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亚娜·诺伊曼 | 时间停止了*尾声

1939 年，诺伊曼 - 哈斯家族有三十四人住在捷克斯洛伐 克。其中三人，或因为不是犹太人，或因为是“混血儿”且年 纪太小，而没有被遣送。只有两人，洛塔尔与汉斯，完全逃脱 了被送走的命运。其他所有人，共二十九人，年龄从八岁至六十岁不等，被 遣送进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拉脱维亚与波兰的集中营。

四人回来了。

我父亲的堂兄埃里克·诺伊曼在马格德堡被解救，埃里克 的弟弟奥塔因在河里游泳，于 1941 年在奥斯威辛被折磨并杀 害。埃里克是里加营地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战后他又结婚 了，并于 1946 年有了个名叫耶纳(Jana)的女儿。他家一开 始住在捷克小镇特热比奇，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被迫搬到布 拉格，因为当地高中因耶纳是犹太人而拒绝她入学。

埃里克随后被监禁，既因为他是犹太人，也因为他同西 方的堂弟们以及叔叔们保持联系。耶纳现在同丈夫与女儿一起住在巴黎。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她，尽管我们以前从未见过 面，但在巴黎北站 a （原文为法文“Parisian Gare du Nord”。）到站站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第一眼 就认出了彼此。她的父亲从不讲起战争的事，但每当耶纳分 享她所知晓的他的战时经历时，她蓝色的大眼睛里就满是泪 水，至今如此。

波拉克家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人幸存，我父亲的表兄表姐兹 德涅克、哈娜与齐塔，他们构成了幸存者四人组。他们在一系 列营地中见证了拘留的情况，包括泰雷津、库尔茨巴赫、达豪 与奥斯威辛。我见过他们儿孙中的许多人。波拉克三兄妹的曾 孙辈有二十九人。

兹德涅克·波拉克在达豪被解救。1945 年 6 月，他回到 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特普利采的家中，1949 年移居以色列，在 那里重新结婚，育有一子。1956 年，他前往以色列犹太大屠 杀纪念馆 b（原文为希伯来文“Yad Vashem”。），代表他家每一名遇难者填写了证词页。两个月后， 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营中失去了丈夫的哈娜·波拉科娃于 1945 年同布痕瓦 尔德的一名幸存者结婚。他们育有两名子女。她余生住在特普 利采，并于 1979 年 c（ 原文误作 1973 年，经作者确认后更正。）去世。

包括我祖母在内被送往奥斯威辛的 1 500 人中，有 51 人幸存，齐塔·波拉科娃是其中之一。她从死亡行军中逃离， 藏身波兰的一处谷仓之中，随后俄国士兵救了她，他们最终 把她带到布拉格。齐塔同一名捷克斯洛伐克退伍军人结婚， 并搬回特普利采。他们在那里养育了女儿达尼埃拉。1968 年， 齐塔搬到瑞士，并在那里生活，直至 2002 年。她晚年将一些 回忆诉诸文字，但除此之外，波拉克家的幸存者们鲜少提及 这场战争。

我祖父在营中照顾过的施特拉·克龙贝格尔于 1945 年在 泰雷津被营救。她在布拉格找到汉斯与洛塔尔，讲述了她和 奥托的事，徒劳地等他回来，此后，她于 1946 年搬去美国同 她女儿团聚。几个月后，她前往加利福尼亚，去见奥托的兄 弟维克托·纽曼与已经改姓巴顿(Barton)的里哈德。施特拉 向他们讲述了他们的兄弟如何度过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最 终，施特拉同维克托结婚，成了施特拉·纽曼。二人在圣地 亚哥平静度日，在那里，施特拉为《圣地亚哥时报》撰写每 周烹饪专栏。她从未对维克托的儿孙们讲起过这场战争。我 联系上孙辈中的两人，即我堂兄格雷格与维克托时，他们完 全不知道自己有犹太血统，也不知道他们的继祖母进过集中 营。但施特拉确实对她自己的女儿与外孙女们吐露过她的一 些经历，她们慷慨地分享了回忆。

里哈德·诺伊曼(后改姓巴顿)在加拉加斯逗留了几年， 确保他的侄子们顺利安顿下来。然后他搬回美国，在那里同一 个名叫埃迪特(Edith)的捷克女子结婚。他们没有子女，住在拉霍亚，同洛塔尔与汉斯保持着联系，直到 1980 年里哈德 去世。埃迪特一直活到 2003 年。我见过她几次，但她从未提 起过这场战争，或任何其他家人的存在。

洛塔尔与弟弟汉斯共同创建了科里蒙集团，1964 年他们 到达委内瑞拉十五年之际，洛塔尔离开那里去往瑞士。那里， 他同薇拉在小镇金金斯安静度日，抚养他们的两个女儿苏珊娜 与马德琳(马达拉)，搜集像杜米埃与珂勒惠支那样具有社会 责任感的艺术家的画作，也搜集新艺术派作品。终其一生，洛 塔尔都在私下里支持着捷克难民与大屠杀幸存者。

1949 年，兹登卡生下了她同维克托·克纳普的独生女露 西娅。1955 年，维克托因另一个女人而离开兹登卡，他们 的关系就此结束了。露西娅告诉我，后来的人对兹登卡的爱 没一个能和洛塔尔的相提并论。她解释说，兹登卡临终前坦 承，她十分后悔离开洛塔尔，但在她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 太迟了。

兹登卡从未丧失独立思想。她在文学刊物《文学报》a（原文为捷克文“Literární noviny”。） 工 作，在上面写了很多文章。她也担任业余法官。1968 年，兹 登卡担忧“布拉格之春”的后果，与女儿露西娅离开了捷克斯 洛伐克。她们没打招呼就出现在洛塔尔在瑞士的家门口。洛塔 尔与薇拉收留了她们一些时日，然后帮她们在瑞士重新安顿。

洛塔尔与兹登卡努力维持友谊。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们一致认为，他们最好各自分开继续生活，将他们共同的经 历深埋心底。洛塔尔最后的日子里因帕金森症身心俱弱，他还 在迫切呼唤着兹登卡。但几个月前，她遭遇了一场事故，导致 她无法行走，无法出行探望他。他们再没有见过面。洛塔尔于 1992 年去世。兹登卡则在十一年之后去世。不同于我追查的其 他女性，兹登卡虽然后来又结了两次婚，但她从不改姓。她终 生保持着诺伊曼诺娃的姓，这是诺伊曼在捷克语中的女性形式。

洛塔尔与薇拉将他们的艺术藏品以及洛塔尔拍摄的照片捐 给布拉格的多家博物馆。2012 年，薇拉通过他们的女儿马达 拉，将洛塔尔的几盒书信、文件与他的相册寄给我。薇拉于 2012 年去世。

战后兹德涅克·图马在蒙塔纳工作，1947 年同妻子一起 搬去了斯塔雷梅斯托镇，他们在那里养育了两个儿子。他终身 从事涂料业。不同于汉斯，他对家人讲了一些他在柏林时候的 事。他继续以读诗写诗为乐，还把里尔克的抒情诗《爱与死亡 之歌》从德语译成了捷克语。尽管兹德涅克与汉斯住在截然不 同的世界，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秘密的伙伴关系与持 续终身的友谊给他们都带来了极大的快乐，直到 1991 年兹德 涅克在家人的陪伴下去世。

米拉与汉斯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全是问题，但他们还是在加 拉加斯过起了日子，抚养儿子，也就是后来改名米格尔的我同 父异母的哥哥米哈尔。他们在 1969 年离婚之前已经分居很久 了。尽管米拉多次冒死给汉斯带来食物与慰藉，她也从不讲过去的事。童年时我随父亲拜访过她几次，每次她都做他最喜欢 的香草小甜饼。米拉与汉斯的友谊一直持续到 1990 年她在纽 约去世。她去世后，我父亲开始把她做给他的幸运娃娃存放在 他床边的抽屉里，在他父母的照片下面。我不知道他究竟在什 么时候把它放进了我的盒子。

战后，汉斯继续取得了许多成就，多到我估计需要另写一 本书来告诉你一切。他是商人、慈善家，精力无穷，生意横跨 多国多行业——制造业、报业、农业、旅游业。他对艺术与教 育的热情驱使他创立了惠及数千人的项目。委内瑞拉至今有两 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在加拉加斯，一条在巴伦西亚。 在他 1945 年致信他的叔叔里哈德时，在他持续“工作、工作、 工作”的整个一生中，激情从未离他而去。在他经历多次中风， 于 2001 年 9 月 9 日去世前，他才创立了反对查韦斯政权的重 要报纸，他已经预见到了查韦斯政权的灾难性后果。

在我早年关于我父亲的记忆中，他总是坐在那里，在房子 后生机勃勃的花园里的长屋内修手表。但现在我可以想象他， 在布拉格，青春年少，颠三倒四。我珍爱着照片、书信、文字 与逸事帮我建构的心理意象。我看见我父亲躺在布拉格鹅卵石 路的中间，兹德涅克在角落里咯咯笑，等着把毫无戒备的路人 吓一跳。我想象他在河岸边的长椅上写诗，狂蹬自行车，从车 上摔下来，吃饭迟到，总是衣着凌乱。我想象他同奥托、埃拉与洛塔尔在一起，他们在利布其采的花园里梦幻的光照下欢乐 地逗狗狗们玩。欢笑声、伏尔塔瓦河的奔流声、树上的风声， 响亮到让人再也听不见时间的嘀嗒声。

我童年时代一直期待着能有个谜团找上门。当它终于出现 时，我花了几十年去解谜。如今我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孩子的 成年人，我终于找到了布拉格平卡斯犹太会堂墙上问号的原 因;我得知了父亲半夜里尖叫着醒来的原因;我解开了身份证 的谜团，以及小时候困扰我的关于父亲的其他一切。

我信守帮他撰写事迹的承诺。我穿越时光去调查，找到了 他，在此过程中也找到了他的家庭，以及我自己的家庭。我可 以看见我的孩子们和前人的联系。我可以看见在一代人身上消 失了的特质必定会在另一代人身上出现。

在关于时间的问题上，我的孩子们很像汉斯。 “九点了，”有一次我对时年五岁的小女儿说，“该去睡觉了。” “是九点零四分。”不出所料她皱起了眉，不是因为我送她去睡觉惹恼了她，而是因为我缺乏精确度。至今她还会纠正我。 我的二女儿在床边放了个黄铜钟摆作为纪念品。每晚她入 睡前都要雷打不动地转上八次。我一再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在她更小的时候，她有一次回答说:“为了防止做噩梦。”现在， 如果我坚持问，她会回答:“因为我必须这么做，也许是为了 好运。我就是必须做，不知道为什么。”

我家老大也一定要在床边放个钟，不然他就不睡觉。他一直声称他需要知道时间。哪怕没有设闹钟，也不管在哪 里，他总是每天早上六点半醒。所有人都向我保证，说这种 习惯肯定会变，说所有青少年都会睡懒觉。但他从不睡懒 觉，哪怕他就快成年了。

我的孩子们从未见过他们的外祖父，那个修表人。他们 经常听我讲起他。但我直到最近才告诉他们他的那些手表与 对守时的执念。有人说，创伤能在某种程度上遗传，无论你 出生于其中的环境有多遥远、多隐蔽。我与我的孩子们就这 个主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他们坚信，我们每个人都决定并 塑造着我们之所是，坚信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与观察他人中学 习，坚信无以言说的创伤与教训不会以某种方式镌刻在我们 的基因中。我们如何举止，我们成为谁，都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不完全同意他们。我们当然支配着自己的身份，但不是绝 对的。

我喜欢相信，生活的经验教训会刻进我们内心，并传承下 去。我们选择我们是谁，但我们的选择也总是由我们的出处所 塑造，哪怕我们不知道出自哪里。对于现在来说，过去是固有 的，哪怕有人不予理会。它是决定我们选择成为什么人的部分 机制。我的三个孩子说说笑笑时，我看着他们，祈祷除了守时 与坚韧，他们也拥有我父亲的果敢、诗意与坚强。还希望有一 点他的好运气。

父亲收藏的钟表中，有一个我没有小时候关于它的记忆。 我向母亲求证，她证实它对他有特别意义。我喜欢所有钟表，喜欢它们的复杂性、装饰性的雕刻与色彩，但这件计时器是我 的最爱。它像一本书。它显示时间，但不发出声音。事实上它 根本就不是一块表。

它是一种叫象牙双联画的天文装置，在德国城市纽伦堡 制造。多数类似的物件由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初的六大家族 的成员制作。这一件的制作者可能是十七世纪初的保罗·莱 因曼。它很精巧，只有几厘米宽，放在我的手心里正合适。它由 两块象牙板组成。它的一侧是雕花书脊，带有镀金黄铜制的装 饰铰链。另一侧是两个小巧精致的黄铜插销，让这两块板保持 闭合状态。 打开书册，露出两个完美对称的圆，一页一个。每个圆都 标有数字，框在精心雕刻的花环与花朵图案中，数字与图案都 染成酒红色与黑色。铰链附近的微型黄铜杆可以使它调节到打 开状态。 左面的板上有一个显示时间的日晷。另一块板上是指示方 向的指南针。日晷上有一张脸，根据你看它时的不同角度，它 会看似生气或满足。

当我把它抱在双手之间，当我打开它，我感到和父亲之间 的联结。它很简单。没有复杂的机件要上发条、维护或维修。 没有可供欣赏的外壳，没有可供确认时间是否真的在流逝的转 动的齿轮。至于方向，只要拿着它时保持稳定即可。要知道时 间，需要小心倾斜它。时间会由阴影的位置标明。所要做的只 是耐心捕捉太阳投下的光芒。有时，我失去了方向。我忘了时间已经流逝。刹那间，我 想再次冲向父亲。我想沿着大厅的格子地面向那间没有窗户的 长屋狂奔而去，然后，在他推起面罩，从他的那些手表中抬起 头时，解释说，我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我必须让他知道，我 找到了他曾经所是的那个少年，那个倒霉小囡，并让他知道我 爱他。我有多尊敬他后来成为的那个男人，就有多爱那个少年。 我渴望告诉父亲，我在他利布其采房子的花园里到处逛，在现 在住在里面的人精心制作的书桌上写我们的书。我需要向他保 证，再也没有问题了。我想双手搂住他，把头靠在他的心头， 在机件声淡出之时，在寂静之中，低语，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