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不暗丨再见列宁：百年前的俄罗斯革命往事
1897年2月，列宁(中央座位者) 和其他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在彼得堡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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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0月的一个清晨，伦敦英王十字碑附近的一个民宅门口，男子急促地敲门，女主人很快开门，经过一番探寻，女主人向房间内的男主人喊着：笔尖到了！
这是刚从西伯利亚逃出的托洛茨基，辗转多地来到了伦敦，第一次见到列宁。那时候他在《火星报》上的笔名叫笔尖。
《火星报》
许多年以后，托洛茨基在《论列宁》的文章里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没有起床,他脸上显出殷切的表情,同时带着应有的惊异的神色。我同他的第一次会面和第一次谈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
15年后，那个著名的俄历十月，列宁和托洛茨基结盟下的革命一声炮响，带来了百年的社会主义运动。
托洛茨基、列宁、加米涅夫
关于那一年的二月到十月，到底发生过什么？许多人盛赞列宁力挽狂澜，从瑞士绕道战争中的敌对国德国，回到了彼得堡。也有人说，革命导师就是革命导师，只有他，人还在瑞士时就一直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会成功。
左翼哲学家齐泽克却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一历史事件：后来发生的可以用“列宁的孤独”来概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列宁基本上是在独立地同党内的其他思潮作斗争。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里，列宁看到了革命时机来临的那一瞬间，但他的提议起先被党内的多数派看做是一种胡话，并未得到重视。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主要的领导人也不支持他的革命呼告。波格丹诺夫甚至将《四月提纲》同“疯子的狂热”相提并论，连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夫人）后来也总结说：“我真担心，列宁看起来是疯了。”
彼时的斯大林刚刚掌管《真理报》，对要激进革命的莫洛托夫展开批判。
历史总是那么吊诡，跟列宁一同坐火车回国的季诺维也夫，没有站在列宁一边，和加米涅夫一起反对十月革命。
托洛茨基在关键的时刻从美国回来了，成为列宁最坚定的战友，虽然托洛茨基从见到列宁开始之后的15年，一直游移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
后来成了托洛茨基政敌的布哈林，跟托洛茨基先后脚回到了俄罗斯。托洛茨基的军事才能，布哈林的理论能力，让列宁如虎添翼。
1917年，这些从流亡地赶回俄罗斯的人，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24年1月21日，年仅53岁的列宁因病去世。
1928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第二年，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1938年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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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流亡生涯到十月革命前后，理论层面的党外论敌有伯恩斯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
托洛茨基回忆第一次见列宁的时候，“那在伯恩斯坦主义问题上就没有理论分歧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告诉他，我们在莫斯科监狱，后来又在流放地读过伯恩斯坦的书和考茨基的回复”。托洛茨基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赞同伯恩斯坦，列宁表示满意。
但列宁后来的批判对象主要是考茨基。在第二国际解散前后和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写了大量的文章批判考茨基，并以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来称呼这个第二国际的理论家。
1917年，列宁发表《国家与革命》，系统批判了考茨基鼓吹的议会道路建立政权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批判了考茨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谬论。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1917年4月，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为首的中派分子组成了德国反战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们并未成为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绞肉机”。1922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德国社会党实行合并，组成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年被列宁称为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他们用暴力革命之外的方式推进工人运动，走议会选举的模式，这是巴黎公社之后的反思，他们认为这是晚年马克思的想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狠狠驳斥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他们尤其是考茨基歪曲了马克思。
普列汉诺夫是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引路人，他们第一次见面在1895年，那时普列汉诺夫正和早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在瑞士流亡。1906年，斯托雷平开始镇压俄国革命，普列汉诺夫批评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对革命采取取消立场，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是表示赞赏的。1914年到1917年，列宁和当年《火星报》的战友和前辈渐行渐远。列宁针对普列汉诺夫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无产阶级和战争》《俄国的休特古姆派》《战争与革命》，针对普列汉诺夫的革命护国主义做了直接的批判，尤其是针对1917年的十月革命，两位社会民主工党最有名的理论家，从此分道扬镳。
这些前尘往事都随着岁月尘封了。但还有一个第二国际的革命者，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里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和一党制的质疑，至今都还未过时。1904年，罗莎·卢森堡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对今天列宁式的政党，怎么解决权力集中的问题，依然是很尖锐的发问。而当年列宁对卢森堡的回复，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显然是过于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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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1年开始，由于战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农民暴动，水兵起义，列宁决定采用新经济政策，有以下特征：（1）以固定的粮食税制取代余粮征集制。1921年3月21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该法令的颁发标志着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2）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人贸易。（3）允许私人办小企业。（4）实行租让制，把一些国有企业租给私人或外国资本家。
在农民问题上截然相反观点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赞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1921-1924年，苏联的经济指标相当好看，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要好得多。
1936年，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说，军事共产主义带来的矛盾越来越大：城市需要农村供给谷物和原料，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交换，唯一可以交换的是五颜六色的纸，这种纸就叫做钱。于是农民把仓库设在了地下。政府则派出了武装工人队去收粮。农民减少了播种面积。
在同一篇文章里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到了“剪刀差”这个名词，用来形容工农业价格脱节的现象。
但是对于剪刀差这个现象的理解差异，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农村政策上分歧最大的根源。
布哈林认为俄国的工业基础薄弱，需要走渐进的工农业发展之路，让富农的剩余产品进入流通领域，逐步降低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问题。
托洛茨基则认为，苏俄的工业发展缓慢，无法应对世界复杂多变的形势，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需要强大的工业作为基础，农村实现集体农庄，可以在短期内反哺工业建设。
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立场是苏维埃革命成功后苏共党内高层两种思维的斗争，布哈林同情农民的遭遇，工农业共同成长符合更多数人的利益；托洛茨基则认为农民具有小资产阶级属性，需要在集体中接受改造，并通过劳动为苏俄的工业大发展做贡献。
列宁生前，这种矛盾隐而不发，1927年之后，斯大林逐步采用了托洛茨基的集体农庄路线，消灭富农阶层，在连续两个五年计划之后，于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将斯大林从1927年开始实行的政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它意味着以国有财产取代私有财产，国家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和干预的制度。
这段历史，在中国，时间顺序是反过来的，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城乡二元制及之后的人民公社，是借鉴了集体农庄的模式；改革开放，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经济领域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借鉴了列宁的新经济。当年的邓希贤以俄文名多佐罗夫在1926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将近1年，当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刚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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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国和欧洲遇到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大萧条。欧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法国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能否克服自身的缺陷有普遍的质疑。这个名单可以举一长串，他们对苏联的集体农庄不仅有制度上的迷恋，还有生活在别处的距离带来的浪漫感。
1935年之后，两个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先后去苏联访问。罗曼·罗兰在高尔基生前前往苏联，受到了最高接待，斯大林亲自接见，并做了一个多小时交谈。回来之后，罗曼·罗兰两度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日记，其中涉及到跟斯大林的谈话记录。但罗曼·罗兰决定封存日记，直到1985年。
纪德是受苏联政府邀请，参加高尔基的葬礼。相比于罗曼·罗兰在苏联期间与高官名流相交往，纪德大多时间走在苏联的民间，因此他有直接的对社会的观察和感受。
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向欧洲人带来了关于苏联的真实现状，苏联人竭力向纪德展示的苏维埃式的自由幸福，被纪德一语道破：“大家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的。”他指出，在苏联，任何事情，任何问题上，都只允许一种观点，一种意见；一点点不同意见或是批评，就会招来重大灾祸……
两人不同的处理方式，带来了不同的结果，纪德遭到了苏联政府的严厉抨击和围攻，而罗曼·罗兰则保持了“苏联之友”的称号。罗曼·罗兰对苏联的憧憬，出自对一个正在建设的新世界的向往，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即使他当面确认了斯大林因基洛夫事件处决了几百个与此无关的人，他依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这个由列宁开创、斯大林发扬光大的社会制度，正在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带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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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设想的那个避免了官僚主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在他生前生后均没有实现。
托洛茨基说：官僚还不仅仅是官僚，而是苏维埃社会中不折不扣的唯一享有特权和发号施令的阶层。苏维埃官僚已经从政治上剥夺了无产阶级，以便用自己的方法来保卫社会的战利品。官僚在一个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的国家掌握政权，这就在官僚和全国富人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关系。
同样是在1936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托洛茨基预言：如果苏维埃制度崩溃，那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计划经济的崩溃，并进而导致国有财产的废除。半个世纪后，时间验证了托洛茨基的断言。
但是，即使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成了列宁之后的最高领导人，历史有不一样的路径吗？
斯大林是托洛茨基政治上的对手，但他们在如何发展工农业，如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一个更专注于民族主义，一个更有国际主义情怀。在权力斗争中，只有一个人能笑到最后，但并不意味着中途离场的人道德更高尚。
列宁于1924年去世，斯大林于同一年宣布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12年后，当他宣布这一伟大成就时，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仅剩他自己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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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5月20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因密谋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被绞死在监狱里。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是大哥，列宁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笔名。
那一年列宁17岁。
列宁在此之后阅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多年之后，他也写了让他声名鹊起的《怎么办》。
1908年，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里，描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肖像，也是他作为革命者一生的立场：所谓俄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无情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另一方面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即宗教。
在这点上，列宁是个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话：“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他把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变成了现实，但他和马克思一样，并未看到一个这样的社会：在那儿，每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前提。
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在庄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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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在莫斯科郊外的戈尔基去世。
他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手握有他的政治遗嘱。
他改变了世界，却无力保护自己的遗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