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曉明 | 高耀洁和那个时代的侧影
——悼念高耀洁老师之二
編者按：本文首发于《WOMEN 我们》（2024年1月10日、11日分上、下两篇连载），在《波士顿书评》上转载时，文章标题有改动，结尾新增了与正文中涉及事件有重要关联的当事人来信：《“是我们坐牢换来了一部分补偿”》。本文為作者紀念高耀潔醫生的第二篇文章。艾曉明在文章中問：记忆需要传承，为的是避免悲剧重演，可传承记忆的人们，如今在哪里？
本文亦為《波士頓書評》艾曉明專欄第二篇。艾曉明專欄致力於民間歷史的記錄。
在这个村庄里，已经三家没有人了。2006年3月摄于河南遂平
在小说《丁庄梦》的结尾，作家阎连科描写了这样一个村庄的寂灭，不，应该说是成百上千里的村庄、集镇的寂灭，甚至也可以说，一个族群的寂灭。千里无人，房屋尽成空穴，连树木也被砍绝做了棺材。这简直像是《百年孤独》的重演，不过，一场雨后，滴水观音再造人世，一个新的蹦蹦跳跳的平原被再造出来了。
那些泥里水里杨柳枝下重生的一代，可会有前世的记忆吗？
高耀洁老师去世后，我重新打开以前编辑的《中原纪事》《关爱之家》的录像带，重新和当年访问过的村民、志愿者微信联系，我们实名联署了纪念卡，托在美国的朋友亲笔代书，奉献于高老师灵前，寄托故土乡亲、故国旧友的哀思。
也有一些朋友联系不上，连我的微信朋友圈，也因此被封禁了一天。如今，三七二十一天过去，高老师去世不再是新闻热点。一位朋友看到我发过去的纪念网文，说了几句：在当地，这些事情已经被尘封，似乎没有人再愿意提起。“很多家中无牵挂的年轻人（父母双亡），出去打工十几年都不再回来。”
那么，这一切都过去了吗？阎连科写完这部小说时，他说自己仿佛“被强烈的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压倒，那杳无人烟的平原与眼下的车水马龙是如此隔膜……京城作家的那种绝望和无语、那穷途末路的眼泪，我在河南驻马店一家县城医院里同样看到了，那是《中原纪事》开头的一幕，在艾滋病感染者的病房里，一位妻子给卧床不起的丈夫喂水，眼泪顺着病人的脸颊淌在摄像机的镜头之前，妻子在身边说：别哭！别哭！
图2 剧照 不幸罹难的村民李长建生前在医院的画面
如果不是镜头记下了这一幕，十七年后的今天，他的家人、他的邻居和孩子，能够设身置地、感受到因血祸罹难者临终前的欲说还休的苦痛吗？他的名字叫李长建，《中原纪事》在当年（2007年）10月于广州、北京的高校放映时，李长建已经去世，这一幕是他留给人间最后的影像。
2009年5月6日，高耀洁老师离家出走，只随身带了硬盘上的三部书稿。她是为了保存中原血祸的信史而流亡的：“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保住这些记录着艾滋病人生命和遭遇的资料，不能让这些资料白白地消逝。”此后十四年，高老师生命所系尽在于此。她所完成的，包括而不限于《揭开中国爱滋疫情真面目》（博大初版，2010年）《高洁的灵魂》（增订版）（明报出版社，2008年初版，2010年增订版、2011年、2012年、2017年再印）、（《我的防艾路》，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疫症病案一百例》（明报出版社，2011年）、《诗词忆百年》（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1年）、《镜头下的真相——记中国爱滋病实况》（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高耀洁回忆与随想——高洁的灵魂续集》（明镜出版社，2015年），《悲惨时代——高耀洁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6年）、《高耀洁忆往昔》（明报，2018）。在92岁高龄之际，高耀洁还和记者林世钰合作完成了《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世界华语出版社，2019年）。《我的防艾路》2021年由加拿大国际出版社出版。
因为有了高耀洁，中原农民的艾滋病与血祸的关系永远地铭刻在了文字中。也正因如此，她的著作被屏蔽在高墙之外，难以抵达故土。她在回忆中盛赞河南社科院社会学家刘倩的《血殇》——该书的另一个版本为《中国艾滋——来自田野的生命写作》（世界华语出版社，2019年），还有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燕宁教授的著作《爱滋村——中国单采浆危机的三维举证》（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年），这几本书，也是同样的命运。
朋友们相继传来高耀洁老师书籍的电子版、刘倩老师和高燕宁老师的文稿，我在阅读时深深感受到，这些记录，从公共卫生、社会管理和中原农民的生存状态等不同角度揭示出中原血祸的成因，且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而后来者，无论是作家阎连科还是社会学家刘倩、公共卫生专家高燕宁，都与高耀洁老师的启发、鼓励和推动息息相关。但这些具有抗争性的研究和文学作品也不断被边缘化、阻隔和有意湮没，使得曾经清晰的历史面目又变得朦胧起来。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有多少人因信息封锁而失去生命？可是没有回顾，岂止是生命被灾难的洪流席卷，同样被卷走的还有幸存者的记忆。
记忆需要传承，为的是避免悲剧重演，可传承记忆的人们，如今在哪里？
我还要问谁呢？首先应该问的是自己。在艾滋病这个领域，我也没有保持始终如一的关注。因为纪念高老师，我重新回顾了以前的工作，也深切地感受到，那些奋斗过的人们，他/她们的努力和成果，需要重新集结起来，并且被看见。
我在2006年开始拍摄因卖血和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纪录片，最后完成的是《关爱之家》和《中原纪事》两部姐妹篇。在那前后两年时间里，我和高耀洁老师建立了联系。在高老师交往过的学者作家中，我们之间的接触不算密切，后来也因高老师的流亡而中断。但高老师没有忘记我，她曾辗转托人给我带来了她亲笔签赠的两部作品。同样，我虽然没有继续向高老师汇报和与她交流，她给我的印象和启示也是终生难忘的。我想写下和高老师的交往，也纳入那几年相关的书信笔记，作为一份迟到的汇报，感恩高老师的赠书。而回顾自己在那几年的记录，我也想说明，高老师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她是当年民间社会公民参与的行动先驱，这是高老师对于未来的特殊意义。
图3 中原乡村的孩子们，2006年春，河南遂平
一 目击血祸，与高老师同行
——高老师与纪录片《中原纪事》《关爱之家》
2006年我开始关注艾滋病议题时，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为感染者权利而抗争，是自2003年开始的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行动的继续。在这个领域中，有国际社会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支持，有公共卫生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还有那些怀抱新闻理想的媒体人强有力的介入。
这是一场社会运动，我在和影片中那些律师、记者和乡村草根组织活动家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共识，那就是要提高悲剧的能见度，推动政府改变政策，惠及弱势人群。
在《中原纪事》《关爱之家》这两部纪录片中，我们有幸记录了高耀洁老师生活和工作的几个侧面。从片中可以看到，高老师不是孤立一人，她属于这场艾滋病感染者争取生存权和健康权的社会运动。高老师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公共空间，她在这里接待病友，接受来信回信，很多来访者又变成了协助者和义工。他们帮助高老师打理博客，将病案录入电脑，捆书寄书。这是高老师身边无形的社会支持网络。我得以认识高老师，就是在这一网络关联的行动中。
图4 高耀洁老师和胡杰先生，2008年11月，广州
我和纪录片的合作者胡杰进入艾滋肆虐的村庄，缘于《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的一个电话。他在2005年底发出四万多字的长篇报道《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后，向他熟知的多位律师、学者、记者朋友发出了呼吁，请他们关注农民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导致家破人亡、遗属孤儿无法赢得法律公正的问题。
从血祸的蔓延来看，这已是政府在血液安全管理失控的又一恶果。第一代农民因卖血罹患艾滋病，而医院将污染了血液和血制品再卖给患者、尤其是到医院生产的女性；又造成新的感染。王克勤的紧急呼吁感动了我和胡杰，我们和他，还有邢台血站里孤军奋战的吹哨人李黔冀，在2005年的最后一天，到达河北邢台沙河。据王克勤当时的报道，邢台感染者有上千人，仅在沙河就有两百人。
图5 关爱之家封内 王克勤的长篇报道
那一周内，我们先后去了沙河的七个村庄，访谈了九个家庭；再回到邢台市内，旁听了一场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案的庭审。继而我们和影片中的主角——两位感染者家庭及其亲属来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馆，参加了由王克勤策划和联络的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遏制邢台艾滋病蔓延”。到会的邢台两个家庭——张记录和女儿、刘显红和儿子的发言，感动了全场。北京地区的部分媒体记者和民间机构如“爱源”、“中国红丝带网”的代表都发言表示了对这场行动的支持。
这是在2006年，当时在北京依然还有非政府组织发起公共讨论和行动倡导的空间，而北京律师李方平、江天勇等，都参与到对邢台感染者提供法律援助的行列。
06 北京律师与学者有关邢台输血感染案的座谈会
两周以后，隔了一个春节，我又去了邢台。2006年1月26日，数十位因输血感染而受害的亲历者和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决定今后加强联系，分享信息，抗拒歧视，开展自救和互助。这样一个联络形式，被命名为“关爱小组”；大家经常聚集在一起的地方，被称为“关爱之家”。有关邢台这部纪录片的片名来源于此。
为什么是叫“关爱之家”而不是别的名称？一个原因是当时主流的话语也提倡关爱弱势群体，关爱艾滋病感染者。此外，在台湾和其他地区，对患有疑难重症的病人和孤儿服务的社会团体，也叫“关爱之家”。台湾有“关爱之家协会”，该团体对河南的感染者遗孤提供了救助。
在邢台那次感染者聚会中，来自河南的感染者罗芳发言，她说：“首先我代表河南的高耀洁老师祝贺大家，由于高老师的身体不好，不能亲自来到这里。她让我代表她，向邢台关爱小组的朋友们说，我们感染者要勇于站出来。要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向上面反映。”
图7 剪报 邢台污血案吹哨人李黔冀
高老师在她的书里记录过罗芳的案例，邢台血站的工作人员李黔冀——他可以说是邢台的高耀洁，更是长期坚持不懈地帮助罗芳和医院打官司。李黔冀是我们这部纪录片的向导，也是促使王克勤来到邢台的一个吹哨人。李黔冀详细写过罗芳的经历，她是大学毕业生，军人之妻。1999年去部队探亲时，她在部队医院做手术，被输入了违法的“自采血”。感染艾滋病毒后，她受尽痛苦。孩子出生四天就去世，自己最后双目失明，也失去了家庭。
在影片中出现的罗芳，这时依然行走不便，但她思路清晰，笑容明朗。她为自己维权打官司，也在郑州的“关爱之家”长住下来，为其他感染者提供帮助。高耀洁老师是罗芳经常去请教的师长，也是她的精神支柱。我后来在郑州“关爱之家”见过罗芳，那儿是在一个公寓楼里租下的一个套间，里面有一些高低床，来郑州求医的外地感染者得以在那里留宿。
在邢台关爱小组成立之后，为了解输血感染的源头——河南农民卖血感染的起因和现状，2006年的3月2日，我和志愿者第一次到郑州，如此有了和高老师此后的四次见面和访谈记录。
图8 孙亚（因输血感染儿童家长）请教高老师
第一次拜访高老师是在郑州人民医院，如孙亚所说，高老师准备到酒店来迎我们；我们得知后赶紧离开酒店，赶到医院病房去见高老师。那日在高老师家中采访完后，她送给了我们《艾滋孤儿 跟我回家》的录像光碟，还有《一万封信》等书籍资料。我后来回到广州的家中，写信给高老师致谢：
尊敬的高耀洁老师：
您好！
非常感谢您在那么繁忙的情况下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各方面的指点。我们介入艾滋病领域的工作时间非常短，但也感受到了其中的种种艰辛。相比之下，您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就是无穷的力量了。我们只有继续努力，不断努力！只有像您一样无私工作，尽量用我们的工作来减低危害。
我们离开郑州去了驻马店，但是没有能够见到我们希望采访的人。段军一直被控制，李喜阁也无法接受采访。我复印给您看外电报导，您可能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的老家是信阳，从父辈那里知道了河南人遭受的种种苦难，如大饥荒等等。河南血祸的灾难如此深重，我一次次为人们的痛苦流泪。我也为人们争取尊严的行为而感动，如您，也如孙亚和很多乡亲，他们为儿女、为父母、为自己争取生存、健康和发展的权利，支付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我们希望片子里能够记录这些尊严和努力，从而唤起更多的人加入到减低危害的奋斗中。
我们洗印了一些照片，可惜照得不够多，还不能充分反映您的风貌，先寄上这几张，请笑纳。
再次感谢您赠送给我们的书籍，我们到达驻马店，见了遂平县的三个村子的感染者朋友，他们非常需要这些信息，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将您的赠书分作两份，一份赠给了一个村子的朋友，另一份留给了段军，这样他那里的孩子们也可以阅读。
我也附上我们拍摄的一个知情同意书，请您给予支持。
希望下次去郑州时再去看望您。
恭祝
安好！
晚辈：艾晓明 敬上
2006年3月14日于广州中山大学
和高老师的第二次见面是在4月下旬，高老师的丈夫郭明久大夫去世之后；我在《<一万封信>：中原血疫背后的声音》一文中谈到了。
第三次再见高老师，大约是当年的8月10日，我在高老师家里与商丘柘城的朱龙伟夫妇会合，跟随她们拍摄了与朱龙伟夫妇同村的儿童患者张静亚随母亲到郑州求治的情形。高老师的书中用到了那张她和小静亚头挨头触诊的照片。
同年8月23日，我在北京再次拜访了高老师。当时我和胡杰在万延海领导的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给感染者的基层组织成员做使用录像机的培训，高老师到达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第二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的会议。她这次带了因输血感染者的巩义村民孙爱玲一起参会，也同住一个房间。我见到她时正是中午，八十高龄的高老师显然已很疲惫了（片中有画面，高老师躺在床上小憩）。一见面她就急不可待地告诉我们，正在帮孙爱玲联系北京记者，因为孙爱玲外出了，她就设法拖住记者，怕她俩错过。孙爱玲是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受害者，她因计划外怀孕，被强迫做中期引产导致大出血；因此在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术后输血1500毫升，却感染了艾滋病毒。
那日的访问影像见之于《中原纪事》下集，孙爱玲的经历揭示出感染者女性更艰难的处境，社会孤立和家庭暴力让她们无路可走。孙爱玲因感染被赶出家门，一审判决胜诉后，丈夫又将她接了回去。但医院不是一次性赔偿，而是每年按她支付的治疗费来赔偿，因此她每年都要重新起诉医院。到2005年，很多地方不再给因输血感染的患者起诉医院立案，孙爱玲无力求医，丈夫嫌她拖累家庭，频繁施暴泄愤，使她有家不能归。
09 剧照 因输血感染又遭遇家暴的村民孙爱玲
面对孙爱玲这样的弱女子，高老师总是竭尽所能，帮助她们与记者、与有影响力的专业人士建立联系，希望她们的处境能以改善。也因为高老师的仁心仁术，很多病友都以她为精神依靠，对她倾心相诉。高老师从他/她们那里获得了直接的信息来源，在《中国爱滋病祸：高耀洁医生的最新证言与揭露》一书中，高老师收入了来自孙亚、李喜阁、朱龙伟的数篇病例记录，包括《中国妇女报》记者佟吉青对孙爱玲的采访。四年后的2010年，孙爱玲终因发病不幸去世，高老师在《镜头下的真相》一书的第46页，收入了她去世前三天在医院输液的遗照。我从这本书中，才得知这位那么爱她的女儿，那么想要活下去的无辜女性如此结束了短暂的一生。罗芳也在2017年病重去世，后来与她相知结合的丈夫痛失爱妻，两个健康的孩子尚未成年。高老师对中国艾滋病祸的洞察、她所坚持的“主要是血传播”的认识，全是建立在她亲自走访上百个村庄、上千位感染者的事实基础上，其中交织着无数像孙爱玲、李喜阁、孙小雨等感染者血泪斑斑的生命经验，这是不可抹杀的铁证；也是她对罹难者的纪念。
高老师离开中国后，依然关注着国内艾滋病的现状以及感染者的维权行动。她在上面提到的这本书中，依据媒体报道、个人来信，继续评述血祸有关的问题，包括山西的单采血浆站违法乱象、河南的平坟运动对艾滋遗属和孤儿的伤害、感染者进京上访被围追堵截的悲惨……
我从高老师的晚年回忆中看到，她后来出版的若干部著作，都以自己所获奖金支付了出版成本。和在国内一样，她的生活依然是围绕着“写书、出书、寄书”。我还记得，2007年春夏之季，我们完成了《中原纪事》和《关爱之家》后，也给高老师寄去了作品。高老师后来寄出一千元钱，让我们复制一批作品给她。具体是复制了一百套还是复制了两部纪录片，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当时的DVD普通光碟都是4.7G的容量，为了保持作品的清晰度，我们将《中原纪事》的上下集分别刻录在两张光碟上，装在一个封套里。我还保存了高老师的一封电子邮件，可以说明她自费复制传播的情形，她写道：
图10 中原中英文封面
艾教授:
你好!你寄来的光盘我已经收到,刚看完,我觉得很好,谢谢你!
你上次寄来60多张光盘,我又复制了100多张,我一见当官的就给他们。我最近在监狱给警察讲防艾知识,我每到一个监狱,就给他们一张光盘,很受欢迎。请你看看我的博客,现在卖血问题很严重,输血受害者继续增加,我不说了,你看看吧。
高耀洁 医生
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
0371-65954777
HYPERLINK "mailto:gaoyaojie2003@yahoo.com.cn" gaoyaojie2003@yahoo.com.cn
高老师附在邮件签名那里的座右铭，我在网页上查找，是清代浙江宁波著名中医范文甫题于其医馆的一副门联。高老师真是将自己的一生写入了这幅门联的人，这是她的行动具有道德感召力的原因。我保存了高老师2006年圣诞寄出的一张不同寻常的贺年卡，对此也是佐证。这是一张信封大小的打印纸，上面有高老师的亲笔签名，文字如下：
艾教授
节日好：
近几年，每逢节日我会印制几千张贺卡，不但我用，而且供其他防艾志愿者用。现在不行了，我被医疗费用拖垮了（老伴去世花了许多医疗费，本人年老多病每月药费不少于千元），今年无力印制贺卡，更无力购卡赠贺，仅用一角钱印制的名片，聊表贺情，本人深表歉意，请原谅。谢谢！
高耀洁
06 12 25
图11 2006年末高耀洁老师的贺年纸
不知有多少朋友收到了高老师这一礼轻情意重的贺卡，相比之下，高老师在在防艾事业上不惜花去她的一百多万奖金，真可谓“挥金如土”。在河南，她亲自打黑洞，跑过上百村庄。2004年，她带15名志愿者，包乘三部车，经湖北、湖南，直入广东西部，再由广东至广西，辗转去了云南，贵州，最后进入四川东部地区。途经七个省，重点调查南方五省，走了十几个县级、镇级疾控中心。迢迢千里行程，一路所需开支，她从不吝惜。而她在“贺卡”里描述她被“拖垮了”的窘困，全是因为她不愿将奖金用于个人开支。在她心目中，公共利益与个人需要泾渭分明；她服务公益的财力是以压缩和牺牲个人开支为代价的。高老师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人格化身，她活出了这个社会上久违了的无私美德。
二 片中痛史 铁窗哀鸿
2007年春节即将来临，2月初，传来高耀洁老师在美国获奖却在河南家中遭到软禁的消息。两周以后，软禁才被解除；3月里，高老师终于去到美国，站到了领奖台上。就是在那期间，静亚的妈妈因为静亚病情恶化到处求人打电话，终于在开学后打通了我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先找过高老师，她的电话打不通。我说，高老师被软禁了，不仅是你，我们都打不通啊（在那之后，小静亚又拖了一个多月，终告不治）。
也是在那个寒冷的2月，我重返河南遂平；回来后的除夕之夜，我写了一封长信，为我们片中采访过的朋友呼吁，也给高老师拜年。那个春节前夕，不仅是高老师被围困，我们访问过的三位感染者村民被捕，更是令人忧心如焚。
我的信也是因此而写的：
“请求国家主席 特赦服刑的艾滋病人”
艾晓明
“艾滋病人服刑犯，因身带艾滋病毒，身体和心灵需要特殊的保健和照顾，家里的配偶和儿女，大多是同样的病人。基于人道主义、宗教精神以及中华民族悠久的儒释道三家仁义、慈爱、宽恕的传统（王之道和为贵，礼之道和为美）以及当今国家主席胡锦涛无上的慈悲和智慧，他为老百姓免除孩子的学费、农民的农业税；为非洲免去债务、派去医疗队；主席的大慈大悲给河南千千万万的艾滋病人带来希望；我至诚请求各位抗艾志士一起联名写一封信……
倡议人衲僧释妙觉合十
摘自妙觉法师《给一切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阿弥陀佛大心菩萨们的一封信》
2007 年春节在即，我重返河南驻马店遂平石铺寨乡大陈庄村、大魏庄村，给几位接受过我们采访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村民拜年。途中，收到郑州佛教救助团体释妙觉法师手机长信。
妙觉法师长年行走在河南三十八个受艾滋病影响的重灾村，是佛教临终关怀“往生堂”项目的负责人。春节前夕，她两次带广东普渡寺和江西东林寺高僧大德前往河南乡村，给感染者带去经书法宝，还有大米、油、糖果等过年物质。在此期间，东林寺的高僧为病人在黄河边放生，郑州四百居士随喜，佛号响彻黄河两岸。她说，这一壮观景象，如果能够拍摄下来多好啊。
我和友人从武昌驱车，随身带着观众为“2006年民间抗击艾滋病影像报告”《中原纪事》的捐赠款。车出鄂北进豫南，途经信阳，至遂平城关，单程四百多公里，一路风雨，愈来愈冷。我想着片中我们访问过的三位村民：李中全、杨喜成、张国政，他们如今身陷囹圄，不知如何在这冷雨中度过年关。尤其是李中全，入狱前他的CD4 已经降到四十几个，入狱后万念俱灰，但求一死，多次企图绝食自杀。这一天天的凄风苦雨，真不知老李能不能熬过去啊！
图12 2006年在遂平采访村民李中全
我认识老李是去年3 月，应我们的请求，他讲述了当年参与卖血的经历。八十年代中期，血浆经济兴起，河南当时四百多个血站，多是政府鼓励的、公开、合法的血站。为了还贷款、盖房子、娶媳妇、买化肥，老李天天去卖血。他说有时走到路上都走不到家，昏过去好几次。当年怀抱成家立业梦想的老李，和中原千千万万的青年农民一样，终于陷进艾滋病的深渊。
在影片中可以看到，老李说，他父亲知道他得病，不愿再拖累失去劳动力的家庭， 2004 年上吊自杀殒命。老李所在的村庄不大，已经三家没有人了。摄影机穿过窗棂，拍到遗像背后未掩埋的骨灰。有栋屋子还是新的，门前荒草萋萋，男人死后，妻子离开，儿女不知所终。门上空余白纸黑字的讣告，上书“满堂血泪飞云天”。走过河南艾滋肆虐的村庄，便体会到美国艾滋病专家何大一说过一句话：“在河南，整整一代人消失了。”
图13 逝者的家，门框上遗留着“荣神益人”的字样。
老李的老母亲不用说流了多少眼泪，老李的妻子过去曾有与他分手的意思，但并没有离开。老李有一独子，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他家满墙都是儿子的奖状。孩子画画也有特长，年节里自己画中堂，写对联。老李说儿子年方十八，上高三，个头一米八，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老李曾经跟我说，他夜里睡不着觉，就会起来写字。他要把心里的苦写出来，把人们因为有偿献血而感染艾滋病、一家家的冤屈写出来。我知道在河南乡村，不止有一个老李这样的农民，不止有一部这样的民间痛史。艾滋病带来的死亡远远不是人们所想象的、无声的湮没；多少人在暗夜中哭喊、呼救，只是这些求救的声音，远远没有引起整个社会的及时回应。
我在2006年3月第一次见老李时，老李的腿上已经起着大水泡，那是输液输不进去造成的。当年4 月，我第二次去遂平采访，见到的老李已是形销骨立。老李说他体重减了二十多斤，吃不下饭。我想拍下他写的那些纸卷，他说他都烧了，连同我们送他的高耀洁老师写的书，他也一把火全烧了。那里面有关艾滋病以及死亡的情形，他觉得就在描绘自己不远的将来，所以他不愿意再看再回忆。只有在提到儿子的时候，老李略显宽慰。据说很多人向他表示、给他承诺，想要收养这个儿子。只不过，老李不舍得。艰难困苦，儿子在这个家庭也已经长到了十八岁，眼看就是成人。老李还说，儿子想考医学院本科，这样好的孩子，他的志向可想而知。
2006 年 8 月份，我第三次去遂平，老李已经进了监狱，涉嫌"敲诈"罪。我想去看他，据说看不到，而且监狱也很远。当时给老李留了条好烟，据说也没能送进去。后来老李在里面绝食，送到医院抢救；感染者朋友去看他，给他煮了不放油的面条，好言相劝，让他不要走绝路。
说起“敲诈”，也是事出有因。艾滋病感染者没有能力再出外打工，免费的抗病毒药物也是按人、按居住地点、由指定诊所发放的；这更使感染者难以离开原住地。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前者——因疾病失去劳动能力，怎么打工？还有，城里什么单位会用艾滋病毒感染者？就算隐瞒身份，疾病不饶人啊。更困难的还在于缺乏经济来源，去年遂平感染者的补贴还是一天四毛钱，老李全家四口人，夫妻俩、老母亲、一个上高中的孩子，没有收入的家庭如何支撑？老李虽患重病，仍是气盛，跟人有了冲突就不依不饶。别人撞了他的摩托，他一定要对方赔偿几千块，前后索要过两笔或是三笔费用，总计大约一万元。在他索要最后一笔时，人家在政法部门有亲戚，给他录了音。因此老李被拘留，在遂平本地羁押一段时间后，判了两年零八个月，改到外县正阳五三农场服刑。
踏着满脚的泥泞，我们进了老李家门。原来院子里养的羊不见了，一条黑狗狂吠。只有厨房冒出炊烟，他的老母亲正在灶前炸油果子，妻子在擀面，盆子里还泡着一只新杀的鸡。现在每月的补贴长到一人 20 元，她们刚刚拿到了几个月的补助，合计三百元钱。我在灶台上没有看到青菜，春节青菜贵，村民舍不得买菜。
我第一次见到老李的儿子，果然像老李，高挑英俊，只是满脸稚气。他说不想上学了，想上外面打工。我说你连个文凭也没有，能干点啥。他说干点啥不行！我赶紧把观众的捐款 500 元送上，请他在收条上签了字，让他务必把书念完，争取考大学，这样才不会辜负父亲。
孩子的奶奶就抹眼泪了，她说老李在监狱里只有水煮萝卜吃。老李的妻子说，他离开了遂平，就吃不上抗病毒药物。原来就吃的别人的药，现在就没有药了。老李的朋友在旁安慰说：两年很快就会过去。孩子反驳说：还有两年，你知道一天天有多长！
我们出了老李家门，孩子给我们带路，到了另一同案犯张国政家中。因为医院卖假药，据说他们砸了医院的药柜子，他也涉嫌和老李一起“敲诈勒索”。小孩子无法解释这一切，只说 2001 年得知父亲患上艾滋，只是惊骇。他问：政府为什么不管？为什么不惩罚鼓动搞血浆经济的？为什么不追究卖假药的？我想到，这孩子如果有幸考上大学，坐在青春焕发的同龄人中，他又如何解释这罪与罚，还有他的生活、他的故土和父老乡亲的遭遇？
我来到张国政的家，他家得到县里补助，已经盖了新房。这里再不是我们影片中拍摄的那种墙上一个大窟窿、孩子从窟窿里钻出钻进的情形了。因盖房多方借贷，这里依然是家徒四壁，好歹三间房子是新的，让人生出希望。可悲的是，小张父母没有熬过这个冬天，先后在一百天内去世，至今小张在狱中，尚不知父母双亡。
我最后去到杨喜成家，小杨在我们片中出现过两次。他高大健壮，容貌周正，观众常常说看不出这是感染者。他和妻子都曾服药自杀，后被抢救过来，他也是感染者中比较活跃的人物。在第二次采访他时，他已经消瘦了很多，观众可能都认不出眼前这位双眼深陷、颧骨突出的人物曾在影片上集出现过。小杨的妻子原来在北京打工，查出艾滋病毒后回到村里。家里没有劳动力，一个上初中的儿子已经失学。不到一年，小杨妻子也完全变了模样，她原来看上去胖乎乎的，现在则十分憔悴。她曾四处筹钱，希望打点关系，把杨喜成保释出来。关系没有用上，她又去要钱；钱是要回来了，肯定让关系人丢了面子。接下来怎么办？她是一筹莫展。
小杨和小张目前都是未决犯，幸好在遂平，还能服用到药物，据说还有鸡蛋面和肉包子吃。
我见到了小张的小儿子，也是感染者。他比去年长高了一个头，已经上了一年级。他妈说他成绩不好，吃药吃坏了脑子，没记性。由于缺乏儿童药物，孩子服用的是减量的成人药，很多孩子吃了都受到副作用的折磨，有的孩子甚至出现神经失常症状。
河南遂平，当年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的地方，也是有关大饥荒的回忆《黑夜的汤映月亮》所描述的地方。遂平并不是河南艾滋病最严重的县，学生们都知道，它是全国科技百强县，也是2006年河南省级“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试点县。尽管如此，遂平的艾滋病感染者也有好几百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纪录片中一位接受了采访的病人已经去世。他出殡时，全村家家在门前洒上白灰，他的妻子在歧视和孤立中掩埋了他的骨灰，离开该村。影片中在“关爱之家”里活蹦乱跳的那些孩子，其中一个男孩的父亲也去世了，这个孩子，从此在世上再没有父母。
老李的儿子把我们送到车前就说，还要回去给奶奶和妈妈帮忙。真是个懂事的孩子！看着他纤瘦的身影消失在冷雨中，我们踏着玉米地的泥泞离开大陈庄。枯萎断裂的玉米茬子承受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不至于滑倒。老李的朋友说，老李根本活不到两年，出来的只能是他的骨灰。
在村落迎接新年的袅袅炊烟中，我仿佛看见了老李，他身体的骨骼一寸寸瓦解，他短短一生的爱恨情仇，正变成一缕缕轻烟。我感觉自己有罪，让老李的影像永远那样生动而坚定，让人们一遍遍听他讲述中原农民卖血的痛史和那卖血人的歌谣：“胳膊一伸，别上一针；胳膊一蜷，五十大元”……当然，现实中的老李，此刻还蜷缩在冷雨飘摇的班房，无力无语，咽着那没滋没味的水煮萝卜。万念俱灰的他，连妻子也不愿意再见。他的魂魄渐行渐远，最后会烟消云散。
老李的母亲一哭，那孩子就皱眉头说：“呀，又哭！”他想显得像个男子汉，把痛苦和怨愤都埋在心里。但在失学打工的洪流中，以他柔弱的肩、纤细的腿，又能扛多重？走多远呢？我想象老李在他日复一日的煎熬中，也许会想起某一个黄昏，曾经有一位大学教授和她的研究生，用摄像机录下他的诉说；他骑着他那个高大的摩托，载着持摄像机的人在乡村小道上奔驰。蓝色黄昏和沉默坟冢随着摩托上下起伏，那是纪录片《中原纪事》上集中的一景。但是，老李入狱已有半年之久，身为教授、拍摄者，你可曾为老李呼喊、为他奔走？真是该当何罪啊。
今天已是除夕，大清早，收到胡佳来信，得知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关注下，河南省委领导表示尊重高耀洁教授意愿，为她赴美国领奖放行。这是一个好消息，送给关注高耀洁的所有民间抗艾斗士！感怀之余，我将妙觉大师的祈祷录在这里，期待国家领导人再发一次慈悲，惠及正被羁押和狱中服刑的河南艾滋病毒感染者、尤其是已经在发病晚期、奄奄一息的艾滋病人。
我之所以要特别要为三位遂平县村民呼吁——他们是大陈庄村李中全、张国政、大魏庄村杨喜成，是因为在《中原纪事》一片中，他们的控诉为中原河南的儿女后代，为当今中国乃至全人类反思血祸、抗击艾滋提供了证据。观众从其中可以了解到血祸蔓延对人类的危害，从而亡羊补牢，温故知新。作为该片的导演和主要拍摄者，我对他们面对镜头的勇气和坦诚，刻骨铭心，永志不忘。我也了解到，在河南服刑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远远不止他们几个。本片开头就是新蔡监狱艾滋病感染者亲人的电话，他正守在医院监护室，他的弟弟被七八个武警用钢管打得遍体鳞伤，昏迷不醒。
艾滋病毒感染者涉嫌违法或入狱服刑，理当教育，但执法者又岂能丧尽天良，滥施酷刑？他们就算一时失足，也是血肉生灵；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生活无着，悲观绝望，铤而走险，当然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当地政府部门发展血浆经济，又怎不是伤天害理在先？中原失守，究竟是谁之罪？又是谁迫使千千万万淳朴农民踏上了卖血维生的不归路？
根据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 1990年制定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二条，"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 , 在改造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准予保外就医，（一) 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 另外，在《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 》的文件中也有如下条款：“正在服刑的罪犯有下列病残情况之一 ,且符合其他规定条件者,可准予保外就医”……“二十九、艾滋病毒反应阳性者。”可惜三位贫困农民都没能委托律师救援，更还有多少正在服刑的感染者既没有获得过任何法律援助，对相关的法律文书也一片盲然。
我在拍摄途中邂逅妙觉法师，时值2006年农历七月十五盂兰盆节。盂兰盆本意是解倒悬之苦，从目莲救母故事演化为追荐先祖、超渡亡灵的仪式。影片结尾于妙觉法师的温婉吟咏，与之交错的画面是柘城艾滋重灾村送葬者的哭诉。在“大悲咒”这一安魂曲里，她的祈祷道出村民和我们所有人的拳拳心意：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刀兵不起……
如今农历除夕，我借此机会给河南的艾滋病感染者朋友、河南所有抗击艾滋病的民间组织活动家、还有我们共同的母亲高耀洁教授拜年，并写此文呼应妙觉法师的倡议信——
菩萨慈鉴，请教各位菩萨，
请求国家主席——
特赦服刑的艾滋病人，停止软禁抗艾工作者如胡佳等，尽快发放儿童药物和二线药物，允许无国界医生进驻河南，派出最强干、专业、有共产党员牺牲奉献精神的医疗队进驻三十八个重灾村，进行长久全面的救援拨款，帮助佛教、基督教组织开展精神和心灵的救赎以及临终关怀，支持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受害人寻求法律援助，法办渎职的医院和医生，法律和生命的尊严再不被亵渎和践踏。
这封信当时在网络上发出了，当地没有任何回应。可能是杨喜成的家人告诉了喜成，我在除夕前去过他家，杨喜成春节期间在看守所里给我写了信。他的信肯定连续写了多天，最后署明的时间是2月27日，即正月初十。我收到信后已是高老师从美国返回的三月，我请志愿者录入后，公开到了网上，并希望高老师能收入到她《一万封信》的修订版中。这封长达22页材料纸的信件手稿，我一直保存至今。
三 高老师的中原 人民的声音
在辽阔中原抗击血疫，有高老师以其专家身份深入民间，对所有介入到这个领域来的受害人社群、NGO机构、记者和法律界人士，都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他们也以各自的行动响应了高老师的疾呼，揭露真相，抗疫救亡。
图14 宁陵艾滋病关怀团体“康乐家”负责人；李喜阁与丈夫和幼女
在《中原纪事》的上集，我们记录到李喜阁因到国家卫生部上访，2006年7月20日被宁陵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原因是“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现羁押在宁陵县看守所”；与她一同被羁押的还有两位女性感染者王女士和张女士。
因上访被关押，是血祸受害者与国家机器血肉冲撞的惨痛结果，类似的情形不胜枚举，弱者几乎是屡战屡败。当地政府部门层层截访，已成惯例。
但李喜阁也不是一个人，她代表着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者社群的声音，她本人同时是“经输血（血制品）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这个团体在2005年底成立，属于设在北京的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支持的“血液安全、法律与人权”项目。爱知行的负责人万延海1993开始组建“北京爱知行动项目”，最初的关注在于性少数与人权，1998年开始帮助山西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少年维权，要求赔偿。自2000年8月底开始，全面介入了中原河南农民卖血感染艾滋病患者的维权工作，包括帮助高耀洁老师对外发出声音，帮助各地患者成立自救组织，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和法律建议，向媒体传递来自艾滋病严重的村庄维权抗争的消息，以及向全球基金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递交报告，提请关注中国艾滋病相关人权状况。
图15 爱知行与感染者团体登长城表达诉求
我正是在爱知行旁听因输血感染受害人工作委员会的会议时，认识了来自河南、河北、吉林、湖北、重庆等地感染者社群的行动者们，其中河南的朋友成为了我们进入中原村庄的向导。我在这些基层的抗艾斗士那里看到完全不同于卢广的镜头、陈为军影片中的那样的感染者形象；他们不是束手待毙、不是脆弱不堪，向外来者下跪求助的人，而是如此地爱生命，求正义，有尊严，致力于改变的好男好女。
图16 李喜阁与高耀洁老师合影
在高老师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感染者及他们亲人的不幸经历，其中也有喜阁的经历、她提供的文稿；还有她的小女儿的照片。但受害者的身份只是她和那些抗争者生命中的一个侧面。在现实中，他们还有另一面向，那就是作为公民积极维权，推动政府承担责任。2006年2月，全国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工作委员会起草了《关于我们卖血输血及使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的议案》，准备在两会期间提交议案，其中的建议首先是“由卫生部门组建一个委员会，专职于血液感染艾滋病及病毒性肝炎各项工作的调查，充分了解疫情，制定相应措施。建议该委员会应当由法律工作者、相关受害者及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图17 高耀洁老师与输血感染者工作委员会成员之一朱龙伟交流
其他建议围绕着病毒检测展开，并建议向公众公布“输血或用血制品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最后明确提出：“根据传染病法和刑法相关条款，追究相关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血站、生物制品厂及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李喜阁等三名女性被拘留后，爱知行发起签名，呼吁释放。在这封通过电子邮件传递的文本中，包括了李喜阁的日记、博客文章、写给因血祸感染致死的大女儿的血泪家书以及上访诉求等。其中最长的一个文本题为《人民的意见》，这是以NGO组织代表李喜阁名义提交给“全面开展综合法治艾滋病”政府会议的材料。此外还有中外媒体对李喜阁的报道文章，这些文本现在“爱知行动”网站上皆有保存。爱知行也专门为呼吁释放李喜阁印制了图文小册子《艰难维权路》，其中的呼吁信上，有29位来自性别研究、艾滋病教育、法律、环保等领域的专业工作者和志愿者实名联署。我作为女权倡导者和李喜阁的朋友，在这份呼吁书上名字被置于首位。
我在当年的8月23日回访宁陵，喜阁的律师李方平与我同行，李喜阁当时仍未获释。但我查找电脑资料，看到李喜阁在当年9月23日给宁陵县县委和人民政府的一封感谢信，从中可见，她在8月23日因病痛进入北京佑安医院住院治疗，9月12日回到家中。而据万延海回忆，当时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他已经联络了国际上的艾滋团体，计划针对中国政府代表团发起抗议，政府放人也是迫不得已。从李喜阁那封“感谢信”中可以看到，这次上访-刑拘-取保的最后结局，是政府部门对感染者落实了一些救助政策：“输血和有偿献血感染艾滋病的人员生活低保都一样,每人每月是320元( 县民政给40元,乡政府给60元,乡政府给家庭每一个成员低保从原来12元增加到每人给20元,县财政局每月给每人100元,县卫生局给每人每月100元),69名感染者从2006年7月份开始每人每月领到320元低保了”。
李喜阁取保后经历了长达两年的严密监控，取保结束后她依然没有行动自由，不能外出参加抗艾会议。2008年9月21日，网上传出她的遗书《我已经厌倦了这种长期监控我的生活》。经过一番较量，当年的12月1日即国际艾滋病日，李喜阁终于到达北京，出席了全球基金的非政府组织会议。此行她还见到了前妇联主席彭佩云，并向她当面陈述了感染者的诉求。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李喜阁继续呼吁为输血感染立案、赔偿，追究责任。当日，李喜阁和另两名公益行动者田喜（新蔡感染者）和陆军“把一条数百人签名的横幅递交给了中国商务部，横幅内容为‘呼吁政府对拉米夫定发布强制许可’。同时递交的还有一封此前由1843人联合签名的联合呼吁信，内容是呼吁政府批准国内药厂仿制抗病毒药物‘拉米夫定’，依法打破国外药厂对该药物的垄断。”
李喜阁是不幸的，她失去了因输血感染致死的大女儿，自己和小女儿也是感染者。但是，当感染者们联结起来，互相关爱，发出呐喊，她和他们活出了人的尊严和强大的生命力。而在2006年，通过爱知行研究所的联络倡导，有39个活跃于艾滋病防治领域的民间组织共同发起的“中国艾滋病工作民间组织全国（工作网络）联席会议”机制在北京正式成立。
“联席会议”将自己的目标界定为：“促进民间组织间的信息分享、经验交流、协作互助、增进团结减少分化，促进民间组织固守纯粹民间立场，捍卫民间组织共同的权利。”至当年12月，这些组织的成员发展到54个，包括我所负责的大学性别教育论坛项目。
如果这一切能持续下去，我们会看到多少个勇敢和充满活力的李喜阁！这里沸腾的是捍卫生命的热血，“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但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感染者的问责和维权行动，被看做“寻衅滋事”“聚众扰乱公共秩序”遭到暴力打压，在两会及其所谓“敏感时期”，公益人士遭到软禁、拘留越来越频繁。
2007年底，感染者社群中传来一个悲伤的消息：北京青年胡佳被捕了。胡佳2000年开始关注艾滋病议题，他曾任爱知行执行所长，2004年创办了北京爱源汇教育研究中心。他曾多次到河南艾滋病严重的村庄实地调研，并且从无顾忌地接受外媒采访，为感染者代言。
图18 出狱后的胡佳
实际上在艾滋病维权方面，胡佳是主张以解决问题为主的。我们在《关爱之家》里录下了他在艾滋病与法律研讨会上的发言，他特别提醒媒体注意报道策略，避免把事情政治化。他认为：“如果某一天，我们的政府又说，你们公布这些艾滋病的疫情，帮助这些感染者，实际上是在扰乱公共治安，是在与海外反华势力相勾结，想影响我们中国政府形象。那么，这些感染者他们就真的没有出头之日了。”
当时一种普遍的政治想象是，争取媒体曝光，官民互动，政策得到改善，问题因此解决。对于村民来说，除了上访告状，没有其他路可走。法院不立案，自己家破人亡，为了亲人，为了生存，只能如此。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们冒险去乡下，拍照记录，回来传布消息；目的也是引发社会关注，让舆论压力返回当地，促进问题的解决。
胡佳的被捕，固然不全是因为他介入艾滋病领域，但公民观察与参与，显然被政府高度警觉。无论是推动政府信息公开，还是鼓励民间人士连接，成立公益组织，都受到遏制。维稳压到一切，在2008年奥运会来临前已形成严密完备的一整套机制。
四 国家之敌或人民之友？
2008年11月，我在广州和高老师相聚了，怎能想到，这竟会是永别。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和前面的故事相关的是一篇文章一封信、一个奖和另一封信。
元旦第一天，我为胡佳被捕写了一篇文章：《国家之敌或人民之友？》，全文如下：
2008 年新年，由于胡佳被捕而蒙上阴影。朋友之间，新年快乐这个普通的问候语难以说出口。快乐什么呢？金燕和她刚满一月的小婴儿，一点消息也没有；失去了胡佳，她们怎么过？而胡佳被带走时，是否又蒙上了逮捕毒贩子的那种黑头罩，是否又给塞在车座之下呕吐几近窒息？他有没有带上治疗肝硬化的药物？更让人担心的是，他会不会遭受酷刑毒打？会不会遭遇彻夜车轮审讯，会不会带上几个月的铐子以至于在腿上留下淤青？更有甚者，会不会被电棍攻击身体，像郭飞雄君那样痛不欲生？
而所有这一切，我能想象的，金燕又怎么想？她还那么年轻，比我的孩子还小一岁。我甚至在梦中欲望着接近她的家，我看见了嗷嗷待哺的小女婴和阴森黯淡的楼梯。
幸而今天看到李劲松律师明天将去会见胡佳的消息，让我的忧虑略有缓解。比起持久见不到律师的嫌疑犯来说，胡佳的命运要算好的。
胡佳之被捕，让我想起佛教中以身饲虎的故事：
无数劫前，瞻部洲有一马车国王，统领小国五千。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马车国王最小太子，名大悲尊者太子。一次有老虎母子俩前来，二虎均饥渴难耐之时，母虎便欲食子。大悲尊者太子见状悲心顿起，便以树干刺穿自己，以自身鲜血供母虎舔舐。母虎喝过太子血后稍长气力，太子就又用自己身肉喂饱饿虎。以此缘故，大悲尊者太子即刻圆寂。
胡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就是故事中的大老虎，这只老虎一直在吞噬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女。作为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学界文章、论著亦非少数。问题是，明知老虎吃人，人也只有一条生命，可不可以逃避被它吃掉的命运呢？多数人都会选择避难就易，不会像胡佳那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每天早上看到胡佳发出的文稿，我都要说，胡佳啊胡佳，你要承担多少苦难？你的心，要为多少人流血？以你之名，要发出多少呼号？你的挑战，能不能为自身安全留下余地？
惭愧的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因为当我想要说出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懦弱和渺小。既然我不如胡佳、金燕她们那样勇毅、纯粹，义无反顾，至少可以表达自己的敬重。老实说，我们内心的那些底线，其决定性因素，无非是利害得失，哪里是理性呢？
我只见过胡佳一次，是在2006年春在北京讨论救助农村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座谈会上。胡佳用PPT演示河南血疫的起源，展示了感染者家庭的老人和孩子们的处境。这些给我很多启发，并促使我思考艾滋病蔓延的历史。而在那次会上，胡佳表示的意见非常温和。他说 NGO组织应该特别注意，避免政治化。因为一旦被政治化之后，很多工作就无法展开，那些需要救助的感染者就更难得到帮助了。
在那次会后，很多朋友一起吃饭，我坐在胡佳旁边。得知他也爱好摄影，我们还讨论了那种用哪种软件剪辑的问题。很久之后，我知道胡佳和金燕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自由城的囚徒》，可惜我只在别人电脑上看过一部分，没有看完。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尽管只看了一部分，依然可以得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个伟大的纪录，虽然它纪录的是个人生活，但呈现了时代的转折。这个转折是：个人挑战国家权力。
这部影片中基本上只有两个人，胡佳和他的妻子；其他的人，只是一些身影，我没有看到他们的面容，估计他们也不会接受胡佳的采访。不过，胡佳和金燕的行动被他们限制，他们跟踪、监视，执行着国家机器的使命。而影片中表达出，在这样的限制下，两个年轻人有时很泰然，有时也很烦。还有的时候，金燕举起标语牌表达抗议。
在北京熙熙攘攘的大街，车来人往，一个二十三岁的小女子，举着标语牌，面对专门跟踪她，以便执行国家安全保卫使命的警车。这是中国二十一世纪具有象征意味的画面。
没有六四，没有坦克，孤胆小女子和她的标语牌，将一个人对峙国家权力的画面传遍了全世界。这幅画面，从某个角度来说，好像是一幅双赢的画面。在这一个瞬间，警察保持了克制，女子维护了尊严。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情景也有点搞笑，两个惺惺相惜的年轻人，怎至于就成了国家公敌，让一队警察开足马力。
一位朋友认为，这部影片对警察是不公平的。他们也是来自基层，甚至是底层，不过是执行任务而已，拍他们满地的饭盒，翘着腿睡觉，让人们忽略了他们个人的处境。所言甚是。后来我有机会看到李劲松律师发来的和警察面对面交谈的记录，这里可是充满了个人意见、个人风格和处境。我很希望未来中国的中学课本收入这部非虚构作品，这样他们不用去看贝克特或者《第二十二条军规》就能学习黑色幽默。且看理性大度的李律师，无论怎样婉转恭谨，终是说不过英勇善辨的基层警察，连个大门也出不了。究竟从何时开始，警察不再爱劲松这样的老百姓？
我个人跟警察接触有限，不过，直接间接教过的学生，也有人去了公安机关做文职。可以说，警察并不是奇怪的动物，不少人也受过自由主义的人文教育。我一直不太理解，怎么后来听说和看见的从事国家安全保卫的警察（大家都简称"国保"），口碑都不怎样。不用说，我本人也做过警察的帮扶对象。这年头，国保的职业行为似乎成了人权工作者的跟班，工作方式也有很多改变。在关系良好的情况下，会去喝公款请付的茶或咖啡，甚至得到返回原住地的车票，或者要求你搭便车。只不过，一旦开始思想交流，国保的平常心比较少。就算口口声声交朋友，他有处置你的权力。这样的朋友，交起来多少有点难度。
我现在回到文章标题上，胡佳和监控他的警察冲突持续了一年多，警察代表国家监控他，他就是不服从。胡佳就这样成了国家公敌，确切地说，是这个权力机器的公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胡佳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深更半夜在网上发些消息；这些消息，加上他直言不讳的评论意见，我相信是这些构成了他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可是，如果容我说句实话，我愿意说，由于胡佳的存在，这个国家，恰恰就颠覆不了了!胡佳的努力，开启了公民新闻的积极实践，给世界一个希望的窗口。有胡佳存在，谁能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 ,没有言论自由？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从胡佳的存在就得到了突破性的体现。我不知道对胡佳来说，他是否还有言论禁忌这个概念；不管怎么说，中国媒体、网络、学界的言论自由，因为有了胡佳这样敢往火坑里跳的人，已经大大地拓展了。有了胡佳这样每天摸老虎屁股的人，学院里的自由知识分子梦里都要笑醒，还有什么话算得上更敏感的呢？
一句话，胡佳批评的现象都能改进，这个国家不仅不会被推翻，反而更要繁荣昌盛，蒸蒸日上了。
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以由各方合作者，其中有国家代表（例如公安干警）、国家所有的研究机构代表（例如社科院）以及民间社会公民团体的代表（例如感染者 NGO联席会议）来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大家来调查核实一下，胡佳报导的事情，有多少是事实，这些事实的责任人是谁，他们对国家利益起到了什么作用。假如没有事实核查，仅仅看胡佳的批评意见，或者看胡佳的尖锐态度，那么，说句不负责任的话，胡佳不仅是肝硬化病人，而且是心律不齐、脑梗塞、极端弱智、黑灯瞎火又吃错豹子胆。这样的人，十足应该塞回娘胎里。（在上述病症中，我不能提及的是精神错乱，因为送精神病院，目前已经被纳入了某种惩戒范围，被称之为 "公开的秘密 "）。
既然胡佳已经在劫难逃，我还想交代一下，我与他惟一一次电话交流。我已经忘了胡佳为什么打电话来，因为我的电话也遭到监控，电子邮件我还没有看，已经被人看过，并且忘了恢复成新邮件状态。所以，我告诫亲友，各位离我远点，少废话，以免沾火星。意外中胡佳打电话来，好像是说谁要找我找不到。我赶紧借机问候金燕和他们刚出生的小宝贝，且叮嘱他，千万不要再和国保冲突，避免挨打。而胡佳却说，没什么，比我难受的人多了。像那些上访者、感染者。后来我看到齐志勇先生文章，说他们给受难的退役军人送大衣等等。
现在胡佳进去了，还有谁会给冻落街头的人送寒衣呢？那些哀哭无告的被冤屈者、受害者、遭受暴力袭击的人、那些常人不敢接触的政治犯、信仰犯的家人，还有谁，他们可以直接打电话倾诉哀恸？暗夜里本来有几颗蜡烛，如今，敢于闪亮的蜡烛就要给掐灭了。
从拘留、律师介入到判决，还有一段程序要走。诸位律师代理人，发不出高律师的消息、拦不住郭飞雄受酷刑、捞不出陈光诚，在胡佳颠覆国家案上，他们的作为能有多少？我本人不报乐观态度，但我知道有几个事实无法改变：
无论胡佳被判多少年，他的信念不会改变。而且，由于他卓越的、受过良好人权教育的妻子，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依然会传遍全世界。
无论辩护是否会减轻施加于胡佳的刑罚，律师努力的价值不会改变，他们的作为，将为公民的人权保护，积累重要文本和经验。
无论还将有多少人权工作者被消除声音，苦难和危机不会因此消失，却反而会更其加剧。
对于监控胡佳的专班警察来说，他们艰巨的执勤终于结束，可以换班了。然而，一年、两年、三年，或者十年、二十年，面对历史的大趋势，还会有多少公民会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并锻炼成为人权工作者？君不见，"维权"这个词，刚开始是被权威部门作为负面词语使用的，不到两年期间，维权已经成为许多媒体采用的关键词，堂堂正正进入公民话语领域。人民可以改变词语，人民也在创造历史。
还有，中国政府既然在国际社会签署了联合国人权体系中最重要的公约之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它有责任、有义务创造条件，在国内批准执行这一公约，它还要接受比胡佳的约束力更大的国际社会的监督。
说到底，作为非暴力地、在法律框架之内倡导公民权利的胡佳和同仁，如果能够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这是实现中国对世界承诺的标志，是中国法律进步的标志，也是中国的执政党有能力包容异己，从善如流的标志。
我这样说，并非意味着胡佳是民族英雄，不是说胡佳没有缺点或者我赞成他所有的政治观点。我不需要认同胡佳来写这篇文章，也不需要自己是党的领导干部才来反对双规中发生的酷刑。我尤其赞成李律师的观点，对于中国，胡佳是 13亿分之一，对于家庭，胡佳是全部。既然胡佳已经操劳过度，承受了太多的苦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大家来分担他个人的痛苦？我在心里算过一个帐：
假如，胡佳要判10年，那是120个月，如果有 120个人愿意分担，每人入监1个月。
假如有1200人分担，每人入监大概是3天。
假如由政府部门来做一个民意调查，会发现，愿意分担胡佳痛苦的，可能超过120人、 1200人，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将有助于胡佳的审判公正。
民意调查还可以考察：释放胡佳，能够为政府带来什么效益；在多大程度上，能提升公民对政府行为的支持、增强中国作为人权大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促进 2008的和谐奥运？
作为一个国家，消灭胡佳易如踩死一只蚂蚁；同理，作为一个国家，保护胡佳则意味着保护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基本人权。每一个公民，意味着他们都不一样，有的温和、有的激进，有的喜甜，有的爱酸，还有的同性相吸。
胡佳是许多受苦人的朋友，国家没必要以人民之友为敌。
这是我的新年感言：化敌为友，铸剑为犁。
这是我在16年前写的文章，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太温和了。而且，那种由众人分担刑期的算法，比起国家维稳的铁拳逻辑，也真是幼稚了。文中表达了对胡佳的道义支持，并没有直接批判侵犯公民权利的维稳逻辑。
在那段揪心的日子里，在河南上蔡文楼村附近的一个村庄，另一位青年给胡佳的父母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伯父伯母：
我是胡佳河南的朋友，也是爱源在基层的一个合作伙伴；知道胡佳失踪后很关注。性格使然，我比较懦弱，始终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从不同的角度上也一直在努力。最令人担心的是您们二老和金燕的身体，我去过您家里，也受到过您的款待，敬重和感激之情无法言语。
我觉得您应该很幸福，幸福的是您有这么一个好的媳妇。
金燕，一个看上去弱不经风（弱不禁风）的女孩，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坚定，刚毅，和对您二老的孝道，我们敬佩不已。金燕的博客广为流传，善良的人们都很担心和挂念您们的身体，有几个河南朋友也给我电话，询问应该做些什么，是呼吁，是呐喊，还是用别的方式表达抗议。
胡佳，您的儿子，所有认识和听说过他名字的人，都很敬重和佩服他，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不屈不挠的人，一个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人。
在河南，在他关注的所有领域里，您的儿子是人们的楷模，有成千上万的人们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没有错。我们坚信他会安全回到您二老身边，回到爱他和他最爱的人身边去，回到牵挂和思念他的人们中间去。
无论这个世界是光明还是黑暗，地球是不会倒着转的，只有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人们才配做人。
2002年至2003年，我因带领媒体揭露河南艾滋病真相而遭受多次打压，玉米地里、田间草庵都是我藏身的地方。世间的日月暗淡无光，但良知促使我继续抗争。现在虽转变不大，但那些批着人皮的狼再也不敢说“疫情是国家机密”了。
胡佳会平安归来的，大家都在翘首以待，您二老要坚持着，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等待胡佳归来的消息，大家也在等待胡佳归来的消息。
祝好
***敬上
2008年1月底，纪录片《关爱之家》在香港第一届华语纪录片节获长片组亚军，我记得还接受了梁文道的采访。4月8日，传来片中主要人物张记录和十多位感染者村民被抓捕的消息。
图19 《关爱之家》中的张记录和女儿
4月14日，两位在场者给公安部和孟建柱部长写信，说明当时的情况。2008年4月5日，温家宝总理到沙河市视察工作。【此前官方有报道，温家宝此在2005年亲临驻马店上蔡文楼村检查艾滋病防治工作，慰问患者和艾滋病致孤儿童，并众多感染者握手。这使得感染者相信温总理可以帮助他们。】这次他到沙河来，十多位当年在沙河康泰医院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感染者及家属，决定要去见他，解决医院赔偿问题，结果全部被抓走。
14日，四位律师前往沙河要求了解情况，被告知此案由国保大队负责；国保大队则答曰此案涉及国家安全，不能告知涉嫌案由，也不能会见当事人。我得知情况后，无法保持沉默。我想起拍片时多次到张记录家里去的情形，他对我们来说，不仅是被拍摄的对象，而且是工作伙伴和朋友。记录是退伍军人，他的妻子因生产时被输血染病，33岁不幸去世，女儿才11岁。无人照料的孩子，怎么生活？18日，我写了下面这封信：
“尊敬的温家宝爷爷……”
一个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女童请您解救她的爸爸
艾晓明
“尊敬的温家宝爷爷、吴仪奶奶……”，这是河北沙河张沟村女童张陶冉等孩子给您的信的开头。这个场景，您从我们的纪录片《关爱之家》中可以看到。上周，我已经特别委托张陶冉的代理律师将此片送交您的办公室。
冉冉的母亲因在当地康泰医院生她时，被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冉冉从出生起也因此感染，6岁时失去母亲。和很多暴露了身份的孩子一样，冉冉在村里饱受歧视，与父亲张记录相依为命。
今年4月5日，得知温总理您要去沙河，张记录和其他十名感染者及其家属去市政府，希望向您反映情况。结果被当地有关部门派人暴力驱逐，更由于遭到不明药物喷洒全部晕倒，随后被抬进救护车离去。
他们醒来后，出于愤怒砸了救护车，十一位村民全部被抓捕。其中包括家中有孩子无人照顾的单身母亲陈巧红、同为感染者的范林娥夫妻、已经失去妻子、自己和女儿感染艾滋病毒的李占国等。目前仅有三人被释放，张记录等八人依然被关押。
张记录的女儿，今年只有11岁。小冉冉过去只要有一会儿见不到爸爸，就会大哭大喊。如今这么长时间见不到爸爸，咳嗽感冒无人照管，在荒凉的山村那个空无一人的院落，原来还有一条狗与她为伴，现在也不知那条狗是死是活。
我多次打电话给张记录、给他家均无人接听；打给记录的兄长家也无人接听。想到当年三岁女孩李思仪因母亲被关押，活活饿死在自家门口的惨剧，不禁让人焦虑万分。目前被关押的有数位幼童（包括感染者儿童）的父母，时间已经过去13天。他们在关押处是否得到抗艾药物、他们的孩子如何服药、谁来照顾？会不会再次发生李思仪被活活饿死的惨剧？
小冉冉服用的是成人药物，每天都是她父亲张记录亲手掰药给孩子，三种药物，一种吃半片、一种吃三分之一、再加上一种吃一又三分之一片。而抗艾药物，必须按时服用，否则要产生抗药性。
张记录不知那一天要去见您时居然再也回不来，没有对任何人交代过如何照顾女儿服药，他不知女儿当天等不到他回家，会一个人在那间黑屋子里哭多久，不知道孩子在哪里吃喝、是否被人欺负、会不会跑出去找他迷失在山路上、会不会在路上被车撞倒、甚至还能活几天！
对于张记录来说，继续关押他的每一天，都是在剥夺他女儿的生命。而他无辜的小女儿，不仅一出生就承受艾滋病毒的折磨，而且，别人的孩子在母亲怀抱依偎时，冉冉只能到山上，趴着砖头缝看临时掩埋在那里的妈妈！这是何等的人间至痛！
张记录曾在军队服役，他多少次向天呼喊：我可以为国戍边、保家卫国，那么国家为什么不能保我一个民呢？我不求绝对公正，只要还我一个公道：谁来告诉我，我妻子是怎么感染了艾滋病！
尊敬的总理，在村民心中，您是爱民、亲民并且希望人民快乐生活的好总理。所以，他们才去找您倾诉。如果用麻醉剂和监禁对待向您求助的村民，您还能听到真实情况吗？导致农民感染艾滋病、家破人亡的责任人未受处罚，受害人和求助者却惨遭监禁。无辜的孩子在流泪，他们的亲人对您说：温家宝总理，如果这些孩子是您的孩子，会遭受这样的处境吗？您听见了孩子们的哭喊吗？以公义、道德和法律的名义、以宪法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严承诺，请您解救他们的父母吧！
这封信已经于2008年4月18日星期五11点35分由作者本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留言板发送给系统管理员，并同时寄送国务院法制办邮箱邮件系统管理员：
blasonghl@chinalaw.gov.cn
blasonghl@sina.com
法制办留言板：http://www.chinalaw.gov.cn/jsp/contentpub/message_action.jsp?method=findForPage¤tPage=1
在这封信后面，我也附上了影片中的一幕——那是在2006年的六一前夕，片中的孩子们给“温家宝爷爷、吴仪奶奶”写的一封信。虽然文字由我们志愿者拟稿，也不可能全部用于片子里，但其中每个孩子的经历都经过了核对，他们的感受全是实情：
图20 拍摄《关爱之家》的孩子们
尊敬的温家宝爷爷、吴仪奶奶：
您们好！
我们是来自沙河农村的儿童，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我们想向您们说几句心里话。
我们都出生在90年代中后期，妈妈在医院生我们的时候，医院给输了带病毒的血液，导致她们感染了艾滋病，其中有的妈妈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都很爱妈妈，我们都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但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一切了。
1．我叫张XX，女，1997年生，沙河市册井乡张沟村人。在本村上小学三年级。我学习总是名列前茅，老师经常夸我。我妈妈李军廷因生我而做剖腹产，输血感染了HIV，2003年10月病发死亡，终年33岁。我们不清楚艾滋病是什么，但我们每天都要服药，经常要抽血化验，而且经常感冒发烧、淋巴结肿大。现在我一人一桌上课，同学背后嘲笑我，见到我就跑开，不跟我玩。我每天必须要服用大量抗病毒药，还要定期抽血，有时感冒了都特别害怕。我非常想念妈妈，想妈妈了就会哭。我父亲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经济来源，当爹又当妈，非常辛苦，他给晒黑了很多，也瘦了很多。
2．我叫李xx，女，1998年生，是沙河市白塔镇温庄人，在本村小学上二年级。我妈妈孟凤鱼生我时做剖腹产被输血，感染了HIV，于2004年6月病逝，那时她才31岁。我爸爸李占国也是感染者，他在一家私人小煤矿开绞车，每月只有500元的收入。我每天都要吃药，但那不是专门针对儿童的药物，有些药每次吃三分之一片，有时掰不准，多少难以定量，我们也担心副作用会很大。
3．我叫李x，男，1995年生，沙河市册井乡人，在本村上小学四年级。我们原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妈妈是市第一服装厂的工人，爸爸市一位二级厨师。我妈妈张丽芳因生我时贫血，医生动员输血而感染了HIV，于2005年8月14日病发死亡，死时32岁。我爸爸李拥国也是感染者。我伯伯因煤气中毒而亡，留下两个堂姐。家里还有60多岁的爷爷奶奶，82岁的曾祖父。这些人全都依靠父亲来养活，我不知道爸爸还能够活多久，能不能把我们姐妹四个养大。每天看着爸爸吃药，还要辛苦操劳，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4．我叫刘x，男，1997年生，我的妈妈王翠叶于1997年到显德汪康泰医院生我时，因腹泻医生建议输血，感染HIV，我也因母乳喂养而感染。妈妈于2000年病发死亡，终年24岁，那时我才3岁。后来我爸爸刘海柱也因艾滋病病发于2005去世了，终年29岁。我现在跟78岁的奶奶在一起生活，她走路要依靠拐杖，弯腰到90度，耳朵聋得听不清，眼睛也看不清。我每天得自己服药，没有人帮助我，吃药每月定时，有些药片要吃三分之一片，我常常吃得不准确，有一种药还得我自己掏钱去买，为此我们的生活非常困苦。
5．我叫王xx，男，2001年生，沙河渡口乡渡口村人。母亲范志芹于1995年到医院人流输血，感染HIV。他们于2001年抱养我，由于一起生活，我和爸爸也感染了。妈妈于2005年病发死亡，爸爸王增住于2004年病发死亡；父母死亡时都是靠亲戚帮忙安葬，现在家里什么也没有。我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今年就要上小学了。我特别想念爸爸妈妈，我自小跟他们特别亲，但他们都离开我了。
6．我叫李xx，男，1997年生，小学二年级，是沙河市白塔镇栾卸村人。我因为在原来的学校受到歧视，回家也没有人管，所以寄宿在学校。母亲赵彩虹生我的时候剖腹产需要输血，感染了HIV，2000年确诊了艾滋病之后没有几天就死了，她死亡时才28岁，我那时仅仅3岁。现在我在吃着治疗艾滋病的中药，那药很苦，很大一包，吃完我就不想吃饭了。
7．我叫刘XX，男，1995年1月出生，沙河市白塔镇显德汪村人，在本村小学上五年级。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医生动员她输血，就在这次输血，我母亲感染了艾滋病，但她一直不知情，她传给了我、爸爸和妹妹。我妹妹刘XX，2002年生。2006年正月初七我摔伤胳膊，到显德汪煤矿医院，验血才发现感染HIV。后来到邢台市疾控中心确诊。我们家四口都是感染者，全家的心情非常沉重，还不敢告诉年老的爷爷奶奶。我家靠父亲送煤气赚微薄的收入卫生，生活十分困难。
8．我叫朱xx，男，1997年出生，沙河市石岗乡辛庄村人，在本村上二年级。我母亲刘显红在生我时，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我也因此感染了。现在我母亲在起诉显德汪医院，我希望有更多的大公安，把坏蛋都抓了，还我妈妈一个公道，她为这件事吃了太多苦。
温爷爷，吴奶奶，相信您们能够帮我们，请你们帮帮我们吧。
沙河农村感染艾滋病的儿童
2006年5月29日
现在回顾当时我接触过的公民团体和行动者，没有谁以“颠覆国家”为职志，尤其是基层民众。由于多少年来，公民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个人权利，包括最基本的选举权，他们都信任强大的国家话语，并把希望寄托于国家。而在邢台的感染者最初成立“关爱小组”时，有关部门放出话来，说这是“非法组织”，将要“予以取缔”。而按照当年国务院出台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村民的自救组织，没有任何违法之处：
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关组织和个人依照本条例规定以及国家艾滋病防治规划和艾滋病防治行动计划的要求，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捐赠，对有易感染艾滋病病毒危险行为的人群进行行为干预，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关怀和救助。
图21 关爱之家DVD 封套
问题的实质在于，感染者的维权诉求指向了对权力部门的问责；只有问责，才能达到立案、医院赔偿或国家赔偿的目标。仅仅是政府救助，没有司法公正，解决不了后续的贫困、歧视和就业问题。为寻找生活出路，衍生犯罪入狱，家庭困境加剧。当我为河南遂平被羁押和判刑的三位感染者呼吁时，一位感染者给我来信说明了这种处境：
很多身体还可以地感染者开始购买机动三轮车做简单的客运生意，当地的卫生部门给感染者出具了相关的证明，这样一些交通及城管部门就可以对感染者作出一些照顾。开始跑车的感染者家庭每天也可以有50-70元的经济收入。在争抢客源的时候不免会和村外的人发生冲突，于是全村的感染者便全部出动为出事的感染者“讨公道”，由于周边的村落都知道这个村跑车的人都是感染者惹不起，也就花点钱免祸事。少则几千多则上万。每个参与“讨公道”的人都会得到20-50块的劳务费，而带头调节的人则有上千元或几千元，除去请大家吃饭的费用，剩余的便归当事人所有。这样的事情是有发生，于是有一些个别的人便开始利用此事做文章干起专门在公路上刮擦路过的大货车，这样每次都会得到几千元到上万元的收入，至此在感染者中也就多了一个挣钱的门路。记得曾经有一次一个感染者的三轮摩托车停在了一个商铺前面，商铺老板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看见门面被挡住便出来交涉，由于发生口角，商铺主便踢了这个感染者一脚，结果前来“讨公道”的村民们把商铺主暴打了一顿，末了还索要了一万多块钱的赔偿费。商铺主怕再惹是非于是将店铺转让令寻出路。
来信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方式成为普遍存在，成为了感染者获得经济收入的手段？贫困地区感染者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他们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帮助？
我只是一个记录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而事实是，在政府官员，他们认为既然有了救助就不应该再上访，如果上访，他们对待李喜阁、张记录等人做法，就是将之政治化，提高到政治安全的层面来维稳：羁押、监控、限制人身自由。而对于胡佳这种直接批评权力部门的人，则治以“煽动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半。
那么胡佳当年希望的媒体介入不要“政治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本意是在于，媒体报道不要把村民的诉求上升到政治层面，例如反国家，反政府——其实也是过虑了，媒体都有层层政治审核，不可能这么做。而值得思考的问题恰恰在于，艾滋病到底是不是政治问题？
何为政治，我自己的理解是：政治是人们对国家权力的看法，是政治表达和参与。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表达并且维护其权利。更明确的政治权利表述见之于中国政府1998年10月5日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未批准实施。
简言之，村民未想去颠覆国家，胡佳也是在践行他的批评权，但这一类的行为往往被看做潜在的或明确的颠覆国家。而国家等于党，党等于一切，批评某一具体官员甚至和平地表达诉求，都可以被看做是颠覆国家，这就是维稳压到一切的逻辑。维稳完全服从执政党的政治需要，到后来也根本不讲道理了。总而言之，服从就是一切，不服从就要坚决制止，并且不惜一切手段。
胡佳和曾金燕后来分手，而他们当时在防艾路上都曾与高耀洁老师同行，也是高老师信任和爱护的青年朋友。胡佳被捕对高老师来说，意味着言论环境的恶化和危险临近。高老师在美国领奖期间接受外媒采访时以此举例说：“压制，隐瞒，收买，如果你反对得厉害，就把你投入监狱，胡佳不就被投入监狱了吗？”
五 漫漫防艾路，光荣的荆棘路
2008年的秋冬之际，我在广州见到了高老师，我请她到家中来住。记得当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研究，还有一周才结束，因此那几天没有在家陪高老师。平时有钟点工小妹来做两小时家务，下午我们专业河南籍研究生王奔会来陪伴高老师，给她做点老家口味的饭菜。
2008年5月，河北沙河被拘留的感染者和家属先后获释，我们片中的主人公张记录也回到家中。直到今天， 我才知道在里面的人经历了什么（详见附录《“是我们坐牢换来了一部分补偿”》。）
5月12日，四川发生大地震，6月中旬，主流媒体停止对校舍垮塌学生遇难的报道。与此同时，成都读书会周雨樵先生给我电话，约我去现场调查，从此我开始了下一个系列——川震校难纪录片的拍摄。我和谭作人、谢贻卉合作，我们先完成了《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接近尾声。在《公民调查》尚未完成剪辑时，2009年3月28日，谭作人被拘捕。
2010年2月9日，谭作人被治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我记录了谭作人案二审时的情景，片名为《国家的敌人》。
记得那日，谭作人的妻子儿女和声援者都无法进入法庭，我提前采访了律师和他的家人，也拍摄了庭外现场。当我离开现场时，一位便衣警察截住了我。他拦住我乘坐的出租车，把我带到法院不远的一处地方。接着是核查身份证、到一边打电话。最后，他未扣留我录像带，就放我走了。如果他要没收我的摄像机和录像带，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这位警察也算是枪口抬高一寸了。
我被警察放过后，一个人背着沉重的摄像包和三脚架，走在陌生的街道；还不断回望有没有被继续跟踪。我曾经的协助者，一个在坐牢，其他人都被拦在家里。我感到很累很无助，这个片子拍不下去了。川震校难系列共有长短不一的五部作品，就此终结。
图22 四川公民谭作人
我当时想象不到，谭作人的被捕促使高耀洁老师做出决定，使她在高龄八十之后毅然离家去国。2009年12月1日，高耀洁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的采访，她引谭作人案说明了这件事对她的影响之重：“在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逮捕后，她自认名声比谭作人大，做事情也比谭作人久，如果她被逮捕，罪名肯定会比谭作人还要重。”
在我印象中，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11月。高老师此行来广州，应该是参加南都主办的“改革开放30周年风云人物”颁奖盛典。活动结束后，她还请《南方都市报》募集了100多公斤的杂志，寄往河南文史馆，她再设法分发给乡村读者。高老师来我家那日，《中原纪事》的合作者胡杰先生也在，我为他和高老师拍了合影，他也为我留下了和高老师在一起的宝贵纪念。
高耀潔老師在我家 2008年11月
此行高老师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与记者周筱筠合作，完成她那本《我的防艾路》的编辑。研究生王奔同学除了为高老师做饭，也协助高老师整理照片。这本书终于在2011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筱筠为此付出心血甚多，在后记里他详细写出了数年努力的过程。这应该是高耀洁老师在境内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了。
2009年高老师到达美国后，我才知道，高老师原来是从广州出走的。那年7月，她就住在广州大学城附近，每天还有两三位志愿者和大学生去帮助她安排生活，为书稿打字。我当时在广州，对此毫不知情。我想高老师也许考虑到了彼此联系的风险，她这样做自有道理。只不过，没能在这段时间帮助照顾高老师，分担她的痛苦忧虑，也给我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11年前，《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文章：《有多少人真的在意高耀洁？》如今，人间已无高耀洁，这个问题不妨再问一遍。而我从这些天的悼念文章里得出的回答是：怎能不在意高耀洁？
高耀洁意味着求真精神，在中原艾滋病是人为血祸这一点上，她坚持到底，不惜一切代价。
高耀洁意味着对弱者的大爱，她余年在美国，最想念的依然是受苦的乡亲和孩子们；她不弃不休地讲述他们的故事，为他们的抗争疾呼。
高耀洁意味着行动，去调研，去服务，去写作。她不是说说就算了，她实践了，完成了。在服务公共利益的目标前，她的作品竖立起一座生命的丰碑。
2024年，新年伊始，我们关注艾滋病的群友交流了如今感染者的现状和困境；我们的笔友，思考着拓展艾滋村岁月的写作计划；即将退休的血站工作者，重返了当年污染血源的现场……高老师的去世，带给我们重启关爱的缘分。
元旦，我在微信上发出了高耀洁老师在《高洁的灵魂》结尾对故国家园的孩子们的祝福。此刻，结束这篇长文的时候，我则想引用高老师在她的祝福前提出的一连串问题，那是她在想到今天那些怀抱理想的年轻人时所忧虑的，也是我不忍在朋友圈的新年之初引用的——现实已经够晦暗，且让新年第一天从祝福开始吧。在那段美好的祝福之前，高耀洁自问道：
他们还要经过和我们一样的苦难历程吗？他们还要像我一样亲历和目睹穷困、饥荒、战乱、瘟疫、政治运动、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和世间不平吗？他们还会为了寻真理、揭真相、说真话而被封口、被监禁、甚至受到割断喉咙的酷刑吗？他们还需要为了自己梦中的自由和人权，而付出献血与生命作代价吗？他们的梦也会在那极权主义的铁壁上碰得粉碎吗？他们也会在梦碎了以后，像许多人那样，变成冷血的市侩和犬儒吗？或者，到他们老了的时候，还要像我这样披着白发流亡四方，最终抛尸异国他乡吗？
高老师说她不知道答案，我在走向自己耄耋之年的此刻，我也不知道。但是，何妨做好最困难的准备而迎上前去？而且，我还有着高老师和像她一样的流亡者求之不得的幸运：我在此地，在他们梦中的故国。
图23 感恩高老师亲笔题签的赠书
如果我想要像高老师在漫漫防艾路上那样，走完我自己光荣的荆棘路，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高耀洁老师天堂安息，魂兮归来！
2024年1月8日草于武汉
【图片来源】
本文中的照片，除剪报外，拍摄者有我本人，还有柯倩婷、胡杰。关于李喜阁的三张照片来自爱知行网站，《公民调查》封面上的谭作人照片来自谢贻卉。《中原纪事》《关爱之家》的封面设计是海涛，《公民调查》的封面设计是晓静。深深感谢各位朋友真诚和慷慨的合作！
附录：
“是我们坐牢换来了一部分补偿”
——邢台沙河陈女士给艾晓明的来信
艾晓明按：16年前，我为沙河因盼望与温总理见面而被拘留的感染者村民呼吁过，但一直不了解详情。今年初为写这篇纪念文章，联系了当事人之一陈女士。下面的来信见之于她和我长短不一的私信交流。经过她的同意，我将来信整理出来，供今天的读者了解正文中的事件，并继续关注感染者的现实处境。
艾老师好：我把2008年4月5日温总理到沙河发生的事，发给您。时间长，想起来头疼，没文化，写了好多天，麻烦艾老师过过目。
是我们坐牢换来了一部分补偿。
历历往事涌上心头，我是1995年结的婚，本人聪明能干，老公是个铁矿老板,1997年育有一子，在沙河市显德汪康泰私人医院剖腹产输血生育的。去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医生嘱咐输血，说有益母子健康让输血的。到了医院肯定都是听医生安排，何况条件不赖，又是生儿子，花个钱也乐意啊!
儿子母乳传播，在几岁时发病。多方医治，仍然离我而去。他病痛的呻吟、无助的眼神，整个人只剩下几斤重，躺在我怀里，最后发出一声娘啊的呼声便离我而去。彼情彼景似一把钢刀扎在心上，永远在流血，不能愈合。
世人何其无情，无视我母子的悲痛，依然对我倍加歧视。AZB 三个字压得喘不过气，孩子死了而自己病了，生活没有信心和希望，黑压压的天就在你头上。亲人朋友看见你都像躲瘟疫似的，此时此刻你真的被这个乡村孤立了。白天哭，夜里哭，眼泪籁籁都是从鼻子里出来的。说不出失去孩子的痛心，道不出得病的难过。不得己逃离了家乡这块伤心地，现在在外租房打零工，偿还着治病欠下的外债。
在2008年1月份（阴历2007年腊月十八那天），同在显德汪康泰医院输血的九个人，同病相怜走到一起。情况大抵相同，有家伤亡人口的，有重病在身的，都被折磨得贫困潦倒，伤痛满身。我们带着医师助理马淑珍和化验师杨巧芳开的住院证明，去康泰医院找院长王顺英协商。刚到门口却遭到了侮辱和欧打，王顺英非常嚣张，不得己，给王顺英僵持在医院五天五夜。当时出面领导有市委书记王建国、副书记刘新华、主管市长张丽、公安局长邢群英、卫生局长王占斌，涉及到的乡镇一把手领导、派出所都在场。
王顺英承认了输血事实，并由在场的各位领导共同承诺，每个受害者给十万元了结此事。可王顺英出尔反尔，只想把我们骗走，一分钱不岀。她装疯卖傻想要乘坐她家人准备的汽车逃跑，我就紧跟着她，她没跑成。
她又找了十几个黑社会的人，个个手里带东西（年龄都是二十多岁），对我们进行威胁。我们不堪受欺，准备给她鱼死网破。市里的领导又介入谈判，我们生气着急，五天五夜没有吃喝和睡觉。精神和病痛折磨，最后陆续病倒。王顺英给我们一人一万元，先回家治病，说一周后或年后协商（当时是阴历腊月十八，相互说通，如易好，一周后每人五万元。不易好的话，年后每人十万元了结此事)如果不出，政府领导继续出面调解！
之后三个月里，我们不间断地去医院找王顺英。王直接耍赖摆烂说，米罐干了，面罐净了，我一分钱也没有！又找政府领导，领导避而不见，见了也是推辞。我们感到在沙河看不到天日，很绝望无助……
到了4月4日，听到温总理要到沙河视察。我们想把实际情况反映给总理，以促使问题的解决。拦轿喊冤从来有之，于是4月5日10时左右，我们在沙河宾馆门口等待总理。门口那边也有一帮人在吵嚷着，还有闹进宾馆大院里的在喊叫诉冤。沙河领导当时不顾一切别的事情，想把我们弥天大冤盖住，应该怕是碍于王家背景势力。于是给我们进行谈判，说在总理走了之后，给我们解决，每人十万元。
我们吸取上次在医院的教训，口头承诺会不认账，要书面文字。他们不答应，当时在场的有：市委书记王建国、副书记刘新华、主管市长张丽、卫生局长王占斌、国宝大队长王建军。在僵持时，我们身后站满了警察，个个带着手套，
在快11点时，警察突然对我们动手了。紧接着开来一辆救护车，有一个警察揪住我头发，另一个抓住我的脚，反抗时，拿毒药喷我的脸，气味呛得头疼，眼泪、鼻涕不住地冒。我瞬间失去反抗能力，他们把我扔上救护车。但我很清醒看到，警察的手套上有一大把头发，那是他从我头上薅下的。
另几个病友也被用同样手段，扔到救护车上。在救护车狭小的空间里，他们疯狂地冲我们脸上喷散毒药，喷药喷到呛得我们站不起来。警察嘴里还不停地喊：“往死里整！”为了不被呛死，我们砸坏了玻璃；随后被拉到了沙河看守所。
车开进看守所大门，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两个警察给带上手铐，架进监狱。进去四道铁门，最后进了一个阴暗潮湿的房间，墙上地上都是干一块湿一块。躺的地方是一个水泥垒的台子，有一条薄被褥。两个女警对我进行了搜身，把手机，身上御寒的衣物、大衣、裤子、靴子和随身物品全被搜走，身上只剩下秋衣秋裤，给了一双夏天的凉拖鞋。阴历二月天还很冷，我被冻得瑟瑟发抖。水泥台子冰凉，晚上腿一直抽筋，冷得根本不能睡觉。
吃的是清可见底的米汤和硬馒头，菜汤难以下咽。牢房是双排的，中间过道2米左右，屋高3米多，房顶有2米多高的带刺铁丝网，上顶封口（传说中的铜墙铁壁）。走道一天难见阳光，牢门一直锁着，吃饭解手都需要狱警打开。环境刺激，我心情淤堵，心慌头疼。在那一个月里，几乎天天下雨，是老天在唉叹人间的不公。
10号左右的时候，国保大队长王建军带着一张报纸，打开牢门，瞪眼呲牙冲我们大喊，手还不停拍打报纸：叭叭叭……他说到：看！看！看！这就不闹了，都上报纸了，把事弄大了！说不好你俩就甭想出去。真是……
说实话报纸我们连个字也没看清，王建军就冲我俩发泄情绪。我也气急地说道：王队长，此事你为啥不给害了人的王顺英说啊？我们两手空空看总理，何罪之有？输血输了一身病，不解决，还逮捕俺。进来几天了，衣服和手机都让你们带走了，外界又没有联系。我俩现在都被控制了死死的，你还给俺俩说这话。为啥关着俺不放人，你说说俺犯了啥错误？你们害怕总理知道不保乌纱帽！欠俺人命不解决，王顺英害了多少人咋不把她逮进来，给俺说清楚……
问得他哑口无言，无奈地走了！
看着王建军气急败坏的样子，我隐隐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与黑势力抗衡，它远远超过我们几个受害人的力量，他们一定是我的贵人。
这个世界虽然破烂，但一直在有人缝缝补补。
隔段时间就给我带上手铐，被两个面目凶恶的女判官提审。每回都是提问：是谁组织你们到宾馆门口看总理的？谁和你通电话了？你家住哪儿？一句话说不对，女判官连吼带叫又拍桌子，摔笔撕纸（不服软让你尝尝厉害的滋味）！吓得我浑身哆嗦，神经紧绷，头疼难忍！人家问啥你回答啥，话需要说得人家满意才行！
饭不能吃，头疼加上腿抽筋，冷得根本无法睡觉。环境潮湿，抗病毒药也断了，一直拉肚子，晕过去好几次。我头疼，心烦，抑郁……各项事情的刺激和打击，我就产生了死的想法。因为上报纸了，知道外界有人关注，政府为了加强监督，在走廊的尽头砸了一个洞，安了一个探头，刮风下雨24小时不停，看管人员十分钟一扫脸的探头，每次走到窗户地方，得往里看一眼。
在那段时间叫我出去给主管市长张丽见面，张市长看到我面容憔悴，气息微弱的样子，便失声痛哭（戏码真好）说到：领导一直挺关心此事的，早日解决问题就能早日出去。一人一万元解决行不行？我想到我死去的儿子，我受到的非人折磨，我说谢谢领导的关心，我和儿子的两条命是王顺英所害，我现在受到的折磨是拜各位领导所赐。如不是上回说的十万，我是不会同意的。以后是第二次，是两万元，也不同意。两次不同意，继续回监狱待着。
临近一个月，由于精神打击，病痛折磨，我想想冤死的儿子，已经在幼儿园有两个月无人照看的女儿，我崩溃了，出现了剧烈头痛、恐惧、烦心、急躁不安，幻听幻觉，汤水不进，口齿不清，奄奄一息。负责监看我的乡领导，把我的情况反映上去，他们才同意我出去。
到大门口签字，上面写着判刑三年，临时监外执行，三年之内不允许外出，如有需要随叫随到。乡领导担保，本人签字按手印。如不配合就不能出去。
签字是单项，拘留证、逮捕证、带文字的纸张啥也没给……可回想起来，难道监狱有判刑的权力？他们权势滔天，把法院也给代替了……
在监狱环境的差异、精神的打击，我出来疯了两年，吃药花了三万多，医保局给报销一千元，至今都在服药。
儿子死了，孩子爸爸为了还债，走上犯罪道路。两次判刑，上次12年，这次18年，至今还在监狱。怕孩子受影响，离婚了，但是有事还来往。
吃的免费药，去年低保涨到了五百，政府每月给补助六百元生活费，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可我们病人需要营养，许多人因缺乏营养患各种疾病，使生活雪上加霜。因抗毒病药的副作用，导致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牙齿脱落，水牛背（*因长期服用抗艾药物，脂肪代谢障碍的副作用，双腿过分消瘦，脂肪堆积在颈背部。）。
2023年看牙花费7000元，水牛背手术3000元，丙肝复查花费2500元，治疗抑郁症每年上万元。我在沙河市生活费每月2000元，租房费2500元。现养着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生活非常吃力。我打零工，一个月几乎不歇班，输液我也不误上班。
与我们同样遭遇的，政府当年的赔偿却不一样。秦增恒老伴刘入妮2008年赔偿26万元。同案不同判，这是违犯法律公正，我们要求公平同等待遇。
昨天一提俺儿死去了，孤零零的我就痛哭流涕，两眼红肿，一天看不清东西。咱这群的家庭都够伤心了，死的死，伤的伤，有苦无处诉。得了病，就是犯了错，领导一激动，咱们就免费吃饭。
哭一天，心情两天都缓不过劲，悲伤过度。
我命不久长，救命稻草你在哪里呀……
希望我们都能顽强地活出个人样来！
2024年1月9日-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