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不暗：加薩戰爭與身份政治
本文為《波士頓書評》2024-01期文章，本期刊物電子版下載。
10月7日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恐怖攻擊，不僅製造了以色列建國以來最大的恐怖事件，也帶來了世界各地的撕裂活動，這事不僅發生在中國的社群平台上 ，美國的大學、媒體，歐洲的街頭，都有不同立場者的衝突爆發，內塔尼亞胡發動的加薩戰爭，硝煙擴散到全球範圍，在這次大事件中，身份政治帶來的價值撕 裂，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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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關於哈佛、MIT和賓州大學三個校長的影片昨天在中文圈迅速流傳，這是蓋伊校長（哈佛大學-Harvard）、科恩布魯斯校長（麻省理工大學-MIT）、麥吉爾校長（賓州大學 -Upenn）在12月5日的國會聽證會上接受美國國會共和黨議員質詢的其中片段。 在回答議員「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是不是霸凌和騷擾」的問題上，三位校長都表示，需要根據具體情況或行動來確認是不是騷擾。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圈的剪輯和傳播中，編者加入了嚴重的道德指控，同時加入了馬斯克的點評：呼籲對任何人進行種族滅絕，顯然是構成了騷擾。
在另一篇文字報導裡，三位校長都否認大學裡存在反猶太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症，但她們都表示要製止反猶太主義。 而事實上，10月7號以來，美國大學裡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教師群體，不論是身體衝突，還是激進的標語，早已經透過社群媒體傳遍了網路。
美國大學呈現出今天這樣的狀態，由來已久。 美國自由派作家馬克‧里拉在2017年的文章《美國大學是怎麼殺死自由主義》寫道：很多校園政治應該受到譴責。 在1960年代之前，在自由主義和進步政治中的積極分子很大程度上來自工人或農村，往往是在地方政治俱樂部或在車間工廠形成的。 而今天的積極分子和領袖幾乎完全都在學院和大學裡，主要是自由主義的專業領域，如法律、新聞和教育的成員。 如今發生在校園的自由主義政治教育尤其是在精英層次，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在地理位置上，基本上與國家的其他人都脫離關係。 這不大可能改變，也意味著自由主義的前景基本上取決於高等教育機構中發生的事。
他同時寫道：校園自由派越是沉迷於個人認同，就越不願意參與理性的政治辯論。 在過去十年，一種新的非常說明問題的語言風格已經從大學轉向主流媒體：作為x發言……它告訴聽者，在這個問題上，我是站在特權立場上講話。 它豎起了一堵牆來迴避任何問題，因為從定義上看，它們都來自非X的視角。 它將觀點碰撞變成了一種權力關係。 論證的獲勝者是求助於道德優越身分的人，也是在被質疑時表現出最強烈義憤的人。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馬克·里拉是支持民主黨的中間派學者。 他在《分裂的美國》一書裡，分析了美國認同政治的由來，他認為川普當上了美國總統，激發了美國認同政治運動，左右派政治都出現了認同的極化現象， 但源頭上，是雷根時代令人吃驚的左翼認同政治的發展，它事實上已經成為兩代自由主義政客、教授、學校老師、記者、運動積極分子和民主黨官員的信條。
馬克·里拉寫這本書，緣起於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他認為在越來越激進的保守派面前，美國自由主義的未來是災難性的，他認為身份認同的極化現象帶來了 美國的分裂。
另一個因川普而寫書的學者是法蘭西斯‧福山。 30多年前他因歷史終結論一夜走紅。 近些年，他一方面向古代溯源政治，另一方面，關注美國最前線的政治。 2017年，他出版了《認同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望》。 相較於馬克‧里拉的書，福山更多是從政治哲學層面去分析身分政治的由來。 馬克·里拉注重現實政治，福山更偏向學理，但兩人有許多相似的觀點。
福山認為，傳統的左右政治是利益之爭，而今天的認同政治是承認之爭。 福山從柏拉圖的理性慾望激情的靈魂架構裡，把激情分成了平等激情和優越激情，他認為，左右政治是關於平等激情的，但身份政治則變成了激進的優越激情。
福山說，60年代的運動是以平等為訴求的，而80年代之後出現的身份政治，雖是以尋求承認和尊重為訴求，但他們卻被優越激情所主導，認為自己比其他的族群更優越 ，擁有特權。 福山舉了民族主義，伊斯蘭主義，以及LGBT族群作為例子。
還在把美國共和黨理解為雷根的個人主義民主黨理解為羅斯福的福利社會的人，有必要更新下自己的認知：左派們已經把重心轉向了LGBT和其他邊緣群體的身份認同，保守派們回 到了基督教福音派的認同。 平等多一點，還是自由多一點，讓位給身分的承認與尊重。 這就不難理解，看似瘋狂出格的川普，被認為對美國憲政有危險性的素人，能夠獲得那麼多民眾的支持。 支持他的選民不在乎政治正確，只在乎他的主張是否讓他們找到認同感。
馬克·里拉和福山都認為，身分政治的標籤可以追溯到康比河公社宣言（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女權主義者在其影響力很大的《1977年宣言》中說：“最深刻和潛在的最激進政治直接來自我們自己的身份認同，這與努力終結他人的壓迫完全不同。”
這份宣言清楚描述身分政治與傳統的左右政治差異：不再是終結壓迫和尋求平等，而是自我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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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彼時罹患癌症生命晚期的愛德華·薩義德，在黎巴嫩朝向以色列的邊境線上扔出了一塊石頭。
相較於他這個激進的行動，薩義德一生所做的事，是為巴勒斯坦人尋求尊嚴和認同。 他認為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是「一片土地兩個民族」的一國方案，他的自傳名《格格不入》，象徵了這樣一個苦澀的事實：巴勒斯坦人不理解他的苦衷，以色列人不認同他的主張 。
在今日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巴以兩邊皆有「從河流到海洋」的口號，都以消滅對方為目的。 不同的是，以色列的極右派難以在政治上實施這些主張，而巴勒斯坦這邊，哈馬斯卻以民主的方式獲得了執政的機會。
根據我有限的觀察，絕大多數關注時政的群，都捲入了加薩戰爭的立場之爭。 就如耶路撒冷的複雜地位一樣，巴以問題堪稱全世界最複雜的政治。 但現今的世界，由於網路的演算法，每個個體之間變得不再像以前那麼理性冷靜，精確的投餵推送，讓個體的立場都更垂直和單邊。 出現在中文圈的兩極化，絕不是個孤立現象，美國和歐洲還不僅限於口水戰，美國大學裡的兩派支持者打架，歐洲巴黎和倫敦的穆斯林騷亂，無一不是身份政治極化的 表現。
一個典型的認同政治例子是，哈馬斯在恐怖攻擊裡對女性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性暴力及屠殺，但鮮少有女性群體出來譴責。 這背後的邏輯不難釐清，在身分政治裡，尋求認同的等級高於平等概念，許多人把哈馬斯的暴力恐怖和巴勒斯坦解放等同起來，實際上哈馬斯的伊斯蘭抵抗和法塔赫的巴勒斯坦 解放，天差地別。 民族主義，伊斯蘭極端主義裡的暴力恐怖，在尊嚴和認同的鬥爭裡，被同樣尋求認同的群體寬恕了。 福山的優越激情和平等激情的等級之分，是現實政治的演算法。
每一個支持以色列的人，都試圖證明以色列軍隊是仁義之師，進攻加薩的平民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哈馬斯把加薩人當成了擋砲彈的肉盾；每一個支持巴勒斯坦的人，都 試圖證明一場巨大的人道災難在全世界關注的眼皮底下發生，而以色列人正在把自己過去所遭受的苦難強加在巴勒斯坦人身上。
以色列支持者們和巴勒斯坦支持者們，每天用車軔轆般的話語指責對方，都試圖把今天的災難責任加到對方身上。 正如近年來，美國兩黨支持者們互相指責對方，兩邊都認為對方對今天的極化社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然而，稍微冷靜來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這兩個同出於閃族的群體，他們互為鏡子，互相映襯出各自的缺點。 但在現實裡，總是楚河漢界一樣，把對方丟進邪惡一方，而這個邊界就是流血衝突。 近年來，美國兩黨也是如此。
思維模式的差異和認同的差異，正日益把這世界分成互道傻逼的兩個群體。 但這事吊軌的是，它不像戰爭片或科幻片裡那樣，有截然的正義與邪惡之分。 不管你支持哪個陣營，看起來都是正義的，但基於個體和群體的立場出發，世界變成了正義和邪惡，先進和落後，好與壞。 而這些概念的劃分，正是民族主義和極端的伊斯蘭主義所一直倡導的。
巴以問題是人類最複雜的政治，但絕大多數人希望用最簡單的判斷得出結論，誰是正義，誰是邪惡。 而身分政治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方便之法，人性的懶惰加劇了這種極化現像在世界的蔓延。 2000年以前優雅的公共政治已不復存在，代之於新部落主義的群體們在世界上發起各種激進的行動。
福山所說的優越激情，它在意識裡賦予自我特權的地位，我是對的，反對我的是錯的，是傻逼，這些意識體現在辯論或者公共訴求上，必然出現部落式的撕裂， 加劇社會向極化運動。 而互道傻逼的世界裡，尋求共識將是一件越來越奢侈的事。
馬克·里拉對極化社會提出的藥方是從身分政治走向公民政治。 就像之前的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分析問題獨到犀利，但解決問題全然無用。 他這些想法安撫不了這個日益極化、暴動、撕裂的世界，羅爾斯的重疊共識，哈伯馬斯的交往理性，都只不過是知識分子的黃粱一夢。 人性之作，遠不是理性的政治理論可以約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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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後我們重又
變成兩把利刃，
插入世界的肉裡，
各在各的位置。
這是以色列詩人耶胡達·阿米亥寫的《愛與痛苦之歌》其中四句，看著像為巴以衝突而寫的。
而這幾句詩，其實更像是寫給今天這個互道傻逼的世界。 世界彷彿又回到了部落時代，每個部落都認為自己比他人優越，比他人正義，自己的訴求比他人更有優先性。
而這個世界，越來越像薩義德所說的：經歷了滄海桑田……我們離它越來越遠，這不是用果樹營造一個美麗的地方，我不相信最後會有回家的一幕。
西門不暗（媒體人，前南都週刊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