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 | 宿命的苦难之下掩藏的圣洁的光——读帕斯捷尔纳克的家信集
生活中的悲剧因素是其正常和自然的状态；必须是悲剧性的，它才是真实的。——1958年5月12日致妹妹约瑟芬信
1921年，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家庭裂成了两半。为了给母亲治病，父亲列昂尼德带着母亲和两个妹妹（莉迪亚、约瑟芬）移民德国，鲍里斯和弟弟亚历山大留在了苏联。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直到诗人1960年去世（其间还经历母亲和父亲的离世），他们一直保持通信。这些通信后来由他们家族后人整理出版，并翻译成英文，我们才能读到。
意想不到的是，诗人的这些通信，读来也像他的正式作品一样富有营养。之前读到他和表妹奥尔加-弗雷登别格的通信集，就印象深刻（这位表妹也是值得一写的人物）；这次读他的家信，不仅了解了那个时代的讯息，了解了诗人的观察和看法，而且又一次被诗人心灵传递给我们的一些难以名状的东西打动，读完很久之后心里仍一直记挂着，想着应该努力把感受写出来。
1920年代，正是革命逐渐给社会定型的时代。在1924年给父母的一封信里，诗人描述了革命此际显现出来的面貌。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即使在这场革命中留下的也是不同的印迹。
在诗人眼里，彼得堡的革命：
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它解释为某种确定的东西，它的确定性把它与彼得大帝、拉季舍夫、十二月党人、1905 年联系在一起，也很简单地把它与城市本身、大海、喀琅施塔得、笔直的街道以及 "欧洲之窗 "的所有独特特征联系在一起。
而在莫斯科：
它看起来是异质性的顶峰，因此真正的革命在亚洲就会呈现出倒退的面目，是从城镇到乡村、从工人到农民的倒退；任何在本能层面上产生的反动垃圾，都可以借助一些低劣的伎俩，成功地伪装成革命的 "真谛"。在这里，市井的声音、无知、狭隘、种族仇恨等等，都能与它们的对立面自由地、令人眼花缭乱地融合在一起。这使得这些阴暗的基调获得了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合法性，即使在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它们也从未拥有过这种合法性。
我对俄罗斯的历史和政治都了解有限，之前也未曾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看来诗人是从这里找到了解释，革命为什么从一次”绝妙的外科手术“（小说里日瓦戈的话）变成了后来他不喜欢的样子。
在稍后那段严酷的时期，由于某种幸运，诗人并没有受到同行如阿赫玛托娃或茨维塔耶娃受过的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了解自己的时代。在1927年的一封信里，他对一切已有预见，他用一段非常引起我共鸣的话，向妹妹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状态：
我并没有衰老，但又远远不只是衰老。我觉得自己可能活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么长时间。不过还有其他原因（我会在下面解释），让我开始在意识和精神层面上——而不涉及生理的自我——行为和感觉就好像我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主要原因是：在目前的俄罗斯，这样做是唯一能生活得不虚伪的方式，也不会徒劳无功，更不会更糟地在一无所成的情况下引发可怕的灾难——不会白白浪费在成熟的中年时期爆发出的个人创造之火，这段时光完全、理所当然地应当奉献给对自由的热爱。
顺带一说，诗人对时局的敏锐感觉，甚至也体现在他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上。1932年6月给妹妹莉迪亚的信里，他就注意到了德国局势的危险动向：
我最近一直在读报纸，关注德国发生的一切。我很清楚这一切的重要性；在所有国际事态发展中，这是最重要和最不祥的。在来这里的路上，我重读了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
信里提到了他们的许多交往和活动，特别让人记住的，是他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一次通信。
1930年新年到来之际，罗曼·罗兰给诗人寄来一本书作为新年礼物，并在扉页上写了热情的题词：“写给在天国的日出海岸的年轻兄弟，来自天国的日落海岸的兄长：愿你有幸福的一天、幸福的一年，和幸福地从此岸到彼岸的旅程！”
可能诗人本来就对这位进步作家抱有心理上的距离，题词在诗人那里激起了意想不到的激烈反应。他把情绪都倾泻在了给父亲列昂尼德的信里（他们的来往似乎是源于列昂尼德的牵线），觉得这样一段题词是可以不分对象地慷慨赠与任何人的，而且充满了“远超一切虚荣的自命不凡感”，让他感到束缚和奴役。——我猜测，他大概是从这位作家的措辞和语气里，感受到了和官方革命语言近似的东西，让他感到是同一种力量在威胁着自己心灵的独立。
他忍不住对父亲抱怨，再也不要与和自己生活态度不一致的人交谈：
他们妄想向我提供建议，而我比他们实际年长了整整一个宇宙；最糟糕的是，他们让我在既无必要也不合适的情况下接受他们无知的故弄玄虚。我对我的时代没有秘密：我和它心心相印，我自己就是它的一部分。
当然，如列昂尼德所习惯和预料到的，第二天诗人又一如既往地写来了一封信，为自己的激烈言辞（不是内容本身）表示道歉。
这对父子的关系亲密而温暖。在1932年底的一封信里，同为艺术家的列昂尼德（他曾是托尔斯泰小说《复活》的插画作者）知道儿子的诗歌朗诵会取得了成功，他写信表示祝贺之余，又说：
正如我说过的，我并不赞成这种成功。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应该像耶和华一样，无论是对他的侍从，还是对人群、暴民，都应该是隐形的、传奇的，因为他们往往可以为了几个戈比而为他鼓掌或发出嘘声。总之，在展示自己的时候要慎之又慎，不要被这种物质利益冲昏头脑：只有你的文学、艺术作品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从这些通信看到，他们虽然身处二十世纪的严寒和动荡时节，但这个家庭仍然按照自己在精神上的高标准生活着。
现在可以看看小说《日瓦戈医生》，这是后期通信反复出现的主题。这时诗人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从诗人和妹妹的通信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小说在他生命中占据的意义：它不仅是他生命本身，而且比他自己更高：
这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一部具有巨大普遍意义的书，它的命运不能从属于我自己的命运，也不能从属于我的任何福祉问题。对我来说，它的存在和出版（如果可能的话）比我自己的存在更重要、更珍贵。
小说引起的巨大风波早已众所周知。但作者并非无意识地卷入其中，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就深知写作这样一部小说的风险，尤其是把作品送到国外出版的风险。在那一刻，他是勇敢而坚毅的：“我写这部作品并不是为了掩盖它。我接受了这一风险，无论我接受多少次考验，我都会再次冒同样的风险。”他把小说——也把自己——推向了它的命运。
对亲友的好心提醒，他依照自己的内心做出了回答（这段话说得太好了）：
关于你们劝我要小心的建议，我只想再说一句——虽然我怕你们会认为我是在说大话，是在炫耀。也许并不总是这样，但是当爱和信任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你身边并为你正名时，你必须对它们做出回应，否则你收到的礼物就会变成盗窃。把你的生活局限于保护自己免受危险是错误的，这并不是因为这会让你的生活显得灰暗，再没有女孩为你疯狂，而是因为这种形式的体验过于狭隘——在它的范围内，你无法发现生活中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你必须回报给那些给予你爱的人的。
他曾因为作品的写作，推卸了多少责任和情意，甚至自己最亲近的表妹和挚友奥尔加的葬礼，他也没有去参加。意识到自己一直对亲人和朋友有所亏欠，用一般的眼光看，自己会是个忘恩负义、自私自利的人，是个只顾自己文学事业、不近人情的冷漠机器，他向妹妹莉迪亚倾吐了心声：
我亲爱的朋友，你可能认为我的内心已经毫无生气，我已经变成了一台文学机器，除了让我的各种作品在不同的地方印刷出版，把不同的人聚集起来之外，什么都不关心。但你错了。我还活着，甚至是太有活力了。生活并不围绕着是否有孙儿孙女而展开，而是意味着在我们这个除了模棱两可和害怕说出来之外什么都没有的时代，要努力地及时说出最重要的东西，不要留下什么含混不清的东西。我已经不年轻了，很快——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结果，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死亡。所以，你们，还有你们所有人，请原谅我的仓促：这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大胆，而且它是健康、恰当和及时的。
这段话再好不过地提示着，他借小说所要传递的信息。诗人一生置身在那种与他的信念正相敌对、而且远为强大的力量所造成的洪流中，他的作品，乃至他的一生，都唤起这种悲剧感，但又不是放弃。这是整个故事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就我自己来说，在青年时期读到他的作品，以现在的年龄，终于可以说，在读到它以前，我是一个人；读了以后，我慢慢地变成了另一个人。
很奇异地，在他的信里，我发现他预言了他会对人们（包括我）产生影响的方式：
在人的一生中，有些事——甚至可能只是随意的一句话——它们所蕴含的那种无法言喻的温暖与新鲜感，超越了你当时周围所见所闻的一切，让它们仿佛成为了生命或真理的声音，或是那股推动着我们前行的、时光与事物的隐秘洪流；它也成了我们的命运本身，尽管我们只是偶尔意识到，而且是间接地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