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莉莉 | 读《娜拉出走之后：中国女权的世纪反思》 —— 感想与商榷

编者按：如果说《秦汉史讲义》是对“走进帝制”的认识，《走出帝制》7是对“走出帝制”的认识的话，那么，本书讨论的是，通过经历了“妇女解放”洗礼之后的女性悲剧的社会“体验”，即一系列的女性灾难及女权受损事件，来阐述“皇权”及其现代版“极权”对社会和民生的影响，强调其影响远远大于父权、夫权和男权。将女性灾难与“极权”的政治体制联系起来思考，我以为是有着独到之处的。

在专制集权的传统和体制有着久远历史的中国，清醒地认识专制主义‧极权体制的影响，对真正建立民主、平等的社会，是十分必要的。要做的工作很多，难度很大，而且需要更多的国民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这方面，秦晖在不停地开拓着。

秦晖新书《娜拉出走以后——中国女权的世纪反思》讲演会2025年2月10日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园举行，点评人为文化人类学者、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聶莉莉，本文即为当天聶莉莉的点评文字版。聶莉莉教授整理，并授权书评刊发。

秦晖 | “娜拉出走以后”：中国女权的世纪反思

不久前收到秦晖老师（以下敬称略）短信，说要在东京大学做一个讲演，话题围绕着即将出版的《娜拉出走之后 中国女权的世纪反思》，希望我出场点评，听到“商榷意见”，并且发来了书的 PDF 版。

对这个请求我有些犹豫。因为，作为文化人类学者，迄今我在中国各地做实地调查，从各种角度研究社会和文化，但是很少从女性学的角度考察，对女性学领域里讨论的问题和成果也不太熟悉。再有，秦晖学问深知识面广，“点评”对我来说难度很大。

我认真读了他的新作，之后我还是接受了这个请求。

一、读《娜拉出走之后》的感受

1. 书中探讨了我们这一代以及父母、祖父母一代人亲身经历的历史

读这本书首先感到的是，会使人联想起身边的事和亲身体验，也连着平日里思考的一些问题。仅举几例：

湘女入新疆“组织上包办婚姻”

母亲一代人有着类似的体验。1940年代后期，母亲生活在已经是东北解放区的齐齐哈尔市，解放军招收青年学生参加“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不少女同学报名，母亲也报名了。但是，母亲最终被“思想落后”的姥姥坚决地拦下来了。自小常听母亲谈起这些同学后来的经历，其中一位女学长，走之前是校学生会主席，一位非常出色的女孩子，入队不久，一天被通知去见部队首长，进屋时里面已摆好了宴席，那是她与首长的婚宴，就这么不容分说地完了婚事。而齐齐哈尔，还有她想念的男友。

“惠安女”铁姑娘队的过度劳动使“女人绝经”

我在工厂有类似的体验。文革时期，我15岁进工厂当工人，一干就是8年，直到文革结束后1978年考上大学。我进的是北京大学校办厂，生产了中国第一台每秒计算百万次的计算机，在“教育革命”“自力更生”的口号下，生产车间天天加班到夜里11点半，累得有些女青工不来月经了。青工們到厂部抗议，工厂第一把手、8341部队军代表晚饭后临时召开了全厂紧急大会，怒批青工是“小资产阶级，缺少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还记得我当时的心情，对这种强硬和蛮横感到很愤懑。

〈序〉的开头提到了铁链女事件

这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引起轰动的惨痛事件，人们震惊、关注。我也同样，感到愤怒和悲凉。一怒之下还写了一首题为“而感”的小诗，发在了大学同学群和朋友圈。事发之后，很少见到学术界有把这个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的，似乎女性学学者也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因而秦晖讨论这个问题，我看到了他的率真和勇气。

2. 秦晖讨论女权的着眼点和探讨问题的构想，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书〈序〉开篇明义，“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言明现代西方女权主义所面临和诉求的问题，与中国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中国的社会背景不相吻合，认为谈中国的女权，要着眼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女性现状，正视其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为此需要梳理女权问题被提出来之后百年来的历史坎坷。

“从现实出发提炼和思考问题”的态度，也是文化人类学这门学问的基本立场，用人类学的话语来讲，是“尊重个体文化的丰富性，从个体出发走向普遍”。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及入门训练是“田野调查”，人类学者长期入住某一社会集团的生活现场，体验生活的同时进行考察，将眼前种种复杂的流动着的现象尽收眼底，之后，将搜集到的事实进行分类，把握各种事实及人物之间的关系，追寻“现在”的历史脉络。在此基础上，概括提炼出一些与事实层面密切相关的概念，以表述其个体社会文化的“结构”。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思考，是走向“普遍”的第一步，也是“普遍”的第一层含义。人类学者还会将自己所研究的文化或社会集团与其他的文化或集团进行比较，进而思考人类的共性，这是“普遍”的第二层含义。人类学的方法论拒绝的是，将既有的理论（多半是产自欧美的社会‧文化分析理论）套用在有着独自的复杂历史脉络的个体社会集团上，并对其进行符合外来理论的逻辑整理的作法。当然，在思考和理解现象的过程中参考和借鉴既有的理论和概念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不过这种操作需要在熟知现实和理论两方面的情况下严谨地进行。

作为人类学者，我珍视从现实中提起问题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谓与秦晖是“志同”的。

3. 字里行间感受到秦晖关注“人” ―― 历史大潮中的“苦主”

秦晖在书中写道，“许多极端的女性灾难，悲剧之惨，让人不忍卒读”。但是，他不仅直视惨剧，还仔细地探究，将她们跌宕起伏的悲剧命运放入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分析。关注大潮流中的个体生命，这是需要深沉的人文关怀的和历史责任感的。

从我自己的经历看，我深知有时历史灾难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我曾在日军实施了细菌战的受害地、湖南省常德地区做过受害民众的战争记忆调查，始于1998年，2006年在日本出版了研究成果2。1941年日军在常德城区空投了鼠疫菌，引发了波及周围4省之大范围的鼠疫传染，死难者遍布城乡，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和自然生态，给人们的内心造成了深刻而持久的创伤。我调查时，走乡访户，听取受害者、受害家庭浸着血和泪的记忆，那是一份份压在心底已经半个多世纪的尘封记忆3。当时，研究这个问题有着各种困难。一方面，国家的“抗日战争”意识形态中少有民众受害史的表述空间，缺少对个体人、地域、民间所受的具体的战争灾难的关注，借用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记忆场”概念来说，是缺失着“记忆场”的国民记忆，要找到一直发不出声音的受害者，要为他们的个人记忆佐证，并非易事。并且，追究日军的加害责任与中国政府的对日“放弃战争索赔”政策有着相悖之嫌，民间团体的活动曾一度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在学术领域，历史学多以个人记忆有“模糊性”、口述史有“误差”，而将其拒之于门外。我以为，应该给予民众深藏于内心的历史记忆作为学问研究对象的“公民权”，摸索着把它当作“学问”坚持做下来了。但书写成后，向所在大学的学会申请出版补助时，被查读者评为“不是学术，靠政治太近”而被推出了圈外4。

我的确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迷惘。这时，我读了丸山真男为他的老师南原繁的新作写的书评中的一句话，得以解惑。丸山评价南原做学问的态度，“超学问的动机推动着严密的学问操作，对现代切实的问题意识与纯粹的历史研究在思考的深处契合”5。做学问是需要“超学问的动机”和“对现代切实的问题意识”的，当然，“严密的学问操作”也不可忽视，需要不挠的细致摸索。

讲了许多自己的体验，是为了说明秦晖治“女性灾难”之学的不易和可贵。直面中国的现实，聚焦20世纪以来的历史大潮中被裹挟、碾压、扼杀的女性之苦难而暗黑的事件，给予这些事件作为学问研究对象的“公民权”。如果是拘泥于既有的学术框架，仅认同学术的纯粹性，或者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学者，恐怕是不屑或者不敢碰这些事的。秦晖碰了，认真地面对着历史的暗部，直视中国女性所经历的苦难和灾难，对之进行分析，且反思其历史背景。

二、我对秦晖 “中国女权的世纪反思”的视点、问题意识、方法论的理解

1. 何谓女权？

对女权，书中秦晖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不过从叙述的内容看是有着界定的，似乎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1. 女权的“权”意为权利（right），“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某事的能力，即自由”。

2. 将女权分为了“高端诉求”和“基础的层次”。

指出，当代女权主义有各种“高端诉求”，比如要求同性婚姻权、变性权、胚胎权、主张扩大性自由即承认非感情非生育目的的单纯生理性自由的合理性、强调性尊严，等。

而“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权利问题，绝大多数情况属于极为基础的层次”。他所介绍的各类事件涉及到了女性权利的各个方面。比如，谈八千湘女入新疆被组织分配结婚，涉及的是自由择偶权，或者说是拒绝本人所不情愿的配偶的权利；谈拐卖妇女，涉及女性的安全生存权利，免遭犯罪者拐卖、强奸等；谈惠安女及铁姑娘，涉及女性健康生活劳动的权利，不被使役去做强度劳动；谈暴力计生，涉及已婚妇女对自己生育的决定权。

3. 人权与女权都是需要争取的普世价值，在人权的意义上谈女权。写道，“争取‘女权’的前提是首先摆脱极权而获得基本人权”。

2. 对“中国女权的世纪反思”

时间跨度及关注对象

从时间跨度来讲，始于19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至本世纪20年代。

重点关注的是，“五四启蒙的其中一支”，即共产党及革命运动中的女权问题，涉及中共的“妇女解放”、女权思想的起源，围绕女权的论争，以及受到共产党影响的农民运动和共产党政权下各个时期被“解放”了的妇女―― “娜拉”們遭受的“女性灾难”。

主要言及的女性受难

书中介绍和分析的女性受难事件大致如下：

➀19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中的“性解放”。引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未删节原版，介绍毛以称赞的笔调讲述“贫农”在性关系方面的“革命”倾向。（第一章）

②19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普遍发生的对妇女的性侵现象。秦晖依据有关研究和历史文献指出，苏区的“妇女解放”伴随着革命暴力对女性尊严的践踏，在第二大苏区鄂豫皖根据地，“婚姻出现无政府状态，梅毒蔓延 ”，红军的高级将领滥用职权，“私生活糜烂”，红军时常结伙“冶游”，随处“玩弄妇女”。连根据地的领导人也承认，“党对妇女运动多抱玩弄观念”，“‘做妇女运动’成了一句找女人睡觉的流行话”。也有为之辩护的，声称，“革命者一般无充裕时间及条件恋爱”，所以解决性问题常出现逼迫，以至强奸女孩子。“因为在乡间解决性的问题很草率，农民同志没有时间和手腕去‘恋’，所以解决时必然有点勉强但也不是强奸”。（第一章）

③1950-52年大量女性参军到新疆被“组织分配”婚姻。基于长篇纪实作品《八千湘女上天山》，介绍了为解决军队男性婚姻问题，大量动员女性参军到新疆，之后，以军事纪律实行了大规模强制“配对”，将她们按品貌以及官兵的官级和军功作“组织分配”，进行“分配性婚姻”，她们原有的恋爱关系只得奉命中断，不服从者受到各种处罚。引起一些人自杀，一些人疯掉，更多的人只能别无选择地服从“革命需要”。（第一章）

④“惠安女”集体自杀。1950年代，新政权发动了大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以政治强势动员“惠安女”们摆脱旧家庭束缚，走出家庭参加“革命”，从事重体力劳动。结果是旧有的惠安女自杀现象不仅没有缓解和消失，反而，“被解放了”的妇女们中却发生了愈演愈烈的自杀现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超负荷的劳动”，农忙季节是妇女集体自杀的季节，修水库的沉重劳役导致出现了“男绝精，女绝经”的现象。（第一章）

⑤文命期间广西大屠杀中的妇女惨剧。1967-68年，广西农村发生对地主富农等的大屠杀时，“对女性的性侵集中并发”，发生了不少杀人奸妻，杀父奸女的惨剧。（第一章）

⑥自1979年起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引发了一系列暴力执行问题。“一对夫妇只可以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下，各地出现了暴力引产，强制剖腹产现象，造成产妇和婴儿的死亡。其结果是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第三章、第四章）

⑦绑架拐卖妇女。引用1986年至2002年以及近期的相关报道和书籍，介绍了各地的拐卖妇女人数和典型事件。比如，江苏徐州6县1986年以来，拐卖来48,100名妇女。（第二章）

3. 问题意识、论点、视角及侧重点

追究中国自古以来存在的侵犯女性权益现象的根源

探讨是否真是如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认识那样，打破父权‧夫权‧小共同体就可以使女性获得自由和平等地位。通过解析女性受难的历史事件，秦晖的结论是，对女性的生存、择偶、生育造成最大破坏的，不是夫权‧父权‧小共同体，而是大共同体即皇权‧极权国家。指出，“妇女权益主要不是受到‘男权’（父权、父权、家长权）侵犯，而是被皇权、官权、领主权侵犯”，20世纪以来的教训是，挣脱了前者，又受到后者的支配。

被皇权‧极权控制要比被父权控制更可怕

书中写道，“皇权与父权都有打压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包括女性解放）的一面，所以无论中西的皇权（王权）都支持过父权。但是，皇权与父权也在争夺对个人的控制权，而且‘人之常情’决定了衙门大概率地比父亲更无情，因此在控制力度相当的条件下，被皇权控制要比被父权控制更可怕。”

真正的妇女解放，只有在皇权‧极权消除后才能做到

“皇权把个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成为统治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乃至以‘平等’的口号把‘娜拉’变成‘湘女’那样的‘国有性资源’，或者‘惠女’那样的‘国有生产力’…不是‘平等’地做奴隶，而是真正的妇女解放，只有在皇权消除后才能做到。”

从典型事件引申开来，指出垄断性的权力及政治运动造成的家庭婚姻悲剧是普遍现象

书中写道，像“八千湘女上天山”那样的高度强制的“分配性质的婚姻”虽说是个别事件，“但是不那么赤裸裸的政治支配、组织上干涉婚恋，乃至阶级成分与政治地位对婚恋的影响，则是覆盖城乡的大概率现象。在一切‘进步’机会都被‘组织’垄断的状态下，无论入团、入党、入伍、提干，乃至稍有竞争性的就业，‘组织上’都会操心你的‘个人问题’， ‘政治不正确’的恋爱必须中断，而政治正确的婚姻必须成功。每次政治运动，都会造成‘婚恋大洗牌’，酿成无数悲剧。尤其在文革时期，动员离婚、强迫结婚的概率大增。大量‘黑五类’‘狗崽子’尤其是农村 ‘地富’子弟成为光棍。”

描述社会各界对女性受难事件的反映及作为，从各方面看政治体制的社会掌控

书中介绍了铁链女事件发生后，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贾平凹接受记者访谈时为买卖妇女者辩护的言论，透过这位文学界“上层”人物的态度，关注了宣传口、意识形态制造者们的动向。介绍了各地司法当局对被拐卖妇女离婚案件的判决，大多是以受害女性对解救的“消极态度”为借口庇护收买女性的男方，判不准许离婚，关注了司法、法律界的动向。介绍了事发之后，当地村、乡政府严守村口路口，不准许媒体采访的现象，关注了基层政权的作为。

秦晖思考的连续性及着重点

从秦晖的诸多著述来看，可以说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思考脉络就是探讨“帝制”。他在《秦汉史讲义》中写道，“我一向认为，中华文明数千年，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走进帝制的‘周秦之变’和走出帝制的‘三千年未有之变’。而且对两者的认识紧密相关。对前者认识的深浅，关系到后者的成败；对后者的体验亦能加深对前者的理解。”6

如果说《秦汉史讲义》是对“走进帝制”的认识，《走出帝制》7是对“走出帝制”的认识的话，那么，本书讨论的是，通过经历了“妇女解放”洗礼之后的女性悲剧的社会“体验”，即一系列的女性灾难及女权受损事件，来阐述“皇权”及其现代版“极权”对社会和民生的影响，强调其影响远远大于父权、夫权和男权。将女性灾难与“极权”的政治体制联系起来思考，我以为是有着独到之处的。

在专制集权的传统和体制有着久远历史的中国，清醒地认识专制主义‧极权体制的影响，对真正建立民主、平等的社会，是十分必要的。要做的工作很多，难度很大，而且需要更多的国民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这方面，秦晖在不停地开拓着。

三、商榷

1. 关于将父权、夫权、男权与皇权、极权进行对比的分析视点

各种权力(power)之间的关系与女性权益

依前述可以看出，在女性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上，秦晖将夫权‧父权‧男权‧小共同体与皇权‧极权国家作对比，认为后者左右、决定、压迫着前者，对女性的侵害也大大甚于前者，而且前者与妇女同样也是受着后者的压迫的。

从历史现实来看，的确是如此的。而且，秦晖的观点与政治学对权力的解释有一致之处8。政治学在解释各种权力(power)之间的关系时，认为掌握着合法性强制机构（如军队、警察、监狱等）的政治权力――其代表是国家权力，比各种社会性权力（如社会团体的权力、经济权力、宗教权力等）要强大得多，后者是服从前者的。

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学也提到，不能因社会权力受着政治权力的支配而将其置于视野之外，社会权力也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起着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就女性权益受侵害问题来讲，父权‧夫权‧男权，与皇权‧极权同样地都是“指使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能力、即强制力”，是在将女性贬抑制压为“女卑”的基础上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日常生活中对女性的强制力也是压倒性的。

分析视点的疏忽和偏颇

由于视点比较侧重于权力的比较，突出强调政治权力的决定作用而对其他社会权力少有提及；并且，侧重于提出问题和介绍事实，整理和分析显得不足，不免会带来一些疏忽和偏颇。

比如，本书偏重社会“制度”的讨论，对文化的影响很少顾及。集中于问责“极权”，而对广泛的日常的侵害女性权益的社会实践少有过问，淡化了以至不问普遍存在着的男女不平等――书中时而用“男权”来形容的现象，也没有追究女性惨案中大量男性“侵权者”們的责任。对惨案中各级各层政府官员的“平庸之恶”有较详细介绍（特别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县官乡官），如果能进一步给出一些对政治体制运作的整体性分析会更加给人以启示。

当然，这些问题的考察很难在一本书里同时展开，并且本书的“世纪反思”着眼于历史的主要脉络，关联的诸多问题难于一一深入。不过，这些问题是有必要顾及的，这里就应着秦晖的“商榷”请求，直言不讳地讲讲我的不成熟意见。

男性“侵权者”們的责任

首先仅就男性“侵权者”們的责任问题稍作阐述。从秦晖列举的由“极权”制造的惨案来看，充当“执行者”的大多是男性，有众多的平民男性参与（也有女性参与，如计划生育）。比如，农民运动中，“因没有时间和手腕去谈恋爱而强奸了女人”的，是男性“农民同志”；1950年代八千湘女入疆被强制“配对”，分配婚姻的和领取她们为妻的，是男性官兵；文革期间广西大屠杀时，杀地富奸其妻，杀其父奸其女的，是男性贫下中农；1980年代将拐卖来的执意不与买主同居的女性“扒光衣服按在床上，当众让买主强奸”的，是“买主兄弟数人”……。对受害女性来说，这些男性是直接的加害者，不能因为惨案的终极原因是“极权”，就抹消了加害者的责任。

从参与男性的人数众多可以看出，特别是在婚姻和性的问题上，女性的个人意志和选择权利受到了普遍的轻视，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以男性为主、“传宗接代”“男大当婚”等的观念深植于民众内心已久的社会里，似乎仅凭着生身为男性，就有了为先、为重、为主的特权。

所以，在看到男性加害者群体之责任的同时，还需要做的，是审视社会中关于男女的意识和规范、政治及社会活动的男女参与程度，进行社会批评和文化反思。在这方面，应该说是可以与西方的女权主义者进行对话和互为借鉴的。

2. “反对文化决定论”，但不应忽略文化之影响

对“文化”的理解

书〈序〉中秦晖写道，“我历来反对文化决定论”，似在言指中国存在的女性权益被侵害的原因不在文化，主要是制度使然。我不太清楚秦晖所言“文化”的确切含义，一般来讲，将女性权益受侵害笼统归于“文化决定”的看法的确值得质疑。不过，在否定文化决定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化的影响。这里需要界定一下是在什么意义上谈“文化”。

首先说明一下，文化人类学者的本行是文化研究，所以谈这个话题不免略有赘言，讲我的看法时连带介绍一些文化人类学的相关视点。

英语里的文化culture一词从拉丁语来，承袭词源“cultus”的“耕耘、栽培”之含义，着重于人类能动地从大自然获取生命所需之过程中的创造和结果；因耕作离不开土地，所以亦与田野、环境间接相关，“一方土养一方人”。到了近现代，又衍生出了对人的知性和人格的培养，如教育、价值观灌输、人格熏陶；对神灵的崇拜，如宗教祭祀；社会生活的经营，如习俗、道德、人际关系的规矩等含义。

从这种广义的文化理解出发，可以看到，“制度”也是从文化的土壤中衍生的，性别观自古以来是文化的一部分，各个文化对男女之差的性别认识有着独自的构筑。

文化对性别观的构筑

文化对性别观的构筑，涉及社会生活、意识、艺术等许多方面。比如：

旧时孩子生下来，男称丁，女称口，丁，“古称能任赋役的男子”（辞海），承担祭祖、劳作、传宗、纳税、服兵役等义务；口，首义为“嘴”（辞海），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古代用语显示出，新生儿因其生物性别而被给予了不同社会身份，一落地就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在不少社会群体的世界观中，时间、空间、道德、秩序等的观念都与男女两性有着对应关系。例如，《周易》中的乾卦，代表天、夏、国君、君子、阳刚的同时，也指称男人；坤卦代表地、阴、冬、臣、柔弱的同时，也指称女人。中国自古以来的男女形象，就是这样地被定位于认知框架（schema）中的。在文化意义上谈认知框架，是说文化中的一些要素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会在人们头脑里形成一种固定的连带印象，譬如说到女人，就会联想到地、阴、柔弱等。所以，人的联想和想象是受到文化制约的。在中国，借助他物来象征、隐喻、烘托的女性形象，整体上来说是从属性的、辅助的、下位的、安静的、忍让的。

当然，谈文化对人的意识的制约，并不否定人的能动性和意识的柔软性可变性，其条件是个人的自觉和反省本文化的能力。

民间的风俗习惯中，有许多是“监督管理”女性人生的，这些习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也受到了儒家、佛教、道教等的影响。1980年代后期我在东北的海城县农村做田野调查时，记录了一些人们仍挂在嘴上的有关这类民俗的老话。比如，大闺女要 “三门不出四户不迈”。女性的命就是“进了哪家门，就是哪家人”，“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做媳妇的规矩是，“好媳妇两头瞒，坏媳妇两头传”。最终，女性会成为大家族的内当家，“千里的小溪流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语言中，多有偏属于或男性或女性的词汇，如“阳刚”多用于男性，“阴柔”则多用于女性。汉字中女字旁字很多，记得有一位语言学者说共有238字，我查找过，因分类标准各有不同所以得到的统计结果各异9，但多达数百字以上是确凿的。我大致作了一下分类：

(1)与姓氏有关。如，姓、姜、姫、姚、嬴、晏、嬸、妃。

(2)与倫理及社会秩序有关。如，家族：媽、娘、姥、奶、媳婦、嫁、姊、姐、妹、婿、妻、嫡。親族：婚姻、姑、姨、嬸。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妮‧妞(平民)、嬢(富裕阶层)、姫、妃(皇族）。

(3)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区分及社会恶德有关。如，后宫女性：妃、婦。一夫多妻制的正妻及非正妻：妻、妾。被卖买的女性：奴婢、奴。卖春女性：妓、婊、娼。

表现恶德的词汇多是女字旁：嫉妬、奸‧姦、妖、孬、婪、窛、媚、媮（同偷）。

（4）神话中的女神及女性。如，女娲、娥皇、嫦娥、嬋娟。

（5）美德、美好。如，好、努力、婀娜多姿、娓娓動聴、袅袅婷婷、嫣然一笑、婉約、嫵媚、嫻靜、妖娆、娉婷、姗姗、嬌羞。

有很多古字已经不是常用字了。比如，（3）类：㜥(狡猾)，媁(任性)，娨(自大)，媷(懒惰)。（5）类: 婽(好)，㚹(轻丽美貌)，婋(聪明)。女子名‧字的专用字，比如，㚸、㛫、㛏；表示妇女特有的生理现象的字，比如，㛛、㚺(均意为怀孕)等，也消失了。

汉字中女字旁字多，可以看作是历史上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等实际状态的折射。比如，姓氏用字是远古母系社会的残存，亲族用字反映了在亲属集团中对女性身份的严格区分，美好、美德用字反映了对女性美的追求，恶德词汇用字则明显地表露了对女性的歧视。这些汉字和词汇，既反映了社会实践，也会反过来无形地影响着人们的性别观念。

美国语言人类学者萨丕尔和沃尔夫指出，语言对人们如何感知和理解世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0。语言是思维的重要媒介，人在接触外界时会自动地依赖头脑里的既有概念。比如，语言对事物的分类和命名，会影响人对事物的归类；概念承载的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人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不仅是对个体发生影响，语言塑造着集体认知。为政者的道统言辞和宣传用语融汇于集体的认知体系，而且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力推行，这些词汇往往具有独占性、排他性和很强的渗透力。

以语言为骨干构筑的认知模式，自然而然地浸染人们头脑，使用语言时，人们意识不到是在受其左右，觉察不到自己是在透过一个什么样的认知框架来看世界，人类学称这种现象为“文化的集体无意识”。

“无意识”并非真的无意识，是下意识、潜意识在起着作用。文化构筑的性别观，在日常生活中会这样“不经意”地影响着人们对男女的看法。记得上大学时，期末考试班里女生的成绩好，男生普遍差些，有些男生认为是因为女生答题认真而使老师抬高了判分标准，就对女生不满了。一位男同学忍不住在没有女生在场的教室里大声喊道，“女子无才便是德！” 此君平日里对女同学并无非礼，受到触动时潜意识里的性别观就表露出来了。

讲了许多，是为了说明文化对性别观的形成、对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影响的。承认了这个影响，对侵害女性权益的问题，就要不仅着眼于现实中所发生的事件，还要去探讨事实背后的认知体系、意识和价值观等深层；不仅从“制度”，而且从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寻求问题的渊源。

3. 先贤的文化反思――启示录

在反思和批判侵害女性权益的文化方面，上个世纪上半页，先贤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启示，借此机会与各位共享。

鲁迅〈我之节烈观〉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节烈观〉，批判有人以挽救“人心日下”的世风为由推出了“表彰节烈”之法，笔锋犀利，矛头直指“已经三千多年了”的“全体的罪恶”。

我从文中择录了一些原句编为短文，简示鲁迅对节烈观害死女子之现象进行的文化反思。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到了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男性天然地无意识地有着一份做人的优越权。就连《阿Q正传》里的阿Q，没地位，被人看不起，但他也可以在小酒馆喝酒的男人们面前，调戏一下靜修庵的小尼姑，因引得众人哄笑而“愈加興高采烈”得意起来。

“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

“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男性天然地无意识地有着一份做人的优越权。就连《阿Q正传》里的阿Q，没地位，被人看不起，但他也可以在小酒馆喝酒的男人们面前，调戏一下靜修庵的小尼姑，因引得众人哄笑而“愈加興高采烈”得意起来。

鲁迅在文末写道，在现代节烈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应该追悼她们，也要人人行动起来改造文化。

“我们追悼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

鲁迅在文末写道，在现代节烈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应该追悼她们，也要人人行动起来改造文化。

“我们追悼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

萧红《呼兰河传》

这是萧红基于家乡黑龙江省呼兰县小镇的生活，1940年发表的长篇散文式小说。描述了1920年代北方小城普通人的生活，那里的人们生活简单，想法简单，人生目的也简单；他们勤劳、淳朴、忍耐，也愚昧、麻木、迷信、保守、甚至野蛮。对已经习以为常的陋习宽容，对不合老规矩的新奇事加以攻击和排斥。

小说人物之一的小团圆媳妇，是童养媳，年仅12岁。因为她活泼开朗，婆家就斥之为怪，依着“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的古训，藉着东家婶子西家大娘們的帮助，在几十名看热闹人的众目睽睽下，对小团圆媳妇进行规训，先是毒打，之后跳大神，最后连续洗3次热水澡，活活把这个小姑娘给烫死了。

需要提示的是，整死小团圆媳妇的主要不是男性，而是包括“东家婶子西家大娘”的女性們，她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们遵从“媳妇要有媳妇样子”的规矩。可以说，小团圆媳妇也是被社会的规矩和古训杀死的。而且，维护“父权”“夫权”“男尊女卑”的，不仅是男性，也包括浸染在同一文化中的、与男性有着同样性别观的女性。

如何理解规矩和古训杀人？费孝通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礼治秩序〉一章中，对“规范”即“礼”的阐述值得参考。

“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讲，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文化本来就是传统，…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

“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慈善’…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上被别人用火烧死，这是礼。…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

到了现代，“可以杀人”的礼俗大多消失了，可是，“维持礼这种规范的传统”的力量、以及观念上的“认知模式”，仍在左右着很多人的头脑，这也是提起性别观的文化构筑问题的意义所在。

4. 提起性别观的文化构筑问题的意义――文化反思

如前所述，文化的影响，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使国民适应传统，适应身边日常的侵犯女性权益现象，对之视而不见，麻木，沉默；既使是侵权者本人，虽然也有知法犯法者，但不知不觉理所当然者居多；而受侵权者，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敢“Me too”者少，能躲的躲，躲不开的也只能忍受着。

这样的态度，与国民对皇权、极权的态度有着相似之处。认知模式久而久之的浸染，政治权力之下接连不断的惨痛历史“体验”，使人们在强大的“强制力”面前保身、适应、忍耐、麻木、“不再开口”了。这样的行为模式，在这片国土上已经延续了千百年了。

秦晖将新作取名为《中国女权的世纪反思》。“反思”，我想，对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头脑里的认知模式，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等进行反思，也是很重要的内容。这种反思，换句话说也就是文化反思。

再具体一点说，文化反思，是对传统、习俗、道德标准以及社会的行为规范进行批判性思考，质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和政治权力的管束下，不自觉地汲取内化的、“理所当然”地支配着自己和他人的思维及行动的集体认知模式；文化反思包含反思自己，是个人对受到各种影响而形成的“自我”的反思。

鲁迅为了“除去虚伪的脸谱”，“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一百多年前的誓言，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是有分量的激励。十几年前秦晖在一次讲演中谈道，“未来的中国怎样，取决于现代的每一个人当下的选择”。都是认为，社会的改良和未来，最终依靠的是社会中的个人，个人的自醒，个人的明智选择。毕竟，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制度是由人来制定和执行的。

究竟该怎么选择，怎样做？

我想，当下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是，既珍视传统文化的滋养和传承，又能对文化中的弊陋蒙蔽和落后时代之处进行冷静的批评；既有批判权力的勇气，又依着智慧和视野而言之有物；既有尖锐犀利的见解，又能理性明晰地表述；既有独到的想法，又能倾听他者的不同意见的个人。我愿努力地去做这样的人。

谨希望在座的年青朋友们，深思善断，摸索前行。

5. 作为参照的其他“支“的出走“娜拉”們

“世纪反思”，秦晖主要关注的是共产党“这一支“，其他“支“的“娜拉”們的出路，似可以作为反思“这一支“的参照。这里简单提一下我认为可以称为其他“支”的女性。

比如，民国时期成长的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有所成，成为了各自领域里的杰出专家。比如，林巧稚(1901-83)医学、林徽因(1904-55)建筑学、雷洁琼(1905-2011)社会学，曾昭燏(1909-64)考古学，等。

另外，江南一带1920年代起乡村工业兴起后，在农村工厂里劳作的女技术人员和女工。费孝通在1930年代写的民族志《江村经济》和小说《茧》里，描述了她们走出家庭，走上社会的经历。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秦晖老师和各位。

作者介绍：

聂莉莉：文化人类学者，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1986年赴日留学，1990年东京大学学术博士。先后任教于日本西南学院大学、东京女子大学。

主要著作：

《刘堡 中国东北地区的宗族及其变迁》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日文）

《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 日军细菌战的伤痕》明石书店2006年（日文）

《伤痕 中国常德民众的细菌战记忆》刘云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 建国初期的潘光旦、费孝通及其周围》风响社2015年（日文）

《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 新中国初期的潘光旦、费孝通及其周围》聂晓华译，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

《劲草之志 学问与人生》风响社2025年（日文），等。

本文注釋：

¹ 题注：秦晖的讲演会2025年2月10日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园召开。本文根据我在会上的点评意见整理，可谓是“不合格”的书评，谨希望对秦晖所提起的问题引起关注和讨论。

² 《中国民衆の戦争記憶　日本軍の細菌戦とその傷跡》明石書店，2006年。中文版《伤痕 中国常德民众的细菌战记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³ 现地调查得到了由受害者组成的民间团体――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日本的细菌战受害调查市民团体、常德市外事部门、湖南文理学院的多方面协助。

⁴ 之后得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出版补助得以出版。

⁵　福田歓一《丸山眞男とその時代》岩波ブックレット，2000年。

⁶ 《秦汉史讲义》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24年，〈自序〉第3页。

⁷ 《走出帝制 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群言出版社，2015年。

⁸ 参考加藤秀治郎《政治学》第一章〈政治と権力〉，芦书房，2006年。

⁹ 如日文版【汉字词典在线】提供了1009字。https://kanji.jitenon.jp/kousei/list?data=5973

¹0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 沃尔夫(Benjamin Whorf 1897-1941).

¹1 2008年4月19日在珠海报业大厦的讲座。

¹2 费孝通《Peasant Life in China》Routledge,1939。中译本《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茧》（1936年写的英文小说）孙静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