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喜成 | 河南村民杨喜成的狱中来信

編者按：這是河南農民楊喜成2007年寫給艾曉明教授的信。楊喜成是协助艾曉明在河南采访并接受采访的艾滋病感染者之一。選自艾曉明專欄文章：《一万封信》：中原血疫背后的声音 ——悼念高耀洁老师之一。在《波士頓書評》重新發表時，艾曉明教授特別做了校對，糾正了原信中的錯別字和標點符號。這封信的寫作者雖然只有初中文化，卻寫出一篇最棒的文字，故將這封信特別收入文學欄目。

被拘留村民杨喜成的来信，长达22页

*艾曉明注：以下是按原信录入的文档；今天我重新做了校对，改正了明显的错字，修改了个别标点。

尊敬的艾老师您好：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人，只读过初中二年级，没有什么文化。你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无以回报。多少年的辛酸往事，爱恨情仇我从不愿向别人提起。但我只想向您叙说一下我一生的悲惨故事！

1970年我出生在豫东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中，五岁时妈妈撇下我，离开了这个世界。奶奶、父亲艰难地把我和两个姐姐抚养成人，后来两个姐姐出嫁了，奶奶，父亲和我成了一个三代人的三口之家，守着六亩地，清贫地过着日子。

1990年我和李香恋爱结婚了，并于当年有了我们可爱的儿子，组成了一家四代的五口家庭。原就贫困的家中又添了妻子和儿子，还是六亩地，对我这个家中唯一的顶梁柱无疑是雪上加霜。直至1995年，妻子、儿子才分到田地！

我和妻子在田里干着农活，把儿子放在地头的树下；儿子会跑了，在我背上叫爸爸，这时候，我感到非常幸福。可当时奶奶重病卧床不起，天天看病又加上繁重的苛捐杂税，家里很难。我一家五六口人六亩地，每年要向政府缴纳一千多斤麦子，秋天还要交玉米。除了去购买化肥、种子、播耕，每年我家连口粮都不够吃，还欠了村里很多提成款。看着卧床不起的奶奶和年幼的儿子，我是一筹莫展。

1992年，奶奶终因无钱得到医治，离开了人世。看着渐渐成长的儿子，面对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我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我厚着脸皮向别人借了二百块钱，要去广东打工。临走那一天，我抱着儿子说：“儿子，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爸爸出去给你挣钱去！”含泪向妻儿挥手告别，我充满豪情壮志登上开往南方的列车。

可那时正处于打工的高潮期，各个厂家都是人满为患。流浪十几天后而未能找到工作，我只好向老乡借了五十元钱买了张车票，伤心地回到家中。原就困难的家庭，这时越发艰苦！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找到我，对我说：“你的家这样困难，给你指一条生财之道，干不干？”我急切地说：“只要不犯法，干什么我都愿意。”我又问：“到底干什么呀？”那人神秘地地对我说：“卖血。”我连忙说：“血怎么可以卖？”他说：“现在时兴干这个了，不信我明天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带着试试看的心情和他到市防疫站，首先映入眼中的是大门上的牌子，上有“献血光荣”几个大字。门旁地上也立着一块牌子，我走过去仔细观看，上面写着：“献血光荣，抽血可以促进新陈代谢，预防疾病。血像泉水一样越抽越旺……”等等献血对身体有益的词语。走进院内一看，人山人海，最少也有两千人在那里晃动着。我问他：“这么多人都是卖血的？”他点头笑道：“这些人卖血都卖发财了，就是这个院里就有两个血站。”我问：“哪有两个？”他说：“你看这楼上是市防疫站，楼下是市中心血站。” 楼上楼下出来的人群，他们都是一只手捂着另一条胳膊，手缝里夹着或嘴里衔着一张纸条，到领款处领取五十元。看着他们脸上那种兴奋的神情，我不由得心动了。我问到：“这么多人都是哪儿的人呀？”他说：“全国各地哪儿的都有，东北、山东、四川、新疆等地……但大部分是附近各县的农民。”我又问：“这卖一次血得抽多少呀？”他说：“一次抽 800cc，他们只把血浆提走，把血球还输给你。”

我当时并不知道800cc是多少，更不知道红血球和血浆是什么。但我看着别人那样兴高采烈的样子，想想家里受苦的妻儿和村干部上门索要村提成款时那种蛮横的态度，还有家里因没有钱，仅剩的口粮又要被村干部强行拉走时，我兴奋地说：“咱也卖！”他说：“今天不行了。”我连忙问怎么不行，他说今天晚了。我丧气地说：“这怎么还挂号？”他介绍说：“想卖血得夜里两三点到这里，到挂号处交四块钱，两张相片，才给你一个号码条。然后到化验处抽血，化验，检验血型，血品是否合格等……”

带着照片，我两点钟就起床了。因我家离市区只有十公里。凌晨三点就赶到了血站，这时已是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排队夹缝到挂号处时，天已经大亮了。我交上四元钱，递上照片，报上姓名，工作人员给我一张写着我名字和号码的小纸片，我已经排到四百多号了。工作人员又用圆珠笔，让我伸胳膊在上面写上与纸片同样的号码，这才让我到化验处排队抽血化验。等排到化验处时已上午九点多了。这里有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他们用玻璃注射器不停地在每个排队者的胳膊上抽血，然后推入试管，他们始终用的是同一个注射器。我交了纸片，医生看了我胳膊上的号码，便给我抽血化验。

然后我就满怀期望地等待，中午一元钱吃了一碗清汤面条，又是苦苦等待。大约下午三点多时，我终于被楼下的中心血站喊到了名字，不由得一阵激动。我第一次冲进采血间，那一大排房子里，每间放四张床，每张床上躺着两个人。当我进入被指定的采血室时，我吓呆了！那地方简直像屠宰场一样，我看见床上躺着的人，胳膊上都插着一根像火柴棍一样粗细的针头，顺着针头就是一根粗粗的管子，手一伸一握，鲜血向箭一样向下面的大袋子流淌着，直到把下面两个大袋子胀得像皮球一样才停止。然后血袋被取走，等离浆机分离后，把红血球再还回来。我看见还血时，原来满满的两大袋子还回来时，却剩下一个半袋。我害怕了，我想往外跑，这时就听医生生冷冷地大骂：“你采不采，不采就滚出去！”我迟疑了一下，想起家中的困境、年幼的儿子、日渐衰老的父亲，还有那天上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房子……我低声伤感地回答：“采。”我被指定与另外一个陌生人合躺在一张狭窄的床上，不由心中感慨万千，以前的理想和愿望，没想到今天竟会去卖自己的鲜血……

当那像火柴棍一样的针头刺入我胳膊上的静脉时，我泪流满面！！！！！！

两大袋子胀得像皮球一样的血被取走，我感觉天旋地转，呼吸困难，全身冒汗！我用微弱的声音向医生报告后，医生冷冷地说：“这是晕针，喝一杯白糖水就好了。”然后他去给我端了一杯白糖水，喝了以后，我渐渐好转起来，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我的红血球被送回来了，原来提走的两大袋子血，现在只剩下一个半袋了，那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卖血，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我的左手用粗糙的卫生纸按着右胳膊上的针眼，手指缝里夹着一张医生给的领款条，迫不及待地去领款处领取了五十元。这时天已经黑了，我高兴地骑上自行车往家赶，途中我第一次用卖血挣来的钱给儿子买了两个大苹果。儿子高兴地拿着两个大苹果，甜甜地叫着爸爸，看着他天真烂漫的笑容，我感到无比的欣慰！我兴奋地把挣钱的经过向妻子讲述着，妻子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流出了眼泪，然后她轻轻地说：“以后我跟你一块去卖血。”

第二次，妻子抱着酣睡中的儿子坐上我的自行车，在深冷的夜里朝着我们的理想、朝着我们心中的希望，向市区出发。就这样，我采血时，妻子抱儿子，妻采血时我抱儿子，我们走上了不归路！

从此以后，卖血的人就像赶时代潮流一样在我们周围遥相呼应。每天夜里十二点以后，就能听到大家相互呼叫，卖血的人就像车水马龙，像赶集会一样在深冷的夜里向市区进军。有时去晚了，要等到夜里十点多才能采上血，等采完血，又该挂第二天的号了。卖血，成了我们唯一的出路！

渐渐的我们知道，我们小小的市区内竟有九家血站：铁东血站、军医院两个血站、军分区血站、防疫站血站、中心血站、卫生局血站、二院血站、中医院血站，每天都有千万大军在那些地方涌动！为了多挣钱，我和妻子每天每人卖血两次或三次。我们每天穿梭于九个血站之中，披星戴月。后来我妻子每次采血就出现晕针的危险，看着妻子那娇小瘦弱的身体，为了年幼的儿子，我不忍再让妻子去卖血了。就这样，我自己又担负起全家的重任，在九个血站之间活动。有时转氨酶升高，血不合格，只要给血头送十块钱还可以采血。我自己办了多少采血证，我都不知道了。我卖了多少次血，我更记不起来了。但我只知道我卖出的血，要超出我自己体重的几倍。

从那时起，“胳膊一伸，别上一针，胳膊一蜷，五十大元”，还有“九十年代不平衡，卖了血交提成”这些歌谣就在我们这一带流传着。为了卖血起早贪黑，为了卖血雪雨无阻。就这样，我的家庭渐渐有了起色。可各个血站的血袋子越来越大了，我原本壮实的身体也越来越垮了。多少次晕倒在采血床上，多少次晕倒在回家的路上，我都又坚强地站起来。因为家里还有妻子、儿子，他们望眼欲穿地等着我……

从那时起，我经常出现一些高烧、腹泻等疾病。但只要经过治疗，马上就会好起来。然后我又迫不及待地赶往各个血站。为了卖血，我喝了多少盐水！为了卖血我吃了多少药，打了多少针！但我为了心中的希望，为了妻子，为了儿子，我感到很幸福。

1994年秋天，血站被关闭了，我感到自己像失业了一样。可1995年春天，有四五家血站又开业了。卖血不用化验了，不用挂号了，只要人去到那里就可以采血。而最好的还算是铁东血站，这样我们白天在其他血站卖了血，晚上还可以去铁东血站再卖一次，因为那里只在夜里采血。到最后，血站终于被政府强行关闭了。

1995年秋天，我的妻子、儿子分到了田地，我家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就这样，我平安地度过几年的日子。这期间，我和妻子经常出现低烧、头疼、腹泻、带状疱疹等症状。但只要经过及时治疗，又会好起来。2000年至2001年，我们周围的年轻人不同程度地出现这种症状，有很多原本很壮实的年轻人不明原因地死去。但他们死的时候都是统一的症状，长期发热、腹泻、口腔溃烂等。他们原来壮实的身体，临死时只剩下几十斤，像干柴棒一样枯瘦。他们花完所有的钱，借完能借的钱，跑遍所有的医院，也没能留住性命！我们这一带流传着瘟年轻人的传说。

2001年秋，我的邻居好友李刚又得了同样的怪病，他四处求医却查不出病因。最后，李刚的家人带他去郑州防疫站，这才知道是艾滋病。村民恐慌不定，议论纷纷：刚那么老实的人，怎么会得那种可怕的脏病？村民不敢前去探望，李刚他花完家里所有的钱，带着遗憾、带着希望离开了这美丽的世界。原来一百六十多斤的李刚，临死时不到六十斤。我看着刚他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儿女悲惨地哭喊着，禁不住泪如雨下。因为我和李刚是好友，他死时才三十多岁。李刚他白发苍苍的父母和幼小的儿女，在人们的歧视和孤立中悲痛欲绝地把他送走，给他立了一座小小的坟墓，我一个人闷在屋里，泪如雨下……

我不知坐了多久，随手打开电视机，中央台“新闻调查”栏目的记者正在讲述我市某县大面积爆发艾滋病，而艾滋病是通过卖血传播等，还讲得了艾滋病以后出现的症状等。我惊恐万分，我以前也卖过血，我也经常出现这些症状，我会不会也得了艾滋病？想到这里我不敢再往下看，关掉电视一个人在那里发呆……

晚饭没吃我就睡了，夜里我对妻子说：明天我想去市医院检查一下，我是否有艾滋病。妻子说：“净瞎扯，你怎么会得那种脏病?”我把看到的中央台新闻调查给妻子说了一遍，妻子不由得紧张起来，关切地说：“你明天赶快去查。”

村民楊喜成（左2）和他的朋友們。攝於2006年。

第二天早晨，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市医院，和医生说明情况后，到收费处交了一百元钱去抽血化验。我焦急地等了一个多小时，化验结果出来了。医生慎重地说：“你的血有问题。”我紧张地追问：“到底有什么问题？”医生说：“你是艾滋病，反应阳性就证明你携带艾滋病毒。”我立刻明白了，我真的是一个艾滋病人。我瘫软在那里，不知过了多久，我默默地走出医院，那一刻，我一生的勇气、希望和理想顿时被粉碎了。那一天是我这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2001年9月15日！

我走到一家私立小诊所，买了两瓶安眠片。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去的，我不敢面对我的家人，我不敢面对乡亲父老，更没勇气面对那种歧视的眼光和孤立，我没勇气面对这个社会！！！！！！

我像一具尸体般走到村口，却又不敢回家。我钻进玉米地里，禁不住失声痛哭。艾滋病的可怕、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和恐惧，我又不敢再往下想象……

我只有尽快死亡这条路可走，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艾滋病，我不能让我的家人因我而受别人的歧视、嘲讽和远离。我要撇下我那年迈的父亲、娇小柔弱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儿子！我要带着我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和希望离开这美好的世界！但我还想再看一眼我年迈的父亲、关心爱护我的妻子和最可爱的儿子！

深夜，我默默地进了家门，妻子关切地问：“检查结果怎么样？”我强作镇定地说：“没什么病！”但从我那浮肿的双眼上和毫无表情的脸上，妻子似乎看出了什么？她不由得紧张地又问：“真的没病？”我点了点头，但我从妻子眼中看出了她内心的不安和担心。我倒头装睡，心中思绪万千……

第二天早晨起床，看着儿子欢快地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妻子下地干活去了。我拿出昨天买的两瓶安眠片全部吞下！我好累好累呀！我想好好地睡上一觉！我想尽快回到妈妈的怀抱！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年迈的父亲、柔弱的妻子都流着泪守在病床前，床头可爱的儿子用他那双不解的目光看着我。我又忍不住泪如泉涌！回到家里，我把实情告诉父亲、妻子，年迈的父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足足有半个多小时没有站起来，只是老泪横流！他一下子比原来苍老了许多，就像一棵枯萎的老树！妻子和我抱头痛哭！

从此以后，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再也不是原来那年轻气盛的我了！我再也没有勇气面对别人，我就像一只老鼠一样，在庄稼地里、无人的河沟里、阴暗的角落里。深夜来临时，是我和妻子纵情悲泣的好地方！我在床上躺了半年，这期间，妻子对我百般爱护，细心照顾，并常常耐心地劝导我：“看在年幼的儿子面上，你不能倒下！孩子还没有成人，你不能让儿子没有爸爸！你不能让老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你不能让我没有丈夫。”

2002年春天，我走出了家门，可我不敢与别人说话，不敢与亲朋好友交往，我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目光看我。我像行尸走肉般残延苟喘地活着，我不敢听说某某人死了，我更不敢听艾滋病三个字，因为那时每死一个人都与艾滋病有关。我随时都会想到，下一个死的人就是我，这时我就不由得浑身发抖。那是我这一生中活得最痛苦、也最提心吊胆的日子！

2004年1月份，国家派来工作组在我县搞艾滋病大普查。县防疫站工作人员在我们那里号召既往有供血史、输血史的人群去抽血化验，我和妻子躲进玉米地里抱头痛哭！工作组人员多次找我动员化验时，我避而不见，更不敢前去抽血普查。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有了艾滋病，我不敢想象被普查出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最后在工作人员细心劝导下，我和妻子鼓起勇气去县防疫站，接受普查化验。几天后，防疫站打电话来，让我和妻子过去。当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夫妻两人均是艾滋病感染者时，妻子那娇小的身躯微微发抖，却很镇定，但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从妻子那悲痛欲绝的神情中，我看见她娇小瘦弱的身躯一下子衰老了许多许多，就像一片秋天的树叶，在寒风中摇摇欲坠。我不知妻子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一句话没说回到了家里……

后来一天晚上，妻子把事先准备好的两瓶安眠片悄悄地全部吞下了。我发现后，立即和儿子把她送到医院抢救。当妻子微微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和儿子正守在她床前。我轻轻地对妻子说：为了我们的儿子，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妻子紧紧拉着我的手，微微点了点头，却已是泪流满面！懂事的儿子哭着说：“妈妈，你不能撇下我，你不能让我没有妈妈。”我一家三口紧紧地抱在一起，失声痛哭。那时候我们害怕黑夜，因为黑夜降临我和妻儿悲痛欲绝地哭泣。那撕心裂肺的痛苦呻吟，我至今不敢想象，也不想去想象……

后来，为了逃避现实，为了生活，为了刚上初中的儿子，我和妻子撇下更苍老的父亲，到北京打工。那里没有人知道我们秘密，我们可以隐瞒所有的一切……

好景不长，2005年夏天，我在北京连续几天发热、胸闷、头痛。我知道自己是艾滋病发作了，含泪向妻子挥手辞别，立即赶往家乡！第二天是2005年暴雨下得最大的一天，我骑车赶到防疫站。当我说明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即让我去拍胸片。我拿着胸片给工作人员后，他慎重地说：“你的肺部已严重感染，要立刻回去治疗，否则就来不及了。”我很明白，我又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我揣好工作人员给我发的抗病毒药品，立即骑车往家里赶去。瓢泼的暴雨打得我睁不开眼睛，我不知顺脸而下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连续输液不见好转，第二十二天，我发生了严重的药物过敏反应！我全身不由自主地抽搐、高烧、发冷、呼吸困难。当我意识渐渐模糊的时候，儿子紧紧地抱着我，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爸爸你醒醒，你醒醒呀……”

我隐隐听到儿子的哭叫声，艰难地睁开眼睛，慢慢地伸手拉住儿子的手，紧紧地拉着……是啊，看到儿子那悲痛欲绝的样子，我的泪水又如泉涌！为了儿子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活下去……

妻子从北京回来了，在妻子的精心照顾和医院治疗下，我渐渐有了好转。可后来又出现了四次同样的过敏反应，每次当我昏迷不醒的时候，脑海里总有儿子那的哭喊声：“爸爸你醒醒，爸爸你醒醒呀……”我都又坚强地睁开眼睛，心里默默地念着，我要为儿子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因为儿子是我唯一活下去的信念！

我和妻子都服上了抗病毒药品，可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2006年秋，妻子为了家庭困境，带了伪装好的四个月的抗病毒药，又去北京打工了。工作顺利找到了，安排在一家当保姆。可我们那里有人知道妻子有艾滋病，并告知劳务公司，在当天夜里妻子便被赶出了家门。妻子泪流满面地走在北京那豪华阴冷的夜里，她用公用电话悲痛地哭着向我说被人轰赶出来了。我又一次心碎了，我只能安慰她说：“回来吧！回来吧！”

正上初中二年级的儿子再也忍受不住心理的巨大压力，再也不忍看重病缠身的父母为他操劳。他含着泪向我说：“爸爸我不上学了，我要出去打工。”我心如刀割，无言相对，只是默默地流泪，默默地点头。十六岁的儿子背井离乡打工走了，带着他的理想和愿望漂泊他乡。他要担负起全家的重任，我想象不到儿子那柔嫩的肩上能承受多大的重担！

我现在吃抗病毒物，已出现严重的毒副作用，肝脏严重损害，连续几次转氨酶升高好几百以上，可又没有药物替换。我不想拖累儿子，我不想让他肩膀上有更沉重的负担，我只想尽快死去。但我还想给我的老父亲养老送终，我更想儿子长大成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这就是我一生追求的理想和希望，这就是我一生的“幸福生活”！有更多更多的痛苦，我不想提起，更不敢想起……

我已万念俱灰，只求早些摆脱这无奈的世界！在我周围，有多少冤屈的亡魂在哭泣，有多少更悲惨的家庭在诉说着那“美丽动人”的故事！我们这一生究竟错在哪里，让我们的命运如此悲惨？

有很多问题我想向苍天问：为什么？

以前那些开血站的血头们，如今他们的地位更高了，住的洋房更气派了，开的轿车更高级了，为什么？

艾滋病专业治疗医院以每盒三元多钱私自购进的多潘立同（麦哒林），以十六元的价格冒充西安扬森生产的（吗叮林）开给我们艾滋病人，为什么？

有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为什么？

产生耐药没有药物可替换，为什么？

无辜的儿童感染者没有儿童抗病毒药，为什么？

我们没有就业的权利，为什么？

我们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为什么？

别人总是歧视我们艾滋病人，为什么？

艾老师：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这就是今年才三十七岁的我美丽幸福的一生故事，哈哈哈哈……

艾老师：我没有什么文化，词不达意，但我多么希望您把这封信修改成《中原纪事》的一部分，公布于天下呀！我愿意公开我的住址和姓名：

注：李刚（化名），妻子(李九香)，我(杨喜成)

河南省遂平县石寨铺乡大魏庄村姜庄

杨喜成

2007年2月27日狱中

尊敬的艾老师，你抽空闲快来一次。

电话：03962568378 

手机：13271701118

（*后面这两行字墨迹不同，我推测可能是喜成的妻子加上的。原文是“你抽空前块来一次”，从字迹中可见其焦虑。）

考虑到杨喜成的意愿，我们在《中原纪事》碟片的封内印出了他的来信。设计：海涛

                2023年12月13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