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巴迪（書評短評） | 「君不見滿天火把照亡魂，紙灰揚起舊乾坤」：宏福苑大火的「社會製造」
——從凱瑟琳·蒂爾尼《風險的社會根源》分析
編者按：1953年12月25日聖誕節當天，香港石硤尾（Shek Kip Mei）木屋區發生大火，詩人余光中寫下：「君不見滿天火把照亡魂，紙灰揚起舊乾坤」。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宏福苑大火，造成至少159人死亡、79人受傷。災難社會學學者凱瑟琳·蒂爾尼在其2014年著作《風險的社會根源》（The Social Roots of Risk: Producing Disasters, Promoting Resilience）中，強調當代社會的災難，並不是單純的「自然災難」或是「技術事故」，更多是「社會製造」，是社會結構與制度選擇的產物，透過階級、權力與資源分配等維度放大風險，因此在這種社會製造的災難中，「災難從來不是平等的，它們總是先找到窮人、少數族裔、老人、婦女與租戶。」而香港宏福苑的大火，展現出的風險孵化、階級化脆弱性、偏差正常化、結構性沉默、組織性無責任與反學習等等特征，不僅令人不安地證明了蒂爾尼的觀點，更讓不安地是，這場大火似乎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最後一個，而是大大小小「社會製造」災難中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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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6日15時許，新界大埔宏福苑一期翻新工程外牆棚架起火，火勢迅速失控，波及七幢住宅樓，造成至少159人死亡、79人受傷、超過3000人需要臨時安置。可怖的火災現場和可怕的死難者人數，讓人淚目。更讓人痛心的是，當受害者與全社會追問為什麼會著火時，竟然沒有答案。
災難社會學（sociology of disaster）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凱瑟琳·蒂爾尼（Kathleen Tierney），在其2014年著作《風險的社會根源：製造災難，促進韌性》（The Social Roots of Risk: Producing Disasters, Promoting Resilience）中，強調當代社會的災難，並不是單純的「自然災難」或是「技術事故」，更多是「社會製造的風險與災難」，是社會結構與制度選擇的產物，透過階級、權力與資源分配等維度放大風險，因此在這種社會製造的災難中，「災難從來不是平等的，它們總是先找到窮人、少數族裔、老人、婦女與租戶。」而香港宏福苑的大火，令人不安地證明了蒂爾尼的結論。
蒂爾尼的核心論點是災難並非外生衝擊，而是內生於社會結構的風險生產（risk production）過程。宏福苑火災的直接技術原因已由官方初步調查確認：外牆使用的綠色聚乙烯防護網及相關材料阻燃等級不合格。然而，蒂爾尼提醒我們，技術細節只是表層，真正的致災機制在於社會與體制層面。該翻新工程總額3.3億港元，由Prestige Construction主承辦，轉包至多家小型公司。調查顯示，Prestige有15項違規（2016-2019，罰HK$309,000，包括棚架與電氣問題）；Will Power涉腐敗與安全疏忽，但兩公司均未被除牌。這正是蒂爾尼所說的的風險生產（risk production）：在公共工程普遍採取「最低價中標」制度下，成本壓縮直接轉化為材料降級與監管鬆懈，最終由公屋居民承擔後果。這種生產過程不僅涉及經濟邏輯，還嵌入更廣泛的制度框架，如房屋政策與監管條例的長期不完善，導致風險從規劃階段即開始累積。
而在社會根源層面，蒂爾尼再三強調風險從來不是均勻分布，而是沿著階級、年齡與居住類型嚴重分化，這便是其著作中的一個關鍵概念——階級化脆弱性（classed vulnerability）在蒂爾尼看來，這也是風險生產的一部分。階級化脆弱性可分為三個主要元素：暴露度（exposure）、敏感度（sensitivity）和適應能力（adaptive capacity）。暴露度指低階級群體更易處於高風險環境，如居住在老舊建築或易災地區；敏感度涉及災難發生時的即時影響；適應能力則關乎災後恢復，低階級往往缺乏保險、社會網絡或政治資源，延長受災期。蒂爾尼主張，這種脆弱性是社會建構的，受貧困、收入不平等、社會邊緣化和政治權力缺失驅動，導致低階級群體系統性地承擔更高風險和更嚴重後果。因此，災難並非均勻分布，而是嵌入於社會不平等的框架中，貧困、收入差距和資源分配不均放大等等會加大特定階層的脆弱性。在蒂爾尼的著作中，階級化脆弱性甚至置於風險生產的中心，視其為災難的社會根源。
無需多言，在宏福苑大火中，階級化脆弱性幾乎不言而喻。這個社區作為居屋（政府資助的出售房），居民以低收入家庭及長者為主，死者中長者佔據大多數。作為1989年落成的資助房屋屋苑（包括8座大廈，共約4,000個單位），宏福苑樓齡已逾35年。根據香港房屋署的樓宇維修計劃，宏福苑自2023年起進行「大維修」工程，以符合強制驗樓計劃及樓宇更新大行動的要求。其維修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業主分攤，部分獲政府資助，但整體預算壓力大，導致招標過程注重「性價比」。調查顯示，為了節省費用，使用了不合格產品，並涉嫌貪污（廉政公署已拘捕14人，包括工程顧問及承包商）。居民於2024年多次向房屋署及區議員反映棚架火險，均未獲實質回應。蒂爾尼將此稱為結構性沉默（structural silencing）：弱勢群體的風險感知被決策系統長期排除，構成災難的社會根源之一。在暴露度方面，低收入居民被迫居住於高密度老舊公屋，翻新工程使用廉價材料直接放大火災風險。敏感度則體現在災難發生時，長者與低收入者的健康與經濟條件限制逃生能力，導致傷亡率升高。適應能力不足更為顯著，災後數千人僅獲臨時安置，缺乏長期住房與經濟支持，延長恢復期。
大火之後，新聞報道才發現，在這場火災中，體制層面的失效更是令人震驚。屋宇署有多次巡查，但未發現材料問題；火警系統失效未被及時修復。消防處雖有外牆棚架年檢要求，卻無抽驗材料程序；房屋署與承建商之間的資訊不對稱長期存在。蒂爾尼用「偏差正常化」（normalization of deviance）概念來解釋此現象：違規行為在制度內被反覆容忍，逐漸成為新常態。目前，廉署拘捕14人，包括顧問公司高層，但並無任何官員對此負責。這種組織性無責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正是蒂爾尼反覆批判的現代治理病灶。體制失效不僅限於監管鬆懈，還涉及資源分配傾斜：香港消防與民政系統資源優先配置於商業區，基層公屋社區的應急準備相對薄弱，從而會放大災難規模。
最值得關注的是事後真相的掩蓋。火災後不足十日，國安處逮捕至少3-5人（含前區議員張錦雄、學生關靖豐、網紅Kenny Chan），涉煽動與要求調查。香港政府於12月2日宣布成立，由法官領導的獨立委員會，但無法定強制權；法律界與前官員均質疑獨立性，人權組織（如Amnesty）表達擔憂。而在蒂爾尼看來，此類操作為反學習（anti-learning）：權力主動阻斷社會從災難中獲得教訓，使風險無法被重新定義，下一次災難的孵化期因此延長。這種掩蓋不僅延續體制盲點，還進一步削弱公眾信任，阻礙制度學習。在蒂爾尼看來，這種做法等同於將結構性問題重新「技術化」與「個案化」，從而保護既有權力結構：財政司長期將房屋署維修開支壓至最低，工程外判後再轉包，利潤率與安全標準成反比，風險依然存在，甚至沒有縮小。火災後，香港政府雖下令全港拆除同類防護網，卻未檢討招標制度本身。這種「災後修補式」而非「預防式」的治理，正是蒂爾尼所稱的災難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disaster）的常見方法，並不斷促進風險的韌性（Promoting Resilience）。
宏福苑火災並非單一技術事故，而是一起典型的社會製造災難（socially produced disaster）。它同時展現了風險孵化、階級化脆弱性、偏差正常化、結構性沉默、組織性無責任與反學習等等蒂爾尼指出的所有「社會生產」的災難的特點。
1953年12月25日聖誕節當天，香港石硤尾（Shek Kip Mei）木屋區發生大火，火勢失控，燒毀整個棚屋區，導致超過53,000人無家可歸。這是香港史上最嚴重火災（無死亡記錄），直接促使政府推出公屋計劃，改變城市發展。當時在台灣的余光中，為此寫下長詩《火浴篇》。其中一句：
「君不見滿天火把照亡魂，紙灰揚起舊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