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一個辛辛那圖式的自由世界：哈金小說論
編者按：在美國用英語寫當代中國人故事的哈金，其小說創作不僅獨一無二，而且其文學意義也被低估了。「我獨自一人」的辛辛那圖既是不自由的也是自由的；哈金筆下孤獨的孫維世和武男也是如此；用小說思考和追求自由的哈金也是如此：獨自一人，既是不自由的，也是自由的。哈金及其近四十年的文學創作，也正是由此揭開一個辛辛那圖式的自由世界：他筆下的中國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海外華人，總是在極度不自由中唸著辛辛那圖的咒語「我獨自一人」。這不僅是對極權體制極度不自由的展示，更是對人性中的自由天性最深刻的闡釋。無論是對極權之下生活的人，還是被算法和Ai時代控制的人，都提供了一種獲得思想自由的路徑和資源。可以說，哈金和哈金的小說非常有力了展現了當代中國人自由的困境與對自由追求，這正是哈金及其小說最了不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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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用英語寫當代中國人故事的哈金，其小說創作不僅獨一無二，而且其文學意義也被低估了。
哈金的作品，常常被認為以簡潔深刻的英文風格，深刻描繪中國歷史與移民經驗，贏得國際讚譽。但這句“深刻描繪中國歷史與移民經驗”的話，並未能深刻看到哈金小說創作的獨特與深刻（因逼筆者讀的哈金作品大多是中文翻譯本，不評價哈金作品的語言）。
哈金的小說有什麼獨特呢？1956年出生的哈金，經歷過當代中國政治災難最頻繁和最殘酷時期，與他那個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作家和知識分子相似——“自由”不僅是他們一生思考的東西，更是他們一生追求的東西。然而不同的是，1985年出國留學的哈金，在經歷了中國與海外政治的幻滅後，對“自由”的理解不僅擺脫了政治意識形態的侵害與綁架，還超越了世俗生活的欺騙與束縛。因此他筆下中國人追求的自由，更像是一種辛辛那圖式的自由。可以說，哈金和哈金的小說非常有力了展現了當代中國人自由的困境與追求，這不僅是哈金獨有的，更是其創作最了不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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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吐溫（Mark Twain）在他的小說《赤道環遊記》（Following the Equator: A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中說過一句話：「Truth is stranger than fiction, but it is because Fiction is obliged to stick to possibilities; Truth isn’t.」（真相比小說更離奇，因為小說必須遵循可能性，而真相則不然。）若是用這句話來解釋哈金的2023年的m小說《莫斯科回來的女人》，其實是非常合適的，哈金本人也在這部小說作者按中說到：“現實往往比虛構更奇幻。”雖然這部小說中的大部分事件和細節都是事實，“但孫維世的生活故事仍有很多’窟窿’。為了創建一個完整的敘述，我不得不靠想象去填補。”
有關孫維世離奇一生，在中國廣為人知。可是為什麼一位才華出眾、相貌出眾的人最終不明不白慘死呢？為什麼會發生這樣離奇的事情呢？這大約就是哈金需要填補的窟窿。而哈金也成功用自己的想象填補了這個歷史的窟窿，讓一段離奇的歷史變成一個追求美的自由悲劇，這正是文學的魔力，也是哈金的魔力。
在哈金小說開頭，其實就預示了這位天真無邪的17歲姑娘的命運。因為無論是在延安還是在共產國際黨校，“每個姑娘都是我們的。”因此，許多男子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斷新人換舊人。而年輕、漂亮、充滿活力和愛美的孫維世，更是許多革命人的追逐對象，這讓孫維世也成為了他們的妻子的嫉恨對象。哈金首先為孫維世的離奇故事搭建了悲劇舞台。在這個革命婚姻的舞台上，圍繞著孫維世，其實還有許多悲劇人物：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李維漢的妻子金維映（鄧小平的前妻）、林彪的張梅（後離婚）等等，甚至包括她的哥哥孙泱，也甚至包括貌似婚姻的贏家江青、葉群等，幾乎都是在革命名義下用國家、組織力量批量製造的悲劇。
在這個革命的世界中，孫維世是格格不入的，用哈金的話說就是她總是在思考：“美好的生活應該是什麼樣的？”這是孫維世不斷改變蘇聯話劇和導演話劇的動力，也是她的愛情哲學。無論是工作、還是婚姻家庭，都服從於她對藝術的純粹追求和美好生活的渴望。
因此她排除眾議，和曾經上海的“洋場小開”金山結婚。當閨蜜林利問她為什麼要嫁給金山：“跟林彪、劉亞樓他們相比，也不夠偉大。而且他真的挺老。”孫維世回答是：“我愛他藝術家的靈魂，甚至他的瘋狂。我們在一起時，總有說不完的話。可我跟林彪、劉亞樓這樣的男人，完全沒有共同語言。”婚後沒多久，1952年夏，金山帶藝術團去朝鮮，不久和朝鮮的翻譯開始調情最後同居。金日成發現後直接槍斃了女秘書，而金山被交給了彭德懷指揮官，然後送回中國。金山的行為引起中國高層震怒，連孫維世的養父周恩來都主張槍斃了他，並勸孫維世離婚。但孫維世卻堅持認為金山仍是“同志內部所犯的過錯，也正是因為孫維世的堅持，金山免除牢獄之災，只是被開除出黨，去石景山發電廠做一名普通工人。對於這個處罰，孫維世依然覺得不公：“他為黨服務了二十多年，是真正有才華的人，不該被剝奪一切，送到工廠做體力活。他本可以以其他方式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孫維世看來，金山是一位“純粹的藝術家”，其實，不僅是金山，孫維世更是如此。她突然決定與金山結婚的理由之一就是：“我是結了婚，可以更專注地工作，別人也可以離我遠點。”在孫維世眼裡，即便是愛情與婚姻，也服從於她對藝術的純粹追求。
不過，這只是孫維世的天真想法。隨著她導演的《保爾柯察金》《欽差大臣》《小白兔》等等一系列改編自蘇聯作品的話劇成功，江青也不斷寫信給她，對她的糾纏幾乎常態化。孫維世對自己的閨蜜林利直接說：“我和她不在一條船上——她追求權力，我追求藝術和美，我們就像兩種不同的物種。”
1957年冬，江青決意要做戲劇革命，再次給孫維世寫信，要把《智取威虎山》改為京劇。周恩來和鄧穎超特別請孫維世吃飯，勸告孫維世：“就算你不願跟她合作，你也得客客氣氣。”孫維世回答：“我不會跟那個女人合作，她不專業。”雖然孫維世以自己專業是話劇而不是京劇婉拒，但她不知道她的“趾高氣揚”最終死於“不專業”之手。
就這樣，哈金用想象塑造了一個與”革命“格格不入的女性，一個對藝術和美有著純粹追求的女性，一個執著追求自己的愛情與事業的女性。在那個”革命”席捲了一切，甚至主宰個人命運和生活的年代，這是致命的。
小說最後，1982年，從獄中活著回家的金山在臨終時留下最後一句話：“維世，維世，這個太美了……”
《莫斯科回來的女人》其實英文有一個副標題就叫：美的追求（In Pursuit of Beauty）。曆史中的孫維世是不是如此？其實在哈金小說裡，歷史中的孫維世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孫維世對美的追求、對自由的追求已經成為一種象征：在哈金出生第二年，1957年，22歲的高爾泰便提出“美即自由”的觀點。隨後高爾泰被打成右派，關進了夾邊溝。然而，這種對美的追求、對自由的追求，始終埋藏在中國社會中。這便是哈金小說《莫斯科回來的女人》對歷史事件的文學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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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對自由追求不僅是《莫斯科回來的女人》的主題，也是哈金許多作品的主題。1956年出生的哈金，和他那一代人類似，經歷了當代中國最殘酷最不自由的年代：反右、大飢荒、文革、上山下鄉、恢復高考等等。他的中國經驗自然也成為了他的創作源泉。他的許多作品試圖一個離奇的中國故事變成一個合乎人性的故事，展示人性中對自由的天性嚮往與政治社會環境相衝突而造成的悲劇。最為著名的是他的成名作，1999年出版的《等待》（Waiting, 1999），小說以文革為背景，軍醫林孔每年回鄉一次，試圖與妻子離婚，陷入長達十八年的等待。這個在西方人看來匪夷所思的故事，然而在哈金冷靜的筆下，成為一出震撼人心的悲劇。再比如，2004年出版的《戰廢品》，小說以朝鮮戰爭為背景，通過中國戰俘袁元的視角，講述了中國戰俘在政治壓力、個人信念和人性之間的掙扎。歷史上，中國志願軍戰俘絕大部分去了台灣，大約只有440人返回中國大陸，卻無一例外受到忠誠懷疑和迫害。雖然這兩部小說的歷史背景略有不同，但是面對國家這個巨大的機器，普通人幾乎無力招架，只能默默承受。
實際上，1985年就移居美國的哈金還敏銳發現，國家對於個人的傷害與控制，不僅僅停留是在過去停留在中國，還會延續到美國的華人移民身上，甚至是早已歸化的華人。比如2014年出版的《背叛指南》（A Map of Betrayal）。和《從莫斯科回來的女人》相似，這部小說取材於著名的間諜案金無怠間諜案的真實故事。金無怠（1922-1986）1944年起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工作，擔任過翻譯和情報分析員。然而，他從1950年代開始祕密為中國政府提供情報，長達數十年。他的間諜活動在冷戰期間對美中情報戰產生重大影響。1985年，金無怠被FBI逮捕，隨後被控間諜罪。1986年，他在獄中自殺，留下許多未解之謎。哈金小說中的蓋瑞·尚（Gary Shang）與金無怠經歷類似。不同的是，小說以蓋瑞·尚（Gary Shang）女兒的視角敘述。在父母去世後，他的女兒莉莉安（Lilian Shang）收到父親情人寄來的日記，從而揭開了他作為中國間諜的秘密人生，以及他在中國遺留的另一個家庭。蓋瑞在忠於祖國與對美國的認同之間掙扎，承擔了巨大的情感與道德代價，卻最終被兩國背叛。蓋瑞·尚雖然早已歸化美國，並在FBI擔任高職，為什麼他依然會忠誠於中國呢？這種忠誠從何而來？這個荒誕的故事，哈金藉助他的女兒，對他的心靈世界進行了探索。同時，也展示了出生在美國的二代華人莉莉安的身份認同困惑。
哈金的目光不僅關注這些影響重大的事件，也投向普通的移民。其根據紐約法拉盛華人移民故事寫的短篇小說集《落地》（A Good Fall，2009），可以說是對第一代華人移民在自由世界的心態大探討。小說集一共收錄了12篇小說，多為普通人，如餐館工人、教師、學生或僧人，他們在追求美國夢的同時，掙扎於經濟壓力、家庭矛盾與個人夢想之間，展現他們到異國他鄉尋求自由生活的努力，也反復探討了什麼是“自由”和什麼不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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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麼是自由？哈金的小說能否告訴我們答案？
哈金以自己為原型的小說《自由生活》（A Free Life，2007），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給了讀者一個正面的答案。
不過，我若是美國人，我也會像厄普代克那般，不會喜歡哈金的《自由生活》。2007年10月，哈金醞釀了16年的《自由生活》出版。兩個月後，早已深居簡出的75歲高齡的厄普代克在《紐約客》發表了一篇評論，向美國讀者介紹了哈金，並稱哈金成名作《等待》無懈可擊，「哈金來之不易的英語無一詞不妥，無一字多餘」，之後的另一部獲獎作品《戰廢品》，在厄普代克看來也「同樣流暢」。表揚過後，厄普代克便開始了毫不留情的批評，將哈金新書《自由生活》評價為「一個相對來說粗笨和令人不舒服的作品」。在舉了無數例子批評完《自由生活》的英語後，厄普代克又批評了這個奇怪的故事：小說寫的是連根拔起的移民生活，卻沒有任何戲劇化的衝突；哈金筆下的美國生活是「艱辛的、貪財的、市儈的和庸俗的」，然而主人公卻努力留在這片「寂寞的、難以理解的、廣闊的土地上」，「想要在美國生活、在美國老死」。美國人厄普代克似乎難以理解這麼瑣碎與矛盾的哈金和他的美國生活。
在美國一向溫情脈脈的書評中，這篇書評的毫不客氣實屬罕見，且還出自這麼一位南帝北丐級別的人物之手，更糟糕的是，且還非常誠實，幾乎無可指責，其威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想，這麼一篇書評是足以毀掉任何一位作家的，即便當時哈金已經獲得一次美國國家圖書獎、一次海明威獎、兩次福克納獎。然而在作者哈金本人看來，「我認為《自由生活》是我最好的一篇長篇小說」。
是的，在中國人我看來，我也認為《自由生活》是哈金最好的一篇長篇小說，也最為打動我（哈金作品我讀的全部是中文版，所以本文不討論語言問題）。據說，法國人托克維爾來考察美國的民主制度時，先是考察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這位法國人看後連連稱好。之後，他繼續考察美國，結果發現隨便一個山民都可以與他侃侃而談政治和政府，這下，這位驕傲的法國人嚇得落荒而逃，然後在他那本著名的書《論美國的民主》中寫到：「美國的聯邦憲法，好似能工巧匠創造的一件只能使發明人成名發財，而落到他人之手就變成一無用處的美麗藝術品」。因此，墨西哥照搬美國的憲法，並未使墨西哥富強。因為有助於美國維護民主制度的原因有三：自然環境、法治和民情。但「按貢獻對它們分級……自然環境不如法治，而法治又不如民情。」看哈金的中國故事小說，我會像托克維爾讚嘆美國三權分立制度似的，點頭說：確實不錯！有些了不起！然而看了《自由生活》之後，我才真正明白，哈金的寫作就像美國的聯邦憲法，是無人能取代的。
雖然，哈金申明，《自由生活》來源於一位寫詩的餐館老闆，但《自由生活》的獻詞是這麼寫的：「給活在書中的莉莎和文」。莉莎和文正是哈金的妻子和兒子。《自由生活》在許多人看來，包括厄普代克，帶有哈金的自傳性質。
《自由生活》講述了武男一家三人移居美國、融入美國生活的過程，武男本是波士頓布蘭戴斯大學的一位政治學博士生，本想學成歸國在家鄉的一所大學教書。受1989年天安門事件影響，決定留在美國。於是，他退學了。不久，他的護照沒有被延期，再也不能回中國了。於是他徹底斷了回國的念頭，並遠離政治，一心一意掙錢。為了生計，他做過各種工作，最後移居亞特蘭大開餐館，買起來房子和車子，偶爾遇上政治演講或是公開活動，武男都有些遠離，甚至有些嫌惡。因此，流亡者劉滿屏奇怪為什麼學政治學的武男不懂政治；在「愛國青年」洪梅眼裡，武男不愛國的生活簡直有些可恥。而在厄普代克看來，武男的生活是「艱辛的、貪財的、市儈的和庸俗的」。可是，為什麼哈金將這麼一個毫無意義而言的生活稱之為「自由生活」？在小說中，「自由」這個崇高的字眼，武男只討論到了一次。剛從中國到紐約的雅芳在打工的中國餃子館與正在那裡學習當大廚的武男討論為什麼要留在美國時，雅芳說，因為這裡有自由。武男回答：「要是你不知道怎樣利用自由，那麼自由就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被壓迫和限制得太久了，所以要我們改變思維方式，獲得真正的自由，是很難的。我們習慣了被遁詞和虛無所限定的現實存在。我們個人品味和正常欲望大部分都被謹慎和恐懼束縛了。簡而言之，我們純真的內在自我已經失掉了。」
可是，什麼是自由？怎麼利用自由呢？我想，從沒有過的中國人根本不知道；而生來便有的美國人是難以理解的。
1958年10月31日，政治哲學家以賽亞·伯林在牛津大學進行了其著名的就職演講《兩種自由概念》。在這個演講中，伯林將理不清的自由分為兩種，一種是積極自由，即「去做……」的自由。另一種是消極自由，即「不去做……」的自由。
顯然，武男一家的「自由生活」是在「消極自由」的意義上展開的。因為生計問題，武男沒有「積極自由」，不得不放棄自己喜歡的詩歌而終日在餐館勞作，但他卻牢牢守護著自己的「消極自由」，努力擺脫民族、國家和過去歷史對他的控制和綁架。當喬治理工大學中國聯誼會的負責人以及該大學一名研究生的陪讀太太洪梅來到餐館要求他為大陸災民捐款時，武男沒有興趣。洪梅指責他：「就算你現在是有錢的美國生意人了，也不應該忘了你的祖先和祖國。想想您能夠為國家做些什麼？」
武男回答說：「中國不再是我的國家了，而且我也不再是有錢人。我一天到晚累得半死，才維持了這個生意。還有，你不應該在這裡對肯尼迪的屁話鸚鵡學舌。每個公民都有權問問，我的國家能為我做些什麼。」
亞特蘭大開奧運會期間，洪梅又以「國家」名義進行綁架，讓武男餐館提供煮綠豆湯。然後她去給運動員送綠豆湯。結果不僅沒有送去綠豆湯，反而把鍋弄丟了。五個月後，在一次聚會中，洪梅充滿種族仇視和民族自豪感演講激怒了武男。他大聲責問：「你還沒還我的湯鍋呢！」在他看來，他的一個19美元的湯鍋比愛國的意義大多了。當會場的人要把武男這個「美國人」趕走的時候，他依然繼續說：「聽著，你們這些人總是說你們的國家，你們的中國，好像你們每個人都的那個國家的棟梁。讓一個國家凌駕於個人生活之上，比其他一切都重要，你們有沒有想過，這種成見是危險的？法西斯主義的定義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這位退學的政治學博士生武男平靜地告訴他們：「法西斯主義的第一原則就是國家和種族高於個人。如果你們不相信我的話，可以查一查《韋氏大辭典》第十版。如果不停止這種盲目的中國自大論，我們就可能最終毀了自己在这里的生活。」
當然，幾乎沒有人能聽懂武男的話。洪梅當場笑他神經病，並恥笑他夢想用英文寫詩。武男的回答是：「用英語寫作是我個人的選擇。我不像你，我想當個真正的個人。」
個人，正是消極自由所保護的，它給個人自由劃了一條底線和範疇，任何其他個人、政府、強權都不能干涉。顯然，武男非常明白這一點，並努力守護這份自由，這讓他與周圍的中國人格格不入，也讓他越來越遠離他們。
但實際，武男始終無法「做個真正的個人」，始終無法獲得自由。他一直活在謹慎膽小唯唯諾諾之中，這讓他身邊的美國朋友對他表示難以理解。最糟糕的是，武男始終無法忘記他的初戀情人蓓娜。雖然蓓娜無情地拋棄了他，他依然無法忘記她，甚至在深愛他的妻子萍萍面前都不掩飾。這對萍萍來說是一種折磨，對武男來說，更是一種折磨。因為他覺得自己麻木了，再也無法愛了，甚至都無法寫出自己滿意的詩。為此，他回中國了，他還努力去尋找昔日的戀人——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以激發自己的靈感。然而，當他輾轉在美國看到舊日初戀情人蓓娜之後，他才明白多年來「渴望和苦惱」只是一場幻覺，「他所有的痛苦和嘆息，統統是毫無根據的，浪費在一個錯誤的人身上。」可是，他依然無法寫出詩。他又將憤怒發洩在整日為之賣命的錢上，認為是生活拖累了他。直到有一天，他發現自己真正寫不出詩歌的原因是自己內心的恐懼，他害怕失敗，他害怕周圍人的嘲笑，於是，被一個不能免俗的物質的美國夢所拘束，而「一個自由的人，就得走自己的路。」
此時，妻子萍萍病了。武男賣掉了餐館，克服了恐懼，「冒著耗盡生命什麼也得不到的風險」開始寫詩，第一次給萍萍寫了一首詩。此時，武男無比平靜，在美國十二年後，他終於做出了自己的個人選擇，懂得了如何利用這種自由。這種自由正是「消極自由」所賦予的——個人選擇的自由。
雖然這種自由卑微、懦弱、猥瑣、灰暗與心酸，然而卻是一個成為自由人的起點，是武男自由生活的全部意義，生來便有的美國人厄普代克是感受不到的；而從來沒有過的中國人是認識不到的。只有從未有過而突然擁有並認識到它的人，才明白這種自由的可貴，並盡一切努力，守護它，追求它，如武男或是哈金。這，正是我們最稀缺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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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奠定了延安文學體制，並一直延續至今。這一體制強調文學為政治服務。其實不僅是文學為政治服務，政治幾乎深入到每一個中國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深入骨髓和心靈，甚至其實許多“積極自由”的追求者，都無法擺脫政治意識形態的摧毀、綁架、支配，甚至無處可逃，即便是在今天。這一點，生活其中的人察覺不到，生活其外的人又毫無感知。哈金和哈金的創作正是在這兩者的交匯處：不管是在過去的中國，還是在現在的美國，哈金以冷靜、平時的筆調，給讀者展現了一系列被國家和政治摧毀、綁架或是支配的中國人追求自由的努力，同時也形象地展示了自由的複雜性。
哈金和哈金筆下的中國人，常常讓我想起納博科夫的短篇小說《斬首之邀》中的死囚犯辛辛那圖的舞蹈：小說中，辛辛那圖被迫與獄卒轉圈共舞，「極權主義者最嚴重的罪行，莫過於強迫人民，包括他們的受害者，成為其罪行的共犯。與獄卒共舞，參與自己的行刑，無疑是最極端的暴行」。「擺脫圓圈、停止與獄卒共舞唯一的方法是設法保有自我的主體性——那種難以形容但藉此與他人區分的特異性。最後，辛辛那圖被帶往處決台，嘴裡不停地念著神奇的咒語：「我獨自一人。」正是這種獨特的、而不是獄卒強迫他使用的語言，挽救了辛辛那圖。當他捧著自己的頭，他周遭虛假的世界，包括行刑台和劊子手，都在他面前崩潰瓦解。
「我獨自一人」的辛辛那圖既是不自由的也是自由的；哈金筆下孤獨的孫維世和武男也是如此；用小說思考和追求自由的哈金也是如此：獨自一人，既是不自由的，也是自由的。哈金及其近四十年的文學創作，也正是由此揭開一個辛辛那圖式的自由世界：他筆下的中國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海外華人，總是在極度不自由中唸著辛辛那圖的咒語「我獨自一人」。這不僅是對極權體制極度不自由的展示，更是對人性中的自由天性最深刻的闡釋。無論是對極權之下生活的人，還是被算法和Ai時代控制的人，都提供了一種獲得思想自由的路徑和資源。這正是哈金及其小說最了不起的地方。
-哈金簡介：
哈金，原名金雪飛，1956年出生於遼寧省錦州市，1969年，14歲時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981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英語系，1984年獲山東大學北美文學碩士學位。1985年赴美留學，就讀於布蘭戴斯大學。1989年，因六四事件，決定留在美國。1993年，獲得布蘭戴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目前為波士頓大學創意寫作課程教授。哈金於2006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2014年成為美國文學藝術院院士。
哈金（Ha Jin）的創作從詩歌開始，1990年出版詩集《沉默之間》 (Between Silences: A Voice from China)，1996年短篇集《詞之海洋》 (Ocean of Words) 獲筆會/海明威獎，同年出版詩集《面對陰影》 (Facing Shadows)，1997年《紅旗下》 (Under the Red Flag) 獲弗蘭納里·奧康納短篇小說獎。1999年小說《等待》 (Waiting) 獲國家圖書獎與筆會/福克納獎，並入圍普利策獎。2000年短篇集《新郎》 (The Bridegroom) 獲亞裔美國文學獎，2001年出版詩集《殞地》 (Wreckage)，2004年小說《戰爭垃圾》 (War Trash) 再獲筆會/福克納獎並入圍普利策獎。2007年出版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自由生活》 (A Free Life)，後於2021年獲布川離散文學獎。2008年出版非虛構《作為移民的作家》 (The Writer as Migrant)，2009年短篇集《好墮落》 (A Good Fall)，2011年小說《南京安魂曲》 (Nanjing Requiem)，2014年小說《背叛地圖》 (A Map of Betrayal)，2016年《搖船人》 (The Boat Rocker)，2018年詩集《遠心》 (A Distant Center)，2019年非虛構《被放逐的仙人》 (The Banished Immortal: A Life of Li Bai)，2021年小說《永恆之歌》 (A Song Everlasting)，2023年小說《莫斯科回來的女人：美的追求》 (The Woman Back from Moscow: In Pursuit of Beauty)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