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佳妮 | 国民外交运动：“弱国无外交” 与发动大众力量
編者按：本20世纪中国外交知识如何从精英领域走向普罗大众的呢？学者赫佳妮的最新著作《走向大众：近代中国外交知识的传播与重构》为我们描述了这个历程，并强调其“运动化”过程如何在革命宣传中注入情感动力，同时指出需以纪律规范避免失控，从而实现激情与纪律的平衡艺术。清末拒俄、抵日运动至民国五四、抵制日货浪潮，民众透过抗议实践接触外交概念，20年代涌现国民外交团体，发起示威、宣传讲座，推动“完胜”外交流行，却引发盲目排外忧虑。作者重审“弱国无外交”口号，引用欧洲德法外交（如塔列兰维也纳会议、普法战后静默外交）、日俄弱势案例、土耳其、暹罗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历史镜鉴，证明弱国可凭智慧手腕维护利益，主张“弱国更需外交人才”，反思军事与外交平衡，避免强硬偏颇。但是，在20世纪中国外交知识大众化进程中，民众力量取代了精英外交家，成为弱国外交的可靠支撑，“飞扬民气”与“不屈精神”成为外交后盾。为此，外交壁垒被打破，学习实践转向全民行动。“国民外交运动”成为核心路径，然而作者指出国民外交运动“运动性”过剩而外交色彩不足。
本文选自《走向大众：近代中国外交知识的传播与重构》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今天回顾百年前的这段国民外交运动历史，似乎隐隐可以看见民族主义情绪主导下的”战狼“外交身影。出版社授权刊发。
在“外交”披上了“胜败论”的外衣之后，迅速吸引了普通民众的目光。从清末的拒俄运动、抵制美货、争利权，到民国初年的抵制“二十一条”运动、巴黎和会之后的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后的抵制日货运动，普通民众在这些抗争运动中接触外交概念并参与外交实践。20世纪20年代，更多的国民外交学会、团体组织兴起，以“国民外交”的名义发起各类经济绝交、示威抗议、游行运动，也组织各类有关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宣传讲座、编印报刊手册、创办期刊杂志。
随着追求“完胜”的外交在普通民众、日常读物、街头巷尾流行起来，新的担忧出现了。其中最大的担忧莫过于激烈的运动容易导致盲目排外。在诸多外交精英看来，即便民众之中潜藏的力量已经不容忽视，但是他们仍无法自发独立地胜任对外交涉事务。他们甚至批评缺乏基本外交知识的民众妨碍外交谈判的推进和协议的达成，这反而为外人提供口实。正如钱基博在《国民外交常识》中所言：“国民外交常识之未备、鲁莽从事、反足启戒心而滋口实。”因此，如何处理民众参与对政府外交的影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使国民的参与既可以“增进外交之势力”，也防止国民外交运动“招致外交秘密泄露之弊”。在民众参与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实的背景中，如何既发动民众参与外交，又能引导其在严格的规训中认识外交，从而充分有效地利用大众力量，这是本章要探讨的问题。
外交知识的大众化不是在书斋中自然发生的，而是在实践中被着意发动的。革命宣传和动员为运动起来的外交知识提供了充沛的情感动力。这使舶来自欧洲的精英外交概念得以扎根于国内的革命土壤，并在中国革命的基调下走向世界。然而，“运动化”的外交知识中潜藏着过于激烈、流于武化、情绪化的风向。所以，对运动的指导与控制同样重要。外交知识的“运动化”实质上是一种纪律与激情的平衡艺术。
重审“弱国无外交”
1929年11月，《生活周刊》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已成为我国的口头禅了，大概的理由是凡办外交须有相当的军备作后盾，方有胜利的希望，否则任你有天大的外交手段，也是无济于事的。这种理论我信疑参半。盖我国对外一切的交涉几无一件完满的结果，像破天荒济南浩劫，照公理来讲，其交涉胜利定属我国，那【哪】里知道其结果会这样的使人失望呢？这样看来，弱国无外交，是无疑的了。那么，无军备可言的我国外交部却仍旧设立着，废约的声浪高唱入云，而其交涉结果，都是如强盗打官司，场场输。这些原因还是弱国无外交？抑或世界大国的不讲公理？或外交者缺乏才能？请你赐我一个详细的答复。
《生活周刊》创刊于1925年，以城市平民大众为主要读者群体，刊文内容紧贴民生，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为了同读者直接交流，该刊开辟“读者信箱”栏目，解答读者在生活中遇到的大大小小的疑难问题。从求学教育，到就业任职，再到婚姻家庭生活，各类主题都囊括其中。《生活周刊》以读者的“一位好朋友自任”，回应读者提出的问题。上述有关“弱国无外交”的信件正是当年度周刊收到的两万多封读者信件之一。
“外交”确实已经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流行起来了。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已经突破精英话语，深入聚焦民生百态、平民生活的大众周刊，而且激起了民众讨论的自觉与热情。然而，随着“弱国无外交”口号的广泛传播，如何解释其含义也引发了争议。军事基础和胜败结果固然重要。但是，若由此将外交简化为“弱国必败”，则既遮蔽了国际政治中的复杂现实，也削弱了“外交”的价值和意义，最终使“外交”沦为无用之物。因此，在“弱国无外交”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警醒大众不能因此忽视外交、放弃外交。各类大众
读物也放眼世界其他“弱国”，不断提及他们如何在不同的“战败”或“屈辱”的历史情境中通过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
欧洲外交史上的“弱国”首先吸引了诸多论者的目光。这种关注并非偶然。国际法观念以及现代外交的经典概念和实践范式——依靠智慧、凭借和平手段处理国家间关系——正是在欧洲战争与冲突的历史中逐步成型的。在时评、教材、抗战宣传册、历史读物中，德法外交是他们经常讨论的对象。从 19至20世纪，德法两国在多次交锋中，战胜国与战败国身份多次转换，为中国知识界思考“弱国外交”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镜鉴。最常被大众读物作者援引的事例之一是法国外长塔列兰（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在维也纳会议上的外交表现。
1814年，拿破仑战败之后，塔列兰出任法国外长。在维也纳会议上，奥地利、俄国、英国、普鲁士主导局势，意将法国排除在外。但是，塔列兰援引《巴黎和约》（1814年）中的约定，使法国得以平等参会；提出“正统原则”，主张恢复拿破仑推翻的欧洲王室，借此争取奥地利等保守君主国的支持；并利用俄普在萨克森和波兰领土问题上合作引起英、奥不满之机，与英国和奥地利接近。最终，法国虽然失去了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扩张的领土，但是保留了1792年的疆界，避免了领土肢解、巨额赔款以及其他严苛的惩罚性条约条款。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学教材、外交史参考读物、抗战系列丛书等作品在讨论德法争端以及塔列兰外交时认为，法国在战败的情形下，仍然能最大限度维持自身利益，同时仍有能力影响欧洲事务，依靠的是塔列兰的外交手腕，是塔列兰外交的成功，是“弱国有外交”的证明。
与弱国的外交成就同样受到关注的，是弱国应该如何外交。诸多论者认为，德法之间处于“弱势”或者“战败”的一方往往在外交上克制表示，为其国内建设、重振民气赢取时间，以待时机。他们援引德法此举，批评“弱国无外交”口号的片面性和风险。例如，曾在巴黎政治大学学习外交、后在复旦大学讲授国际政治的袁道丰在其《辟弱国无外交说》一文中历数德法在战争中胜败交替，败者以低调、谨慎的态度进行外交的历史。1807年，在拿破仑大败普鲁士之后，同普鲁士签订了极为苛刻的《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由此丧失了大部领土和人口，并须支付大额赔款。在普鲁士无法抵御拿破仑帝国扩张，又被其他条约限制时，普鲁士改革的关键领导人施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vom und zum Stein）在对外政策上选择暂时与法国妥协，“忍辱负重，主张协调政策，宁愿忍痛于一时，而不愿逞一时之意气，致陷国家于永劫莫复之地”，直至维也纳会议签订《维也纳条约》最终取代了《提尔西特和约》。随着普鲁士国力的增强，德法之间的地位转换。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后，在专注于内政的同时，采取了躲避俾斯麦强硬锋芒的“静默外交”政策。法国外长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曾提出“法国静默以待”；甘必大（Léon Gambetta）也曾告诫国民“你们应当牢记着复仇，但永不应该高谈复仇”。袁道丰认为这尤其值得我国民“猛省”，因为“高唱口号徒增敌国之疑忌与压迫，反不若埋头苦干、实际准备之为愈”。直至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国力增强的法国与俄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并在欧战中打败德国，战后签订《凡尔赛和约》。此后，德国再次面临丧失领土、赔款、军力受条约限制、民生艰难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 20年代，魏玛共和国外长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主张“唯实外交”，暂时同法国妥协以谋国力；同英国和美国加强联系以防法国进一步削弱德国；通过“忍受暂时物质的牺牲，以谋求解除外力的束缚”。而后德国签署《洛迦诺公约》，加入国联。袁道丰由此感叹：“昔为《凡尔赛和约》下的囚奴的德国，今已昂昂然跻于五大强国之林了！”在袁道丰看来，正是施泰因、德尔卡塞、甘必大、施特雷泽曼等人通过审慎灵活的外交手段，才帮助战败的德国和法国赢得了国力恢复的时间和空间，从而扭转不利局面。
如果说19世纪欧洲距离中国稍远，那么邻国俄国和日本则无疑是中国的普通读者更熟悉的对象。无论在外交知识普及读本中，还是对外交往实践中，中国都是中俄与中日关系中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弱国”。在拒俄运动和抵日运动之中，国民也越来越高声疾呼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口号。但是，在具体讨论“弱国无外交”的含义时，诸多论者常援引当日俄在各自的外交史中身为“弱国”时尽力争取利益的案例。
屠景山围绕日俄外交的讨论是其中的代表。屠氏早年从事法律实务，后在法学领域执教，并出版多部法学著作。在法学专业之外，他著有《中国的出路》一书，表达了他个人对于中国应如何应对内外危局的看法和呼吁。19世纪中叶的日本同中国一样受不平等条约所困。1853年，在美国打开日本国门后，日本与英国、荷兰、法国、俄国等国签订条约，使其被迫割地、丧失关税自主权、许诺最惠国待遇等特权。但是，明治时期的日本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重新解释、修订或者重订条约，逐渐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败北，但是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主导的调停下，与日本签订《朴茨茅斯和约》，避免了割地赔款等惩罚性条款。虽然俄国也失去了土地和一些国家权利，特别是其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力迅速被日本赶超，但是俄国丧失的权利大多是其侵略扩张所得，不在其本土。对于中国的大众读者而言，他们更熟悉的是日俄的武力扩张和军事威胁，对于这段日俄处于弱势时的外交努力则略感陌生。屠景山援引日俄之例，从二者身处“弱势”的侧面展现其对外关系面貌，更意在说明处于战争败局中的国家仍能凭借外交手段争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而所谓“弱国无外交”的口头禅无非是“庸才的外交家遮盖外交失败的门面话”。
对于中国的普通读者和著者而言，以俄国和日本的案例反驳“弱国无外交”的口号势必是一种心情复杂的选择，因为近代以来日俄的武力扩张和军事威胁不断催促普通民众更加关注中国外交的现状与屈辱，也促使其思考中国同日俄在国力、军备上的差距，反思战败带来的外交苦果。相反，与已为列强的德、法、日、俄相比，那些既无武力为后盾，也无财力支撑的“弱国”的例子，似乎更容易引起大众读者的情感共鸣。比如，分裂时期的意大利在加富尔（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的领导下，通过外交手段把握了自主权并提升了国际地位。1928年，波斯的礼萨汗（Reza Shah Pahlavi）则利用英国、苏俄、土耳其、阿富汗等外部势力之间的博弈，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和不平等条约。捷克斯洛伐克在1935年与苏联和法国签订协议，面对德国和匈牙利的敌意，暂时保全国土。吴克刚称贝奈斯（Edvard Beneš）的外交“力量等于百万大军”。其中，最常为论者津津乐道的是土耳其和暹罗的案例。凯末尔革命后的土耳其首先同苏俄在1921年签订条约，获得外交承认以及军事援助，同时废除了沙皇在土特权、收回割地。同年，土耳其与法国签订条约，打破了英法一致针对土耳其的局面。此后，土耳其又与阿富汗协调，同苏俄签订《卡尔斯条约》稳固其地位。在1923年的《洛桑和约》签署后，土耳其最终收回失地、避免了苛刻条款、维护了新生政权稳定。暹罗在一战期间废除了德、奥、匈三国的特权；战后又与美国和法国分别在 1920年和1925年订立新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特权，恢复关税自主；此后，又与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签订新约，取得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胜利。在印维廉看来，暹罗作为“弱国”通过外交手段打破“帝国主义联合阵线”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审时度势，辨别各国的不同环境和政策，“抓住时机，对症发药”，其外长“轻车简从的一国一国的去和他们谈判”。
从维也纳体系下的德国和法国，到在东亚扩张的俄国和日本，再到一战之后的土耳其、暹罗等国，这些国家虽然都曾经处于弱势，也都不同程度地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利益，但是其具体境遇和结局却千差万别。例如，德法的例子发生于欧洲秘密外交时代，一战后的案例则处于公开外交的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中。各国形成“弱势”的情形也不相同。暹罗和日本是在殖民扩张的压迫下签署了不平等条约，俄国则是在同日本的帝国主义争夺中败北。每个国家通过外交手段达成的效果也各有差异。土耳其使新政权获得了承认，稳固了国际地位；捷克维持的是暂时的和平和安全；俄国避免了严苛的惩罚性条约，但丧失了此前扩张所得；德法几次交锋中落败的一方尽力维持最大限度的利益，但需忍辱负重。
这些处于不同时空背景的例子佐证了弱国并非无外交。更重要的是，它们修正了“弱国无外交”口号背后的胜败之论。外交实践及其结果的复杂性远非“强弱”二元对立所能概括。所谓“胜利”与“失败”并非一成不变。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暂时的“胜利”地位并非永恒，“失败”也并非不可逆转。诸多作者反复提及的德法之间胜败交替的战争与外交史为此提供了印证。即便仅就某一外交事件而言，“胜利”与“失败”的界限有时也并不明确。许多论者在谈及塔列兰外交时，常盛赞他作为“老外交家”的高明“手腕”。但是，周鲠生却也指出，塔列兰在俄国问题上“缺乏政治上的先见之明”，因为“失去俄国友谊于法无利”，从长远看，这反而增强了普鲁士的实力。在这个意义上，仅以“胜败”来界定外交并不严谨，也揭示了“全胜”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上述案例中各国凭借外交手段获得的某种“成功”往往包含了妥协和让步。其胜利的意义更在于最大限度维持当下可能获得的利益，为未来再谋发展提供时间和空间。同时，上述事例也凸显了适当的妥协、低调和谨慎的外交可以为国家积蓄力量赢取更多机会。这也有别于“弱国无外交”口号之下偏于强硬态度的外交。如袁道丰在总结各弱国的外交经验时所言，“假使举国上下，惑于‘弱国无外交’之说，对内不思努力，对外偏欲大言不惭，盲目乱动，那才是根本不可救药”。因此，他更为赞赏的，其实是“胆大心细”的外交。这个评价是冷静克制的。
相比于以立场分明的胜败之论概括复杂的外交实践，他的评价似乎更接近精英外交的原本面目。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普通大众在聆听他国历史时，与学习中国“外交失败史”的心境大不相同。每当言及中国时，少有论者和读者能在深受压迫和侵略威胁的现实中摆脱情感的束缚。承担失败的艰难处境以及追求彻底胜利的信念也使其对“外交”的期待不断扩大，由此促成了“弱国无外交”口号的传播。因此，讲述世界历史上“弱国有外交”的例子，是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大众回归到平衡冷静的思路上重新审视“外交”的意义。
反思弱国是否有外交也在引导民众重新思考军事与外交的关系。前述各类弱国的讨论传达的观念是，国家需要在军事能力与外交手段之间寻得平衡和相互支撑。即便是对于以军力为支撑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言，在军事尚无法支持其实现国家目标时，外交手段同样重要。正如袁道丰在讲述德法的历史时所言，“战败民族的复兴，一半固须恃乎内政的革新，一半却也靠外交的成功”。外交手段并不单纯是国家军事力量的延伸。正是因为实力衰弱的国家无武备支撑，所以才更要依靠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否则，就会产生如《生活周刊》读者来信中的诘问，若确如“弱国无外交”的口号所言，缺乏军备支撑的国家就毫无外交，那么外交部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更有论者提出，所谓“弱国无外交”，只是政府外交官员为自己开脱遮丑的借口。每当他们无法完成外交使命时，为了掩饰自身能力不足、避免被国人责难，就会宣称这样的败局是中国国力孱弱导致的。罗家伦则直言，“不是弱国无外交，乃是腐败国无外交”。屠景山也在其论著中有类似的论断，“庸人掌外交乃无外交”。在他们看来，前述“弱国”通过外交手段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它们有能够审时度势、老练高明、技艺超群的外交人才。在中国，所谓“弱国无外交”，实则是中国缺乏外交人才。因此，这些论者激烈批判中国外交家的作为。陈耀东在《国民外交常识》中认为中国并没有外交家，仅能称为“交际家”，因为他们“或则谬于世界大势，或则胆小如鼠，皆不配担折冲樽俎之大任。列强的外交政策，我国外交官皆不善应付；列强外交家出以风云变幻的手段，我国的外交官便俯首帖耳；列强的外交家出以威胁诡诈的策略，我国外交官便手足无措。因为中国的外交官，只长于迎接外宾，或饮酒，或跳舞，或利用老婆的娇娆，帮同应酬”。无独有偶，屠景山也批评中国缺乏拥有“爱国的思想”“深博的学识”“敏捷的手段”“宏大的胆量”“熟习国际的情形”的外交人才。这才是导致中国“无外交”的真正原因。
因此，在重新审视世界史上的弱国外交之后，参与讨论的各方学人普遍认为，“弱国无外交”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历史证明弱国可以凭借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对于中国而言，只说“弱国无外交”更是危险的，因为这会使民众忽视外交的力量。取而代之的，中国应该强调“弱国更需要外交”，更准确而言，“弱国更需要外交人才”。
发动大众力量
参与外交实践的“人”的力量变得尤为重要。世界历史中“弱国有外交”的诸多案例渐渐向普通大众传输了一种观念，之所以“弱国”能够有外交，是因为这些国家有真正的“外交家”，他们能够凭借智慧、运用高超巧妙的外交技艺，维护国家利益。相反，近代以来的中国之所以“无外交”，是因为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外交家”，他们甚至是腐败的、漠视国家人民利益、只关注如何为自己洗刷责任。这促使人们为外交实践寻找更可靠的支撑点，大众力量也由此被赋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国家遭受压迫，缺乏军事后盾的情况下，国民的力量可以成为政府外交的后援依托。正如印维廉在分析暹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时所说，暹罗之所以能够在既无武力又无财力的情况下取得外交突破，关键就在于“飞扬的民气作后盾，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由此，发动和依靠民众的力量成为探索“弱国”外交的路径。
民众集体可以取代外交家个人成为外交实践的力量源泉，这是普通读者学习“弱国”应该如何践行外交时的思路转向。这一转变重塑了外交实践中的“力量”观念。在传统的外交实践中，令人称赞的“力量”往往体现为外交家的个人经验与手腕，具有鲜明的精英化、个体化的特征。然而，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严峻现实面前，随着越来越多的大众读物批判外交官力不从心的表现。甚至精英外交官也加入这个潮流之中。王正廷在暨南面向华侨子弟演讲时也强调，“办理外交全要靠国民的实力，无实力，便不易谈外交。靠个人的口才手腕，想在外交上得胜利，是很难的”。
大众外交知识读物建构了一种新的“力量”观：它是集体的、有组织的、可动员的。这解决了前述诸多论者所担忧的中国“无外交家”的难题，也动摇了“弱国无外交”论调的基础。在致力于向大众普及外交知识的作者看来，在中国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背景下，更需要将分散的民众力量凝聚为整体，使之成为实现外交目标的依托，甚至在政府外交无力之际独立承担外交使命。《新民报》1936年6月发表的一篇社论正反映了这样的观念：“弱国之外交，必须具有革命精神，脱离过去腐败官僚买办式之外交方式。第一须打破一切传统成见，与破除一切束缚规则。第二尤须利用民众势力为外交之后盾。若外交而完全官僚化，不以民众势力为基础，又复无武力以继其后，则敌人将视若无睹，将玩弄于股掌之上。”
民众在外交之中扮演的角色被“力量化”了。在此基础上，甚至可以通过人口数量来测算外交力量。例如，陈耀东在《国民外交常识》中提出，中国当时面临的最主要敌人英日帝国主义国家人口总计为1.3亿人，而中国连同其他被英日压迫的国家人口总数为9亿人，这种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可以转化为外交力量上的优势。
这种计算方式同战场实力的评估颇为相似，试图通过对阵人数来度量双方力量对比。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种计算“外交力量”的方式是简明直观的。将抽象的民众力量具象化、数据化的努力为普通民众理解和参与外交提供了一个清晰并能被感知的认识“外交”的框架。
这也意味着民众之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必须通过集体的汇聚才能发挥作用。各类大众外交知识读物因此热情加入培育民众外交力量的行动。外交的专业技术壁垒被迅速打破了，围绕外交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从外交精英和官僚的职业专利转变为全民智识和行动。王宠惠在为《外交大辞典》所作序中强调，只有在培养国民的外交知识以及集中舆情之后，才能够“完成对外力量”。谢扶雅在《国际问题》中也写道，只有实行了“国民外交”由国民监督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国家，才能获得国际地位的上升。随着培养民众外交能力的呼声渐高，外交的场域也逐渐被重构为全民皆可参与的公共政治空间，民众可由此表达对于外交事务的态度。
民众的态度固然重要，但在强调国民作为政府外交力量基础的论者看来，更重要的是以民众的名义形成统一的支撑政府外交的形式。洪钧培在《国民政府外交史》中的表达则更进一步。他援引土耳其的案例说明，当其遇见外交问题时，就会召开国民会议，但其目的并非向国民征求意见，而是把国民会议中的民众当作“外交武器”，从而支撑政府外交。在洪钧培看来，国民参与和监督的目的并非意见咨询，而是作为一种工具，将潜在的民意转化为外交博弈的筹码。
在这样的整体叙事背景中，“运动”是民众外交力量表达其诉求的重要方式。“国民外交运动”也成了相关著作介绍国民外交时约定俗成的关键词，也是频繁见诸大众读物和教材的固定表达。顾名思义，这意味着国民外交的实现须依靠大众参与、以有组织的激烈抗争和集体努力实现某一具体目的。大众外交读物介绍了多种民众可以参加的集体“外交运动”的形式。例如，在《国民外交常识》中，陈耀东列举了“示威运动”“对敌经济绝交”“对敌不合作”等方式。示威运动是“使敌人不要轻视我们”，对敌经济绝交则是在我国未能实现关税自主前“反
抗帝国主义的最好方法”，对敌不合作则可以使不平等条约丧失其运行的基础。这些无一例外都强调要激励民众以对抗运动的形式参与国民外交的决心和力争到底的意志。
在实践中，国民外交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类事迹频繁见诸报端。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各地掀起了国民外交运动的高潮。武汉举行多次示威运动、演说员“每日在大道演说”；河南召开省议会临时会“以便为外交后盾”，并以演讲、发放宣言书等方式警醒民众；陕西各校学生及工商各界举行三日游行活动，“沿途演说，声与泪俱”；济南推举国民代表进京请愿；福州二十余个国民团体集体参加游行，并沿途讲演；长沙纱厂、理发工团、印刷工会、织布厂、黑铅炼厂、笔业公司等企业的三千余名工人参加游行，反对华盛顿会议；上海学界也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西安各学校学生也组织游行、分途演说；唐山市民召开市民大会，手执白旗、书写标语，并举行游行大会，以期唤醒国民作外交后援；此外，天津、浙江、南昌、安徽、陕西等各地学生都参与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
声浪甚高的国民外交运动在积攒了外交力量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风险。国民不满足于只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在一些时候甚至走向对抗的“前台”。在华盛顿会议召开期间，《东南日报》发文指出民众的外交运动应该逐步升级，并具体说明了抗争应采取的三个步骤。首先，各国民外交团体应该通过电报向中国代表团表达诉求，例如解决山东问题、废除“二十一条”等，并且“电报越多越好”。如果中国的主张“完全失败”，则撤回代表，对会方联络和意见置之不理。最后，如果会议罔顾国民提议，径自形成决议，那么国民才可“激烈的反抗”，
甚至可以在必要时“全国罢市罢工罢课”，以“极大的牺牲，去拼一个死活”。虽然这些步骤试图将民众外交运动纳入一个渐进可控的轨道，但是在实际的国民外交运动中，民众在高涨的悲愤情绪之下，极易绕过预设的步骤，诉诸更为激进的手段。例如，上海市民在游行示威时，就有人宣称“不承认现政府”，呼唤国民“速起”，先驱逐军阀刘镇华，再“威迫政府统一”，才能最终给“外交上一个有力的后盾”。在陈耀东定义的“刚性的国民外交”中，也包括国民在“遇事机急迫时，亦得单独的对外表示”的含义。这种相对独立的对外行动既可以通过示威运动“反抗敌人”“表示我们不愿受人压迫”“使敌人不要轻视我们”，
也可以进一步使武装的民众“自动的抵抗敌人”“慷慨捐躯，视死如归”，等等。这已然超越了外交所定义的范畴，但却是彼时大众外交知识读本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号召民众参与国民外交的文字和语言都是饱含情感和煽动力的。在各报刊报道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时，它们往往在标题中使用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片段吸引公众对外交的关注。例如，“留日学生断指表示热忱，长沙工人游行之盛况，上海将有二次示威运动，西安游行演说之激烈”。“断指”“盛况”“激烈”等词语烘托出了国民外交的紧张氛围。陈耀东在总结其学说时也阐明他的思想是“流于武化”的，这是因为在战火纷飞的境况下，中国是一个“被压迫的国家”，只有如此才能“打开一条生路”，因为在这个“无道义”“只有诡谲诈骗”“没有公理”“没有是非”的世界上，“所谓邦交，只不过国家间互相利用的代名词”，“弱国只有自己奋斗，自己拼命，杀出一条血路来”。周鲠生也指出，“革命的外交”在受过西方绅士教育熏陶的旧式外交官看来“也许有点太流氓气”，但是“我们可以老实不客气地说，中国今日对外所需要的，正是流氓式的外交”。这样一针见血的文字固然可以警醒国民参与外交之心，但是也可能使其在激烈的行动中偏离“外交表示”的轨道，使国民外交运动的“运动性”有余而“外交色彩”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