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成鋼 | 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
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
Institutional Genes: The Origins of China’s Institutions and Totalitarianism
作者： 許成鋼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4/11/13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為何習近平要收緊私企政策，壯大國有經濟？
為何蘇聯東歐各國的共產政權因經濟崩潰而紛紛垮台時，中國仍屹立不搖？
許成鋼透過「制度基因」的架構，解釋中西憲政發展與極權演變的前因與後果。
本書探討中國制度和共產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和演變，並引入「制度基因」這個分析概念，以研究從蘇俄來的制度基因如何與中國帝制的制度基因融合，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且持久的極權主義政權。制度基因是不斷自我複製並影響制度演變的基本制度要素，是可以實證識別的。
作者首先分析共產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在歐洲興起，並在俄國的制度基因基礎上產生出極權主義制度。然後分析中國帝制制度基因的起源和演變，著重這些制度基因如何與蘇俄共產國際引入到中國的共產極權主義制度基因相結合，使中共得以在中國建立極權制。接著討論中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制度變化，分析在蘇俄極權制度基因和中國傳統制度基因的基礎上，如何產生出中國特色的區域管理的極權主義制度，以及這個制度如何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獲得經濟快速發展，不僅挽救中共，而且使中國成為極權主義超級大國。
中國共產極權制的大發展應當使人們回想起米塞斯近八十年前對遏制極權主義努力失敗的警告。要扭轉這一趨勢，深入理解極權主義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專家推薦
為什麼中國會成為一個極權制國家？中國的共產主義與蘇聯的共產主義之間有何聯繫？是什麼導致了它們的差異？中國共產黨在未來會如何發展？在這本大膽而嚴謹的著作中，許成鋼透過深刻的歷史和經濟分析，對這些問題及更多相關問題提供了極為精彩的答案。──Eric Maskin（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校級亞當斯講座教授）
為什麼民主在某些國家蓬勃發展，而在其他國家卻未能如此？許多人曾預期中國的迅速崛起會導致其擁抱民主，但事實並非如此。許成鋼在這本發人深省的書中提出，原因在於他稱之為「制度基因」的根本因素，例如中國的帝國傳統和對個人自由和產權的限制。透過與最偉大思想家的對話，許應用制度基因的框架解釋了民主在西方的發展及其在俄羅斯的失敗。可以說，這些問題是當今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任何對這些問題感興趣的人都會發現這本書是必讀之作。──Oliver Hart（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校級蓋瑟講座教授）
我們常聽到人們談論中國的創新能力、其國家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或其現代化。然而，這本發人深省的書提出了不同的觀點。通過歷史分析、制度分析和經濟分析，本書論證了儘管有鄧小平發動的經濟改革，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依然是極權主義的。許成鋼認為，共產統治不僅改變了制度，而且以高度持久的方式改變了文化的許多重要方面；不理解中國的「極權制度基因」就無法理解其今天的體系。這些基因塑造了當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活和共產黨統治。任何對中國及其正在形成的複雜世界秩序感興趣的人都會發現這是必讀之作。──Daron Acemoglu（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院級講座教授）
許成鋼以鋒利的視角剖析了現代中國極權主義的歷史和制度基因。他提供了對當代中國的治理如何從其帝制和俄羅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源中發展而來的全新理解。這部歷史和政治經濟分析的傑作將立即成為任何關心中國政治體制的人必讀的權威著作。憲政自由在中國是否有機會？本書應成為關心此問題的人的必讀之作。——Darrell Duffie（史丹佛大學管理兼金融學亞當斯傑出講座教授）
許成鋼，這位曾撰寫關於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制度基礎的經典論文的著名經濟學家，如今為我們帶來了關於中國「區域治理極權主義」制度根源的權威分析。透過對歷史和俄國革命影響的分析，許成鋼精彩地解釋了中國在二十世紀未能實現憲政的原因。中國千年的帝制比絕對君主制更加專制，這幫助了布爾什維克制度移植和融合到中國，並創造了中國獨特的極權主義形式。這是一部深刻且極富思想性的著作，對於理解當代中國至關重要。──Gerard Roland（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兼政治學摩里斯·考克斯傑出講座教授）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不是鯨魚，而是一種名叫「奧氏蜜環菌」的巨大且鮮為人知的地下真菌。同樣，正如許成鋼在這本令人震驚且重要的書中所展示的那樣，最大的政治有機體是共產極權制，其「制度基因」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重複出現，但總是具有關鍵作用。華麗的詞藻掩蓋了無情的暴力，人類被降級為被支配的俘虜；享有自主權的不是人，而是這個系統。然而，許成鋼並非一個滿懷幻想的陰謀論者。出身於該系統並曾受教於哈佛的他，為所述觀點提供了冷靜的分析。──Perry Link（林培瑞，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榮休教授）
許教授提出制度基因之概念，向上追溯中華帝制之制度基因，詳細審視科舉與儒教之影響，並舉以與沙俄及布爾什維克之極權主義相比較，清楚詮釋了中共治下中國經濟改革之成功與局限。──明居正（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
本書是許教授多年來對於中國經濟發展集大成之著作，並且加入歷史的縱深，以共產主義的起源和中國共產黨崛起之脈絡，說明極權主義與專制主義下經濟發展的取向。──趙相科（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許成鋼
現為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美國寇斯研究所（RCI）理事，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員。1991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2013年獲孫冶芳經濟學獎，2016年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曾任香港大學鍾瀚德經濟學講座教授、「國之基金」經濟學講座教授、北京清華大學特聘教授、首爾國立大學「世界級大學」講座教授、倫敦經濟學院副教授；哈佛大學和中國社科院、世界銀行和IMF顧問、亞洲法律經濟學學會（AsLEA）會長、上海交通大學「科斯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首爾經濟學學刊》共同主編、《經濟金融學學刊》共同主編、《中國改革》首席經濟學家、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理事、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審委員會委員等。
研究領域包括制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法經濟學、比較制度、發展經濟、轉型經濟學、中國政治經濟。發表論文見諸國際頂級經濟學學術期刊，包括《經濟學文獻期刊》（JEL）、《政治經濟學期刊》（JPE）、《美國經濟學評論》（AER）、《經濟學研究評論》（REStud）、《金融研究評論》（RFS）、《美國法與經濟學評論》（ALER）、《經濟地理期刊》（JEG）、《歐洲經濟學評論》（EER）等。
目錄
序言及謝辭
圖版目次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概要
第二節 制度大分流
第三節 中國的制度演變
第四節 當代中國制度
第五節 區管式極權制的制度基因之淵源
第六節 制度基因：從帝制到共產極權制度
第七節 從制度基因看臺灣及蘇俄的制度變化
第二章 制度與制度基因：方法論概要
第一節 制度的要素
第二節 制度基因：自我複製並且決定制度演變的基本制度成分
第三章 產權作為制度基因
第一節 產權的概念：最終控制權與權利束
第二節 私有產權作為制度基因
第三節 中國的傳統法律制度：統治工具
第四節 中華帝制的產權與主權
第四章 中華帝制的制度基因及其產生與演變
第一節 中華帝國制度的基本特徵：三位一體結構的制度基因
第二節 中國帝制的起源
第三節 帝制的演變與完善
第四節 中國帝制與憲政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第五章 科舉制度和儒教：人事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制度基因
第一節 儒教－科舉制與基督教－教會的對比
第二節 儒教－科舉制的產生及演變
第三節 儒教－科舉制演變為成熟的制度基因
第四節 基督教－教會作為制度基因
第六章 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基因
第一節 源於基督教：明斯特極權主義政權
第二節 世俗共產極權主義的誕生
第三節 巴貝夫共產主義的起源：法國啟蒙運動
第四節 馬克思主義：共產極權主義
第七章 極權制的制度基因：沙俄帝國
第一節 中俄帝制的相似之處
第二節 俄羅斯制度基因的起源：蒙古統治下的羅斯地區
第三節 俄羅斯制度基因的起源：東正教和拜占庭帝國的影響
第四節 沙俄帝制為共產極權制提供的制度基因
第五節 沙俄帝制制度基因的產物
第八章 布爾什維克極權主義的誕生
第一節 極權主義黨：布爾什維克
第二節 極權黨奪取政權的制度條件
第三節 建立完整的極權主義制度
第九章 晚清憲政改革與共和革命的失敗
第一節 名存實亡的憲政改革：戊戌變法
第二節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陰影
第三節 從憲政改革到帝國崩潰
第四節 共和革命（民國革命）的失敗（1911-1916）
第五節 革命黨：秘密社會的制度基因
第十章 中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建立
第一節 共產革命的「耶穌會」：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滲透
第二節 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第三節 秘密組織：建立中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制度基因
第四節 恐怖統治與極權領袖的崛起
第十一章 建立共產極權主義政權：從中華蘇維埃到人民共和國
第一節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
第二節 動員與統治：土地改革與鎮壓反革命
第三節 從區管式的極權制到全面集權的極權制
第四節 全盤蘇化：成熟的經典極權制建立
第十二章 區域管理的極權主義制度
第一節 反右運動：極權主義的恐怖統治
第二節 大躍進：朝區管式極權制推動的第一波浪潮
第三節 文化大革命：區管式極權制的鞏固與強化
第四節 根深蒂固的區管式極權制與理想的破滅
第十三章 分權式威權制的興衰：後毛時代的改革及其終結
第一節 為極權制的生存而進行的改革
第二節 經濟改革：從蘇聯解體汲取的教訓
第三節 走向分權式威權制
第四節 極權主義黨的權力繼承問題
第五節 伴隨經濟改革的制度基因的演變及反演變的鬥爭
第六節 極權統治對經濟增長的制約
第七節 小結
第十四章 結論
第一節 對全人類的巨大挑戰：理解共產極權主義
第二節 制度基因和制度演變的概要
第三節 對極權主義制度的實證分析
第四節 文獻對比
第五節 臺灣的制度基因及制度轉型
第六節 蘇聯中東歐共產極權國家的制度轉型以及制度基因的作用
第七節 關於制度基因概念的結束語
附錄：專有名詞繁簡中文對照表
參考書目
索引
序言及謝辭（摘錄）
本書從制度基因的角度分析極權主義的起源和發展，並側重於分析中國制度。當代中國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最持久，而且對全球產生深遠影響的極權主義政權。要認識這個制度，離不開對中華帝國遺留的和蘇俄傳播來的權力－產權與意識形態的深刻影響的探尋。而共產極權制本身是集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意識形態於一體的制度，對其進行分析必須跨越多個學術領域，是極大的挑戰。我提出「制度基因」這個概念，希望藉此能幫助克服分析的困難。
本書以歷史敘述（historical narratives）的方式討論制度基因的產生和演變。本書提出的制度基因和激勵相容的制度演變的理論框架，深受政治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等多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我既非史學家，也非政治學家或法學家。我預計很多學者會在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和法學方面對本書提出批評，甚至可能會有不少經濟學家在政治經濟學或制度經濟學方面，對本書的嘗試持保留態度。
即便如此，如果本書能引起人們對共產極權主義的廣泛關注，引起人們對制度基因作為方法論的辯論甚至進一步探索，我就已經感到非常欣慰。對於本書似乎不自量力而涉獵廣泛的冒險，我只能很謙卑地向讀者解釋，這是由本書所討論的問題的性質決定的。研究和認識制度起源和演變這類問題，必須突破對歷史分期、地域和領域的學術常規分界。
本書彙集我幾十年來對共產極權主義本質的研究和思考。我對共產黨政權統治的性質及其發展的好奇始於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我的父母曾經是中共地下黨員，儘管他們在反右期間遭到殘酷整肅，但仍然教育我相信共產主義、相信共產黨的領導。因此直到文革初期，我都堅信共產主義。文革爆發時我初中二年級，那時觀察到的共產主義理想化的宣傳與殘酷現實之間的鮮明矛盾使我感到極度震驚和困惑。共產主義理論將共產主義社會描述為無階級的人間樂園；但現實中，共產黨政權內卻製造出制度化的特權社會群體。這是為什麼？共產黨稱中國在朝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但又一直在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這豈不是意味著永遠不可能過渡到無階級的共產主義？在共產極權制下，嚴禁對共產主義制度的任何質疑或非官方研究。儘管當時對中國共產制度的質疑只局限於馬克思主義的視角，我仍然因此被關押一年多，隨後被強制勞動五年多，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才得以重啟對上述問題的探索。
我個人的親身經歷和觀察是探討本書提出的問題的基礎和動力，但僅憑這些並不足以進行深入的科學分析。1980年代在哈佛大學接受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訓練及其後的學術生涯讓我受益匪淺。科爾奈（János Kornai）的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馬斯金（Eric Maskin）的機制設計理論、哈特（Oliver Hart）的產權理論，以及諾斯（Douglass North）的路徑依賴理論都對我的研究產生重大影響。這些影響，也貫穿全書。
我在哈佛大學博士論文工作的第一個研究項目是試圖分析極權主義政權內的權力結構。我從當時的導師科爾奈和馬斯－科賴爾（Andreu Mas-Colell）那裡獲益良多。雖然由於我對當時使用的合作博弈論方法和模型的預測能力不滿意而最終放棄該項目，但那只是暫時推遲了對共產極權主義的研究。
馬斯金講授的機制設計理論（包括信息和激勵機制問題）在我思考制度及其演變，尤其是極權制下的制度演變方面，產生了變革性的影響。後來，我將博士論文的重點轉向分析為什麼計劃經濟阻礙突破性創新，指導教授是馬斯金和科爾奈。這項工作雖未直接討論極權制度的政治權力，但從創新和長期增長的角度論證了共產極權制的部分重要性質。此後與馬斯金的合作以及與他無數的深入討論，使我有機會加深理解機制設計理論的精髓。
科爾奈對共產極權主義制度本質的深刻理解，對我探索共產極權制度的歷程至關重要。1989年5至6月期間，我與他頻繁交流對天安門廣場正在發生的學生運動的看法。他將這場最後轉變為全國性的公民運動與三十多年前被鎮壓的匈牙利革命對比，糾正我那時對共產黨仍然天真的認識。1990年代，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職期間，科爾奈邀請我到哈佛大學就中國改革問題發表演講。他在評論中對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深表懷疑，強調中國共產黨不可能讓出絕對權力，不可能從一黨制漸進改革成多黨制。2009年聯合國大學紀念柏林圍牆倒塌二十周年的國際會議上，我在演講中提出中國的制度特點是向地區分權的威權主義制度，並依此分析中國經濟改革的機制和存在的問題。科爾奈在回應中再次強調中共政權堅韌的極權主義本質及其對中國長期發展軌跡的潛在影響。後來，該論文發表在《經濟學文獻評論》上的版本反映出針對他的意見所做的修改，這些觀點也反映在本書相關章節。
我必須對我的長期合作者馬斯金、皮斯托爾（Katharina Pistor）、錢穎一和羅蘭（Gerard Roland）表示特別感謝。本書一些觀點某種程度上與我們在二十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十幾年合作所進行的討論有關，或受到其啟發。最長期的合作者是錢穎一。從博士論文到我早期的很多研究工作都是與他合作的。過去那些有關中國制度的討論對形成本書的想法有重要影響。另外，本書第二章和第三章一些觀點，來自與博爾頓（Patrick Bolton）和哈特的許多討論而產生的靈感。我衷心感謝他們在過去的合作和討論中給予我的啟發和持久的友誼。當然，本書所表達的見解僅代表我個人的觀點，任何潛在的錯誤或爭議均由我負責。
我需要在此解釋一下本書的中文和英文版本。兩個版本是分別獨立撰寫的，都是原創，而非從另一種語言翻譯而來。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確保表述的準確性和清晰度，避免翻譯可能帶來的失真。研究過程中，取決於內容，最初起草的各課題原稿有些用英文，有些用中文。整合全書初稿時，我首先將這些中英文原始片段統一表述成中文。將中文初稿翻譯成英文初稿後，透過大量修改和重寫形成英文版的最終稿。這些修改和重寫包括實質內容而不限於文字。最後，我再參照英文終稿版本對中文初稿進行修改和部分重寫，形成中文版的最終稿。在兩個版本的撰寫過程中，在追求清晰、準確的同時，我盡可能保持兩個版本內容的一致性，但不刻意追求兩種語言表述的完全相同。例如，某些在中文語境中常見的表達，在英文中可能會顯得複雜或容易引起誤解。在有限篇幅內，英文版在不影響主要內容的前提下，對這類表述進行適當的簡化。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