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地狱里最苦的鬼是无声的。我所接触到的基层右派,几乎没有能用笔发言的人,正好比一群无声的人……我就想过,有一天我要为这群人说几句话。”
——茆家升
安徽反右幸存者茆家升先生的传记回忆录《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纪事》(台北,秀威,2024)今年出版。茆家升本职是医生,退休二十多年来,独立调查走访和写作,完成了数十万字有关反右、大饥荒的专题文章。艾晓明为这本书写了长篇阅读笔记,她采用了宋永毅团队编辑的“反右数据库”里的有关史料,以此回应茆家升在书中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反右运动会推进到基层社会,对基层右派的研究可以怎样拓展我们对反右这场大劫难的认识。
基层反右的政治脉络
——与《卷地风来》相关的阅读笔记
艾晓明
图1. 茆家升年过八旬,依然在乡村走访调研。艾晓明摄于2017年。
图2. 茆家升和笔者在宣城军天湖农场。采访大饥荒后的移民,2017年,马文都摄。
茆家升,1937年8月出生于安徽省全椒县一个经营布业的小商家庭。1952年初中毕业,入读合肥医士学校。毕业后,在黄山疗养院任职。1957年鸣放期间,对在中学生中搞肃反和对安徽农业三改问题提出意见,反右运动中被批斗。1958年5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受撤职降级处分,送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监督劳动。1961年11月摘去右派帽子,回归医疗岗位,文革中又被下放到泾县乡村,担任公社里的全职医生十年。文革后回到地区医院,直至退休。
《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纪事》的内容分别为自传《少年右派》和纪事《蒙难寻踪》。作者在蒙冤的二十二年里,大部分时间是在乡村度过,他见证了许多基层小干部、小职员甚至是文盲、半文盲者的命运被反右的飓风席卷而去,也亲身体验了那个年代乡村的贫寒、人性扭曲和社会衰败。他记得在安徽师大中文系上函授课程时读过的鲁迅作品,鲁迅在《碰壁之后》这篇杂文里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候补的饿殍在沟壑边吟哦;鞭扑底下的囚徒所发出来的不过是直声的叫喊,”“佛说极苦地狱中的鬼魂,也反而并无叫唤!”那时他便存下这一心愿:有一天,他要写出这群无声的鬼魂的故事。
在那些年里,作者反复追问过一个问题:这场运动是怎么了?抓右派怎么会抓到这么多基层的老百姓、甚至文盲或半文盲头上?把他们送到农场里劳改,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我在阅读时也希望找到答案,但我很快意识到,不能仅从受害者的经验里来考虑这些问题。因为书中的小人物完全是被动地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暴。无论他们当时说了什么,甚至根本也没说什么,他们的命运是事先被设定的,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们被指定进入了阶级敌人的位置。
反右运动五十年之后,茆先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反右深入到基层,正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部署。
时至今日,已经有很多史料被披露和整理出来,尤其是由美国学者宋永毅团队整理出版的中国政治运动数据库等。2015年,宋永毅收录了1957年6月至1958年4月这十个月间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下发的《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以12卷丛书的篇幅整理出来,这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反右运动的指导方针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史料基础。
根据主编宋永毅的说明,《情况简报》来自美国图书馆的特藏部门,篇幅接近三百万字:
自1957年6月30日到1958年4月29日,这一简报共出了65辑。每一辑多者达15万字,少则也有4000-5000字。在时间上,它们几乎已经构成了反右整风运动的一部时间顺序上的“编年史”。 此外,在空间地域上它还涵盖了全国各主要省市和中央各部,又不乏有全景式的“大事记”的功用。最后,因为它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各省市、部委党组织向中央所做的运动总结报告。其中不仅包含了对运动过程的比较真实的描述,还常常有不少对今天的历史研究很珍贵的统计数字—如被迫害致死的人数等等。①
为了解安徽基层反右的起因,我尝试从这套《情况简报》中找到一些线索来回应茆先生的结论,即为什么说基层反右并不是党内反右或者是干部反右的延伸,也不是扩大化到了基层,而是由毛泽东直接策划、由执政党指挥和推动的运动进程。
我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在于,茆先生提出的论点,值得扩展开来探讨。基层小右派的生命故事,只有联系到当时的政治背景才能理解其重要性。可是,当时代的列车碾压过去以后,构成右派受害者的绝大多数平凡的小人物,因其地位不彰,没有在反右叙事中形成声势,他们的形象和命运并非广为人知。更悲惨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没有活到1979年右派改正,而他们的儿女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以至于都没有能力来保留证言,长辈的受难经历因此都被湮没了。
当然,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反右研究在此地仍有限制和出版禁忌,对平民右派和基层反右虽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② 但还远远不够。
然而,正如作者所说,看不到基层右派——右派群体中最大多数人的命运,我们又怎能理解反右的性质和劫难。而且,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反右将政治贱民的身份推到如此广泛的社会底层,对重铸了基层社会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从思想到行动,从语言到文化心理,基层反右极大地巩固了极权政治对于全社会的管控。
一 反右狂风如何席卷到基层
所谓基层,一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常见的概念。它通常是指县级及以下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村(社区)组织及其他经济和社会组织。反右之初,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报纸上披露出来的都是所谓大右派,他们在中央、省市级大机关工作,是知名教授、学者或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并非是基层的一般人员。那么这股狂风是怎么卷到了基层甚至最底层来的呢?
宋永毅谈到这一点,他说:
在反右肇始之际,中共确有文件规定在一般的工人、农民中不划分“右派分子”。这在很长的时间内造成了一种错觉,即反右运动就局限在知识界。其实,反右运动是一场触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的政治迫害运动。尽管在农村中它不叫“反右”,但仍然有其他形式的运动和知识界的反右斗争同步。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分“右派”,不等于不划分和打击其他的“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③
宋永毅这段话里,涉及了三个问题,第一,从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抓右派到在普通民众中搞反右,经历了一个过程。第二,从1957年6月到1958年4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其实是接连展开了几场运动,它们名目不同,但与反右是互相补充和强化的。第三,这些运动的结果即产生了若干类别的敌人:“右派”“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被标记为这类人物的做法叫做“戴帽子”,这种文学性的比喻在中国社会持续了二十多年,形成了一个实际意义上的政治概念。
概括言之,反右必须落实到基层,这本来就在主导反右的领袖毛泽东战略部署里。
现在我们知道,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即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但在当时,毛泽东是不准备公开的。此文后来在6月12日印发党内,毛泽东在看印发文章时,在右上角“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后又加写了一段文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4 因此,在当年5月鸣放时期,最高领袖对鸣放的反应,普通党员都不可能知道,更不用说是党外的普通人了。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指出:“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党内高层酝酿了三周以后,才在6月8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正式登场。当时,反右的锋芒所向确实是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是针对知识界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也是下发给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的。反右在这个阶段的舆论攻势,确实给了人们一个普遍印象:反右主要在高层知识界开展,而非要将基层社会卷入。
然而在1957年的7月中下旬,在全社会开展反右的部署已经明确。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会议期间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印发与会高级干部参阅。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提出几点:
第一,他定义了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个矛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
第二,他说明了整风要推向全社会,包括基层。他是这么说的:
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⑤
第三,他把整风的过程确定为四个阶段,分别为: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这里提到的“还有城乡基层整风”,已经表明,基层反右是整个反右的必要组成部分。青岛会议之后,各省都紧跟这一部署进行了安排,反右也获得新的动力。以河南为例,从7月底到8月中旬,右派大为增多。“八月初以来,由于传达、贯彻了主席关于‘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的精神,”“一部分单位在七月下旬曾一度产生的疲蹋、厌倦情绪已迅速扭转过来,全省反右派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⑥ 它取得的成绩如下:
经过对右派分子的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数目增多了。目前全省有右派分子一千六百八十七人,较七月二十五日所统计的九百二十五人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二点三八。有右派分子的单位也增多了,如省直属机关有右派分子的单位由三十三个增加到四十九个,目前只有六个小单位没有右派分子。右派小集团的数目也增多了,幕后人物也越来越多地被揭发出来。现在全省有右派小集团一百零二个,较七月二十五日统计的四十一个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八点七八。⑦
当时的安徽自然也不例外,通过中央办公厅的几次统计数字,可以看到右派人数的明显增长:
第一个数字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在1957年截至8月1日的统计,据十九个省、市委(缺上海、山西、江苏、广西、甘肃、贵州、云南、内蒙、新疆)先后在电话汇报中所报的不完全数字,全国共有右派分子13,611人。⑧
其中市一级地区人数较多者为一为直辖市北京:2,508人,二为重庆:1,028人。各省里安徽报了829人,与安徽交界的江苏省未报数,河南省为911人。
第二个统计是在8月19日,青岛会议结束还不到一个月,依然是不完全统计,各省所报数字和右派的总人数已经成倍增长。截至当年8月19日,全国共有一般右派分子33,155人,右派骨干分子7,736人,再加上中央级党政系统和军队系统的人数,合计为44,294人。⑨ 其中最高的是北京市,为7,511人,安徽由829人升至1,553人,略低于临近省江苏(1,854人)与河南(1,687人),而与边远省辽宁接近(1,503人)。
8月,与反右同时推进的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运动:农村和基层企业的社教。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合作社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以便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9月,整风和社教在农村和基层企业同时展开。9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段落之后,组织职工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
这些指示,表面上看略有不同,实际就是在各行各业、全体国民中展开鸣放和辩论。这时的鸣放的目的更明确了,那就是暴露右派言论。所谓大辩论,并不是辩出是非来,是非标准都早已定好。而企业整风和农村社教的指导机构也同样,都是由各省整风办公室负责。
在安徽农村,从8月上旬开始以粮食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在中等学校教职员中,从8月中下旬先后开始集中鸣放,县级机关9月份开始整风。
农村的鸣放包括所有农民,它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吸收全体居民(包括地主、富农、被管制分子和单位农民)参加鸣放”,⑩ 而先前被划地富反坏的四类分子受到重点打击:
据全省八月中旬不完全统计,共逮捕了五百九十人,其中:地、富分子四十人,反革命分子五十五人,其他坏分子四百九十五人;共斗争和批判了一千三百四十七人,其中:斗争地、富分子四百五十人,反革命分子九十二人,其他坏分子八百零五人。此外,各地还对一百一十七个富裕中农进行了说理批判。⑪
从全国范围来看,到当年的9月30日,右派分子的总数已攀升到62,467人,⑫ 这比8月19日所统计的44,294人,增加了18,173人。其中,安徽的右派分子人数较之8月19日的1,553,增加了310人,总数为1,863人。与福建 (1990)湖南(1861) 贵州(1817)接近,略低于江苏(2086)。 ⑬
即使如此,我们知道,这六万多人与后来公布出来五十五万这个数,还有巨大的差距。那后面的这个数字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
二.生产右派:有计划、泛罪化、反智
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49年以后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有关联,也有其特殊性。关联在于,它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虚拟出潜藏的敌人,然后划出一大批“犯罪”人群,剥夺其权利和尊严。而反右的特殊性又在于,它一开始并不是以剥夺财产和人身自由为目的的,而主要是以言治罪,从而消除异声,巩固思想专制。
以言治罪,即表达了某种意见而受到司法级别的制裁;这里我无法用“司法制裁”这个概念,因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姑且不论当时还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而是以党代法;问题还在于,无数案例表明,很多人的言论,根本和反党没有关系。那问题来了,怎么将他们划成右派呢?正如茆家升在书中所写的情景,有的人连“党天下”的意思也没搞明白,仅仅是划错了一个加减符号,这就被认为是拥护“党天下”了。如此反右,不是故意陷害吗?
何为“阳谋”,此之谓也。中共中央在1957年10月15日下发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共有六条,它第一句话就是:“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⑭ 这就把四个月以来的反右斗争的对象以类似法条的形式固定下来了,言论就可以成为确定犯罪与否的依据。
这里的六条标准,一方面非常抽象,同时又无所不包。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同时也深受其害的杜光先生如此评价说:这些标准“既没有质的明确性,也没有量的规定性,只要稍加引申,任何言行都可以被曲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⑮ 只要你对1949年以来执政党的大政方针或具体政策有过任何议论,就可以扯出来,加以联想引申,视为反党。然而所有人都是生活在政治挂帅的现实中,在各个基层单位,有专门的政治学习时间,要求每个人发言表态,这就是政治学习的惯例。就此而言,无论党发动什么样的政治运动,一定能整出一大批“敌人”。
这也是反右运动和其他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一个特点,它是泛罪化的,它的前提是有罪推定。
既然是有罪推定,它也不必去区分动机和结果、言论和行为了;因而事实是无须认定的,言论就是罪恶,思想就是行为。很多例子表明,罪与非罪的界限含混,罪行可以无所不包,无事不成罪,所以我说这是一种泛罪化。然而这种广泛推衍的有罪认定,怎么能够在全国这么大的范围内实施呢?
首先在最高领袖毛泽东那里,他已认定右派有罪。整风开始两周的5月15日,毛泽东即起草了党内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右派分子“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⑯
从《情况简报》里可以看到,这种思路由高层贯彻下来,反右是在中央的督导和各省市地县四级行政机构的配合下,有组织地进行的。
今天的读者也许会问,反右开始后,报纸上已经大张旗鼓地展开了批判,毛泽东直接将反右派的策略概括为“阳谋”,为什么基层还有那么多人缺乏警觉,会掉进这个陷阱?
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必须考虑的是,国家在强力介入以及权力关系的不对等。运动的发起者和推手是一级级政府部门,参与鸣放者只是一般群众,他们对由上至下的政治动员怎会戒惕?即使不愿意发言,也并没能置身事外的可能。
还有,1949年后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已经对整个社会进行了规训。在土改、镇反、肃反……中消失的群体和个人,他们的声音都被屏蔽了。大多数人的政治想象中没有阴谋陷害,他们满怀对党的信任,自然会响应号召投入鸣放。
何况,发动鸣放者的最终目的和精心策划,普通人怎么可能知晓?要到六十多年之后,才有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史料,才能了解到高层精密的计划布局。
从安徽来看,在基层整风开始之前,1957年8月15日,安徽省委召集四级干部一千多人,开了长达二十天之久的会议,为之做了准备:
参加者有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专员、市长、县长、农村工作部长、宣传部长,区委书记,淮委、铁委书记,省属农场和拖拉机站党委书记,大专学校党委书记,地、市、县委共青团书记,省委各部正副部长,省直党组正副书记等共一千二百一十一人。⑰
这个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学习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中央有关指示,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整风,开展社教。会上讨论交流了农村进行全民大辩论的情况和做法,包括各地、县委的试点、派出干部人数等工作。
在大会上,安徽省委也对划分右派作出了指示。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有关划分右派标准的出台情形。前面说过,中央有六条标准,那是在1957年10月15日下发的。根据现在的解释:“《通知》的原意是要控制划分右派分子的范围,防止放宽标准,右派划得过多。但是,因为许多地方右派已经划完,此《通知》并没有普遍传达。”⑱
真的没有普遍传达吗?安徽的情况肯定不是这样,根据安徽省1958年1月9日的汇报,据安徽省内六十八个县、市的不完全统计,已经确定有3,856个右派分子。“在排队工作方面,各县普遍学习了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并根据这一标准的精神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对原来划定的右派分子进行了审查与研究。经过多次的认真审查与排队以后,更正确地校正了过去对右派分子的划分偏宽和漏划的现象。” ⑲ 话虽如此说,实际情况是相反,安徽所划右派分子的数字在此后激增。到1959年12月,中央准备开始给右派摘帽的时候,安徽所划右派的统计总数是25,364人。
如前所述,划右派的工作早已开始;起初各地的做法不一。如天津市委提出,对工程技术人员要放宽标准,对极右分子批倒批臭,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对于—般的右派分子,让他们低头认错,一般可不戴右派帽子。⑳
较早定出了划右标准的是上海,1957年7月11日,上海初步拟出七条标准,㉑ 主要根据是毛泽东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提出的划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 8月开始,陆续有一些省份也拟出了自己的标准。8月3日,江西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提出七项标准。9月12日,广东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拟订了八项标准(草案)。同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定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规定》(七条标准),㉒ 广东和安徽都说明参照了上海市委的七条标准,尔后,安徽在上海基础上,制定出八条标准。㉓
总的说来,各项标准没有原则差异。与上海比较,安徽标准在措辞方面更严厉也更夸张一些。上海和安徽的第一条标准中都包括“丑化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这一条就能将所有对本单位领导提出批评的人套进来。而上海拟出的以下三条,安徽都予采纳了。根据这三条也能看出,大网已经张开,就算某人不发言,就算某人参与了批判右派,也能找到将之划为右派的理由(以下横线与*号为作者所加):
⑸ 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或亲属被镇压、斗争,一直对党仇恨,平时表现很坏,在这次运动中虽无明显反动言行,但或明或暗地同情 或支持右派分子的,也应划为右派分子。如果他们已经真正放弃反动立场或已经和反动亲属划清界限,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又较老实,并无反动言行的,则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上海标准5)
⑺ 过去的老右派(一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这次运动中表面上也批判过右派分子,但却不连系自己的问题作深刻的批判,这种人仍算右派分子。但如果在这次运动中能够深刻检讨自己,揭发别人,那就不算右派分子。(*同上海标准6)
⑻ 在这次运动中有明显的反动言行,如写反动文章,发表反动言论,带头张贴煽动性的大字报,或本人虽无明显的反动言行,但积极支持右派分子,为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作宣传辩护的,应划为右派分子。(*同上海标准4)
过了两周,1957年9月18日,安徽向中央提交了《安徽省前一阶段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 。其中,列为反右派经验的第一条是:必须大胆的“放”,深入的“挖”,多方面“引”,争取“起义”。㉔
所谓“挖”的做法包括:“对已出来而没有排上的右派分子,通过认真地整理和分析放鸣中的小组记录和大字报等来挖掘。对暴露不明显的右派分子,把已暴露的谬论,向群众公布,组织群众批判揭发,使其进一步暴露出来。对没有公开放,但背地里进行阴谋活动的,组织收集其幕后活动和平时的反动言行来挖掘”。㉕
而多方面的“引”是怎么引呢?那就要出题目讨论,让他们暴露,“有意识地引导大家对合作化、肃反、粮食问题等问题进行讨论漫谈”。有的人这时还是一言不发,那就发动辩论;如在合肥市有的中学:“有的右派分子被群众质问激怒,进行反扑,结果暴露了自己,该市中等学校在八月下旬三天内即新暴露出右派分子二十七人”。引的方法还包括讨论其他单位右派的言论,引出发言来暴露本单位的右派分子。㉖
考虑到上述深挖右派、“引蛇出洞”的布局,普通人岂不是被预先设置、必然进入有如《第22条军规》那样荒诞的处境吗?如果你响应党的号召,势必要参加鸣放;如果你鸣放了,就很容易成为右派。
在每个单位,都由领导组织专人暗中分类,收集被排查为右派者的言论,包括对其人进行盯梢等监控。各地的反右经验,每天都在由下及上地汇报到中央办公厅,并通过《情况简报》和地方的整风文件进行着内部交流和推广。㉗
在这些经验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除了公开的发言,个人私下的记录也成为罪证。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界限完全不存在,每一个人都被鼓励、引诱或强制去做自我审查并审查他人言行。人与人之间不能保有隐私,日记书信概不例外。利用私人书信来检举揭发的做法,从反胡风运动时就已开始;如果要再往前追究,应该说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就开始了。但在言论治罪的1957年,对个人隐私的全面剥夺,成为一个普遍的政治经验。
例如,在反右期间,从知名大学生右派林希翎到无名的小人物,都被迫交出书信或日记。根据其中记录的人际交往,组织上进一步扩大追查范围,得到更多揭发材料,循环往返,右派越抓越多。
在河北省委的汇报里,一位年仅二十三岁的电厂统计员张佩瑚,被批判斗争后,于7月4日交出了他近一年来所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约三十万字,肃反前一段的材料已在肃反时烧掉)。这些材料包括书信、日记、祭文、诗歌、小说、漫画、讲稿等等。 ㉘
今天看来似乎可笑,这位年轻人即使有这么多记录,何至于全都是反党?但通过有罪推定,再发挥自由联想,就无事不成罪了。更有甚者,重庆,一位二十岁的医学院学生为父亲的屈死申诉,他的家信内容也被汇报到中央办公厅,继而在全国各省市反右的中枢领导机构传阅,成为右派分子丑恶面目的例证。㉙
而《卷地风来》的作者,本来就不认同在中专学生中搞“空塘捉鱼”那种子虚乌有的肃反,因为他的年轻和口无遮拦的性格,还因为他与右派市长的日常交往,“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右派。这里的所谓道理和章法也同样是以上所说的泛罪化。一个人不可以保有自我观察,不可能摆脱与其他人政治命运的牵连。尤其是,一旦成为众矢之的,他的生活的所有细节,都可以被夸张和放大,被污名化。
对个人的污名化,贯穿了毛时代的各种政治运动。一个被批判的人之所以百辞莫辩,就在于批判者可以将政治敌意强加于其任何言行,再进行以反党为宗旨的自由联想。上有各级领导的精心策划,下有基层单位的积极行动,阶级敌人可不就被批量地创造出来了吗?它贯穿了反智的精神,既仇视理性思考,又与常识为敌。如此横蛮又声势浩大的反右,将这种反智的精神状态推向极致。
排查右派的方法之一就是查档案,查社会关系中是否有杀、关、管、斗之仇。如果有,即被认定为一贯对现实不满,注定想在鸣放中来申冤报仇。按照安徽标准的第五条,就可以划右派了。
在《卷地风来》中,县血防站的一位医生,没发言,没鸣放,没有任何工作差错,而县里的一个部长却如此推测:你是地主子女,怎么会不反对土改呢?“假定你家有一匹马被分掉了”……这匹空穴来风的马,就将熊医生的命运锁定了。他被划为右派,全家都受到牵连。
这里有一个似是而非的前提:敌对阶级的政治立场必然通过血缘关系继承下来。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不无道理;土改、肃反错杀无辜,造成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它对受害人子女的伤害,在传统文化中是要用“不同戴天”这个成语来形容的。而对肃反的不满正是右派言论的重要标志,在很多省市的汇报中都有反映。如青海在给中央的汇报里举例,“税局霍永发说:‘我的父母被群众乱石打死,死得很惨,我永远是忘不了的。’”㉚ 这一句话,它其中的人性感受被抽空,推论为这种家庭的子女注定反党,搞阶级报复。可悲剧却是在于,这位父母惨死的后代,未必是深怀与党不共戴天之仇者,他恰恰是将党想象为正义的化身;他希望通过向党申诉,来洗雪父母的冤情。结果,他对党的信任被扭曲,坐实了右派报仇的罪名。
我说这个血统论的推理前提似是而非,理由还在于,所谓地主,就一定该被乱石打死的吗?地主是反革命、剥削阶级,这个定义是从阶级斗争理论里推导出来的,是意识形态再造现实的产物。它又通过革命文艺的宣传获得权威性,从而被广泛用于演绎普通人的阶级属性。
茆家升书中写过的难友、诗人黄显炯,在其回忆录《往事》中如此记录了批斗会上的一出闹剧:
电影上看到地主用枪来杀害农民,你家有多少枪,杀了我们多少农民兄弟,交代!
一个姓周的统计员顺杆子爬,他不满于交代多少枪,还要问炮:枪炮,枪炮,有枪就有炮,你家肯定还有炮。这一下真灵,会场下叽叽喳喳:乖乖,他家还有炮啊!
地主家有三房四妾,你家一个男人有几个老婆,交代! 你姓黄,黄世仁也姓黄,你们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家?交代!㉛
图3. 诗人黄显炯,先因胡风案蒙冤,后被打成右派、反革命而劳改。著有自传回忆录《小孤山下——二二九往事》,茆家升在《卷地风来》中也讲了他的故事。艾晓明摄于2018年6月。
在茆家升的人物故事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只不过,很多小人物被打成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其罪行更为含混不清,更加随意。一种以小见大、无限上纲的做法成为思维定式,那么省委的所谓八条标准也好,中央的六条标准也好,所有文本上表述周全的说辞(例如“如果他们已经真正放弃反动立场或已经和反动亲属划清界限,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又较老实,并无反动言行的,则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全都是一种话术。上级要求深挖右派,批判所谓“温情主义”、保守主义;党报上的批判文章同样是抓其一点,不及其余。人们被引诱着公开鸣放,又被强迫着交出隐私,还要被追溯血缘关系。报纸上每天都在做出怎样抓右派的示范,基层的效仿只会是有过之无不及。
茆家升写了这样的故事:一个小镇的布店商人,只因为对粮食定量吃多少斤的标准提了一个小问题,就成了反对统购统销。一个银行小职员,被外调者查出来,多年前他收到过胡风一首小诗稿,这就被《人民日报》点了名,成了小地方上大得不得了的右派。确实也有人提了点改进工作的意见,还有的人干脆就是领导需要应付上级……理由五花八门,实情只是满足上级的政治需要。
如果我们回到全国反右的一盘大棋,就更能看清政治需要如何左右了基层右派的命运。前面说过,反右之初,首当其冲的的确是民主党派和知识精英;而省市机关整风不可避免地将党内干部牵扯进来,于是又有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省级领导人等,被打成右派以及各种反党集团成员。再后来,从1957年8月到1958年8月这一年间里,全国从工厂、农村到街道居民,远至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民,还包括代表各个不同信仰的宗教界人士,全部卷入了社教和整风。反右之初所谓在工人农民中不打右派的设限不复存在了,在基层社会,一个公私合营单位的小组长就有权划右派,而大字不识的普通员工就可以被安上“反社会主义”分子、或者坏分子的帽子。无数无辜者,成为右派统计表上急速攀升的数字记录。
依然以安徽为例,前面我们比较过三个统计数字,在时间上相距不远,分别如下:
1957年8月1日,全国右派总数:13,611人,安徽右派总数:829人。
1957年8月9日,全国右派总数:44,294人,安徽右派总数:1,553人。
1957年9月30日,全国右派总数:62,467人,安徽右派总数:1,863人。
而到1958年1月9日,安徽右派总数已经翻番,上升为3,856人,㉜ 这还远远未到顶。反右在1958年春进入尾声,《情况简报(整风专辑)》在1958年4月29日出了最后一期。之前毛泽东计划的四个阶段即鸣放、反右,各地都已完成;整改和提高这两个阶段,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与整改并行开始的是又一场运动,口号是反浪费、反保守,即所谓双反运动。1958年5月以后,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8月,大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登场。
右派和各类坏分子们在1958年初陆续受到组织处理,这个处理过程还伴随着1958年的精简机构和干部下放农村。除送劳教劳改的右派之外,一般右派多数都要离开机关或者单位,下乡或者到农场监督改造。到第二年,1959年12月30日,在《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报告》附表里,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全国右派统计数字。㉝
这份表格是各省、市、自治区右派分子总数及第一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统计表,统计时间是1959年12月18日。其中,全国的右派总数为439,305,安徽的右派总数为25,364。
这个右派分子接近四十四万的统计总数,也还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数字,例如有的省份统计标准不一致。从该表的注释可以看出:“右派总数中,一般地区都不包括反、坏处理,只有山东包括反、坏分子;另外,云南右派分子中,不包括开除公职的右派分子。西藏未作统计。”
而有一点确实无疑,大体来说,安徽右派总数中的绝大多数——23,501人,与基层反右的推进有直接关系。与1957年9月30日所统计的1,863这个数字相比,此后被计入右派的人数,占到了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六。
而就全国范围而言,就算右派总人数是二十一年后定下来的五十五万而不是更多,㉞ 也可以说,这其中至少有接近四十九万右派,是在1957年10月以后定下来的。换言之,都是在基层开展反右后“挖”出来的。
三 “跪到尘埃,举起双手”
反右以后,中国原有的阶级敌人类别里,多了一类分子。原来的四类,现在变成五类。
所谓四类分子,指的是之前被划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的四类人,1957年之后新增的第五类人就是右派分子,也是本书“方老五”故事里的所谓“老四”和“老五”。
回看反右时期的舆论场,对右派的羞辱和语言暴力比比皆是;这种攻击性的措辞也大量出现在各省给中央的汇报里。安徽省委在1957年7月1日部署反右,有关“斗到什么程度”,省委认为要“斗到敌人投降,‘跪到尘埃,举起双手’,”“在多大范围内有影响,就在多大范围内搞臭。”㉟ 这种粗鄙的、侮辱性的语言也出现在其他省市的汇报里,湖南省委要求:“必须继续彻底打垮右派分子,不仅要把它的反动言论彻底驳倒,还要把它的神经中枢打烂。”㊱ 重庆市委表示:“总的要求是打得狠,打断他们的脊骨”,“须要脱裤子的要及时脱裤子,使其无法混过关”。㊲
这种语言也催生了批斗会上直接针对右派的暴力,1957年9月开始的安徽县级机关整风中,“如广德县公安局卫生院等单位,罚右派分子跪倒,并要用绳子捆。巢县中学给右派分子曹一诚戴纸帽子,准备拖到外面游街。”㊳
同年8、9月份,在安徽全省307所中学的一万二千多教职员中进行整风,到当年底,已初定右派分子890人。㊴ 这些右派是怎么揪出来的呢?从1958年1月10日安徽省委向中央的书面汇报中可见一斑:
据去年十一月份以来蚌埠专区、合肥市两地反映,共发生打、推、拉、绑、罚站、罚跪、抓头发的行为十余起(均已通报纠正)。如枞阳初师在斗争右派分子李忠安时,吸收小学教师和当地群众参加,会上高喊“达到右派分子李忠安”的口号,并不许李与教师一起吃饭,还在李的房内贴上了挽联、桌上摆了个草扎的狐狸,采取这种办法对李进行硬压,同时对他又未加防范,结果李自缢身死。另如泗县中学斗争右派分子冯秀媛(女)时,党员副校长指定积极分子在斗争会上唱快板,打冯手心,群众把冯东推西拉,一个右派疑似分子蔡培童并把冯按倒在地。合肥十中对右派分子蔡永录拉、推、打、踢并抓头发,搞的他唇破血流。㊵
还有,濉溪县在小学教师中进行整风时,“个别地方未经排队,也未经县委批准,就随便决定斗争对象,甚至在斗争大会上随时点名来斗,有的更在斗争中追历史、迫腐化。据地委汇报:该县去年十二月份就打了六人,罚跪六人,罚站二十九人。” ㊶
从反右一开始,各地都出现了不堪迫害、拒绝认罪而自杀身亡的案例,有跳江的、服毒的,甚至有先杀死孩子夫妻一起赴死者。这些情况也出现在给中央的电话或书面汇报里,但并没有带来对反右本身的质疑,而仅仅是用来说明“斗争方式简单粗暴”而已。安徽最早向中央报告的自杀案例是省民革常委、组织处长吕荫南(文史馆员)之死,7月11日,《安徽日报》上刊出了吕荫南家乡的农民的揭发信,7月12日他服安眠药自杀身亡。而报告首先陈述的是“吕荫南历史罪恶”,接着是他在鸣放中的恶劣表现;并报告了吕荫南死后所继续的对他的揭发批判。㊷ 8月下旬,安徽在汇报中学整风情况时提到:“右派分子欧阳琪即畏罪自杀”㊸ (9月30日报告),当时,绝大多数这类非正常死亡都是以“畏罪自杀”来定性的。
与此同时,在农村开展大辩论的过程中,安徽省采取了更激烈的手段:“据全省八月中旬不完全统计,共逮捕了五百九十人,其中:地、富分子四十人,反革命分子五十五人,其他坏分子四百九十五人;共斗争和批判了一千三百四十七人,其中:斗争地、富分子四百五十人,反革命分子九十二人,其他坏分子八百零五人。此外,各地还对一百一十七个富裕中农进行了说理批判。”㊹
在这种肃杀恐怖的政治气氛中,没有走上绝路的右派分子,内心有天大的冤屈,也只能是“跪到尘埃,举起双手”。茆家升在书中写到党校干部、也是他门口塘难友的陈炳良的经历,可以作为例证。陈炳良在他的回忆录《赤子吟》中写到,领导宣布对他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工资级别待遇并送监督劳动时,顿时大脑一片空白:“党呵,我亲爱的母亲,怎能把紧紧追随你的苦命孩子如此狠心地抛掉,并在他赤子之心上残酷地插上一刀?”㊺ 尽管人们写了检讨,违心地认罪,可是并没有得到宽恕。正如反右研究的先行者丁抒所说,反右运动结束了,右派的苦难才刚开始。
四、政治贱民:个人命运与社会后果
右派分子,作为一个政治贱民的身份标识,从1957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79年右派改正。茆家升的《卷地风来》,重要性正在于记叙了这些基层小人物此后的命运:他们被减薪降职,流放到农场,在大饥荒中陷入灭顶之灾。即使能够存活下来,有幸回到原单位,右派这顶帽子依然压制着他们;在“文革”风暴中,又因右派身份再度历劫。
书中写到的门口塘农场,我曾随茆先生造访过。那里不像四川的很多劳教农场那样偏远,也不似甘肃的夹边沟农场那样荒凉。作为改造右派的场所,这里的右派还不属于劳教人员,名义上都是来劳动锻炼的。陈炳南回忆中写道,这个处分叫“监督劳动”。尽管如此,他们同样没有人身自由,行动受到严格限制。
图4. 反右六十周年后的2017年,茆家升重返当年的门口塘农场。此地文革期间曾作为“五七干校”,艾晓明摄于2017年11月。
这些所谓右派分子、“坏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虽非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很多是有文化的人。而管理他们的人却是些文盲、半文盲甚至流氓式的人物。书中所写的赵家岗作业区主任赵德隆、养猪场场长陈殿邦等就是如此。
掩卷沉思,我无法忘记这样的场景,这个赵主任对右派出口成脏,肆意辱骂;在大饥荒饿死人的年代,他竟想出了验大便这个绝招,每天去查看茅坑里的人们的大便是否有山芋的痕迹。
也正是他,抓住一位捡了点山芋充饥的小学老师,在批斗会上拳脚交加,几下将他踢死。
这个场景并非发生在劳改或者劳教农场里,就更令人深省,因为它所包含的意义,既是现实的,也是象征性的,值得深究。
首先,它代表了专制的权力与被专制人群的关系。看上去是好像是工头管控农工不许偷盗,实际这群饥寒交迫的被改造者,几乎处于农奴的处境。它表明,即使逃脱了被送劳改劳教的命运,即使表面上还属于公职人员,有工资(一般右派)或生活费(极右分子)以及口粮供应;但在管控者那里,他们都是政治上的敌人,这就是他们必须接受压迫的理由。如果违反了掌权者的规则(无论这个规则多么反人道),致人死命都可以不负责任。
第二,作为难友横死的目击者,在场的人如待宰羔羊,只能忍辱,无法发声。究其原因,每个被流放者都被孤立起来,他们彼此不能产生连接。这种孤立也包括他们的家人(如陈炳南,母亲已经在家乡饿死,妻子也被打成右派放逐到农场),他们各自家乡遗留的老幼都只能投靠他们在农场谋生。计划经济体制、户口粮油关系的限制,已将每个人套牢。人们无法流动和择业,只能依附于体制。这种基于生存的限制,让人们无力抗争,而专横的管制暴力也催生了更多的人伦惨剧。
第三,农场里这些承受着非人待遇的“右派分子”“坏分子”们早已斯文扫地;却还要被人检查粪便来验证清白,如此管控包含了多少对知识人的侮辱?它对于人之为人的尊严、对于人的道德教化,又是多么大的讽刺呢!在《粪殇》这个故事中,一位数学老师在拾粪路上倒地不起,几十年后才有亲人前来重拾尸骨。作者写道,年轻时的他,要在拾粪的难友中扮装斯文,从而蒙混到矿工行列买几个馒头……食物和粪便的文化意味都颠倒了,人生存的基本需求粪土不如,而为了获得粪土却要牺牲人的性命。一个时代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难道不是文明之殇吗?
我们不由也会像当年的作者那样发问:这样做,究竟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是的,国家得到了成本最低的劳动力,得以假改造之名行奴役之实。
但这又显然不是最主要的,国家并非因为缺乏劳动力,或者是要节约粮食才反右。常常有人概括说,经过反右,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被打断了。如此,国家得以清除障碍,在“大跃进”的乌托邦中狂热加速,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这辆即将脱轨的列车。
但这还不能完全解释基层右派何以无辜受戮,不能说明需要他们来为五十五万(姑且用这个通行的数字)右派垫底,成为右派人数最多的基底人群。因为我们都了解,情况正如茆家升在书中所呈现的,基层人员并没有充分行使过民主权利,他们哪里能影响到国家的大政方针或者决策呢?
回首1957,我觉得,有一个想法会导向误区。如果认为基层的人们并不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们也并没有介入民主讨论,因此把他们打成右派是不对的。看起来也许是这样,其实不然。因为,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没有表达过类似“政治设计院”的意见,或者仅仅是在“党天下”这道是非题上划错了符号;问题恰恰在于,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基层、尤其是本单位的现实,其实是有发言权的。还有,基层民众也是变革的亲历者,土改、镇反、肃反、合作化以及统购统销,都直接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对自己的生活感受,他们没有表达能力吗?仅以茆家升书中所写到的例子来说,他们的具体意见根本没错,如黄显炯对反胡风斗争的质疑、陈炳南对党校迁校的反对,再如布店商人对公私合营弊端的看法、张忠云有关缺水地区旱地不必改为水田的意见,还有作者本人对肃反的批评等等。
从当时各省反映到中央的鸣放意见也能看到,在基层,的确也酝酿着巨大的不满,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以及统购统销等大政方针上,人们并非不愿或无能参政议政。安徽汇报过四所县一级学校教师的右派言论,就能说明这一点:
他们的攻击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对党对农村和对学校的领导工作方面。
在农村方面是集中攻击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故意夸大缺点,抹煞成绩。第一初中谭尚功(教员,家庭是上中农)说:“合作社有什么优越性呢?合作化了反而减产了。”巢县中学教员何春野说:“统购统销把老百姓搞得没有饭吃。”又说:“不退社不行了,粮食不够吃了。”㊻
有关学校管理,这些教师同样提出要“民主治校”,校长民选,教育工会自己做主,并支持成立平反委员会。在县一级鸣放中,有干部直接批评说,反右运动本身“与‘言者无罪’的精神不符”。㊼
在这一时期,安徽省委也向中央汇报了高层右派如葛佩琦、储安平等言论在基层农村的影响,汇报中说,农村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富农乘机破坏,人们传阅党报,议论着“全国都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㊽ 除了各种社会不安的传闻,还有社员要求退社,“闹口粮”,成立“反动组织”。㊾
且看粮食问题与社教的关系:在全省各地农业社展开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后,安徽汇报说,夏粮征购才得以超额完成。光反瞒产一项,仅“阜阳县委召开的区、乡、社三级扩干会议上,有五十九个乡二百八十一个社的干部报出了四百万斤瞒产粮。”㊿
然而,如此多报多交粮食的后果,两年后就显现出来。就以阜阳为例,其中,“牛寨大队是当时阜阳县行流公社(今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下辖的10个大队之一,1960年年初,大队总人口4062,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死了将近四分之一。”○51 1957年秋以及此后逐年的反瞒产,正是造成安徽省饿死几百万人的一个原因。
因此我认为,茆家升在全书结尾文章里提出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应该成为拓展反右研究的新路径,那就是重新思考反右与消灭私有制、实施经济基础变革的关系。我希望补充的是,还必须考察它对基层民主的深远影响。有关这一点,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克早已有过深刻的阐述,经过了毛泽东时代社会动荡的中国人,对此有更深的体会。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当一个社会为某种集体主义信条所支配时,民主将不可避免地自行消灭。可悲的是,毛泽东时代从政治到经济的变革恰恰证明了哈耶克的预见性。而在这里,集体主义并非天然地为人们所拥戴,国家暴力起着压倒性的作用。民主最初也不是自行消灭的,从扑灭民主的萌芽,到剥夺所有人的民主权利,经过了一系列精密的、组织化的运作。
我们前面说过,各省都执行了划分右派的几项标准,但这些标准,无不是把“党”“社会主义”“人民”这些观念绝对化、偶像化了。这些说辞,要求人们对观念上的“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绝对服从;并且以暴力手段推行领袖崇拜。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而以基层人群文化低,并没有能力对国家政治说长道短,那是一个误区。因为所谓基层,其中还包括很多不同的层次,从县城到乡村,从受过高等教育而在基层工作的干部、知识分子到合作商店的小职员,其中有相当多的差异性,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但无论如何,觉得小人物并没有能力去介入国家大政,无形中会落入话术的陷阱。看起来,他们中很多人完全没有反党的意思,因此却被错划为右派。然而事实正如杜光先生所说,不存在什么划错不划错,错也不在扩大化,这整个运动都是错的。
以上种种,已经超过了一篇读书笔记所能探讨的篇幅;姑且打住。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问题:在基层惩处了那么多右派,国家究竟得到了什么?答案如下:
国家得到了完全不受制约的权力,领袖和执政党建立了绝对权威,而个人只是党的政治工具。基层反右摧毁了普通人对民主的向往,任何个人的政治主张都成为一种原罪。人们不能对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政治、政策有非议,更不用说主张政治权利。
国家还得到了对全民人格和心理的再造。当人们主动起来揭发检举,歌功颂德和认罪悔罪时,一个普遍的服从型心理范式、一种彼此揭发、互相监控的人际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右派作为一个被惩戒的群体,成为祸从口出的标本,又在其后的政治运动中沦为靶子。在这种环境里,人人自危,由此,极权政治对全社会的威慑作用有效地达成。
五、幸存者的责任
读《卷地风来》,我也想到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他把写出在奥斯维辛的经历作为一种道德责任,也视为反法西斯斗争的继续。他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开头写道:“面对着如此穷凶极恶的残忍,如此错综复杂的动机,如此罪大恶极的罪行,人们往往难以相信它们的真实性。”他引用了另一位作家作品中的话,其中,在结尾处,党卫军军官喜欢用嘲笑的口吻训诫囚犯:
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无法定论,因为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证据,即使你们有人能活下来,人们也会说,你们讲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让人无法相信——他们会说这是盟军的夸大宣传。他们会相信我们。而我们会否认一切,包括你们。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52
对此,我想到了,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而且已经在发生着了。如果我们对中国当代历史上所发生的灾难一再感到震惊,那就是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对邪恶的想象力。而这并不是一种先天的认知缺陷,而是屏蔽和谎言灌输的结果。莱维引述的这段话,代表了大屠杀的罪犯们赖以免责的心理优势,他们认为幸存者太少,证词就无足轻重。如此,杀戮就等于没有发生过。无疑,杀人者的依靠是对罪行保持沉默;但沉默是生者才能做的事,死者已无从发声。我们通常说拒绝遗忘,但遗忘这个词,也远不足以概括这种心理优势的制度基础。因为,个人的记忆能力和公共记忆在这里容易被混淆。遗忘是天然会发生的,仅因生理原因就会发生。但人们被强制剥离历史记忆,不允许去言说,这并不能叫作遗忘,而应该叫作对真相的压制和言论管制。
时至今日,在此地,反右、大饥荒的真实历史,还远远没有进入公共教育的知识体系;一九五七年幸存下来的老人,在有生之年几乎也看不到国家赔偿的可能。
幸运的是,也有如茆家升先生这样的前辈,他从来没有忘记同时代那些无辜的难友,从改正以后到如今,他身体力行地承担了为历史存证的道德义务。耄耋之年,他还在实地回访难友,收集个人回忆,写出他们的遭遇。通过他的这本书,我们了解到反右运动在基层的面向,看见了不应该被漠视的平民血泪。
青少年时期爱好文学,在乡村、基层行医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再加上晚年不倦的写作积累,茆先生的这本纪实确实是厚积薄发的成果。茆先生有文学追求,这使他的这部作品不同于一般非专业作者的纪实回忆。他在构思人物故事时,并不愿一般地平铺直叙,而常常是聚焦于一个戏剧性的场景,这个场景,或者是通向往事的心理冲突,或者是一个蓄势待发的危机时刻。我能看出“文革”后伤痕文学的一些影响,好在作者没有被文学化的手法过度吸引,从而稀释了苦难本身的分量。他的笔调是平实的,也是直率和尖锐的。从他的自传中,我们看到一个热诚向上的少年在政治风暴中不断折翼,连婚姻爱情的权利都被剥夺。但逆境却激发了他的正义感,也养成他的坚毅性格。他不接受对生命的虐待,且一直在内心追问这是为什么。也正是在这样的良知使他关注小人物,他写出了处在道德的灰色地带,个人所承受的屈辱。看似波澜不惊的生老病死,内里都有政治运动烙下的创伤记忆。而他对自己的解剖也是真诚感人的……可以说,在中国右派的苦难叙事中,这本《卷地风来》以一个普通医生的证言,丰富了安徽卷的记录。
我在网络上读到茆先生研究大饥荒的文章,尔后在芜湖拜访了茆先生。苏东坡有诗曰:“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诗句正如茆先生的晚晴岁月和澄明心境的写照。与茆先生相处,浑然忘年,他思维敏捷,语速很快,尤其是强闻博记又乐于助人。年过八旬,他还陪我在乡村走访,在大饥荒饥民逃难的江堤上寻找历史踪影。茆先生对乡土社会早有研究,他对安徽的风土人情、文化掌故又谙熟于心,有这样一位良师益友给我指点,令我深感幸运。
感谢茆先生的信任,他把新完成的文稿《少年右派》和《卷地风来》的修订稿全部交给我统一编辑,并容我对章节标题、人物故事的顺序做了调整。我也通校了全书文字,并压缩了篇幅。茆先生嘱我写序,我想到初版有邵燕祥先生序文,位于全书之首已经很好。邵燕祥在其自传《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的序言中说到,亲历苦难者中,“千百万人已经不在,他们没有能够活到今天。历经忧患的生还者也都逐渐老去,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写出来,献给健在者和一切敢于直面历史的同时代人”,○53茆先生的努力正是在这同一方向上。因此,这本新书依然保留邵燕祥先生原序,并以此寄托我们共同的怀念。
考虑到过去的时代对如今的年轻读者已很陌生,我写了这扩展阅读,以增加背景知识,回应茆先生的洞识。对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那个时代,我们尚未进行彻底的审判,甚至可以说它也并未走远;但追溯历史真相会使我们接近这个目标,并且坚固我们对民主和公正的信念。
原文到此结束了,而在修改这篇文章时,我想到/或许是题外话,我也补充在这里。很多人接受这个说法,将当下的时代称为“历史的垃圾时间”,把“躺平”看作最好的处世方法。而我觉得,比当下更垃圾的时间,茆先生、也包括年轻时的我都经历过了。鲁迅在《淡淡的血痕中》写过这种状态:“各各自称为‘天之戮民’,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辩解,而且悚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这可能会把自己也变成垃圾的一部分了。我愿茆先生的这部新书,不仅仅只是历史故事,而且,也会给带给我们记录历史的启示,“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如果说有什么还能有什么可以告慰亡灵,那也莫过于此了。
2022年3月28日初稿,2024年6月再改。
注释:
① 宋永毅:《中共绝密文件中的反右整风运动》,见宋永毅主编:《反右绝密文件》第1卷,国史出版社,2015年第1版(电子版,这套丛书共计12卷,以下不另注书名,只注明卷数),第10页。笔者需要说明的是,该书名里的“绝密”是六十六年至六十七年前的状态。根据202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二章,《国家秘密的范围和密集》第二十条,“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规定外,绝密级不超过三十年,机密级不超过二十年,秘密级不超过十年。”第二十四条:“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已满的,自行解密。”本文引用1957-1958年间《情况简报(整风专辑)》内容,均系六十六年-六十七年前的文字,无涉泄密,仅供研究参考。如引文中有错误,请读者自行核对。
② 有关近年来基层反右的研究,可见孙玉杰《错划、规训、改正与落实:一个县的基层反右派运动——基于右派分子个体底层视域的考察》,见《当代中国研究期刊》,第8辑,第1期,2021年4月,第37-38页。
③ 同 ① ,第11页。
④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在印发的文章上加写的文字,见该文注释(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476页。本文中的三段引文见第471页。
⑤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同上书,第550页。
⑥ 1957年8月17日,河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冯登紫汇报,第3卷,第222页。
⑦ 同上,第222-223页。
⑧ 1957年8月1日《十九个省、市的右派分子统计》,第3卷,第108页。
⑨ 1957年8月19日《全国右派分子统计》,第3卷,第260-263页。
⑩ 1957年9月13日,《安徽省委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和进行大鸣大放的部署》,第5卷,第216页。
⑪ 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安徽省各地农业社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情况》,第5卷,第251页。
⑫ 1957年9月30日《全国右派分子统计(一)》,第5卷,第206页。
⑬ 1957年9月30日《全国右派分子统计(三)》,第5卷,第207页。
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第613页。
⑮ 杜光:《“错划”略辨》,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923.html
⑯ 同 ○4,第473页。
⑰ 1957年8月30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第4卷,128页。
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大事记 1957年》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5708/65722/4444744.html
⑲ 1958年1月9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安徽省县级机关反右派斗争情况》,第10卷,103页。
⑳ 1957年8月8日,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王辉汇报:“天津:工程技术人员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第3卷,131页。
㉑ 1957年7月11日,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戴新民汇报:“市委对划分右派分子的具体标准,拟了如下七条”,详见第1卷,第268页。
㉒ 盛平:《胡耀邦与右派改正(之一)》http://www.hybsl.cn/ybsxyj/shengpingyusixiang/2021-09-29/73999.html
㉓ 1957年8月31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省委以上海市委提出的几条标准为基础,结合我省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八条”,详见第4卷,128页。
㉔ 1957年9月18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第5卷,197页。
㉕ 同上,第199页。
㉖ 同上,第200页。
㉗ 毛泽东非常重视《整风专辑》对推动反右运动的作用,1957年6月27日,他给邓小平写了《关于印发<整风专辑>的批语》:“情况简报的《整风专辑》很有用。现请:(一)将六月十五日至六月廿五日共十一天的‘专辑’立即印成一集(印成一本),印若干份,用飞机火车迅即分送……各省市委及地市委, 每单位有多的有十几本,少的有三、四本即够,供其参考。(二)以后每三天印一集,分送。 如你同意的话,请照办为盼!”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24页。
㉘ 1957年7月23日,河北省委整风办公室刘力平汇报:“河北 在反右派斗争中比较突出的三点情况”,第2卷,131页。
㉙ 1957年7月27日,重庆市委办公厅徐雄汇报,第2卷,202页。
㉚ 1957年8月1日,青海省委整风办公室张裕民汇报,第3卷,第51页。
㉛ 黄显炯:《往事(三)大墙内外(4)》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66504
㉜ 同 ○19,102页。
㉝ 1959年12月30日,《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报告》,见马吉卫《老五族佚事》的附件一 《关于右派的相关文件》。来源:民间历史网站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174&pid=1698
马吉卫是1957年反右的幸存者,右派改正后曾任政协吉林市龙潭区委员、常务委员(1984-1993),他在回忆录《老五族佚事》附件中,辑录了中共中央从1957年到1979年关于右派的7个文件,其中有《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报告》和附件《各省、市、自治区右派分子总数及第一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统计表(1959年12月18日)》。
《民间历史》网站现网址已变,但在如下网站依然可以查阅马吉卫收集的这个附件。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67567
㉞ 有关右派总数为五十五万的来历,当时在中央五部“摘帽办”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副局长胡治安,写有回忆文章:《40年前的今天——中央批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和《回忆摘帽办:解决55万人的问题》,在后面一篇文章中他写到:“1981年6月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记载,全国右派人数为553,434人”。但他也写到,这个数字是排除了其他相关因素的。五十五万是这样定下来的:“上世纪80年代初,胡乔木为了写一篇文章,打电话问我:到底划了多少右派?我如实报告,右派分子55万,其他如‘中右分子’21.6万人、‘反社会主义分子’19万人。此外,各地还有名目不同的‘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孬分子’……他打断我说:我问的是右派,不要拖泥带水。我说,那就是55万。他说,以后对外一律说55万,统一口径。”http://www.hxzq.net/aspshow/showarticle.asp?id=10222
另见: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https://www.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982&extra=page%3D6
㉟ 1957年7月1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第1卷,第202页。
㊱ 1957年7月11日,湖南省委整风办公室张瑞洁汇报:“湖南 关于高等院校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第1卷,266页。
㊲ 1957年7月23日,重庆市委办公厅徐汇汇报有关重庆大专院校的反右情况。详见第2卷,第141页。
㊳ 1957年9月28日,《安徽省县级机右派分⼦活动的特点和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摘自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第6卷,第75页。
㊴ 1958年1月10日,安徽省委书面汇报:《安徽省中、⼩学整⻛和反右派⽃争情况》,第11卷,第24页。
㊵ 同上,第25页。
㊶ 同上,第26页。
㊷ 1957年7月17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安徽 省民革常委、组织处长吕荫南(文史馆员),于七月十二日夜服安眠药自杀身死”,见第2卷,第61页。
㊸ 1957年9月,《安徽省中等学校整风运动的情况》,摘自9月20日安徽省整风办公室书面汇报,第6卷,第36页。
㊹ 1957年9月3日,《安徽省各地农业社开展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情况》,来自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内部资料”。见第5卷,第151页。
㊺ 陈炳南:《赤子吟》,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2004年3月,第80页。
㊻ 1957年8月21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据安徽巢县中学、黄麓师范学校和巢县第一、第二初中等四个学校的调查,教职员在鸣放以来的情况”,见第4卷,31页。
㊼ 同上,第32页。
㊽ 1957年8月7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安徽在反右派斗争中,农村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富农乘机进行破坏活动。”第3卷,第116页。
㊾ 1957年8月24日,安徽省委整风办公室许健生汇报:“安徽 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共破获了现行反革命活动七起”,第4卷,第58页。
㊿ 同 ㊹,第150页。
○51 刘洋硕:《牛寨大队的1960》,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6&tid=158&pid=4242
○52 (意大利)普利莫:莱维:《序言》,《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10月,第3页。
○53 邵燕祥:《作者的话》,《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