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間，中國曾處於全球的中心，國力鼎盛，海內外承平。二十世紀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又站上一個新的頂峰。但未來的中國會何去何從？是完成「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處處窒礙，險路難行？二百五十年前，清帝國的國力在十八世紀達到鼎盛，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的統治範圍擴張到中亞、西藏、以及東亞沿海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今日有些歷史評論家認為，當中國再度崛起之後，亞洲、或至少是東亞，正在回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這是中國追尋的目標，然而這可能達到嗎？又应该如何理解中國為何如此的「躁動不安」呢？八旗出版在2026年2月推出挪威歷史學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的《躁動的帝国：從清帝國的普世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一部250年的中國對外關係史》的全新修订本。即使二百五十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之處，文安立仍認為「今天的中國，是民族主義掛帥，而非普世主義當家」，而這將讓中國重回孤立的老路，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中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本文为这本书的绪论《帝国》，出版社授權。
二十一世紀開始之際，中國正愈加朝全球事務的中心移動。身為全世界人口最多、面積也名列前茅的國家，即使它在歷史上也曾有罕見地衰弱、分裂或貧窮的時期，中國仍一向受到各方矚目。今天，許多中國人和外國人相信中國已走出相當無力的時期，集聚了不尋常的國際力量。經常有人預測，中國將在二十年內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社會科學院預估，屆時中國將是世界科技重鎮，將消除其十五億多人口的貧窮問題，並將預期壽命提升到八十歲。但同時也有人，尤其是鄰近國家，深怕中國將加強軍事力量以逼迫鄰國服從它的意志。
然而，即使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大幅成長，但我們從歷史上仍可看到，中國要通往的未來可能不像若干專家所認為的那般平順。在共產黨統治時期，以及中國更深層的歷史時期（在帝國與專制統治者之下數百年的獨特發展）都留下了極深的歷史裂隙，未來的領導人必須小心謹慎才能達到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目標。在今天狂熱追求進步的表面底下，有些暗流和斷層可能把中國帶離我們目前追求的方向。這些其他道路對中國及世界而言或許是正面，或許是負面，誰也不敢斷言。但是鑑於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已經取得的重要地位，我們姑且不談不利的那一面。
這些因素有些要歸結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些則與它無關。中國和許多鄰國的關係、和美國的關係，乃至於中國人民的信念和世界觀、中國組織其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方式，以及它的經濟和資源需求，在在攸關我們了解它的軌跡。但是，中國和世界的界線並非一直清晰可見。在內與外之間的交會處，存在著一些中國精神地圖上最為重要的部分，例如國界、僑居外國人口、種族、貿易和思想交流。談到大國時，當你湊近一瞧，其邊界往往模糊不清。當內與外的分界淡化，剩下的中國就是跨國的、甚至全球性質的中國。
如果說邊境上的界線是模糊的，那麼時間的劃分恐怕更加模糊。往日鮮明鐫刻在中國的精神地圖上，決定了中國今天絕大多數的做法。因此歷史對中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影響遠比我所知的其他文明來得更直接。今天，這些東西很少是公式化的，因為中國人未必會拿過去的事件和目前的事件做鮮明的對比。例如說，在當今世代，很少有中國人在省思當前國際局勢時，會去想到戰國時期（西元前四七五年至西元前二二一年）的事件。但是他們有關「義」、行為準則、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這一類觀念，卻是在好幾百年前就已形成。雖然我們不可能依據這個過去預測中國的未來，但我們卻必須了解它們，看待將來時至少有些指引。
本書試圖對中國過去二百五十年的對外關係做一簡明綜覽，但在一開頭，先簡略談談更久遠的過去之遺緒，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我們首先必須處理一個「大哉問」：我們在這裡討論的「中國」，在歷史地理和文化上，究竟指涉的是什麼？坦白講，我愈是研究中國，愈難以捉摸其定義。過去二千年，中國是個帝國，不是個國家，而且是個非常開放、邊界非常不固定的帝國。它的居民，直到近年，都是以他們所屬的文化做界定，而非以外表長相或先祖來界定。能讀、能寫漢字（但未必要能說朝廷流行的官話）是這個文化的關鍵，不論他們是外國人、奴隸、農民、女性或被征服的部落，能通漢字即在「內部」，不通漢字即在「外部」，或至多在邊陲。
或許由於中國人的文化精英主義，國家一直是他們最關懷的重心。哈佛大學歷史學者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正確地提醒我們，別認為當代中國的一切都源自過去。他說：「中國文化最顯著的一項特色，或許就是政治秩序被視為中心，分量極重。」認同國家，並盡可能地為之效勞，是中國人二千年來的圭臬。即使不斷企圖躲避國家機器的人（不論是十世紀的佛教徒，或是二十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必須與政治秩序對抗。走遍全世界，你都看不到這樣井然的秩序，包括俄羅斯或中國的亞洲鄰國，前者有一套自己的尊崇國家的思維，後者則全都接受一部分中國人的國家觀念。
中國發源於黃河流域，起先有許多小邦，集體自稱「中國」。漢朝有個大一統的帝國，國祚從西元前二〇六年至西元二二六年，大約相當於西方的羅馬帝國時期。中國的核心部分一向面朝東方，望向黃海，即使一千至一千二百年前的唐朝、宋朝把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完全納入版圖後，也沒有改變其核心。我總是用一幅凹凸起伏的地圖向學生解說中國如何從設在東部的首都看待帝國本身。帝國的西陲是高山和沙漠。西南最富庶的四川省，也只能從東側狹窄的山隘進入。南方非常遙遠，必須跨越大川、跋涉河谷。北方則有數不清的敵人，即使帝國擴張到北方，也仍會威脅到中國內部的強大族裔團體。所以，除了少數例外，權力中心留在東方，許多朝代都把都城設在黃河附近。十四世紀以降，政治中心就在東北方的北京和長江畔的南京之間移動。本質上，中國背倚歐亞大陸中部，這個方向對中國的對外關係有極大的影響。
以上就是一般對中國的概述，不過我個人認為：中國既是一種文化、一個國家，也是地理核心；環繞著它的認同、疆界與宗旨，長久以來不斷變動與調整。的確，中國的概念之所以能綿延長久，原因之一或許就是它的不定形和具有爭議性。每一代中國人都在掙扎著，既要賦予它與自身世代相關的意義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同時又要從既往的歷史中汲取意義。在過去二百五十年中，國家、儒家文化與地理等深刻的歷史遺緒，都出現在界定中國及賦予中國人方向感的重要名詞之爭中。
「義」（Justice）的概念即是一個重要詞語，它是影響漢朝初年以來中國政策的關鍵儒家思想。在大哲孔子（西元前五五一年至西元前四七九年）以及和他時代相當的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心目中，「義」即是家庭之內、國家之內，以及國與國間適當、和諧的關係。根據儒家傳統，統治者的誠信比任何形式的程序正義更重要。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今天的中國人認為過去二百年外界對中國「不義」，這股委屈一直是中國國際事務的主軸。
規則和儀禮是中國許多思想系統（不僅限於儒家思想）中重要的部分。這些規則是由中國精英為自己制訂，用以規範在他們底下的人。這些概念大部分清楚地界定出階層，也訂出社會各階層成員相互的責任與義務。十九世紀世界大變化之際，許多中國人認為，他們被迫要加入以西方為首的國際新社會，其紊亂大於規律。追尋國際事務的通則因而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主幹，即使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很容易接受對他們有利的規則，而不願接受不利於己的規則。
一種自居中央的意識也是中國人思維極重要的成分。中國的鄰國自古以來接受中國文化的成分，也確立了中國一向居於宇宙中心的哲學。伴隨著中國在東亞居於最重要角色的信念，出現一種責任意識：中國是東亞區域不可或缺的大國。由於這個原因，有些中國人發現自己很難了解另一種不同的世界觀。這裡頭有些諷刺，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候都能開放接受外來思想，卻仍堅持認為中國思想可以絕對普遍地適用於天下。這源於一個人自我中心的信念與心胸狹隘、不知寬容，因此在中國歷史最關鍵的時刻，成了阻撓外交事務的障礙。
在思考中國外交政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時，千萬記住「義」、規則和中心意識這三個重要概念。但是，這三個概念只是種宏觀的看待方式，而非具體的準則。雖然中國的書寫傳統可以有助我們了解這些概念，但是，若是以為研讀《孫子兵法》（西元前六世紀的一本重要著作）就可以更明白中國在今天的戰爭或衝突中會怎麼做，是非常牽強的見解。今天的中國人，不論他們背景如何，絕對不會靠研讀古籍來訂定個人優先目標，抑或國家 and 國際事務的優先目標，這和今天的歐美人士不會先研讀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才做決定，如出一轍。但長久發展出來並經過試驗過的社會、文化概念，一定會影響他們關心的事務，並且有助於人民覺得自己的國家應當如何作為。
中國的現代外交關係史始於清朝（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二年）。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到了一七五〇年，它已粉碎在其北方邊境所有小國家的政治與軍事獨立，把它們併入日益擴大的中國版圖。清朝根據中國的條件以及中國的優越感，規範中國和其他鄰國（北起俄羅斯帝國、南迄東南亞以及喜馬拉雅山區各王國）的關係。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清帝國已在東亞建立一個唯我獨尊的世界。
清帝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要上溯到十七世紀初。當時，來自北境的形形色色王公開始在明朝部分疆土上崛起掌權（明朝自西元一三六八年起開始統治中國）。侵略者宣示的目標是征服全國，恢復在失德的明朝皇帝統治下已然淪喪的儒家禮教。征服者大軍的領導人來自一個通古斯族部落，過去稱作「女真」，現在自稱「滿洲」。他們勢力往南擴張，許多蒙古人、朝鮮人和漢人，以及東北的小部落紛紛前來歸順。一六三六年，滿人建國，國號清。一六四四年，清軍攻克中國首都北京，開始綏靖全國。明朝最後一個皇室宗親在一六六二年兵敗，於緬甸被擒、處決。
清朝公布的目標是要依據儒家經書所訂的古代智慧治理。他們宣稱明朝失敗是因為統治者鬆懈、軟弱，一連好幾代失去方向感。現在，滿人雖是外族入主中原，卻要重振中國的偉大。但是和高唱傳統與價值的許多政治領導人一樣，清朝皇帝隱瞞了一個事實：他們想依自身形象重新打造中國，使中國成為偉大的多文化國家。滿人的組織相當現代，不同於原先存在的架構，強調統籌運用經濟、技術和意識形態資源。他們依靠軍隊打天下，其軍隊與鄂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或甚至奧匈帝國的部隊的相似之處，還大過與明朝部隊的相似之處。他們依賴快速移動的騎兵、火器和大砲，以及綿密的後勤作業。他們意圖建立一個超級大國，讓所有不同族裔和信仰背景的人都找到順服聽命的位置。
儘管意識形態和軍事力量強大，若非康熙和乾隆兩位聖明天子長期在位，清朝或許也不會那麼成功。康熙一六六一年登基，一七二二年才駕崩。他的孫子乾隆則從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六年，足足在位六十年。祖孫兩代在中國的統治長達一百二十餘年，把大清的基業鞏固到一六五〇年代的人所無法想像的境地。他們也把個人特質貫注到他們創造的帝國中。康熙機敏有活力，對外在世界充滿好奇心，但強力保護他的權力以及滿人的權力。乾隆則有教養、勤奮，但是沒有他祖父聰明，因此在民政及政治事務的理論上相較有些空疏。但是兩人都了解他們統治的人民以及周遭世界，熟諳駕馭一個複雜的區域所需要的外交和軍事工具。
到了乾隆十四年（一七五〇年），清帝國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政府擴張到中亞、西藏和蒙古。與前朝不同，滿洲皇帝規範了帝國的對外關係，使得從朝鮮到緬甸的所有周邊小國，都明確承認中國以及清朝的霸主地位。國內方面，帝國承平，經濟擴張，農業尤其發達（同時中國也有相當蓬勃的製造業，其中又以瓷器和絲織品出口最有名）。水利和交通都有良好的開發，市場開始興起，交易的商品從土地到工具都有。中國是一個愈來愈專業化的社會，個人和家族之間的書面契約和協議扮演重要的角色。國家的影響在各行各業都可感受到，有點像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君主的絕對王權，大清希望控制臣民方方面面的生活，以及規範那些他們未能直接控制的人。和歐洲君王一樣，大清在許多方面也有失敗之處，但是他們建立的意識形態模式倒是由國家堅守到二十世紀清室傾覆為止。國家的無所不在和帝國擴張大夢有密切關係。乾隆相信清朝的統治具有普世意義，其原則理應讓所有在文化上能夠領會並運用的民族所遵循。這種普世主義超越一切，在十八世紀末期驅動帝國在其邊疆進行耗費不貲的軍事遠征。因為用兵邊疆的舉措，最終在十九世紀初造成國庫空虛。
歷史學家直到今天仍說清代中國褊狹、內觀。但是當時在區域內和康熙、乾隆對抗的人，絕對不會說他們是內觀的。清朝持續對外擴張，除了康熙在一六八三年征服台灣之外，他們的重心擺在陸地邊境。到了一七五〇年，乾隆的外交事務大體上以三個區域為主：中亞方面，重點是擴張；亞洲海岸，重點是貿易和朝貢；俄羅斯，重點是外交。所有這些方面的政策都經過統籌安排，讓大清皇帝能夠專心統治中國，同時消滅邊界上那些北京認為有能力威脅其統治的敵人。清朝自身以武力奪取中國，它要防止任何新的競爭者依樣畫葫蘆。
清朝勢力進入中亞是一個激烈衝突、乃至種族屠殺的戲劇化故事。十八世紀初，準噶爾是由蒙古人領導的一個強大汗國，掌有中亞西部至蒙古心臟地帶，並及於西藏邊界的廣大土地，其面積大約相當於現代的印度。準噶爾斷斷續續與清朝交戰七十多年。一七五〇年代，乾隆發動他所謂的「徹底解決」準噶爾問題的戰爭。在戰場上擊敗準噶爾人之後，他下令清軍追捕準噶爾精英，一律殺無赦，成為十八世紀種族屠殺的一樁標準事例。接下來，乾隆把準噶爾東部大部分地區及其南方一些小汗國併入中國，建立乾隆非常自豪的一個新行省，命名為「新疆」。
沿著亞洲海岸線，清朝同樣強勢，但不那麼殘暴。中國南方和東方的一些國家對北京的皇帝維持某種形式的朝貢關係。（唯一例外是日本，清朝認為它是朝貢國，但事實上完全管不了它。）從朝鮮到尼泊爾各國都依據某種形式的儀式表示恭順，譬如定期向皇帝上貢，與中國保持動態的關係。不過，所有這些關係性質都不一樣，並沒有像一些歷史學家所謂的全面的「朝貢制度」。其實朝貢比較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制度，中國文化是這些亞洲周邊國家許多精英團體自我認同的重心，中國一直是他們思想行為的重要參考（很像今天美國在歐洲人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朝貢國大多善於運用關係為自己爭取好處。小國家經常訴諸皇帝的宗主權，替本身取得貿易特權（有時候會把貿易包裝成朝貢），或取得中國的協助來遂行國內的權力鬥爭。
直到英國人和法國人在十九世紀抵達之前，俄羅斯是中國唯一的帝國鄰邦。儘管清朝決定尊重北方俄羅斯的領土，但雙方仍是非常不對等的關係。遙遠的距離和整體力量並不利於俄國人，因此他們很小心不去招惹清朝。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從今天蒙古邊境往東畫出一條邊界線。中國依據條約轄有整個黑龍江流域和今天俄羅斯的濱海省（包括庫頁島）。《尼布楚條約》有助於維持和平，並允許沿邊境進行特許的貿易。清朝放棄他們認為冰天雪地的北方荒原，放手向西擴張。中俄《尼布楚條約》是中國和歐洲列強簽訂的第一份條約，讓清朝見識到歐洲的外交做法。康熙皇帝從兩位高級外交顧問，分別是法國耶穌會教士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葡萄牙耶穌會教士徐日升（Tomas Pereira），學到很多。
除了俄羅斯和亞洲東部諸國，一七五〇年，世界其他地區與中國在安全領域的關係，遠不及文化知識方面的關係來得重要。康熙曾在朝廷接見亞洲島國代表、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命令底下學者要擴大了解這些外邦異域的知識。有一段時間，康熙與來自歐洲的耶穌會神父，如張誠、徐日升等過從甚密，他們呈給康熙有關天文學、軍事事務、建築和繪畫種種最新的發現。康熙很小心提防不讓他們或穆斯林、佛教僧侶有任何可能危害清朝政府霸業的傳教活動。教宗克勉十一世（Pope Clement XI）頒布了一道愚蠢的敕令，禁止中國教徒參加清朝的國家儀式。康熙遂於一七二一年下令禁止基督教傳教，但耶穌會仍留在中國，直至一七七三年清廷正式取締。然而，仍有部分傳教士繼續留在中國，例如乾隆的御用翻譯官錢德明（Jean Amiot），便於一七九三年在北京去世，比乾隆駕崩早了僅六年。
一七五〇年的清朝在亞洲的地位已經來到頂峰。乾隆皇帝喜歡誇耀帝國不畏外敵入侵，農業供應亦已自給自足。中國和亞洲大陸國家互動的形式由北京決定，雖然清廷不能越俎代庖，替其他國家決定政策，但透過外交、教育或文化，中國經常對鄰國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北京被公認是東亞區域的中心，吸引各方人士前來，關於思想、品味和流行的重要判斷當然是由北京發散出去。甚且，中國精英堅信大清政治制度是治理帝國唯一的合理方式，可作為亞洲、乃至全世國各國的標竿。
北京西北郊的圓明園完工於一七五〇年，是清廷國力鼎盛、威震寰宇的偉大象徵。乾隆御批興建這座林園，以展現他的美學知識和帝國威力。圓明園面積是北京市區皇室居住的紫禁城的五倍大，有意攬天下之勝於一園，有如十八世紀的世界博覽會。圓明園內亭台樓閣林立，有來自不同朝代的中式建物，以及來自中國內地、朝鮮和東南亞的建築和園景。但是最讓中國遊客驚豔的是在園後方的建築物，由來自米蘭的畫家、建築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設計成義大利巴洛克風格。主建物取名「海晏堂」，俯視中央噴泉，皇帝蒐藏的歐洲藝術品，包括乾隆最喜愛的法國鐘，都放置在這裡。
直到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侵入北京，大肆掠奪與破壞之前，圓明園象徵大清的驕矜自負和其首都的中心地位。一百二十年之後，我以學生身分首次來到這個中國首都時，圓明園舊址除了入口處散布一些反帝國主義招牌（「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以及幾塊窮農民的菜園之外，空空蕩蕩。對我而言，這是下午散步的好地方，也是與朋友相聚的幽靜地點，能夠避開北京遍布的窺探目光。但是有些本地人不肯進去，因為裡頭有太多寧可忘掉的歷史幽魂。
寫作本書的念頭，始於二〇〇六年某日，我在圓明園舊址散步時萌生。我在圓明園舊址對面的北京大學開課，講授中國與世界關係。動筆之後，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完成這本書（該讀的材料浩瀚如海，更慘的是，由於二〇〇〇年之後各方對中國的興趣大增，似乎每隔半年材料就會增加一倍。但拉著我堅持不懈的原因是：我需要向學生及其他讀者提供有關中國對外關係的知識修正），一方面強調文化轉變與中西融合的身分認同，與衝突和民族主義同樣重要；另一方面平等呈現傳教士與外交官、生意人與革命家、工人與老闆。傳統有關中國國際事務的歷史，直到近幾年，大多集中在各種形式的國與國關係。雖然討論政府如何發展外交政策並沒有不好，但是這樣的敘事不能讓我們了解國際與國內之間關係如何演進、或是不同群體的人如何互動的全貌。這樣的敘事太狹隘地集中在國家的核心功能（行政管理、交流、戰爭）所形成的建構與解構印象，並不契合大多數人如何看待他們自身和國際或外國互動的情況。
中國的史書編纂如此偏重國家，挑戰我要寫一本不一樣的書，從清朝傾覆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時，不會只側重國家復興。同時我也要解釋為什麼長期以來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國家是如此的重要——有國家的時候比起沒有的時候更容易抱怨。但是我不想要讀者相信，國家衰弱和國家力量是中國現代國際事務史上唯一重要的軸線。
我在本書不只討論外交和戰爭，我試圖帶領讀者更深入中國的國際歷史。本書處理的歷史是從上到下、社會不同群體活生生的經驗。當它專注於國家時（國家強大時期，本書自然會提到國家）是為了要綜覽中國精英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以及外在世界的角色。本書固然沒有全盤假設有個單一因素驅動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卻強調中國在現代的快速改變，以及中國吸收改變的獨特能力；也主張中國有能力融合中外或至少折衷社會認同，以及中國偏愛把別的地方建立的世界觀內化為中國的東西。這些要點並未推動歷史，但它們是有助益的指向，點出我要往哪個方向走，以解釋歷史。
本書的中心是中國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蛻變的故事。現在已是中國人把生活和實踐轉化為全球現代化參與者的時候了。擁抱新事物的中國人（若有機會擁抱的話）人數一向遠超過不擁抱新事物的人。中國人出國旅行、念書和定居，以便了解向他們敞開大門的新世界，從中汲取益處。從時間和重要性來講，他們和國際接觸的經驗非常像歐洲農民（例如我的祖父母們）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的新世界。市場很嚴酷，同時又令人感到興奮。市場存在機遇與危險、吸引力與恐懼，愈來愈讓在地理上、心理上都遠離它的人也逃脫不了和市場的關係。中國過去二百五十年的國際史，就是它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接觸的故事，也是中國人如何打造現代化、同時受現代化影響的故事。
破壞和暴力也在這個故事扮演重要角色。圓明園的歷史顯示，西方軍隊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侵入中國，所到之處造成極大破壞。但是就破壞和暴力而言，真正的災難起自二十世紀中葉，日本人進攻中國掀起大戰，特別就中國農民來講，恐怖一直持續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對許多中國人而言，戰爭和毛澤東主義結合成為完美風暴（perfect storm）。戰爭證明外部世界對中國懷有敵意，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則證明除了資本主義和外部影響，還有別的方法可以追求現代化。沒有前者，後者不會如此興盛。但實際情況是，中國在血腥的一九四〇年代，將歷史推向現代史上最大的悲劇：毛澤東時代的大屠殺、恐怖與自找的羞辱。在這段期間，約有二千萬人喪生，還有無數人毀掉一生。這些大多是中國人對其他中國人犯下的罪行，其傷天害理的地步使得中國絕大多數人至今寧可避而不談。這些犯下罪行的中國人受到共產黨想抄捷徑搞現代化的想法牽引，而這種想法也在二十世紀的其他地方造成巨大的破壞。
當毛澤東主義在一九七〇年代隨著毛的死而平息之後，中國開始蜿蜒曲折走回國際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道路，而這是過去一個世代的領導人繞道不走的路。中國有些歷史學家說，因為有毛派分子在過去數十年的大破壞，今天建設新中國的工作變得容易多了，他們說毛殺死了舊中國，卻在無意間留下一塊空白的畫布，讓市場發展能夠書寫其上。但我不敢如此肯定。一九七〇年代的中國有許多不同的方向可以走，例如從柬埔寨式的種族屠殺，到類似台灣的民主發展。市場發展的可能性已經在那裡，不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大破壞所造就，而是早在共產黨企圖摧毀它們之前，中國早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實驗市場整合。這些根源是本書故事的主幹，不只因為它們對現狀十分重要，也因為它們影響中國在十九、二十世紀的進程。
過去影響著現在。今天的中國深受其現代化轉型，以及內外壓力所帶來的變化影響。因此歷史是了解今天中國的外交關係最根本的基礎。在我們這個世代，有些人用中國多苦多難的過去當作它施行專制威權，或偶爾在國際上攫取權力的藉口。但其實不應該如此。在中國血腥的二十世紀，中國人對自身造成的傷害事實上遠大過外部造成的傷害，而且傷害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中國可以承接這段不光彩的過去，往兩個不同的方向擇一前進。一個選項是，中國可以在國力大盛下，愈來愈有侵略性，就像以往國勢衰弱時遭到列強侵凌，現在終於可以報仇吐一口氣了。但是如此外顯的敵意很有可能是內部持續衰弱的跡象，一個耽溺於過去、走不出歷史困境的中國，本質上仍不穩定。另一個選項是，中國依據它自身的價值和過去的教訓，與別的國家尋求合作。這樣的中國很可能國內是穩定的，因為它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和平的政治改革，因此得到更大的正當性，有個更有活力的政府。唯有時間可以告訴我們中國將朝哪個方向走，但不論它往哪裡走，走過之處，歷史將留下痕跡。
有些中國人喜歡說中國的歷史治亂相乘——幾千年來，中國從光輝燦爛走到衰頹，然後又復興。他們相信今天中國人正處於復興階段的開端——中國將在未來愈來愈成為中心、愈來愈強大。他們非常引以為傲，現在中國在許多領域都蒸蒸日上，走向世界強權大國。不論我們要從哪個角度看歷史，從十八世紀以來，即本書故事開始以來，已有一個根本改變——今天沒有人預期過去會回來，至少不會以從前同樣的形式回來。現代環境更注重未來而非回顧過去；中國人亦然，即便是那些相信歷史循環論的人也不例外。中國與世界的未來關係，表面上或許看似重現過去的格局，但其內涵無疑將是全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