路，离家很远，每逢早班，早晨 5 时离家，良铮总要起来，送她到八里台汽车站， 中班晚 11 点多才能回家，他总去汽车站等她，尤其雪花纷飞 的寒冷季节和倾盆大雨的日子，他总出去接小瑗。
妻子所提到的天津市第十三塑料厂距离南开大学约 10 公里， 所称“由于家庭关系”，指的即是身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穆旦给孩子们的就业及前途所造成的影响，穆旦坚持接送女儿，自然是出于父爱，也可能包含了某种内疚心理，即希望以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查平得以留在天津，也是“她哥哥下乡赚来的”——1976 年暑假，查平初中毕业，分到天津纺织技校。关于查平，信息多集 中在买琵琶、学琵琶上面。此事的来龙去脉，大致可见于穆旦给旧友董言声的信。1975 年 10 月，董言声来过天津，期间可能谈过子女的未来问题。1976 年 1 月 25 日，穆旦写信跟董言声谈及买琵琶的事 ——信中称之为“买琴”。看起来，上海相对开化的风气催生了买琴一事。3 月 17 日、5 月 25 日、11 月 25 日的信，也都 谈及此事。实际上，琵琶 5 月份就已买好，但一时之间找不到可靠的人带回天津。此事一直等到 1977 年初才得以解决，是借着周与良的三哥周艮良到上海开会之便带回的，其时已是 2 月 5 日之后的事了。2 月 19 日，穆旦再次和董言声谈及琵琶：18 日才从周 艮良那取回，“敲敲红木，真是清脆”，但小平去了外地，不在家， “还未试琴”。
现存穆旦致董言声信共 8 封，其中有 6 封谈到琵琶，密度很大，可见此乃穆旦晚年念兹在兹之事。不过，新的琵琶终于取回 家之际，距离穆旦逝世仅有数日，小平又并不在家——等待一年多，最终却没有机会聆听小女儿的练琴声，不能不说是一大憾 事。子女回忆称，当时大家并不乐于听查平练琴，想阻止她的练 习，“父亲从他工作的房间出来，说他喜欢听，让小平去他的房间练习。就这样，80 年代再版父亲所译诗集中的一些诗句，正是在 小平的琵琶声中修改的”。看起来，这一回忆有些微妙，若非在购买新琴之前，另有旧琴可练，则多半是对处于生命最后时刻的父亲闲时抚抚琴之类细节的想象。
从上面较为烦琐的叙述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穆旦为子女们所着想的未来，基本上都是实用的或技术性的，从后来的实际发展 看，四个子女没有一个学文 ——没有一个接续父亲的道路，他们 后来多半在“技术”的道路上走得够远的。
“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的一部分”
同辈友人的过早逝世也令穆旦忧伤。1972 年 11 月 27 日，穆 旦写信跟杨苡谈到了一位共同的朋友，因癌症于本年 8 月 13 日逝世的萧珊（陈蕴珍）：
蕴珍是我们的好朋友，她是一个心地很好的人，她的去 世给我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这种损失，对你说说，你 是可以理解的。究竟每个人的终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一个， 便少一个，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没有人能够了解你。我感到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拜伦语）；而 且也少了许多生之乐趣，因为人活着总有许多新感觉愿意向 知己谈一谈，没有这种可谈之人，即生趣自然也减色。我今 年已经五十五岁了，头发白了，老相十足，年轻的时候，不 怕岁月之多，而今有如此一大把年岁，自己觉得奇怪，不知 还将变成什么样子。但这只是外观，内心还是那个我，似乎 还和年轻时一样，只是外界不同了。
1976 年 6 月，穆旦更是为萧珊写下了诗歌《友谊》：
你永远关闭了，不管多珍贵的记忆
曾经留在你栩栩生动的册页中，
也不管生活这支笔正在写下去，
还有多少思想和感情突然被冰冻；
永远关闭了，我再也无法跨进一步 到这冰冷的石门后漫步和休憩，
去寻觅你温煦的阳光，会心的微笑，
不管我曾多年沟通这一片田园；
呵，永远关闭了，叹息也不能打开它，
我的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
留下贫穷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
独自回顾那已丧失的财富和自己。
在当时给杜运燮的信中，穆旦抄录了这首诗，并且明确说 道：“友谊的第二段着重想到陈蕴珍，第一段着重想到你们。所以 可以看到，前者情调是喜，后者是悲。”又称，“岁数大了，想到 的很多是‘丧失’（生命，友谊，爱情），（也有理想），这些都不 合时”。
现在看来，穆旦与萧珊的交往，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 谜”。没有确切的材料能说明穆旦与萧珊是从何时开始认识、交往 的，只能很笼统地说成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萧珊， 朋友们有过不少回忆文字，如杨苡的《梦萧珊》、萧荻的《忆萧 、珊》、刘北汜的《四十年间 ——关于巴金、萧珊的片断回忆》等， 尽管这些作者多半也是穆旦的朋友，但其中并没有穆旦的讯息， 主角多半是巴金以及其他一些人 ——有些人今天看来似乎已湮没 无闻，如外号“小树叶”的王树藏，当年却是萧珊的挚友 ，由此 可见，在联大时期，穆旦与萧珊和她的生活圈子，可能只是泛泛 之交。不过，结识时间很可能不会迟至1940年的叙永期间 ，在昆明时期，两人就已认识，并一起参加过活动。
再往下看，1944—1945 年间，穆旦在重庆生活期间，与巴金、萧珊夫妇“经常往来”（见相关交代文字）；1948 年，穆旦一度成 为上海霞飞坊（今为淮海坊）59 号“座中常客”的情形，随着穆旦书信的披露也广为人知。1953 年穆旦夫妇推却重重阻力从美国 归来之后，受萧珊鼓励，并得到巴金大力支持而得以大量出版译著的事实，更已是佳话。之后，随着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 彼此分别已达 17 年之久，断绝书信往来也在 10 年之上，一直到 1971 年 12 月 30 日，穆旦才重新得知萧珊的情况。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收王春旭信（20 日写）。知宁坤、萧珊近况。”王春旭即老友杜运燮的妻子。12 月 31 日晚上，穆旦即动笔给萧珊写信。1972 年 1 月 16 日、24 日，穆旦先后接到了萧珊来信。不过， 目前仅能见到 16 日的这一封 ——全是洗尽岁月铅华之后简朴至 极的文字：
收到你的信有好几天，不是不想写信，而是无从下笔。 我们真是分别得太久了，你说有十七年，是啊，我的儿子已 经有二十一岁了。少壮能几时！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 现象，对你我也不会有例外，所以你也不必抱怨时间。但是 十七年真是一个大数字，我拿起笔，不知写些什么。还是先 谈些家务吧。[……] 你妻子是否还在南大教书，我已经记不 得她叫什么了，你们现在有几个孩子，大概还没有到分配工 作的年龄吧？你说你在学农基地已经一年多了，从你信里看 来，你还是过去的你，知识分子改造是一个艰巨的历程，老友、新交，我也不知怎样认识你了。
不想仅仅半年多之后，1972 年 8 月 13 日，萧珊即因癌症逝世。事后，穆旦多次给巴金先生去信，表示询问和关切。10 月 27 日巴金回信，对穆旦去信安慰并询问萧珊安葬的地方表示感谢。
之后，穆旦在朋友们的通信之中，多次谈及那令人惆怅的 “友谊”，1972 年 11 月 27 日、1973 年 10 月 15 日，穆旦致杨苡的 信中都有这方面内容，后者还叙及 1948 年在李家的生活，并且感叹：“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是人呢？想起来不禁惆怅。”
与巴金也有不少通信，看起来或有佚失，现存巴金来信 5 封， 后四封为 1975 年 11 月 5 日、12 月 7 日以及 1976 年 8 月 11 日、 10 月 26 日。在与其他友人通信时，巴金也曾询问穆旦的情况，比 如 1976 年 8 月 12 日、12 月 3 日致杜运燮，10 月 8 日致杨苡。穆 旦致巴金的信存有两封，为 1976 年 8 月 15 日、11 月 28 日，所谈 除了萧珊外，多半是生活方面的话题。
1977 年 2 月 26 日穆旦逝世，最先向巴金通报讯息的是巫宁坤（据 1977 年 3 月 9 日巴金给巫宁坤的回信）。之后一段时间内， 巴金在与巫宁坤以及杜运燮、杨苡等人的信中多次谈到穆旦，除 了对他的早逝表示可惜之外，还谈到穆旦遗稿处理的事情。比如 1977 年 4 月 14 日，巴金跟杜运燮 —日后穆旦最初的作品集、 纪念文集最重要的整理者 —谈到：
良铮同志病逝，巫宁坤同志来信告诉我，我回他信时曾 说，蕴珍逝世的时候良铮写信鼓励过我，我没有机会向良铮 表示感激之情，心里十分难过。他去年来信中讲起他这几年 中重译和校改了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许多诗作，我知道他译诗是花了不少功夫的，我也希望它们能早日出版。我还相信将来这些译稿都会出版的，但是目前究竟怎样决定，我一 时也打听不出来，不知道人文社管这一部分工作的人是谁， 我也想找徐成时去问问。你说今年暑假打算去天津，帮助与 良同志整理良铮的遗作，这是很好的事情。你说不认识出版 界的人，我建议你必要时去信问问徐成时同志 ( 他仍在新华社 )，他有朋友在人文社，我知道你过去和徐较熟。
无论是穆旦与杨苡间那种略显华丽的文字，还是巴金写给穆 旦及其他友人的那种简朴的文字，都可以看到一种忧伤的情绪在朋友间弥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