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跨世纪的对话和思考
編者按：许良英、李慎之兴趣广泛，他们的思考涉及到过去、现在和将来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中，有两个问题处于核心地位，那就是民主和启蒙。在他们看来，自从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中国人民坚持不渝的追求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一点，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的今天，显得更加清晰和突出。李慎之在一封信中说：“民主已是一种全球价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他还说：“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本文为徐友渔为《民主启蒙对话录：许良英、李慎之通信集》所写序，出版社授权刊发。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两位思想者在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刚刚到来之际5年多时间内关于中国前途的对话和思考。他们的思想表达于相互来往的83封信中，这种通信开始于许良英于1998年2月底应李慎之的请求对自己一篇文章作出的评论，终结于2003年初春李慎之的离世。这段时间与两个重要的时间点相关：第一个时间点是将近1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六四血腥镇压，第二个时间点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六四惨案的发生使得包括许良英、李慎之在内的志士仁人重新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与作用，加入世贸组织则使关注中国命运前途的知识分子在全球化的背景和框架下衡量中国的当下问题和未来前景。
许、李二人十分珍视他们之间的通信和交流，他们向对方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有时自己期盼的信函未能及时送达，他们会焦急和挂牵，托朋友问询或者再次发信。那时，两位老人还不会使用电子邮件，通信全靠手写和邮局传送，这使得写信和寄信都并非易事，而收到和阅读信件也成为一件大事和乐事。除了中外历史、天下大势、科技文明、人心向背之外，他们两人还十分关心对方的饮食健康、生活起居以及家庭伴侣的工作与身体情况。信函往来成为两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诗经》所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表达，世纪之交的10来年是一个具有特殊内涵的时间段。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政策导向发生了大落大起的戏剧性变化——从六四镇压之后的“防修、反修”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转变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新启动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言论空间从六四镇压之后的绝对鸦雀无声到出现或多或少的民间话语缝隙。而从新世纪之后的10来年起，万马齐喑的局面又再次出现。许良英、李慎之的思想探索和思想交流，正是发生在一个难得的思想文化高度管控稍稍松懈的时间段，他们的思想活跃与社会思潮的活跃是一致的。
世纪之交所呈现的思想文化图景与80年代的图景大异其趣，而在1989年残酷镇压之前的80年代，被人们认为是思想开放、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代。80年代的主旋律是民主与启蒙，而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对这两种价值的否定，从西方引进的新左派理论把民主与启蒙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80年代人们高度认可的前进方向是现代化，而在世纪之交，走红和大声喧哗的是对现代性概念的批判，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新左派理论；在80年代，国学界的主流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与民主相同或者相近的因素，而在世纪之交，不少人鼓吹中国传统文化将在21世纪成为指引人类发展的、拯救人类危机的不二法门；在80年代，主流思想文化倾向是面向世界、学习西方，在世纪之交，喧嚣一时的是种种贬抑西方，充满虚骄之气的极端民族主义。
从许良英和李慎之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于80年代追求启蒙与民主的方向大力肯定，对于泛滥一时的后现代主义、新左派理论和极端民族主义则持否定和批判态度。不过，可以看出，他们对待新近从西方传来的时髦理论与出自本土、以老祖宗自傲的说法，态度上还是有所区别。对于前者，他们仅仅是揭露其观点荒谬，靠晦涩难懂的语言吓唬人；对于后者，他们在论点和论据上下功夫，务求立论周全。
李慎之在信中评论一位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时说，本来以为他“文字能力太差，不料恰恰是他这种艰涩不通的文字居然能俘虏大批的青年人，以为是有学问、有见解、有思想，是以为大家取法，结果造成一大批伪学者与伪思想，真是可叹。”许良英也指出，中国的新左派文字晦涩难懂，观点匪夷所思，他们经常搬弄一些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名词来自欺欺人，说一些精神错乱者才能说得出的浑话。其实，他们的主张并不新鲜，早在他们之前，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就说了很多类似的话。那些反科学、反理性、反启蒙的主张，在当今西方社会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而在中国却红得发紫，这岂非咄咄怪事！
对于新世纪在中国喧嚣一时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李慎之、许良英高度警惕、坚决抵制。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季羡林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这种论调主张：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从古至今都优越于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引领世界的世纪。李慎之、许良英认为，这种自大心态对于中国追赶先进并无好处。为了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缺少民主、也缺少科学，他们阅读了不少文献，参照了许多人——比如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的观点，证明中国需要向世界学习之处甚多，我们现在并无骄傲自大的本钱。为此，李慎之写了颇有影响的文章“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两人还在通信中探讨了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广征博引，以证明我们还有必要向世界上一切的先进事物学习。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妄自菲薄、崇洋媚外，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坚定长期努力，力争赶超的决心。
许良英、李慎之兴趣广泛，他们的思考涉及到过去、现在和将来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在他们的思想中，有两个问题处于核心地位，那就是民主和启蒙。在他们看来，自从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中国人民坚持不渝的追求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一点，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的今天，显得更加清晰和突出。李慎之在一封信中说：“民主已是一种全球价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他还说：“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许良英、李慎之两人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主张：为了实现民主，必须再次启蒙。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一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又一次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时期。这两次启蒙都被外力打断，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所以，在新世纪，还应该有一次再启蒙。李慎之在1988年3月25日致许良英的信中说：“明年是五四 80 周年，要重新强调科学与民主，同时提出再启蒙。”他还以很有现实感和紧迫感的口气说：“中国的学者不能没有准备，万一有一天需要人提方案，提意见，我们这样自以为是志士仁人的人提不出有原则的意见来，一旦铸成错误，将贻害无穷。”
许良英作为社会活动家，考虑问题更加现实和具体。他认为，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知识分子理应起先导作用，但是，他们的启蒙首先应当是启自己的蒙。另外，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提出，启蒙者应当有平常心，切忌有优越感。他说：“我觉得，中国要实现民主，首先需要一批独立知识分子，他们应该具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独立的批判精神，他们不依附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而具有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主动承担起民主思想启蒙的重任。但我又从自己切肤之痛的反思中认识到，所谓启蒙，首先应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彻底打破几十年来官方意识形态所养成的自我封闭和夜郎自大的心态，虚心学习在西方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并有效地实行了几百年的代表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制度。我说的民主意识，指的是，不仅真正懂得民主概念的正确涵义，自身还应坚持民主精神，不可自视高人一等，更不可以领袖自居，而应以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
因为是在通信中交流思想，许良英、李慎之不可能长篇大论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论证，但这不要紧，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其他著述中完整地了解他们的想法。书信表达虽然着墨不多，但往往更加直接和透明，让读者更加容易体察到写作者鲜活的思想，生动的个性。从两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到，许良英的文字特征是表述精确、逻辑严密、思想锐利，说话只管求真而不顾情面；而李慎之则是立意高远、笔触生情，文字的韵味令人捧读再三、欲罢不能。从通信中还可以看到两人的性格差异：李慎之生性敏感，身处漫漫长夜不免生发悲情，所以，好友的宽慰与鼓励不啻于寒冬中的一阵暖流，他往往是本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让自己振作起来；而许良英则是一位不知疲倦、永不后退的战士，他坚信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他善于“于无声处听惊雷”。两位老人的交流，不但有思想上的相投，还有情感上的相契，读到通信中两人相互关心和相互慰勉的话语，不免令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关于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摔琴谢知音”的故事。
相比于轰轰烈烈、众声喧哗的80年代，90年代和世纪之交是思想往深处沉潜，思考多于表达的时期。民主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人们心中的民主火焰并未熄灭，相反，知识界对于民主的理解有大幅度的提升。许良英、李慎之的思考和探索，也随着这股大潮同步并行。他们的思考和探索，他们的坚持和贡献，是一笔值得中国人继承宝贵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