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弯弯：关于监狱的交叉记忆
编者按：“只有到失去了青春，才会明白青春的斩钉截铁手起刀落；只有到进入中年，才会了然中年的苟且偷生拖泥带水。更遑论那时我还只是童年，幼童们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中，也会天然地去寻找和亲近快乐。我记得西河下过的一场大雪，对于一脚踩下去看白雪没到膝盖的感觉历历在目；记得校舍后山上长着野生的桃梨与大丛的映山红，春天的时候，我们采下映山红的花，拔去花蕊，吃粉艳的花瓣，有一种带酸味儿的清甜。山上散落着坟茔，往往都没有墓碑，就是一座座坟起的土丘，秋天，坟上掉落了很多野梨子，小小的，只有乒乓球那么大，非常酸。但是我不记得吴阿姨曾经在这座山上开了一片地种些蔬菜以贴补家中伙食的辛劳，也不记得父母亲寒酸的工资到月底总是入不敷出的窘迫。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父亲田园牧歌式的写作深深遗憾，还曾经给他写过一段话，说“这个世界也许不需要赞美的诗篇，而需要诚实的本纪”；后来我不再提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他正是用这种安全的、稳妥的写作养活我的，它们不深刻，天真到迂阔，我想他一定衡量过抒情与谄媚的边界，小心翼翼地在前者的半亩清潭中裹步不前，漫游了一辈子。而我，被他用这样的写作养大的我，也已明白，人生中的一切，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重要的都是选择。”
记忆构成了我们的自我认知。没有记忆，我们无法知道自己是谁，无法理解自己从何而来，又如何活着。这是文学的一个母题。而弯弯深藏的记忆，带着寒冷和黑暗，虽然遥远，却始终在心底。书评推荐这篇优秀的记忆之作，因为它也能唤起你深藏心底的遥远记忆，更加认识到自己。
1
照片一看就没有任何摄影学基础，构图杂乱，焦点不明，一个十八线县城千人一面的广场，千人一面的喷水池，千人一面的跳舞大妈，但是右下角有块条石，镌着四个大字：监狱广场。
现在只有这块条石能提示，那是我度过大半个童年的地方，自从四十年前离开，我很少想起它。监狱是幽闭，广场是开放，这两个南辕北辙的词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不搭调的荒唐，但也是最直接的现实——这个广场属于江西省第四人民监狱。
我的童年很快乐，没有高墙铁网的阴暗记忆，那类记忆有的话恐怕也是属于长辈的。父亲说，在我两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抱着我，到监狱里去办事；忽然间警笛大作，有犯人越狱，狱警们抄起枪就往外跑，空气里都是上膛的声音，他急坏了，到处寻找躲藏的地方，最后紧紧搂住我，蜷缩在狱警办公室的桌子下面。
我当然不记得这事。我最早的人生记忆，应该是在此一年以后，是个晴天，我赤脚站在一条大河的岸边，带我来的有母亲、吴阿姨，或许还有梅央姐姐，挎着小竹篮来挖河蚬，青蚬子小小的，藏在沙下，洗净了，姜丝过油，无论爆炒或炖汤，都十分鲜美。细沙混杂着碎云母片，像宝石一样闪烁。水面如镜，一艘渡轮在河中央缓缓驶过，荡起的波纹一层层推到岸边，慢慢没过我的脚面，那感觉犹如一只清凉的手在爱抚，妙不可言；水退回时，那只手突然暗暗一拉，差点将我拽倒。
2008年的夏天，我带着三岁的儿子回厦门探望父母，临走前一天，忽然起了执念，要带孩子去看看大海。那是一个酷热的正午，整个海湾空寂无人，站在海天苍茫间，小小的孩童沉默不语，似乎这片水域太过浩瀚，完全超出了他的视觉经验。碧色海浪远远的卷过来，到了岸边转成素白，浪花淹过他的双脚，小孩惊讶地低下头看，海水退去时，他圆圆的小脚趾忽然用力屈曲，抓进沙层。我扶住他，蓦然想起了三岁的自己，现在我们两人，都拥有了对世界的共同体验，犹如叠映。
那条河叫西河，属于赣江的支流。人们从不管那个地方叫监狱，就称之为西河。你在哪工作？西河。西河有个车今天要去城里，有人要搭吗？西河太偏僻了，公交车不到，码头的渡轮，两三天才一班。父亲在回忆文章里说，1970年，他和母亲于厦门大学毕业后，已经在江西鄱阳湖的鲤鱼洲农场劳动了一年多，等候正式工作分配的通知。
这一年的冬天，通知到了，报到的单位是“南昌市4460信箱”。遵从军代表的安排，他们等了几乎一天，才等来接他们的一辆运煤车。我猜在等候的时间里，他们一定反复推测过这个神秘的信箱到底是哪儿，保密单位是一定的；也许他们曾心怀幻想，既然是保密单位，那会不会是某个核心的、高层的机构？
运煤车一路开，越开越偏僻，越开越是肃杀的荒郊，最后开进了铁网森森的大墙，青灰的岗楼，严酷的电网。父亲一回头，看到母亲哭了。他安慰母亲：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经做过囚犯，咱们是读中文系的，到这样的地方，说不定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呢？
以我对母亲的了解，若不是当时太难过，她一定一万个白眼翻过去，她可不想做陀思妥耶夫斯基，谁要做那个悲惨的作家啊，她上这儿不是来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的，而是她的人生就要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度过。
他们被分配在监狱子弟学校做老师，学生们都是狱警、管教干部和军代表的子女，我长到6岁时，也进了这个学校读书。西河孤悬野外，交通不便，这些孩子不可能跋山涉水到城里去上学。父母亲去的时候，那所学校只有小学，因为两个大学生的到来，才增设了初中部。
第二天，他们领了教学任务，去往总务科，分发教材教具的人斜着眼说：
“你们两个，只能领一套教材教具。”
“为什么？”
“反正你们是俩口子，共用一套就行啦！”
父亲瞠目不知所对，母亲反唇相讥：“好啊！反正我们是俩口子，以后上课只要去一个人就行了！”
对方顿时哑了。
这件事情，父亲在回忆文章里从来没有写过，是平常聊天的时候我听他们说的。一个人会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决定了他会是什么样的作者；又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决定了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材料。父亲并没有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后来确实凭借写作，从监狱远走高飞。他的行文，有着荷花淀式的淳朴和白杨礼赞式的歌颂；他喜欢听圆舞曲和进行曲，为人力所能创造的奇观而惊叹，赞美高耸入云的塔吊和横跨天堑的钢桥；手机铃声从不更换，永远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点没错，他的世界只有阳光，就算有阴影，也只许出现0.01秒，马上就会被阳光驱散。
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至少并不总是这样。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写的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和一个犯人交往的故事，小说的结局，是犯人被绑赴刑场，就在枪决前，突然开来了一辆车，下来几个戴白口罩穿白大褂的人，在犯人衣服上的某些部位，用粗笔画了两三个圆圈，然后跟行刑的战士耳语一番。文中说：“我一时不解，忽然反应过来，忍不住握紧拳头，浑身发抖。”
当时我年纪小，思来想去，不明白文中的“我”到底“忽然反应过来”什么。等我长大了，偶然想起这篇小说，自然懂得他所写何事，就开始遗憾，为什么他从写这样的故事，转了个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那本杂志后来找不着了，那篇小说，也许连底稿都没有了；我们的家实在是搬了太多次，他们用了9年的时间离开西河，又用了14年的时间离开江西，这一路丢掉了多少东西啊，终于回到厦门，那是他们度过大学生涯的秀美温婉小城。
2
自从被总务科的人刁难过，母亲就充满了戒备，像一只随时准备痛快还击的豹子，对四周保持着警觉。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回西河，闲聊时随口问了一句：“钟伯伯，我妈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妈啊，”钟伯伯摇晃着头上的白发，呵呵呵呵笑起来：“你妈以前可傲气了，见了谁都瞧不起。”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呢？”
钟伯伯笑得更厉害了：“因为她后来听说我是重庆医科大学毕业的……”
我和他会心一笑，这是我那亲娘没错了，她有学历崇拜，她还有洁癖。
西河冬天滴水成冰，如果想尝尝尖刀刺骨的滋味，只需把手伸进水里，马上就有一万根钢针穿过皮肉，刺进骨头，深深地扎进骨髓。这个季节洗被子特别苦，但是一个漫长的冬季，怎么可能一次被子都不洗呢？那个早晨恰是个晴日，女人们都把家里的木盆拖出来，母亲也拆了床单被套枕巾，她生长于亚热带海洋气候的皮肤十分畏寒，哆里哆嗦，笨手笨脚，旁边的吴阿姨看不过去了，劈手把她盆里的衣物夺过来：“算了算了，我帮你洗！”
两人一搭话，发现都是福州老乡，顿时亲密起来。吴阿姨是母亲在西河交到的第一个朋友，西河有个很大的砖瓦厂，犯人们在里头劳动改造，有些管教干部的家属也在砖瓦厂工作；吴阿姨就在厂里挑砖，那是个很底层、很累的体力活，所以她长年精瘦，脖子上总是搭着一条已经有点泛黄的擦汗毛巾。
父母那时候似乎很忙，除了上课，还要劳动和政治学习。母亲说过，我出生之后，有一次她开会的时候悄悄溜出来给我喂奶，结果下一次大会就是批判她的“小家庭意识”，没有把政治学习放在第一位。
实在顾不过来，父母就把我放在吴阿姨家，我在她家吃，在她家睡，跟她的三个孩子玩。吴阿姨养了一窝鸭子，卫华和建华每天要把鸭子赶出去觅食，我就跟在他们后面。冬天的早晨，卫华建华和梅央领着我，拿着长竹竿，去敲屋檐上挂着的一排排冰溜子，晶莹的冰溜子掉下来，我们用舌头舔着吃，技巧是必须舔得非常快，不能让舌头被冰粘住，这样才能在口腔里留下又凉又鲜的滋味。门前的女贞树，叶片双面都结着冰，如果足够小心细致，就能剥下来两片叶子型的冰片，有时甚至还带着叶脉的纹理，精美到我们不知该拿它们怎么办，放在手上会化，放在地上会脏。
在冬天，我每天都要换一块手绢，鼻涕太多，每每才过了中午，兜里的手绢已经团得稀脏，我要仔细翻找还有没有略为干爽的一角，能容得下我的下一个喷嚏。母亲让我自己洗手绢，我用指甲把一团团滑腻的鼻涕挤推到水里，它们像半透明的小小浮岛在盆里游动。天空阴沉得像一块肮脏的抹布，我把洗净的手绢拿进屋，火盆红亮。火盆是冬天的毒品，一靠近就离不开，挪开一尺就觉得寒气逼人。火盆上面架着一个高高的竹笼，火钳乌黑靠在一旁，用它拨一拨盆中燃烧的木炭，就燎起一排火星。我把洗好的手绢铺在竹笼上，炭火烘烤着它，腾起雪白的蒸汽，向空气中散发肥皂清冽的气味；母亲和吴阿姨坐在床沿做针线活，用诘屈聱牙的福州话聊天；我一边烤火，一边痴迷地看着蒸汽近乎妖娆地消散。
父亲说我小时候从不肯好好吃饭，但在吴阿姨家就吃嘛嘛香，实属不可理喻。最过分的一次是父亲专门为我煮了一碗面，猪油煎了荷包蛋，点上酱油香葱，在那个年代简直豪宴了；我横竖不吃，父亲没办法，把面偷偷端到隔壁吴阿姨家，吴阿姨来喊我，我就坐在她家饭桌前把这碗面吃了个底朝天。那时物资短缺，孩子们嘴馋，卫华建华会出去打麻雀，几只十几只那样拎回来，吴阿姨兴冲冲做了红烧麻雀，每次都叫我去一起打牙祭。
她家有一张老式雕花木床，很旧了，我最喜欢睡这里，因为高高的床栏上有三个小抽屉，只有半个巴掌大，喜鹊登枝的描金彩漆都已剥落。躺在床上，我被这三个小抽屉迷住了，它们太小了，有一种童话感，抽屉的拉手只有黄豆那么大，里面放着针头线脑，一把小剪子就能占掉一个抽屉的容量。应该也是在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深夜，我在这张床上忽然醒来，听到父亲进门，问吴阿姨：她睡了？吴阿姨赶忙“嘘”了一声，压低声音说：睡着啦。父亲说：谢谢你啊小吴，我来抱她回去。
我忽然决定要装睡，不让大家知道我醒着。闭着眼睛，感觉到一双大手小心地把我抄起来，抱在怀里往家走。那是一种知道别人不知道自己醒着的体验，一种小小的戏剧感，而紧接着，我忽然在一瞬间、从全身的每个毛孔中体会到被父亲抱在怀里的感觉，一种被温暖从头到脚包裹、几乎类似于子宫羊水中的感觉，我被这感觉震惊了，其实我被父亲抱过无数次，无数次在他肩头和腿上攀爬嬉戏，但只有在这个假装的夜晚，那种被毫无疑问爱着的亲密，才被昭示得如此强烈和明晰。
我们家后来也打了一张雕花木床，款式比吴阿姨家的新潮，没有小抽屉，但是在装饰柱上套着好些黄澄澄圆溜溜的木圈，用手急促一拨，木圈们围着柱子跑起来，发出哗啦哗啦的欢叫。小时候不懂得榫卯原理，一边玩一边纳闷这些木圈一点缝隙都没有，是怎么套进柱子里的呢？
4岁时的一个中午，我从这张木床上惊醒，发现父母亲正在吵架，母亲说：“离婚！”父亲憋了片刻，也怒道：“离就离！现在就去！”说完一个箭步，伸手要去打开门上的插销；母亲脸上忽然露出惊惶，抢上一步挡在门口。我放声哭起来，专心吵架的一对年轻人好像忽然醒悟还有我的存在，扭头看着我，一起露出恍然的表情，一个说：“孩子跟我！”另一个说：“不，孩子跟我！”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和好的，但我记得当时他们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同样年轻饱满的脸上，母亲的任性和恐惧，父亲的隐忍和盛怒；就像电影特写镜头一样，父亲的手伸向插销，母亲闪身拦住。过了很多年，我向父亲问起吵架的缘由，他笑起来，说是因为有个成分很不好的远房亲戚，他和母亲把这事瞒着，没有向组织汇报过，不成想某一日忽然败露了，两人一怕一急，说着说着就吵起来。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调离西河，我换了一所小学，在警校附近。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正在上课，校工突然进教室喊我，说外头有人找。我大为惊讶，出去一看，吴阿姨挎着一个篮子站在走廊，我赶紧迎上去，她掀开篮子上的盖布，里面满满装着粽子和咸蛋，她说马上就是端午节，这些粽子咸蛋都是她自己做的，给我送一些来。我一接过篮子她就要走，说还要去赶回西河的车；我依依不舍地跟在她后面，她转身向我挥手，让我回去上课，我没说话，依然跟着她，走廊墙上的红砖在眼底余光里掠过。出了走廊，没几步就是校门，我挎着沉甸甸的篮子，停下脚步，目送她急匆匆走远，她还是那样，旧衫旧裤，脖子上搭着一条又硬又黄的旧毛巾。
我并没有哭，我一向不是个泪包儿，0.7%盐分的液体也并不足以表达所有的情绪。
3，
家里有客人要来，母亲专门买了一些苹果，洗净了，放盘子里码成塔形，红艳水灵，搁在小桌中央。她就是有这种仪式感。
母亲出门后，我在每个苹果上都咬了一口，然后重新码好，缺口的那面朝内，完好的那面朝外。
客人来了，母亲热情地拿起一个苹果，发现被咬了一口，拿起一个又是，最后他们发现整盘苹果都被啃过，残留着小牙印。
西河有一个自办的幼儿园，非常简陋，就是找了个地方把小孩圈起来，再找几个五六十岁的老阿姨看着。有一天中午，老阿姨们例行打盹儿，我把篱笆围墙掏了个洞，带着小朋友们爬出来，领到家里，打开碗橱，分给每个小伙伴一条萝卜干，然后把床单枕巾全部扯下来，塞进大澡盆，拖到屋外水龙头下，丢进去整条肥皂，让大家光着脚跳进澡盆里踩。
那时候肥皂还是要凭票购买的，有个邻居碰巧路过，看见一群顽童拿澡盆当蹦床，肥皂水飞溅满地泡泡，不由得大惊失色，冲我叫道：“哎呀呀，你妈妈知道了会打死你的！”
我愤怒地喊回去：“才不会呢！我帮妈妈洗被子，她知道了会表扬我的！”
另一边，老阿姨们午睡醒来，发现所有的小孩都消失了，惶急之下，一个个哭了起来。
这个事情估计很出名，在往后的岁月里不断被提起；很遗憾，如此欢快的下午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不过我记得那个大澡盆，铝制的，光滑白亮，买它的那天母亲带着我一起去的。
我们坐上西河的渡轮，正是夏天，整条河都在发亮。我喜欢船，那种荡漾的移动；从甲板跑回船舱，好奇地上下巡寻，忽然发现角落有一间很小的舱房，里面有两张非常窄的床铺，这是船员的舱房，不像外面客舱只有一排排的木椅子。我站在小小舱房的门口，想象着躺在这里的感觉，那种动荡的睡眠，心里涌出羡慕。
过了河，再辗转乘车，然后步行。回程的时候，母亲迷路了，手上拖着一个足有半人高、硕大光鲜的澡盆，另一只手牵着我，在纵横的街巷里犹疑，转了半天，终于看到一个岗亭，母亲疾行过去，向岗亭里的交警问路。渡船靠岸的那个码头十分冷僻，穿白制服的交警一时也不得要领。他们交谈琢磨的当口，我仰脸看着母亲，那时候她还很年轻，短发，皮肤白皙光滑，一脸焦急。她穿了一件白底碎花的短袖翻领衬衫，这件衬衫我后来在电影《地久天长》中又看到了，咏梅坐着小渡轮与齐溪擦船而过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一模一样。
那个澡盆应该是我们家第一件奢侈品，非常大，如果曲起腿，我能躺着整个浸泡在热水中。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享受。以前母亲总是责备我：“一个女孩子，怎么那么不爱洗澡呢！”我要怎么爱呢，又麻烦，又冷！
过了两年她又弄来一个塑料大罩子，像蚊帐一样一头悬挂起来，底下整个罩住澡盆，冬天洗澡泡在盆里，罩子里热汽蒸腾，母亲拎着壶钻进来给我加热水，蒸汽立刻濡湿了她的头发，热气让她的脸色微红。
小时候我也算可以归在“野”的那一类，爬树翻墙，并且从来没有惧怕过虫子，母亲说我看到各种虫子都直接伸手捏死，到现在我见到蟑螂蜈蚣蜘蛛之类，从来不会发出娇滴滴的尖叫，抄起手边随便哪一件略趁手的工具解决就是。
但是母亲怕虫子怕到要死，我都不知道像她这样，是怎么在村子里长大、怎么在农场里劳动的。
每年春天我都养蚕，先是得到了一张小纸片，硬硬的蚕籽像一小把黑芝麻；我央求母亲去钟伯伯的医务所要几个空的注射液纸盒，蚕宝宝刚孵出来的时候又黑又细，像一群小难民。我每天忙着去采桑叶，夜里特别静的时候，侧耳倾听它们沙沙沙吃桑叶的声音。
待蚕长到白白胖胖，我最喜欢用手指推它们背上的褶皱，一直推到底，然后松开，看层层叠叠的褶皱回弹。有一回我抓起一些蚕宝宝，放几只爬在脸上，又放几只在两条胳膊上，走到母亲身后，叫一声“妈！”，母亲一回头，发出惊天动地的尖叫，方圆十里都听见了。
在清晨的薄雾里去采桑叶，草地上露水晶莹；长大后读到“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几乎产生一种时空倒流的感觉。西河有一株非常高大的桑树，不知多少年了，有一次小伙伴告诉我，这棵桑树上有野蚕，我闻言大喜，爬到树上去找，果然看到深绿的大叶片上趴着好些。我抓了十几条回来，野蚕长得丑，比家蚕瘦、黑，爬动的样子精干生猛。我把它们和养的蚕放在一起，再铺进去一大把新鲜桑叶，很开心的去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被母亲的尖叫惊醒，她把我从被窝里拉起来：“快管管你的蚕！怎么到处都是啊！”我一看，那些野蚕顶开了盒盖，正在桌上、地上爬动。一看盒子里我就惊呆了，所有白白胖胖的蚕宝宝，都被野蚕吃掉了。
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燃烧的愤怒，在母亲的尖叫声中，我一条一条把野蚕抓进盒子里，来到河边，用力把盒子掷进水中。站在岸上，看着它在流水中浮沉，感受到巨大的悔恨。
4
父亲和母亲授课的风格截然不同。初中生的顽皮跟小学生不一样，后者是懵懂的，前者带着叛逆期的某种自觉，要让他们心服口服不是容易的事。父亲对他班上的学生说：“如果你们能遵守课堂纪律，好好听讲，那么每节课的最后十分钟，我就给你们讲个故事。”他没有食言，用这一招彻底收服了那帮小泼猴。至于母亲，多年后我碰到她的一个学生，他说：“也不知怎么的，你妈妈往讲台上一站，拿眼睛一扫，我们马上都大气不敢出。”
我说：“听说我爸爸是给学生讲故事的。”
“你妈妈也讲故事。”
“她还会讲故事？”
“她讲鬼故事——吓得我们要死。”
监狱子弟学校的围墙外有一个巨型的大坑，足有二三十米深，年头十分久远，来历十分神秘，我后来问过吴阿姨，也问过父亲，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我曾疑心它过去是个弹药库，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爆炸了，否则怎么解释这个莫名其妙的天外来坑呢。坑底荒蒿密布，风起时草浪滚滚，像海涛一样发出啸声；草丛中生活着大群眼镜蛇，很少有人敢下去。有个劳改犯，刑满释放后就留在了西河，他有一手擒蛇绝技，迅如小李飞刀，只一招，旁人但见他伸手一捞，一条蛇就抓在手里。他把这绝技教给学校里最大胆最顽皮的几个男孩，也不知他是怎么传授的，有时候我站在坑边，心惊胆战地看着他们抓着树枝草茎一路滑行下到坑底，淹没在比人还高的荒草中。
我小时候体内大概是有什么热毒，常长疖疮。父亲班上有个孩子，跟着那个劳改犯学得擒蛇绝技，每次抓到了蛇，就跑到我家，一边喊着老师老师，一边举起蛇，那蛇还活着，唁唁地吐着信子，把母亲吓得连连倒退：“拿走！快拿走！”有个邻居擅剥蛇，在木桩上砸进一个钉子，钉尖朝外，把蛇往钉子上一挂，一刀划过，用手一剥，像脱衣服一样把整条蛇皮剥下来；蛇胆给另一个邻居，他胆大，而且最爱生吞蛇胆；蛇段就由父亲清炖了汤给我喝。我不知吃过多少这些孩子抓来的蛇，并且真的再也没长过疖疮。
我最喜欢的老师依稀记得姓唐，教音乐，她是上海人，皮肤很白皙，扎着马尾辫，我觉得她长得很漂亮。跟我们家来往比较多的老师中，有一个是我的体育老师，也是上海人，名叫海源，二十几岁，很年轻。忘了是我小学五年级还是初一，有一个星期天，吴阿姨从西河来到我家，进门先递给我一付崭新的跳绳，说是海源老师送给我的。然后对父母亲说，海源自杀了。
父母亲大吃一惊，连问为什么；吴阿姨也很困惑，说只知道他在自杀当天去看过一次处决犯人的现场，回来当晚就仰药自尽。
很多年以后，父亲告诉了我，人们大致拼凑出海源老师自杀的过程。当时他有一个相恋的女友，而他在上海的寡母不同意，她已经物色了一个上海姑娘，希望儿子将来能藉婚姻回沪。既无法割舍恋人，又不忍违逆母亲，海源老师郁郁寡欢，那天监狱处决刑犯，他闲来无事跟着去看，看完之后，有人听到他感叹了一句：“人生不过如此。”就在这天夜里，他结束了自己。
消息传到上海，他的母亲疯了，她只有这一个儿子啊，在此后的余生里，她每天傍晚去到弄堂口，对着都市的虚空呼唤：海源，回来啊；海源，回来啊。
那根跳绳我并没有就此珍藏起来，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死亡，我把那根跳绳玩到旧，在辗转的搬迁中丢失了。现在我居住在上海，也住过老旧的弄堂，那种建造于五六十年代的、已经破败不堪的公房，窗外线网杂乱，里弄中小径交叉犹如迷宫，走到弄堂口，偶尔想起这件旧事，我已经不记得海源老师的眉眼面目，只记得他是圆脸，也很白皙，腼腆地走进我们家门，腼腆地跟父母亲打招呼。穿出弄堂，就能看到梧桐掩映的街道和不远处的繁华霓虹，没有人会记得，多年前一个老妇人凄凉的呼喊，曾经在暮色里，无力又无效地被大上海明信片般情调的风景吞没。
只有到失去了青春，才会明白青春的斩钉截铁手起刀落；只有到进入中年，才会了然中年的苟且偷生拖泥带水。更遑论那时我还只是童年，幼童们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中，也会天然地去寻找和亲近快乐。我记得西河下过的一场大雪，对于一脚踩下去看白雪没到膝盖的感觉历历在目；记得校舍后山上长着野生的桃梨与大丛的映山红，春天的时候，我们采下映山红的花，拔去花蕊，吃粉艳的花瓣，有一种带酸味儿的清甜。山上散落着坟茔，往往都没有墓碑，就是一座座坟起的土丘，秋天，坟上掉落了很多野梨子，小小的，只有乒乓球那么大，非常酸。但是我不记得吴阿姨曾经在这座山上开了一片地种些蔬菜以贴补家中伙食的辛劳，也不记得父母亲寒酸的工资到月底总是入不敷出的窘迫。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父亲田园牧歌式的写作深深遗憾，还曾经给他写过一段话，说“这个世界也许不需要赞美的诗篇，而需要诚实的本纪”；后来我不再提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他正是用这种安全的、稳妥的写作养活我的，它们不深刻，天真到迂阔，我想他一定衡量过抒情与谄媚的边界，小心翼翼地在前者的半亩清潭中裹步不前，漫游了一辈子。而我，被他用这样的写作养大的我，也已明白，人生中的一切，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重要的都是选择。
我家在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彻底离开了江西，从那以后再也没回过西河。我最后一次回西河探望，是在大二的时候。那次我照旧住在吴阿姨家里，西河已经颓败到犹如一片断壁残桓，很多人家纷纷找各种方式和门路调走，吴阿姨一家也在谋求如何回福州。那时候她已经不挑砖了，也挑不动了。她每天包了饺子，早晨到礼堂门口去摆摊售卖。我跟她说：“早上我跟你一起去卖饺子吧。”她很开心，说好啊，到时候我叫你。
凌晨三点她就开始忙活，五点多叫我起床。她挑着炭火担子，我帮忙拿些零碎，来到大礼堂前的路边。正是寒冬，天色晦暗，四野空旷，凛风刺骨，吴阿姨指着礼堂的门洞说：“你快去躲一躲，那里没风。”礼堂的门上挂着累累大锁，这是一幢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门洞上还有个破破烂烂的五角星。缩在深深的门洞里，我想起来，皇帝驾崩的那天，我正在外面玩儿，忽然被人驱赶到这个礼堂里，进去一看，大概西河所有的人都在这儿了，里面哀乐震天，有人来回急忙着让大家列好队，我那时候五岁，夹在队列当中，前后都是不认识的大人，也看不到父母亲在哪里，我也并不慌张，因为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人都在哭，我前面的一个叔叔，穿着白衬衫，肩头一耸一耸，很多人把他们的头摇到左边又摇到右边，把腰弯到奇异的角度，喉咙里发出各种古怪的叫喊，这种集体失态的景观让我在讶异中忽然觉得想笑，但心里又恍惚知道在这种时候笑是不恰当的。
要到很多年以后，我才会为五岁时的自己庆幸，在我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面对集体的、戏剧性的失常和失态，既没有被它吓到，也没有被它带跑。如果当时是下意识的，那么，在往后的岁月里，我愿意这个反应越来越是有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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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到里头去办事，你想不想去看看？”傅大队长问。
“好啊。”
大二回西河那次，我搭了傅的顺路车，他是狱警大队长。这是我有自主记忆以来第一次跨进监狱的禁区，我们没去牢房，而是横穿过监房外围劳动改造的地带。
到处倾倒着一堆一堆烧废的煤渣，极目尽是荒芜，没有一根草，一棵树。明明知道在这禁区的围墙外面就有山河有万物，但是放眼望去，这片荒瘠似乎广大到无边无际，灰的土，黑的煤渣山，此外别无颜色，好像整个地球就是如此的废景，连一只飞鸟都不会再有。
一队犯人远远迎着我们走来，大约有十一二人，穿着灰黑色的囚服，低着头，神色阴郁，颓唐，疲惫，厌世。他们越走越近，那些囚犯看到我，眼中忽然精光大盛，一路灼灼盯视，我从来不知道目光还可以有这样巨大的体量和重量，完全承受不住，慌张地扭过头。我明白，如果不是身边有一队狱警，我早就被他们拖到煤渣山后，轮奸并且撕碎；事实上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
走出监狱，人间扑面而来。我朝钟伯伯家走去，他正坐在门口小桌前跟人搓麻将，我也不喊他，他摸张牌，一抬头看见我，把手边垒成一排的麻将一推，笑着站起来：“哎哟，看是谁来啦！”
临近黄昏的时候，我陪他去河边散步，夕阳柔美，河风将他萧疏细软的白发吹得竖起来，我走在旁边，看着他因为年老而开始踉跄的步伐，心中忽然涌起强烈的温情，伸手搀住他的胳膊，他呵呵笑起来，拍着我的手说：“啊，你喜欢我的，对不对？”
当然了。钟伯伯讲究美食，小时候过年去他家，他拿出一柄又圆又大亮晶晶的不锈钢汤勺，把火炉抬进屋里，打一大碗蛋液，剁上肉馅，教我用那柄汤勺做蛋饺。那是七十年代中期，西河只有钟伯伯家有不锈钢材质的大勺子，平时轻易不拿出来用。
母亲后来长久偏爱不锈钢制品，她会专门送给我一两把不锈钢勺，柄上压制着花纹；来我家的时候，还会查看一下她送的勺子们有没有被我粗心遗失。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话“不锈钢是无产阶级的奢侈品”，就想起钟伯伯家那把大汤勺，靠近红的炉火，金黄的蛋液在勺壁轻轻滚一圈，受热的蛋液立刻凝结成皮，中心填上馅，用筷子把蛋皮对折压一压，一个胖胖的蛋饺就出现了。
蛋饺是上海人的家常菜，上海人在生活中总有一些特别精致的细节，钟伯伯教我父亲做清蒸鱼，一定要先把水烧滚，中等大小的鱼蒸八分钟，大一点的蒸十分钟，多一分钟都不行，“肉会老”。在他家吃清蒸鱼，边上会配一小碟醋，点着细细的姜丝和麻油，我夹一块鱼肉蘸醋一尝，说：“像螃蟹。”钟伯伯笑起来，赞我能得美食之味。炒豆芽，他说，热油下锅，一二三，铲三下，撒盐，出锅。而如今的豆芽，肥大得粗俗，别说铲三下，铲三十下都未必能熟。
初中我变得自闭又拧巴，独处时很自在，一到人前就期期艾艾。有一次和父母一起回西河，大人们聚在屋里谈天，我站在一角不言不语，钟伯伯瞥我一眼，笑着逗趣：“你害什么臊啊？你小时候我还给你洗过澡呢！”我脸腾的红了，吴阿姨他们全都笑起来。
钟伯伯走到里屋，拿出一本新出版的新四军军史，比砖头还大还厚，指着里面一张照片，问我能不能看出哪个是他。那是一张大合影，几乎有百来号人，是翻拍的老照片，斑斑驳驳，每个人的脸还没有半个小指甲盖大，哪里看得出谁是谁。钟伯伯指着其中的一个说，那就是他。我把眼睛凑近，横竖辨认不出，所有人的脸都一团模糊，他怎么还能知道那人就是他？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钟伯伯当年是新四军骑兵队的卫生兵。他告诉我，在战场上，曾亲眼看到士兵被对方迎面一刀削飞了头颅，颈腔喷血，躯体却还在策马狂奔。
平时看不出来他是经历过血火酷烈的人，总是笑眯眯的，总是很宽容；吴阿姨的宽容是出于善良，钟伯伯的宽容似乎是出于懂得，他懂得我母亲最初的傲慢，懂得我青春期的局促。我记得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在一个夏日，钟伯伯说带我下河游泳，我说我不会游，他说你就趴在我背上，放心，不会淹着你的。
他背着我趟进西河里游起来，我搂着他的脖子，第一次看着滔滔黄浪就在嘴边耳下翻滚涌过，不由得害怕起来，踢着他要求上岸。钟伯伯劝慰无效，只得作罢。上得岸来，他放下我，笑啐一声：“没出息！”
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家离开了江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钟伯伯。在往后的岁月里，我越来越后悔，没有在能见着他的时候多问他一些问题，他一定能够告诉我很多父母亲年轻时的事，以及他自己的故事；他一定很愿意讲，愿意对我讲，凭他的学识、经历和见解，他也一定能讲得很好，我也一定能听得懂他话里的韵味和机锋。
在离开了江西十几年之后，有一次父亲跟我聊起钟伯伯，说你知道吗，钟伯伯以前还有个儿子，叫耀，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我大吃一惊：什么？他不是只有一个儿子辉吗？
母亲在旁边听到了，大声感慨：哎呀，耀小时候多聪明啊！腰里总别着一把木头小手枪，可神气啦！
我的记忆里没有耀，大概我那时候太小了，但是耀是一定见过我的，也许还逗我玩过。
耀是钟伯伯的大儿子，聪明伶俐，有一天中午，耀去一个小伙伴家里玩，那孩子的父亲是狱警干部，佩枪就藏在家中抽屉深处。男孩子顽皮，趁父亲不在家，把枪搜出来跟耀一起玩，不知怎的一个走火，一枪打中了耀的腹部。
枪声惊动了家属区的大人，钟伯伯赶来时，看到血流如注的儿子情况危急，来不及送到城里的医院，钟伯伯决定亲手给自己的儿子做手术。在动手术之前，耀还是清醒的，他问钟伯伯：爸爸，我会死吗？
那是耀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钟伯伯把耀的骨灰埋在自己家的门槛下，发誓永远都不离开西河。假使你知道上海之于上海人，就如同应许之地之于犹太人，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誓言。九十年代之后，西河日渐凋敝，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尽办法离开了，只有钟伯伯和他的老妻留了下来。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晚年的时候钟伯伯有严重的心脏病，他自己是医生，完全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时候打着打着麻将，他停下来往沙发上一躺，抚着胸口笑眯眯地说：哎呀，我的老朋友，又来捣乱啦。
几年前，我在上海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钟伯伯去世了。
我问：什么时候？
父亲说：一星期前。
我说：你怎么当时没告诉我呢？
父亲说：怕你难过嘛。
放下电话，我站在窗边，窗外是上海整齐规范的小区，在小小的方寸之地尽力开出一条小溪流，尽力做出一点蜿蜒的风貌，架着尽力有一点曲折的栈桥。这是钟伯伯永不回来的上海，现在，他和耀至少在同一次元了。我看着窗外，静静地流下两行泪水，我清楚的知道我不会再回西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