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 | 幻想·痛苦·探索·探索——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

编者按：本文选自许良英《幻想·痛苦·探索·探索——许良英未完成的自传》（博登书屋，2024年10月）附录一《幻想·痛苦·探索·探索——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一文最后两节。“自从 1974 年从迷信中猛醒以后，逐步认识到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化之本，必须开展民主启蒙运动，而首先必须启自己的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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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1989 年是“五四”70 周年，又是《人权宣言》发表 200 周年，而报刊泛滥着形形色色的反民主逆流，尤其是官方支持的“新权威主义”气焰日益嚣张，我觉得有必要隆重纪念“五四” ，使“五四”精神深入人心。 1988 年 12 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会讨论明年工作计划时，我就提出，明年应该以纪念“五四” ，宣传民主、人权为重点。方励之、吴明瑜、李佩珊、李昌相继表示赞同，最后于光远拍板：纪念“五四”是我们研究会明年活动的主旋律。

1989 年 1 月，方励之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北岛等 33 位作家联名响应。2 月，我与老同学施雅风发起呼吁政治民主化的联名信，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终止因思想定罪的历史。联名信请钱临照、王淦昌两位老先生领衔，签名的有42 人，多数为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科学家群体共同发表政见，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的反应是比较明智的，他们认为信的内容没有问题，并指示科学院各级党组织，不要找签名者谈话，以免他们感到压力。随后，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还请我们夫妻和施雅风吃饭，希望充分听取我们的意见。

从 1 月到3 月，先后有 4 批共 110 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公开信，以及当局比较开明的态度营造出早春的民主气息，为随后因胡耀邦 4月 15 日含冤去世而引发的群众性民主运动作了铺垫。学生对胡耀邦的遭遇愤愤不平，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称他为“中国魂” 。这触怒了邓小平。邓小平于 4 月24 日对政治局常委颁下谕旨，认定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动乱，对它不能手软，要准备流血，有军队可以对付，不怕形象不好，只要经济上去就行了；要逮捕一些人，要抓黑手。这道圣旨立即普遍传达，并成为 4 月26 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调。学生们对这道杀气腾腾的圣旨并没有猛烈对抗，而是以一次理性的、和平的和自我克制的游行，要求当局收回这篇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定性错误的社论。当局拒不改正这篇社论，学生也不愿意在毫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复课。于是出现了旷日持久的顶牛局面，最后导致 5 月 13 日开始 3,000 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无限期绝食。如此众多的青年学生以这种自我牺牲的方式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抗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在北京每天有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多年来为人们深感忧虑的社会风气的败坏，这些日子里竟奇迹般地骤然削减。人们自动维护社会秩序，长期涣散的人心自然地凝聚在一起，表现了中华民族不愧为伟大的民族。

这样一次体现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可歌可泣的群众自发运动，竟以 6 月 3 日晚到 6 月 4 日血洗十里长安街为结束。这是稍有人性的人都难以想象的，但却是邓小平早在 40 天前就明白无误地下了这个狠心，在罢黜了同情学生的总书记赵紫阳以后，亲自调动数十万军队包围北京来实现其意图。

“六四” 屠杀后，被官方诬蔑为 “黑手” 的方励之第一个被通缉。亲友们为我的安全担忧，劝我躲避一下。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做过三世人（1920~1949；1949~1969；1969~），已经活得够长了，现在能够为中国民主事业做一个谭嗣同，当死而无悔!

“六四” 后，中国政治上出现大倒退，政治高压、意识形态控制、假话空话满天飞，仿佛又回到了“反右”“文革” 。为了重撑改革门面，1992 年邓小平发表 “南巡讲话” ，海内外为之欢呼。我却给他泼冷水，发表短文《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指出：只谈经济改革而回避政治改革，更讳言民主，这种拐脚的改革不可能成功。并进一步指出：如果人仅仅是经济动物，那么值得称道的并不是亚洲“四小龙” ，而是希特勒当政时的德国。我们应该高呼“希特勒万岁”了，何况他搞的也是“社会主义” （Nazi，即民族社会主义） ！当局对此如临大敌，认为这是出版界最严重的政治事故。

1993 年，为北京申办 2000 年奥运会做门面，释放了王丹、魏京生等政治犯。申奥落了空，1994 年2 月又把这些人抓了起来。为此，我起草了《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共有 7 人签名。 3 月 11 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表记者对我的采访，并刊出呼吁书全文。可是，当局不但不考虑我们的呼吁，反而肆无忌惮地侵犯呼吁者的人身自由权利。3 月 12 日大批警察进入我们宿舍区，并堵住我的家门，把我软禁了 3 天。从此以后我们的宿舍楼经常有警察把守，不准外国记者采访，甚至随意拘禁来看望我的青年人。至于我家的电话，从 1999年开始一直被窃听，有时干脆被掐断。1995 年为“联合国宽容年”。5 月，我起草一份呼吁书《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先从历史上论证宽容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而我国自古以来缺乏宽容精神。呼吁书中希望当局不要再把有独立思想的人当作“敌对分子” ；重新评价“六四”事件；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和信仰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员。同时希望全社会培育尊重他人的宽容精神，切忌暴力行为。呼吁书请王淦昌先生领衔，他欣然同意；签名的共有 45 人。发表后，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各国一批知名人士共同发起响应这个呼吁书的签名运动，一个月内共有一千多人签名，其中 10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宽容呼吁书竟遭到美国公民杨振宁的诋毁。他给王淦昌先生写信，胡说这是“不利于 12 亿中国人民的事” ，是“严重的事”，“极为不幸的事” 。王先生被他吓懵了，写了一封令常人无法理解的信。他如获至宝，送香港报上发表，严重损害了王先生的声誉。为此，我不得不公开澄清事实真相，揭露杨振宁为虎作伥的无耻行径。这种行径，与半个世纪前德国两个卖身投靠希特勒的物理学界败类 Lenard和 Stark 的丑行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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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我有幸同两位在思想、品德和学识上都令人尊敬的师友亲密无间地通信，前后各持续 5 年，直至他们于 2003 年和2004 年相继去世。巧合的是，相互间每人都写了 40 多封信。有的信写得很长，谈论的问题非常广泛，从科学、民主、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到个人经历和人生感悟。他们中一位是新交的挚友李慎之，另一位是我1939 年就受到启蒙的恩师陈立先生。同他们的通信和真挚坦诚的思想交流，是我 80 岁前后最大的人生乐趣和精神享受。这是一种心灵的交流与升华。

李慎之比我小 3 岁，是1998 年开始通信的。以后见过两次面，主要靠文章和通信交流思想。我们都是青年时提着脑袋干革命并参加共产党的，1957 年都被划为“极右分子” 。这样的共同经历，使我们在晚年成为至交，而且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家学渊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很深，不像我从来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他原来自称是“半个新儒家” ，但 1999 年8 月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悟出”“中国文化传统就是专制主义”。9 个月后，写出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同在那封信中，他流露出极度的孤独感，说“国内外都没有‘爱国志士’ ，有的只是利禄之徒” 。我不同意他的悲观看法，而处处都感到鲁迅所说的“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寄给他一篇自己的《 “89”十年感言》。一个月后，他寄来《风雨苍黄五十年》。这是一篇令人拍案叫绝的传世佳作，像一颗精神原子弹，在知识界引起强烈的震荡。他在去世前两个月给我写了一封 10 页的长信，说中国近代史必须改写。他在信中提出一个初步的提纲，征询我的意见。首先，他提出一个不同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论点，认为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 。我赞同他的这一论点，并可以用一系列历史事实来支持他。不过，他也有不少考虑欠周的地方，如对毛泽东在三年战争中的作用估计过高。他计划在 2003 年写一系列论文，可惜 3 月 22 日就猝然病逝了，留下了无法弥补的无尽遗憾。

陈立先生是浙大心理学教授，中国工业心理学的开创者，与王淦昌先生和竺可桢校长都有深交，1902 年生，1939 年2 月比我早两天到浙大。那年暑假，我听了他的一次关于辩证唯物论与自然科学的演讲。1949 年以前，在浙大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我们之间的通信开始于 1999 年8 月。那时周志成转来先生给他的信，信中一半是讲我的，说反右使我经历了“三不怕” （不怕开除党籍、离婚、坐牢），反右对我的政治结论是“缺乏政治道德的” 。我立即给先生写信，并附寄几篇文章。他回了 4 页长信，语重心长地说： “我读你的信，真是心惊肉疼。你太天真。天真无邪，但又反映不懂事故，奈何!”我告诉先生，我现在所做的不过是学习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我是台州人，这块土地曾养育出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孺这样的硬骨头，也铸成了我这个永不思“悔改”的“花岗岩脑袋” ，一个从来不懂世故的长不大的人。因为不懂世故会惹祸，许多人对我避而远之，先生却愿意亲近我，并推心置腹地引我为知己，实在是我一生的大幸。先生在谈到治学问题时说， “最重要的还是人品问题” 。他就是从这一点来与我结交的。我们的通信一开始就处于亢奋状态，先生把我看作完全可信赖的知心朋友，遇到不顺心甚至伤心的事，都要向我诉说，并向我逐一介绍他家庭的所有成员。

先生虽己近百岁，但看起来比我年轻，不但健康和气色都比我好，而且满口真牙（我已不剩一颗牙齿），能吃螃蟹。他工作不停，每年都要发表研究论文，还新招了一个博士生，连原有的，同时指导3 个研究生。百岁老人还招研究生，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未曾有过，真是人间奇迹。先生满 100 岁的2002 年 1 月给我一封长信中，提出一个对科学研究指导思想非常有价值的创见： “反对科学方法制度化”。

“方法是为科学服务的，是科学决定方法。不是方法决定科学。 ”他准备写成论文，可惜未及完成，5 月 8 日不慎跌跤，右股骨和右肘关节粉碎性骨折，后进行股骨置换术，经过顺利，但引发了心血管病。在康复过程中，先生还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给我写了一封信。2004 年3 月 1 日先生走完了 102 年奇迹般的人生道路。先生 99 岁时说过：“我明年就满一百岁了，我已声明从 0 做起！ ”“一切要从头学起”。百岁老人有如此壮心，该是前无古人。先生不服老，对他来说，生命是永恒的！

2005 年是爱因斯坦奇迹年的 100 周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告 2005 年为“国际物理年” ，理由之一是纪念爱因斯坦。德国政府干脆将 2005 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 ！为让公众深入了解爱因斯坦，我编了一本图文并重的文集《走近爱因斯坦》。

自从 1974 年从迷信中猛醒以后，逐步认识到民主与科学是现代化之本，必须开展民主启蒙运动，而首先必须启自己的蒙。1983 年完成（20 世纪科学技术筒史）统稿工作后，开始系统学习西方文明发展史以及民主的历史和理论，认真阅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我发现自己过去从国内流行的读物中所了解到的历史是歪曲的，不认真的。如说，古代雅典民主制是奴隶主民主、是贵族政治。卢梭（Rousseau）被认为是近代民主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标志，对杀人如麻的雅各宾专政顶礼膜拜。而不知道雅典民主制虽有缺陷，但本质上体现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宽容和法治精神。可是，即使在今天，我国从上到下对这些几乎依然是陌生的。也不知道洛克（Locke） 、英国“光荣革命” （1688~1689）和美国民主革命（独立战争）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卢梭和法国大革命，更不用说卢梭比洛克晚生 80 年，法国革命是直接受美国革命的影响的；而成为 20 世纪最大祸害的极权主义，正来源于卢棱和雅各宾专政。我由此认识到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一本夹叙夹议的关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著作。这项工作得到了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老伴王来棣的支持和合作。近 20 年来，它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由于我们过去对西方的历史太不熟悉，需要读的文献和著作非常多。可是我的视力极差，1985 年左眼视网膜脱落，手术后视力仅 0.02，右眼也只有 0.1，看书要用放大镜。加上我们的记忆力都在衰退，写作非常吃力。此外，不时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意外的干扰，写作时断时续，进度很慢。但我有信心把它完成。这将是我对中国民主事业所尽的最大一份力量。

2006 年7 月2 日 于北京中关村 为《红岩儿女》而作

【 《红岩儿女》编者的话】本文作者说，他在 1974 年猛醒之后，回头一看，几十年的一切都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一样，不免为自己这么多年的极端愚昧而羞愧。从此重新审视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出路，同时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从那时候起，又是三十多年了。他更加确信，科学和民主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两大支柱：在他的后半生，首先致力于近代和现代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爱因斯坦的生平和理论。这使他头脑中过去信奉的意识形态教条受到颠覆性的冲击。然后又致力于世界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在两眼视力都很微弱的艰难情况下，尽力研究和著述。令人钦敬。他在四十年代的经历，在《红岩儿女》第一部《从潜流到激流》第 20 章《民主力量在积蓄：浙江大学》中有所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