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京吾 | 纳粹运动的崛起：啤酒馆暴动一百年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恩·克肖在他著名的《希特勒传》中指出：“在那些年里，工商界、军队、大地主、负责政府的高级文官、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这些权势阶层与其说支持共和国，还不如说容忍它罢了。为数不少的权势集团一直等待时机要把他们厌恶至极的民主制度给清理掉。”体现这一重要结论的是发生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至九日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以及事后审判上。这个事件中，德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被卷入进来。尽管此时他们远远不能决定德国的行走方向，但事件清楚表明，希特勒政变行为不仅没有引起德国人警惕，他们反而为此欢呼、奔走相告。鲁登道夫与希特勒的合作令希特勒声名大噪，使纳粹党从巴伐利亚州地方小党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党。尽管十年后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的具体过程仍然带有偶然性和戏剧性成分，但可能性的端倪早在啤酒馆暴动中即已出现：没有德国各阶层广泛支持，纳粹党不会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政府总理的可能性就会大为降低。明显的可能性和确实的偶然性始终在相互交织，啤酒馆暴动无疑是纳粹运动的重要转折点——距今已经整整一百年。

百年之际重提此事，这既是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一个重要警示。

参与暴动的要员们

最为著名的人物是埃里希·鲁登道夫。他并非纳粹党徒，但他具有国际性影响，一战对手们没有不知道此人的。尤其战争后期，他操纵国是，是德国最重要的军事决策人之一。没有他参与啤酒馆暴动，希特勒就很难获得后来的影响和地位——他们还合作参与竞选魏玛共和国总统，尽管一败涂地。

纳粹党徒中最有名望的人是赫尔曼·戈林。他是一战中的王牌飞行员，著名“飞行马戏团”中队指挥官，获得过德国最高军事荣誉功勋勋章，被人称为“空中骑士”。此时他还没有染上吗啡瘾，是一个“英姿飒爽、趾高气扬的浪子”，他被希特勒任命为冲锋队指挥官，这是一群“最彪悍的凶蛮之徒”。他是第三帝国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

令希特勒为国际社会知晓的是恩斯特·F.塞奇威克·汉夫施丹格尔。其父是德国达官贵人，母亲是美国名门之后，他就读于哈佛大学，在美国生活了十六年。优越的背景使他认识许多美国名流。一九二一年夏他回到德国，进入慕尼黑大学研究历史，在倾听希特勒演讲后，被深深吸引，资助了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又加入了纳粹党。有不少报道啤酒馆暴动的美国记者正是他邀请来的，使希特勒声名传到了海外。

需要稍作详细介绍的是一个名叫舒伊勃纳-里希特的纳粹党党徒，他甚至可以被视为暴动的关键人物。此人生于一八八四年，比希特勒大五岁，曾经担任德国驻土耳其埃尔祖鲁姆领事馆副领事，他目睹过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种族屠杀罪行，“至今仍是最为珍贵的早期亲历叙述者之一”，但他却极端反共反犹，是坚定的君主主义者。战后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创立了一个叫“重建会”的秘密精英组织，并吸收鲁登道夫为会员，试图复辟德国、俄国的君主制。不久，在同乡罗森堡介绍下加入纳粹党。过去，历史学家认为是赫斯将鲁登道夫介绍给希特勒的，实际是这位舒伊勃纳-里希特于一九二一年三月介绍他们认识的。希特勒遂成为鲁登道夫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舒伊勃纳-里希特被希特勒认为是纳粹党不可替代的人。他动员实业家、地主、王室成员给纳粹党捐款，“怂恿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他自认从列宁、凯末尔、墨索里尼的行动中吸取到“宝贵经验”：要改变历史行程必须胆大包天、行动决绝。

由于鲁登道夫的“高贵身份”，尽管他希望推翻魏玛政权，却不愿意受这帮痞子支配。为防止被人指控直接参与策划政变，政变发生时，他在家静候消息，正是舒伊勃纳-里希特打电话给他，并将他接到暴动现场。这样，鲁登道夫就“偶然地”参与到这一事件中。

此外慕尼黑的政治警察、负责政治情报和安全的六处处长威廉·弗里克已经悄悄加入纳粹党，成为纳粹分子，他的任务就从维持社会秩序变成庇护同党。另外还有一位叫恩斯特·珀纳的人，他是巴伐利亚州前警察总长和现任法官。

代表德国社会主流的前政府官员、军界和司法人员、警察，在希特勒的鼓动下走到了一起，印证了伊恩·克肖的分析，也表明德国主流社会反自由和反民主的基本态度。

除上述几个人物，参与者还有希姆莱、罗姆、鲁道夫·赫斯，以及纳粹党理论家罗森堡，疯狂的反犹主义者、《冲锋报》主编施特莱歇，以及汉斯·弗兰克。他们后来都成为第三帝国重要官员。戈培尔也是从这次政变中了解到希特勒，并且服膺于他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正忙于了解希特勒和他所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犹太人问题、基督教、未来的德国……希特勒触及了许多问题。但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只有希特勒能够不断影响我。……他的德国人情感非比寻常。”后来他成为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是希特勒最忠实也最恶毒的鹰犬之一。

勾结与分裂

从这些人物履历中可以看出，纳粹党虽然号称“工人党”，但人员构成十分复杂，“工人阶级”既不占绝对多数也没有获得真正领导权，纳粹党也不以支持工人阶级诉求而出名，而是以极端反对一切而出名：“它反共和、反议会、反共、反犹。”

纳粹党盘踞的主要地点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此地君主主义、分离主义思潮尤为猖獗，是“支持德国、仇恨犹太人的各个种族主义运动派别流连忘返的地方”，“慕尼黑的极右翼想回到君主统治和穷兵黩武的年代”。执掌州权力的主要领导人冯·卡尔、最高军事指挥官冯·洛索将军和总警长暨总警监冯·塞瑟，被称为巴伐利亚“三巨头”，他们名字中都带有象征贵族身份的“冯”字。德国贵族在欧洲有着出了名的反动性。

反对魏玛共和国是这些主政者和纳粹运动的共同目标，是让它们走到一起的驱动力。于是，他们决定讨伐柏林——效仿一年前（1922年10月）向罗马进军并攫取意大利政权的墨索里尼那样向柏林进军——或夺取德国政权，或宣布巴伐利亚独立。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后不久，希特勒对追随者表示：“墨索里尼向我们表明，在民族主义积极性的感染激励下，少数人也能干成大事。”

早在一九二二年秋季就有纳粹党政变传闻。十二月中旬巴伐利亚内政部的一份备忘录认为，纳粹党是拥有“黑暗思想”的“国家危害”，一旦他们将这些“反对犹太人、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反对银行资本的内容在行动中部分地贯彻实施”，社会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和混乱”。为防止出现社会动乱，卡尔和洛索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下旬召见希特勒。希特勒向他们保证不会出现社会混乱现象。

战后经济混乱，德国遭遇严重通货膨胀，美元对马克的最高比价竟然达到1：4.2万亿的离奇程度。希特勒利用社会动荡、民心离散和巴伐利亚政府绥靖态度，不断向民众鼓吹“民族革命”即将到来。整个极右翼阵营蠢蠢欲动，民众纷纷给希特勒写信，祈祷“上帝引导我们的希特勒先生取得彻底胜利”。九月中旬一次群众集会中，希特勒“像救世主一样”受到民众狂热追捧。赫斯在描绘希特勒演讲时写道：“转瞬之间六个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外面还站着徒劳地等待入场的观众……在大厅里，他忽然似乎又被某种无法描述的东西附体了——我完全听入迷了，不由得咬紧牙关……在大厅里有很多优秀头脑和富有批判精神的头脑——但最终所有人都忘乎所以。”里希特在同一个月里的一份备忘录表明：“目前的大众心理是欢迎任何政治变革。这只是个寻找合适的心理时机，充分利用大众心理的问题。”

煽动和追捧并举，人们都急切地询问“什么时候动手”。希特勒认为，“人们从房顶上发出呐喊，支持武装暴动”。一场迫不及待的革命似乎就在眼前。

日益猖獗的纳粹运动引起魏玛中央政府的注意，以诽谤政府总理施特雷泽曼为由，魏玛政府于九月二十七日取缔了纳粹党党报《人民观察家》的出版，巴伐利亚当局却拒绝执行禁令。于是总统艾尔伯特撤销了洛索将军的职务，但卡尔拒不执行。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纳粹党和巴伐利亚当局的一致目标就是“消灭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建立民族主义的独裁制度”。对魏玛共和国的共同态度使巴伐利亚当局与纳粹暂时勾结起来，不过，革命路线却大相径庭：巴伐利亚当局希望出现一个全国性革命行动，从柏林开始，自上而下地颠覆魏玛共和国；希特勒则希望“以巴伐利亚为起点着手解决德国的问题”。同时，当局认为自己拥有理所当然的领导权，卡尔说：“什么时候进军，只有我能发出信号，其他任何人都不行。”他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不打算现在采取行动。官僚习性使之始终在等待一个“成熟的时间”，并试图甩掉希特勒而独立行动。官方在十一月六日召集的一个准军事组织会议上排除了纳粹组织，还邀请慕尼黑名流们于十一月八日晚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进行一次集会。但希特勒想立刻采取行动，认为自己屡屡夸下海口：“我们不能总让大家准备战斗然后又把他们召唤回来。我们不能总是不断地煽动他们的情绪。现在必须做出一个明确的决断了。”当希特勒获悉六日会议没有邀请自己，合作遂告破裂。希特勒决定率先行动，将于十一月十一日首先占领慕尼黑。

暴动时间选在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十一月十一日：一九一八年这天凌晨五点，一战交战双方代表签署《贡比涅停战协定》并于当天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天成为德国人的忌日。此外，十一日是星期天，政府部门休息，希特勒推算会放松警惕。同时还买通前总警长恩斯特·珀纳，利用他在警察系统的人脉，放松治安维护，并委任他为巴伐利亚新政府的总理。

行动前，他们制定了一个严酷的“临时宪法”以取代魏玛宪法，“这部新宪法将突然终止民主政体，解散议会，以极端的独裁统治取而代之。还禁止所有的罢工与工会活动，解聘担任公职的所有犹太人，没收犹太人的资金与收藏品，把那些‘毫无益处的消费者’，那些被视为‘危害安全’的人强制送进劳改营或‘集合营’，中止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这部“临时宪法”的内容在第三帝国得到具体落实。而戈林则制订了一个具体的“杀气腾腾的行动方案”，拟定一份黑名单，上了名单的人都要被处死。

暴动开始了

“行动就是他的春药，他的兴奋剂，他的生命常态”。希特勒得知卡尔将于十一月八日晚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举行集会，向慕尼黑社会名流们“阐述经济计划”，再渲染一下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于是他随机应变，将暴动时间提前到八日晚，同时要将巴伐利亚主要官员一网打尽，胁迫他们参与暴动。

十一月八日晚，就在卡尔举行集会时，希特勒带领一帮武装暴徒冲进会场，拘押了卡尔、洛索和塞瑟。暴动就这样开始了。

希特勒胁迫三巨头表示了合作愿望，加入“新政府”中。前来听取卡尔演讲的听众被吓得目瞪口呆，但随后又出现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希特勒凭自己的三寸不烂舌，在现场发表了一场扭转乾坤的演讲，号召巴伐利亚人应立刻“向被称为柏林的那座无宗教信仰的巴别塔进军。我们必须动用巴伐利亚的所有力量，去挽救德国人民”。他表示：“……今晚我要实现五年前的今天做出的承诺——那时我躺在一所陆军医院里，双目失明，受伤致残，长期不得安宁，也从未放弃。那时我就决心要坚持到‘十一月罪犯’们被推翻，坚持到德国人民在当今多难德国的废墟上再次崛起，怀着民族崇高自豪感和巨大力量，怀着自由和欢乐。阿门！”全场约三千名听众被迅速征服，高唱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有的人甚至“激动得根本无法唱歌”。卡尔邀请来的宾客在希特勒巧舌如簧的鼓噪下，一下变成他的狂热拥趸。

意外还是出现了。由于在收服国防军军营时进展不顺，希特勒亲自前往处理此事。希特勒离开后，卡尔等三人向负责看管他们的鲁登道夫提出恢复自由的请求，并保证履行作为“新政府”成员的职责，鲁登道夫贸然释放了他们。这三人回到岗位开始组织反击，形势发生逆转。恼怒不已的希特勒只好在第二天上午组织了一次武装游行，以图得到公众支持。但游行队伍迅速被政府武装击溃，造成四名警察、一名路人和十三名纳粹分子死亡，其中包括希特勒的“智囊”舒伊勃纳-里希特。希特勒在狱中撰写的《我的奋斗》出版时，这些死亡的纳粹分子成为他开篇纪念的“烈士”。

暴动过程中，纳粹分子们肆意拘押犹太人、捣毁报馆、抢劫印钞厂、攻击政府，充分展示了纳粹组织的犯罪性质。

十一月十一日希特勒被逮捕——他才是真正的“十一月罪犯”。

荒谬的庭审

希特勒及其党羽被关押在兰茨贝格监狱，享受着“要塞监禁”，即不被剥夺荣誉的监禁。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正式开庭审理。第一个出庭受审的是希特勒。

承审案件的是两名专业法官和三名非专业法官（陪审员）。主审法官吉奥格·奈特哈特是一位高级别承审法官，尽管他仪表严肃庄重，但“作为法官，他以反对自由主义和反民主倾向著称”。德国司法群体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德国最反动群体之一，奈特哈特本人就不愿意接受德国一战的失败，不接受《凡尔赛和约》，不接受魏玛共和国，并且有传闻说他对这帮罪犯表现出敬仰之情——尽管被他否认。其他四位参审法官也同样属于右翼群体。曾经有学者感叹，魏玛时期的司法系统是“第三帝国的源泉”。由这样思想倾向的法官审理会是怎样的结果几乎就可想而知了。

将被庭审的被告有十人，其中九人是以重大叛国罪被告上法庭的。但“无比宽厚”的承审法官开创了一个奇观——“让人难以分辨法官、检方和辩方的区别”。希特勒则尽情发挥，他的第一次发言，进行自我介绍时就给旁听者留下明确印象，他是“一位杰出的德意志爱国者，志愿参军，因骁勇善战得到重大嘉奖，为了报效侨居国差点丢掉性命”。

二十六日下午，希特勒开始了长篇大论。

希特勒的演讲用了三到四个小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漫无边际，“运用各种手势，穿插讲述逸闻趣事、历史典故以及个人亲身经历，让整个法庭为之动容，他那如复发潮水般的愤怒、激情和自以为是的演讲风格，似乎让听众一直听得入迷，深深折服”。整个演讲过程中，法官奈特哈特放任自流，竟然没有打断。于是，一场针对暴乱分子的“叛国者起诉转变成了政治表演审判，只不过所有角色都弄颠倒了”，仿佛是希特勒在审判法庭和德国，而不是检察官在控诉他。

希特勒所要表明的主题无非是极端反犹和极端反共，他把犹太人视为“民族毒药”，而解毒的方式是“坚定不移、毫不留情的狂热政治运动……这样才能使德国人民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而他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共戴天的敌人”，要试图拯救德国，要么让“这种大规模扩散的肺结核大规模在我们国家扩散，使德国死于这种肺病；要么我们铲除这种疾病，使德国能够兴旺发达”。拯救德国的办法就是“大脑和拳头……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有权坚持他所信奉的理想，挥拳击倒那些动手阻止他前进，或者阻止揭示真相的人”。他把德国所有问题的罪责归咎于魏玛共和国政府，归咎于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归咎于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十一月罪人”。能够解决德国问题的只有他本人。

最终，他拒绝认罪：“对这件事我供认不讳，但我并不承认我犯有叛国罪，因为一九一八年的叛国者们没有受到任何指控。……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叛国贼，相反我是一个只想为自己的同胞争取最好生活的德国人。”

著名媒体《法兰克福报》描述了希特勒庭审时的演讲：“他知道如何调整他那略显粗哑的嗓音。他先是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柔和，然后逐渐提高音量，直至突然爆发大声呼喊，甚至沙哑尖叫起来。当提到失去的同志时，他又倍感沉重，声音变得嘶哑起来。他轻蔑地嘲笑敌人的怯懦。他利用生动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凸显语句的抑扬顿挫，不时竖起左手指向州检察官来增强讽刺或抨击性话语的力度。他还通过头部或身体的摆动来增强演讲效果。整体修辞效果很有冲击力。”

柏林《福斯日报》对希特勒的演讲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说希特勒“自学成才，集现代教育的各种学识于一身，知道如何以一种神赋的狡猾与技巧灵活运用这些学识。……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可以是论点与对立面。他在演讲中能有效地运用对比、对仗以及三个排比押韵的语句。……他的词汇量很少。……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唯一的、绝对的、无一例外，具有原则意义的……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

第二天，依次审理余下的被告。三月四日进入庭审第二阶段，传召证人、权衡证据。

共同策略与审判结果

庭审过程中，这些被告找到一个绝妙理由——“爱国”，其共同策略就是强调自己的爱国情怀。热爱养育自己的地方，是人类的一种天然的、普遍的情感，每一个血肉之躯都会拥有这种情感，但这些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反动分子，他们将“祖国”变成独占性的个人财产，变成摸不得、碰不得的刺猬，通过毒化人类感情而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历史学家彼得·罗斯·兰奇说，“每一名被告都强调这次政变企图树立好高骛远的目标，大唱爱国主义高调，同希特勒声称的拯救德国论调一脉相承”：被告希特勒强调“我们不会害德国”；被告韦伯表示“我们从未追求自己的目标，永远只是为了德国”；被告鲁登道夫认为自己“想要一个只属于德国人民的德国——一个强大、有力的德国”；被告布吕克纳宣称“我们想要、需要一个深爱着祖国，同时有着满腔热忱与怒火的人”；被告克利伯里以“一个忠诚的巴伐利亚人”身份表示要恢复祖国的力量与威望；被告弗里克认为从希特勒身上看到了“德国复兴的萌芽”。而所有罪犯都拒绝认罪。

而他们所推崇的“爱国者”——希特勒，在一九一三年是一个流浪汉，在一九二三年是一个暴徒和叛国者，在一九三三年是一个大独裁者。此后，他又是一个战争狂魔、一个杀人犯、一个反人类的罪犯。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愚人节——一个具有讽刺性的日子。这天，法庭对十名被告进行宣判。在宣判前，法官再次允许希特勒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希特勒不失时机地再度表达了他的刻毒愿望：“我的目标要比成为内阁部长大上千倍。我要彻底消灭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的使命，我也一定会完成这一使命。”他再度拒绝认罪：“从我们的坟墓和尸骨中崛起的法庭将会对我们进行最后的审判，宣布最后审判结果的不是你们，而是被称为历史的法庭女神……她不会问：你们犯下叛国罪了吗？在她的眼里，我们真心希望国家富强。即使你们裁定我们有罪一千次以上，不朽的法庭女神将会大笑着撕毁检察官的起诉书和本法庭的判决书。她将宣布我们无罪！”

面对如此嚣张的对法庭的强烈诋毁，法庭却给出令人错愕的判决结果：希特勒等四人被判处五年“要塞监禁”，这是叛国罪中最低量刑。另外五人以煽动叛国罪而非叛国罪被判处十五个月监禁，并且立刻得到假释。对鲁登道夫的所有指控皆不成立，无罪释放。而希特勒等人在六个月后即可获得假释，他们将在十月份即可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后来由于检察官的抗议，被拖延到十二月份。

引人注目的是希特勒的演讲，在暴动和庭审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孔子说：巧言令色鲜于仁。希特勒非但不仁，而且大恶。人们对语言——我指的是声音，有一种天然疏离感，它无根，不像文本有可靠的实在性，可以反复琢磨、反复推敲，声音是线性的、是流动的，稍纵即逝，听众通常无法在一瞬间把握语言的本质。由古至今，古人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声音，却留下不计其数的文本。即便现代科技进步可以录制、再现声音，但也无法改变声音的线性和流动性特征。德国人不仅无比着迷这种无根的东西，而且容忍他数小时喋喋不休——一直容忍到德国战败。

“德国人的思维和感觉”

庭审过程中的民意流露实在可悲，“公众情绪的力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被告们在法庭上每一次胡言乱语的陈词都受到旁听者热烈欢迎。在希特勒“爱国主义”骗局之下，他们表现出令人诧异的认同感。这些参加旁听的德国人毫不介意这些极右分子的真实意图，只要他们表达出自己的“爱国心情”就会立刻得到喝彩，甚至有人为此“热泪盈眶”。这些反动分子则投其所好，不断将国家、民族、历史这类大词挂在嘴上。《福斯日报》评论道：“希特勒熟谙平易近人、投其所好的奥秘，可以本能地感觉到那些不太动脑筋的人想要什么。”一位陪审员赞叹道：“真了不起啊，这个希特勒！”这个“了不起的”希特勒，将给德国、给全世界带来沉重灾难。

法官奈特哈特认为重刑“不适用于像希特勒那样具有德国人思维和感觉的人”。“德国人的思维和感觉”——戈培尔也是这么说的。这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德国人的特质：他们正是用这种思维和感觉对待世界的，它也是德国人最终选择纳粹、拥戴元首的基本理由。大屠杀和世界战争，切切实实地证明了他们是一样的人。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是希特勒被关押时期，也是他“脱胎换骨的关键时期，他从一个鲁莽的革命者转变成一位很有耐心的政治人物，对于掌握政权有着长期打算”。在狱中，他写下这个世界迄今为止最为臭名昭著的著作——《我的奋斗》。

希特勒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被释放。在监狱长的记录中精确地记下希特勒剩余服刑时间：三年，三百三十三天，二十一小时五十分钟。如果完整服刑，希特勒将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日出狱。那时，纳粹运动即便没有分崩离析，至少不会形成如此浩大声势，长期的监狱生活也会大为削弱希特勒的影响力。魏玛共和国也许依然步履蹒跚，但也不会如此脆弱，抵抗动荡的能力会有所加强。然而，正是这些“工商界、军队、大地主、负责政府的高级文官、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们，他们合伙谋杀了魏玛共和国。

啤酒馆暴动作为一个事件失败了，它却是纳粹运动正式崛起的开端。希特勒大言不惭地说：“暴动的失败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运。”

一九三三年的德国政权将由这批参与暴动的罪犯组成，人们称它为第三帝国或者纳粹德国。

本文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