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湘 | 狡狯的纪念——读贝娄《拉维尔斯坦》

編者按：贝娄不愧是贝娄，他以丝毫不亚于艾伦·布鲁姆的狡狯，既纪念了这位故人，也证明了文学完全可以和哲学平分秋色。本文原刊《文景》杂志2005年第二期，經作者授權，書評轉發。

多年前，在北京一家民营书店，我买下了一本深蓝色封面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从此记住了艾伦·布鲁姆这个名字。后来我又陆续阅读了他的Shakespeare's Politics（《莎士比亚的政治》）和Love and Friendship（《爱与友谊》），深为这两部作品的广博与细腻而折服。但直到若干年以后，随着列奥·斯特劳斯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关注热点，我才再度从师承列奥·斯特劳斯的角度认识艾伦·布鲁姆，不过总觉得他行文的丰沛润泽与乃师的矜持深刻实在不大一样。2000年，我从报章得知84岁高龄的索尔·贝娄新出了一部以此公为原型的小说《拉维尔斯坦》，引得美国知识界一片大哗，不禁心向往之。如此又过了四年多，总算此书中译本面世，了却了我一大心愿。

说来贝娄和艾伦·布鲁姆也算交情匪浅，当初后者撰写那本名噪一时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便是受了他的怂恿，并且由他作序，他的第五任妻子，与他年龄悬隔超过了半个世纪，便是艾伦·布鲁姆的学生和崇拜者。可是他这部据说是受故人生前嘱托而作的传记小说却有“卖友”之嫌，它第一次告诉世人，艾伦·布鲁姆（小说主人公拉维尔斯坦）是同性恋并且死于艾滋病，而艾伦·布鲁姆本人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其死亡证明书上也只是说他死于胃肠出血和十二指肠溃疡——不过，以艾伦·布鲁姆的狡狯，想必他的本意就是要借贝娄之笔披露这些个人隐私。毕竟，“研究哲学就是学会死亡”（蒙田），不知道艾伦·布鲁姆充满象征意义的死因，又焉能读懂他的哲学？

拉维尔斯坦，英文Ravelstein，stein是犹太人名字的常用后缀，ravel是一个来自荷兰语的词汇，它在英语里和在荷兰语里一样包含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意思，既指“缠紧”又指“拆解”。如此命名自非无意，小说里的拉维尔斯坦和现实生活中的艾伦·布鲁姆一样，在一切伟大经典的字面意思背后寻找幽微隐晦、只限于在少数精英中间流传的教诲，这也是列奥·斯特劳斯学派的基本教义。小说叙事人齐克则对这一教义持保留态度，认为“哪怕是最简单的人，也有其深奥难解和与生俱来的神秘的一面”，无所谓精英大众的分别，一切对文本、对意义的拆解最终亦不过是缠紧。小说果然是把拉维尔斯坦当作一个简单的人来写的，简单，但“也有其深奥难解和与生俱来的神秘的一面”——至于他令人崇拜令人憎恨令人困惑的种种著作、言说，似乎只是这“神秘的一面”的外化而已。

至少从外表上看，拉维尔斯坦绝不是什么善茬。他身穿宽大的镶着毛皮的精致皮外套，据齐克所知只有另一个人有同样的外套，那是一个经常在河滨大道上遛狗的职业杀手和恶棍。芝加哥，一座从腥臊恶臭的屠宰场上发展起来的城市，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知识分子在和形形色色的恶棍周旋的时候没有什么优势，往往只有像《赫索格》里的摩西·赫索格那样（这是贝娄的另一个化身）受气加呕气。拉维尔斯坦虽然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学院知识精英，却具备了恶棍的品性，如齐克所说，“他不能容忍‘自我省悟的胡说八道’，更喜欢的是机智乃至彻头彻尾的刻毒，而不是对那些符合习俗、宽宏大度的人作出友好而善意的解释。”有一篇文章恰可以证明拉维尔斯坦的原型艾伦·布鲁姆的这种刻毒，《正义——约翰·罗尔斯与政治哲学传统》（中译文收入《巨人与侏儒》一书）通篇嘲讽罗尔斯“缺乏教养”，并把《正义论》称为“末人的第一哲学”，所谓“末人”就是尼采所说的在历史终结之际像寄生虫一样活着的人——谁都知道一代哲学宗师罗尔斯是一位温文礼让、心性至诚的君子，他怎么就惹着艾伦·布鲁姆了？

拉维尔斯坦不但刻毒阴损，而且酷爱收集传播各种小道消息。“他的朋友们带给他无聊的新闻时，他会给他们加分。可别想得美，指望他会为你保守秘密……他需要知道关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一切事情，正如一个给病人做诊断的医生，必须要看见你脱光的裸体一样。想起医生受职业道德规定的束缚，这个比喻失去了效果。”他对获取政界高层的内部消息也是充满热情，其主要情报来源是从前的学生菲利普·戈尔曼（原型是曾经美国的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虽然这些所谓的绝密情报决不会超出第二天新闻发布的事实，可还是让拉维尔斯坦过足了俨然身居幕后、操纵秘密政治的瘾。看过电视剧《X档案》的人不会忘记里面有一个总在吸烟的搞阴谋的家伙，拉维尔斯坦和他有同样的习惯：“没人数过他一天点燃多少枝香烟，这些香烟他大多忘了抽，或者掐断了。它们像粉笔一样，放在他的首席执行官用的玻璃烟灰缸里。”

不过，拉维尔斯坦决不是一位阴谋家。他之所以关注小道消息，是因为他认为个人独特的癖好属于公众领域，他有权对此进行心理分析式的推论；他之所以需要不断更新和保存政治情报，是因为这有助于他深入理解柏拉图、修昔底德、马基雅维里等人论述过的“伟大的政治”。他靠他的思想生活，从不害怕辩论，也不在乎别人发现自己的秘密。

尽管招来了无数厌恶、憎恨与嫉妒（尤其是出版了一部全球畅销的思想著作之后），拉维尔斯坦却一直深受学生爱戴。他是一位很棒的教师，传授思想时宛如乔丹在篮球场上一样技艺精湛，“能够悬在空中”。几千年来，犹太人一直教导和被教导，没有教导，犹太民族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拉维尔斯坦超越了他的犹太人先辈，他不仅教导犹太美国人，也教导非犹太的美国人，而且他传授的不是犹太教的经典，而是源自雅典的西方哲学的智慧，尤其是政治哲学的智慧。他向学生介绍修昔底德的力量与精明，分析亚西比德在西西里战役中的作为。柏拉图的《会饮篇》是他给学生启蒙的钥匙。在这部奇特的对话录里，苏格拉底宣称“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只知道爱情”，而他的朋友们也将其誉为“爱情方面的专家”，甚至是爱神厄洛斯（Eros）的化身。厄洛斯并非世俗的情欲，而是不断追寻最高的理性，追寻美和善本身，它使爱智者“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的一切置之度外”，苏格拉底正是因此常常陷入迷狂之中，常常一个人出神良久，然后自称得到了神灵的启示。

丑闻的阴影却一直围绕着他，教授们说他诱惑学生并使他们堕落，甚至扬言他连鸡奸男性家长都干得出来。这些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过他的教育方法也着实另类。他把学生们分成小组、小小组，“按照他认为适当的方法，归入不同的性类。有些将会做丈夫和父亲，有些将会成为同性恋者——有正常的，不正常的，莫测高深的，妙趣横生的，赌博者，投机者；还有天生要当学者的，有哲学天赋的；此外还有情人，勤奋好学者，官僚主义者，孤芳自赏者，风流成性者。对此他做了大量的思考。 ”

“拉维尔斯坦敦促他的那些年轻人摆脱他们的父母，然而在围绕他所形成的团体内，他的角色正在一点一点地转变为父亲。当然，如果有谁不这样做，他就毫不犹豫地把他开除出去。一旦他们成为他的心腹，他便开始为他们规划前程。”

“假如他对你全无感情，他一点也不在意你干了什么。但如果你是他的一个朋友，他认为，你自己掌握自己的事情，是一个坏主意。他朋友的任何事情不让他知道，都会使他异常苦恼——尤其是那些每天见面的朋友。”

他如此急于扮演父亲的角色，归根结底是因为恨自己的父亲——“一个玩偶恶魔、一个怒气冲冲的小男人、一个神经质的严守纪律者”。在卡夫卡、本雅明等人的著作里可以见到类似的专制暴君式的犹太父亲形象，他们其实又是很可怜的，终生幽闭于狭窄昏暗的洞穴。现实世界里的艾伦·布鲁姆曾经这样揭示教育的意义：“柏拉图式的洞穴场景描述了人类的根本处境。人是其所处时代及场所中权威意见的囚徒，一切人由此开始，大多数人也在此结束。教育就是从这种束缚中获得解放，就是上升到某种立场，在那里可以看到洞穴。”（《纪念斯特劳斯》，见《巨人与侏儒》一书）

拉维尔斯坦的死是通过齐克的角度叙述的，齐克认为，拉维尔斯坦对于死亡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既不相信死后的生活，又暗示说将来会和齐克在九泉之下见面。这样的态度属于人之常情，但深谙“研究哲学就是学会死亡”的艾伦·布鲁姆真的会这样想吗？在我看来，濒死的拉维尔斯坦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地和真实世界里的艾伦·布鲁姆相符合（因为可以从外部观察）：死前他的性兴奋急剧增长，欲火如焚，死亡对他来说宛如春药。

倘若厄洛斯意味着人性的终极价值，那么“视死亡如春药”就代表了最高的人生智慧，但小说里的拉维尔斯坦临终时并没有这样自信。“他接受过哲学教育，知道哲学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哲学就是这样，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读柏拉图的原因。雅典和耶路撒冷乃是我们更高的生存的两个主要发源地，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雅典，同时对耶路撒冷充满敬意。但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要谈论的是犹太人，不是希腊人。”

还是那个老话题，雅典和耶路撒冷。拉维尔斯坦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其实一直相当敏感，他曾力劝同为犹太人的齐克不要和几位曾在二战期间和纳粹合作的同事交朋友 ——尽管这些人在战后成功隐瞒了历史污点，却逃不出他的鹰眼——但犹太人的命运先前并不是他著述和教学的重点。然而，当他抵达生命的尽头，“这些日子里，在任何对话中，甚至连提到柏拉图或修昔底德，对他来说都是少有的。现在他一心想着的是《圣经》。他谈论宗教，谈论那个困难的课题，即做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成为人并且除了人什么也不是的课题。”用齐克的话说：“他正追随着一条犹太人的思想或者说犹太人的本质的轨迹。”

小说开篇不久，拉维尔斯坦嘱咐齐克将来写一部关于自己的作品，两人有一段对话。

拉：“……你想怎样严厉地对待我都行。你并不是一个像看上去那么可爱的人儿，通过写我，你也许会解放你自己。”

齐：“从什么里面解放出来，准确地说？”

拉：“随便什么，那个束缚你的东西——悬在你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从小说内容来看，悬在齐克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莫过于拉维尔斯坦的高超智慧。齐克甚至自比“一只捕食昆虫的鸟”，而把拉维尔斯坦比作“一只鹰”。然而，拉维尔斯坦死后，齐克也得了一场大病，他挣扎着从死亡线上活了过来，对他来说濒死经历是一个和疾病、医生、医疗器械打交道的痛苦过程，他在死神面前可没有什么性兴奋。这段经历使他对拉维尔斯坦有了相当的保留，用他的话说，妻子“罗莎曼让我躲开死亡。我不可能在描述这种情形时不正面提到它，我又不可能在正面提到它的同时，仍然让我的兴趣以拉维尔斯坦为中心。罗莎曼曾经研究过爱情——卢梭式的浪漫爱情和柏拉图式的厄洛斯，在拉维尔斯坦的指导下——然而她所知道的，无论比她的导师还是她的丈夫，都要多得多。”换言之，齐克关心的不是如何像拉维尔斯坦那样“学会死亡”、“视死亡为春药”，而是怎样实实在在地活下去，在这方面女人永远是男人的导师。

——然而，这不正是拉维尔斯坦，这位第一流的哲学教师，留给齐克的遗产吗？

正如齐克所说的： “拉维尔斯坦给我的遗产是一个主题——他认为他是在给我提供一个主题，这或许是我所有的主题中最好的一个，和唯一真正重要的一个。”

贝娄不愧是贝娄，他以丝毫不亚于艾伦·布鲁姆的狡狯，既纪念了这位故人，也证明了文学完全可以和哲学平分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