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 | 黑暗时代的星火与幸存
——读向承鉴回忆录《炼狱归魂》
编者按：大饥荒年代发生在甘肃天水的“星火”案，是中国当代社会抗争史上英勇的一页，兰州大学以张春元为首的《星火》发起者和志同道合者，摒弃了传统的上书形式，直接撰文批判独裁统治，揭露大饥荒的成因，并呼吁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此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张春元、杜映华、林昭壮烈牺牲，顾雁、向承鉴、苗庆久分别获十七、十八、二十年长刑。
有关“星火”案，目前已经出版的有谭蝉雪《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今年由博登书屋在纽约推出的《炼狱归魂——大饥荒年代“星火”案幸存者的回忆》，是第二部相关作品。作者向承鉴，《星火》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刻印者之一，他呈现了案发前后的社会脉络，并描写了自己在天水、兰州和青海巴仓、德令哈长达十八年的劳改经历。
本书也是“民间档案馆系列丛书”的第一本，艾晓明为该书撰写了长篇序言，深入阐述了该书作为幸存者证言的认识价值。今天有志于社会改变的青年，应该读读这本书，从而了解暴政何以形成，而反抗者的勇气和道德力量来自何处。
01 《炼狱归魂》封面封底
黑暗时代的星火与幸存
——读向承鉴回忆录《炼狱归魂》
艾晓明
《炼狱归魂——大饥荒年代“星火”案幸存者的回忆（1957-1981）》，作者向承鉴，是当年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的当事人。1960年，亲历大饥荒的惨烈后果，被发配在天水武山农村“劳动考查”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自印刊物《星火》，揭露极权罪恶，发起抗争行动。这部回忆录的部分章节，曾收入到《星火》幸存者谭蝉雪的《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1 一书中，初稿曾分章载于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页；○2今年由博登书屋正式出版。
全书分为为上、中、下三部，共十三章，超过三十五万字。
02 作者向承鉴，2022年6月，艾晓明摄
第一部《正青春喋血时》有四章内容，包括兰大的鸣放和反右两章，押送到天水武山县劳动考查两章，时间从1957年开始到1960年9月底案发被捕。
第二部《炼狱行》共六章，记录了作者被捕后十九年的经历。前两章的内容是在武山看守所关押至上诉被驳回，定罪判刑，前后时间二十二个月。接下来的四章分别为在兰州砖瓦厂服刑近四年，“文革”开始后到饮马农场三年，再迁至青海门源的巴仓农场接近两年，最后到达德令哈农场，在此服刑八年。时间跨度从1960年9月30日至1979年右派改正。
第三部《归魂路》三章，记叙了作者在劳改满刑后留场就业的情况。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后，他回到兰州，与同案难友往返天水争取到全案平反，并继续上诉，推翻了对他个人“罪行轻微”“免予刑事处分”的结论，获得无罪判决。此后回到兰州工作，重建个人生活。
作为当年一桩大案要案的当事人，同时也是反右、劳改的幸存者，向承鉴的回忆对于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有着重要价值。首先，它是继谭蝉雪的《求索》之后有关《星火》案的又一证言，是关于这场抗争的历史文献。作者呈现了案发前后的社会脉络，描述了《星火》同人——一群初出茅庐的青年思想者挑战极权专制的壮举。第二，它是西部多所劳改营的记录，作者描述了在甘肃、青海等地长达十八年的劳改经历，展开了了一幅中国式古拉格的西部长卷。第三，它是一位反抗者的心灵史，在国家机器的暴力碾压下，作者以坚韧的意志存活下来，并完成了他对那个时代的宣判。
展读这部回忆录，犹如进入通向黑暗时代的隧道。这一切首先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的。
一、学府暴政——兰大反右之殇
1957年鸣放时期，向承鉴年方十八，时值大学一年级下学期。他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鸣放，还被选为班里鸣放委员会的委员。当时所提的意见，在高校中也有普遍性，如赞成“教授治校”，对大字报中暴露出来的某校领导作风败坏提出批评……反右期间，这些言论被恶意扭曲，成了“向党进攻”，甚至夸大为“要杀共产党”。如此，他经历了有团省委宣传部部长指导下的班级批斗会，被兰大党委“点将台”点名划右……青春喋血，苦难命运由此拉开序幕。
在向承鉴的反右经历中，呈现了那个时代怎样的面向呢？
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向承鉴和他的学友们当年所提意见不要说都是正确的，即使有错误，也完全符合整风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值得深思的并不在于这些意见的是非本身，而是在于，鸣放到反右这个急转弯，它出尔反尔，不合情理；这种全然反理性的政治实践，却怎么变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现实？它的实质是什么，意义在哪里？
从反右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来看，右派的命运是事先注定的。无论这些右派学生是否真的“反党”，他们早就被预设为反党分子了。大专院校在每个地区都是整风的重点场所，兰州大学在甘肃是首屈一指的重点院校，而向承鉴所在的化学系，在甘肃省的整风“反右”中，则是重中之重。《人民日报》那篇反右的冲锋号——6月8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不到十天，在1957年的6月17、18日，甘肃省委由张仲良、常志修召开会议，检查了兰大和西北师范学院的整风工作，并向中央办公厅做了如下汇报，其中已经定下来右派学生的人数比例：
兰大的情况是：右派分子以副校长陈思伟（九三）及化学系主任左宗其（陈的爱人）为首想夺取学校的领导权，认为校长林迪生（党员）无能力，是奴才，教务长陆绒林（校党委委员）是宗派主义者。他们主张学校并系，企图把党员系主任给并掉。十六日陈带了三个学生去西安要求派教授来兰大，以便扩大自己的势力。兰大的师生人员情况是：助教以上共有二○六人，其中左派占百分之八点七强，中间派占百分之七十一点八强，右派占百分之十九点四强。学生共有一五一九人，其中左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中间派占百分之六十二点六，右派占百分之十三。○3
在向承鉴的回忆中，兰大的鸣放正是从陈时伟传达当年最高国务会议精神开始的，主持这个会议的就是毛泽东主席。经过层层动员，甚至上升到对待党的态度这个高度，学生们才积极投入到整风运动中。结果，陈时伟成了兰大反右的第一个牺牲品，向承鉴也属首批被划为右派的二十个学生之一。按照上述汇报，兰州大学已经划出了将近二百的右派学生。这也就是向承鉴所说的，参加了两周的鸣放，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这场疾风暴雨突如其来，年轻学生怎么会认罪呢？的确，在相对安稳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今天的读者无法理解一个正常的学人，怎么能够失去尊严和傲骨，接受自我批判和羞辱。
然而回到当年的历史环境，就能明白，反右全然不是会议和文件中的思想观念之争，而是在所有人群中展开的言论入罪实践，是一场波及全国各阶层的强迫认罪运动。在这里，针对单位里任何领导或者具体工作的批评都可以成为罪状，如果有伸张公民权利的意见以及其他政治性言论，那就更是弥天大罪。当年同样被划为右派的大学生陶渭熊，将这一时期的高校内反右称之为“学府暴政”，其特征之一就是：校园完全变成了审判罪犯的场所：
反右时学校就是法院。每个系科、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是审判庭，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审讯、逼供、量刑、定罪。而这样的审判，不需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不需检察院提起公诉，不需要律师辩护，更不准个人申辩，也没得正式的判决书；一句话，不需要任何司法程序，只需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甚至党员个人认定某学生是右派分子，就可以对他实施一系列的非法审判。○4
为了迫使学生和教师自承右派的角色，将自己人格化为新生的阶级敌人，从而证实高层反右的必要性，各种精神和肉体的迫害随之而来。陶渭熊将这个有组织、程序化的强迫认罪概括为八点：
大字报围攻
批判斗争
非法搜查
监视、隔离
栽赃陷害
道德审判
党的判决书
对未成年人的审判
在这一系列通过行政力量来贯彻执行的“猎巫”行动中，向承鉴，这个来自工农家庭的单纯学生，如他的兰大难友一样，陷入了荒谬的处境。如果他真心反党，这可以说是一场悲剧；可是他不仅不反党，而且对党有着全身心的情感认同。根据共产党的阶级路线，他出身贫困家庭，这类家庭属于党的阶级基础。党在他的心中，正如歌中的比喻，是穷苦人民的救星。他在班级批判会上如此反驳说：
交代“我要杀共产党”吗？这话我没说过，谁说了谁交代，与我无关。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没神经错乱。我家世代贫农，我自幼逃荒要饭，是共产党救了我和我全家。解放后我是全县第一任少先队长，我姐是全县第一个共青团员；我从中学到大学一直享受助学金，对共产党只有感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对共产党恨从何而来？
没有人回答向承鉴的问题，相反，同情他、拒绝揭发的朋友如冯淑筠等人，相继被划为右派。仇恨宣传使年轻人分裂，右派学生顶着莫须有的罪名，被孤立、唾弃，落入仇恨和鄙视的陷阱。当年的报纸宣传，反右的调门日益增高，语言暴力和人格侮辱花样翻新，由这种舆论煽动起来的强迫认罪，把寝室也变成了囚笼。向承鉴描写了他的处境：
我的床四周，靠墙的一面贴着各种标语、口号；其他三面用绳子拦住，绳上挂满条幅。在我头部位置，条幅上写着“彻底砸烂右派分子向承鉴的狗头！”
整个拐角楼像座墓地，宿舍就像灵堂。每晚上床睡觉，我只能掀开这些白纸幡帐钻进去。我感觉就像睡在棺材里，自己成了一具活尸。
批斗会从连续三个小时，到持续了三个月的疲劳战：
先叫我站着交代，一站就是七八小时。待到马上要栽倒，才叫坐着写交代。我不知交代什么，写什么。我愿意交代我的任何罪行，但无法对上吕的“口供”。左派们对我的耳膜吼，推我的座椅，搡我的身体，擂我面前的书桌，没有分秒不停歇。即使我抖擞精神，尽最大意志去写交代，头脑已经不听使唤。笔尖刚要接触纸面，眼前一黑，笔尖重重戳在纸上。笔尖弯了，颈椎像是断了，头颅以自由落体的运动形式砸到桌面上。“嘭”的一声，我已无法写出最简单的“一”字来。
在这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下，向承鉴直接去了派出所，要求将他收留送去监狱；他甚至想到一死了之。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认罪。熬到1958年6月，他被划为极右，处罚为保留学籍，劳动考查。
这是向承鉴与那一代右派学生的成年仪式：
1957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我是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之一。我当时还年轻，并非真的理解了争取自由民主。“东邻失火，殃及池鱼”，我不过是鱼池里一条很小的鱼。反右过后，我才意识到这场运动的严重性。
以向承鉴的大学经历为例，我们从这场成年仪式里看到了什么？
假如我们说土改、工商业改造等运动，涉及到对土地、私营企业的剥夺，那么就高校反右来说，被剥夺的并没有具体的物质财富。那么，反右的目的是要争夺党对学校的领导权、控制权吗？我认为也不是，因为这些权力本来就在执政党手里。它不曾被夺走，更没有受到普遍的挑战。即使是主张“教授治校”，也仅仅是意见而已。倘若真的实现了教授治校，党群关系不是会更好吗？那么，是要巩固党的思想影响力？或许是，但从向承鉴的自辩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对党的思想是多么拥戴、情感上又是多么认同！在他以及那一代青年学生那里，有几人不认为自己是党的儿女，哪里有多少人在反党？而且，他们那么踊跃地参与鸣放，不正是在追随党，响应党，从而证明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大影响力吗？
既然如此，还要搞这个反右干什么？
是的，如上设问，只是出于常识的假设。反右的发起，不是来自这种常人和常识的逻辑。要回答反右的目的，不能仅看当时报纸上是怎么宣传的，也不能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去同理他对国际形势的隐忧以及权力受到威胁的心理。因为，那种威胁与其说是真实存在，不如说是极权者内心的恐怖想象，是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虚妄推断。在彻底改变了农村、城市的所有制结构之后，在一次又一次的镇压和清洗之后，反右确定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在思想上确立专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5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十分明确，所谓阶级敌人，即那些“对于亡国、共产”不甘心的人。这适用于所有那些在土地改革、镇反和肃反运动中被无情镇压的人，也必然将其受害人以及各种程度上的异议者包括在内。在下面这段话中，他尤其明确地将思想言论划入犯罪范畴：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6
反右要达到的思想统一，具体来说就是对最高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全面顺服。任何批评意见，甚至沉默都被当作是挑战权力。所谓“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以战争术语表达了建立思想权威的迫切性。
换个比喻，也可以说，高校反右如同一场极权政治下的服从性训练。它不是因为发生了鸣放而必须反右，而是因为必须既鸣放又反右，用“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方式，来达成权力意志对青年一代以及知识分子的绝对控制。反右的伟大胜利是以这种控制的圆满来达成的，通过强迫认罪以及内部控制、开除学籍、降职降薪到劳动教养等一系列不同层级的惩罚手段，它完成了新一轮的阶级分层，重塑了校园的人际关系和文化心理。向承鉴写道：
同学间友爱、和谐的氛围没有了，代之以冷漠、猜疑和互相戒备。坦诚活泼的交流和辩论没有了，代之以沉默寡言和见风使舵。公平竞争、积极向上的学风没有了，代之以政治红是唯一的香饽饽。
以上说到服从性训练，我最初是在2022年4月一篇有关上海防疫的网文中读到的。在网上查找，这个概念一般并非用于分析社会现象——的确，除了奴隶社会，哪有向所有成员要求思想行为的绝对服从呢？这个概念通常是用来说明对狗的训练。狗，作为人的宠物和人为了达到某种功利目的的工具（例如作为工作犬或者商业犬），它必须习得服从，才能和主人缔结良好关系，从而按照主人使令行事。对狗来说，无所谓善恶对错，忠诚就是美德。主人有了这样的忠犬，它可以完成人力不及的事情，包括探雷试毒，赴汤蹈火。
同理，极权统治者要控制社会每一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使个人成为驯服工具，必定不容其辨别是非。反右是1949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服从性训练，其一，它训练了各级党政机构对领袖意志的执行力，不仅是党政合一，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法，党的政策文件具有法律效力。其二，它训练了各阶层民众对领袖意志的绝对服从。领袖就是党的最高意志，各级单位的领导干部也即党的化身。通过反右的规训与惩罚，这个由上及下的一元化权力系统被牢固地确立下来，它不仅不容置疑，而且还需要人们不断发挥斗争性来确保与党同仇敌忾；这种态度才叫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其三，它通过出尔反尔的政治转向，训练骨干力量的绝对忠诚，并委以重任。如此，政治运动得以经常化和持续，他们保证了党的意志上下畅通。
正如向承鉴所看到的，经过反右，在高等学府不可能再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更不用说人格尊严。得以留校任教的只能是那些服从性最好的人，简言之，奴性，这就是极权政治所需要的能力和品质。右派学生成为一道受惩戒的风景，他们不仅被批判，连助学金也被扣除，最后学业中断。有的人被捕，送劳改、劳教；最轻的也是保留学籍，先送到农村监督劳动。
兰州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总数不过两千，被划右派二百余人，达到百分之十。回顾这一刻，向承鉴称之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巨变时刻：“它使许多人消失，使这个民族积极正派的精神品格荡然无存。”这是从受害者角度看到的巨变，反过来则可以说，这是反右取得的巨大胜利，它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胜利，也是煽动仇恨的胜利。它证明，通过言论入罪可以确保思想专制，高等学府终于沦为一个背离理性和逻辑的世界。被标记为右派的人，无论认罪与否，都被逐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落入到命运的黑洞。
二、暗夜星火——《星火》的思想光芒
1.党外反对派
反右一年之后，向承鉴和大约四十位兰大右派师生去到天水农村，接受监督劳动。这些人中，像他这样的二年级学生占了半数，年龄都在二十左右。从1958年7月中旬至1960年9月30日案发失去自由，向承鉴在乡村两年多时间，经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这一段时期的切身体验他参与创办《星火》的认识基础。
当时，在全国各地高校，都对右派学生进行了惩处。上海高校的学生发配到新疆，北京的学生遣送到青海……兰大学生的遭遇并无特别之处，然而，为什么在这一群体里，出现了《星火》，产生了一批舍生取义者？
第一个原因，由于他们直接生活在农民中间，而不是在劳教劳改场所。监督劳动，这个惩罚比起劳动教养的处分要轻一些，向承鉴等兰大师生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如此，在天水基层，他们直接观察到了1958年以后农村的灾变。
从向承鉴的回忆来看，离校之初，他也同样是感到前路茫茫，个人力量渺小，甚至也变得麻木。然而，亲历反右，让他无法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术。在农村，他做过宣传员，参与过炼铁炉的试验，被调去搞地质矿产资源普查，办化肥厂试制菌肥，甚至要为乡镇设计无轨电车。以戴罪之身，一方面，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地配合；另一方面，那种反常识、反理性的狂想，令他从内心感到惊骇。所到之地，基层干部的暴力就在眼皮子下发生，而农民社员无从抗争，唯有屈服。农村现实让他认识到，五七年的言论入罪，必然产生出如此后果：“偌大中国，科技人员总有数十万众，却没一个人敢站出来大喝一声：这种蠢事干不得！”
第二个原因，以向承鉴为例，为寻求思想出路，他开始追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源，并立志批判性地重审马克思主义。四十多年以后，他的确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的书稿，并如此回顾了写作的初衷：
写这篇文字的念头始于1959年6月。那时我在西北偏僻农村接受“保留学籍、劳动考查”处分近一年时光，亲历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大饥馑，带着对现实的诸多困惑寻求答案，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
县文化馆长是位白胡子长者，我有幸从他那儿得到《资本论》，以后又读马恩全集以及当时能买到的列宁、斯大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著作，读到1960年9月30日被捕。在看守所黑号近两年，点煤油灯读，读到进监狱。直到1963年3～4月押送劳改队服刑，才把这些书给了难友董剑青。○7
不仅是向承鉴，《星火》创始人如张春元、顾雁……都有同样的思想历程，他们一拍即合，相互激励，谭蝉雪在《求索》一书中已有论及。
第三个原因，这期间的党内斗争表明，“上书”这种诉诸当代统治集团的批评已绝无可能。此时，兰大学生孙自筠正因为上书党刊而被捕。因此，《星火》作者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作为独立于党外的政治反对派，直接发起抗争。这在当代反极权的政治实践中是开创性的，也是具有标志性的行动。
1959年秋，政治局势更加严峻。庐山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将党内干部向领袖上书的言路完全堵死。向承鉴写道：“中国进入了绝对‘一言堂’的时代。”他所在的公社，又开展了收缴粮食的大规模行动：
过去强盗土匪偷偷摸摸行事，抢掠对象是豪强财主；如今却是社会强势群体——执法的国家官员明火执仗抢劫百姓。他们掠夺的是百姓中最苦最穷的农民，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濒临死亡的绝境！
1959年冬，饿死人的情形大量发生。正是在如此悲惨的现实面前，向承鉴和与他心意相通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了有关良知和责任的问题：怎么办？
这群青年，其时他们尚可自保，比农民处境要好。他们每月有固定的生活费，有定量的粮油供应，他们是拖拉机手、技术员……有文化知识可供役使，从而摆脱了终日透支体力的强劳动。为解救农民，这批学生也曾学以致用；向承鉴他们曾将工业葡萄糖加工，将其转化为可以食用的果糖。他自己还冒险为同学涂改购粮簿，让生产队能再度购粮，为社员续命。但各地饥荒的消息以及眼前饿殍的惨景令他无法平静。而庐山会议后，最高执政者不但没有反省饥荒的原因，反而在党内外开展了新一轮的反右倾运动。
这样，向承鉴与《星火》发起人张春元等一拍即合，《星火》因此诞生。
2.《星火》檄文
1959年底，向承鉴与物理系同学苗庆久开始筹备稿件，196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刻印完成。
兰大的物理系研究生顾雁为《星火》写了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文中表达了《星火》撰稿人与党内批评者不同的立场；它代表的是独立的、不依附执政党的民间立场。
当时，全国各地基层干部群众为饥荒求救，给中共中央和政府高层写信者不计其数。尽管大多数信件遭到围追堵截，也有一些信件是寄到了的。而这些信件，无一不是将救命的希望寄托于中共领导高层和最高领袖的决断。因为孙自筠的被捕，《星火》撰稿人摈弃了这一不切实际的做法，他们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制度的，它通向封建主义，通向法西斯纳粹的独裁政治。他们所写文章的批判锋芒直指执政党和其最高领袖，并揭露了造成灾难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上的原因。
顾雁在《发刊词》中写道：
由于几年来倒行逆施的结果，目前的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一步步蹈着秦始皇的覆辙。
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作私有财产，事无巨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这是由于建立偶像迷信压制民主，形成中央集权的法西斯统治的结果。这也是由于政治寡头们狂妄自大、指鹿为马、一味倒行逆施的结果。这样的独裁统治硬要称作社会主义的话，应该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8
针对当时最迫切的缺粮问题，张春元在《粮食问题》一文中做了深入分析。他以讽刺的笔调列举了报刊发布的粮食产量数字，并将之与现实中的农民口粮标准进行对比。他认为，粮食紧张根本不是什么“吃风盛极”造成浪费，而是应该将农民问题、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经济税收、对外贸易等联系起来考虑。按照这一思路，他分析了农民的现实处境和缺粮的原因：
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手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一只手却狠狠地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在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把农民千辛万苦得来的劳动果实，用征收公粮、统购余粮、催逼勒索，收刮得干干净净，使农民经常地处于半饥饿的慢性自杀状态。○9
《星火》撰稿人都有被划成右派的经历，因而认识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这使他们对宣传的套路保持了警惕。在他们的论述中，虽然不可能有西方文化研究中的“话语”概念，但他们已经明白，当时的政治舆论都是以空洞的概念虚拟出现实，掩盖真正的问题。张春元指出，公社化的目的是加强对农村的统治，利用编造的天文数字来决定税收、统购、外销等，结果是使农村的生产力受到摧残和破坏。而“欺骗、撒谎、吹牛、夸张，没有一句真话，是当代政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这种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张春元、顾雁的文章挑战一言九鼎的统治者，为《星火》定下了鲜明的政治批判基调。向承鉴与他们联手作战，连续写出六篇文章，共计约一万二千多字，成为《星火》的主笔。
3.政治批判
03 向承鉴手稿，谭蝉雪复印自《星火》案卷
《星火》第一期有五位作者，在这一期刻印的八篇文稿中，向承鉴贡献了其中三篇；标题分别为《自白》《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自白》只有两百多字，其中提出了反对现政权，争取“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新的政治目标：
我们信奉的是遵从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马列主义真理，（我们认为马列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对于任何东西——人物、主义等的绝对崇拜，绝非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它必须是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能体现人民群众（特别是劳苦工农）的意志。我们反对的是已腐朽透顶而自己标榜为英明伟大的所谓共产党的现政权，并且矢志不移地为彻底地摧毁它而奋斗。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目前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10
从这篇《自白》里，还可以看出《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在原则上，星火撰稿者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而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去寻找批判现实的理论依据，这是当时以及后来许多民间思想者的路径。不同之处在于，向承鉴他们更多地吸取了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并从反右之后传开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以下简称“南共纲领草案”）中得到启发。后者的反教条主义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探索，给了这群青年新的思想力量。
“南共纲领草案”1958年4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全书28万多字，公开发行了8万册。根据谭蝉雪的回忆，张春元和向承鉴分别从林昭和北京亲友处获得该书；使之在天水、武山的兰大学生中流传。谭蝉雪写道：“同时传阅的还有：波兰事件、铁托的演说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对演说的批判。”这些在《星火》作者中引起强烈的回响，激励他们从国际视野来思考社会主义阵营的新变局。
“南共纲领草案”是南斯拉夫执政党在1957年冬公开与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决裂后发布的，它标志着南共决心摆脱苏联模式，独立探寻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当时在中国，这个文献是被当作反面教材，供批判使用的，出版者称它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1958年5月到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连续编辑出版了十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修正主义成为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的概念，宣传部门对其展开了猛烈的舆论攻势。
在这套文选的第一辑，收入了《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的社论；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喉舌将南共纲领与中国的右派言论联系起来批判，文中说：
像各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口吻一样，南共领导集团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专政，说它“造成官僚主义、国家极权主义思想，政治领导力量脱离劳动群众，停滞、社会主义发展畸形化，以及内部矛盾和对立的尖锐化”。○11
但对《星火》撰稿人来说，南共纲领正是他们思考中国现实的理论出发点。这个纲领批判了苏共的思想垄断和政治霸权，反对教条主义，尤其重要的是论述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这对《星火》的青年探索者深有启发，从向承鉴的第二篇文章中可以见出。
这篇文章题为《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标题与毛泽东的著名文章相同，显示了高屋建瓴的气势。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别论及国际情况、国内情况和我们的任务。其中对国际形势的阐述几乎是“南共纲领”中相关内容的浓缩，有些措辞也脱胎于那个文本。在“国内情况”这一部分，向承鉴概括了中共建政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特点——主观臆测和没有法制，他写道：
当代统治者在历次运动中都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以主观臆测代替客观实在和它的没有法制，它使得许多无辜者在心灵、肉体上受到重大的创伤，使数以万计的生灵变成冤魂。○12
他认为，反右以来，执政者已经公开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在这方面，他呼应了张春元对农村问题的观点，并且加以扩展：“由于当代统治者推行各种各样反动政策的结果，工农业生产力已遭到全面的毁灭性的破坏；由于以所谓的‘党性’代替个性和人性，而实际是强赐人民的‘奴性’”，“由于变化无常和没有法制，人民基本人权被剥夺”。结果是“饿殍遍野，烽火满地”，在政治上、人民精神面貌上、经济上出现了全面紧张和混乱。
在此基础上，论者指出了将思想批判付诸行动的方向，他呼吁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各项行动包括进行理论研究、到工人、农民中展开工作，以及启发知识分子的热情和理智。文章结尾向全国的百姓发起呼吁，吁请他们向着“民主、自由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曙光”，“为迅速彻底地摧毁当代的法西斯化的官僚统治而奋斗！”
4.揭露话语套路
向承鉴的第三篇文章《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标题引用了毛泽东最喜欢采用的一个比喻。毛泽东经常以此表达成绩和缺点的关系，从而反驳党内外对其政策路线的批评。在“大跃进”期间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国务院的工作，并且点了多位大右派的名字，认为他们就是抓住这一个指头来反冒进。他警告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不过多用了一些钱，多用了一些人，就“库空如洗”呀，“市场紧张”呀。○13
对此，向承鉴反驳道，如果说要看主流，农民的情况就是社会情况的主流。然而他们正处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
在今年阴历三、四月间，有一个县就饿死了一万多人，有一个生产队就饿死了180人之多。槐树叶吃光了三次，柳树叶吃光了一次。
这就是“社会主义”给农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恩赐，这就是农民从当代统治者那里得到的幸福生活！○14
《星火》第二期虽未印出，也已积累了五位作者的八篇文稿；向承鉴写了其中前三篇。根据谭蝉雪从案卷资料中录入的文稿，向承鉴文章的第一篇题为《不打自招——评〈人民日报〉社论〈南泥湾的方向〉》，第二篇为《三月的农村一日，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目前农村剖视之一》（写作时间“1960年4月19日午夜三时”），第三篇为《告全国人民书》。在向承鉴的记忆里，他还写了《食母记》，文稿现已无存。
第一篇未完稿，很可能是向承鉴在入狱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时评。开篇第一句就说到“中共中央8月10日发出的文件”，这应该是指1960年8月10日结束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文件。这些文件聚焦国内经济调整，为停止“大跃进”做了政策准备。8月下旬，《人民日报》重提南泥湾精神，宣传毛泽东在内战时期提出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动员人民艰苦奋斗度过荒年。向承鉴用冷嘲热讽的语气，揭露这里的话术。他认为，这种宣传暗示了目前的困难，与“大跃进”时期的吹牛皮形成鲜明对比。但它回避灾难的根源和政治责任，只是用战争环境下的南泥湾精神来转移视线，继续蒙骗人民。
《三月的农村一日，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目前农村剖视之一》，从标题来看，应该是向承鉴准备完成的系列观察之一；其中依然贯穿了一种透视，那就是以农民的具体生活经验揭露主流舆论的虚妄。文章开头就写到报纸上的流行概念，叙事人讲述到：“那什么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咯，生产积极性生产力咯，生产关系咯，我可说不上，连什么叫生产力我都不懂得。”借这位26岁的青年农民的口吻，乡村生活的惨景跃然纸上：父亲饿死，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生产队干部凶神恶煞，社员在挣扎、煎熬中度日。结尾回到农民对共产党的态度，能说出的都是套话，是绝望的顺从，迫不得已。哀莫大于心死，这篇文章，呈现的正是这种心理。
《告全国人民书》是悲愤的控诉，也是拼搏的战书，字里行间，如有怒涛奔涌：
全国的父老兄弟们、姐妹们、全体同胞们！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59年、60年血的教训我们决不能忘记！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我们用木板、桌子、门、床做的棺材埋葬了我们的亲人，【用】柜子或草席埋葬了我们的亲人，最后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亲人葬在门前的院子里，葬在家里，葬在床面前所挖的坑里，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是濒于饿死的人。我们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不知道自己死在今天或明天，我们已经没有力量来拿动亲人的尸体。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对人性、对生命的浩劫啊！○15
值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怎么办？作者发出了决一死战的怒吼：
全国父老兄弟姐妹们，全体同胞们！为土地、为自由、为粮食、为我们不至于饿死、为生存、为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团结起来，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战斗！唯有战斗，无情的斗争，把那些杀人的统治者、在我们面前横行霸道的畜牲统统消灭绝，才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出路！○16
5.点燃星火的生命
向承鉴所写的六篇文字，连同《星火》其他作者的文章，代表了大饥荒时代批判极权的思想深度，也呼出了反抗者的最强音。此时，向承鉴年仅21岁。他深知，所有这些思考注定要付出代价；因为在1957年，他没有任何反党的想法，就已经被惩罚；而此时他已经是自觉的反对派；岂止是自觉，他对独裁统治的深恶痛绝和救国救民的热情跃然纸上。时隔六十年，重读这些檄文，读者依然可以感觉到，作者在奋笔疾书时，没有任何自我审查的设限，而且完全摆脱了恐惧。他大声疾呼“为土地、为自由、为粮食、为我们不至于饿死、为生存、为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个人生死他早已置之度外。
六十多年过去，掂量这些文字，很难说在今天不会被重新定罪。即使中国社会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离言论自由还相当遥远，尤其是政治反对的言论自由，更不必说呼吁行动了。但历史地看，当“文革”结束之后，《星火》冤案终获平反。除了时代变化作为主因，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办理重审的当事人，其中就有天水农民的后代。他们深知《星火》青年群体，包括撰文最多的向承鉴，所有的论点都有现实依据，而在那背后是几千万农民的生命血泪。
尽管如此，当政治反对要面临生命的代价时，我们还是会不断追问：这种勇气从何而来？谭蝉雪引用《星火》作者之一、北大右派学生林昭的话做了解释：
党若真能英明理政、公勤治国，林昭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岂有政治成见存在，非要闭着眼睛抹煞良心反党不可？但党既不能做到那样而恰恰相反，又要说、弄出了如许多伟大的混账与血淋淋的荒唐来，致使人物凋零、江山糜烂、血泪遍地而白骨成堆。那么，林昭虽是乳发未干的黄毛稚子，也觉中怀惨痛五内崩裂而万万容忍不得！这时候，同⼀条件起了完全相反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17
换言之，反对的是党或者是某某领袖不重要，它的权力和威严更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知识分子对良知的坚守，正是在忠于事实并为此承担道德责任。
而就对形势的判断来说，我只看到一点算是失察，那就是对党内外反抗力量的估计过高了。这或许仅仅是因为，《星火》作者群毕竟还很年轻，还没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从向承鉴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他认为，“当代统治者在国内、外已经陷于空前孤立、四面楚歌的境地，它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反右倾运动证明，共产党内部处于空前大分裂。而且，“小规模的农民暴动已满地星火”。张春元也做出预言，农民革命运动将会席卷全国。
到1960年5月，张春元、苗庆久和向承鉴他们已经讨论到总的思想纲领和成立正式组织。他们从践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开始，势必突破对结社自由的禁锢。他们设想了三个组织名称，第一个是“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个名称承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而来。谭蝉雪文中说到，她计划出境的目的之一，就包括与南斯拉夫驻港机构取得联系。
计划中的组织，另有两个建议名称，分别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或革新）委员会”和“中国劳动农工同盟”，前者呼唤中共党内的革新派，后者面向工农大众。为此，向承鉴与被打成“右倾”分子的原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做了深入交流，杜映华因此而认同“星火”的青年反抗者。向承鉴相信：共产党需要自我改造与更新，“党内有正直有识之士，只是被邪气压制，没有实权。我们渴望有更多的彭德怀挺身而出，为农民的悲惨处境而呼号。”
张春元和向承鉴商量，将《星火》第二期印出数千份，寄到每一位县级干部手中。张春元和顾雁还在上海会面并拟定计划，准备在1960年8月向全国五大城市的高层干部印发《星火》第二期文稿《论人民公社》，以激发共产党内部的思想分化，为共同奋斗寻找同道。
然而，不仅是党内的健康力量已经受到绞杀，而且，对他们自己的监控大网早已拉开。这年4月，张春元联系过的兰大学生右派向省公安厅告密；5月，两位与向承鉴、苗庆久一起劳动考查的同学向武山县公安局交出书面报告。6月～7月，谭蝉雪和张春元先后在广东被捕。9月，武山、天水两地公安大搜捕。至当年9月30日，公安在武山逮捕三十三人，案件以现行反革命集团案为名告破。根据谭蝉雪统计，全案涉及人员共四十四人，有二十二人被判刑。9月30日凌晨，向承鉴被捕，开始他的炼狱之行。
三、西部炼狱——“我不服，永远不服”
从1960年9月30日至1979年同月同日，向承鉴失去自由超过十八年。从他的回忆里可以看到，一旦被定罪为反革命，没有任何可能免刑。
现在的读者可能会问：冤案为什么不能得到及时纠正？且先回顾1949年后反革命罪的由来。
反革命，最初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在1951年开展的镇反运动中，反革命指各种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旧势力，具体对象包括土改中的所谓“地主、恶霸”，也包括和旧政权有联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从杨奎松对镇反运动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那时的高层领导者指示里，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都可以指证为罪行。○18
镇反运动之后，反革命罪逐渐发展为“重在以思想与政治倾向等主观因素归罪”的罪名，○19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末影响最大且处罚最重的一个罪类。这个罪名，直至1997年3月才取消，其标志是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
反右之后对大多数右派分子的处罚还是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而一旦定罪为反革命，就可以直接逮捕、判刑，送去劳改场所。
有关劳改，公安部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着手布局了，1951年5月15日，在全国规模的镇反运动之后，公安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决议首先表明：
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的工作。○20
劳动改造模式，照搬了苏联古拉格——劳动集中营的经验。这个话题后面再具体展开。
也是在这个决议中，规划劳改的同时，令人震撼的是有关反革命罪的死刑原则，这里竟然划定出数字指标。由此可见，反革命罪在当局眼里实属罪大恶极：
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少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21
镇反和肃反的血腥镇压，要到几乎半个世纪之后才有学者开始深入调查。而在反右之前，法治既不健全，也不独立。民法、刑法、民诉法、刑诉法，这些法典一部也没有。法律制度被当作政治工具来使用，执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服务于党的政治工作。而到五七年鸣放前两个月，毛泽东更是直接指示大中小学取消宪法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党的政治观点。○22
在1952年的司法改革后，一大批熟谙法律的法学界人士已经被清理，逐出讲坛或司法队伍。到了反右之后，残余的一点法制形式也被全面摧毁。法律系、法学院均被取消，那些鸣放中提了意见的法学家全部落马；百分之九十的律师被划为右派，律师制度随之被废除。○23
到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他如此表达了对法律的蔑视，阐明了以党代政、以文件代法律的意志。他说：“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以后他还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24
到1959年4月，中央政府原有的监察部、司法部均被撤销，司法部党组成员全部打成右派。从此，以言治罪畅通无阻，运动治国越演越烈。至“文革”开始，公安、检察院、法院系统一度也因“砸烂公检法”而受冲击，但对言论罪的惩治并未因此放松。1967年1月，全国城乡按《公安六条》办案，“以言治罪”更是制造了大量的冤案：
《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25
向承鉴与《星火》案入狱者的囚徒生活，就处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凶险的政治环境下。在几千万人饿死之后的中国，反对独裁制度的青年探索者尽数入狱，这标志着国家历史进入了最黑暗的岁月。
通常，一个家庭或单位出现了“反革命”，这个人就被排斥出了正常的世界。他就像鬼魅一样，既不存在于可见的世界，又化作政治阴影，笼罩并影响到亲人、子女的生活。很少有家人能到狱中探视，当事人也难以写信透露案情或写出真实的体验。中国的监狱和劳改营内幕，即使事后来看，由于当事人的回忆录并不算多，也并非都能自由出版；可以说即使在今天，内情也并非广为人知。
《炼狱归魂》在这方面贡献了宝贵的记录，向承鉴揭露了在那些审判场所以及甘肃和青海劳改农场的红色恐怖，呈现了一个政治犯的内心尊严和艰难求存的历程。
1.审判前后：“唯有一腔血，拿来祭轩辕”
如果说在监狱之外，执政党就不受法律监督；那么在惩办“反革命”的狱墙之内，就更谈不上犯人权利了。初进武山看守所，向承鉴失去姓名，代号为11号，每月的口粮不过十八斤。从1960年9月30日被捕到1962年元旦，他被单独关押长达十五个月，这间黑号仅六平方米大小，里面完全不见光亮。
向承鉴坚持不认罪，抱定了宁死不屈的决心，压迫更强化了他的反抗意志。他拒绝剃光头，要抽烟，要读书，要求基本的卫生用品。他对所长怒吼道：“我是政治犯，要享受政治犯的一切待遇！”不达目的，他拒绝回答公安局长的审讯。就这样，他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文集》等，并在那种单独囚禁的非人环境下继续了他的阅读思考。
这期间有几次提审，他把审问的场所当做申辩的论坛，他的反驳甚至比在《星火》上撰文更尖锐：
如果千万个饿殍在地有灵，如果奄奄待毙的人们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我敢说，他们恨不得啖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你们所代表的仅仅是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这就是眼下这个政权的全部涵义。
他在公安的深夜审讯中怒斥独裁暴政，并拒绝揭发任何同学。因此被认为表现恶劣，两次被戴上手铐。在小黑号关押了十个月之后，才第一次争取到晒太阳的机会。十五个月后，他被转到大监号与其他犯人一起关押；二十二个月后判刑。
就法律程序而言，向承鉴没有得到过《起诉书》，没有经历过检察院起诉，仅有一次法院提审。在1962年7月1日，《星火》一案被宣判，他获长刑十八年。据家人回忆，他本来是与要犯苗庆久同样，被判二十年；可能考虑到出生于贫苦家庭得以免去两年。8月25日，他的上诉被天水地区中院驳回，他当场留下一句话：“我不服，永远不服！”1963年3月，他被送去劳改。
2.劳改之行：经历生命的各种极限
向承鉴劳改的第一站是兰州新生砖瓦厂，后来到了玉门附近的饮马农场。“文革”期间调去青海，他干过窑工、农工、电工……在执行劳改的地方，再没有讲道理的可能；所有囚犯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来。
劳改生活第一个特点是高强度体力劳动。
向承鉴在装窑分队，他记载了装窑犯人的劳动定额，活路不仅繁重，而且极度紧张：
三个装窑工一天要装窑五六万砖坯（有时甚至高达七八万块），每人每小时近两千砖坯，每块砖坯都要放稳，要垫实。码放的位置必须准确，一旦坍塌可是大祸临头。五六万块砖坯，全靠三个外码工码成一个个背子，人人是争分夺秒、拼了老命地干。
为什么劳改队如此讲求效率？如果要拿中国的劳改集中营与前苏的古拉格进行比较，在这一方面是对古拉格的直接继承，那就是所有的劳改单位，都被纳入生产机构来管理，也都有自己的经济目标；“包括古拉格劳改营在内的强制劳动对前苏联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6 劳改犯人只能接受对自身劳动力的压榨，来换取生存的基本条件。
如果说这里还有企业管理的话，那么针对犯人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计代价地榨取劳动力。劳动强度高，任务定额超出一般人体力限制。完不成定额会被酷刑折磨，而死于各种工伤意外，全是司空见惯之事：“人死灯灭，无人再提”。
对劳改犯的压榨还表现在极其简陋的劳动条件，向承鉴记录了出窑的脏：“窑里煤灰、砖灰，尘土飞扬。人们没有任何防尘措施，连口罩也不发一个。内码两小时，出得窑外，头发、眉毛上都盖了一层厚厚的砖灰，整个人变成了白猿。”
还有拆窑的热：
窑内温度此时当在800至1000摄氏度，最困难的莫过于从最高扇子上取下第一块砖。此时，五个犯人都戴上棉头套，穿上棉衣，又戴上胶皮棉手套。大家全副武装，轮流上阵。只见第一个犯人屏住一口气冲上去，不过是一两秒钟，棉头套焦了，棉衣糊了，棉手套外的胶皮都熔化了。热浪把第一个犯人打回来，第二个犯人接着上；棉帽、棉衣冒烟着火了，赶快拿水浇灭。有时，凡数人，进窑数次都没取下一块砖，全都无功而返。时间紧迫，任务比军情还急，怎么办？将棉头套、棉手套、棉衣全用冷水浇湿，再入火海！
何不等待窑凉下来再拆窑出砖？若说狱方要的就是缩短生产周期，提高土窑利用率和青砖产量；那么犯人受伤岂不是会有更多延误？显然，营造劳动中的高压气氛是更重要的。通过高压，制服一切在狱方看来的怠慢和逃避；而犯人遭受的生命威胁和磨难，全都无须考虑。
劳改犯人最难忍受的还有“思想改造”，对良心犯来说，其折磨不亚于超强体力劳动。因为这里要求的是无条件地自我羞辱，它也是制服犯人的管理手段。与监狱外的运动治国相似的是，强迫犯人认罪同样造成犯人的群体分化、自我分裂，从而给统治者提供分而治之的对象。而监狱作为专政的“刀把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运用暴力，不认罪，轻则批斗，重则加刑以及改判死刑。
如前所述，在狱吏眼里，反革命犯正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向承鉴深知：“自1957年后，‘现反’中又有一类所谓‘新生的反革命’，其中首推有文化的年轻大学生，他们被视为‘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我即属此类人。”由于不认罪，他被当作“反改造尖子”去死囚宣判大会上“陪杀场”。宣判后的场面绝没有电影中的高呼口号，因为死囚早已被勒住喉咙。这一切都让他重新体认了这个非人的环境：“我距生存太遥远，与死亡近在咫尺”。
从亲历者的笔下，我们看到，这被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是何等的残酷，“文革”期间，随着政治运动的高涨，政治犯随时会被当做靶子，遭到虐杀。《星火》案中的张春元和杜映华、《星火》撰稿人之一林昭都在被关押多年后，于“文革”期间惨遭处决。在玉门饮马农场服刑期间，向承鉴被指认为“何案”（以大学生或知识型犯人为主的反革命案）的“总后台”，这个莫须有的“何案”成员都被关进小监：
这小屋长、宽、高均为一米左右，糊上泥巴，留个门，形同鸡笼或狗窝。凡“何案”犯人一律被戴上手铐、脚镣，推入其中。一人一屋，高不能直腰，宽不容躺卧，只可倚墙席地而坐。小屋随砌随进人，泥巴湿乎乎的，数九寒天，薄被薄褥，地上只撒了把麦草，其情其状，惨不忍睹。
他的难友、曾经的医科大学生邹庆礼被揭发后关禁闭、戴背铐，半年后“手腕化脓溃烂生了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了。”
只有将这里描写的劳改状况联系起来思考，我们才能真正洞察那个时代的本质。如果说，1957年反右建立起了思想专制；那么，使这种专制得以维持和强化的则是由公检法这类国家机器实施的系统性的暴力。如果要研究知识分子的命运， 就必须把监禁和劳改惩罚包括在内。高墙外的意识形态规训与高墙内的暴力惩处直至剥夺生命，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含义。
青海十年：中国式古拉格大本营实录
04 通往青海巴仓农场的山边风景，2023年11月，艾晓明摄
1970年元月上旬，以备战需要为名，甘肃的犯人被大量地调往青海，向承鉴记录了这一路的见闻和此后青海劳改的十年，这也使得这部个人自传成为青海劳改历史尤其是巴仓农场和德令哈农场的重要记录。它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从受害者角度写出的历史，也是非常翔实的生活实录。从最初的衣食住行、劳动生存到农场的经济亏损，从老犯人的去世到“文革”结束后大批犯人得到平反而离去……个人的历史里交织着毛泽东时代无可挽回的衰败，即使还不能说是彻底终结。
话说到现在，在青海垦荒史上，受难者的叙述依然是被边缘化的。在官方叙述中，青海的监狱事业被看作新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兴建于2013年的青海监狱历史博物馆盛赞当年监狱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和忘我牺牲，这种赞誉主要是给予公安干警的，而真正承担了拓荒建设的囚徒（其中大量是冤案受难者），仍然被称为“罪犯”。根据腾讯的相关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前期，青海监狱先后从外省市调入大量罪犯和劳教人员，当时押犯占全国总数的1/4。”
青海监狱历经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先后创建数十个农场，开垦耕地面积占到全省国营农场的98%；创建数十个工业和建筑业单位，总产值占到全省的52%；开创了牧区农场和高原绿色农业，成为青海省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当时，青海省总人口仅200余万人，青海监狱系统就占了1/8，而劳改生产却占到青海经济的1/3。时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张国声评价说：在青海经济中劳改生产“三分天下有其一”，其影响力在全国都是少见的。○27
以上文章的前两个数字，应该是引自《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28时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53—1957年。李华英先生，曾在青海劳改农场做农业技术工作长达二十年，根据他的回忆，省委书记张国声对劳改生产的评价，是在1957年的一个会议上说的。○29自1959年起，青海省执行中央关于向边远地区移民屯垦的决策，大量增调外省犯人，开垦劳改农场，耕地面积由原来的30万亩扩大了九倍，一度达到270万亩。○30而调遣到青海劳改的外省犯人，主要是反革命犯，1958年以后，新增加了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刑事犯则不占多数。○31
看向承鉴笔下的调遣转运，不禁让人想起二战电影里开往奥斯维辛的死亡列车。大批犯人从玉门镇出发，车内不开窗，不供水，吃喝拉撒全在其内：“一个闷罐车厢里装了一百好几犯人，不知走了两日两夜还是三日三夜”，终于到达青海省湟源车站。“这一路，从玉门镇到湟源，车门从没开过，犯人命比牲口贱，不怕掉膘、渴死、发瘟。”
接着，从湟源到日月山，不计其数的武装押运卡车排成长蛇阵，足有几十里路长，这是中国“文革”期间一次规模罕见的西部犯人跨省调运。
向承鉴一行先被安置青海贵南门源的巴仓农场，在这里，他与“新中国”之初关押进来的全国各地犯人相遇。
05 前往巴仓农场的途中所见，2023年11月，艾晓明摄
这些人在土改、肃反或镇反运动中被判刑后流放到青海，均已服刑十五年以上。其中一批伤残组犯人，其伤残程度令人震惊，如同中国劳改历史的活化石：
伤残组犯人有明显的肢体残缺，严重者自臀部以下全被截掉，看上去只有上身，他们在截肢处捆个牛皮蒲团，双手着地，一掌一掌地移行。有的人从膝盖处截肢，有的人从踝骨截肢，还有的人失去了五指。这些来自南国的人，开始不知这儿严寒的厉害，那时又缺少御寒衣物，肢体都是冻坏的。他们也必须劳动，干些捻毛线、织毛衣的室内活路。
由这些犯人的伤残程度可见，当初青海被确定为中国劳改农场的大本营时，生存环境何其恶劣。即使到了1970年代，劳改队里处境最好的犯人是什么模样呢？向承鉴写到杂工组里的那批犯人，他们也是早年来青海的，此时已算是幸存者中的佼佼者。他们在草原上单独作业，“打扮得多姿多彩，半像汉人，半像藏民，有几分流寇气息，”身上御寒的皮帽、皮筒、毡鞋都是捡拾废品手工制作的：
杂工组犯人每人背条麻袋，这是唯一的劳动工具。他们在大草原上从早走到晚，每天的路程甚至长达五六十华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拾牛粪马粪，但凡犯人用得着的东西自然也不会放过。从荆棘丛中、草蓬里，可以捡拾到一绺绺骆驼毛、羊毛；从沟沟岔岔处往往能拾到死羊羔，还有藏民丢弃的牛羊下水。偶尔甚至能捡到整只死狐狸、死狼……直到天黑尽，他们才背着一麻袋东西，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监房。有口福的人，将捡到的死狗烂猫开膛洗净，丢到两只大铁桶里。接着，炉火旺旺地直燉到天将破晓，几个人端着大碗，分而食之。这过程弄得满院子飘起肉香味，大田犯人闻着无不馋涎欲滴。
这里所描绘的图景，显示出老犯人的求生本领。然而，这种本领愈是高强，也愈是反衬出劳改场所对犯人的剥夺多么彻底。这些囚犯中很多人受到过现代教育，至少也曾有过基本温饱的生活；然而被长年抛弃在荒野，与正常的生活隔绝；在饥饿、寒冷和死亡的威胁下，以各种突破正常人生理极限的行为来求生。偶然抓获的蛇或鱼被生吞活剥，死去的动物尸体也是宝贝。而且，连这些兽尸杂碎也是可遇而不可求。向承鉴写到，1971年的阴历年前，饥饿难耐，他和难友试图在食堂的污水池里掏出已经冻结的猪牛羊下水，却懊恼地发现，下水早已霉烂。至大年初一，长年饥饿的新犯人忍无可忍，计划冲进食堂，铤而走险。很多囚徒葬身荒漠，那个时代监狱事业的光荣背后，难道不是无数囚徒的血泪和尸骨吗？
向承鉴等甘肃犯人调遣到青海时，“文革”已进行了三年多，此时正值军管时期（1967年2月～1973年8月），劳改系统对犯人的管制比“文革”前更严。“对犯人只讲惩罚压服，对刑满人员基本上只留不放，对‘三类人员’的正常申诉斥之为‘翻案风’”，“甚至重提‘降低生活标准，提高劳动强度’的错误口号”。○32这种高压态势，也就是向承鉴最初在巴仓农场两年间所感受到的：“饥饿，除了饥饿依旧是饥饿；恐怖，除了恐怖仍旧是恐怖。”
1971年监狱里搞“一打三反”，向承鉴经历了又一场无妄之灾。在他读过的报纸上，有一张毛泽东像被烧了一个洞。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一时间，向承鉴被当作头号嫌犯。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夜和衣而眠，随时等待着绑赴刑场。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向承鉴随巴仓农场无法维持生存的一批犯人调往德令哈农场，由此逃过一劫，度过了他刑期中余下的六年。
06 青海德令哈农场的一处遗址，2023年3月，艾晓明摄
德令哈是青海第一大劳改农场，有数万犯人和留场就业人员。向承鉴在这里一年之后，服刑进入第十三个年头，也当上了可以在农场范围内自由行动的犯人。时年三十四岁的向承鉴，此后的处境略有改善。他做过多项与技术相关的工作，也因此认识了不同类型的犯人和留场就业者。作者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做了很多具体的描述，他不能直接申诉当事人的冤情，犯人之间也不允许交流案情，但从他的记录中显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反革命案都是冤案。感人的是，即使是在如此悲惨的处境下，依然有人保持了道德底线，显示出人性的亮点。
例如一批来自农村的犯人，在巴仓是犯人组长陈康年等人，在德令哈是组长周孔章等；周在1958年带领社员抗交统购粮而被判二十年长刑，他在小组里带头干重活，并使整个小组的成员彼此融洽相处。
他遇到各种案情离奇的“反革命”，有按指标抓捕的少年犯、对地主家庭感恩的长工、任劳任怨的基督徒、试图“偷越国境”的记者，还有文坛前辈姚士彦等。向承鉴记录了他们的故事与命运，他个人的喜怒哀乐与他们交织。他为生命的消逝哀叹，为师长、挚友和老乡的关爱而感动，他也从政治局势的变化看到转机。这样一些对人对事的观察伴随他熬出了十八年，也使得这部回忆录的内容扎实而丰富。
四.“不堪回首偏回首”：记忆的生死存亡
07 1981年4月28日，对向承鉴宣告无罪
在《炼狱归魂》的序言中，向承鉴以“不堪回首偏回首”作为标题，宣示了他的写作态度。何以不堪？我们都知道，冤死的人和幸存者至今未能得到应有的公正（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改正”二字）；他们没有得到经济补偿，不能公开地祭奠难友；已有的文字、影像记录都因为言论审查而遭封禁。然而，对于亲历者来说，这还不是直接的原因。逝者，有什么可以挽回他们的生命？这种永远的痛失，是不堪承受的记忆之重。
08 退休后回到江西武宁，在同学家借住，写作《炼狱归魂》，2003年11月。
2001年，向承鉴开始写《悼文十篇》，从他学生时代的挚友写起，纪念史美唐、冯淑筠、邓德银、胡学忠，还有《星火》烈士张春元、杜映华、林昭，纪念他在德令哈的忘年之交姚士彦……他们的故事后来都融入《炼狱归魂》这部书稿里了。
在《悼文十篇》的开头，向承鉴如此描述了他在写作时备受煎熬的内心状态：
往事如烟，又历历在目。犹如眼前的远山，既模糊又清晰，“烟”始终飘散在心头，不肯消散离去。有时，这“烟”化作磐石压着我一颗破碎的心，使我难于呼吸几近窒息。
每当夜阑人静，我在伏案笔耕，或躺在床上，这时，死去的挚友便一个个走马灯似的来到我的面前，向我倾诉。他（她）们有的披头散发，有的满身血泪，有的肢体残缺不全，形骸皆不堪入目，使我片刻不得安宁。巴金老人写《随想录》半夜从床上滚下来打破台灯的经历，我亦感受过。
我诅咒造化不把我变成一棵草、一块石；我甚至祈盼得一场大病，从此成为无记忆和思维的“植物人”，从此解脱这无尽的痛苦与悲哀。
09 2007年9月重返德令哈，在场部附近坟场，师凤枝摄
读到向承鉴手稿上的这些文字，我想起另一些人的名字——
在申渊先生编著的《五七右派列传》和武宜三先生依然在修订更新的《3.6万右派简录》中搜索，可以找到多例在反右中蒙难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们被发配在青海劳改、劳教，其中一些人惨死狱中。以下只是其中查有记录的几例：
黄嘉音（1913-1961），《文汇报》副刊主编，划右后关押在青海的一座监狱，受刑事犯欺侮，他奋起反抗。狱方诬陷他“蓄意杀人”，将他枪毙。
贺步陶，南京工学院学生，开除学籍团籍后送青海劳动教养，下落不明。
周金声（1924-1960）江苏省人，上海市继光中学化学教师。划右后发配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镇劳动教养，不久惨死狱中，死时三十六岁。
浦厚生，上海市虹口区某银行办事处副主任。青海劳改，死不见尸。
陈贲（1914-1966）湖南长沙人，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地质系毕业，曾任燃料工业部总地质师，青海劳教，“文革”中愤而自尽。○33
10 一位上海死难者蒋志强之墓，由他的大哥志国、大姐银萍立，师凤枝摄。
11 在德令哈尕海分场狱墙上留影，2007年9月，师凤枝摄。
12 重返德令哈看望难友，2007年9月，师凤枝摄。
冤死的囚犯到底有多少，我们至今也并不知道。当年有记录吗？应该有。能够找到各个劳改场所完整的死者名单吗？不知道。德令哈等青海的劳改农场在1987～1988年间已移交地方政府管理，不再属于监狱系统，至今已有三十五年。已有的档案不开放，还有很多档案因管理不善或无人保存而散失了。共和国前三十年间无数蒙难者的生命就此沉寂无声，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
然而，我们毕竟知道了以上名字；这都是来源于幸存者的回忆和研究者的寻找。他们因此免于遗忘，成为不可抹杀的历史，而且是浩劫的铁证。
向承鉴就是这样，他与难友谭蝉雪一样，将痛苦的经历化为守护记忆的力量；他让他的挚友和难友，通过他的记录而长存。
1996年退休之后，向承鉴完成了他早在1959年6月就开始的计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审视。至2000年，他写完《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一书，2014年自费印出。在书中，他选取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译本中的经典篇目，逐一展开批判。他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宗教鼓吹阶级斗争、革命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给人类造成了空前浩劫。在全世界范围内，苏联和国际共运已经崩溃，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还要复兴共产主义吗？国人必须突破思想枷锁，推动国家转向民主政治，这是贯穿这部著作的思考。比起早年《星火》中的批判来说，他已有了更多的历史证据。
13 师凤枝向承鉴结婚照，1980年5月2日，摄于兰州。
14 向承鉴、师凤枝在兰州难友家合影，2022年6月，艾晓明摄。
我先是在胡杰纪录片《星火》中初识向承鉴先生，我记得片尾的画面重现了他在回忆录中写到的情景：拿到无罪判决后，向承鉴独自去到黄河岸边，祭奠难友。在影片里，燃烧的火光与黄土高坡、与林昭所讴歌的海鸥的形象叠映。这是孤独的祭奠，但通过谭蝉雪的寻访、胡杰纪录片和江雪的系列采访，《星火》志士留下的精神遗产再不会被遗忘。正如汉娜·阿伦特曾说过的：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34
15 向承鉴（右）和北京难友、纪录片《夹边沟祭事》主角之一任众（左）合影，2023年12月于武宁，艾晓明摄。
真正见到向承鉴本人，已是在2022年夏天。比起十年前在胡杰纪录片中的形象，向老师明显衰弱了许多。他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和肺部呼吸系统疾病，师老师告诉我，不久前住院时曾告病危，那时他神志不清，仿佛再度被噩梦萦绕；行刑者近在咫尺，他们要将他带走。
写到这里，我又不禁想到，那个时代的幽灵，被向承鉴在《炼狱归魂》中审判过的恶魔，还会卷土重来吗？我们失而复得的历史记忆，能否帮助我们认识强权并进行抵御？这个问题，应该由今天的读者来回答了。
2023年2月8日初稿于江夏
2024年7月29日再改
注释：
○1 有关“星火”一案，谭蝉雪先出版了《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记实》（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该书的修订版见谭蝉雪《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国史出版社，2016年第1版。本文引用的是修订版的电子版。
○2 向承鉴：《炼狱归魂》，http://www.mjlsh.cc/Book.aspx？cid=2&tid=3287
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已经停止更新，相关文库还能保存多久，已经难以预料。
○3 《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一）》，第59页。见宋永毅主编：《反右絕密文件》第1卷，國史出版社，2015年第1版（电子版）。
○4 陶渭熊：《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05810
○5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570701.htm
○6 同上。
○7 向承鉴：《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4月，第468页。
○8 引自谭蝉雪《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国史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67页。
○9 同上书，第92页。
○10 同上书，第68～69页
○11 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5月第1版，第2页。
○12 同 ○8，第71页。
○13 引自李锐：《“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3】》，https://www.dswxyjy.org.cn/n/2015/0603/c244516-27099041-3.html
○14 同 ○8，第95页。
○15 同 ○8，第111页。
○16 同 ○8，第112页。
○17 同 ○8，第65～66页。
○18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http://m.aisixiang.com/data/48152.html
○19 胡建淼：《反革命罪的存废——从政治刑罚到法律刑罚》，https://www.jcrb.com/xueshupd/mt/201903/t20190320_1978711.html
○20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3-016.htm
○21 同上。
○22 毛泽东：《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398页。
○23 参见陆锦碧、铁犁：《建国初期司法改革的得失》，收入郭道晖、李步云、郝铁川主编：《当代中国的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1页。
○24 这一段里的两条引文均引自张慜：《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来龙去脉及其严重影响》，载于《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426～427页。
○25 周大伟：《新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吊诡和嬗变》，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5-06-09/52649.html
○26 “参加会议的纪念碑人权组织副主席彼得罗夫说，包括古拉格劳改营在内的强制劳动对前苏联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之音新闻：《学术研讨会：苏联体制如何从古拉格劳改营获利支撑经济》，2011年10月31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article-20111031-the-role-of-gulag-and-forced-labour-in-soviet-economy-132918868/789925.html
○27《谁说监狱史迹和建筑不是文物？青海这家特殊的博物馆很值得参观！》https://new.qq.com/rain/a/20190720A0AJI400？pc
○28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劳改生产在全省的比重，农业耕地面积占国营农场的98%，工业总产值占省属工业的52%，建筑业承建了西宁大部分房建工程。”见《青海省志 六十·劳动改造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29 绿洲遗老：《我在劳改农场二十年》（修正补充版），http://bbs.tianya.cn/post-no05-209523-1.shtml
○30“从1959年起，将西宁地区劳改单位和各大劳改农场相继改组为10个联合企业公司，下属上百个场、厂、司、矿。各类人员猛增至20万人（不包括家属和支边青年），耕地面积扩大到270万亩（加上青年农场共382万亩）。”同○28，第4页。
○31 有关外省调入青海犯人的总数，《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中记载：1951年以后，“截至1994年，累计收押、改造罪犯24万余人，其中大部分是从全国18个省（市、区）调来青海服刑改造的。”“70年代以前，在押反革命犯和惯盗惯窃等社会渣滓多于其他刑事犯，是劳动改造的主要对象。”以上两段引文均见该书第2页。“由外省、市调入的占2/3以上。”见第二章《刑罚执行》第二节《收押》，同上书第33页。但李华英（绿洲遗老）认为，《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有关外省调入犯人的总数前后有矛盾，他在文章上写道：“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公安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分批调15万至20万名犯人支援青海经济建设。1958—1960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四川、广东、上海等省市调犯95万余人（其中由上海调来女犯650人）”。我核对原书发现，李先生对上海调入犯人“95万”，应该是误读，在该书第35页上记载的是“9.5万人”。但仅就官方统计的数字来计算，外地调入犯人已达25万至30万，这还不包括其他几个数字，例如，1.1958年前已经进入青海的犯人；2.1958年以后送来劳教被混编入劳改犯队伍里的受管制人员；3.同一时期被关押而未判决的人员；4.“文革”前后（1965～1978）调入的1万余人；5.1983年“严打”开始后从北京、上海、浙江等地调入的1万多犯人。所以，“累计收押、改造罪犯24万余人”，这个统计数字，肯定是不准确的。
○32 《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第5～6页。
○33 此处引述的死亡与失踪的例子均见于申渊编著《五七右派列传》上集，在武宜三收集的《3.6萬右派簡錄》中，能够找到更多的案例。这里提到的两部重要资料均为武先生馈赠的电子版，特此致谢。
○34 汉娜·阿伦特：《作者序》，见《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3页。
罕见、珍贵的民间历史，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个人回忆式的史料会越来越少，且看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