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柯恩 | 紅色史學家──從馬克思到霍布斯邦（from 製造歷史的人）
一八六○年代中期，住在倫敦的馬克思收到他位於萊比錫的出版商所寄來的一封信：
「親愛的博士先生：您同意為我們寫的《資本論》，手稿已經遲交十個月。我們如果沒有在接下來六個月內收到手稿，將不得不另覓作者。」
要是真的如此，歷史該會有多大的不同！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雖然拖稿成性，卻終究完成了他這部重大著作的第一冊，而在一八六七年出版。他沒有活著看到規畫中的第二與第三冊出版，但他的朋友恩格斯利用他的筆記完成了這兩冊作品。對於馬克思留下那麼多的內容沒有完成深感震驚的恩格斯，把那些筆記拼接起來，而陸續在一八八五與一八九四年出版。由捷克裔奧地利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編寫而成的第四冊，則是在一九○五至一九一○年間出版。這四本書雖然一再提及過往的事件，但主要是經濟史的作品。不過，馬克思確實書寫過歷史，也無疑影響了歷史的書寫方式，尤其是對社會與經濟因素的系統性研究。關於馬克思的這項影響，保守派史學家崔姆路普這位絕對算不上是最自然而然的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他為我們的主題賦予了一項新的組織哲學，而且正是出現在最需要的時候：在歷史材料多得令人無法招架，而且先前的歷史哲學也已陷入枯竭之際。」
馬克思本身的第一位智識嚮導是哲學家暨人類學家費爾巴哈（一八○四─一八七二），他在一八四一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質》（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倡導無神論以及後來所謂的「唯物史觀」。馬克思先是到波昂就讀黑格爾曾經任教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接著搬到柏林學習法律。到了一八四○年代初期，才二十幾歲的馬克思（這時他已結了婚：總是熱切於違逆傳統的他，十八歲就取了二十二歲的燕妮‧馮威斯伐倫〔Jenny von Westphalen〕為妻）已是青年黑格爾學派（Young Hegelians）這個團體的成員，其目標在於重拾深植於黑格爾著作當中的激進理念。馬克思對於歷史如何發展提出了一個比較樸實的版本，以黑格爾陳述的精神開展作為歷史的終點：資本主義一旦遭到摧毀，就會出現一個遠遠更好的世界。相對於黑格爾充滿野心的理論，馬克思則是主張認為，驅動歷史的力量是存在於任何一個時間點的物質或經濟條件。
馬克思起初的志業是成為社會運動記者。他在一八四二年一月藉著為《萊茵報》（Rheinische Zeitung）這份自由派報紙供稿而展開職業生涯。那年十一月，比他小了兩歲的恩格斯走進該報位於科隆的辦公室，於是他們的人生就從此緊密交織在一起（一名史學家形容他們「密不可分」──唯一的例外是在恩格斯出外獵狐的時候，因為馬克思對這種活動不感興趣。）馬克思曾說，沒有人像他寫了這麼多探討金錢的文字，但自己擁有的錢卻是那麼少。他直至五十歲以後才獲得財務上的穩固，原因是恩格斯以自己繼承的家產指定給他一筆年金。馬克思一度甚至考慮過擔任鐵路員工，但他的求職申請卻因為筆跡太潦草而遭到駁回。另外還有一次，他則是因為當掉了自己唯一的一件大衣而無法出門。如果沒有恩格斯，他的家庭財務必定會徹底崩潰。恩格斯在一八四九年十一月於他父親位在曼徹斯特的紡織公司接下一份全職工作，因而能夠經常接濟他的這個朋友。他不只提供金錢，在馬克思與家中的女僕琳蘅‧德穆特（Lenchen Demuth）產下一子之後，恩格斯也藉著宣稱自己是孩子的父親而挽救了馬克思的婚姻。
在一八四○年代期間，馬克思主編了歐洲的幾份政治報紙，也為那些報紙撰稿，而贏得了激進分子的名聲，先是在國家審查機構迫使他的報紙停刊之後逃離萊茵蘭，接著陸續遭到不同城市驅離，依序為巴黎、布魯塞爾、科隆，然後又是巴黎。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於巴黎與他會合之後，就把他帶到英國，然後兩人開始合作寫書，包括《神聖家族》（The Holy Family）、《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 ；內容主要在於抨擊費爾巴哈與哲學家麥克斯‧施蒂納〔Max Stirner〕）以及《哲學的貧乏》（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抨擊皮耶約瑟夫‧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在這些著作裡，馬克思都批評了自己先前的思想以及別人的思想。近來的一部傳記提及他「極度不可調和、不肯妥協而且冥頑不靈的本性」，而他無可遏抑的凶猛性情在抨擊自己的時候最是明顯可見。馬克思的父親在絕望之下於一八三七年問道：「你有沒有可能為你身邊的人帶來快樂？」不令人意外的是，馬克思的葬禮只有十一個人出席。
儘管如此，他還是有朋友，尤其是恩格斯。他們兩人都熱愛英格蘭的海濱度假勝地，特別是位於東肯特郡的馬蓋特（Margate）與拉姆斯蓋特（Ramsgate），而且會相偕去看潘趣和茱蒂偶戲以及黑臉走唱表演。馬克思後來藉著為《外交評論》（Diplomatic Review）撰稿而展開他在英國的職業生涯之後，也與這本雜誌的主編多布森‧科勒特（Dobson Collet）結為好友，他們兩家人每週都會輪流到對方的家中聚會，共同朗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他們甚至還為這些聚會取了個名稱：「道格培里俱樂部」（The Dogberry Club），其中的「道格培里」這個名字來自於《無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劇中那個自鳴得意的警吏。
在一八五二至一八六二年間，馬克思為紐約的《每日論壇報》這份當時全球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撰寫一個專欄。他總共為這個專欄寫了四百八十七篇文章，比他生前出版的其他任何作品都還要多。不過，那些文章約有四分之一是由恩格斯代筆，尤其是在馬克思生病之時，而他又經常生病，在一生中備受各種病痛所苦，特別是一種會導致他身上發出膿瘡的皮膚疾病。「我希望資產階級會終生記得我的癰疽，」他寫信向恩格斯表示。
在一八四七與一八四八年間，歐洲各地紛紛爆發革命──包括在法國、義大利、奧地利、匈牙利、普魯士以及其他地方。這是歐洲史上範圍最廣的一波革命浪潮，共有超過五十個國家受到影響，而馬克思也就利用這個時機表明了他的意圖。一八四八年二月底，獨自置身於他位在巴黎奧爾良路四十二號的書房裡，馬克思「在濃厚的雪茄煙霧當中徹夜振筆疾書」（他最活力充沛的傳記作者法蘭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如此描寫道），而完成了一本二十三頁的小冊子，也就是《共產黨宣言》。我們現在都認為這是他的招牌文本，但其中含有一份共有十個要點的方案，卻是幾乎一字不差的抄自恩格斯先前所寫的另一個版本，而他為那份草稿所取的標題是「共產主義的基本要點」，並以要理問答的形式寫成，內容共有二十五個問題，每個問題都有一個獨特的答案（利用宗教的形式進行政治煽動是常見的做法）。恩格斯對這份草稿感到不滿，而寫信向馬克思表示應該把「這個東西改名為『宣言』」。於是，就出現了馬克思的文本。
《共產黨宣言》單純聚焦於一八四○年代，把資本主義描述為一股力量，將會導致一切民族與宗教認同的消失，而演化出一個由市場需求所控制的全球文明。不過，在無產階級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潛力之前，資本主義必須先促成世界的現代化。工業生產將會迅速增長，在資本主義造成的毀滅之前先把剩下的兩個階級濃縮成為本質上互相對立的兩個團體。
這是《共產黨宣言》的核心訊息，但就智識上而言，這部文本卻根本亂七八糟，如同提摩西‧申克（Timothy Shenk）所言，其中「混雜了英國經濟學、法國政治學與德國哲學，而這些內容之所以能夠凝聚成一個整體，靠的不是任何內部一致性，而是馬克思的意志力」。這部文本的作者假裝解釋了所有的歷史，卻無法明確說明任何一項事件。
馬克思雖然展望一種新社會，對於那個新社會的樣貌卻沒有確切的概念，例如他就未能預見法西斯主義與福利國家這兩股二十世紀的重大力量，儘管福利國家的理念在馬克思生前就已由俾斯麥引進德國。
相當引人注目的一點是，「資本主義」一詞並沒有出現在《資本論》的第一冊當中。由於馬克思是資本主義最嚴厲的批評者，因此這實在是一大遺漏。「Communism」（共產主義）一詞源自法文的「communism」， 而這個法文詞語又是由拉丁文字根「communis」與字尾「-isme」結合而成，並且早在馬克思將其提倡為一種經濟與政治體系之前就已廣泛受到使用。然而，一般都把「共產主義」視為他獨創的概念，倡導階級鬥爭，以造就一個財產完全公有而且每個人都可依其能力和需求而獲得報酬的社會。這樣的概念究竟和社會主義有何不同，從此以後就不斷受到爭辯；如同那個時代大部分的作家，馬克思也是把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當成同義詞使用。
無階級社會的概念最早出現於古希臘。後來在五世紀出現於波斯的瑪茲達克運動（Mazdak movement），則是對貴族階級享有的崇高地位提出異議以及致力於建立一個實施平等主義的共和國，而被形容為「communistic」。自此之後，又有其他若干類似的社群陸續冒出，通常都是受到聖經的啟發。也有人把這類思考方式追溯到湯瑪斯‧摩爾，因為他的《烏托邦》（一五一六）描寫了一個財產共有的社會。直到後來，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共產主義才成為一種政治信條。這個用語的現代意義最早由維克托‧德胡帕伊（Victor d’Hupay）界定。在出版於一七七七年的《哲學社群計畫》（Projet de communauté philosophe）這本書裡，他建議讀者「由社群當中的居民共享所有的經濟與物質生產結果，好讓所有人都能夠得利於每個人付出的努力」。
馬克思與恩格斯所做的，是提供一項新定義以及推廣這個詞語。然而，《共產黨宣言》在後續數十年間卻備遭忽略，直至二十世紀初才出現熱切實行其中方案的讀者。《資本論》與《共產黨宣言》就是在這個時候惡名昭彰。「馬克思主義還非常年輕，幾乎可說是才處於嬰兒期，」沙特在一九五六年寫道。儘管有起初的那段延遲，還是沒有其他文本能夠像這兩部著作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造成如此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