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含章、张伟 | 潘家洵：“无玷师门”

谢含章、张伟 | 潘家洵：“无玷师门”

撰写、整理：谢含章、张伟

校阅：韦昭、與可

... [O]ne serious gap in his life was going to be filled. He longed to know everything ... his salary, preferences, antecedents, how best one might please him.

—E. M. Foster, A Passage to India,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8, p. 78.

一

1926年，尚在北新书局做学徒的萧乾（1910—1999），抄书、校对之馀，亦借助书店的便利广览图书。刚刚经过半年软禁的少年此时意志颇为坚定，为鼓励自己的新生，他抄录潘家洵所译易卜生的戏剧《国民公敌》的最后一句台词作为座右铭：

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第29页）

按：潘家洵原译应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是那最孤立的人。”（易卜生：《易卜生集（一）》，潘家洵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第三册第139页）这句是主角司铎门汤姆的最后一句台词，但不是该剧的最后一句台词。

16岁的他或许未能料到，近60年后，自己将因翻译易卜生而获得挪威政府的嘉奖。受奖时他表示，真正应当奖励的是潘家洵（1896.8.9—1989.12.29）（高莽：《忆几位老学者——在外文所建所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世界文学》2005年第1期）。此语不仅指潘家洵对易卜生作品道夫先路的推广，更具体有关此次翻译的周折辗转。早在民国时期，萧乾就曾在《大公报》上感慨：“……‘黑碉’使我想到易卜生的伟大诗剧Peer Gynt（我永远不能饶恕潘家洵先生为什么不把它也一并译出！）……”（萧乾：《“焦点”与“黑碉”》，《大公报（天津版）·文艺副刊》，1947年11月22日），后更当面建议潘家洵着手翻译此作：

自从在伦敦看了那次演出后，我就留意搜集《培尔·金特》的英译本。五十年代初，一次叶圣陶先生召宴，席间有潘家洵先生。我曾问他有没有翻译这个戏的计划，并竭力怂恿他把它译出来。潘先生居然被我说得兴致勃勃起来。事后，我就亲自把我所藏的四种英译本送到他在未名湖东大地的寓所。这大约是一九五六年初的事，转年我就跌入深渊，再也没见到他或任何文艺界友人了。

一九七三年从湖北咸宁干校回京后，冯宗璞同志告诉她的同窗文洁若，说潘先生正在到处打听我，并托她把一包书转交我。打开一看，正是《培尔·金特》的那四个译本。随后不几天，当我正在东直门那间阴暗、潮湿的门洞里挥汗赶译着《拿破仑论》时，忽然听到有人叩门。哎呀，八旬的潘老先生拄着拐杖走进我那间寒舍了。他微喘着气说：“来向你道歉的！”意思是十七年前他答应把《培尔·金特》译出来，他爽了约。交了白卷。（亨利克·易卜生著、萧乾译：《培尔·金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译者前言第9—10页）

1961年9月，潘家洵的表弟赵世洵（1916.5.10—1991.1.4）在新加坡致信胡适，语及其表兄，是为数不多有关潘家洵晚境的记录。与胡适此一时期同其他海外华人学者的通信一样，信中无可避免地涉及大陆学人此时正遭受的“情形非常恶劣”的清算（1961年9月4日赵世洵致胡适函，全文见后）。虽不过只言片语，已可想见潘家洵彼时之艰难。“他爽了约。交了白卷”式的轻描淡写，愈显示出背后的困厄惨痛。而萧乾自身重拾翻译事业，更见少年所自许的“坚强”。

二

公众对潘家洵其人，大抵不出“易卜生的译者”“顾颉刚、俞平伯的好友”几则标签化的认识。1934年，曾有人在《大学新闻》上撰文，酷评“前些年辰在文坛上小有文名的潘家洵，这几年来好像没有理会了”，他还写道：

……前些年辰，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文人正努力介绍西洋名著的时会，潘先生在这一段历史上也说得上有过一点供献，那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念书，平常就很努力，加以他的文学天性和文艺的修养，他对于西洋文学颇得门径，不久他就翻译了名戏本《少奶奶的扇子》以及其他的散文在各杂志上发表，而其中最大的功绩是他译集了名剧家易卜生全集，有此奇功，所以当时的文学青年都赞美潘先生的伟大，给与青年的供献不少！但是真不幸得很！不知是什么一种力量把潘先生的热情打消了，一年一年的文坛上，杂志上，再也不见潘家洵的译著了……（《潘家洵的老调》，《大学新闻》（北平）1934年9月24日第一版）

虽意在批评，却基本勾勒出潘家洵为人熟知的历史形象。作为新潮社的元老人物（本号此前已介绍过成员康白情、徐彦之及其致胡适信，点击查看），潘家洵凭借青年时代的翻译作品传世，生平的其他资料却所存甚少。今日的我们或许也有同样的疑问——相较于鼎鼎大名的易卜生剧作，潘家洵在五四之后的销声匿迹是“怎么一回事”？

尽管不曾留下日记，迄今也无人为之编定文集，幸运的是，尚有潘家洵致他人函数通存世，具体情况如下：

潘家洵致胡适函四通、致戴岳函一通，藏中国历史研究院“胡适档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收录了二通，均未见整理；潘家洵致胡适、朱光潜函一通，藏北京大学档案馆；《申报》1928年9月8日亦影印登载了潘家洵致林语堂函一通；此外，《顾颉刚全集》中也保留了一封珍贵的潘家洵来书。

几封书信虽未专门论学，但多关涉志趣与时事。今日恰逢他逝世34周年，在此以几封书信作为“认识潘家洵”的契机，连缀相关材料，对其人其事略作勾连，作为小小的纪念。台北胡适纪念馆亦藏有潘家洵表弟赵世洵与胡适的来往书信共二通，语关潘家洵，一并录出附后。

潘家洵所开的“青年必读书”书单，1925年2月17日《京报副刊》

潘家洵原名家瀚，字范苏，号介泉，出身名门，系苏州大阜贵潘一脉，晚清名人潘祖荫、潘遵祁、潘观保均系其前辈族人（《大阜潘氏支谱》，1927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词坛声名卓著的吴中词派，即以吴中潘氏一族为主力（朱德慈：《家族、姻亲文化与清代词派之关系》，《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

潘家是有清一代的读书世家，到潘家洵时，尽管科举制度已然作古，他却依然在考试方面展示出杰出才能。1911年7月，十五岁出头的潘家洵就成功考取游美资格，与汤用彤（1893—1964）、李济同年（1893—1979）（《游美学务处考取学生名单》，《时报》1911年2月28日），比胡适只迟一年，而早于梅光迪（1890—1945）、吴康（1895—1976）诸人（《游美学务处出榜》，《时报》1911年7月9日；有关此次招考的来龙去脉，可见孟凡茂《1911年的清华——日期与事件》https://www.tsinghua.org.cn/info/1952/17280.htm）。只是不知何故，年纪过于幼小的潘家洵并没有成为“清华校友”，转而入读上海南洋公学。也许某种意义上说，他本有可能成为五四的“师长”一代。

1916年毕业后（《南洋中学举行毕业式》，《申报》1916年7月3日），潘家洵入读北京大学英文门，五四运动那年（1919）毕业（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391页）。后历任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笕桥农业学校、西南联大、贵州大学等校教师，1946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4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9年在北京去世。

其妻贝开珍（1894.7.22—？）（全名见《顾颉刚殷履安抗战家书》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第52页）系吴中贝氏，当代华人建筑师贝聿铭即出自此族（张一苇：《神秘的东方贵族：贝聿铭和他的家族》，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妻弟贝仲琪（琪、聿琚、琚衡）亦从事文史工作，是章太炎国学会的成员，曾撰有论文《馀杭先生史学述》、专著《曹操年谱》等（《吴中贝氏家谱》，1920年石印本，苏州博物馆藏）。

大阜潘氏、吴中贝氏家谱

相较于以学术或创作著称的同窗好友顾颉刚、俞平伯、傅斯年，潘家洵以翻译工作见长，五四时期即因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群鬼》《玩偶之家》等剧作的翻译而扬名海内。易卜生一生共创作了25部剧作，潘家洵陆续译出了其中的17部，推介之功斐然，其译作至今仍被广泛阅读。

潘家洵的教学活动多在外文系进行。从学生们为数不多的记述来看，潘家洵是一位活泼而精于教学的师长，颇受学生欢迎。“中等身材，戴着眼镜，有教授风度”（赵捷民：《北大教授剪影》，《文史资料选辑》第108辑，第149页）。据说30年代时，潘家洵“易卜生”课堂之热闹程度，可以与同时期的胡适“白话文学史”和钱穆“秦汉史”分庭抗礼。胡、钱都是以课堂叫座著称的名家，潘氏的教学魅力可见一斑（程靖宇：《新文学家回想录》，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年，第61页）。北大校友、西语系教授杨周翰也回忆，潘家洵的“北京话、苏州话都十分地道”，上课讲读自己所译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时，“简直把人物讲活，对于王尔德用字如何俏皮，分析得十分细腻，使学生深感到作品的感染力”（杨周翰：《饮水思源——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15页）。西南联大时期，何兆武、许渊冲都曾受教于他，认为潘家洵的英文“发音非常标准”（何兆武：《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19页）。当时联大学生课后爱打桥牌（bridge），潘家洵便将其译为“不立志”，为许渊冲欣赏，以为是“音义俱合的妙译”（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2页）。

蹇先艾：《赠潘家洵先生》，《民铎日报》1946年2月23日

生活中的他也风趣健谈，善于活跃气氛。宋云彬的记忆中，“介泉语言松爽，富有幽默感，常令人忍俊不禁”（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顾颉刚的日记中也有“自介泉来后，讲话大乐。介泉又喜讲夫妇爱情，大石作寓中，与前之枯寂者异矣”的记录（1921年3月2日顾颉刚日记），可以想见其幽默可爱。

有关潘家洵的英文，尚有一则轶事值得一谈。相较于同时期的不少外文教育专家青年时代就曾在国外学习多年，直至1936年，潘家洵才有机会留洋深造，赴剑桥大学访学三年（钱歌川：《苦瓜散人自传（一一）》，《传记文学》第二十七卷第六期，1975年12月；《苏州通史 人物卷（下）》，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27页）。然如前文所提，潘家洵英文发音之标准为众人公认，其奥秘全在于自学。据说胡适曾致信伦敦大学学院语音学教授琼斯博士（Daniel Jones），得意地介绍自己的学生：

你的学生遍天下，用你的语音学书和字典者，亦不知凡几，今请你听潘君之英语，你将会惊奇他才是你的入室弟子。（按：系程靖宇转述，或非胡适原话）

潘家洵发音之标准，据说也的确在异国得到了母语学者的认可（程靖宇：《新文学家回想录》，第62页）。

此外，潘家洵亦通法语，虽无译作存世，但李赋宁回忆，钱锺书下课后常和潘氏“一同散步，练习法语会话”（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中国作协的介绍中，潘家洵亦通晓俄文，可见其外文方面的天赋（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16/0627/c404943-28491979.html）。

三

抗战结束后，潘家洵随西南联大一同回迁北平，继续任教于北京大学。他对胡适掌校、朱光潜主管外文系的母校未来报以相当大的期许，按照原本的设想，他将竭力教学，振作北大的外文事业（1946年9月1日潘家洵致胡适、朱光潜函，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号BD 1946057ZTM，全文见后）。然风雨飘摇，难遂人愿。1949年北平易手之际，潘家洵曾慷慨允诺学生马逢华可以作为自己的家属获得南下资格。不曾料想的是，潘家洵自始至终未能出现在接运学人的名单中，也就因此滞留北平（马逢华：《忽值山河改——马逢华回忆文集（校订版）》，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97页）。随后，大抵是专长突出的缘故，潘家洵离开北大，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后又转入外文所工作（王平凡：《深切怀念郑振铎先生》，《怀念郑振铎》，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1页）。在外文所，潘家洵作为“最老的大专家”，因视力问题，几乎停止了翻译和教学活动。也正因此，“文革”期间，他不得不手举放大镜，“把脸几乎贴在板墙上”，以完成“造反派的勒令”——到单位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战时的颠沛给潘家洵留下了深刻记忆，晚年仍然保留了“绝对不购买舶来品，尤其抵制日货”的生活习惯（高莽：《忆几位老学者——在外文所建所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世界文学》2005年第1期）。

高莽所绘潘家洵像

冀勤《追忆一座消失的大院》所载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格局（《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潘家洵住所位于大院中央。

据族谱载，潘、贝二人育有三子，分别名裕然、裕赉和裕如。次子早夭，三子或在青年时代自杀，皆不可考，唯长子裕然留下了些许鸿爪。潘裕然在北平长大，在北平育英中学时的作文《冰心论》就曾在《中学生》杂志1934年第48期发表：

谁会相信，爱的劝说能使资本家、官吏放弃他们的屠刀，停止剥削？社会制度决不是用空空洞洞的博爱，和和平平就能改进的；反之，欲求人类将来的幸福，必须用流血的争斗，唯有武力才能得到永久的和平与幸福。本来，一个和社会很少真正接触的女子，对社会的了解总是难以深入的。（收入王风主编：《自己的文章》，成都：天地出版社，2012年，第55—61页）

文中对冰心“始终没有冲出这享乐的氛围”的评价，已颇显示他的个性和志向所在。1935年入读北京大学，毕业后在西安经营“研究书店”，参与过当地地下党的活动，但并非专门的情报人员（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3—74页），与其父四十年代在贵州花溪集结进步师生，创办进步小报《时代周报》的行为遥相呼应。更让人不禁联想到五四时期潘家洵同样因学生运动的冲突，甚被“捉至警察厅一夜，又捉至法科羁留”的少年心性（顾颉刚致潘家洵函，1919年6月11日）。

1990年1月19日《光明日报》所载讣告

1926年，还是“青年译者”的潘家洵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敢说，中国的翻译事业表面上现在好像是到了末路，其实它的光明前程还没有发轫呢。万事都在人为，只看大家怎么努力罢。（潘家洵：《译者小序》，《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926年）

那时他大抵不曾预料到，自己的“前程”也将同“中国的翻译事业”紧紧缠绕在一起。至于“光明”与否，则见仁见智了。

附记：豆瓣网友“树叶的叶”曾于十三年前为《易卜生戏剧四种》撰写书评《关于潘家洵的一切》（https://book.douban.com/review/4376952/），是笔者所见较早而全面关注潘家洵相关材料的读者，辑录之功令人感佩，本文的文首所引英文文段即出自这位网友，以致敬意。

1922年9月3日  潘家洵致胡适

适之先生：

两星期前曾上一函，不知收到没有？

阅报纸所载八校经费情形，晓得一时决无开课希望。日来不知有何发展？

前售与世界丛书稿子（易卜生第二集）想已鉴定。稿费可否支取，因现在手头颇需款用。如可支取，请嘱该社将款由邮局（护龙街支局）寄苏为盼！

学生潘家洵敬上，

九，三日。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923-002。信封正面书“北京后门内钟鼓寺十四号／胡适之先生／苏州北街潘寄  九，三。”，有1922年9月7日北京邮戳。可知本信作于同月3日。

1922年12月27日  潘家洵致戴岳

戴岳先生：

来函读悉。契约一分亦收到，惟不知稿费数目，无从填写，请将数目见示，即当填交

尊社。专复，即颂

筹安！

弟潘家洵敬白

十二，廿七。

覆信请寄大石作三十二号。

请定日期，稿费当走取。又上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923-003。信封正面书“本京汉花园／钟鼓寺十四号／北大第一院／世界丛书社 收”；背面有1922年12月28日邮戳，可知此信当写于同月27日。戴岳为新潮社同人，当时为世界丛书社办事员。

1928年8月25日  潘家洵致林语堂

语堂先生：

承赐  尊著《英文读本》，谢谢！翻读一过，觉得优点良多，较之坊间已有各本，不知高出若干倍矣。最使人满意者为采用牛津字典读音，苟能教授得法，学生教员双方均可解决一大困难。

弟潘介泉敬启。八月廿五日

按：载《申报》1928年9月8日，“英文读本”指林语堂所编《开明英文读本》（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

1930年3月9日  潘家洵致顾颉刚

颉刚我兄：

久不相见，时以为念。郊外清静，冗务必少，兄著述事业定可如意孟晋。今日内子出城，本定同来，但前晚在戚家酬应，入睡过迟，昨日疲惫异常，今晨颇觉不适，故欲行复止。现在天气日暖，郊行机会当不如冬日艰难，稍缓定可即图快晤。

大石作帐事久悬，殊歉。兹特附上大洋三十六元二角六分，内计房金二十四元，杂用十二元二角六分。据冯君报告，兄物件迁出系阳历七月廿六、七（即阴历六月廿、廿一日），弟物件迁出系阳历八月十或十三（即阴历七月初六或初九日，伊记不清矣）。（江君言弟迁出日期为八月十三，必可靠。）然则弟后于兄者半月有余，除房金照付外，应贴还一切杂用一月，计十二元二角六分。连房金廿四元，共缴奉洋三十六元二角六分，即希察收。

前自令亲王实甫先生处得闻嫂夫人曾有清养，历数星期未愈，郊外空气鲜洁，养疴较易，入春以来想定可健复如常，至以为念。

兄大约轻易不入城；平伯谓亦不常见兄，近况如何，至为隔膜，暇时极盼得一畅叙。专此，即颂

春安。

弟家洵上。三月九日晨。

嫂夫人前祈代问候。

按：载《顾颉刚全集 顾颉刚书信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卷一第175页。

1933年2月24日  潘家洵致胡适

适之师：

两次送来的信、书、译稿都收到了。承  先生细心校读，指出许多错误及不妥地方，又是喜欢，又是感激！汤姆生的诗句当时懒惰，未查全文，随便一写，若非  先生纠正，岂不闹了一个大的笑话！现在把那句试译为“教小孩子如何使他的思想发芽，这是一桩快活的辛苦事情”，不知可还要得？若是不行，简直请  先生代劳了吧。

“受听”仿佛是北平土话，确不及“中听”来得普遍易懂，已经改了。“汗牛充栋”亦改掉了，但不知  先生何以反对它？有一段口气不对的地方亦正在修正，将来再送呈覆阅。

多用人名，少用代名词，我本来亦有此意，但恐太啰嗦，现经  先生指示，给我不少鼓励，以后就可以放胆的用了，谢谢。

现随同此信送还诗集一本，并译稿一册，内共八章，九至十六。内中错误必多，仍乞  先生暇时正误。但因此糟蹋先生光阴，心极不安。全书已成三分之二，当遵  命竭力赶做。专此，敬祝

箸安。  师母前问候。

生家洵敬上。

二，廿四。下午五时。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923-001。

信中所云“译稿”当指潘家洵与叶维合译的渥斯登·杰恩（Jane Austen，现通译简·奥斯丁）所著长篇小说《诺三寺》（Northanger Abbey，现通译《诺桑觉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九次报告》：“Jane Austen之小说，本由陈通伯先生，凌叔华女士，潘家洵先生，三人分任翻译，现潘先生已译完《诺三寺》（Northanger Abbey）。”（1934年12月刊行，第18页）那句“汤姆生的诗句”，见小说第一章，原文为：“It is a delightful task”“To teach the young idea how to shoot.”（与James Thomson原诗The Seasons字句小有异同）译稿、译者序及注释，现藏中国历史研究院，馆藏号0419-001、0420-002，后似未出版。“胡适档案检索系统”注录此稿“潘家洵1933年9月18日译成”，信云“全书已成三分之二”，则此信当亦写于是年。

1943年3月1日  潘家洵致胡适

适之吾师：

不亲教诲，七年于兹，中间虽栖皇颠沛，而海外  师况，固未尝一日忘怀。偶有友朋自美归来，以  师生活片段相告，或就报纸电栏获见吾  师贤劳事况，辄欣然色喜，快愉竟日。最近得闻  师旅居某地，闭户著书，起居康善；师弟二人皆随侍攻读，惟师母仍屈居沪滨，良深系念。

洵本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去夏因家人病滞贵阳，不便移动，遂向联大请假，暂就此间贵州大学（国立，才成立半年馀）之聘。国内各地物价飞升，洵等收支悬殊（物价较战前涨五十、一百、二百倍不等，薪津拼凑仅增三四倍耳），艰窘狼狈，不待赘述。惟个人始终努力自持，坚信心，抱希望，不颓丧，不堕落，总期不负平素读书、历年师训耳。

兹有贵大同事吴汝康君（详情见附上吴定良先生函），拟乞吾  师代为设法奖学金额，俾得早日来美，继续研究。倘有所获，感同身受。赐示乞寄贵州贵阳花溪贵州大学第二校舍潘家洵收。

临纸依慕，不尽什一。专肃，遥祝

健康

学生潘家洵敬上

三十二年三月一日

附上大学成绩单一  照片  体格检查证书一  请求书一  吴定良函一  吴定良证明书一  论文四篇（人类学二篇、动物学一篇，另有人类学论文一篇，稍缓再行寄奉）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923-004；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9册，第59—61页。信后所附大学成绩单、体格检查证书现藏于中国历史研究院，馆藏号2424-001；请求书、吴定良证明书、四篇论文现藏于中国历史研究院，馆藏号0084-001。

“三十二年三月一日”，即1943年3月1日。

1946年7月30日  潘家洵致胡适

适之吾师：

足足有十年未见  先生，可是十年之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意  先生在海外的起居、行动、言论。中间也曾有一两封信寄

先生，未知曾递到否？现在好容易盼到  先生回了国，并且出长北大，这对于我们这群在北大出生、长大的孩子们是一桩十年来最快活的事件。我们除了向  先生道贺，为母校祝福之外，还怀着无穷的希望。顷见报载  先生已安抵北平，想身体健康。不知  师母是否同时到平，她还记得我们不？

我个人在这抗战期内自然说不上对于国族有何贡献，但是绝对敢说是一举一动，确是“无玷师门”，这是  先生可以放心的。我初在联大教书，后以家庭关系转到贵阳在贵大做事（这段经过雪屏、毅生诸兄知之最详，不赘），目前正在接洽飞机，准备回苏州一行，然后再到北平拜望  先生。

近日和几位朋友（大都北大、清华校友）在花溪创办了一个小刊物，叫作《时代周报》（已出十四期），环境、经济、稿子、人力，全成问题，只是心里苦闷，想说几句话，所以不顾一切，能出一期就出一期，什么时候必须停刊就关门大吉。现附上该刊两期，先生看了不免好笑，可是请记着这是孩子们的玩意儿，务希加以教正！

洵不日离筑东归，倘承

先生赐信，乞寄苏州小王家巷二十七号。专此敬祝

康乐

学生潘家洵敬上

七月三十日，花溪

按：中国历史研究院藏，馆藏号1923-005；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9册，第62—66页。

信中云“顷见报载先生已安抵北平”，而胡适1946年6月自美返国，7月5日抵达上海，月底返京接手校务（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926页）。故本信当作于1946年。

《时代周报》周刊创刊于1946年5月4日，“该报系贵阳教育界人士潘家洵、唐宝鑫等主办，以发表国是意见，提供学术研究，与文艺欣赏为宗旨”（《筑市点滴》，《贵州日报》，1946年5月3日）。

“今天是学校的生日，也是先生的生日。我们忘不了先生的生日，也如忘不了学校的生日一样。我们刚开过纪念会就写这封信来庆祝先生的生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

1946年9月1日  潘家洵致胡适、朱光潜

适之师、孟实兄：

顷奉支电，亦感亦惭。洵此次返苏，本当即日转平，奈私事栗六，难以如愿，约略言之，可分三项：（一）先严去世，略遗薄产，八年以来，侵蚀殆尽，此番归来，竭力料整，头绪艰繁，颇费时力；（二）抗战期间，衣物全尽，北地寒冷，急需添置冬衣，方敢动身；（三）内子母老，仅此一女，一时未克远离，留苏侍养，诸待安排，洵遂不免迟滞其行。凡此琐屑敢以上陈渎听者，无非欲表明洵非敢私而忘公，置职务于不顾也。北大外国文水准确有积极提高之必要，先后与孟真及其他同人详细谈过，刻吾师长校，复得  孟实兄主持外文，前项理想实可实现，洵到平后必竭全力，追随工作，千祈勿念。刻行期虽未确定，已飞函沪上接洽飞机票位矣。至支借薪津事，已函请毅生兄请示洽苏。专此敬请

日安

生家洵敬上

九月一日

按：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号BD 1946057ZTM。凡四纸。信封写有收信人地址“北京景山东街／国立北京大学／胡校长适之启”、寄信人地址“苏州小王家巷／二十七号潘介泉”，贴有空邮标签“空航／Par Avion”。信中所言为潘家洵战后重返北京大学任教之前的事务，故应写于1946年9月1日。

附：1961年9月4日  赵世洵致胡适

适之先生，昨天我在第十一卷第八期的“Free China Review”上面看到您写给泰戈尔先生的一首英文诗，那首诗是附在您的文章——Rabindranath Tagore In China——的后面。原来是中文，您把它译成英文。我很想请您　赐给我这首诗的中文原文，因为我想（将）您的文章译成中文，转载于此间《南洋学报》，不知您肯准许我这样去做？

您病后，健康还未恢复，我这样请求，实于心难安。只好请您原谅。

我过去常在我的表兄潘家洵那里听他讲起您。家洵是您的高足，您一定记得。他现在仍在北平，三年前受到共匪的清算，简[间]接得来的消息，情形非常恶劣。他苏州的老家已经四分五裂，他有一个四弟留在香港，办一个农场。

南洋有许多青年，一直在仰望着您。我们有许多人要马来亚大学的中文系系主任贺光中君请您来讲学，但贺君说您走不开。又有人猜着您不愿从后门——没有邦交——进来。我现为《光华日报》——中山先生手创——驻星加坡分馆主任，也曾在此地的中学内教过国文，发现许多学生及青年在念着您，每次读您的文章，他们都非常有兴趣。

如果您健康良好，我很想请您替我写一张屏条。过去曾托过家洵，但家洵总说：“容易容易”，可是至今他仍未替我办到。我的通讯地址是Mr. DZAU Z. SING, 231 A, East Coast Rd, Singapore 15。希望您能复我数行。专此敬请

大安并祝

健康

后学赵世洵拜上

五十，九月

四日于星加坡

按：台北胡适纪念馆藏，馆藏号HS-NK01-046-008。仅一纸。信中划线处用红笔，应系胡适所加。信纸天头左侧印有“光华日报/ KWONG WAH YIT POH PRESS,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ESTABLISHED IN 1910.”，右侧有“2 & 4. CHULIA STREET GHAUT,/ PENANG./ Telephones: Managing Dept. No. 1012/ Editorial Dept. No 1013/ P. O. Box No. 31/ Telegraphic Add: ‘KWONGWAHPO’/ Cable Address: ‘KWONGWAHPOH’”。信封正面有收信人地址“Dr. Hu Shih,/ Academia Sinica,/ Nan Kang,/ Taipei, Formosa.”“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之先生台启／星加坡赵家／九，四。”信封背面有寄信人地址“ Mr. Dzau Z. Sing,/ 231 A East Coast Rd,/ Singapore 15.”亦有台北“五十年九月八日十”邮戳。可知当写于1961年9月4日。

附：1961年9月9日  胡适致赵世洵

赵先生：

谢谢你九月四日的信。

那首“回向”诗，今托人抄出寄上。

我读了潘家洵被清算“情形非常恶劣”的话，心里很不好过。你是他的表弟，不知道你记得他的姑母林行规夫人吗？不知道她前年被诱惑回去之后情形如何？林家在北平有地产，我们都曾劝她不要回去。她因为和儿媳妇不睦，负气回去了，我猜想她也会受清算吃苦的。

胡适

五十，九，九夜

我是不会写字的，所以没有写屏条寄给你。

按：台北胡适纪念馆藏，馆藏号HS-NK01-046-024。收入《胡适中文书信集》第1681页。系抄件，仅一纸。

“五十，九，九”，即1961年9月9日。“他的姑母林行规夫人”即潘承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