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李慎之口述往事》始末

編者按：“这些年里，我不时会想到宋人范成大的两句诗：“劫火不能侵愿力，岿然独似‘汉灵光’”——他把人们用自己心智凝聚而成、因此任何遮天劫火都永难撼动的伟大“愿力”，视为岿然永存世间的最高贵殿堂，所以我想：后来的有心人们如果读完《李慎之口述往事》，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动吧。”本文为王毅追记《李慎之口述往事》始末，该书本周由日本读道社（読道社）出版。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20余万字的《李慎之口述往事》文稿，从当初的酝酿，到完成口述、记录与整理，倏忽之间，光阴已经逝去将近二十年。这其间，李慎之先生、当年与我一起陪同李先生口述并记录其内容的王学泰先生、刘志琴先生，都已经先后去世，亲历此事而在世者只剩我一人了，这令人深深感怆的无奈之下，只得由我来说明当年这件工作的来龙去脉。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气氛一度相当肃杀，甚至有全面重回“文革”旧轨的巨大冲动。邓力群说：“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关于“毛泽东热”——邓力群同志答〈中流〉记者》，1991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但是，这个势头被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之行所阻断。那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对内的闷声发大财、对外向西方示好成为主流势态，所以江泽民后来在《在欢迎克林顿总统访华仪式上的致词》（1998年6月27日）中说：“中国和美国，将会成为共同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决策伙伴。……中美关系的进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有了这样相对长久且广泛的空间以后，中国当代思想史上迅速出现了一个相当活跃又空前深刻的时期。其特点似可以用“一系列关键领域中的齐头并进”作为概括——这些关键领域至少包括：一、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的现实意义受到空前重视 [1] ；二、自由价值作为生活目标在青年群体中得到广泛认同 [2] ；三、对历史的反思在众多线索上全面铺开 [3] ；四、一批重要的思想文化类学术期刊形成了比较广泛持续的社会影响、并对热点问题进行相对深入的学理探讨 [4] ……

在这全球化大潮迅疾到来，推动国内思想潮流风云涌动的大局面之下，能够兼通中西古今文化、20世纪中外革命史、世界现代政治格局这些知识领域，具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视野的人物凤毛麟角，而在这少之又少中，李慎之先生无疑是最具洞见与强大思维活力者，他的一批直接回应重大问题的文章，都是在这时写出，并马上不胫而走，比如：《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1997年2月29日）、《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1997年9月）、《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无民主也无科学》（1997年12月）、《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五四”运动八十年祭》（1999年6月）、《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1999年10月1日）、《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2000年5月15日）、《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2002年3月）……

因为李慎之先生早年曾经从事“公民课教员”工作，认定中国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广泛的现代制度文明启蒙的基础上，所以他对于周围一些有着共同志向的年轻一辈学术工作者，总是报以极大期望，愿意倾力指点。他晚年经常向别人提到：“我周围有个人数不多的年轻人圈子”，而我则厕身于这个小的群体之中，遂有机会经常得到李先生的指点，能够更多一些了解到他人生经历与思想发展的背景。

李慎之先生的方法是非常认真的因人施教：他总是非常留意受教者的个人资质兴趣、学术方向等等，针对于此而提出他认为值得重视的课题与研究思路。比如以他的国内国际相贯通的历史视野判断，最为警惕义和团基因的复活。他多次催我写一本关于义和团的书，以说明近代以来极端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戕害。2000年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他要求我郑重地重提义和团问题，因为中国整个20世纪灾难史即以此为发端，所以百年之后当中国再次面对新世纪时，尤其需要对于这个灾难机理格外警惕与反省。他说即使眼下环境不允许这样的书面世，还是不能放弃努力，一定要写一篇概述性的文章，他甚至亲自拟出文章的题目：《庚子百年祭》。文章写好以后送他过目，他很快回信说：“大作读过，觉得不错。一定要提什么意见的话则是总觉得‘气盛言宜’不足，可能你还是感到不能畅所欲言的原因。近来听一个朋友说‘民族主义是专制主义最大的帮凶’，这点意思还可以发挥。”后来他亲自将此文寄给刊物发表出来，并且经常结合中外局面，反复强调“民族主义是专制主义最大帮凶”的立论。

在与李慎之先生的日常交往中，每每见到基于他身世与知识背景生发出独有深思的事例，同时又考虑到他的日渐高龄，于是我渐渐感到他留下一份完整口述史的迫切性。顾准给后人留下了他对专制主义的深刻分析，然而他却没有来得及详细告知世人，他从地狱中蹚过来的命运与他理论思考之间的血肉关联；韦君宜先生《思痛录》中记录的事件情景与当事人心路给大家以震动，但是她的叙述毕竟没有与系统的思辨结合在一起。参照之下我就想，如果李先生能够有一份关于自己经历与理论思路形成过程的全面口述，对于后人认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的形态、特质、发展过程、演化机理等等，都将有很大的意义，还可能成为史与思两者结合互补的典型实录。

大概是在2000年，我向李慎之先生提出这个建议。开始很长时间里，他坚决地不愿意。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实在太忙了，当时形势下国际国内、历史、当下等五花八门的问题纷至沓来，刺激着他用尽一切时间精力来回应这些对思考能力的历史性挑战。再就是以前曾有热心者给他做过简短的口述史，因为容量限制，所以远不能展示他生命中经历的巨大波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血泪思考。所以他担心自己的口述史即使做出来，其分量也不一定能够对得起这些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幸而在他多次拒绝之后，我并未灰心，反而再三再四向他解释此项工作很迫切的理由。当时他差不多每隔两周三周时间，就要给我来电话，谈他对时政问题、学术问题的具体想法，于是我在交流完这些内容之后，总是看机会尽量重提此事，有时在写出对他提示问题的理解之后，也要顺便提及这个必要性。而长久沟通之后，李慎之先生终于转变了以前的拒绝态度。他于2001年4月26日专门写信给我：

你的来信使我感动。

我也有过不多几次受采访的经验，我没有理由责备采访我的同志（因为他们没有歪曲）。但是总是觉得写的不是那回事，这三年来已经完全谢绝采访。我现在还有几篇可以透露我个人的身世或个人的思想历程文章要写，以我的“生产力”之低，大概两年可以完成。到那时，我就是八十岁了，我准备出一个集子（或外加一个光盘）。那时，你先从这些文章中搜罗我思想的痕迹，发现其中的缺漏、以至矛盾，然后向我提出问题，你的记录就可以比较准确。另外，我有一些书信，有时候，也足以表白我最深的思想，……我的有些想法也许也不能写，或写了而不能发表，我当然是相信在我身后都有可能实现的。我愿意与你讨论，由你来发表。我相信大概有十年，言论总可以放开了。

为此，你的建议，到我八十岁的时候（也就是两年以后）开始，如何？

再一次谢谢你。

有了他这样的首肯，并且把此事安排进了远期日程表，这于我当然是第一步的成功；当然我更明白，如果期之以李先生八十岁高龄时才开始他的口述史工作，那并没有顺利完成的把握。

对于上面的情况，我能够经常与之讨论的是王学泰先生，我与他同事最久，在学业与情感上，他又是我最亲近的兄长兼老师；恰好王学泰与刘志琴先生是邻居，所以他又将此情况对刘先生做了转述。总之，我们一致觉得应该尽早开始这个工作，而且一定要让李慎之先生有机会畅所欲言，尽量详细地留下他的所有想法。

有了上述共识，操作上的事情就会遇到迎刃而解的机会。刘志琴先生后来在文章中，曾记述这项工作所需花费是如何解决的：

今年是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时间早已远去。我与他既不是深交，也不是同辈，只是因为他的言谈风貌光照后人。有一件事至今难忘，我想应该公示于众，以告慰崇敬他的读者。

李先生晚年萌生了做口述自传的想法，但这要有一些花费，虽然为数不多，但对一个两袖清风的老者来说，也是一项额外的开支。这时有个朋友对我说，有李先生的一位崇拜者愿意提供资助，不要任何报偿。这个朋友50年前在新华社工作时，曾经奉命监督李先生劳动改造，虽然并没有为难李先生，但为此他一直心怀内疚，总想有所报偿，因此就此机会引来了邹先生。

记得那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后，从广州出差来的邹先生来到我家，丢下一万元托我转交李先生。我说：“李先生住处不远，我带你去见见他。”他说不用了。我说：“那我代表李先生谢谢你。”他说：“不！你应该代我谢谢李先生，是他的文章使我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就这样，他连地址也没有留下。其实闻讯要予以资助的不止他一人，我的老同学复旦大学汤纲教授，多次提出可以资助李先生出书，都被李先生谢绝了。唯有这素昧平生的邹先生的资助，是我说服李先生收下的，因为他一句“谢谢李先生”，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于此可见，李慎之先生口述史得以进行，是承蒙了很多很多人士的关心与帮助。

剩下的条件就是李慎之先生要能抽身一段时间，专心来做口述史。而恰在2002年秋天，李先生夫人跌伤住院，需要家人陪护。年近八十的李先生此前也曾中风，生活上总要有人照顾才行。一家两位老人同时需要照料，对家人来说，是措手不及的困难。我因工作关系，与李先生长女李伊白女士经常见面，商量后，大家一致决定，由刘志琴先生、王学泰先生和我，一起陪同李先生到南京找个旅馆住下来，专心来做他的口述史，并由我们照顾他离京期间的生活。这样除了工作上的便利，也能免除他在北京家里面对夫人病情而心生焦灼。

很快，我们一行四人启程乘火车到南京。那天晚上我们在火车硬卧车厢里聊了很久。李先生一反平时风格而向我们道出的，全是他心底里对几个子女生活家庭等的最深关切与惦念，这份心境的殷切沉重，反而比平时他对重大时政与学术问题的宏论更让我心动。

到南京后，由刘志琴先生物色了一处很安静的小宾馆住下。以后的一周左右时间里，我们每天都是简单早餐（在附近一家街头小店吃鸭血汤）之后就开始工作。程序就是，由李先生尽量详细地口述他的身世、幼年以后直至后来无数政治大风大雨的经历，尤其是他对自己一生道路做出理性认知的具体思考路径与思想资源。李慎之先生记忆力极好，对大半生经历的无数大小事件、地点情境、纷繁人物、重要文件的内容甚至具体行文款式等等，从来都是脱口即出、极少停顿思索，这对于耄耋老者而言相当罕见。我们三人则基本上只是使用录音机记录下他的谈话，很少插话打断他的思路，只是偶尔情况下，恰好所述内容涉及我们知道的另外材料时，才稍做提示。其中又以王学泰先生提示较多，因为他读书广博，且记忆力过人。如此进行下来的成果，就是记录了整整19盘录音带。

白天的工作之后，还有晚上的随意聊天。因为是由我与李先生同住一个房间，以便照顾他的起居，所以常常是王学泰先生晚饭后来我们这里闲坐，刘志琴先生则比较早休息了。聊起的话题，天南地北无所不有，而最多的还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与哲学。李先生在八十年代曾经一度对于新儒学有相当的热心，认为可以矫治西方文化大兴之后的弊端。以后这个立场虽然改变，但后来的看法还是牵涉很多的学术问题，比如李先生多次提起有关张载哲学的话头，由此我们谈论很多。再有让我难忘的，就是经常议论中国古典文学对于人生境界的深刻表现力，其中谈杜诗最多。李先生对杜诗相当熟悉，王学泰又是杜诗专家，他们因为各自的人生磨难，所以对于杜诗的体会远过常人。

我们的工作持续了大约一周，其间算得上相当投入。李先生极难得心无旁骛，比如他长久以来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研究中心关系很深，工作联系也多，但是在我们做口述史期间，他对那里连一个电话也没打过。唯一访客是南京大学的董健先生。董先生崇敬李慎之先生的思想与人格，与我们一样视其为老师，他对江南各地思想文化界的情况又熟悉，所以他来访时从晚饭后一直聊到很晚。

因为经验的不足与动身时的匆忙，这件工作有很多地方我们做得不尽如人意。比如每盘录音带上没有标注详细的日期与录音时间。但因为有一个重要时间坐标作为记忆的辅助，所以大致的日期不会出错。在我们工作进行过程中，恰逢中共十六大召开。闭幕那天，权力的勾兑结果大致揭晓（江泽民继续留任中共军委主席），马上让世人察觉到了权力授受帷幕后的波谲云诡。这天是2002年11月24日。

这天吃过晚饭，李先生催我到街上去买当天的套红报纸。等我将报纸交到他手里时，终于忍不住向他道出了长久埋在心间的积郁：几十年了，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希望的落空，尽管决定研究中国专制主义之初，我就知道在中国实现宪政与民主不是一日之功，但是我不过是一介平凡百姓，以自己刀锥之末的气力和生命中剩下的所有时限去面对那样横亘无际的大山，日久之下，难免越来越多地生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悲凉。随后我问李先生：以您的高龄与一次又一次失望的经历，您最后的感觉是什么呢？李先生想了一下，念出了一位西方学者说过的话，算是对我的回答：当专制威权还在实施着它的统治时，几乎所有世人都觉得：如此庞大强悍的机器它怎么因为可能失去力量而退出舞台？可是当专制统治一旦成为过去的时候，则几乎所有的人又都觉得：这样丑恶而违逆于人性的权力体制，它怎么可能不被世界所唾弃呢？

口述录制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四人去了一趟南京明孝陵景区，终于可以舒缓一下长时间的紧张心情。那时秋霜正浓、黄叶弥野，我们走在万籁寂静下的朱元璋陵园里，当然有一番古今映照的感触。就我而言，能够直接促成、参与并终于完成这件重要工作，满足之情不言而喻，于是不由得想起晚清翁同龢《游西山见宝竹坡题名因书其后》中的句子：

衮衮中朝彦，何人第一流？苍茫万言疏，悱恻五湖舟。

直谏吾终敬，长贫尔岂愁！何时枫叶下，同醉万山秋。

以李先生当今“第一流”之人的位置而言，当然早已超越了“直谏”陈轨而有了放眼全球的宏大眼界，但是那份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依然秉承着千百年来志士仁人的血脉；而老人的这份心血现在终于可以传诸天下、昭告世人了！

原本的计划是，这份口述史的讲录在南京初步完成以后，回到北京后再补充一些照片与录像。但是后来，我忙着料理老母亲病重与去世的事情，就把给李先生做录像的事放下了。当时的打算是，等到2003年春暖后，就可以从容地完成这踵事增华的结尾。我与他同住一室多日照顾他起居以后，感觉他的身体状况除了行走有些不便以外，其余饮食、睡眠等等都非常好，尤其是他完全不像一般这样大年纪的老人那样怕冷，所以当寒流突然袭来时，好几天屋里一直没有暖气，我夜里睡觉都要在棉被上加条毛毯，但是他坚决不要毯子；等我为他买回一台电暖气时，他还说我多此一举。于是我心里很踏实，觉得以李先生的底气和火力，肯定还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他心中诸多重要的写作计划。不想到了2003年春节，他患了感冒，随后很快就是“非典”疫情突然袭来，他的住院与治疗不能不受到不利影响，于是感冒加重，引发肺炎，一病不治，竟成永诀！而关于这份口述的完善工作就此全付阙如，连一张正式的工作合影也没有留下，成为深深的遗憾。

这以后，这份口述史首先由录音誊录为原始记录稿，这个稿子当然还是问题很多，比如口述中涉及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而录音的时候没有想到誊录者由于阅历与知识等限制，可能并不熟悉这些内容，所以这些地方仅仅根据李先生语速很快的语音，并不能保证转换成为文字的准确。幸运的是，熟悉中国现代史的工人出版社资深编辑王建勋先生，义务付出很大努力，将原始文字稿悉心整理了三遍，使其成为现在这样从头到尾顺畅无碍的文字。只是由于舆论环境等原因，这份口述史在将近二十年里一直保存在李慎之先生家人那里，而未获面世的机会。

屈指算来，李慎之先生去世已经17年，境遇坎坷的王建勋先生因白血病去世已近四年，王学泰先生、李伊白女士去世也已两年多了。2020年4月8日，享年85岁的刘志琴先生又不幸逝去。于是每每念及这份口述史的命运，都让我不免“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的喟叹。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古今贯通的长河之中，有无数珍贵东西值得镌刻在历史记忆里。但在所有这些之中，能够最大程度契合于“世界之公理、人性所大同”之方向的，恐怕唯有一代接一代人们，向往现代制度文明，矢志推动中国走出专制的自由心灵！所以一方面，能够以李先生口述史等等资料为镜鉴的后来人，他们足以了解中国“出埃及”之异常的艰难曲折；但另一方面，这些文字中的淋漓记述，也足以说明那种追求的永难止息与磨灭。

这些年里，我不时会想到宋人范成大的两句诗：“劫火不能侵愿力，岿然独似‘汉灵光’”——他把人们用自己心智凝聚而成、因此任何遮天劫火都永难撼动的伟大“愿力”，视为岿然永存世间的最高贵殿堂，所以我想：后来的有心人们如果读完《李慎之口述往事》，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动吧。

王毅 追记于2020年5月27日

本文注釋：

[1] 比如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重新翻译出版（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 典型例子：以自由之美为生活与思想之核心价值的人文学者王小波去世（1997年4月11日）前后，其著作引起社会广泛共鸣。

[3] 以若干当时有广泛影响的历史学或纪实历史叙述著作为例：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于1995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陆键东著《陈寅恪最后20年》于1995年12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顾准日记》于1997年9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韦君宜《思痛录》（删节本）于1998年8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于2000年11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等等。

[4] 以1993年创刊的《东方》为例，其创刊号上刊出的重点文章包括：季羡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刘东《中国能否走通“东亚道路”》、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