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主义引发了世界大战吗：二战起源的历史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Failed to render LaTeX expression — no expression found

编者按：日前，特朗普突然宣布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重返国际外交，并与其进行了长达90分钟的通话，之后可能在沙特阿拉伯（沙乌地阿拉伯）举行面对面会谈。不久之前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发言，也使得欧洲各国大跌眼镜，更有可能使得欧洲变成一个美国撤出的权力真空，重新面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威胁。本周一恰逢俄乌冲突三周年之际，乌克兰提出的决议沿用了过去几年的措辞，包括一系列谴责俄罗斯的措辞，并呼吁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这项提案获得93票赞成，18票反对和65票弃权。其中最惹人瞩目的是，美国和俄罗斯、朝鲜等国都投出了反对票

特朗普对于普京暧昧乃至崇拜的态度，让人不由得想起二战前的慕尼黑会议和英德关系。而今天已经奋战了三年之久的乌克兰，很有可能重演二战前夜斯洛伐克的命运。今天我们分享已故历史学者潘人杰先生在译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对二战学术史研究的综述。理解二战前的国际政治局势和政治经济结构，也许无法直接对应今天的俄乌战争与美俄关系，但是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与微妙的不同。理解这种差异与共同，是历史学者工作的乐趣与考验。

作者：潘人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十多年里，西方史学家对于战争的起源，尤其是欧战全面爆发的原因，看法大体是一致的。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头目战争罪行作出的判决，铁证如山，毋庸置疑。在这同时以及稍后几年里，一些有影响的史学著作也相继涌现，它们对战前欧洲政局的分析，获得了绝大多数史学家和公众的赞同。这样，在战后初年和50年代里，就形成了一个后来被人称为“正统学派”的对二战起源的权威性解释。在这期间，尽管也有一些人提出过零星的质疑，或在个别问题上唱出过不同的调子，终究不成气候。但是，进入60年代，随着国际政治局势中“冷战”的缓解和史学研究本身的发展，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1961年，牛津大学的A.J.P.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对迄今被普遍接受的见解提出了全面挑战，随即引起了一场十分动感情的争论，成了这个重大变化的契机。有人曾期望泰勒的这本书可能会是一个新的“修正学派”兴起的标志。今天，争论的高潮已经过去，炽热的情绪也早已平息，无论是原来意义上的“正统学派”，还是颇有争议的“修正学派”，似乎都已经被超越，研究和争论已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水准展开，但是人们仍不难从中听到那场争论的余音和回响。

“正统学派”的见解

“正统学派”的观点是由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构成的。一个方面是关于希特勒德国的政策。他们认为，希特勒是带着一个为德国夺取欧洲和世界霸权的既定方针上台执政的，《我的奋斗》就是其侵略蓝图；后来的许多有案可查的谈话、指示，尤其是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重要罪证提出来的那个“霍斯巴赫备忘录”，则是明确的侵略计划。而且，他的全部实际行动，从挣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全面扩军备战到侵占奥捷，并不惜同英法开战而进攻波兰等等一系列步骤，也是遵循着这个既定方针的。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希特勒预谋策划而挑起的。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方面是对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对英国的政策所作的批评。他们指责当时的英国政府，特别是1937年5月上台的张伯伦内阁无视希特勒德国一意要称霸欧洲的现实危险，幻想以单方面的让步来安抚德国的民族主义怒气。由于懦怯、短视和轻信，英国政府几次坐失了可以及早制止希特勒甚至搞掉希特勒的良好时机，还以不断的退却和投降刺激了希特勒的胃口，巩固了他的地位，并使原来有利于自己的力量平衡向纳粹方向倾斜，从而使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在最不利的时刻降临到自己头上。张伯伦本人理所当然地受到特别严厉的批评，他的种种个性特征和处事作风，强化了绥靖政策的消极性后果；《泰晤士报》、克利夫顿团伙的影响，甚至还有反共主义和引导希特勒去反对苏联的欲望，也是起作用的因素。

有人注意到，这个见解的一些基本方面，在战前英国围绕对外政策展开的政治大辩论中就已出现。但最先在历史研究上为它奠定学术基础的，是1948年出版的两本书——刘易斯·纳米尔的《外交序曲》和约翰·惠勒-贝内特的《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特别是后一本书，尽管后来的出版物在许多细节上改变了或补充了它所描述的情景，至今仍以它对30年代英国和欧洲局势的透彻观察和清晰分析在西方史学界享有极高声誉。丘吉尔的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继论述战前局势的第一卷《风云紧急》在1948年问世之后，其余五卷也陆续刊行，到1953年出齐。他以自己作为著作家的雄辩和文采，作为政治家在战前和战时的煊赫业绩，大大增加了这个见解的权威性。而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1959年)，则以它娓娓道来、饶有兴味的可读性，使这一见解越出了专业人员的圈子，广泛传播于一般读者群中。在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这个学派方面，还有一大批知名的学者和作家，如伊丽莎白·威斯克曼（《罗马-柏林轴心》,1949年），阿诺德·汤因比（主编《国际事务概览》的有关各卷——《捷克斯洛伐克危机》,1951年；《1939年3月的世界》,1952年；《大战前夕,1939年》,1958年），艾伦·布洛克（《希特勒： 暴政的研究》,1952年），以及《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1919—1939》的主要编者莱韦林·伍德沃德。此外，特里弗-罗珀通过编辑《希特勒席间谈话,1941—1944》(1953年)以及与此有关的评价文章，强调向东方占领“生存空间”是希特勒全部思想的核心；安德鲁·罗斯坦的《慕尼黑阴谋》(1958年)，曾特别受到苏联方面的推崇；青年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的《绥靖主义者》(1963年)，则以对绥靖政策的相当尖刻的批评而引人注目。法国的迪罗塞尔（《1919年以来的外交史》,1953年）和莫里斯·鲍蒙（《和平的破产,1919—1939》,1961年），以及意大利的托斯卡诺，也做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

这个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当然跟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在战前就活跃于政治舞台或学术文坛上，卷进了那场政治辩论。他们中间有坚持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利益的保守党反德强硬派，也有倾向于维持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自由主义者，还包括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党派利益或思想倾向，对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持批评态度。战后立即开始的“冷战”，又给那段历史的研究注进了强烈的现实政治激情。除了一些“冷战”斗士，尤其是一些美国作者热衷于渲染战前的苏德关系，企图以此证明苏联曾是希特勒德国的“帮凶”外，即使是那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或明或暗地要把战前对德绥靖的失败记录当作战后推行“遏制”政策的一面历史镜子；这又不能不促使另一部分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人增强了对30年代西方国家推行反动的绥靖政策的批判的火力。这种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互相干预，使后来有人可以指称“正统学派”关于战争起源的见解大有囿于成见或失之偏激的嫌疑。然而，纳粹德国的侵略和绥靖政策失败的事实是如此明显，后来陆续出现的新材料（除了纽伦堡审判提供的大量证词和文件外，还有《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1918—1945》的D辑和《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1919—1939》的第3辑，以及可以同文件材料相印证的大批当事人的日记、传记和回忆录等等）也证明，“正统学派”关于30年代历史的基本论点总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当然，从他们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在研究一个自己亲历的历史事件时常常具有的长处和短处。这就是说，作为亲历者，对他要研究的事件进程、重要人物和时代气氛有着直接的感受，如果本来又具有较高的学术修养并采取严肃的态度，常常可以对事件发展的主干以及它的某些独特方面作出后人所不及的刻画；同时，作为亲历者，由于同他要研究的对象之间的时间距离过于短促，也会难以获得足够的历史透视感以及暴露事件各个侧面的详尽材料，造成认识上的单线性和表面化。通常，这种长处和短处总是并存于同一作品中，但也不难看到比较集中地体现这种长处或短处的极端的例子，从而使这些作品显出在学术上的优劣轩轾。如果说惠勒-贝内特的著作以及某种程度上纳米尔的著作比较多地表现了这种长处，那么特里弗-罗珀的工作就处在相反的一极。特里弗-罗珀仅仅根据已发现的有关希特勒个人的原始材料——从《我的奋斗》到柏林地下室的留言——进行考察，以希特勒的性恶论来解释全部战争根源，虽然在历史资料的整理上不无好处，在确认希特勒的罪恶上也给人以某种满足，但在历史的思考上却是浅薄的。至于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可能提供某一方面的详情细节和作者的真情实感，但由于记忆的“天然特性”，即总是“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东西，“忘掉”希望别人也忘掉的东西，更由于政治上的利害得失考虑，在叙述和判断的隐扬褒贬中总是表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如后来的《艾登回忆录》(1960、1962年)。它们不应被看作是历史研究，而只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总之，“正统学派”可以说体现了西方史学界在二战起源问题上的一个认识阶段，表现了一代人的学术成就，但也带有它产生的那个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心理的明显印记。例如，英国人在好不容易取得一个惨淡的胜利以后不无痛苦地发问： 为什么我们差一点儿打输了？德国人则在困苦和屈辱中寻思： 希特勒是怎么样带来一场民族灾难的？“正统学派”似乎提供了一个最显见的也是令人安心的答案——那是张伯伦的错误和希特勒的罪过。但这个答案就是最后的历史结论吗？

“修正学派”的挑战

对“正统学派”的第一个正面攻击，来自一位美国兰德公司的经济学家伯顿·克莱因。他在1959年出版的《德国对战争的经济准备》一书中，运用美国在战略轰炸效果调查中获得的有关德国经济状况的材料，试图证明，通常认为纳粹德国早就把经济转上战争轨道，有计划地动员国家资源和大规模扩军备战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戈林的那句著名口号“大炮第一，黄油第二”，不过是一种愿望而不是实际政策；德国在战前的实际军费开支，通常只及丘吉尔所估计的或希特勒本人所吹嘘的数字的一半上下。之所以这样，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希特勒指望通过一系列短促的局部性的外交军事较量来达到目的，根本没有计划要打一场欧洲大战。泰勒后来曾经引用并倚重克莱因提供的材料作为自己的重要论据之一。而真正从治学态度、史学观点直到对一系列具体事件的解释上全盘提出问题的，还是泰勒在1961年春出版的论战性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这是一本奇书。泰勒视野广阔，纵论从一次大战结束到二次大战爆发的全过程，书中聪明的看法、精警的判断跟强词夺理的奇谈怪论交织在一起；他对许多现存的概念、论据和结论的直言不讳的贬斥，有时甚至是肆无忌惮的亵渎，也使许多西方学者莫名惊骇。惠勒-贝内特把它说成“是一本才气横溢的、挑衅性的、引起争论的，并且据我看来，危险地把人引入歧途的著作”，这是毫不奇怪的。在叫人眼花缭乱的奇语迭出中，泰勒思想的内在逻辑又是相当严密的。择要概括起来，全书的主旨是要破除一个传统说法，即“希特勒策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由于他一个人的主观意志引起了战争”，论证他自己的结论，即“1939年的战争远非预谋，它是个失误，是双方在外交的慌乱中酿成大错的结果”。为了确立这个论旨，泰勒还标榜一种新的治学态度和史学观点。

泰勒认为，历史学家对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持超然的态度，其任务只是“去理解发生过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发生”，而“不是去辩白或谴责”。他说：“从希特勒上台的那天起，我就是反绥靖主义政策论者；如果处在同样的局势下，无疑我还会是。但这同写历史不相干。”二次大战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历史学家就必须用对待红白玫瑰战争或英国内战一样的超然态度来研究它的起源。据此，他认为纳米尔、惠勒-贝内特、威斯克曼和鲍蒙等名家对二战起源的解释，只是阐明了他们在战时甚至战前就持有的观点，在离战争爆发已经二十多年的今天仍被普遍接受而毫无争议，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应该改变的。他还认为，现有的文件材料要么太多(据以对希特勒德国定罪的)，要么太少(可供更加超脱的学术研究的)，并特别对纽伦堡审判材料持批评态度，声称“它们是作为律师们准备诉状的素材而匆忙地甚至几乎是随意地收集起来的，这不是历史学家的做法。律师的目的是打官司，历史学家则要求理解局势”；更何况这些文件又经过一番挑选，不仅为了显示那些事先就被判定有罪的人的战争罪责，也为了掩饰检察国方面的责任。正是根据或表现了他的这种“超然”和“理解”的态度，他强调希特勒的对外政策得以产生的客观条件和历史联系。他认为，希特勒“要把德国从《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建一支强大的德意志军队，并使德国按其天然的分量成为欧洲第一大国”，这并非希特勒的独创，也是他的历届前任的政策；更不是德国单独的罪恶，而是英法在一次大战后不能公平对待德国的结果。同这个看法相联系，他对绥靖政策也表现了同样的“超然”和“理解”精神，认为张伯伦的政策是为了消除《凡尔赛条约》种下的恶果，“他的目的始终是欧洲全面和解。他是为希望所推动，而不是被恐惧所驱使”；“历史学家用愚蠢和胆怯来把绥靖主义者一笔抹杀是最糟不过的了。其实他们乃是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环境下，面对现实问题，尽了最大努力的人”。

泰勒还提出了一个解释战争起源的新观点，即“过失”说。他认为：“战争很像汽车交通事故。它们的发生有一个共通的总根源，与此同时又有种种特定的原因。每次交通事故，说到底，都是由于内燃机的发明以及人们想要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愿望引起的”。战争的起因也有两个： 一是当时整个形势中潜伏着战争爆发的基因，有可能引起战争，但不一定发生；二是在这种形势下，政治家们的失策也日趋明显。根据他对这两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考察，泰勒对一系列重大事件(从进军莱茵兰直至1939年夏的种种外交活动)都作出了独特的解释。例如，他认为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不是出于希特勒的主动，而是由舒施尼格挑起的；占领捷克是哈卡的奉献，而不是希特勒的预谋；希特勒本来也没有想要侵略波兰，之所以因但泽问题而酿成一场全面战争，是由于波兰人的固执，以及英国误解了德国的意图，又给了希特勒错误的信息；而且1939年德国的军备状况“也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表明希特勒没有打一场全面战争的打算，或许根本不想任何战争”。为了反对历来认为希特勒有侵略计划的看法，他特别否定霍斯巴赫备忘录的可信性，并力图证明1937年11月5日的那次秘密会议只是希特勒在内政方面的一种策略。总之，他反对一切“有计划”说，因为据他看来，“政治家总是被一个个事件所吸引，而不是追随一个预先想好的计划”，“在决定历史进程上人类的过失常常比人类的邪恶起更大作用”。

此书一出，学界哗然。褒之者寡，贬之者众。一场激烈的辩论随之而起，甚至波及到一般公众；泰勒和特里弗-罗珀还上了电视台，当众进行面对面的质难。

泰勒想要提出的问题，比他能够正确地解决的问题多得不成比例；他在暴露“正统学派”的弊病上十分敏锐，而他自己作出的结论又常常走向另一个错误的极端。比之“正统学派”的大部分人，泰勒确实表现了更超脱于他们普遍具有的那种“民族爱国主义”和“冷战”偏见，更能以相对客观的态度对待本国政府在战前和战争期间的立场。但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是以“一视同仁”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为标准的： 既然别的大国过去和现在都在追求成为欧洲霸主或世界霸主的目标，希特勒德国这样做也就不应受到特别的指责。比之“正统学派”的一些人，泰勒似乎更重视客观条件的分析，认为希特勒只是德国民族的“共鸣板”；由于在凡尔赛体系中德国的国际处境，纳粹德国同魏玛共和国在国内政策上虽有较大差别，但在对外政策上具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从而完全抹杀了纳粹的国内体制同它的对外政策之间的联系，抹杀了纳粹对外政策中更富有侵略性扩张性的新内容。泰勒要纠正人们对希特勒过于简单化的描述，即要么把他说成是一个一心向往战争、毁灭人类的狂人，要么就是一切都严格遵循着预定的蓝图、计划和时间表行事的理性主义者，他认为希特勒其实像一切同时代的国务活动家一样，是追随一个个事件而见机行事的人。但当他要据此断言希特勒根本不想也没有挑动战争时，却常常不顾或曲解了许多有案可查的确凿证据和基本事实，表现了极大的主观随意性。泰勒的整个立意看来十分新奇，其实又相当陈旧，基本上沿用了一次大战后“修正学派”的做法。他力图证明这次战争同上次战争一样都是源于大国争霸欧洲,1939年也同1914年一样由于双方的误解和失策而导致战争爆发；因此，就像在一次大战爆发后二十年人们就已改变了当初的看法，“修正”了《凡尔赛条约》对凯撒德国的判决一样，在二次大战爆发后二十多年时，人们也早该转变原先的看法，其中包括对希特勒德国的结论了。尽管泰勒一再声明，他没有为希特勒辩护的意图(可以相信他主观上是真诚的)，还说他这本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不是希特勒，而是英法为什么没有能正确地解决德国问题，但是全书的说法却不能不导致希特勒也有一分道理的结论。因此，当辩论中许多人指责他为希特勒翻案，特别是一些新纳粹主义分子又公然把他引为同调时，确实使泰勒颇为尴尬。这种结果，正来自他自己理论和方法上的错误： 他把导致二次大战爆发的关键归结为德国问题，而他对德国问题的考察又完全撇开了对德国国内体制变化和纳粹德国特性的分析，仅仅把它当作欧洲国际力量均势中德国的自然地位问题。

然而，就如一位美国军事史家路易斯·莫顿所评论的：“修正学派的作品主要不是得力于历史叙述的精确，而是得力于按现实问题的口径解释过去的深切需要。泰勒的论点，就如一次大战后的修正派作品一样，弹拨着同一根弦，并具有同样的道义和政治含义。”其实，在正统派的作品中，不是也在不同程度上震动着50年代的那根弦吗？正因为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率先(并以他一贯具有的非常急进的个人特色)反映了60年代以降国际政治和社会心理上的变化，刚一开始被视作异端邪说，慢慢又被公认为ー本尽管是有争论的，却又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流著作了。它的许多重要思想，实际上也被别人吸收到后来的作品中。

近年来的研究动向

泰勒有关希特勒对外政策的主要论点，在辩论之初就遭到猛烈批评，并很快暴露出它的弱点。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随后围绕着希特勒德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方法、希特勒个人的特点和作用等问题所展开的持续多年的讨论，推动人们从德国的经济准备、军事战略、政治决策以及纳粹体制内部冲突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的考察。

马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某些根源》一文(1964年)，米尔沃德的《战时德国经济》(1965年)以及威廉·戴斯特的《德国军队和重整军备》(1981年)，都对德国的战前经济和军备状况作了专门分析，纠正了泰勒以及克莱因的许多片面判断。他们认为，纳粹德国重整军备的速度和规模既是十分巨大的，又受到它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困难后果的制约。这种状况，只会使对外掠夺变得更有吸引力。马森指出：“对于这个政权来说，要解决由于独裁统治和重整军备造成的结构性紧张和危机，唯一的出路就是更加独裁和进一步重整军备。然后是扩张，战争和恐怖，掠夺和奴役。不然的话，明摆着的前景就是崩溃和混乱”。戴斯特则认为，重整军备的速度及其不协调的本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又构成走向战争的巨大动力。为继续重整军备去打一场希特勒设想的大战，战争本身就是必要的手段。因此，闪击战就成为希特勒唯一的选择。

艾斯蒙德·罗伯逊的《希特勒的战前政策和军事计划》(1963年)一书，曾被人看作是对泰勒观点的有力支持。他指出了1937年前后纳粹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军事计划出现重大变化的事实，并似乎暗示出这么一个结论： 1937年以后希特勒的长期目标已经改变，淹没在一系列临时反应中，这些即兴行动又终于在1939年8月脱离了他的控制，并把他卷进了他本来不希望在两到三年内发生的欧洲战争之中。但是，后来的进一步研究表明,1937年前后的变化却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1937年以前，由于种种内外因素的制约，纳粹德国对外政策和军事计划中的目标和方法，还体现着同魏玛时期的某种连续性。1937年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绥靖政策的积极化、德国战略地位的极大改善，以及经、政、军各界保守力量被相继贬黜和希特勒个人控制的加强，纳粹德国对外政策和军事计划中的目标和方法，就更加突出地体现了纳粹党徒的新内容和新面貌——加紧对外扩张以实现其主宰欧洲的野心，为此不排除冒战争的风险，并且第一次明确地把英国和法国列为最主要的敌人。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和霍斯巴赫备忘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实，罗伯逊也并没有说希特勒不想打仗的意思。他指出，希特勒要同波兰打仗，而且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就准备打一场两线战争。

此外，奥尼尔的《德国军队和纳粹党》(1966年)、布洛克的论文《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67年)、威廉·卡尔的《军队，自给自足和侵略： 德国对外政策研究,1933—1939》(1972年)、斯特恩的《希特勒： 元首和人民》(1975年)，以及格哈特·温伯格的《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两卷本巨著——《欧洲外交革命,1933—1936》(1971年)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39》(1980年)等等，从不同的侧面或综合地考察了纳粹德国的战前政策。尽管他们在一些具体事件的解释上存在种种差别，但在总体上表现了一致的认识。亚当斯韦特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一书中，曾把这个大体一致的认识作了初步概括：“希特勒在某种强权政治和观念形态的混合物的驱动下，想要夺取大陆霸权和世界强国地位，并最终统治世界。不过，统治世界还是一个相当模糊和遥远的未来目标。然而，主宰欧洲就远远不只是进军东方，还意味着打败西方民主国家，在非洲夺取殖民地，以及建立一支在大西洋上拥有许多基地的强大海军。但是，希特勒并没有计划通过一场大战来实现他的野心。与此相反，他决意不要重犯凯撒的错误去同一个遍及全球的联盟对抗。对手们将被孤立和各个击破。随机应变和即兴式的突发行动是希特勒在追求其目标中的特征，而那个长远的梦想，即世界强国的地位并最终统治世界则是不变的目标。”

研究和讨论还在继续进行，但就目前达到的这一步来看，它既不同于泰勒的结论，又大大改变了“正统学派”原来的描述，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综合吧。

关于这个时期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特别是英国绥靖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则是另一番情景。可以说，一方面是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出现了某种显见的繁荣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在认识和判断上的大幅度“修正”，泰勒提出的许多问题和观点，得到了实际上的广泛应和与发挥。对绥靖主义的重新解释，已经成了货真价实的恢复名誉，并开始享有某种正统的权威地位。在这一方面，“修正”与“正统”似乎对调了位子。

绥靖政策，特别是慕尼黑的一幕，是英法资产阶级尤其是英国保守党的一大历史污渍。对于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史学家来说，在战后初期和50年代的国际局势和英国国内环境中，要洗刷这个历史污渍，又要为现行政策(“冷战”和“遏制”政策)寻找历史依据，几乎是不可兼得的。一些具有保守党背景或强烈的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人，在当时能做到的就是： 或者在批评绥靖政策的同时竭力张扬保守党内反德强硬派的业绩和反对党领袖也并不高明，如丘吉尔、艾登的回忆录和惠勒-贝内特的著作所做的；或者刻意剖白绥靖主义者为维护和平局面和英国的利益已经竭尽人事的苦心孤诣，如法伊林的《尼维尔·张伯伦传》(1948年)所做的。这些，当然不足以改变这样一个普遍印象，即“绥靖”、“慕尼黑”几乎就是退却、投降和背叛的同义语。进入60年代，随着政治气候的变迁，他们的那个不可兼得的难局似乎变得比较容易解决了。1961年，几乎就在泰勒的书出版的同时，诺顿·梅德尔科特（《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1919—1939》第2辑的主要编者）就怒气冲冲地提出：“绥靖，还有帝国主义，现在应该从学者使用的词汇表中去掉。”现实政治中的一个新概念——“缓和”，也很快被拿来表述和取代绥靖的原来含义了。1967年，英国政府把国家档案的保密期限由50年缩短为30年。战前时期的大量公私档案在几年内陆续公开，固然大大便利了人们对英国战前政策进行多侧面的再研究，同时也助长了一种自然的倾向，即按照当时的决策者们的思路得出同样的结论。从那时以来，西方学者撰写的著作和论文数量极大，几乎遍及有关30年代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 有从纵向考察其历史联系的，也有从横向考察它在世界其他地区的表现及其相互影响的；有重新审查这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也有分析这个时期的舆论变化和文化活动的；这个时期的军事形势和军备政策，议会动向，党派斗争，政府内部财政、外务和三军之间的关系，以及绥靖政策的经济内容和经济根源等等，统统在考察之列。从许多论著中出现了一幅绥靖政策的新画像，那就是： 绥靖政策绝不是出于恐惧和怯懦，而是一项寻求欧洲缓和的现实主义政策；对战争的极端嫌恶并相信德国确有许多正当的不满，又推动了这一政策；英法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种种弱点，伴随着全球范围的威胁，使当时的国务活动家们只能同独裁者妥协而别无他途，而且这个政策在当时也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赞同。戴维·迪尔克斯在他编辑的《从强国后退： 20世纪英国对外政策研究，第一卷,1906—1939》(1981年)一书中，通过他写的长篇导言和另外五篇文章，赋予这种说法以某种权威性。但是人们不难看出，这一整套新说法，正是以历史论证的面貌重申了当年的决策者们的全部逻辑和自我辩解。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还要走得更远。莫里斯·科林在《希特勒冲击： 英国政治和英国政策,1933—1940》(1975年)一书中断言，造成英国被卷进战争，并在战后使工党成为占优势的政治力量和英帝国动摇瓦解这一严重后果的，不是绥靖政策的过错，而正是绥靖政策没有完全彻底执行的结果。如果英国不在1938年5月和9月卷进捷克问题从而开始了导致承担一系列大陆义务的致命进程，希特勒本来不会对英国造成真正的威胁。无论希特勒在东方的扩张中，在摧毁俄国和殖民乌克兰的事业上成功与否，德国政权的性质也可能大不一样了。戴维·卡尔顿的《安东尼·艾登： 传记一种》(1981年)，也表现了同样的旨趣。他暗示，如果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坚持执行下去，就可能避免战争和权力的失落。战争毁坏了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并把欧洲放到超级大国手里；艾登和丘吉尔把英国同美国和苏联拴在一起，就该对英国的衰落负主要责任。这样一些看法表现了何种政治现实和阶级偏见，我想，任何评论都会是多余的。

不过，对于这一整套近来颇占优势的新说法，在西方史学界也并不是没有争论的。除了对绥靖的“高尚”动机无人提出疑问外，在其余的每一点上都有人表示不同的意见。概括起来，他们的基本思想是： 无论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作何解释，西方国家的种种举措还是对战争的到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实际情况绝不像那时的决策者和现在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糟，制止希特勒的条件和时机还是存在的；因此不能把当时决策者们的结论视为当然的真理，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米德尔马斯的《幻想外交： 英国政府和德国,1937—1939》(1972年)，欧文戴尔的《绥靖和英语世界： 英国、美国、自治领和绥靖,1937—1939》(1975年)，丹尼尔·韦利的《英国公众舆论和阿比西尼亚战争,1935—1936》(1975年)，亚当斯韦特的《法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1977年)，布赖恩·邦德的《两次战争间的英国军事政策》(1980年)，麦克唐纳的《美国、英国和绥靖》(1981年)等等，就从不同的侧面对绥靖政策多少表现了一点独立分析精神。当然，不用说，他们对于未能避免战争所造成的英国和欧洲的衰落，也同样不胜唏嘘。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的争论常常会把人们最卑劣的私欲引进战场，那么在战争起源问题的争论中也总是会顽强地表现出民族私利、阶级偏见和党派争吵的迹象。这当然不是说西方史学家就二战起源问题持续了几十年的争论，对我们来说就如隔岸观火，没有任何直接意义。恰恰相反，这一场至今仍在进行中的争论，对我们来说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一个重大的机会。不仅他们披露和提供的许多经过检验的事实和材料是有用的，而且他们发表的许多看法和判断对我们也有正面的或反面的启发意义。而拨开资产阶级民族私利、阶级偏见和党派争吵的种种迷雾，对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还是有待于我们去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