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沛東 | 評安东篱的《如何制作毛装》

編者按：本文原文為英文，發表在《中國季刊》2024年1-2. 感謝《中國季刊》和作者孫沛東授權波士頓書評翻譯出版，感謝作者孫沛東教授的親自翻譯。

英文出版信息：

Sun, Peidong. “How to Make a Mao Suit: Clothing the People of Communist China, 1949–1976 Antonia Finna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376 Pp. £25.99 (Pbk). ISBN 9781009359993.” The China Quarterly, 2024, 1–2. 

如何制作毛装：穿戴共产主义中国（1949-1976）

作者：安东篱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23年。

安东篱的《如何制作毛装》详细探讨了中国纺织和服装行业的演变，突出其在多个方面的重要贡献。该书打破了“1949年分界线”的迷思，展现了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服装制度的历史“毛细管流动”，通过服装技术转移、分配和消费的视角，描述了从北京、上海等城市中心到农村，再到其他亚洲国家的发展过程。她着重强调了中国纺织和服装行业的现代化，揭示了在毛泽东统治下性别、劳动和国家政策的相互作用，生动地呈现了服装对社会的影响。该书进一步探讨了物质文化和科学史如何丰富我们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政策决策和国家建设的理解。除了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之外，它还深入探讨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揭示了服装如何反映社会变迁、技术进步，以及权力和认同的变化。

安东篱精心谋篇布局，通过探索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的着装实践，强调连续性和变革。第一章讨论了“红帮裁缝”和中山装，突出了东西方裁剪技术的融合及其重要性。第二章探讨了裁剪工具和布料的演变，展示了来自国外的技术影响。第三章详细描述了向制服的转变，探讨了制服如何在社会上渐渐获得接纳，以及制服的着装规范。第四章突出了女性在服装生产中的角色，强调了缝纫学校的重要性。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探讨了配给制的影响和缝纫机行业的兴起。第七章和第八章深入研究了服装剪裁与缝制书籍、其发展和服装制作教本经历的挑战。第九章讨论了性别与服装，讨论中国女性如何穿着才算得体适宜。这样的章节设置，不但描绘了毛时代服饰的变革，而且将服装置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元互动中，提供了对这一时期中国独特服饰制度的深入探讨。

历史同理心对于道德而言，至关重要。在学术领域，高智商和能力强的学者不少见，真正稀缺的是那些具有道德完整性、同情心和正直的人。“婴儿潮”一代的中国研究专家的一个显著优势是他们亲身经历了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的中国历史演变。安东篱教授就是其中之一。直接证据包括她1972年的一张在中国所拍的照片，当时，她作为一名外国教师在上海授课，穿着中式长袖灰棉夹克（第272页）。这种“历史现场直击者”的视角使他们能够全面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转型。在这一代杰出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安东篱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更高的学术标准。出生并在大陆成长，如今身在海外的华裔中国研究学者，往往带着过往生活经历的暗伤，很难摆脱在痛苦和忌惮中书写的境遇，这些叙述由此不免受到历史性恐惧和创伤的浸入。相比之下，安东篱及其同辈则对中国民众和社会怀着深厚的同情心，进行研究和写作，尽管他们对中国复杂性的研究，时常伴随着惋惜和痛心。这种对比，也帮我反思自己的学术研究，“宽容不足，苛责有余”不可取，同情式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复杂性，更真诚。

此外，安东篱深度参与相关学术社区。对后来学者使用墨尔本大学贝利尤图书馆（The Baillieu Library）相关研究资源，她留下了指引性的“面包屑”。对研究1949年以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年大陆当代史档案资源，她做出了审慎评估：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到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以前，大陆档案开放似乎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阳春，”最近10多年大陆档案开放的紧缩，以及档案数码化让查阅更为便利，但清晰度不高，建档的来由缺少说明等等，她对使用这些档案的优缺点有着非常清醒的判断。此外，她对培养年轻一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倾注心血：学者往往将自己的著作献给家人或良师益友，而安东篱教授将她退休后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献给几位她培养的博士们，展现了一份来自学术导师的独特而令人钦佩的承诺。

该书综合援引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展示了安东篱教授对历史研究准确性和深度的非凡把握。档案文件，如调查报告和来自各市档案馆的政府报告和文件，提供了对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的第一手观察。不仅如此，安东篱还结合了大量涵盖服装历史和文化的多个面向的（包括著作、文章和报刊等）的已有研究，为建构毛泽东时代中国着装制度这个新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口述历史、信件和回忆录增加了独特的个人维度，而官方记录和统计数据则使详细分析当时人口和社会经济趋势成为可能。此外，通过引用展览和服装设计手册来研究视觉和物质文化，进一步增强了叙述，突出了物品的文化意义。彷佛“一根针穿起两座城，”这种多维方法丰富了叙述的视角，作者的历史视野远在北京和上海之外，突显了她在编纂一部详细且全面探索服装制度“大历史”时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在追求卓越的学术研究中，学术批评应该尊重作者的学术努力和贡献，并提出适当的建议。按照这个原则，我希望讨论书中潜在的改进之处，囿于篇幅有限，略及两处。一个方面涉及视觉材料的呈现。鉴于该书的选题，读者或许对丰富且有代表性的图像照片资料，包括高质量的服装老照片和服装设计图样等，有较高的期待。作者通过长期广泛的研究，也收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图像资料，为书中立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影像佐证。然而，图像和照片印刷质量有待提高；某些页面（如第70、29、57、122、180页）的图像似乎因分辨率较低而受到影响不小，与其他页面（如第120、150、190页）的高质量图像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异并非由于原图的图像质量所致，因为书中提供了来自相似历史时期的图像和照片的清晰度很高。

另一方面，作者在书中讨论了20世纪50年代从传统汉字到简化汉字的转变，笔者注意到该书附录和术语表等各部分在字符使用上并不一致。比如女裤，她有时写成“坤单西库，”有时写成“坤单西裤”（第326、299和298页等）。这种混用，可能会让那些对传统汉字和简化汉字差异不甚了了的读者，心生疑窦。

然而，瑕不掩瑜。安东篱的书的优点远远超过任何缺陷。《如何制作毛装》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学材料。其细致的探索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当代历史及其通过“一针一线”进行的全球互动的理解，使这本书成为历史、经济和文化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力作。

作者：孙沛东 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