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 | 赫尔曼·朗拜因：奥斯维辛的人们
编者按：1942年，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国际旅战士朗拜因被送解至奥斯维辛集中营，很快又被党卫军医生魏斯挑选作他的书记员，这个职位使他享有了某种“特权”，不仅免除了很多非人的待遇，还可以接触到远远超出普通囚犯层面的信息。而且，他恰好属于政治犯，也是奥斯维辛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这又为他打开了一个了解奥斯维辛的特殊窗口。从这点来说，他具备了莱维所说的最好的集中营历史学家的资质。
这部写于1972年、最初以德文发表的作品《奥斯维辛的人们》还有一个难得的特质：作者记录过去，并非要给人群简单贴上道德标签再加以审判，相反他意在理解，意在通过人们在集中营条件下的极端表现来理解人性，所以他把更多的篇幅用于描述那些反应不同于常态预期的人——比如那些在非人条件下仍然展现出人类情感的人，而非记录日常罪行。
所以，最好的集中营历史学家出自极少数人之中——他们有能力和幸运去获得特权的地位，可以更好地观察集中营，而不用卑躬屈膝，出卖人格；他们有技能去讲述目睹的事实，遭受的苦难；他们能够以优秀历史学家的谦卑，既考虑到集中营现象的复杂性，又记述其中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是政治犯——因为集中营是一个政治现象；因为与犹太人和其他罪犯（正如我们知道的，集中营的三大类囚犯）相比，政治犯拥有高得多的文化背景，可以解释他们看到的现象；因为，更准确地说，鉴于他们原本都是反法西斯斗士（甚至现在仍是反法西斯斗士）的事实，他们意识到证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战争手段；因为他们更易于接触到统计数据；而最后，因为他们在集中营内有着重要的地位，往往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至少，在战争最后的岁月里，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可以忍受的，比如，允许他们记录和保存笔记，这对于犹太人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奢侈，而罪犯们则可能毫无兴趣。
——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一
集中营幸存者、作家普里莫·莱维的这段话似乎就是为奥地利人赫尔曼·朗拜因量身定制的。1942年，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国际旅战士朗拜因被送解至奥斯维辛集中营，很快又被党卫军医生魏斯挑选作他的书记员，这个职位使他享有了某种“特权”，不仅免除了很多非人的待遇，还可以接触到远远超出普通囚犯层面的信息。而且，他恰好属于政治犯，也是奥斯维辛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这又为他打开了一个了解奥斯维辛的特殊窗口。从这点来说，他具备了莱维所说的最好的集中营历史学家的资质。
这部写于1972年、最初以德文发表的作品还有一个难得的特质：作者记录过去，并非要给人群简单贴上道德标签再加以审判，相反他意在理解，意在通过人们在集中营条件下的极端表现来理解人性，所以他把更多的篇幅用于描述那些反应不同于常态预期的人——比如那些在非人条件下仍然展现出人类情感的人，而非记录日常罪行。所以他特别要求自己保持客观立场和冷静分析（！）：
在集中营里，人们被置于极端环境之中。本研究将描述囚犯和看守是如何对这些环境做出反应的，因为生活在奥斯维辛铁丝网另一侧的人们，同样也被置于一种极端情境之中，尽管这种情境与囚犯所经历的截然不同。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主动对奥斯威辛集中营这种极端情况下人类的反应进行冷静的分析。这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像看待十九世纪的事件那样超然地看待奥斯威辛集中营。
这一点甚至反映在书名中。全书的主体是观察两类人群，囚犯和看守，但作者没有像通行的那样，把他们用“受害者”、“魔鬼”这类词区分开，而是用了一个统一的、中性的称呼：“奥斯维辛的人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牢记一位波兰作家安杰伊·维尔特的告诫：“要揭示20世纪大规模屠杀的真相，就不能把凶手妖魔化，也不能把受害者神化。我们应当控诉的是法西斯体制所制造的非人境况。”作者也是这么定位自己的研究的：
任何了解奥斯维辛大屠杀规模的人，都会试图寻找罪魁祸首。而我这项研究，应被理解为一种对仓促下结论的警示。如果其他人被派往那里，他们的行为未必会与大多数看守有所不同；正如那些在毁灭机器中充当齿轮、因此背负罪责的人，如果没有被置于奥斯维辛的氛围之中，很可能一生都不会想到杀人或谋杀。……难道是几千名愿意服从命令的人，在最严密的保密状态下建立起一整套灭绝体系，而民众却声称对此一无所知吗？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对奥斯维辛行凶者行为的任何严肃分析，都必须超越这一小部分人。
由于这两个特质，这本书构成了我阅读莱维等集中营作家之外的一个很好的补充，事实上也确实拓展了我对人性的理解。
二
作者说，在奥斯威辛，英雄主义常常不为人知。是的，读过这本书后，我们发现，虽然非常罕见，但还是有反抗，如果不是作者所处的位置，不是事后的汇总，很可能不为人知。
反抗有很多类型。最极端也最罕见的是起义——纳粹从囚犯中招募的特遣队（负责将囚犯送入毒气室、然后清理现场）就发动过一次起义，当然结局可想而知。
除了这种极端的类型，有的反抗是公开宣示立场。比如1944年7月22日，当435名从科孚岛押解来的犹太人被分配到特遣队时，他们拒绝工作，然后遭毒气杀害。还有一幕为很多女囚犯记得的场景是，被装进卡车送往毒气室的法国妇女高唱 《马赛曲》……
另一些反抗是秘密进行的，但同样彰显了非凡的勇气。三名在党卫军中央建筑办公室工作的女性，克里斯蒂娜·霍尔恰克、瓦莱丽娅·瓦洛娃和维拉·福尔蒂诺娃（一名波兰人和两名捷克人），秘密复印了集中营的建筑图纸和带有内置毒气室的火葬场设计图，并成功地通过地下渠道将之送了出去。福尔蒂诺娃曾描述她们从事这一危险行动的动机：“我们相信自己永远无法走出那个地狱，但我们希望世界有一天能知道这一切。”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一位名叫莫达尔斯基的波兰平民设法将相机带入营地，然后由负责焚尸炉工作的特遣队员拍下照片，底片再由在党卫队食堂工作的海伦娜·达顿偷偷带出集中营。这些照片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证据。
最令人动容的秘密反抗的例子，是来自前面提到的特遣队。他们从被挑选出来的那一刻起，就成为集中营罪行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因而每过一段时间，纳粹就把他们全部杀害，然后换上另一拨人。这一点是如此确定，以至于战后在法兰克福监狱中，党卫军军官卡杜克被告知有一位该小组的幸存者作证时，他勃然大怒，认为这绝无可能。——然而他高估了他的同事们在战争最后阶段的办事效率和冷静，少数特遣队囚犯在一片混乱中逃脱了。
就是这些被纳粹委派去毁灭别人、自己也注定被毁灭的人，他们中有人小心翼翼地做了文字记录，然后把笔记埋在了地下。在奥斯维辛解放十七年后，这些文件被挖掘出来，只是由于保存状况不佳，部分笔迹已无法辨认。以下文字就出自这样的笔记，记录者是特遣队员列文塔尔：
没有人能够真正想象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我们的经历根本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描述……然而我们——一小群灰色的人，将会让历史学家大费周章……也会让那些想要了解并研究我们心理状态的心理学家颇感兴趣；哦，那倒是值得研究的！但谁又知道这些研究者是否能够触及真相，是否有人能够彻底……
作者告诉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囚犯正是被这样一种信念所支撑：“我们必须活下来，这样才能将我们所看到和所遭受的一切告诉世界。”
三
普里莫·莱维在他的作品里提醒过，在集中营环境下，对人类行为进行严格的道德审查是草率的，“我们并不排除受害者也会犯罪，有时客观的罪行还很严重，但据我所知，人类的审判团并没有资格去审判这些罪行。”朗拜因也持这样的观点，他的作品里也有很多例子。这里补充一个集中营长老的例子。
集中营当局为了更好地管理囚犯，总会挑选一些犯人担任辅助的管理职务。这些人得到授权之后，在集中营环境下无疑有了对其他囚犯生杀予夺的大权。那么，这些人的品质好坏是否会影响到日常秩序和囚犯生活呢？如果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好人是否应该接受这种职务？——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他们担任这样的职务，是以必须配合当局的许多恶行为前提的。
作者当然理解这种两难困境，作为抵抗组织成员，他说他总是劝说那些有责任感的人出来任职：
对个人而言，拒绝接受职务、保持良知不受牵连当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是那样，许多集中营中所取得的改善又是如何实现的？那些施暴者和骗子又怎能被从关键岗位上移除？如果所有尚未丧失道德感的人都拒绝承担责任，营地将会是什么样子？对于一个同意佩戴臂章的人来说，在履行职务、保持职位所必须做的事与滥用权力之间把握分寸是极其困难的。然而，如果一个人认真看待自己在拒绝职务时所承担的责任，他就不会逃避这种困难。在纳粹党卫队设定的体制框架内，营中的“重要人物”确实可以做出许多事情——既可能是善，也可能是恶。
那么，对这些人又该如何做道德评判呢？或许，在通常情况下，道德行为总是默认符合社会的利益；然而，集中营社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道德准则与整体利益不再一致，需要我们搁置或者调整通常的道德判断？
对监狱看守，同样存在道德判断上的困难。一些囚犯会提到少部分看守的善行，比如犹太人雷妮·耶利内克说起有位士兵问她来自哪里，当得知两人是来自同一地时，士兵设法将她调到了护理组，这相当于拯救了她的性命。耶利内克再也没有见过那名男子，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还有一位犯人奥托·沃尔肯本来已经被选到送往毒气室的那个队列，一个党卫军士兵听到他的口音，问了他并确定两人来自同一地方后，他也想办法救出了他。
同样地，党卫军女营领导人玛丽亚·曼德尔因为热爱音乐，对小提琴演奏大师、犹太人阿尔玛·罗泽多有照顾。当罗泽生病时，曼德尔安排她住进单间接受护理。有一次她甚至安慰罗泽，说她肯定会是最后一个被送进毒气室的人。
他们是好人吗？他的“行善”可能只是临时一闪念，或者出于个人喜好，甚至可能是以牺牲另一个和自己无关的人为代价，而救下那个和自己有些纽带的人，用前者来充数，这样他算好人吗？
而且即使那些以凶残著称的党卫军，也有发善念的时候，这种时候，如何对他们评判？
一些党卫队成员对儿童表现出的“软弱”在特雷津家庭营被清算期间体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以残暴著称的舍房长斯特凡·巴雷茨基竟是那些请求党卫队营地指挥官饶恕年幼囚犯生命的人之一。后来，在法庭上被问及他的动机时，这位头脑简单的日耳曼裔德国人回答说：“嗯，我们在营里也没什么事可做，但总是去看孩子们的剧场演出，所以我们已经习惯那些孩子了。”
这种复杂性大概就是作者要我们更专注于专制体制所制造的非人境况，而非对个人进行道德评判的一个原因吧。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普里莫·莱维书里的一个细节，我觉得我找到了答案。
莱维在入狱前获得过化学博士学位，在狱中，当集中营的橡胶实验室挑选化学专业人才时，主考官潘维茨博士面试了他。“他威严地坐在一张复杂的写字台后面。我，编号174517的囚犯，站在他的书房里”，而“当他写完之后，就抬起头，看了看我”，莱维从此留下了一个心结：
打从那天之后，我以许多方式多次想到了潘维茨博士。我自问，他作为人的内在功能是什么；我在想，除了聚合实验，除了他作为印欧日耳曼人的意识，他怎么打发时间的；尤其是当我又成为自由人之后，我还曾想再遇见他，并非为了报复，而只是对于人的心灵的一种好奇。
因为那种目光并非是人与人之间的目光，倒像是人隔着鱼缸的玻璃壁看鱼时的目光，是两个不同世界的生物之间的目光，而要是我能够解释那种目光的本质所在，我也就能解释德意志第三帝国疯狂的实质了。
我想，潘维茨博士之所以用人隔着鱼缸玻璃壁看鱼时的目光来看莱维，就是为了避免和他产生任何纽带，为了把他看成与自己毫无任何关系的“人”，从而可以避免对他的命运产生任何不安和同情，不然他也有可能像前面提到的几位党卫军士兵一样。这确实是极权政体疯狂的实质，那就是割断受害者和普通人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生活和情感纽带。
四
纳粹战败后，很多德国人——从高官到平民——都声称自己并不知道灭绝营的存在，并努力证明这是党卫军严格保守的秘密。对此，党卫军军官卡杜克在接受审判时作出了激烈回应：
火葬炉燃烧时，蹿出的火焰有五米高，从火车站都能看到。那车站满是平民。可没有人说一句话。还有一些休假列车经常在奥斯维辛短暂停留。有时整个车站都被烟雾笼罩；这时国防军军官会探出窗户问：“怎么有一股甜味？”但没有人有勇气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地方又没有制糖厂，这些烟囱是干什么用的？”
看起来，人们不知道首先是他们不想知道，他们是知道那里有一个危险而且不体面领域的存在的，但他们自觉地绕开了，如政府所期望。
正如作者指出，任何不愿被灾难性消息打扰内心平静的人，都能找到理由将各种传言统统排除在外。比如，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编造的虚假暴行报道可以成为他们心理上的保护帷幕，使他们躲藏其后，不必去了解眼下正在犯下的真实暴行。再比如，一位在德国化学工业公司工作的金属工人赫尔曼·豪斯曼证实，当时确实有人在讨论毒气处决囚犯的事情，但“我们拒绝相信”。——而任何一个拒绝相信的人，事后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对此一无所知。
五
最后，作者讲到了幸存者在重获自由后的各种反应，对我们理解同类人群也非常有帮助。
作者首先以自己为例，讲到经历奥斯维辛之后，自己对许多事情的反应已经不同于普通人，已经奥斯维辛化了：
1945年5月我回到维也纳时得知，我在维也纳的朋友鲁迪·弗里梅尔、维克尔·韦塞利和恩斯特·伯格在集中营撤离前不久被绞死。其中最后这位伯格，是我最能彼此理解、我最为敬重的人。得知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而我对此的反应却是典型的奥斯维辛式反应：事情已经发生了，人只能设法接受。
作者还讲述了另一次经历：一次在讲座上，有位女士问我在营地是否认识一位叫鲁迪·弗里梅尔的人。我回答说是的。她接着问他后来怎么样了。我简短而冷静地答道：他在1944年12月30日被吊死在广场上。那位女士瞬间崩溃，失声痛哭。事后，我的弟弟目睹了这一幕，责怪我把这个消息传达得太过冷酷和突兀。而我唯一的回答是：“那么，谁又曾温柔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呢？”
在极端苦难环境中习得的心理防御机制（如冷漠等），使作者难以回到“正常”的感情表达方式中，换言之，他失去了那种可以自然流露情感的能力或信任。
也有一些奥斯维辛人提起过去时会说，我首先记得的是奥斯维辛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作者自己就遇到过，当时他为了搜集写作材料而参加了一次女性难友的小聚会。然而，这次聚会却未为他的研究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作者描述当时的情况：“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同时说话，互相提醒起那些有趣的往事，笑个不停，整个氛围就像一场喧闹欢乐的聚会。一个毫不知情的听众可能会以为，这些女性是在分享她们青春年华中的美好回忆。”
在这里，作者也同样尝试去理解，而非评判：
美国精神科医生克劳斯·D. 霍普在对一些有明显心理创伤的幸存者进行多次评估时观察到，许多在迫害时期的痛苦经历往往被淡化，甚至被贬低其重要性——显然是因为回忆这些经历带来的痛苦太过强烈。许多奥斯维辛幸存者之间的对话会以轻松或滑稽的插曲为主，也许有一个更简单的原因：我们无需彼此提醒那些“挑选”过程（指筛选送进毒气室的囚犯）和堆积如山的尸体。
不过，作者也没有忘记补充和提醒：那些在营中处于最底层、忍受最严酷待遇的幸存者，并没有任何可以带来笑意的回忆。只有那些得以逃脱饥饿折磨的人，才可能记得一些后来还能笑着说起的片段。
还有一类幸存者，他们的心理动机更是难以窥探，如果不是作者点出。我们知道在奥斯维辛，囚犯来源众多，命运差异巨大，其中德国囚犯往往被他们的党卫军同胞委以管理其他囚犯的重任。对这些德国人来说，奥斯维辛不仅仅是恐怖与磨难的回忆，同时，那段时光也是他们人生中权力最为膨胀的时期——那种权力，是他们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曾拥有、甚至不曾接近的。这对那些遭到正常社会鄙视和排斥的犯罪分子尤其如此：
他们在奥斯维辛却令所有人战栗发抖。凭借他们在营中的职位，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如同“帕夏”（中东王公）般行事，羞辱那些在正常情境下连正眼都不会看他们一眼的人。事实上，这些人甚至会受到其他囚犯的巴结。在奥斯维辛——也只有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感受到被重视、被需要的感觉。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一般罪犯中，即使是受到重用的政治犯也有这种情况，下意识地会把奥斯维辛记作他们一生中最有地位、最具分量的一段时光，在战后仍会觉得自己比那些在集中营中只是“无名一员”的囚犯更加优越。
这里我们尤其感到作者的客观研究的价值，把受害者的真实面貌也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努力去理解。
六
霍斯是奥斯维辛的指挥官，对超过一百万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战后被判处死刑。他在死刑宣布后，留下了遗书，这里摘录几段作为本文结束：
这是一个悲剧。我本性温和、好心肠，总是乐于助人，却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灭绝者之一，冷酷而坚定地服从着每一道消灭人类的命令。党卫军多年的严格训练旨在把每一个党卫队员都变成无脊梁的工具，用于执行全国领袖的一切计划，这种训练也把我变成了一个盲目服从命令的自动机器。我对祖国狂热的爱和极度夸大的责任感为这种灌输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人生的终点承认自己走错了路，因此必须为这一结局承担责任，这是极其痛苦的。
他给长子克劳斯的遗言：
一个人应该接受温暖而敏感的人性导引，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不要不加批判地把遇到的一切都当作绝对的真理。要从我的人生中汲取教训，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我相信并信任一切来自上面的东西，不敢对那些被灌输的“真理”产生丝毫的怀疑。睁大眼睛走过你的一生。不要变得偏执，要全面地看待所有事物的利与弊。
他写这些，是真诚忏悔，还是为了洗脱罪名？
然而，他个人如何，重要吗？
（作者注：全文完。翻译借助了chatgpt网站；同时，出于行文流畅的考虑，有些叙述引用了原文，但未用引号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