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远｜电影《朗读者》：自我唤醒，逃离极权之毒

编者按：极权社会中疯狂的个体缘何形成？政治学者塔尔蒙和阿伦特都从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角度，对这种过程有着精到的分析。尽管东西方极权主义的动力与表现形式不同，但是有共同的特征：狂热癫狂的个体展示着极端的意识形态，少数人裹挟着全社会共同沉沦。

意识形态的狂热终有退潮的时候，维系极权主义的个体又是如何一边见证着残忍，又一边说服自己把狂热当做生活的日常，共同生活。当罪恶终将清算，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个体，又将如何面对自己的“恶”？这种解释往往是社会科学难以企及的细致与微妙，而描述这种灵魂的颤抖我们需要借住文艺作品的角度。大屠杀不只是一个民族的伤痕与纪念碑，一个普通人抖落灵魂的尘埃，从愚昧与残忍中解放的过程，也有着震撼世界的力量，电影《朗读者》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而今天这个分裂的世界则一再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和极端的国家权力对人性的戕害与扭曲依旧在进行，借助社交网络与算法的力量，这种疯狂往往变得更加悄无声息。然而，疯狂过后，我们还有忏悔和告解的机会吗？或者，人工智能与算法的阴影下人类的心灵，还会葆有反思的力量吗？

本文原载于《随笔》，原标题为《以“读”攻毒的限度与可能》，经作者授权后发表。

在关注纳粹罪责问题者的影单中，史蒂芬·戴德利导演的《朗读者》恐怕必在其列。脆弱如我每次看毕，总难免“呜咽泪沾巾”，泪干肠断后竟也畅快。默然自忖泪点何在，思来度去，乃是“如果是我”的情感代入、是“被罪责限定的爱情”动人心魄，它让情伤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好奇心难抑，遂买来本哈德·施林克的同名原著译本（译林出版社版）一睹为快。意外的是，小说里的罪责哲思竟中和了感伤，虽“心摧伤以怆恻”，但在情、理、法的撕扯之中“即便是我”的灵魂拷问、“被爱情缠绕的罪责”伤人脑筋，让你不觉间郁结出内伤，这恐怕也是作者曾身为律师、法官的严密逻辑和历史沉思使然吧。

然而，在小说与电影之间观往阅复、在爱情与罪责两边踟蹰折返，你甚至会不由得有些茫然：这是同一部作品吗？制作者之襟抱、电影的表达限度、作品的越境理解和观赏者之期许等自然都会影响到同一作品的不同艺术表现，而纳粹罪责问题在当代世界复杂政治文化语境下、在不同受众群体中可能引发的物议纷然，恐怕也在制作方之虑中，在接受奥普拉访谈时，施林克也对作品的电影改编表达了宽容之意——“作为一名作家，你不能指望电影成为书的插图”。尽管如此，在二〇〇九年访问洪堡大学并与现场观众互动之际，他还是坦言：“凯特·温斯莱特的魅力让这部电影更像是她的故事。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我一直面临着这样的指控：在汉娜·施密茨这个角色身上，罪犯变成了女英雄，并被赋予了令人无法接受的人性。”（“Bernhard Schlink on The Reader”，The New Yorker, February 26, 2009）往事并不如烟，编剧对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纳粹罪人之人性化塑造本就难免招致非议，温斯莱特的精湛演技又进而让故事偏离了原作，她甚至让汉娜看似“一杆潇洒风神的竹，裁断有笛声，不裁见风骨”（汪国真：《英雄》）。电影中的死生契阔赚尽凡人泪，但以人性为名生发出的“同情之理解”不应遮蔽、置换原著中对罪责问题的沉思，因为历史思考终须“正视结果”。

小说中，在迈克那里，前纳粹集中营女看守汉娜至少有三重身份：两性意义上的欲望投射对象、家庭意义上的母性代用品和代际意义上的上一辈纳粹罪人。电影似将重心置于前两者，而对与第三重身份相关的两个核心问题却只在迈克法学课堂的争论中被蜻蜓点水般一掠而过：汉娜何以成为纳粹邪恶政权的一部分、任其驱驰而不自知其恶；迈克眼中，在汉娜身上具象化了的上代人之罪责意味着什么。后者是施林克身为战后一代的核心追问，对此，徐贲早有精当阐发，无须再赘论续貂；可若我们无法回应前者，那么对战后德国围绕罪责问题的代际疑忌便难以提供超越一时一地的历史教训，也难以让地球球民们在当下的众声喧哗中辨认出历史的韵脚。尽管一九四五年一月苏联红军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至今八十年过去了，但回望与反思纳粹罪恶恐怕依然是必要的，毕竟那些苦难永远不会是德国所独有的，过去也从未真正过去。托德·斯特拉瑟的小说《浪潮》（一九八一年）就描述了高中教师文格尔仅以五天时间便在太平之世复活了法西斯独裁制度的课堂实验，而这一切都曾真实地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加州的一个校园中。

既然是一部因朗读而闻名的作品，那不妨就从不起眼的朗读书目展开思考吧。影片中，在与汉娜热恋时期（一九五八年），迈克曾为伊人读过莱辛的《爱米丽雅·迦洛蒂》、荷马的《奥德赛》、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狄更斯的《老古玩店》、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埃尔热的《丁丁历险记》、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八部作品。朗读与爱欲交错融汇，喜怒哀乐尽在其中，职是之故，在日本以及我国港台地区，此片被译为《读爱者》《读爱》《为爱朗读》。一读一听之间，有天宽地阔、朗声大笑，亦有愁肠百结、泣不成声，尽管每部作品在情爱起伏中都只是一闪而过，但观者依然不难从汉娜的反应情态中感受到她对情爱的洁癖、柔软的内心和丰沛的感性。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书目和听者反馈，小说的描述则有所不同。他们所读之书还多出了西塞罗的《反喀提林演说辞》、艾辛多夫的《一个无用人的生涯》等作品；同时，汉娜也并不是一个“傻白甜”式的被动听者，她始终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判断和能动反馈。二人热恋时，当听到《爱米丽雅·迦洛蒂》，汉娜对愚蠢的厌烦和对教养的在意溢于言表；对《一个无用人的生涯》中那位耽于幻想的音乐家，她又愤怒于其“无所作为”；蜜恋期二人读到的最后一本书是托翁的《战争与和平》，这次“她克制住自己的判断”，带着敬畏感慢慢走进人物各自的世界。对不同作品的反应映照出了汉娜的人格镜像——她心明眼亮、厌恶愚蠢、在乎教养、自强有为而又谨慎克制。事实上，后来在狱中通过录音磁带艰难识字后，汉娜会给迈克写些简短反馈，其“评论往往一语中的，令人惊叹”。非但如此，她对这个世界也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尽管文盲的羞耻感让她只能借旁人之口以为渡船，但无论是经由曾经的犹太女孩还是后来的迈克，朗读所传递的他者世界都对其集中营、电车中的封闭空间、枯燥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如只在个人层面观察，汉娜心智不在常人之下，又有着理解他者世界的主观欲求与潜能；真诚善良、乐于助人。若非不识字和纳粹罪责，她简直无可指摘，清澈明媚。

斯人若彩虹，却何以在纳粹的统治体系下变得残忍，甚至犯下了种族屠杀之罪愆呢？如果说阿伦特的艾希曼审判报告之问题在于“没有分析他如何成为一个无思之人，也没有对一般道德经验进行反思”（《阿伦特为什么重要》），那么关于汉娜这位纳粹帮凶之罪，我们又当从何说起？恐怕是她的出身。战后与迈克相识之时，她便孑然一身；多年后因纳粹罪责入狱而刑满释放前夕，监狱长告知迈克，汉娜“与外界的唯一联系”便是他，这些都暗示了女主角失恃失怙、离群索居的孤绝生活。在二人热恋时的一次外出旅行中，无论是餐桌前目睹小学生读菜单时的尴尬羞赧，还是教堂中静听少年唱诗时的热泪盈眶，文盲汉娜在识字年龄的教育缺失是不难窥知的。一九二二年生人的她曾告诉迈克，自己在特兰西瓦尼亚长大。日本评论家西部迈据此推断称，她很可能是在纳粹时期备受歧视甚至遭到种族屠杀的罗姆人。换言之，出身卑微、性格孤僻、教育缺失等因素综合作用，让一九三九年来到柏林的汉娜孤独地挣扎在生存边缘。须知，这种游离于社会的“原子化的个人”，是最容易被宏大口号、极端思想洗脑并动员起来，进而在法西斯主义的邪恶事业中充任工具人的。

一九四五年的德国翻天覆地，而底层世界的生活却是涛声依旧。战败那年二十三岁的汉娜依然“靠着所有可能的工作勉强度日”；三十六岁与迈克相识时，她是位有轨电车售票员，在封闭空间中乏味度日。当男友告诉她因觉无聊而逃课时，后者以其卖票打孔生活为例严厉斥责了他。汉娜之怒不过是自身“意义”丧失感的一种倒错表达。无论是在集中营还是在柏林的租住房时期，让汉娜念兹在兹的朗读皆非其“日常”，她的日常意义与归属感是由制服及其所象征的身份提供的。“有轨电车售票员的工作她已经做了多年，她喜欢有制服穿，人可以活动，场景有变化，脚下轮子在转动。”听迈克朗读《一个无用人的生涯》时，她困惑地问道：“税务员——这不是好职业吗？”甚至因纳粹罪行被最终宣判（一九六六年）时，汉娜依然身着“为党卫军工作过的人穿的女式制服”，结果“所有旁听的人也都认为她这套制服是穿给我们看的，她穿着这套制服为党卫军工作，她做了所有的一切，她是为党卫军工作才遭到了指控”。在大城市中原子化生存的她似乎唯有鬻身官家，将文盲之耻隐匿于工作制服、权力系统背后，方能在自卑的漂泊生活中寻到现世安稳和自我意义。在她那里，“工作”是价值中立的，只有好坏之分而无正邪之别，它无关道德、伦理与正义。

一九四一年，美籍德国犹太裔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出版了他的名著《逃避自由》，而触发其思考的恰是纳粹的邪恶统治，他不理解为何那时数百万德国人“非但不向往自由，反而想方设法竭力逃避它”。作者单辟专章讨论了在法西斯主义和威权制度下逃避自由的一种“受虐-施虐”机制：“受虐冲动最常见的方式表现为深感自卑、无能为力、个人的微不足道。……这些人非常有规律地表现为极度依赖于自身之外的权力、他人、机构组织或自然。……除这些受虐倾向外，还有与之对立的施虐倾向，它们也存在于同一种性格的人身上。……由于它比受虐倾向的社会危害更大，因而被理性化的程度也更高。人们常常用对他人的过分友善、过分关心来掩盖施虐倾向。”汉娜委身纳粹统治体系下作恶的心理机制或可由此寻到最合理的解释——包括她让将要到奥斯威辛赴死的病弱女孩在最后一月安然度日的“善意”，也包括在教堂起火、困在其中的犹太囚犯生死一线之际拒绝开门放其逃生时的伦理选择，这一切似乎都因她掌握了某种生死予夺的权力，哪怕仅仅是作为一个集中营看守。

话到此处，终还是绕不过阿伦特。她在其政治哲学名著《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将艾希曼描述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毁灭机器上的一颗小齿轮”，仿佛他只知服从命令而全无独立思考。而贝蒂娜·施汤内特的《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北京日报出版社版）则利用艾希曼本人写下的一千三百多页笔记及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纳粹沙龙上留下的七十三卷录音带等资料，有力地颠覆了阿伦特的论断，并指出他绝非盲目服从的普通纳粹官员，而是个善于伪装、不思悔改的谋杀犯，其罪行绝不能以“平庸之恶”轻描淡写。

较之于“犹太人的沙皇”艾希曼，从政治地位到作恶的心理机制，汉娜之恶庶几更近于“平庸”，更近于凡俗中的你我，更具有普遍意义。不同于艾希曼饶舌的服从话语，汉娜在法兰克福审判中留给人的印象是“她所做的一切经过深思熟虑，而并非不得已而为之”——那是一种基于工具理性的冷静施虐。当被法官问及何以不放教堂大火中的囚犯逃生时，汉娜辩称，“可我们如何还能继续维持秩序呢”，“我们可是对他们负有责任的”，“我们监视他们，不让他们逃跑，这可是意义所在”。在她那里，谨守职责、维持秩序乃是其“工作”的责任所系、意义所在。迈克阅读了作为证词出现的一位幸存者回忆录，汉娜的名字虽未出现，但他依然从“年轻貌美，在履行自己职责时认真细致到丧尽天良的地步”等描述中依稀辨认出了她。不同于那些战后绞尽脑汁推卸罪责的奸猾同犯，在集中营恪尽职守，又在庭审中“心甘情愿地承认参与了那些事”，汉娜的真诚与理性、麻木与残忍以一种出人意料却又似乎合乎情理的奇妙形态交织在一起。

纳粹的犹太大屠杀根源于种族主义认识上的“非人化”，它是人类非理性的蔑视与仇恨的顶点。徐贲在讨论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的《非人：为什么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时指出：“异化是一种比妖魔化更可怕的非人化。被妖魔化的人们会愤怒、反弹和对抗，很少会加入对自己的妖魔化；但异化的人们却会由于被洗脑或麻木愚昧，而参与外力和环境对他们的心灵侵腐和人格扭曲，心甘情愿地按变异的标准来自我要求。”（《非人的妖魔化和异化》）如是观之，汉娜作恶时的麻木、愚昧、心甘情愿盖亦“异化”之果乎。被纳粹以叛国罪之名处以绞刑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在《狱中书简》（Widerstand und Ergebung.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Mohn, 1983）中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愚蠢“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智力缺陷，而是一种人为缺陷”。已有有识者敏锐地指出，此言中的“人为（menschlicher）缺陷”在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版）中被误译为“道德缺陷”，这便将原本应被外向归因的问题转向了内向的自责、自省。朋氏之言让人不禁想到罗素之论——“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是无知，但并不是愚蠢，愚蠢是后来的教育造成的。”而纳粹历史，说得残酷些，是“无情对无脑的胜利”。问题是，天资不差的“无脑”者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那些柔软的心灵在面对被妖魔化的他者时何以变得僵硬、冰冷，他们被施以了怎样的魔法，何以拯救之。

教育的本质在于唤醒，而文盲汉娜却唯有迂回曲折地借力于他人朗读方能弥补自己的教育缺失。然而，就像施汤内特所指出的那样，纳粹党人热衷于“公开焚毁堆积成山的图书”，“国家社会主义非常重视——或许过于重视——书面文字的力量。……对诠释主导权的害怕，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行为动机之一”。换言之，纳粹政权最为惧怕的便是“唤醒”，他们想要通过一元化的阅读催眠民众的心脑，如此想来，汉娜在纳粹集中营中所不能听到的朗读便不难推知了。这种人为导致的价值蒙昧让她无法“拔着头发脱离地球”、涉猎到与纳粹统治“根本恶”（radical evil）的相关知识，更无法将其自身的行动相对化。尽管在“死亡工厂”中的听读书目和体验无从得知，但战后的她还是从少年迈克那里获得了不少文艺熏陶。那么，以朗读为媒介而接受的文学知识、艺术熏陶会构筑起一道“非人化”的防波堤，从而让一个人变得道德向善，甚至反思自己的罪恶吗？二〇二〇年，丹·麦克亚当斯出版了《作为一个奇特案例的唐纳德·特朗普：一份心理评估》（Oxford University Press）。在嘲讽在任总统不学无文之时，作者评论道：“同情心伴随艺术而来。艺术使我们得以从他人的眼睛看到他们的苦难和挣扎。艺术扩大了我们的道德想象力，使我们不忍看见他人的非人化。如果没有艺术，我们就全成了萎缩的人——鼠目寸光、无知无识、残酷无情。”然而，文学艺术与“道德想象力”显然不是正相关的，阅读了此书的程巍正是以纳粹诸多一流艺术家都曾委身事贼，甚至希特勒本人青年时代便是个不得志的画家等案例批驳了此论中经不起推敲的一面（《读写能力与“乡巴佬的悲歌”》）。换言之，知识能力和艺术教养并不能构筑起面对邪恶的免疫系统，也难以制约将他人“非人化”的冲动与罪恶。

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既以朗读为题，作者施林克最终还是为汉娜开具了以“读”攻毒的药方。在即将刑满释放（一九八八年）之际，汉娜却无视了迈克为她所找的工作，在安排好身后事（包括以毕生积蓄补偿集中营幸存者）之后，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迟来一步的迈克在其囚室中得以窥见汉娜识字后的精神世界，或许也会因此而明白监狱何以在罪责审判后成了她的“修道院”。监狱长告诉他：“两年前，她拜托我给她一些介绍集中营女性——这些女囚犯和女看守的图书。……施密茨女士学会阅读后，她马上看起了集中营方面的书籍。”人生识字忧患始。细观汉娜的书架构成，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赫斯的自传笔记到纳粹大屠杀见证者、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埃利·威塞尔、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让·埃默里的相关记录和证言，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论再到关乎其自身罪责的集中营女看守、女囚犯相关图书，识字后直至自绝的她走出了个人的经验世界，带着强烈的目的性走向了理解自我乃至纳粹政治罪责之路，这也是将自我及其“工作”历史化、相对化的必由之路。从求于人到求诸己，从听人朗读到自主阅读，她带着自己的实感、困惑与问题意识，与基于不同立场与视角呈现的文献正面遭遇，并通过认知解蔽发现了另一个真正的自我，看到了历史中的“人性”，实现了“自我唤醒”，终以一死完成了自我救赎，获得了心灵的解放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