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玉山｜大國逐霸與東斯拉夫的歷史糾結：談俄烏戰爭

編者按：俄烏戰爭的爆發有其地緣政治海陸相爭的宏觀因素，也有在地的東斯拉夫族群因素。由於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失靈，衝突的力量無法被限制在有序的框架之內，而演成內部動亂與外敵入侵。戰爭的發展出乎一般預料之外，造成長期的僵持以及無盡的損失，有可能逐步進入「凍結爭議」，但即使如此也無法排除日後再度爆發成為戰爭。整體而言，俄烏戰爭為兩岸進行一場預演，有識者應該可以從中汲取重要的經驗教訓。本文係作者應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政治思想專題中心邀請，在「東亞與世界思想座談會」上的演講稿。該次演講由蕭高彥教授主持，在2024年6月3日舉行。演講稿原發表於《辨析「中華民國」（思想51）》（1-25頁）。

辨析「中華民國」（思想51）

一、緣起

當蘇聯崩解後，西方學界普遍認為俄羅斯已經沒有特別值得研究之處，但我深感不以為然，並認為俄羅斯還是一個有可能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國家。在2000年普丁上台，他對俄羅斯過往光榮的懷念與對於國家復興的想望非常急切，這也是許多俄羅斯菁英的共識，並且相當程度地影響到了俄羅斯的一般民眾。在俄羅斯2022年2月侵略烏克蘭之後，許多人因為厭惡普丁，所以把這場戰爭稱為「普丁的戰爭」（Putin’s War），代表這是一個狂人所操弄出來的戰禍。然而對於俄羅斯稍有了解的人，會知道這場戰爭絕非僅是普丁的戰爭。一般俄羅斯的菁英與民眾固然沒有參與戰爭的決定，但是一旦戰爭開始，他們大多數都是支持戰爭的，這背後有其深遠的原因。

今天的演講題目是：「大國逐霸與東斯拉夫的歷史糾結：談俄烏戰爭」，這是代表俄烏之戰除了有兩國之間的歷史性因素之外，還有一個世界的格局。當今無處不在談地緣政治，包括台積電的創辦人張忠謀先生，箇中原因是因為企業不能夠再待在一個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下進行正常的商業活動。而地緣政治框架的不穩定，是來自其參量（parameters）正在不斷地發生劇烈的改變。那麼我們要如何去理解地緣政治的變化呢？目前世界上有三個地緣政治上最不穩定的區域：一個是台海與東亞、一個是俄烏與東歐，最後一個則是以哈與南方。上述所說皆是以歐亞大陸為核心，在其東部、西部與南部各劃出一條前線（fronts），在這三條前線上正在——或者是很有可能——發生戰爭。要了解這些危機與熱點，首先需要有一個宏觀與全球的框架，使各個現象可以納入一個整體的理解，並顯現出彼此的關聯。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視角，一個全局的、全球的、整體的，甚至於是跨時的視角。其次，我們同時需要掌握住個別衝突的脈絡與發展的在地動因。因此，我們也要非常細膩地去看發生衝突的區域，特別是它自己的歷史以及發生衝突的在地原因，這是由下而上的視角。透過這兩個視角，我們才能充分地掌握住地緣政治的衝突及其影響。所以今天便從一個大歷史的視角——這是從上而下的，跟一個東斯拉夫歷史的視角——這是由下而上的，來理解俄烏戰爭。

二、科技驅動的大歷史

俄烏戰爭的第一個動因就是科技驅動的大歷史（Grand History）。關於科技會驅動歷史，我們都耳熟能詳。過去歷史教科書一直傳達這麼一種說法，即來自西方的衝擊有兩波：第一波是大航海時代歐洲和西方的海洋擴張，是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國以世界為場域所建立起來的殖民地與勢力範圍，台灣也是在大航海時代與西方第一次接觸。對於東方以及在東方跟西方之間的「中間世界」——特別是回教世界——而言，那段時期是接觸、是競爭，但不是宰制（dominance）。第二波則肇因於工業革命，其所帶來的衝擊及影響與第一波的西力東漸迥然不同。工業革命發生於18世紀末與19世紀之初，是從英國開始，然後往歐洲大陸與美洲大陸輻射，並在此過程中創造出一批新的歐洲及西方強國。之後這些歐西強國又再訪東方與中間世界。此次再訪出現的是一個宰制的力量，而且剛好這個力量是以盎格魯─薩克遜諸國作為其核心。隨著工業革命的進程，這個宰制力量的發展是從海洋（第一區）到大陸的邊緣（第二區），最後再到大陸的核心（第三區）。它是一層一層地從海洋往大陸核心移動的地理漸變（gradation），而人類的歷史便隨著這三區國家勢力的升降而展開。這怎麼說呢？

Paul Kennedy的《霸權興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s from 1500 to 2000）大家肯定不陌生。這本書分析大國從16到20世紀的興衰，並且發現大國的興衰都是由於其經濟力量，以及工業革命對其國力造成的影響。工業革命在哪開始、波及到什麼地方、對於國力造成了什麼影響，國際關係就隨之而動。這裡所顯現的是在科技向外擴張的過程當中，政治與國際競爭所產生的回應，因此科技擴張本身就是一個國際關係變化的趨動力（driving force）。

在圖一中❶所標誌的區域就是上述的第一區，即以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為主，從英國到美國的海洋區。英美兩國的霸業是承續的，英國的霸業結束後便由美國繼承。圖一❷的區域就是上述的第二區。它是大陸的邊緣地區：在歐洲主要是德國，在亞洲則主要是日本。圖一❸的區域則是上述的第三區，其為大陸的核心地區。該區域中包含兩個主要的大國：其一為俄羅斯，其二則是中國。之所以會形成這三個區，是由於科技的傳布就像地震一樣，從震央向四方擴展。工業革命在海洋區發軔，其震動先從海洋區擴展到大陸邊緣，最後再擴及大陸核心。可以說，地理的鄰近性決定了各區受科技力量影響的順序，也因此在順序上一定是從海洋開始到大陸邊緣，最後再到大陸核心。

第一區就是先行者，它是海洋國家、自由主義者。這些國家可以好整以暇地發展自己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它們是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的基地，民主的濫觴。過去很多學者研究地理區域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以及政治制度所造成的影響。對於海洋國家，如英國或者是美國而言，它們先天上有巨大水體（water body）的保護。它們所受到的安全威脅遠低於一個隨時從四面八方感受到威脅的大陸國家，所以海洋國家就有機會去發展一種比較自由主義式（liberal）、比較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體系。而這種體系在政治上就醞釀出了民主體制；在經濟上就產生了自由放任式的資本主義。長遠來說，這個體系產生了它的效用，也發揮了重大的影響。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安全狀況非常急迫的環境底下，不會有餘裕來發展出類似的體系。

第二區是繼起者，就是大陸邊緣，這些國家是焦急的追趕者，它們需要集中國家的權力以及分散的資本來跟先行者競爭。因為它們是相對落後的、其資本是分散的（scattered capital），所以就必須要透過開發銀行、而不是一般的商業銀行來從事長期投資，比如鐵路化、工業化、重工業化。這些國家必須要有一個汲取力比較強的經濟體制，以實現快速資本積累，以及相對應的政治體制。所以從法國到德國，就可以看到這一區的特徵。它們所表現的意識形態，就是一種現代化的威權主義（modernizing authoritarianism）。

第三區的後起者是大陸核心。這裡有在科技上最為落後的歷史大國，卻又有其大帝國的歷史可以緬懷。因為它們在現代科技所帶領的國際關係體系裡頭恰好是最落後的，所以必須訴諸最極端的政治及經濟制度，動員最匱乏的資源，以力圖超趕。因此我們看到想望與落後的高度落差，成為採取極端制度的背景。大陸核心地區的資本既然十分分散，或者說不存在，那麼是什麼樣的制度可使大陸核心地區的大國具有強大的汲取能力，使其在短時間內能夠積累資本並快速地工業化，最終使其具有國際上的競爭力呢？很有意思的是，他們皆採取了共產主義作為答案。所以共產主義並沒有如馬克思所預言的，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反而發生在相對上最落後的地區。這就產生了一個弔詭，即共產主義實際上並非用來解決平均問題，而是解決國家積累的問題；不是解決階級問題，而是解決國際競爭問題。蘇聯及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便是藉由共產主義體制，將資源高度地汲取到手中，以進行快速的工業化。在這背後的，就是一種超趕的動機。

工業革命的先行者如英國、美國，其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大陸邊緣的繼起者（譬如德國）及其威權主義意識形態，最終發生了衝突。此兩者的衝突是必然的，因為第二區的大陸邊緣國家，在汲取科技並開始興起之後，必然會跟老牌的海洋地區霸主產生衝突。以上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背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依舊看到海洋地區的英、美力量，與大陸邊緣地區的德、日力量發生衝突。由於大陸邊緣地區的帝國，既向海洋地區，又同時也向大陸核心地區擴張，所以除了與英、美衝突外，也發生了德國進攻蘇聯與日本侵華。由於具備共同的敵人，這就使得海洋地區與大陸核心地區在二戰期間結為同盟。

但是海洋地區與大陸核心地區的聯盟是暫時的。二戰後，大陸核心地區的蘇聯及中國大陸皆是共產政權，其意識形態為國家掌控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與海洋地區的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大相逕庭。大陸邊緣地區，則在戰爭失敗後或是被兩分（譬如東、西德），或是納入海洋地區（譬如日本）。以上正是冷戰1.0的格局。而之所以說是冷戰1.0，其實便意謂著，我以為現在的世界其實已經進到冷戰2.0之中。

冷戰1.0結束後，海洋集團的勢力大幅擴張。它不僅掌握大陸邊緣地區，同時也不斷深入大陸核心地區，這就是北約與歐盟的東擴。身處大陸核心地區的俄羅斯試圖再起，和西方的海洋勢力相抗；同時在亞洲，作為大陸核心地區強權的中國崛起，它不斷地試圖推開海洋勢力的束縛，並發展自身的海洋力量。歷史上海洋的科技一波波地傳入大陸核心，核心地區的大國由於有廣大的人口、豐富的資源、根底雄厚，又有重登強國的想望，因此便用意識形態與國力來抗衡海洋。今天由於美中與美俄的激烈競爭，全球已經進入了冷戰2.0。中、俄是大陸的核心大國，美國則帶領海洋集團，從大陸邊緣到核心的外緣都成為雙方競爭的場域。圖一中2與3的交界地帶，便是冷戰2.0下容易爆發戰爭的地緣戰略斷層線（geo-strategic fault line）。

所以，近代以來大型戰爭的根源是科技的傳播帶來了先行者、繼起者與後發者三群國家。工業革命起源於英國，所以先行者處於海洋的地緣區域，繼起者處於大陸邊緣的地緣區域，後發者處於大陸核心的地緣區域。先行者要保持優勢，繼起者奮起直追，後發者試圖彎道超車、後發先至。當先行者的優勢面臨全面挑戰之際，就不可避免地會爆發衝突。自工業革命以降，從英國到美國的海洋霸權持續維持著優勢的地位，成功應付了大陸邊緣地區的挑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基於上述理由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亦然。其後海洋霸權面臨後發者大陸核心的挑戰，先是20世紀後半葉的冷戰1.0，現在則是冷戰2.0。

圖二將上述所談及的戰爭與衝突以時間軸線加以顯示。我們可以從圖上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於1914到1918年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則是介於1939到1945年之間。這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的時期是「戰間期」（interwar period, 1918-1939）。在此之後，則是介於1947到1991年之間的冷戰。1991年冷戰結束後，政治學者福山宣稱歷史已經終結。這是指人類已進入政治上自由民主與經濟上資本主義（或者說有節制的資本主義）的時代。這套以自由市場、私有財產與民主制度為支柱的體系，便是人類所可想像的最佳生活體制。由於人類不可能發展出比這個更優越的制度，因此今後人類歷史就只會在這個體制內持續進行，也因此是歷史的終結。

但是2018年美國副總統彭斯（Michael Pence）在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的反共演講，標誌出美國已進入一個新冷戰的時期，也就是冷戰2.0的開始。由於1991年舊冷戰結束，2018年新冷戰開始，因此在1991到2018年這中間其實是一個兩次冷戰的戰間期。1991到2018年是我們這個世代的人所經歷的黃金時期。我們年輕的時候經歷了冷戰1.0，而現在我們又要隨時擔心戰爭、甚至核戰爆發的可能。進入新的冷戰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從1991到2018年的這段以福山為代表的歷史終結論或是自由主義全球化（liberal globalization）的時期，其實只是兩個長期的、可能隨時會產生人類毀滅戰爭的冷戰之間的戰間期而已。這與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的戰間期是非常類似的。人類歷史正走過這段相對平和的時期，開始進入下一個對抗的時代，而背後推動的力量便是科技的擴展。

隨著科技擴散，不同地緣區域的強國逐一崛起，以科技與經濟力為基礎彼此爭雄，其競爭的場域包括了政治、軍事、外交，甚至文化與意識形態。地緣戰略斷層線就形成於競爭區域的相交之處，產生了如同地殼板塊位移與擠壓所產生的釋放能量效果。地質學上的火山地震，在地緣政治上就是大國爭霸所帶來的衝突與戰爭。正如台灣近期頻繁的地震一樣，生活在地緣戰略斷層線上的我們，也不斷地被地緣政治的板塊擠壓與搖晃。作為一個斷層線上的中小國家，我們必須決定如何站位與承擔大國的壓力。今天國際社會的局勢，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國爭霸，小國圖存」。

圖三是東亞與東歐戰略斷層線圖，以及處在斷層線上的國家。從東亞來看，東亞的戰略斷層線，由北至南始於韓國、經過台灣，最終止於菲律賓。從東歐來看，由北始於瑞典、經由東歐（包括烏克蘭），最終止於土耳其。處於東亞斷層線上的台灣與在東歐斷層線上的烏克蘭這兩個國家雖然存在很多不一樣的地方，但是在全球地緣政治的格局上卻處於極為類似的地位。今日在學術界和政策界普遍將台灣與烏克蘭加以比較，就是反映著這個事實。

舊冷戰時期美國的力量跨過大西洋，在德國與當時的蘇聯對抗。冷戰後的北約與歐盟不斷東擴，使得原本的戰略斷層線向東位移，來到烏克蘭。俄烏戰爭之後，一方面由於烏克蘭事實上已經變成北約的保護國，另一方面又由於俄羅斯占領了烏克蘭東南部大約烏克蘭18%的土地，所以東歐的戰略斷層線現今位移到烏東俄烏兩軍對峙之處。二次大戰之後美國的力量也跨越太平洋到了亞洲，也就是所謂的第一島鏈，與紅色中國相峙。東亞的戰略斷層線在過去曾經經歷了韓戰與越戰，而在舊冷戰結束後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基本上還是在原本的位置。

許多人記憶猶新，在2021年5月某期的《經濟學人》封面是一個位於雷達幕正中的臺灣，伴隨著醒目的標題：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結果在東歐斷層線上的烏克蘭於9個月之後先開打了。繼烏克蘭之後，在歐亞大陸南方的中東也從2023年10月起爆發了以色列與伊朗以及其所支持的「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成員（加薩走廊的哈瑪斯、黎巴嫩的真主黨、阿賽德統治下的敘利亞、葉門的胡賽武裝組織）之間的戰爭，局勢發展愈演愈烈。在南方的戰略斷層線上，與西方勢力相對的伊朗背後，就是站著俄羅斯與中國。在地緣政治斷層帶上的國家，不會因為大國對抗的能量在其它斷層帶被釋放，就會變得相對安全。近期在烏克蘭、加薩與黎巴嫩所發生的戰爭慘烈無比，這讓我們看到今日戰爭的殘酷性與毀滅性。一旦發生戰爭，不但最先進的武器會被使用、人命會被踐踏，美好平靜的生活也會在一瞬間灰飛湮滅。台灣就恰恰位在戰略斷層線上，因而不能不從俄烏與以哈的戰爭來思考如何能夠不要走入地緣斷層線上戰爭的覆轍。

三、東斯拉夫的視角

為了要了解俄烏戰爭，以上我們用宏觀的視角討論了科技的擴展如何成為國際關係的驅動力、海陸先行者與後發者國家間的競爭、東亞與東歐戰略斷層線的對比，以及台灣與烏克蘭的類似之處。除了在全球戰略地位上的相似處之外，台灣與烏克蘭還有一個特殊的共同點，就是認同與族群問題。在這裡我們要從由上而下的視角（地緣政治）切換到一個由下而上的視角（族群與認同）來了解俄烏戰爭。這個由下而上的視角便是東斯拉夫視角（East Slavonic Perspective）。

大約在西元700年的時候，斯拉夫民族以德聶伯河上游的白俄羅斯為起點，開始朝東、朝西及朝南發展。從這個歷史節點開始，就產生了三支斯拉夫人與三種不同的歷史發展路徑。波蘭與捷克等西斯拉夫人比較受西方的影響，它們與西歐有相近的文化與制度傳統，同時也信仰天主教並使用拉丁字母。東斯拉夫人與南斯拉夫人主要採用西里爾字母（Cyrillic script），多信仰東正教，與拜占庭關聯較深。南斯拉夫人的特殊之處，是有幾個世紀土耳其統治的痕跡。烏克蘭地處三個斯拉夫人發展方向的交會與競爭之處，受到周遭大國的強力影響，自然也是容易產生衝突的所在。

烏克蘭人屬於東斯拉夫民族。在公元9世紀到13世紀的基輔羅斯時期（Kievan Rus），東斯拉夫人尚未分化為多個民族。他們以南下的維京人為其統治者，建立了留里克王朝（Rurik Dynasty），以基輔為都。這是東斯拉夫三族的共同歷史根源。基輔羅斯的幅員非常廣闊，北起波羅的海南至黑海，是當時歐洲最大的國家。到了13世紀，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西征，建立了金帳汗國，在1240至1480年之間統治了羅斯舊地。原本基輔羅斯之下的眾公國當中，蘇茲達爾大公於蒙古人入主後旋即向其臣服，遂成為蒙古統治下的頭號王公，並銜令幫助蒙古人收稅。因此烏克蘭的史家發展出下述的歷史敘事：替蒙古人為虎作倀的蘇茲達爾公國，後來發展為莫斯科公國，之後又擴張成俄羅斯帝國。在此歷史敘事下，俄羅斯人就是背叛羅斯傳統、向征服者獻媚，並從中獲得利益的民族。

蒙古的統治標誌著東斯拉夫人的歷史發展中心自此移轉至莫斯科。在烏克蘭的歷史敘事中，提及若干在基輔羅斯西部的公國起初並沒有臣服於蒙古的統治，因而延續了羅斯的精神，並將烏克蘭和其連繫起來。不過近期烏克蘭的史學家為了淡化與俄羅斯的關係，多主張基輔羅斯早已飄然遠去，而烏克蘭人真正的先祖是從15世紀以來在德聶伯河兩岸遼闊草原上進行農牧生活的哥薩克人（Cossacks），他們在17世紀建立了札波羅熱軍（Zaporozhian Cossacks）的軍政組織，是烏克蘭國家的先驅。相對地，在俄國人追溯自身的歷史時，必然回溯至基輔羅斯，其背後的歷史寓意是無論大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還是小俄羅斯人（烏克蘭人被俄國人稱作小俄羅斯人）皆為羅斯人，都是基輔羅斯的後裔。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與烏克蘭在歷史敘事上的分歧。

當金帳汗國衰微後，今日烏克蘭的疆域被波蘭與立陶宛占據，成為波立聯合（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的一部分。到了17世紀中葉，烏克蘭境內的哥薩克人起義反抗波立聯合，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並開始尋求各方的協助，希望能建立獨立或半獨立的國家。哥薩克人於是在不同的強權之間搖擺，以追求獨立的地位。它曾經倒向俄羅斯、瑞典、土耳其，甚至又倒回波蘭，藉此探求獲得更有利政治安排的可能性。在此種現實的考慮之下，哥薩克的領袖博赫丹・赫梅爾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i）向當時的莫斯科沙皇尋求支持以共同對抗波蘭人，為此哥薩克方面願意將其所控制的疆域獻給莫斯科沙皇，但同時也要求高度自治。於是兩邊在1654年達成了佩列亞斯拉夫協議（Pereyaslav Agreement），成立了抗波聯盟。佩列亞斯拉夫協議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因為該歷史事件深刻地烙印在俄羅斯人的腦海之中，代表烏克蘭主動投向俄羅斯的懷抱，東斯拉夫的兄弟又能重聚。由於有此種想像，因此到了1954年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赫魯雪夫便以紀念300年前的歷史事件為由，將屬於俄羅斯的克里米亞（Crimea）半島贈與烏克蘭，以彰顯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民族情誼。不過當時俄羅斯與烏克蘭都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因而此舉僅具象徵意義。之後蘇聯瓦解，烏克蘭獨立，克里米亞遂成為兩邊爭執的導火線之一。對於佩列亞斯拉夫協議的不同理解（手足來歸vs.現實考慮），也成為俄羅斯史觀和烏克蘭史觀的一個關鍵的衝突點。

從佩列亞斯拉夫協議開始，俄羅斯的力量進入了烏克蘭，最初是在與哥薩克人聯盟打敗了波蘭後占有德聶伯河東岸，而與仍然據有德聶伯河西岸的波蘭，與占據南部黑海沿岸的鄂圖曼帝國形成三分烏克蘭之勢。到了18世紀，特別是在凱薩琳大帝的時期，俄羅斯南敗鄂圖曼，西與奧地利和普魯士瓜分波蘭，大大擴張了在今日烏克蘭境內的版圖。至於烏克蘭最西部的土地，曾經在波蘭、奧地利與蘇聯之間換手七次，最後在二次大戰後落入蘇聯的掌握，成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部分。

綜上所述，近代烏克蘭的領土是俄羅斯與蘇聯不斷擴張的產物。德聶伯河以東的部分在17世紀俄波戰爭後便已屬於烏克蘭，它與俄國的淵源足足超過300年，如圖四所示。南邊的部分是在凱薩琳大帝時代，從鄂圖曼土耳其那裡奪取的土地，與俄國的淵源則有200年。德聶伯河以西的土地是在18世紀末葉瓜分波蘭時，俄國所取得的土地，這塊地方與俄羅斯在一起的時間超過100年。而最西邊這塊在列強間換手七次的土地，在烏克蘭整個民族歷史當中與俄羅斯在一起的時間只有蘇聯統治的50年。這就是為何東烏克蘭人在身分認同及語言上，與俄羅斯有高度的一體感；可是對西烏克蘭人而言，俄羅斯是完全的異民族。

歷史的發展決定了烏東和烏西接受了不同的史觀。烏西的民族主義者持有烏克蘭或哥薩克史觀，他們將烏克蘭歷史回溯到豪放不羈的哥薩克人，而俄羅斯則完全是他者。但在烏克蘭的東部與南部，卻有大批來自俄羅斯的移民，隨著工業開發進入烏克蘭。烏東俄裔與俄化的烏克蘭人，在政治與文化上和俄國親近，他們許多持的是基輔羅斯史觀，或小俄羅斯史觀。他們認為自己與俄羅斯人是兄弟，都是羅斯後裔。由於歷史的發展，以及接受不同的史觀，傳統上烏克蘭東南部親俄、西北部仇俄，這也成為烏克蘭獨立後最大的政治分歧。

那麼蘇聯解體之後，烏克蘭是什麼樣的情況呢？從語言的分布狀態來看，以俄文為母語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區域，便是最處東南的盧漢斯克（Luhansk）、頓內次克（Donetsk）二省與南邊的克里米亞半島（在行政上包括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以及塞凡堡特殊地位市）。這三個地方的居民其母語為俄語的比例超過50%。從全國來看，俄語人口的占比從東南隅向西北遞減，到最西部的利沃夫（Lviv）一帶達到最低。同樣地，俄羅斯裔的人口比例也是在東南部最高，在克里米亞超過半數，而一樣地向西北遞減。不過相對於俄語人口而言，俄裔的占比較低，這代表有許多操俄語的烏克蘭裔。這條東南╱西北的語言族裔區分線在政治上也清楚地顯示出來。細觀歷次烏克蘭的總統選舉，幾乎都可以看到東南部選擇主張和俄羅斯和睦相處的候選人，而西北部則支持反俄的候選人，中間地帶則較為搖擺。就選舉結果來看，代表烏西的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在1991年贏得了第一次的總統大選，接下來是代表烏東的的庫契馬（Leonid Kuchma ），他贏得了1994年與1999年的總統選舉。到了2004年出現了巨大的選舉爭議，產生了橘色革命，最後是由代表烏西的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獲勝。在2010年則是親俄並代表烏東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贏得總統大選，並帶領烏克蘭向莫斯科傾斜。因此在獨立後的烏克蘭可以清楚地看到劃分東南╱西北的一條地理的、族群的、文化的與政治的分隔線。

烏克蘭是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內部雖然有東西之爭，又有外部勢力的強力干預，但是透過選舉機制與政黨輪替，一開始還能維持一個脆弱的均衡。不過自從2004年的橘色革命之後，東西陣營的衝突不斷擴大，就越來越不是烏克蘭脆弱的民主體制所能夠承受的了。眾所周知，橘色革命是一系列「顏色革命」中的一個，而顏色革命基本上便是由於若干後共國家的新興民主體制產生了選舉舞弊或其他弊端，導致民眾大規模抗議示威，試圖推翻原有政權，以建立更民主的國家體制。在這當中，美國與西方國家經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支持反對派來對現政府施加壓力。顏色革命在許多地方都發生過，第一次出現在2000年的塞爾維亞，第二次是2003年的喬治亞，而2004年就到了烏克蘭。

在2004年的烏克蘭總統選舉當中，透過兩次投票，原本是由烏東親俄的亞努科維奇獲得勝選，但是這個選舉結果不為其對手代表烏西的尤申科陣營所接受，認為有嚴重的舞弊做票情事，因而激發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最後烏克蘭的最高法院裁決原選舉無效，並舉行了第三輪的投票，而由尤申科勝選，稱做橘色革命。在這場劇烈的政治風潮當中，烏西與西方世界認為民意矯正了不公平的選舉，但烏東與俄羅斯卻將其視為敗選者的政變，烏克蘭的民主體制因而受到嚴重的挑戰與打擊。對於選舉公正性的質疑，包括是否有舞弊作票，以及是否發動示威來迫使重選，會侵蝕民主體制的根本。類似的現象，在2021年1月6日就出現在美國的「國會山莊騷亂事件」當中。此一事件影響重大，前總統川普及其支持者認為是對於不公平選舉的抗議，而民主黨則認為是對於美國民主體制的攻擊，甚至是叛變，並應將川普繩之以法。其餘波蕩漾，更影響到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並使得政治學者擔心，一旦主要參選者無法接受選舉結果，美國有沒有可能出現內戰。如果選舉被認為不公會在美國產生如此嚴重的後果，可以想見對新興民主國家的烏克蘭而言，橘色革命的衝擊與影響更大。

橘色革命10年之後，烏克蘭爆發了所謂的「廣場革命」（Maidan Revolution），也有人把它稱為「尊嚴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當時的總統亞努科維奇，曾經在2004年是尤申科的競選對手，代表的是烏東親俄的政治力量。他在2010年勝選後，雖然與俄羅斯保持友善，但也試圖拉攏西方，甚至加入歐盟，來振興烏克蘭的經濟。普丁為此大為緊張，他對烏克蘭軟硬兼施，希望能將其拉入由俄羅斯所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結果亞努科維奇在快要與歐盟簽署聯繫協議之前，忽然踩了煞車，這造成當時擁歐群眾的憤怒，便在基輔廣場上進行數月的示威抗議，並與警察產生了衝突。最後亞努科維奇被群眾逼走，流亡到俄羅斯，而反對黨就成立了臨時政府，並且大幅度地向西方靠攏。

對於俄羅斯而言，這是十年之內烏克蘭第二次親俄政權被推翻，莫斯科因此決定訴諸武力來解決。廣場革命後，俄羅斯派了特種部隊到克里米亞，舉行了公民投票，結果自然是決定回歸俄羅斯。另外，在俄裔與俄語人口占據相當優勢的盧漢斯克與頓內次克兩省，透過俄羅斯的直接軍事介入，也分別在兩省省會與其附近區域成立了兩個獨立的人民共和國，脫離基輔的掌控。因此在廣場革命之後，烏克蘭被俄羅斯肢解，失去了在戰略與經濟資源上都極為重要的三片領土。2014年之後，由於幾個最親俄的地區已經離開了烏克蘭，又因為俄羅斯已經對烏克蘭使用了武力，因此烏克蘭很自然就往西方傾斜，並且越來越反俄。

所以我們看到俄烏戰爭的背景裡頭，很清楚有權力與認同的衝突。就權力衝突而言，主要是全球海洋集團與大陸核心集團之間的對抗，烏克蘭剛好處在兩方勢力相互競爭與衝突的地緣斷層線之上。就認同衝突而言，可以看到東斯拉夫的歷史糾纏在烏克蘭的土地上畫出了一條文化、族群與政治的分隔線，把整個國家劃分為東南與西北的兩個半壁。在此種結構之下，國內外的壓力不斷增加，而烏克蘭的政治體制無法負荷。一方面無法在高度對抗的國內政治中維持自由與兼容，一方面也無法在強權之間制訂合適的外交政策，展現彈性以維護國家的安全。從波洛申科（Petro Poroshenko）到澤倫斯基，這兩位2014年後選出的烏克蘭總統都不斷地在國內推動去俄羅斯化，以及在國際上進行聯美抗俄。在俄羅斯的方面，由於普京大權在握，沒有受到任何的權力制衡，因此和戰存乎其一念之間。烏克蘭在外交政策上不斷向西方靠攏，被視為對俄羅斯核心利益的重大危害，俄羅斯必須加以制止；而烏克蘭在國內的去俄羅斯化與壓制親俄的政治力量，也被視為侵害俄羅斯的民族利益，是無可容忍的。在戰爭的內外因素已經齊備的情況下，軍力的對比成為一個關鍵性的因素。雖然有2014到2022年的積極備戰，烏克蘭的軍力普遍被認為無法抗拒俄羅斯大軍的入侵，但是這個情境很可能隨著烏克蘭持續獲得西方的軍事援助，以及烏克蘭可能加入北約而發生重大的改變。為了抓住俄軍現仍可以輕易獲勝的機會之窗，普丁遂於2022年的2月24日發動了令舉世震驚的烏克蘭戰爭，即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並且持續進行至今。

四、戰爭的爆發與持續

在2022年2月24日，俄軍從北、東、南三面進攻烏克蘭：北面進攻基輔（Kyiv）、東面進攻哈爾科夫（Kharkiv），南面進攻赫爾松（Kherson）。但是俄軍的進攻不是很順利，以至於它必須調降其試圖控制烏克蘭全境的戰略目標，而集中力量於東南一隅。

圖五上方淺色的這些區塊，是戰爭初期俄軍進攻並占領的區域，但它後來撤退了。圖右方深色區塊是後來俄軍集中占領的部分，主要是在東南部，其中以斜線勾勒出來的區域是俄羅斯從2014到2022年間就已經控制住的領土，即克里米亞半島與盧漢斯克及頓內次克兩省的一部分，包含兩省的省會。俄軍最開始從三個正面沿著1,700公里的邊界進行攻擊，試圖一舉占領基輔，迫使烏克蘭簽訂城下之盟。雖然俄軍在很多個戰線占領了相當部分的領土，可是它的突擊並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烏克蘭並沒有被擊敗。為了集中力量來確保主要的戰果，俄羅斯只好在2022年3月從北方的戰線撤軍。

在俄羅斯準備調整戰略姿態的時候，曾經通過土耳其的斡旋，與烏克蘭展開和談，希望能夠以撤軍來換取烏克蘭不加入北約，而成為永久中立國，並尋求相關各國的保證。此一和談最後沒有成功，並非俄烏兩國缺乏以烏克蘭中立換取俄羅斯撤軍的意願，而是保證國難尋，同時戰爭所帶來的災害與損失也不斷擴大，使得和談益發困難。在土耳其和談失敗後，俄羅斯開始調整其戰略目標，專注於其族群利益最高的頓巴斯地區（Donbas即盧漢斯克與頓內次克）與克里米亞。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一方面需要將頓巴斯全境加以占領，一方面需要建立與鞏固頓巴斯與克里米亞之間的陸橋（land bridge），也就是札波羅熱（Zaporizhia）和赫爾松（Kherson）兩省。占領陸橋的意義在於聯通頓巴斯與克里米亞兩地，使俄國的領土可以直接從東方延伸過來，因而鞏固了對頓巴斯與克里米亞的控制。因此從3月以後，俄羅斯一面從北部戰線撤軍，一面加強鞏固對於東南地區的占領，以頓巴斯和克里米亞為主軸，強化對於陸橋兩省的控制。這樣的態勢，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

俄國的最高戰略目標（在圖六中的目標A）是控制整個烏克蘭，讓它不成為西方海權聯盟的一部分，並且停止去俄羅斯化。如果沒有辦法達成目標A，俄羅斯的戰略目標就轉為掌控烏克蘭東南半壁，也就是重建歷史上曾經存在於俄羅斯帝國內的「新俄羅斯」（Novorossia / Новороссия）地區（目標B）。從目標A到目標B，可以稱之為俄羅斯戰略目標的族群轉向。在最初追求目標A的時期，俄羅斯試圖控制首都基輔，建立一個親俄的政權，然後透過這個政權來控制整個的烏克蘭，這是普丁的最高目標。但是由於無法達成，土耳其和談又失敗，烏克蘭已經實質上在軍事上成為北約的保護國，因此俄羅斯改以本身族群利益作為最主要的考量，也就是試圖控制俄裔與俄語人口集中的烏克蘭東南半壁，即歷史上的新俄羅斯（目標B）。圖六中所示中分烏克蘭的分隔線，就是前述區分烏東與烏西族群、語言與政治的劃分線，目標B便是控制此線以東的東南半壁。再退一步，如果俄羅斯沒有辦法占領整個新俄羅斯，也就是目標B沒有辦法達成之時，俄羅斯至少想控制東南四省：盧漢斯克、頓內次克、札波羅熱、赫爾松，以及克里米亞，這是目標C。論到最核心的族群價值，就是控制克里米亞與頓巴斯兩省（盧漢斯克、頓內次克），這是目標D。

目標D在2014年的時候基本上已經達成，然後從2022年所謂的特殊軍事行動開始，俄羅斯是以A為目標，在沒有辦法達成的情況下，它就退而求目標C，然後進窺目標B。故而D是俄羅斯最基本的目標，即克里米亞以與頓巴斯，而為了要牢牢控制住這一部分，就必須掌握住札波羅熱與赫爾松，也就是目標C。但俄羅斯更大的目標是希望能夠讓自己所控制的烏克蘭領土加倍，把整個東南半壁納入俄羅斯（目標B）。

從2022年4月開始，俄國的行動戰略目標便是完成對於區域C的全面占領。在C的幾個行政區中，克里米亞半島（包括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與賽凡堡特殊地位市）從2014年就已經被併入了俄羅斯，從2022年7月開始盧漢斯克省的絕大部分也在俄軍掌控之下，不過在頓內次克、札波羅熱與赫爾松三省則還有相當部分地區仍然在烏軍手中。從戰事發展的情況來看，俄羅斯對於這三個省分的著重程度是有顯著不同的。頓內次克是重中之重，因為這是俄羅斯的核心族群價值，俄軍需要把仍在烏軍手中40%的土地加以征服，才能完全占領頓巴斯，實現其發動特殊軍事行動、保障俄裔與俄語族群的初衷。由於有此種考慮，從2022年暑期以來，俄軍對於頓內次克所採取的就是不計犧牲的強攻。至於札波羅熱與赫爾松則主要是作為陸橋，其本身對於俄羅斯的意義沒有頓內次克那麼大。因此俄軍始終沒有從札波羅熱戰線向北發動攻勢，以完成對於札波羅熱省的完全占領。對於赫爾松，俄軍甚至願意在2022年11月放棄該省位於德聶伯河以西之地，包括省會赫爾松市，以鞏固德聶伯河東岸，原因就是東岸構成聯繫頓巴斯與克里米亞半島陸橋的一部分。

由於俄國人有完全掌握頓巴斯的執念，因此其作戰行動在許多地方並不符合軍事上的邏輯，並無法為俄羅斯帶來最大的軍事利益。然而對於烏克蘭而言，也產生了相對應的執念，即一定不能讓俄羅斯完全占領頓巴斯。在兩種執念相互激盪的情況下，俄烏戰爭最慘烈的幾場戰事就沿著頓內次克前線展開，包括巴赫姆特（Bakhmut）之役（2023年6月俄軍攻占）、阿夫迪伊夫卡（Avdiivka）之役（2024年2月俄軍攻占），以及從2024年7月開始激烈展開的波克羅夫斯克（Pokrovsk）之役等。在這些戰役當中，雙方都投入了大批精銳部隊，不計代價的來進行攻擊與防禦。

俄烏雙方在頓內次克的對峙並非始於2022年。早在2014年烏東兩個分離共和國成立了之後，頓內次克前線就成為俄烏相持的主要場域。烏克蘭在此修築了層層的防禦攻勢，並把附近的城鎮改造成現代碉堡，而以最精銳的部隊來進行守衛。這也是為什麼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後，在各個東南戰線都有大幅的進展，唯獨在頓內次克戰場用力最深、損失最大，而進展卻最小。對於烏克蘭而言，頓內次克戰線猶如其萬里長城，已經固守八年，一旦失陷對於民心士氣將有非常大的影響。為此澤倫斯基總統一再以精銳之師增援無險可守的烏軍據點，而讓西方的戰略顧問頗以為不值。

在2024年5月，俄軍在東北的哈爾科夫方向對烏克蘭展開了進襲，並且在邊境地帶占領了若干烏克蘭的領土。三個月後，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庫爾斯克地區發動了奇襲，深入俄羅斯境內，並掌控了大片的土地。哈爾科夫與庫爾斯克之役並不代表俄烏想要脫離頓內次克的主戰場。相反地，雙方的動機都是為了攻敵不備，從而期待對手將被迫從頓內次克抽調部隊到新戰場，從而減少其在主戰場的兵力，並穩固己方的態勢。因此從2022年到2024年俄烏戰爭的發展，主要就是沿著頓內次克戰線，在這裡產生了最大程度的消耗與僵持，而其後所反應的，是一種族群價值的想望。

五、戰爭的前景

自從2022年11月俄軍從赫爾松省的德聶伯河西岸撤退了之後，一直到2024年秋，俄國在烏克蘭所控制的領土面積就沒有發生重大的變動，大約占有烏克蘭全境的18%。曾任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的扎盧茲尼（Valerii Zaluzhnyi）將軍就曾經發表評論，認為現在的軍事科技水準容易造成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種僵持局面，使得攻勢方難以突破。事實上如果按照俄羅斯過去的進攻紀錄，俄軍要占領頓內次克全境還需要至少兩年的時間。當然許多不可見的因素都可能影響戰爭的結局，例如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國內政治變動、美國與西方國家對烏克蘭的支持程度、俄羅斯是否啟用戰術核武、俄烏雙方的經濟持久力與動員政策、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中國對於俄羅斯的實質支持，甚至俄烏雙方政治高層與指揮官的策略與戰術等，都有可能改變戰場上的權力平衡。不過從過去兩年多的發展來看，以上的這些因素都逐漸地收斂與穩定化。因此除非出現不可預期的因素（而這自然是可能的），否則俄烏戰爭最有可能的結局就是「凍結爭議」（frozen conflicts），也就是在長期僵持的情況下，雙方預期持續或升高戰事無法達致目的，而只會增加損失，因此便逐漸降低衝突的程度，最後達至一種實質和平的均衡。在此種情況之下，雙方由於立場差別太大，無法簽訂和約（烏方無法承認喪失領土，而俄方也已經透過「公投」兼併了克里米亞與東南四省），甚至無法訂定停戰協定。然而主要的軍事行動將會降低，甚至止息。

當然此種凍結爭議隨時可能因為原先導致均衡的條件變動而無法持續，例如亞賽拜然與亞美尼亞在蘇聯崩解之時為了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 conflict）而產生的爭議，於沉寂了29年之後，在2023年重新爆發，而由原處於劣勢的亞賽拜然大獲全勝，將納卡地區重新收復，並導致大批的亞美尼亞人逃離家園。兩岸之間也是另一個凍結爭議，在初期的緊張對峙之後逐漸緩和，可是在2016年之後又重新緊張，而導致戰爭的機率大幅增加。

俄烏戰爭的爆發有其地緣政治海陸相爭的宏觀因素，也有在地的東斯拉夫族群因素。由於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失靈，衝突的力量無法被限制在有序的框架之內，而演成內部動亂與外敵入侵。戰爭的發展出乎一般預料之外，造成長期的僵持以及無盡的損失，有可能逐步進入「凍結爭議」，但即使如此也無法排除日後再度爆發成為戰爭。整體而言，俄烏戰爭為兩岸進行一場預演，有識者應該可以從中汲取重要的經驗教訓。

吳玉山，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研究領域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政治與經濟轉型、民主化與憲政設計、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最近的著作包括《優勢政黨與民主：亞洲經驗的省思》（2017）、《半總統制下的權力三角：總統、國會、內閣》（2017）、《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2018）、與《左右逢源還是左右為難：中小國家在兩強間的抉擇》（201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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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注释：

∗ 本文係作者應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政治思想專題中心邀請，在「東亞與世界思想座談會」上的演講稿。該次演講由蕭高彥教授主持，在2024年6月3日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