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 | 谢泳、张适之、付润石悼学者傅国涌：在垃圾时间中生成自己的黄金时间

编者按：北京时间7月7日凌晨，学者傅国涌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59岁。傅国涌1967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现居杭州。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并热衷于教育，成立国语书塾。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开门见山》等数十本。2024年1月1日，日本中文出版社读道社成立之后，傅国涌出版《一报一馆一大学》《去留之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在东京重造中国》，并在日本举办过十几场讲座。其突然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其好友谢泳、编辑张适之和学生付润石分别写下哀悼文字：一卷诗书留后世，千秋风骨叹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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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1日，傅国涌在东京。张适之提供。

谢 泳 | 为国涌新书作的一则短序

这则短序是前年我为国涌兄在日本出版的新书《一报一刊一大学》写的，最早发到他电脑里，但他后来才看到，而书已在印刷中，所以现在看到的书中没有这则短序。其时我在深圳，书出版后，国涌专门委托一位在日本访问回国的朋友把书送到我手中，令我感动。今晨知国涌兄突然辞世，十分悲痛，忆及多年交往，一时难以接受，先以此短序，纪念这位一生命运坎坷，但始终对生活充满热情，不懈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老友。

二零二五年七月七日于厦门

序

这是国涌兄阅历丰富和思想成熟时期的著作。他沉潜数载，历十六年终于完成，可谓呕心沥血之作。在国涌写作生涯中，此书最能代表他的学术趣味和思想追求。

国涌虽不是学院类型的学者，但他的选题最有时代感，史料也非常周全，训练绝对具备专业修养，再加他笔锋的感情，流畅的叙述，生动的语言，在当代学术著作中，我相信他的书会有长久生命力。

这是一部从较小角度切入的文化思想史，国涌选择了一报一馆一大学，即《大公报》、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这个视角其实大体涵盖了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也是新文化及新思想传播的历史。因为现代新闻制度的建立，最终必须落实为最现代的传媒，在当时即是报纸；现代出版制度的形成，则必须有相应出版实体，而商务印书馆在传播现代文明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至于北京大学在新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可谓无出其右。本书在同一时空中叙述三家文化机构复杂的历史，将它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巧妙穿插叙述，条理清晰，叙述简洁，着眼点落笔机构中的大量重要历史人物，立意写出现代中国言论自由的实践，以它们的历史映照当下中国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既是一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更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言论实践史。国涌常年留意现代中国言论问题，在他看来，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主要体现在言论文明，而这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现代中国的言论自由曾达到相当的文明高度，这段历史的重新发现即在于提醒人们，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们曾经有过相当成熟的历史经验，有过成熟的样板，这些制度虽均是西方文明，但在与中国传统相遇时并没有发生难以融合的问题，而是形成相遇即融合的历史事实，以国情特殊排斥现代西方文明，在事实上毫无道理，关键是当局有无接受现代文明的诚意，有则易，无则难。国涌长期思考中国现代言论问题，最后成此大著，实在可喜可贺。是为序。

谢 泳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廿日于厦门

2025年6月30日，傅国涌给作家徐方签名。张适之提供

张适之 | 傅国涌老师的“东京时间”

傅老师是一位有着极强“时间意识”的历史学者。他有几次都跟我讲起，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几个时间：一个是“肉体时间”，人的肉身存活几十年，最多不过百来年；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创造的“精神时间”，在这个世界留下精神痕迹，会远远大于肉身存活的时间。比如，现代的人一讲起清朝，就会想起曹雪芹，至于曹雪芹到底是活了不到50岁，还是活了70岁，就没那么重要。还有一个是“历史时间”，时间的维度一拉长，很多评价标准就变了：谁还记得和曹雪芹同时代的那些非常有钱的“成功人士”？

所以，他几乎是把所有“肉体时间”都用来创作，他内心是有一个“历史时间”尺度的。他给我看过存放在电脑里的书稿，每一个都颇有份量，都是他呕心沥血之作。他其实已经在写自己的“自传”：《开门见山》（2020.10 山东画报出版社）是他对自己走出大山之前的故乡记忆；《一代人1988-1998》（未出版）完整记录他热血的青年时代，为这个国家断断续续“坐过十年牢”；“此书初稿写成于2022年中秋前夕，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问世。对于我，只是要留下白纸黑字的血泪见证，“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而他计划要写的《山外青山》，我相信他早已动笔，那是他在“西子湖畔读史阅世”、开始著书生涯的“黄金时代”；从2017年开始，“五十之年，唯欠一生”，他创办“国语书塾”，开始了自己的“树人”生涯。疫情管控到令人窒息之时，他来到了东京。他说，没想到，我的生命里，居然还有一段“东京时间”。

傅老师2023年初到东京，除了邀请他访学的大学教授，他说只认识“一个半人”：一个就是比他早来一年多的我；另外一个是一位刚到东京的学生家长，人生地不熟，日语也不会。从此，我们开始了密集交往。早在2006年，我出版湖北作家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e》时，傅老师就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如焉》洗刷了当代文学的耻辱”，这些“往事”一经“对上暗号”，彼此就算得上是“知根知底”了。这一年夏天，东京大学的中文讲座开始了，很快大家就相互确认、形成了“同温层”，傅老师先后在东大、单向街书店、局外人书店、东京人文论坛等地开始了自己的演讲。人是有能量场的，傅老师的学识和演讲才能很快俘获了一众粉丝，我们便软磨硬泡他给成年人开“国语书塾”，希望他给在东京生活的华人“启蒙”。那是傅老师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异国的新鲜感，自由的空气，无限的空间……他是熟知民国史的，120年前的那群年轻人的身影一定不停在他眼前晃动。他在今年5月30日出版的新书《在东京重造中国》中不无动情地写道：“隔着一百二十年的时光，上野的樱花又要开了。东京还是那个邹容、鲁迅、宋教仁他们熟悉的东京吗？当我从上野、神保町、早稻田走过，想起一百二十年前，他们的身影曾出现在这里的街头巷尾，他们呼吸过东京的空气，他们就读过的学校、淘过书的书店有些还在，有些已消失在时间深处，但他们见到过的神社，他们逛过的公园无论是上野还是日比谷都还在。我在上野樱花烂漫的时节，想起的不仅是鲁迅的名句，还有宋教仁日记中的记录……”

他在这期间有过很多构想：出书、办杂志、做一档纪录片节目、开办系列讲座、开课……围绕在他身边的一些人，都被他“点燃”了 。我于是“重操旧业”，创办一家出版社，开始做起了简体中文图书出版。第一本就是傅老师的《去留之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他说，书稿是现成的，20年前其实在国内出过，没想到再版的时候遇到重重阻碍，书都已经印出来，都不让发行。那么，就在东京做一个“全本”吧。编辑第一本的时候，他又说，还有一本构思了16年，写了8年的书稿，一个字都没发表过，好事成双，干脆一起出版了，这就是《一报一馆一大学》。书赶在2024年1月1日出版，傅老师那一年在杭州给国语书塾的孩子们过完跨年，当即买了机票飞回东京，迫不及待要看到新书。日本的印刷和纸张，没让他失望。我们过完元旦，就人肉带了几十套书奔赴台北，放到飞地书店销售。同时，也带着新书拜访了几家大出版社和一些知名学者，拓展作者资源。回到东京以后，又给傅老师在局外人书店、单向街书店、东京人文论坛陆续安排了讲座……与此同时，傅老师时刻不忘他国语书塾的孩子们，他还花时间策划、编选了8本“国语少年丛书”和他的书同时出版。那段时间，我们忙得不亦乐乎，傅老师用《一报一馆一大学》中的“一馆”期许我：在东京重造文明。

现在想来，没有傅老师刚来东京时的乐观洋溢，就不会有读道社的诞生；没有他在开创时的书稿支持，也就不会“存系列”图书的开始。出版路上，现在再没有了傅老师的同行，呜呼！

2024年3月，明治大学召开了一场学术研讨会。大牌云集，但是会议结束后迅速归于平淡——跟往常很多会议一样。傅老师私底下跟我们聊天，开始透出一些失望情绪。学术如果只是停留在学院里讨论层面，甚至都不能对当下年轻人的困惑有所回应，那么，这些学术的价值何在？他奔波于国语书塾的游学，很快就病倒了。有一次在他的书房聊天，他无意之中说到：“我的身体病痛也是时代的病症在我身上的体现啊”，我们相对无言。面对异地陌生环境、世道艰险，我们依旧有深深的无力感。即便如此，他说，还是要把在东京人文论坛的系列讲座写成文字，生活在东京，为他提供了“东京视角”，这是一个有诱惑力的题目。后来问过他几次，他说没力气写了。目睹他的身体状况，被糖尿病折磨得越来越瘦，便不忍催问。到了秋天，他却告诉我，他一口气写了一篇五万字的长文，选择用“1905年”这个时间节点，把120年前的那群“80后”“90后”的群像写了出来！著书之辛苦，唯有作者自己知。于是我们又开始兴奋地到处找图片，要做一本满意的书出来。我坚持要找一张当时上野的樱花图，放到最前面。

今年5月30日，书终于印出来了，去印厂拉书，碰上下雨。但还是当天就送到了傅老师家里，我知道一个作者想见到自己新书的心情，还给他留了一百本用来签名。两天后，我去他家里取签名书，开始慢慢地聊天。我们说起海外华语图书的艰难，渠道也不稳定时，他还不停鼓励我：从文明的尺度看，现在在东京做的事情确实很难，但事情就是在角落里、一件一件具体而微做起来的。曹雪芹、张岱这些人，在写出作品的时候，都只有身边的亲友知道而已，哪怕生前不出版不了，后世仍觉得伟大。所以，不要去羡慕那些喧嚣，要对自己的事情更坚定。他笑着说，现在你的自由度是最大的，中宣部（审查）是你，快递员也是你，这种从快递员到中宣部的自由度，几个人能有？我都羡慕起你来了。

那天他送我到门口，我抬头一看，他已经瘦得有点脱形了。不由鼻子一酸，我说，我给您拍张照片吧。他连说不要，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不好看。我说，在东京做简体中文出版最初就是因为您的鼓励而开始的，您在东京对我们这群人的精神支撑真是很大的，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几天之后，我开车接他去早稻田附近的东京人文论坛做演讲兼新书发布会，他提前已经把这个系列演讲的主题加上了“总结篇”。几乎每场讲座都不落的粉丝也看出来了：“傅老师消瘦憔悴太多了，就提前结束这个系列的讲座啦。”

6月30日，他买了夜间回国的机票，我开车和大吕兄一起送他去机场。到他家，他依旧很瘦，但精神矍铄。他说这几天看了我送的《我所认识的顾准》，从文字里就可以看出作者徐方的精神纯洁，这样的人真是世间少有了，可与替傅雷夫妇收尸的江小燕相提并论。并拿出两本自己书签名，要我转交给徐方。去机场的一路上，他谈兴很浓。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臧否人物，欢声笑语不断。他说快的话，半个月就会回来。

没想到，上周一晚上一走，这周一一大早，就惊闻他走了的噩耗。怎敢相信？！发消息给大吕兄，赶紧电话打过去，他说，凌晨两点左右他就得知消息了，他一夜没睡。给师母打电话，是傅阳接的，说师母已经住了医院。消息被证实了！人怔怔地呆住，半天缓不过神来。手机上大量的消息涌来，丁东老师建了一个“悼念傅国涌”的群，里头有傅老师的家人，消息更加确凿无疑了。“惊闻噩耗”、“难以置信”、“晴天霹雳”、“痛彻心扉”……任何词在这个时候都显得乏力！章诒和老师说：“他活着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平常；一旦突然离去，才震惊，才叹息；才感慨，才觉万分珍贵。”

不！他在东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觉得他万分珍贵！他一走，仿佛抽空我们的心胸，我们就变得“六神无主”了！

我打开傅老师给我的另外一本“未结集”的书稿，这是一本他历年来悼念师友的“悼文集”。在代序《论时间》里，他写道：

他面对此刻，死亡般静止的时间就是垃圾时间，我眼睁睁地看着时间穿过空气、穿过万物、穿过我的身体，却无所作为、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一种巨大的黑暗吞噬了我，使我无法在石头般的沉默中发出人类的声音，因此不能生成时间，生成有价值有生命的时间，来抵抗这无价值的垃圾时间，而只能听凭垃圾时间的流逝。

垃圾时间是什么？是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时间，是被抽空了灵魂的时间，是没有尊严、没有想象力的时间，那是人类自身造成的非自然状态的时间，使人类陷于自造的枷锁之中，只剩下了苟存、苟且、苟安、苟全，连等待和希望都被扼杀了。

与垃圾时间相反，人类需要黄金时间，黄金时间是人的自我完成，也即是人在创造中生成时间。……在魏晋的乱世中，嵇康、阮籍和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他们都以自己心灵的努力，都在垃圾时间中活出了自己的黄金时间，在自己身上克服了他的时代。尽管处在垃圾时间的包围中，他们“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黄金时间并非在黄金时间中创造出来，在垃圾时间中也可以生成自己的黄金时间。

傅老师，您这两年多的“东京时间”，也是以您自己个体的努力，在垃圾时间中生成了自己的黄金时间，且照亮了我们这些周边的人啊。

（这两年多的时间，和傅老师日常交往很多，我们一起去神保町淘书，一起去拜谒胡兰成墓，一起参加各种活动，聊天……一整天脑袋处于混沌状态，只能挂一漏万，草成此文，以为悼念）

付润石 | 与傅师同行——怀念我的恩师傅国涌先生

手机上和傅师的聊天记录停留在一个月前，那时候我向他分享自己阅读苏珊桑塔格的心得，并且向他请教，最后以他的一句话“期待你的阅读笔记“结尾。没有想到，后面因为学校里面的事情一拖再拖，这篇读书笔记竟然再也没有给他审阅的机会。就在几天之前，我在打电话给张禾的电话里说：

我现在读苏珊·桑塔格，心里竟是无端的愧疚。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来傅师家里上课。那节课上的一个文本中，傅师第一次向我们介绍了苏珊·桑塔格。他不经意间说，以后润石是可以成为像苏珊·桑塔格那样的人的。而我现在读着她那犀利明锐的文字，知道自己永远也成不了那样的人了，这样有负傅师当时的期望，心中有说不出的愧疚。

这段话本来是读书笔记最后的感受，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没有和傅师分享。昨天夜里惊闻傅师去世的消息，又是怎样的惊惶，怎样的遗憾啊！

我是在2017年的秋天来到国语书塾，转眼之间八年过去，傅师在那年秋天，关于“五十之年，只欠一生”的开学讲话依然历历在目。之后，傅师带我们在富春江、雁荡山、意大利法兰西游学，而我们一起入学的同学们也一年一年长大，由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再进入大学，八年的时间也许本身就来本来是很短的。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在一个十八岁少年的眼中却是大半的人生。而傅师说自己在五十岁这年“只欠一生”，投入到课童教育的实验中去，仿佛是他的第二次生命。

一开始见到傅师的时候我还是十岁的幼稚童子，参加国语书塾的面试选拔时，带着一本杨万里的诗集向傅师要了签名。傅师当时对我说：“重要的不是找别人签名，并且成为别人，而是成为你自己。”当时我怎么可能对 这样一句话有所感悟呢？现在想起来最初的相遇，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懵懂无知，又是何其的有幸啊。

依稀记得傅师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着：“我生也晚，不能与先贤同列，或坐在他们的脚下，倾听他们的声音，或与他们问对。”我想不但我愧对少年时代傅师对我的期许，这个时代也愧对他的期许。记得在傅师家里写作的安静的夜晚，傅师偶然之间也会打破无尽的寂静，和我们分享他写作的进度，以及他尚在酝酿的几部没有出版可能的大书。那些夜晚，窗口的绿植斑驳摇动，桌上的投影仪轻轻地发出声响。书架上摆放着《鲁迅全集》、《蒋介石日记》、维科的《新科学》、斯诺诺莎的书信集以及法布尔的《昆虫记》，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书。书前则摆着各式各样我们游学时从欧洲带回来的纪念品，童子送的彩画鹅卵石，以及写上诗句的梧桐叶、银杏叶。那样的时间一寸寸由我们的纸和笔敲成了永恒。

多年之后，当我已经放弃了历史和文学的可能的未来生涯，在写给傅师的一封信里，我解释了我的选择。当时白话文以及白话文的所创造的现代中国让我失望。我直言：不论是白话文还是现代的物理学，到今天都不过是百余年的时间。相比之下，我认为物理学的思想更加爆发出长久的生命和韧性，他回答道：

白话文在中国其实还没有经过漫长的时间沉淀，以白话文表达人的思想、情感、审美，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霞关》（2024年由我和几个童子开始编辑的集刊）在这方面可以有所贡献，慢慢来，不要急于求影响，坚持才是最难的，也是最宝贵的。

我想傅师当然也感受着我的这种失望。自从我22年去苏州念书之后，和傅师见面的机会是少之又少了。在申请美校的时候，错过了傅师在日本的讲学，寒假在东京又是在傅师将将来之前，前后脚离开，赴美念书。尽管这样，和之前那个懵懵无知的小朋友相比，我却越来越能理解傅师。在这期间我下定了决心走物理学的学术道路。傅师鼓励我说：

凡事要谦卑，志存高远，但把自己放在低处，不要锋芒太露。一个真正能影响世界的人，不在一时的成败得失，你要有心理准备。要经得起一路上的挫折和不顺利。能有一颗平常心看待自己和身边的人和事。

这样的文字对着隔了一个月来读，中间又有这样的变故，心境一心是大不同了。在信的结尾，他还说：

我在任何时候，都会站在你的身后，是你的后援力量。

得知噩耗的那一刻，我无比惊愕，简直不是伤心，而是童年梦魇中的那种骇然。七八岁的时候做过一个梦，梦见这个世界还是是这个世界，但所有认识我的人全部都不在了。昨天夜里，我正是在这样深深的恐惧感。看着茫茫夜空，我想起来傅师说过在任何时候都会站在我的身后的话来，心中感到戚戚然……而之前的生活猛然间都成为了过去，不可挽回的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