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浩 | 謎樣的思想家,一個充滿時差的謎樣人生
編者按:更令人唏噓的是,班雅明的書寫本身即致力於指向一種時間差:在一個被相機快門及底片捲入的技術複製時代當中,過往那種以巧奪天工來理解藝術創作,將藝術價值跟「原創」和「獨一無二」掛勾的傳統美學,不再適用。本文為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葉浩為《班雅明傳:歐洲最後一位知識分子的生命與心靈》所寫推薦專文,並授權波士頓書評刊發。
尼采曾感嘆道「有些人死後才會誕生」,並以此自況。這句話用在本書主角班雅明作為一個思想家的身分上,似乎也恰當。終其一生,他試圖發展一種符合新時代的批判哲學,且相信那才是真正的哲學並親身示範了這一種哲學的書寫方式,但直到他親手讓自己的年齡永遠停留在四十八歲之前,其著作並未取得主流哲學學界的認同。
更令人唏噓的是,班雅明的書寫本身即致力於指向一種時間差:在一個被相機快門及底片捲入的技術複製時代當中,過往那種以巧奪天工來理解藝術創作,將藝術價值跟「原創」和「獨一無二」掛勾的傳統美學,不再適用。這並不否認攝影或相片沖洗過程也需要手工技術或技巧。他指的是,同一張底片可以無限地洗出一模一樣的照片,因此,人們再也沒辦法說哪一張照片是真正的原創或獨一無二。身處不同時空的人們也能看到同一個影像,例如此時在世界各地的牆壁、日曆、馬克杯、桌墊乃至電腦桌面微笑著的蒙娜麗莎。技術複製的時代意味著,人們面對偉大藝術作品時無需淨身沐浴,心存敬畏。所謂的藝術品也早已在泛濫成災的影像當中失去了如同教堂或廟宇內的聖物所能發出的「靈光」(aura)。
對班雅明來說,持續以相應於手工時代藝術創作的美學來看待技術複製時代的藝術品,代價頗高。一來,那意味著人們既無法理解新時代的藝術,錯估真正的藝術品,且無從掌握時代精神的真正變遷。二來,那更可能導致人們渴望在這一個沒有藝術靈光的時代當中,找尋替代物品,甚至以賦予某些事物有類似的神聖靈光來滿足空虛的心靈。法西斯主義(Fascism)的崛起即是美學跟不上時代的後果之一。來不及改變審美觀念,或說是不願放棄透過仰望來獲取親臨神聖事物感受的大眾,於是拱起了偉大的領袖。這是一種共謀,各取所需的造神運動。政客藉此佯裝成民族救星,期待救世主降臨的人們也願意甚至樂意崇拜。雙方共同打造起新的美感,亦即數大就是美。唯一無二的是領袖本人,剩餘的個體差異性全都淹沒於大規模人數的整齊劃一動作之中,猶如技術複製。
以上是〈藝術作品在其可技術複製的時代〉一文的要點。藝術與政治其實密切關聯。傳統的藝術品之所以神聖,本身也跟大眾難以親近(時空上及心靈上皆是如此)有關。而因循過往思維習慣的大眾,才是造就了獨裁者崛起的條件。這是一篇寫於一九三五年的文章。身為猶太人的班雅明當時已輾轉了數個城市來到巴黎,並在那裡結識了一群流亡自不同地方的同胞,包括思想家鄂蘭(Hannah Arendt)和小說家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生活上,他仰賴為「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供稿的預支稿酬。那是所謂的「法蘭克福學派」之實體研究機構。執掌該院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及就職於此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向來盡可能提供協助,但也不乏針對文章逕行修改才刊登。偶有齟齬並不意外。正如這篇文章在表面上是關於藝術評論與新美學的必要性之討論,實際上也是針對政治現實的剖析,而且寫的雖是盛行於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但指的更是崛起中的希特勒。
這或許也坐實了阿多諾所說,班雅明總是不把話說透的事實。文章晦澀,文體不符學術規範,也是事實。同樣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時代也尚未幫班雅明準備好讀懂他的讀者,包括曾為摯友但對於哲學有另一種想像的阿多諾在內。
學術之外,他所信奉並致力於推動的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也讓他跟那些以馬克思主義為名的革命人士大相徑庭。正如他在〈歷史的概念〉當中所指出,有一種史觀把整部人類史想像成猶如一位操偶師在後面控制一樣。秉持這種史觀的人宣稱歷史有既定劇本,必然會按造馬克思主義者所相信的那樣不斷前進。對班雅明來說,那是一種神學,只不過信奉者刻意把神擺在人們看不到的地方。就這點而言,這些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種操偶師。點破這件事的班雅明認為,真正的唯物論者能看穿此事,且理解到相似的政治神話在歷史上已經太多。因此,該做的事是不讓無數的無辜百姓死於以這種隱藏式神學理論為名而進行的革命後遭人忘記,被倖存者或宣稱歷史站在自己這邊的戰勝者徹底刪除於史冊。
班雅明的書寫不僅援引了躲在桌子底下的操偶師如何讓檯面上的棋手永遠戰勝對手來比喻這種進步史觀,也借用了他本人收藏的保羅・克利(Paul Klee)畫作《新天使》來指出歷史唯物論者必須拯救死者的使命。不意外,當時的人們若非不懂,即是不認同。事實上,〈歷史的概念〉是班雅明交托給鄂蘭的一捲手稿中的文章。當時他還希望有朝一日能藉此取得教職。惟,鄂蘭於一九四一年將手稿帶到紐約的前一年,班雅明已自殺身亡。該文章最後轉到了阿多諾手上,出版時還刻意刪減並去掉馬克思主義相關字詞,以符合美國人的政治認知。
幸而,鄂蘭最終不負朋友的寄託,將手稿整理成冊並出版成英語世界最為人熟知的班雅明著作《啟迪》(Illuminations),於一九六九年初版,距離文章完成的時間長達二十九年之久。也因此,班雅明關於普魯斯特(Proust)、波特萊爾(Baudelaire)、卡夫卡(Kafka)等人的文學評論才得以廣受關注。他對於小說作為一種現代文類及說故事作為一種傳講人們親身經歷的口說文化之哲學意義,才得以廣為人知。據他理解,總是記錄了一個有始有終的虛構故事之前者,是促成了現代人得以接受政客把歷史當作按劇本演出的大戲,把真實故事卻當作假戲來看的始作俑者。而後者作為一種生活日常及技藝則大抵一去不復返,因此只能懷念。當然,熟知鄂蘭思想的讀者會知道,她不僅讓班雅明這一位朋友得以在英語世界重生,讓他的事蹟得以廣傳,甚至將「說故事」概念發展為一套政治理論。換言之,鄂蘭即是拯救班雅明的新天使。
《啟迪》一書也收錄了班雅明論收藏的文章。自幼養成收藏嗜好的他,在納粹崛起後卻因為總是處於顛沛流離當中,珍愛的書和藝術品並不在身邊。於是他只能懷念。追憶柏林童年是一種保持完整自我的方式,也是讓四十歲的他能盼望未來的底氣。根據他的信念,彌賽亞可能在任何一分、一秒突然降臨。只不過,班雅明本人並未等到那一刻。法國被德軍占領之後,他跟隨一群人逃亡。當隊伍終於來到邊境的那天,也就是一九四〇年的九月二十六日,佛朗哥政權突然決定封閉關口。絕望的他在當晚服毒自盡。隔日,邊境重啟。班雅明跟彌賽亞時刻也有時差。不管身為一個哲學家或單純作為一個人,乃至其思想內容,各種形式的時差似乎總是如影隨形。
無論讀者在意的是哪一個班雅明,本書都是親近他的最好管道。兩位共同作者艾蘭德(Howard Eiland)和詹寧斯(Michael Jennings)也是哈佛大學出版的四卷《班雅明文集》的編者與譯者,堪稱是為這一個獨特猶太思想家做傳的一時之選。這一本以扎實史料及深厚學術功底為基礎的傳記,既不過度渲染主角的傳奇色彩,也不嘗試揣摩其內心戲。相反,它以平實的文字鉅細靡遺地記載了班雅明的人生經歷,並為他絕大多數已出版文章提供了有助讀者理解內容的寫作背景。
弔詭的是,這絲毫未減班雅明的傳奇性,甚至保留了他作為一個人的謎樣色彩。或許這就是班雅明意義上的歷史唯物論者才能寫出的一本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