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 | 不可靠的历史记忆与中国民族主义：告别纪念式历史观和受害者心态

编者按：历史认识一直是中日关系最为核心的议题。战后的东亚世界，无论是完成了战后民主化的日本，还是以“中流砥柱”自居的中共和对岸的中华民国，某种程度上合法性都源自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释。每一种政治势力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解释，这种解释决定了我们用何种身份与记忆进入历史，也注定我们在历史的阅读中只能找到符合自己身份和国族归属的答案。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这种“不同”，作为国际政治中权力竞逐的焦点，然而却常常忘记了一种常识：记忆之于人类的存在，本就是求同存异的结果。遗忘与记忆同样重要。

中共的历史观念，源自于对中国民族主义神话的锻造。不同于西方通过市民共同体的打造，中共的民族主义来自于列宁主义政党对于社会反复的锻造与动员。日本与其说是历史上的敌国，更不如说是中共的世界观念图谱中，必须战胜与跨越的障碍。因此，与东亚其他国家强调战争的伤痛与记忆不同，党国体制形塑的历史记忆体现出相当吊诡与自相矛盾的面向：一方面是怨恨式的历史记忆，强调当下国际秩序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偏袒和掩盖。另一方面，则是以情感勒索般的方式，凸显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以及战后雅尔塔体系的不可挑战。中共把今天历经民主化与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与帝国时代的日本彻底画上等号，从而隐瞒自己才是东亚地区最大的霸凌和威胁者的事实，把军事和领土野心用历史上的悲情作为幌子。

历史是有标准答案的，然而记忆却没有。历史中的正义与不义，本不该由民族国家的法庭来裁决，真正需要的是倾听与讨论和民主开放的公共文化。否则，历史研究就会成为各个国家争相扮演受害者与法官的闹剧，直到相同历史再次发生，侵略者用受害者的名义开始战争与新的霸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与记忆远未终结。

本文原载于最新一期《中国民主季刊》，由作者神户大学荣誉教授、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王柯教授授权、經《中国民主季刊》同意，波士顿书评转发（此篇编辑为朱天元）。

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历史科试题”争议说起

2020年5月，即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反送中”）运动尚未被完全镇压之前，香港又发生了一场“中学文凭考试（DSE）历史科试题争议”。产生争议的试题内容为：“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有趣的是，争议双方都使用了拙著《亦师亦友亦敌：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来作为反驳对方的材料。出题者提出：“书中其中一个最值得我们深思的研究结论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国家思想是要建设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即“中华民族”，而这种“建设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思想，恰恰是从梁启超到孙中山等众多民族主义知识份子自日本接收过来的。若从利弊论，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实质上是师承日本。”1

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一说自然另当别论，但试题的重心显然是在强调应该用更宽阔的视野看待1945年之前的20世纪中日关系，但这也遭到了香港行政当局的强烈反对。他们的意见是：“资料C本身也不是一个十分确切的‘利’。日本驻清国公使矢野文雄有撰文提及‘将来清国政府会主动不断向我国送來学生，因此在不知不觉中我国的势力会在东大陆得到增强’，也有历史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当時想到的是通过接受清国人留学，培植一个亲日的中国社会精英层’。”这里援引的资料也是来自拙著《亦师亦友亦敌》2，但香港特区政府此时对历史事实的取舍标准，显然只是是否可以用来证明日本“为敌”。

发生在香港特殊历史时期中的这场“历史科试题争议”说明，所谓有关“历史真相”的争论，从本质上来说常常就是历史观之争。这种特点在极权体制下会表现得更为突出：体制外的教育工作者希望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上看待历史事象，而体制派的官僚们却会将“历史”放进统治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中。香港行政当局通过这场表演告诫香港市民，今后一切对1900-45年间中日关系的回忆、理解、解释和评价，都只能是鼓励对日仇恨和为反日民族主义正名的性质。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打着一国两制的牌子，但香港行政当局的态度证明，中共对香港社会的控制已经深入到了思想的层面，他们甚至不许香港人民有自己的历史观。然而这一想象值得引起我们深思：为什么中共当局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去控制人民的历史观？在中国当局通过大肆展示武力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造成中国民间反日民族主义再次进入亢奋状态的今天，中共为什么会钟爱这种纪念式历史观的问题就更加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尼采：“纪念式历史观”批判

“纪念式历史观” （monumentale Geschichte）的概念出自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尼采，他很早就注意到历史观会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1874年，尼采出版了《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反時代的考察》文集第2篇）一文，他在其中说到：“生活的确需要历史为之服务”，这是因为历史可以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但是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历史的方法、也就是不同的历史观，可以分为纪念式（或称纪念碑式）的、怀古式的与批判式的三种历史观：“如果一个想做出伟大作品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的历史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能够对传统的和可敬的事物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做一个怀古的历史家来利用过去；而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代价抛弃包袱，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的历史”，即判断和批判的历史。”3

尼采对“想做出伟大作品的人”所钟爱的“纪念式历史观”极其反感，他的分析能够让我们联想到乔治・奥威尔在《1984》第二章中的那句名言：“党的口号是：‘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也就能控制过去。’”先哲们的思想也在警示我们要从本质上认识许多今天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例如9月3号的“大阅兵”。

从表面上看来，纪念式历史观是一种以伟大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构建历史脉络的历史观4；但尼采指出，这只是一种“伪装”，“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今天纪念过去的真正目的，在于消除一切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力量，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威权：“在这层伪装之下，他们将对现有的强大力量和伟大事物的憎恶装扮成对过去的极端崇拜。”5也就是说，纪念式历史观之所以对“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来说尤为必要”，因为它可以让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即垄断对历史的诠释权。他通过纪念式历史观要告诉人民的是：世界上除了他之外，一切的“榜样、教师和安慰者”等“伟大的东西”都是“无法从他的同时代人中找到”的。这不仅可以让他把历史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工具，更主要的是可以让他借古压今，打压异己，反对社会改革，抹杀一切进步思想和势力。

尼采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上，这种目的在于强化统治者权力的“纪念的历史靠错误的类推而存在”8，而其手法就是“削弱动机和契机的差异”，“只讲结果，不讲原因”。9因此尼采断定：“只要历史过去主要是当作一个模仿的榜样来用，它就总有被稍稍改动、略加修饰和近于虚构的危险。”10而中国大陆当局所鼓励的关于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记忆（包括历史书写），事实上都是这样一种经过中共的纪念式历史观加工后出笼的产品，其中更多的是为了鼓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鼓励仇恨的成分。但错综复杂的近代中日关系，显然不能按“只讲结果，不讲原因”的违背逻辑的方法，仅仅通过强调“仇恨”就可以被说清楚的。

不同于中国当局的做法，中日两国学界从多个层次和不同角度上分析和理解中日关系的性质。有的人注意到了明治日本的思想和近代国家制度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强调近代日本是近代中国之师；有的人看到了日本朝野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和一直延续到此后的中日两国思想家和民间人士之间的相互交往，强调近代日本是近代日本之友；但是毫无疑问，更多的人的观察聚焦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强调近代日本是近代中国之敌，中国大陆的学者多属于这一类型。

无论为“师”或为“友”或为“敌”，人们当然都能够找到事实根据来支持自己对近代中日关系性质的定义。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学者们的这种做法其实也没有摆脱历史观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到，或“师”或“友”或“敌”，他们的视点大都只聚焦于其中一点上而已。然而三种关系都是围绕着如何建设近代国家的问题而形成，所以三种关系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必然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换言之，如果聚焦一点而不顾其他，尤其是只聚焦于为“敌”而无视为“师”为“友”的部分，不仅要误解近代中日关系，还必然会落入到那些“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即统治者所挖好的为强权张目的纪念式历史观的陷阱里。

东亚独特的“民族”主义链接的“师”“友”“敌”关系

中国人开始注意到日本，是与萌发了建设近代国家的思想分不开的。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分水岭，中日关系的性质由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明治日本的富国强兵政策及所取得的成果，引起了清朝政府和清国精英阶层的注意。1896年清朝政府主动开始派遣中国青年到日本留学，目的就是为了考察和学习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经验。甲午战争后开始的日本留学，在日俄战争后达到高潮，1905年为8000余人；1906年以后冲到了1万人以上；1904年5月开校的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1期学生94人，日俄战争接近尾声的05年5月里入学的第3期学生多达201人，06年10月入学的第5期更达到了843人。

到日本学习政法尤其受到清政府的鼓励。1904年清国驻日公使与法政大学总长梅谦次郎促成“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最初1年，之后由增加至1年半和2年），宗旨是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内为清国培养出掌握近代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人材，课程内容都是来自于西方的近代社会科学知识。从1904年5月第1期入学到08年4月第5期毕业，包括补习科共有1215名留学生毕业于此，其中包括汪精卫、戴季陶等人。1905年9月又建立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预科1年本科3年。政法类外受青睐的是学军事：蔡锷、程潜、唐继尧、阎锡山、蒋介石、何应钦、孙传芳、许崇智、蒋方震……，多不胜数。原因：投笔从戎进入日本军校、体验日本军队生活之后回国从军，立刻就能出人头地。

1905年出现了“留学生抵制运动”，但决心以日本为“师”的清朝继续鼓励留学。张之洞与当时清国驻日公使杨枢（穆斯林，汉军八旗）尤其支持留学运动，杨枢还积极协助为清国招聘日本人顾问，安排清国官僚到日本视察，在日本教官的帮助下，清朝逐渐建立了近代的教育、司法、警察等制度。故有人说“清朝末年期‘新政’，实际上就是清朝最高统治者‘以日本为师’，自上而下开展的一场学习日本的改革运动。”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清朝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外国政治制度，12月以宗室镇国公载泽为首30人的庞大视察团来到日本，受到日本政府高度重视。载泽归国即提出《奏请宣布立宪密折》，06年9月1日慈禧宣布“预备立宪”，08年8月27日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明显从明治宪法抄袭来的。

清国青年到日本留学，也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清国最初是在驻日公使馆内开设“东文馆”，聘请日人教习；但日本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立命馆大学和京都大学创始人）认为“仍说华语，难以成就”，提出不如直接送入日本的学校学习。1898年（明治31年）5月7日，时任日本驻清国公使矢野文雄到清国总理事务衙门，主动提出：“今闻清政府设立文武专科、变通武备等急需人才，然造就人才之道在于教育学生。如清政府有意向日本派遣学生，日本政府当接受多名学生进行教育，为之提供费用。”

日本政府政府帮助清政府进行近代化，当然也会考虑到了自己的国家利益，甚至还有将中国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成分。11这种既利人又利己的想法和做法，在一个主权国家成为国际社会基本单位的时代，本来无可厚非。但近代中日关系其后之所以会发展到“师”“友”“敌”三种关系并存，与近代中国接受了发源于日本的近代东亚独特的民族主义（“民族”和“民族国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简而言之：日本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师，之后又成为帮助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友，最后却变成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敌。

来到日本的除了留学生外，还有对清朝的体制改革失去信心的在野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许多人的最大的政治目标其实就是推翻清王朝，这是最后造成“师”“友”“敌”三种关系并存的基本原动力。他们从另一个角度开始学习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经验，并因为这层关系在日本找到了许多支持他们的友人甚至是盟友，这个经验就是建设“单一民族国家”。在这样一群人中，以梁启超和孙文以日本为师的活动尤其值得重视。梁启超虽然通过日本学到许多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把诞生在日本的“民族”思想当做为世界近代的nation思想传到了中国。

1899年10月，梁启超将日本国体论代表人物加藤弘之鼓吹社会进化论的《强者权利的定义》译为《论强权》以“梁公”名字发表在《清议报》上，将“民族”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形式首次介绍给了中国。“凡动植物世界及人类世界，当强弱二者大相悬隔之时，则强者对于弱者之权力，自不得不强大。因强大之故，自不得不暴猛。……人类亦然，昔者野蛮世界，强大之民族对于弱小之民族，其所施之权力必大而猛；又同一民族中，其强者对于弱者，其所使之权力必大而猛；不宁惟是，文明人民对于半开及野蛮之人民，其所施之权力必大而猛。是无他故，皆自强弱之悬隔而生，强也弱也，是其因也。权力之大小，是其果也。其悬隔愈远者，其权力愈大而猛，此实天演之公例也。”但是梁启超没有注意到，加藤弘之在原文中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德语的nation与英法语的nation的不同意义，致使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误将“民族”当成了世界近代史意义上的nation 接受进中国。

“民族”作为进化论的话语出现，已经证明了它的种族主义实质。但德语的nation的意义不同于英法语的nation，它是一个血缘共同体。而世界近代史意义上的国家近代化即建设nation state，其目标是在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上建设一个具有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的共同体，与生物学的要素毫无关系。但是，产生于东亚的用汉字书写的民族，虽然出自于nation，本质上却是一个强调血缘关系的种族共同体，更与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而这种将血缘共同体的种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混为一谈的“民族”主义能够在东亚大行其道，是因为日中两国都有着宗法制和家国同构（family country isomorphism）的传统文化和制度基因。

孙文领导的同盟会实质上也是以此德语或德国式的nation为思想根据，号召建立汉人的“民族”国家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同盟会的活动之所以能够得到了日本朝野、尤其是在野右翼人士的大力支持，就是因为同盟会按照国家是一个血缘共同体的原理所打出的“驱除鞑虏，回复中华”的口号，让他们看到了日本进出大陆，将满蒙地区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希望。自从“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本朝野中就产生了在黑龙江一带抵抗俄国势力南下的的强烈愿望，被称为玄洋社海外工作机关的“黑龙会”（Amur River Society）即因此诞生。

东亚的“民族”思想的母国日本，当然也是把以追求民族即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的。尤其是那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大陆浪人们，更希望以带来国家利益向社会证明他们的存在价值。按照黑龙会编撰的《东亚先觉志士列传》之说，孙文当年曾经答应过他们，革命成功之日即将满洲拱手相送。但革命成功之后，孙文却没有履行当年的承诺，因此引起了当年支持辛亥革命的日本“友人”的强烈不满，其后一度喧嚣尘上的民族西来说和图兰民族同胞说更让他们找到了进出满蒙的根据。这些都为日后的满洲事变和中日战争埋下了种子。而以血缘共同体为政治共同体基础的东亚独特的民族国家（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民族’的国家”）思想，不仅从性质上不符合nation state的基本原则，与中国传统国家思想“天下思想”也是背道而驰。也正是在这种“民族”的国家思想影响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识变得更加强烈，近代中日之间的敌对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激烈，而近代日本曾为近代中国之师之友的关系性质也越来越遭到淡化。

布罗代尔的“三时段论”

近代日本与近代中国之间无疑是师、友、敌三种关系并存，但是从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更为重大影响的角度来看，三者中的哪一种关系才更应该受到后人的重视呢？其实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难，因为三种关系虽然在时间上都是发生在近代，但它们却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上被发现的。

认为近代日本主要为近代中国之“师”的观点，看到的是中国的千年之变。中国思想家和清国留学生因为在明治日本受到了近代人文思想和近代普世价值的熏陶，初步具备了近代的民主思想；而清朝政府和民国初期政府则通过学习日本，开始尝试建立符合近代国际秩序的政治制度（例如清末新政）；这些行动的本质，是要从制度上否定了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和国家形态，从思维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与一场战争、一次改朝换代不同，以近代日本为“师”者看到，近代日本的思想能够用来解决历史性地积淀在中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的、根本性的问题，例如梁启超1901年在日本提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近世“一切文明之母”，首次把个人自由与“文明”也就是社会进步非常具体地联系了起来。包括“三大自由”的思想，这些当年以近代日本为“师”者们提出的目标，至今仍是中国人民的崇高理想，而它们之所以难以实现，又反证了它们要扫除的是长期历史的积尘，而要带来的是千年一变。

认为近代日本主要为中国之“友”的观点，看到的是中国的百年之变。它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历史背景的，那时的东京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支持同盟会的黑龙会之言），许多日本朝野人士直接对革命派的行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支援。但也正是出于“辛亥革命”的需要，东亚独特的“民族”的国家的思想得以披上nation state的外衣进入了中国；正因为如此，这场“革命”虽然从形式上结束了帝制，但事实上变相的君主专制体制在中国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是说，从实质结果上来看，辛亥革命充其量不过是改了行头的改朝换代的百年之变。

认为近代日本主要为中国之“敌”的观点，看到的是中国的十年之变，它主要聚焦于1930年代至1945年的战争。因为1894年的甲午海战打醒了中国人，让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尚具有一些为“师”的性质；而20世纪以后的那场侵略中国的战争，无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但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并非像有人故意歪曲的那样，在战后80年间日本政府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没有对那场战争做出深刻的反省；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日本政府之所以持续40年以上，向中国进行了金额达3.6兆日元以上的巨大的经济援助（对中ODA），以帮助中国奠定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对战争犯罪的反省意识之上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上被发现的不同性质的关系，其代表的意义和重要性自然也不同。法国年鉴学派也是新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其1958年发表的《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長期持続——歴史と社会科学」）中，提出了关于历史时间具有短、中、长三种形态的著名的“三时段论”。“短时段”对应的历史形态是“事件”，以年、月、日为单位，指的是以“快速节奏”迅速过去的，如尘埃般的事件或事态；它即使在当时具有强烈冲击力，也很快会被人们遗忘，所以可以被称为“个体时间”。“中时段”对应的历史形态是“局势”，指在短时间内的10年、20年、50年以至一二百年内以“较为缓慢的节奏”发生、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社会变动，可以被称为“社会时间”。“长时段”对应的历史形态是“结构”，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经常起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以一个世纪或几个世纪为单位，以“几乎静止的节奏”缓慢变化，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才能发生变化，所以可以被称为“地理时间”。

布罗代尔之所以提出三时段论，是因为“经过反复的历史考察，历史学家们发现了关于时间的辩证法，即瞬时与缓慢流逝的时间存在着尖锐的深刻的和反复无穷的对立。”12也就是说，发生在某个年代的某个历史事件可能具有其特殊的意义，但是如果把它置于连续不断的时间线上，与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重新审视，这个历史事件可以在一个完整的历史时间中得到新的认识从而获得新的意义。因此，在三种时段中，布罗代尔最看重“长时段”；因为只有通过长时段视点上的结构性变化，才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前进速度和发展方向，才能够接近历史的深层：“历史深层的运动决定着法兰西各历史时期的前进速度和发展方向。借助长时段来考察历史的深层还真是个好办法，……在国家文化，社会，对外关系等方面寻找并发现地下的暗流。”13

布罗代尔的三时段实际上指的是“历史的三层结构”。一个完整的“历史时间”是由“长期波动、中期波动、短期波动”这三层结构所构成的，每一层相互叠加、相互影响但节奏不同。他主张，理解历史应从这三层结构的视角出发，抓住历史表层到深层的整体动态。“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的重新思考历史总体。用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出发，由历史事件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14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长时段的理解才能掌握历史的深层，之后才能够真正理解一个历史事件所代表的意义。

布罗代尔认为短时段上的历史考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短时段是最任性和最富欺骗性的时间。”15这是因为与社会学家平面观察社会的“社会时间”不同，社会是在不停运动的。16因此，布罗代尔主张要既从“局势”的变化中发现历史变化的周期性，更要注意通过“规模以百年计算的长时段和超长时段的历史”17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化；因为通过中时段的视点发现历史变化周期性，通过长时段的视点发现社会结构及其变化规律，才能够考察出历史的前进方向。而在一个短时段中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深层震荡中翻起的火花、尘埃而已，对历史不起重大作用。也就是说，发生在短时段上的历史事件，根本代表不了历史的主流。

由此看来，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更为重要影响的，无疑是促使中国发生千年之变的近代中国以近代日本为“师”的关系，因此也是我们最应该重视的关系。

我们提出三时段说并不是要说可以忘记战争，而是说作为一个短时段上的历史现象，它并不能完全代表历史的主流和方向。历史已经证明，只要不受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的影响，由短时段上的战争带来的创伤是能够被抚平的，包括发生20世纪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美日之间、法德之间等等都可以成为例子。

不可靠的“历史记忆”

让我们再次回到尼采。因为尼采在历史观的问题上很早就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要想幸福地活着，就要摆脱“历史”加在人们身上的锁链。这是因为，过量的历史感觉会使人看不到个人人格存在和发展、成熟的价值，从而“损害了生命的可塑力。”18在哲学家尼采的意识中，维护生活本身的价值和创造幸福是一切人类活动的中心。但是，“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19尼采因此提出，“如果不想让对过去的回忆成为当代的掘墓人，就要确定上述这一程度和回忆的限度。”20尼采在提出“历史感觉的限度”的同时，甚至还提出了具有记忆天性的人类需要学会“遗忘”的提议：“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21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够发展和前进。22

尼采之所以会如此对历史、历史感觉和历史记忆保持警惕，是因为他通过对历史观的分类和整理，看到了这样一个近似残酷但却真实的事实：无论是一个国家或是一个个人，包括在任何时代中、任何文化环境里、任何民族共同体中的个人，其对现实生活和未来发展的期待，才是他们采用某种历史观和产生了解某个历史事实的愿望的标准：“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需要对过去有一定了解，不管这种了解根据他的目标、力量和需求，是通过纪念的、怀古的，还是批判的历史而取得的。……只有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不是削弱现在或是损坏一个有生气的将来，才有了解过去的欲望。”23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时代、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来说，“历史记忆”都是为了服务于当今利益和未来发展的需要而被建构起来的，因此其中很多描述并不可以信以为真。

当代心理学也已经反复证明，人类记忆与人的主观意志是不可分的，因而也是不可靠的。例如，美国心理学家罗芙托斯（Elizabeth Loftus）等人通过“大卖场走失”等诸多试验证明了人们大多会产生“错误记忆”（或“虚假记忆”，false memory），即能够回忆出过去根本不曾发生的事件或是对已经历过事件的错误回忆，“不仅儿时的记忆不可靠，成年人也可能被植入虚假的记忆，从而使得自身的历史被改写。”24洛芙迪说：“‘记忆是可塑的，和口头流传的故事一样，每当我们重温记忆时，它们都会发生细微的变化。’它们会受认知、心态、知识甚至人们回忆往事时和谁在一起的影响，这会促使人们对生活中常遇见的某件事产生新的视角。她说：‘记忆本质上是大脑神经网络的激活，这些神经网络被不断修改。因此，每次回忆时，新的元素可以很容易地融入，而现有的元素则可能改变或丢失。’”25

影响出现“错误记忆”的外部因素众多，包括事实发生与记忆之间间隔的时间长短、进行记忆时接到的警示、加工时的情境与心境、来自外部的暗示、人格特质、认知方式、自尊等26。但最重要的，还是当前的知识、信仰、情感和感觉会扭曲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记忆，人们可能会基于当前的情感状态或信仰，对过去的经历进行重构，即进行选择性遗忘和记忆。德国历史学家莱茵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的“历史时间”理论，从构造上更清楚地解释了“历史记忆”为什么是现实的产物。科塞勒克认为，人类社会的任何时间其实都是“历史时间”，因而任何一个“历史时间”其实都是由过去的经验、现在的体验和对未来的期待三个层面构成，而来自过去的“经验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和针对未来的“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会影响到人类现在的思想与行动，至于如何影响，就“与社会和政治行动，与具体的行动中的人和遭遇苦难的人以及他们的机构和组织密切相关。”27所以，“经验是存在于现在的过去”，为了现实的需要，人类不仅可以随时改变自己对未来的期待，也会为了现实需要而对自己的各种经验进行选择，或者是记忆，或者是遗忘。

“历史记忆”是人类出于现实需要而本能地生产出来的。无需赘言，因为“历史记忆”能够也必须成为煽动民族主义的工具，在极权主义体制中，“记忆”的内容和形式都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在极权主义体制中，“历史”一直不会成为真正的历史，背负着对“将来”的期许，“过去”一直在向“现在”延伸，为了服务极权主义体制而被不断再生产，“过去的在场”（The presence of the past）因此也发生在人类生活的各种场合。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最终决定个人、组织和国家如何认识某种历史现象的，不是历史的真相，而是这个人、这个组织和国家的历史观。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在中国“历史”受到格外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语中有一句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名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般都认为这句话出自“革命导师”列宁之口，因而在中国被视为一个绝对价值。但事实上，列宁著作中根本没有出现过这句话，它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北京人艺根据苏联作家沙特洛夫的剧作《列宁与第二代》改编而来的话剧《以革命的名义》中列宁的一句台词而已。28台词原文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江泽民（中国前国家主席）在1998年访问德国演讲时，把它改为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而在国家机器开足马力进行的宣传之下，尼采所提倡的“遗忘”被上升到道德伦理的高度并遭到彻底批判。

但事实上，中共口中的“过去”是一个非常机会主义的概念。“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只是要人民一定不能忘记共产党教给你的东西。例如，今天在中国忘记了民国政府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历史不会受到谴责（中日两国军队之间进行的22次会战中有21次的中方军队是国民政府军），忘记了毛泽东战后多次向日本各界人士表示有了“皇军”的侵略、中共才得以取得政权的历史不会受到谴责，忘记了1972年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援助的历史不仅不会受到谴责，这些“遗忘”甚至受到鼓励。也就是说，这句源于苏俄的“共产主义革命”、如今在人民中国大行其道的话语，只是为了从人格的层次上绑架人民，让他们随着中共的民族主义指挥棒打转而已。

但普世的历史观却不会像“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的话语所表达出的思想那样，把要求人类不忘过去的仇恨作为历史记忆的目的。西班牙文學家桑塔亞（George Santayana）说：“不能记住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句话被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的墙上。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1995年6月1日于德国联邦议会发表的关于“驱逐历史”的演讲中更加清楚地阐述了历史记忆与现在、未来的关系：“不了解过去的人，无法理解现在，也无法塑造未来。”

其实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也强调为了塑造未来而记忆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典故出自于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纪》：“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通过原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典故的前者（前事之不忘）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而后者（后事之师）才是唯一的目的。我们从《史记》中的这个典故还能读出更深的一层意义：不是由统治者教育人民，而是由人民教育统治者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作为统治者之所以要对比古今，就是为了深刻理解“当世”人民所处境况，从而理解一个政权何以盛何以衰的道理，检查其使用“权势”是否得当。也就是说，正确因而普世的历史记忆的目的是走向更幸福的明天，而不是为了让人民牢记并固化昨天的历史仇恨而来的。29

而尼采之所以担心“历史的滥用”，就是因为他看出历史最容易成为民族主义的工具。因此提出“历史记忆”不能用来固化过去的“仇恨”，而是让“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他们的希望。”30尼采的担心并非无的放矢，他针对的是19世纪中期以后兴起的狂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Deutscher Nationalismus）思潮：“德国人为了塑造德意志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需要在德国的历史中寻找根源。”31他说道：“因为我相信，我们都正患着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而在“恶性的历史狂热病”中“塑造德意志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发现“让我们这个时代引以为荣的历史与文化”的行动，最终只能导致“民族毁灭”。

“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但即使它是一种美德，歌德的断言也可能是对的，即，当我们在发展自己的美德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发展了我们的错误。而很显然，过度的美德与过度的罪恶一样，能毁灭一个民族。”32也就是说，在“恶性的历史狂热病”中被塑造的德意志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发展起来的民族美德，历史上可能并不存在。但一旦被塑造出来，变成让人必须尊重的“很久很久以前”的古训以后，就会像“这个‘芝麻开门’的咒语给人类带来了战争、痛苦和疲惫”一般，使“过去”的“美德”成为束缚人民难以进步的越来越沉重的锁链。33

尽管尼采反对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在当时不受欢迎，之后德意志所走过的道路却以事实证明了伟大哲学家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人类思维规律的深邃思考之上的。今天，那场挂着追求民族（血缘共同体）利益名义的战争尽管已经过去了80年之久，但是当“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句甚至无法进行逻辑推理的话语再被叫响、隆隆战车和战机的声音响彻天安门的时候，不免让人嗅到了“敢于行动和拥有力量的人”正在用纪念式历史煽动民族主义，鼓吹通过战争实现统一的战争气息。

所以，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复习尼采的那句话：“尽量远离原因”的“纪念的历史永不能拥有完全的真理”，34以为战后80年祭。

王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Skyline Scholar，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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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鄧正健《香港文憑試歷史科試題爭議——制度敗壞，更需認真談論歷史》，評論，深度，端傳媒 Initium Media (theinitium.com) 評論深度，2020-05-21。

² 《政府當局於2020年9月9日就葛珮帆議員於2020年5月20日就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擬題機制提交的函件(載於立法會CB(4)893/19-20(02)號文件)作出的回應》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ed/papers/edcb4-893-4-c.pdf

³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页。

⁴ 同上，17页。

⁵ 同上，17页。

⁶ 同上，11页。

⁷ 同上，14页。

⁸ 同上，15页。

⁹ 同上，14-15页。

¹0 同上，15页。

¹1 「機密第四拾壱號信、清国留学生ノ教育引受ノ義ニ関シ啓文往復写相添申進ノ件」１．留学生派遣ニ関スル在清矢野公使具申并ニ回訓　附在英公使へ仝件通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2081617000、在本邦清国留学生関係雑纂／陸軍学生之部　第一巻(B-3-10-5-3_1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¹2 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175页。

¹3 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411页。

¹4 同前，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183页。

¹5 同上，177页。

¹6 同上，200页。

¹7 同上，176页。

¹8 同前，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2页。

¹9 同上，3-4页。

²0 同上，2页。

²1 同上，4页。

²2 同上，3-4页。

²3 同上，25页。

²4《為何會記得不曾發生過的事？你的記憶真的可靠嗎？——神奇的心理學》, https://pansci.asia/archives/119567；

²5《你的童年记忆可能是假的：科学家揭示人类的记忆有多不可靠》，《澎湃新闻》06-24 ，https://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3755832&from=wifiKey#；

²6 韩雨枊：《错误记忆的研究范式及情绪影响因素综述》《社会科学前沿》, 2023年12(8): 4252-4260页，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paperinformation?paperid=70105

²7 ラインハルト・コゼレック「〈経験の空間〉と〈期待の地平〉 二つの歴史学的カテゴリー」

https://cogito-hermeneutique.hatenablog.com/entry/2014/01/27/162322

²8 老周望野眼：《“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出处小考》，《澎湃新闻》澎湃号、澎湃客2020年4月26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100911；沙特洛夫俄语剧本中的原话是“是的，我们必须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只有那些微不足道的人才会忘记，而忘记，这就意味着背叛！”剧本由侯华甫翻译为《以革命的名义》。

²9 1995年6月1日第13届联邦议会第41次全体会议记录，第03183页；https://www.bundeskanzler-helmut-kohl.de/quellen-1/zitate/deutsche-geschichte/?utm_source=chatgpt.com

³0 同前，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8页。

³1 王维佳、张旭鹏主著：《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278页。

³2 同前，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序言Ⅱ页。

³3 同上，2页。

³4 同上，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