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 | 顾准：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编者按：12月3日顾准去世五十周年。“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利狂妄，也没有权利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像王元化说的，你便再也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本文为記者柴静纪念顾准文章，亦为柴静“抽屉写作”。作品初稿写于2009年，2015年重写，2024年12月修订，波士顿书评首发。

【前言】

这是二0一五年做完《穹顶之下》后，我重写的顾准笔记。当时没有发表可能，只是像顾准一样“为抽屉写作”，从二00九稿的八千多字扩展到两万六千字，修订史实，反思认识。举三个例子。

一、

二00九年，我认为顾准是市场经济的先知先觉者，“他从来没有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不被风暴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

这个判断太轻率了。

在一九五二年被打倒之前，顾准的思想与当时的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甚至更激进——他不是市场经济的拥趸，恰恰相反，他要摧毁它。

我与杨奎松老师通信，从他提供的档案确认，顾准被撤职的原因之一，不是因为他反对“左”的政策，而恰恰是因为他太“左”。一九四九年，在上海财政局长任上，他用高地税驱离了上海所有的外国企业，这是他的得意之作。被撤职前他曾是上海“五反”运动的领导人，宣布要“坚决打退上海资产阶级对国家税收工作的猖狂进攻”。当时他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激情，要“挖”掉私有制，尽快把资产阶级“挤”进社会主义中去。

一直到被撤职四年后，顾准都是计划经济忠诚的捍卫者。他入党校时只是一个仕途失意的干部。当大街上锣鼓喧天庆祝“社会主义化”时，他从“梦中惊醒”的酸楚，只是掉了队的失落。

对顾准思想起点的认识一发生变化，我就意识到，他“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转变的过程，比我之前写得要细得多，慢得多，周折得多，也因此有意思地多。

二、

我的初稿写了一九五六年他对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但这远远不够，两年后顾准还在热烈拥护“三面红旗”——工业化，高速发展，消灭私有制。

因为顾准信仰的核心是马克思预言的铁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真和善的世界将同时来到。“必然”二字，斩钉截铁，在他身上引起了宗教式的狂热，“没有这个必然性，谁会把脑袋系在腰带上闹革命？”

这次重读，在我看来，他第一次真正触碰“绝对真理”的地位，是在一九五九年在河北亲历了这场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的社会实验的力量和后果之后。

但是，只有经验是不够的。理想主义者失去对“绝对真理”的信仰会有极大的危机，因为对顾准来说，一旦要放弃理想的世界图式，要么陷入“庸俗”的不可知论，要么沦落为“粗劣”的功利主义。重读他日记，我认为在这个思想危机的当口，顾准读到杜威的《哲学改造》，解除了他的痛苦，混乱和不安。

阅读是一次揣摩，字里行间，我几乎可以触摸到一个人思想的勃动，如母鸡伏卵，内剥外啄的剧烈挣扎，和它最终诞生一瞬间的平静。

三、

人的思想不会一劳永逸。我在初稿时把顾准的思想当成是箭一样笔直射出的过程，有些想不通的，就忽略了过去。

比如他文革期间争议极大的《新生日记》，他认为“一打三反运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之后，生产跃进必将开创新纪元，一个新的时代将开始了”，写日记时他兴奋地数夜不睡。

有人认为这本日记是他刻意伪作以求自保，有人认为他感染了文革的“猩红热”，彻底放弃了原先立场。

这两点都不能完全说服我。我意识到，绕过去不成，必须从问题中穿过。所以我试着自己作答：以顾准的个性，在学术问题上，如果明知作伪，他完全可以不写，更不必写得如此露骨，为什么他非写不可？

我不是学术工作者，回答这个问题肯定不免有错误。但回答它，是因为每个读者都有自己阅读的体会，也有一种阅读的责任——我理解了吗？那些我曾错认的、含混不清的、绕过去的，我能理解吗？

顾准个性中有“好下断语”的一面，但他最可贵处，就是不会深闭固拒，回避现实和逻辑的检验。重写，是我向他学习。

在北京万籁俱寂的夜里，这两万六千字，不断推翻，不断假设，不断怀疑，思想的摇晃给我极大的不安，和同样强烈的愉悦，使我理解顾准为什么说“所谓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不会错的想法”。

这篇写给抽屉的笔记，近十年后，谢谢《波士顿书评》的四鸰约稿、校订，让它面世，请大家批评。

【正文】

“所谓专制，就是相信自己绝不会错的想法。”——顾准

一

一九五二年，顾准三十七岁，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撤职很突然，当着两千多人，在市府大礼堂宣布的。他就坐在台下，不知道原因，也无法辩解。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顾准得到“个人英雄主义”的评语不奇怪。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他穿西装吊带裤，玳瑁眼镜，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他天赋高是公认的，十二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十六岁登台执教，十九岁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三十四岁执掌上海财政局与税务局。对他的撤职起决定影响的领导也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有意调他，他坚持留在上海，说：“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只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群众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只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论证对错，上级检查组勒令他在整改意见上签字，他签完还要附加一句：“申明保留意见”。

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领导说：“再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晚，顾准一句话不说，坐在办公室抽烟。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顾准一动不动，天亮之后站起身，秘书追上去问他去哪。他没回答，使劲推开了门。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他在日记里写“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撤职没有公布具体原因，他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自己的会议都无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顾准屡次申诉，要求复查撤职事，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以上这段，是我在二〇〇九年第一次写顾准的笔记开头，因为他被撤职的经历触动我当时心境。

我把他当成单纯的体制受害者。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我当时认为顾准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不假思索地认为，他成为“中国最早提倡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万马齐喑中唯一的思想者”，是因为先知先觉。

这种印象一部分是真诚的，因为读《顾准文集》时我几次翻到书尾去看写作日期，确认这些文字真的写于一九七〇年代。这个人的思想和行文独张一帜，仿佛不受时代的局限。在初稿中我写：“他从来没有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不被风暴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

六年后，我重读顾准，发现当年读书和判断都太草率了。

三

在一九五二年被打倒之前，顾准的思想与当时的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甚至更激进——他不是市场经济的拥趸，恰恰相反，他要摧毁它。

顾准日后对吴敬琏说过，被偶然打倒之前他的思想是很左的，走得很偏——每天坐着汽车出入，不了解、也不懂得普通人的生活，习惯性的开场白是“问题是这样提出的……”考虑问题常从概念出发，不平实，容易凌空虚蹈，不容异议。六十年代，老友孙冶方半开玩笑地说过他：“你不民主，我是彻底的民主。”

顾准参加革命不是为了改善处境，而是出于理想主义。二十四岁时他在会计事务所和大学讲课的月收入已经近四百银元，一个人力车夫当时收入不过三元，他放弃优裕的生活是想要一个马克思预言的世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真和善的世界将同时来到。“必然”二字，斩钉截铁，在他身上引起了宗教式的狂热。一九四〇年，他离开上海参加新四军时说：“没有这个必然性，谁会把脑袋系在腰带上闹革命？”

一掌握权力，顾准的使命就是要推动这预言成真。一九四九年，在上海财政局长任上，他用高地税驱离了上海所有的外国企业，这是他的得意之作——以和平方式击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他最早在流通领域实行国营垄断，上海工商联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要吃掉民营企业，自述里他说“绝不让步”。

再看他被撤职的原委时，我发现我此前的判断完全错了。他反对“民主评议”，除了认为群众评议不科学，还因为他认为这办法对资产阶级太软弱。他主张的依法征税可以“轻税重罚”，能罚到让资本家破产，可以是“限制资本主义成份的斗争武器”，为此不惜与负责统战工作的市长潘汉年交恶。他的秘书顾树桢回忆，“在市政府会议上，大家都批评他太苛刻了，他又好斗，站起来一个个反驳”，最后陈毅支持了他的观点。当时上海以一城之力，支持中央财政近三分之一收入。为完成当年税收任务，一九五〇年有数月时间，顾准用了重罚方式，为此收到过子弹与恐吓信，他在房屋前后架上了电网。

此时他年青力壮，如此强的信念与激情，要打碎旧世界，“挖”掉私有制，尽快把资产阶级“挤”进社会主义中去。正因为不顾私利，一切为了国家和信仰，才绝无通容之余地，日后他写：“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实践一致勇往直前……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

顾准被撤职，不是如我之前所想，受到了“左”的迫害，而恰恰是因为他本人太“左”。他曾是上海“五反”运动的领导人，就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初，被撤职前夜，在布告中他宣布要“坚决打退上海资产阶级对国家税收工作的猖狂进攻”。这是一句公文语言，但以他当时的思想逻辑，说来应不违心。顾树桢与上海店员工会的负责人韩西雅都说过，顾准认为三反五反是一个好的机会，只需要用财税手段就可以“挤垮资产阶级，征（税）垮资本主义，提早消灭资产阶级，加速社会主义”，对顾准撤职有决定影响的薄一波给中央简报中有一份脚注：“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抛开背后可能的个人恩怨，这话写入公文，说明顾准当时留给人的普遍印象。

顾准不但不是因为质疑计划经济而被撤职，恰恰相反，一直到被撤职四年后他都是计划经济最忠诚的捍卫者。他只将自己的失意归因于“傲上刚愎”，憋了一口气想另寻出路，拉一队人马搞工程建设，以实绩证明自己。一九五四年冬天，他调去建工部洛阳局工作，仍勇于任事，不请示正职便做决定，下属犯错后还包揽责任，却没考虑以他的政治处境这是如何不合时宜。面谈时，建工部部长说：“你来洛阳，大概还是想有所作为的?”半嘲弄半质问的口气，暗示他累犯错误却不懂得自处之道。顾准知道又要接受处分，当时盛暑，他眼前一黑，差点栽倒在地。

数年间动辄得咎，这基本意味着政治生涯终结，用他的话说，“野心化为槁木死灰”。回到北京后，他要求进入中央党校，不是产生了什么思想危机，需要读书探索，只是认为自己“遭人陷害”，入校目的是“申诉委屈和解决问题”。学校断绝了他的希望：“我们这里不解决学员的这类问题”。

一九五五年底，农村合作化开始，中国全面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低价赎买民营企业实现全面国营化。顾准自豪，认为这由他在上海的工作肇始。加上三十年代开始，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经济危机，大萧条持续了十年，顾准的乐观主义到了顶峰。他在党校日记里写：“据张双城同志谈，资本主义存在不会超过一九五九年。昨晚十分兴奋，到两点多才睡着。”

至此，顾准只不过是一个仕途失意的干部。当外面锣鼓喧天，北京打头，上海跟上，已经全部“社会主义化”时，他梦中惊醒的酸楚，只有掉了队的失落：“听到外面斗争热闹的消息，还不免有怅惘之感，剩下的也许是暮年了。”

四

在我看来，顾准思想改变的最早萌芽，是从家庭生活中开始。

从洛阳回北京后，顾准对得失不能忘怀，午睡惊醒，总在重温耻辱，靠着妻子汪璧的理解和安慰才稳住心神。“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他与妻子汪璧（原名方采秀）结识时十九岁，她二十岁，是他会计学校的学生。婚后顾准弃家去苏南革命，由她供养他的母亲和弟妹。汪璧内向而一腔柔情，亲戚的孩子都争着要她做妈妈，叫她“大家姆妈”。他当时发表文章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一切思考他必要说给她听，有时长谈到夜里两点，他说：“历史常常要重写，而且一定是愈写愈接近乎于客观的真实。”从日记看，汪璧没有反对他的思想，只是提醒他慎言：“说话太多，非其时，非其地，表现出来就是一股骄气。”顾准信服她的责备。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给他，有时是《安徒生童话》，他看了觉得“感伤，但实在温柔”。妻子是他心灵的中心，她出差时，他一再写“若有所失”，“悒悒寡欢”，“十分寂寞”，“实在盼望她早回”。

顾准个性峻严，有清教徒气息，认为追求物质满足是庸人气息，所以认为上海的服务和消费业是“花天酒地，奢侈浪费”。他憎恨资本主义，赞成取消私有制。青年时代他放弃安乐，过流亡生活，两个幼儿不到两岁都夭折了。妻子极痛苦，他却无不安，认为自己是职业革命家，不惜牺牲一切，她也理当如此。赋闲之后，顾准才第一次有余暇进百货公司，陪家人买茶叶、巧克力和手帕，还买了斧头、凿子自己动手打家具。大女儿十四岁了，是父亲打羽毛球的对手，也是谈心的对手。他日记里满溢着醉人的情感：“料不到四十岁以后，才懂得生活，懂得文艺，懂得爱孩子”。

生活新鲜陌生，他像第一次发现它的价值，有所触动，头脑里的某种偏执僵硬的教条柔软了，松弛了。日记里他写：“在今后的工作中也要懂得生活，懂得生活是重要的，这就可以避免做怪人。”

五

顾准对信仰的第一次反思，不是因为他有了动摇怀疑，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想要精进。

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顾准在党校读书，此前他是财务系统的技术官僚，从未读过马克思原著。他对《资本论》一读之下极为钦服：“真好呀!……对资本家的憎恨，对工人阶级的爱，对铁的法则的科学的冷静的态度，渊博的知识，美丽的文章……精美绝伦。”因为他懊悔过去身居高位时徒有一点报章杂志之学，却“盲目积极，实在滑稽”。

但他反感信徒的地位，学校对学员的要求是“读经”，只顾念诵。这词顾准听着极不入耳，他认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绝不是某个人的信徒，只引证不重逻辑推理是对思维的束缚。从撤职开始，他将全部业余时间用于学数学和几何，一开始只是逃避失败感，但渐渐被数理的逻辑和客观性吸引，痴迷到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检讨里他说：“数学中的客观主义是我滚向堕落的开始。”

十月五日，阅读中什么东西让他感到不对劲：“为什么有的文献如此绝对，又如此富有‘套’的意味？”

这是他日记里第一次出现疑问，很隐晦，有所顾忌，只有一句。

一个人对重要的情感或者信念发生怀疑，像精神上牢固的铁壁开裂了。连续几天他什么也做不了，书也读不下去，一看到“绝对”两个字就头疼。几天后日记里他写了很长一段，论证辩证法不是教条，一切独断是后人加上的，或者是实际政治斗争需要在宣传上暂时的强调。他一再论述，直到重新确信：“这是彻底的，真理的地位。”裂缝合拢，动摇暂时停止了，顾准在日记里写：“愉快的兴奋，很快入睡了。”

他的书又读了下去，但很快又卡住了。马恩著作引用的史实，顾准完全陌生，对哲学也只知基本概念。他从此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迷恋，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他开始学习世界史，发现《资本论》中有的史实翻译不准确，就自己动手改译。

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职业启蒙的会计师事务所由哈佛大学博士潘序伦设立，受的是西方经济学训练。一九五五年是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可以看到西欧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的书和凯恩斯的英文原著。凯恩斯针对严重的大萧条，批判古典经济学，力主国家干预经济，医治资本主义危机。凯恩斯是顾准学术上的敌人，顾准了解敌人的初衷是为了学会批判，但后果是，不久后疑虑袭击了他。在日记里他提到凯恩斯学说和在洛阳局看到公共工程里大量的集体浪费和形式主义，“不能不说投入若干阴影在我的经济思想上。”

看上去他苦恼紧张，想要抵抗，但只是在这种疑虑上盖了一层薄盖：写了一句软弱空洞的“要努力呀!”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如何一步步变得强壮的。这也意味着人人可为。

六

重看顾准《党校日记》时，我留意更多的是他的挣扎。一个人的思想不会像箭一样笔直，它的酝酿如母鸡伏卵，内剥外啄，百般挣扎，带着血痕诞生。

顾准思想上薄薄的一层外壳，是外力击破的。一九五六年，苏共前领导人斯大林去世三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批判斯大林执政期间制造个人崇拜，独裁，破坏法治，发动大清洗。四月二十六日，中央党校传达苏共二十大报告。当天晚上，主席台上只坐了一个不重要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整整念了五个小时。会场十分沉寂，念完就宣布散会，大家沉默无言。

日记里，顾准写“极大的震动”。

斯大林是顾准少年时代的偶像，他放弃高收入和家庭生活流亡苏南，是希望做斯大林一样的“职业革命家”——一个付出自由和生命来换取人类平等的人，他形容那个目标是“圣洁”，现在斯大林成了“杀人凶手”，圣洁成了嫌恶。

党校很多人接受不了批评斯大林，幻灭是痛苦的。顾准认为这是懒汉的想法，没出息。他曾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没有什么生命力了，只依靠殖民地维持，现在他发现斯大林也是这个观点，自责自问“我是不是受了他的影响?……自诩能判断事物，实际上还不是无条件跟着跑？”

以前顾准常说自己傲上刚愎，但仍有几分自负，认为自己无奴气，不媚上，现在他才意识到，一个自栩独立的人也会盲从而不自知。在日记里他写：“一方面要承认领袖的作用，另一方面要承认，不论哪个人，包括马克思在内，论断不能保证全无错误，也不能保证垂之万世皆准。有反对意见，才有创造性的思想。”

斯大林不仅是政治权威，也是理论权威。上课时，顾准曾在苏联专家经济学的讲义旁随手写下很多疑问，此时禁忌已破，他索性把疑问统统整理了出来，有四千五百字之多。

“中苏革命前，都没有一个资本主义时期？”“新的技术会给资本主义带来什么？”“八十年来，多少事情啊，怎么能以不变的教条来理解？而对这些大量存在的事实，闭目不看，充耳不闻呢？”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但仅有这两点还不够。

与顾准争执最多的潘汉年对他有一句评论“顾某的风度是好的”，意思是他不会把面子当回事，如果让他信服，改正得很痛快，绝不文过饰非，不会有知性上的不诚实。顾准对过去的政策路线第一次反思：“现在我热烈地反对教条主义，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上海的一些主张，又何曾没有教条主义的成分?”

这句话底下，他划了波浪线，以示重重的感慨。

没有先知，只有解放思想需要的条件，如顾准写：“只要大门打开，放进清新空气来，一切问题都要重新估价。”

七

一九五六年四月底，顾准开始考虑：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他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是，在逻辑上，他不能认同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谈谈，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此时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四年，取消了市场经济，商品交换不再存在，由国家统一分配。其他学员说：“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他只好收了起来。

顾准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七月十二日，顾准毕业，建工部要他去会计司工作。入校前，这本是他最渴望的重回体制的机会。但此刻他已经从“被人陷害”的个人恩怨里脱身，有了更广大的看法，思想上的困惑急待解决，无心再做部吏，对职位拒绝得很干脆。对方意外，问：“是不是对部里有意见?”他否认。领导要他再考虑考虑，他态度决绝，以至面色微变。

当晚日记里，他写：“这是沉默的抵抗，要抵抗下去。”

决定退出现实世界，不再有功利的目的，他要完成自己的思考，而且彻底。当晚，顾准打算动笔写关于价值规律的文章：“下死劲写完那篇文章，聊度岁月。”七月十三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

这篇稿子三万多字，历时一年写完。他反复改稿，每一次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关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预感到政治运动狂飙将至。一九五五年，刚入党校时就在日记里警告过自己：“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但一年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八

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下。顾准将三万多字《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投稿给《经济研究》杂志，在当年第五期发表。半年后舆论收紧，文章被认为是“大毒草”，企图推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

顾准此时无知无觉，中科院安排他负责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在中苏边境出差。苏方领导人以指导者自居时，他的桀骜不驯又露了头：“我在这种傲慢态度前绝无表现出任何恭顺之意。”选定水坝地址时，他为国家利益争辩，在中方同行者面前说出了“苏联有什么了不起？……好一点的房子都是沙俄时代建的”，被人揭发“反苏”。

当年十月，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开始，全国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顾准数罪并罚，被批斗三个月后，划为中科院系统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开除党籍，被彻底逐出体制，成为人民的敌人。

不像第一次撤职，顾准说，这次他没有激动或悲观情绪，不觉冤枉，决不申诉。在奉命而写的检讨里，他谈到“从前没有经验过国家计划，现在经验过了，也加以考虑了……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是不能持久的……我还要探索……独独自探索。”

独立是平静的，没有利害判断，甚至没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对抗感，只如竹叶上的积雪，被重力牵拉滑落。

九

家是最后的避难所。被打成右派后，顾准闭门不出。中关村的专家楼住的多半是海外归来的科学家，气氛平静，邻家常有钢琴声。他工资暂时照发，家中大小事情有祖母安排，还有保姆照料。书房里一灯两人，夫妻对坐读书。汪璧安抚他，要他顺乎其变，不要焦虑，不要反抗，“倒下去再说”。妻子爱花，他便在小菜园辟出一角种了玫瑰，截断竹竿，围了一圈小小的竹篱笆，把幼苗护在当中。

一九五八年五月，顾准下放河北赞皇农村受监督劳动，这是当时改造右派世界观的方式之一。去劳改前，妻子安排全家去五道口照相馆拍了合影，顾准怀里揽着小女儿，脸上有轻松的笑意。临走时，一家老小送他到门口，挥手作别。

玫瑰成活了，但谁也没有看到花开。

十

顾准是带着一腔热情去河北的。此时正值中央决定把中国快速从落后的农民国变成工业国家，提出国民经济“大跃进”口号，在农村普遍成立人民公社，称为“三面红旗”。顾准热烈赞成——工业化，高速发展，消灭私有制，这都是他的理想，虽然本能怀疑报纸上的高指标，但他的信念绝无动摇。

刚到河北，看到当地农民大修水库和试验田，他深觉感动。他生长在城市，没干过农活，腰不好，只能拿短锄，双膝跪在泥里，双臂支撑着爬行，膝头破损，手掌起泡，血肉模糊也不以为苦。他不认为自己是需要改造的罪人，而是研究者。在日记里写“只有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农村经济这一门功课”。

私有制取消后，村民不再自留土地，统一出工，集体在公社食堂吃大锅饭，顾准看到了农民大吃大喝和糟蹋粮食，认为垄断食堂只会产生“横行霸道的权力与道德败坏”，建议农村干部另搞一套：表面集中吃饭，但粮食分配和各家粮钱不受影响。这么一来，帐目极复杂，他自荐当小队食堂助理会计，此事被揭发，他被认为“不认罪服罪”，现场批斗，调去另一村的大型炼铁基地。

为了尽快成为工业国家，战胜资本主义，“超英赶美”，当年中央要求最后四个月全国钢产量要翻一番，各家各户捐出家中锅和铁器作为原料，农民停止下田，采矿伐林。这种土法炼钢没有耐火砖，泥抹的高炉达不到高温，炼出来的都是海绵状的铁渣。顾准刚挨过批斗，一边拉风箱一边议论“得不偿失！”，又犯了诋毁罪行，再被批斗，又调去“协助”技术革命，改良农具。下放干部多是文科知识分子，不懂行，只耗费材料没有实效，顾准公开说：“蛮干!”

第二年，作为“反党右派代表”，顾准被遣送河南信阳。

十一

四年前，“资本主义的存在不会超过一九五九年”的预言，曾让顾准兴奋得难以入眠。他认为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社会就要降临，他将及身可见共产主义。

现在，一九五九年到了。在河北，他亲历了这场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的社会实验的力量和后果。在日记里，他以一句话总结：“试过，证明完全破产的，就是产业军路线。”

他对资本主义一向憎恨，一向赞成取消私有制，此时叹惋“现在他承认资本主义不可能如预料的Catastrophe的方式迅速灭亡，马克思的预言，第一个失败是在英国，第二个失败是在德国……不幸，保存私有财产的西方，工人生活得比苏联要好。”他喃喃自问：“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失去生命力?……为什么历史违反了马克思的预言？”

河北归来，他的答案是一个再平淡不过的常识：“马克思笔下是一八四八年的世界，现在英德现代化了，过去反对野蛮资本主义的纲领不适用了。”

顾准仍然敬重马克思，承认他是思想伟人，被教条化不是他的本意。“这不能责备他，他无意做创世主。”但这意味着，他从绝对真理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而只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哲学体系之一。

这是思想上的解放。日后他总结，养成“读史”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去河南前，他家居三个月，阅读了多位哲学家的著作。读到杜威《哲学改造》自然科学的部分，他写“极有意思，问题苦我极深者，在此公这里得到解决。”

是什么问题苦他极深？到底如何得到了解决？顾准没有写，但我看杜威书中的自然科学一章时，能想象这段话在他心中引起的震动——“古典逻辑来自古代传统，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封闭，有限，完美，所以要追求唯一的、终极的信念，需要一个普遍性规律来支配万物……这种理性主义假定，理性高于经验，没有必要也不能在经验中获得确认，它培育了对事实的轻视，而这种轻视在失败，悲伤和战争中付出了代价。”

顾准看到了这个代价，苦他极深的正在于此。

他动摇过，在日记中自问“要不要与社会主义的基调分手？”

但是，分了手，去哪里？

落入“庸俗”的不可知论或者“粗劣”的功利主义，对他来说都不可忍受。

杜威的说服便针对这种心理而发：“近代自然科学已经推翻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科学展现了多样、无限的宇宙，没有天上崇高的真理和地上低级物质的区别，只有无限的扩展能力，无止境的进步……”

理想主义者很容易小瞧“经验”两个字，这两字意味着囚禁于过去和简陋的习俗，而“理性”意味着权威和崇高。但在近代科学的语境里，一切颠覆了，理性主义意味着禁锢，经验反而意味着观察力和想象力的解放，不可知不可怕，恰是不断进步的保证。

这个理论解除了顾准的痛苦，明确了他在事实上已经了悟、但理论仍不清晰的东西。三月八日，看完杜威此书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下标志性名句：“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目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目前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的预言。”

此时顾准失去职业和自由，即将去河南劳改，但从现有日记来看，这是他一生最稳定平静，甚至可称为愉悦的时期。思想上的混乱和不安解决了，在河南，另一场田野调查将要开始。他期待看到错误的修正：“地土多润湿！丰收有希望。春播之前改变政策还来得及。”

最后一句却隐隐含着不祥：“迟了就不行了。”

十二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到河南信阳铁佛寺水库劳动队的第一天，顾准的印象是“这是一个集中营”。

水库是一个没有勘探、没有规划的大跃进工程，要在两山间修坝拦河蓄水，没有设计图纸，唯一施工依据是县委书记的命令。工地挖成巨盆，盆底的人沿着蜿蜒的窄车道向上搬运土石方，被抽来劳动的本地农民工不堪劳累和饥饿，逃跑大半。剩下五百位右派在烈日下湿手帕缠头，一天经常劳动十五六个小时，不请假绝不准外出。

顾准在日记里对自己抱臂旁观：“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这是他作为研究者的态度：“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

推了几天车，顾准腿瘸了，被派去捡粪。早已没有了穿背带裤的习惯，他在棉袄上扎根腰带，跳进粪坑清底，用手抓到粪筐里，衣服和手上都是粪。但是，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粪越来越少了，别人解手，他在边上等着。一个民工对他说：“你捡不到粪了，我们都喝米汤。”

一九五九年，信阳干旱欠收，但为了维护“共产主义第一实验田专区”的成果，仍虚报粮食产量，追求亩产高指标。国家按此征购，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都要上交，劳改队多人因为饥饿浮肿了。顾准简单计算了分配的口粮，认为冬季农村的老人和孩子将陷入绝境。队里开会说粮食是思想问题，他在日记里写“一切的根本是数字，最崇高的思想也取决于数字。”

当年秋冬，他在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他称之为天堂。信阳是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农村没有食物供应，商城没有食品市场，不允许外出逃荒，对外联系的信件被扣押，数月间一百多万人死亡。顾准也浮肿了，日记里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找到、甚至偷来的胡萝卜，他在日记里写“我偷东西吃，我偷东西吃……”自感下流，为哀鸿遍野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他写道：“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

在日记里，他写下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这是冷静到令人心寒的分析，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

他当然有愤怒，但他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连日高烧剧咳，被允许停工休息半日时，他在日记中写下数千字的观察和分析：“人民公社把劳动力价格贬低到无可再低，阻止城乡劳动力流动，提供县社工业以及其廉价的劳动力，大小工业将不计成本地建立起来……愈是不讲价值规律，愈是严重……”

写下这些文字时，他腹中空空，只有一团饥火。他提出改弦易辙必须根本改革，“提高长期以来被计划经济压低的粮价，让粮食自由供应，公共食堂自由化，一句话，让需求决定价格。

一九六〇年一月，中科院担心下放右派饿死造成国际事件，要求商城大队返回北京。漫天大雪，顾准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到北京，棉花从裤子破洞中绽出，他写“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一九五九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四个月后，铁佛寺水库在五月十八日凌晨三点决堤溃坝，商城一千一百四十人罹难，顾准在日记里提及的十八名右派，均死于水中。

十三

从农村回到北京的当天，顾准挑着担子在风雪里迷了路，找不到家。

大跃进开始后，右派分子的家属不适合再住在专家楼，他的家迁到了建工部宿舍，郊区荒僻的百万庄。顾准的工资减少了三分之二，保姆走了，母亲摔跤骨折落下残疾，汪璧要照顾生病的老人和五个孩子。群众运动频繁，她天天加班，长女住校，刚上初一的哥哥带着三个弟妹生活。五个孩子学业都很好，但有个右派父亲，升学困难。汪璧强烈希望顾准能服从改造，改善家里处境。

右派不是罪犯，不经法律审判，也没有具体刑期，如何解除没有规定。一九五九年，全国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只有百分之三。摘帽子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劳改队负责人，但顾准的方式是“不理人，自顾自劳动吃饭……傲视大官”。

顾准瞧不起队长沈万山，这人一字不识，常常训斥右派是“罪人”，对农民毫无同情，痛打饥饿偷菜的民工，雪天剥掉人的棉衣赶出去，这民工死在了城门口。顾准愤怒之极，多次在日记里写“这个王八蛋……假如有那么一天哪，让我来审判你！”不论妻子怎么劝说，向这样的人请求摘帽在他看来是勒索，他对此只有蔑视：“去它球的帽子”。

他情绪外露的结果，是队长指名批评。顾准与妻子也开始有龃龉，他在金钱上一惯洒落，有食物供应时常接济别人，日记写“花钱多，慷慨，请客”，并不多想这钱是妻子从一家人口粮中挤出给他的。不久后他又向妻子要钱，却未说明原因，信中还对劳改队牢骚满腹。她的困窘已经难以应付了，又担心他改造不好，只能示以无情，日记里他写“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鸣咽”。

第二天，他负气回信“生活本可有各种方式，一切由你决定好了”，这是夫妻间第一次严重的分裂，但对两人的情感他从没有猜疑，“吾心所深知”。果然，妻子知道他是要钱看病，马上寄了来，责怪他不早说，一场风波后他的心被柔情浸透了，去信向妻子道歉，说自己“眛于形势，埋怨太多”，像孩子一样，汇报将如何劳动、花钱、读书，以示积极改造，好让她放心。

妻子成了人质，他只能屈从于勒索,笑靥迎人，见到队长必打招呼，对方不理睬也要打唾面自干。半夜两点起来写检查自批，将同情民工的“人道主义”自辱为“狗道主义”。他在日记里写“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要对得起爱人哪。”

队长认为他“接上头”了，要他当小组长，监督其他右派，向队长汇报。他不肯。接手这个角色的同事当年就摘掉了帽子。一九六〇年，从农村回家时，顾准的处境没有任何改变。离开前大队全体合影，他写“我站在高处，还自然表现出一种高傲的神情——不，高傲而沉思。”

临行前一个月，他一再用肥皂洗手。手指变形了，全是冻疮、硬茧和粪便浸泡的裂口。他借来凡士林连日涂抹，“唯一希望这双手还能抚摸我的妻子和孩子”。

挑着五六十斤的担子，他第一次回郊区百万庄的家，风雪夜在泥泞里跌跌撞撞摸到家门。三楼的窗口是黑的，全家都睡了。他拍门，妻子开了，让他把脏衣服脱在门外。进了屋，没有晚饭，他自己去厨房里热了行李里一只压碎的豆包，黯然可想而知。当夜日记最后一句是“雪地挑担，冷淡的接待……谁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法？”

十四

顾准没意识到，两年来他自己也性情大变了。

以前他整洁文雅，总是嘴角含笑，生机勃勃，上楼永远一路小跑。现在变得粗野乖戾。从劳改地回来时，他猛拍家门，吓到了年幼的孩子而不自知。家里窄小，他回来，孩子要在客厅搭行军床。粮食凭票定量供应，他在河南饿坏了，吃得特别多，像劳动队时一样端着大盆，吃饭呼噜有声。在二儿子眼中，“他的神色变得抑郁而凶狠了，满嘴激烈的牢骚话”，有亲戚来家中看他，他大谈土法炼铁如何荒谬，亲戚吓得脸色发青，站起来夺门而去。

孩子按学校要求抄语录，喊万岁，他不以为然，口气带着斥责“没出息！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大跃进的狂热是全国性的，二儿子的小学要开辟高产田，声称亩产四万斤。孩子们都停课去捡粪施肥，誓师大会上老师激动落泪，这种气氛下小孩对父亲的话理解不了，也难以接受，认为这是“黑话”。他教过长女“人要有崇高的理想”，现在她十七岁了，继承他的刚烈和理想主义气质，得了金质奖章被保送重点中学，听他谈到商城黑暗面时，两人大吵一架。

汪璧处于极大痛苦和矛盾中，她爱丈夫，也不能否认他说的是事实，但出于恐惧，她在孩子面前只能按要求说话：“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是少数，你们的父亲嘴不好，你们要和父亲划清界限。”私下她多次与丈夫怄气：“你跟小孩子讲这些干什么？”

顾准事后也懊恼：“青年人要避免这种宗教情绪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为什么要强制人家做一件他无力抗拒的事呢？”他和妻子议定，为了避免冲突和牵连，今后让子女把他作为“反党右派”对待，让他们去与主流文化融于一体，免于痛苦和受伤。从此他与孩子很少亲近了。

代价对一个父亲来说是最不堪的——被自己的孩子蔑视。慢慢地，他们对他不理不睬了，偶尔顾准想讲讲什么，没人听。妻子是联系这个家庭的唯一纽带，但她必须参加各种群众运动，有时他通宵不睡，等她一夜，过了第二晚，她还是没有回来。他在日记写：“颇感伤，无聊！”自述住在家里是精神上的苦刑。

一九六〇年初，意外的机会来了，建工部让他上班，马上摘帽，恢复一切：高官、工资、正常的生活。这意味着数年来一家人无穷尽的挫磨终于有机会结束了。

他在日记里写“天哪！”这不是惊喜，是绝望的痛呼——他不能仰人鼻息，他要的是脱去二十年间当部吏的拘束，要一个精神上能透气的“窟窿”，研究他的思想。

他拒绝了这个机会，宁可去郊区农场养猪。日记里他没写家人的反应，只说在经济上他与家庭彻底分开了。家里不再要他残余的那点工资，也不再接济他。一年半里，他住在清河农场闭门读书，假日与春节也不回家，绝口不暴露思想。

一九六一年，中科院党组认为顾准“变好了”，决定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安排他到经济所做研究工作。按照要求，他当场表示了对过去错误言行的悔改。抱着书和稿纸，顾准重入家门。一家老小都在等他，从一九五七年以来，他们终于等到这一刻。顾准进门时神色严峻，开口第一句话声音极大，“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十五

中科院经济所是中国政经精英云集之地，有一手的经济数据，新的外国期刊，有学术讨论气氛。所长孙冶方是顾准老友，个性宽容，人称“孙妈妈”。所里给了他单独的办公室，书架，书桌，和一张铺着白床单的床。顾准像小孩一样在床上打鱼跃，“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青云里啦。”

心情畅快之极，顾准给全家做了一次丰盛的饭，以示庆贺。家宴上，他烧了妻子最爱的鱼，承诺她从此可以安心，他将埋头读书，别无所求。汪璧恐怕没有相信他，因为她与他说定，再当右派，他就要完全离开家庭。这是她对他最后的约束。

所里分配给顾准的领域是会计研究，在一些同事眼中，会计是最可避祸的吃饭工具，但顾准一上手就犯了禁。与财政部会计制度司讨论时，他认为从苏联四五十年代搬来的会计制度只服务于国家财政系统监督控制企业的流动资金，企业会计的自主性受到限制，不尊重“利润”的作用。

一位副司长声色俱厉：“谁要在根本上反对这套现行制度的话，谁得准备戴上右派帽子。”这话对顾准刺激很深，他很清楚，“我的会计研究干下去，势必要反对现行制度。”他警告自己决不可犯此错误，一年中绝不参加任何会议，也不发言，在日记里写：“必须坚定不移地卑微下去。”

但一旦动起笔来，他就像被什么东西推着，身不由己。为了与苏联制度原理比较，他翻译了《美国总会计师制度》，又自费去上海和东北调研数月，实地了解企业情况，结论是“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能同意苏联这一套东西。”

大饥荒后的中国，有一个阶段反思与调整了“三面红旗”——解散公社食堂，恢复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一九六三年底，中宣部部长周扬到中科院做报告，号召学术界树立批判精神，创造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这话鼓动了顾准。他认为自己只考虑个人得失，回避一切不负责任，应该对国家“为刍尧献”，报告的讨论会上，他发言时极激动，脱口说：“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

第二年十月，“四清”运动开始，工作组进驻经济所，矛头直指以“价值规律论”为核心的“修正主义体系”，孙冶方被捕。没有履行任何法律程序，顾准也被带走，监护审查四个月。他绝食抗议，在自述里说：“我的态度非常顽固，甚至达到死不悔改的程度。”

因为“一贯的反动表现”，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七日，顾准被再次划为“反党右派”——这次是“极右派”，以示罪加一等。

他是中国極少數“两次戴帽右派”。

十六

这一次，顾准牵连到了整个家族，在清华读书的外甥与同学组织了马列主义学生社团，被定性为“大学生反党集团”，顾准被认定是这个集团的背后人物。他母亲急痛攻心，一再指责他害了年轻孩子。他难以辩解，激愤大喊：“为什么我不死？为什么我不死啊？”死念不止一次袭击过他，是妻子阻止了他，他写：“她不许我死，说要害人。”

汪璧紧急销毁了丈夫大部分的文稿和笔记。不敢烧，怕火和烟引人注意，就把所有的纸用水浸湿、揉烂，放入马桶，用水冲下去。这样的事情在一九四九年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做过。稿子太多了，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群众质问时，老母亲装聋作哑，把事情糊弄了过去。汪璧刚得过严重的胸膜炎，受此惊吓，躺在床上大口喘气，很久才平复下来。

知道稿子被毁后，顾准一个星期没有说话。

一九六五年二月，他在家中被强行押走，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急得在家里转圈，语无伦次重复同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关押四个月后，查明与外甥的组织并无关联，他被放回家中，但因为“态度恶劣”，不能结案。他心知不祥，把母亲送往远在山西的妹妹家，临走前，他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那是母子的诀别。

九月下旬，顾准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劳改。组织谈话结束回家后，他脸色极不好。孩子们直觉大难将至，紧张得不知所措。父母关着门在房间里小声谈话，长子在门外只能听见父亲极轻的一句“对不起你们……”从一九五二年顾准被撤职，十三年过去了，等到这样一个结果，儿子听不到母亲的任何声音。他说：“她大概已经绝望地失去了生的勇气。”

一九六六年一月，小年夜，大雪。顾准获准从劳改地周口店回家过年，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理他。晚上妻子回来，提出了离婚。想到“一九五七年以来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该再害亲人”，他痛快地答应了。此后在家四天，他一直忙着准备过年的饭食。年初五，他离开家时两个小孩子在拌嘴，他大吼了一句：“吵什么吵，你们没爹啦!”

离家后他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

汪璧给顾准弟弟的信中曾说，离婚是无奈之举，一旦摘帽，就可以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她每信必看，不回。在周口店，他痛苦于不祥之兆：“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离婚后，他们只见过一面。他住在劳改地八个月后，以取东西为名回了趟家。两个儿子在熬粥，看见他问：“为什么还要来？”拒不接受他存下的一点钱。他等在家里，想见妻子一面。傍晚，她进了门，嘴瘪着，满口的牙都脱落了，一脸病容，极度憔悴。

顾准不知道，一个月前有人抄家，翻出一本领袖文集，发现了顾准在书页上的批注“逻辑不通，脱离实际”，这是恶毒攻击领袖的严重罪行。汪璧申辩说已与顾准离婚，批判者说：“你们是假离婚。”汪壁有“走资派”和“右派的臭婆娘”的双重黑身份，现在加上了“长期包庇现行反革命”，被开除党籍，成了财政部重点批斗对象。

汪璧一进门看见他，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

顾准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她火气越来越大，要他立刻走，看见他的表情，又转过半边脸，咬了咬牙，说：“你，你走吧。”说完就大口喘气，迹近崩溃。他实在不忍心，走了，丧魂落魄，从箱子里取出的鞋子也忘了拿。

十七

一九六六年九月，顾准在广播里听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消息，它意图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废除官方机构和司法系统，以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实现理想社会。

他在日记写：“我等着挨整。”

两年前，他翻译过熊彼特的书：“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各种职业的人都将进入某种癫狂状态……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劳改地的红卫兵揪斗了顾准，同时被斗的同事李方回忆，顾准罪行最深，被单独拎出武斗，红卫兵痛打他，抓一块砖头砸在他脑门上，在地上拖来拖去踢打，他满头满脸都是血污。经济所怕酿成人命，当天将他们带回北京，安置顾准在一个楼梯间单独监管，挨批斗和扫厕所之外，暂有读书和写字的自由。

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八月，顾准没有日记面世，他曾想修改价值规律和粮价问题的文章，旋即放下，认为仅靠经济改革绝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再也没碰过这两篇文稿。

两年间，他只有五十万字的“读书卡片”和一份纪录：

（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

（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

（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

（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

（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

经济所的同事张纯音说，文革初期，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科学院里垂挂着一层层席子，糊满了认罪的大字报。顾准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红卫兵令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十八

一九六七年，冬天冷，顾准写信说回家取衣服，到了家门口，发现自己所有的衣物都放在门外。门关着，声息全无，久敲不开。他一个人搬不动箱子，想叫人帮他搬下三楼，久呼不应，邻家一个老人帮他扛了下去。临走，他把一张存折和几斤粮票从门缝下塞进了家里。

他继续给家中写信，一个月后收到一张纸，上有四个在北京的孩子签名，写着“与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他看着这九个字，不能自控，哀嚎起来。

之后十六个月，他仍然每周写信回家，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子女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转到了他的单位。他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了，我想念他们。”

十九

一九六九年，顾准又回到信阳，“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

此时，大饥荒后中止的“公社”实验重启，这次规模更为宏大，要将中国建成一个集“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大军营，全国知识分子由产业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和野战军组成的“军宣队”统一管理。中科院学部两千多名知识分子被下放到河南息县，按照军事编制劳动改造，组建“五七干部学校”。

天气冷，他站在敞篷卡车上，泥路颠簸，路过有的地方，整村都没有人了，这是一九五九年的后遗症。吴敬链也在这辆车上，他说大炼钢铁时树砍光了，家家户户没有一件木造的家具，房子没有窗框，也没有凳子，都蹲在地上吃饭。为了烧火，人们拔光了草，大地一无所有。十几家中央部委机关的干校都选在这里，因为地广人稀。

学部划了一万多亩地，要知识分子自己动手建设。钱钟书烧开水，俞平伯种菜，何其芳喂猪，吕叔湘卖饭，林里夫拉车，俞平伯搓麻绳，顾准是老劳改犯，什么都干，拉沙子、拉石灰、耙地，挑水、建猪圈、喂猪、做煤饼。

顾准的日记是到息县不久开始写的，叫做《新生日记》，开篇即是“决心改变立场，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并有自污之语，“我是人民的罪人和敌人”。这本日记里，屡见附和当时意识形态的语言，其中一篇抄有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凌晨四点，他被派去打井，在西北风刺骨的旷野上，这是最受冻最费劲的活，第二天他肺炎复发，发着高烧，躺在寒气四侵的仓库里，眉毛上结了霜，还在日记里频频描写:“一片蓬勃景象，有活争先恐后。”

《新生日记》中，占去最大篇幅，也最引争议的，是顾准对时局的判断——“一打三反运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行见社会秩序将趋于十分整齐严肃，如此抓革命之后，生产跃进必将开创新纪元，一个新的时代将开始了。”他一再论述，看上去像是兴奋之极，“中夜竟为之不寐”，“数夜不睡”，认为“中国将雄飞于世界”。

后人要么认为《新生日记》是他刻意伪作以求自保，要么认为他感染了文革的“猩红热”，彻底放弃了原先立场。我的判断是两种解释都不完整。

他的确不能像在商城时那样无所顾忌地写了。《商城日记》和更早的《党校日记》都被抄走了，到他死后才归还家属，夹着“反动日记”的纸条，可想而知他付出过代价。之前他在商城床铺单置，日记还能东掖西藏，到了息县，一百四十多人按军事化管理编成“七连”，互称“五七战士”。一间大棉花仓库，两层大通铺，桌子并排对坐，毫无隐私可言。在这里顾准学会了光膀子，精神上也赤裸了，他说：“这里不可能有办公室和家庭的二重生活，一切都无法隐蔽。”

所以，顾准在文革中受到的惩罚——“坐飞机”，打耳光，孩子拿土坷垃砸他——日记中一概未提，只简单记下在五七干校三人自杀，五人在重体力劳动中死亡，无一字评论。至于劳动的狂热，私下他对同事张纯音十四岁的女儿说过：“当时精神已经濒临崩溃，是想通过拼命干活使自己麻木，忘掉痛苦。”

我能够理解以他的处境无法全吐真话，但我不明白，日记是私人笔记，可写可不写，如果非要在日记里作假，以他的个性是绝大的痛苦，他完全可以干脆不写，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痛苦还要重要，以至于他非写不可？

二十

《新生日记》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始写的，是顾准知道妻子死讯五天之后。

去河南干校前，家家户户都退掉房子，注销孩子户口，以示扎根农村永不回来。顾准意识到这是与家庭的诀别，两次向上级书面申请，想见妻子一面。

一再申请，没有回音，他与一切亲戚间的通讯也完全断绝。十一月七日，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写了正式的申请书，向组织保证：无论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一再请求催促，组织以极简单的方式告知了汪璧的死讯，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去世一年多了，死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因销毁顾准手稿一事被楼下邻居揭发，公开批斗后服毒自杀。

顾准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对孩子，她没有留下遗言。二儿子高梁说过：“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提出离婚前已经有过自杀的念头。”母亲对他说过：“你们现在不可能懂，结婚以后才能知道，夫妻之间是什么感情！”

顾准知道死讯后，写“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他还是抑制住了，努力要把饭吃完，“为秀服丧是终身的，我至少还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记忆，至少在我心里还要活二十年。”

五天之后，顾准开始写这本日记，写在扉页的“新生”二字是真诚的，所谓“新生”便是摘去右派帽子。这是妻子生前对他最大的期待，她是实实在在为他而死的，他不能辜负她，“不能自暴自弃，不然何以对死者？”

他渴望见孩子们一面，工宣队同意了，但没一个人肯来，他心里激动过，又平静了下来，写“Let bygones be bygones.（让往事都过去吧）。”这是“新生”的另一重意味，他想要再见亲人，唯一希望就是在政治上有所表现，他写这本日记自勉，“她们会来找我的，因为既然决心新生，有朝一日，她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顾虑就会打消。”

顾准的确想有所表现——当年撤他职的人和举报他反苏的人，在文革中被打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了积极表现，也为了洗刷自己，他写了揭发材料，甚至有“不可遏制”之念，写了不止一篇，想贴大字报，甚至想送一份到中央文革去。但终归克服不了对“个人之念”的羞耻，没有贴出。

在《新生日记》的第一篇结尾，借一句话，他隐晦地说明过自己的志向，“我决不做魏连芟那样的人，那是自暴自弃”。魏连芟是鲁迅小说里的主人公，背叛了自己理想，为了活命吃饭，当了官宦的门客，躬行了自己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了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

日记开篇说完“要一辈子革命”后，在后文中，顾准忍不住泄露了他对“革命”的定义——“在任何环境下都要继续观察，思考和总结。”

二十一

以顾准的个性，在政治问题上也许会屈服，在学术问题上，如果明知作伪，他完全可以不写，更不必写得如此露骨，“如此抓革命之后，生产跃进必将开创新纪元，一个新的时代将开始了”。为什么非在写在日记里，并兴奋到失眠？那么是否有一种可能，这是他的真正感受？在我读来，是的。

十年后他重回信阳，大饥荒带来的创伤有所恢复。干校没有粮食匮乏，一九六五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比大跃进前历史水平最高时期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地方工业确有建设，他紧紧攫住文革“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对“促生产”三个字抱以热望。对比他一九五九年的日记，和更早党校时期的日记，这种炽热一以贯之——同样对工业化的向往，同样对建设速度的憧憬，同样对国力强大的心驰神往，同样兴奋到夜不能寐。

顾准一生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劳改，都满心热忱，不避嫌疑，对工程做各种驰想，有时在外人看来痴妄可笑。在干校时他肺炎严重，每天重体力劳动后，还一个人蹲在地上剥麻籽，认为这是国家工业发展需要。

有人认为他是国家主义者。是的，计划经济最初吸引他，就是因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外敌入侵的环境里长大，国家复兴的愿望支配了他一生，所以他寄望革命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当时的政治运动力量之大，他无可逃避也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现实：“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他看来，与之相抵抗的唯一办法，或者说，唯一能使社会正规化的道路就是经济发展。他预见到中国要发展，必然要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必然要对外开放和内部发展，在检讨中他揭露了自己真正的目的：“我热望祖国建成社会主义，原来是为了迅速建成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尽可能短的未来时期，复辟资本主义。”

这股热望是他度过文革的思想支点，在失去了家庭之后，他全部的精神支撑只剩这一点。这渴望如此强烈，他几乎囫囵吞下了一切有利于此的数据和信息，甚至不免一厢情愿，当中国外交宣扬要进入“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时，他快意地推导为，这意味着“建设进入飞跃”，论据是“既然要支援世界革命，就要有钱，手里没米，叫鸡不来”。

现实一步步粉碎他的“狂想”，他认为“图穷匕现”了——“清完，破完，可以立了”，运动又来了。他劝慰自己“这种状况不可能继续下去”。一九七一年初，他认为“今后两三年将是花团锦簇的二三年，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这种判断，既有当时文革期间信息完全封锁的因素，有顾准个性中好下断语的倾向，也可看出某种令人悲哀的热切渴望。

但顾准之所以为顾准，凡有思考，必要一一验证，不会深闭固拒。一九七一年中，他再次分析已知材料后，认为两年来有过的极乐观预测现在看来大成疑问，他提醒自己，“我要放弃那种轻信的态度，要沉思，要分析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新生日记》的最后一篇，他情绪低落，写了一句话：“幻想消失了，如五日日记。”五日日记残缺了，不能分辨原由，不过，从上下文看，是顾准在政治上谋求新生的努力失败了。

因为与吴敬琏常常讨论问题，他受到批评，失去了与人交流和阅读的机会。九月十三日，林彪坠机事件发生，干校全部搬迁到明港的军营搞清查，一年半来建成还未住的房子，耕开还未收获的地，一声令下，全搁起了。顾准感慨，一九五七年以来他参与的一切建设都戛然而止，旋兴旋废。离开干校不久后，东岳水库的高坝在大雨中倒塌，街上水深一尺，洪水冲倒了还未完工的共产主义大学校，商城事件重演。

更重要的是，一九七一年，他意识到局势的变化是怎样也快不了的，绝望者只有一条出路——不等了，“但又何必不等呢?”他问自己，反复思量后，这本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要等，就要坚毅，脆弱是不行的。”

兴奋和绝望时，人都无法观察，只有幻觉消失，才有真正的沉思。

二十二

搬迁到明港镇后，干校集中在军营搞运动，楼肇明在这家食堂当炊事员。

他看到有个人来打饭时总不与人同行，伶仃瘦长。当时人人唯恐不够革命，都穿着破衣烂衫，只有这人穿背带西装裤，玳瑁眼镜，高视阔步，给人以视对方为无物之感。别人告诉楼肇明，这人摘帽之后又被戴上右派帽子，叫顾准，他不觉得意外，这人如此狂傲，顽固可想而知。后来他与顾准下棋，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顾准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在劳动队受批斗时，他痛快承认自己是“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在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他的同事林里夫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不知道这件事。对方抽了他一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打不下去了。在干校时有次病中发烧，别人指摘他劳动时偷奸耍猾。顾准肺炎沉重，吐了一口痰出来，血迹鲜红，他指着说：“你们说我偷奸耍滑，我不服!”很多人上去打他，摁他的头，越摁，他越向上挺，喊“我就是不服！”

在明港时，几位曾写大字报批判他的青年同事吴敬琏、张纯音都与他亲近起来，吴敬琏谈到对中央文革小组产生怀疑，顾准说：“这不只是那几个人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已过了一半的时候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怪事，需要放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去观察。”

他教青年人英文与经济学。在干校，除了红宝书，和六本经典政治小册子，严禁看别的书。顾准随身带有一本中英对照的《圣经》，军宣队的一位参谋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

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以此为据，顾准要求军宣队给予在押人员读书的自由，以便“学习马列”。就此，学部各个连队的知识分子，可以阅读规定以外的书籍。这是文革以来，任何地区，任何干校都没有的读书特权。

日后楼肇明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二十三

一九七二年，在周恩来的指令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科院学部撤回北京。此后各派系互相攻击，顾准是“死老虎”，暂得喘息。四人住的小房间用书架隔开，各不相扰，是他人生最后几年的居所。每天早上他背着军用书包，带着馒头和水在北京图书馆度日。

失去联系数年的六弟找到了他。劫后余生的相见，两人都流了泪。此后是热烈到极点的通信，顾准在信中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的研究只有一位读者，信的唯一归属是一张抽屉。二十封信，数十万字，指向同一个问题：“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后，社会向何处去？

马克思成长于希腊罗马文明，顾准认为他认真考察过的只有这个文明——海上移民都是筑城聚居，建立城邦国家，少有最高政治权威，一般采取同盟的状态处理各邦之国的关系，在内部不得不发展出契约、法治、民主政制，建立公民权利观念，文化得以有独立地位，资本主义产生于这个文明。但他认为马克思不熟悉东方史。印度、波斯、中国、阿拉伯和东正教文明，多是大陆农业部族形成集团，相互征伐，建立帝国，商业和文化都处于王国控制之下，没有自然法概念，也没有权利义务和契约精神，政治特征是神授王权的古代东方专制主义。顾准认为绝对君权下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法权体系”。

三十年间，顾准见证的即是落后的东方农业国家，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强烈激情，在经济和文化上以大革命方式，铲除了本不存在的敌人。而结果是真诚的革命者难以预料和接受的。

再谈到斯大林时，顾准少了憎恶，多了悲哀：“革命家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但一旦确立终极目的，就为它就不惜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内心为善而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在历尽劫难后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他引述马克思论文里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顾准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像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二十四

顾准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但并不独断、骂倒、抹杀。“不入杨即入墨”是他最厌恶的学术品质。批判是能够继承和吸引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评一切不正确的东西。他并不否定过去，认为人世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是进化发生壅塞时的溃决，他说：“关键是，以后怎么办？中国如何实行现代化？”

在价值理念上，他终生倾向于社会主义，对平等有根深蒂固的好感，但他追求的平等不是“把最高的稻谷的头砍掉”，那是“僧侣式”的共产主义。他承认了人的天赋和贡献不可能平等，“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应当远比一个清洁工多，大多数人都是麻雀，与其让他们作海燕，不如老实承认他们是家雀，然后尊重家雀的个人的权利”。他一向反对私有制，反对财产继承和教育机会不均，但这当中有一个严重的逻辑矛盾，他无法回避——即使教育机会均等，一个大学教授给孩子的思想资源仍远比一个清洁工多，这是不是另一种不平等？日记里，他为此苦恼不安。

顾准对资本主义并非毫无保留。他看过自由经济在积累期的缺陷：物欲、颓废、吸毒、种族歧视、水门丑闻、不平等……有时甚至奄奄一息，但他也看到资本主义在批判中不断修正：凯恩斯主义、大工会、科技发展……一九七三年，当他再问自己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靠暴力革命消亡时，答案是：“因为他们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假如下令禁止一切异端的思想，资本主义早就完蛋了。”

这对他是一个震动和启示。人世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完善的制度，正是因为不同思想的激荡和修正，才有进步。“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这是顾准的自我反思，也是他给中国指出的道路：实是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现实，“真正的，首尾一致的唯物主义，必须是经验主义的……作出假设，但这些假设，唯有事实才能加以验证。”三十年中，他痛苦地、诚实地验证过了。到生命最后，他理想的底色仍在，但彻底地放弃了一劳永逸的结果。“平等是人类在世世代代中无穷尽的试验和反复才能逐步接近，但很可能永远无法完成的理想。”

顾准至死都是社会主义者。他定义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加上杜威的工具主义（人类的目标不是通向最终的完美，是持久不断通往完善、成熟的过程，发展本身就是它唯一的道德目的）。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顾准病入膏肓，鸡蛋大小的肺部癌肿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多次咯血，呼吸困难。写的一切看不到出版发表的可能，他写：“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

二十五

汪璧去世后，曾有人要给顾准介绍伴侣，他见也不见，回绝了。

他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同事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对面读书。

最后两年日记里，他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只剩下读书和写作的纪录,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有一次他请同事骆耕漠吃饭，回来时他说要散步，向另一个方向走了很远，到了百万庄，站住了。骆耕漠才明白这散步的原因，顾准走到了他的家。妻子自杀后别人搬了进去，但窗帘还是以前的。三楼的灯光照出了一角，他抬头仰望了很久。

晚年，他向同事赵人伟借小说《茵梦湖》看，故事是两个孩子一起长大，男孩觉得女孩常常太安静，女孩觉得男孩常常太急躁，也正因此谁都离不开谁。夏日山丘巨树之下，姑娘的头发闪闪发光，青春焕发的生命是一切美妙情感的化身。最终，屈服于世俗，他们分开了。诀别前，女人说：“你永远不会来了，对吗？”

“是的”，男人说，“不会了。”

这本书的结尾，男人孤独终老，研究学问度过余生。月光照着一幅黑色框子里的小像，他叫她的名字，轻轻唤了一声，他又回到了少年时代，少女在歌唱：

“今朝，啊，今朝，我是如此美丽；

明朝，唉，明朝，一切都将逝去。

此刻啊，此刻，你仍然属于我。

死亡，唉，死亡，将带给我孤寂。”

还书的时候，顾准对赵人伟说：“我哭过了。”又说：“真是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二十六

一回到北京，顾准就给孩子们写信，问祖母是否健在，为自己没有能力照顾他们道歉。信的末尾，贴了一张小小的可以买食用油的油票，还贴了六张他的小照片，说如任何孩子想要，可以拿去。几年后，六弟在孩子家中看到这信时，油票和照片一直粘在纸上无人取下。

张纯音与顾准最亲近，她曾责备顾准：“孩子现在对你的态度，你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你们以前只对他们讲正面的话，而我只给孩子讲真话。”他听后没有置辩，喟然一叹。

顾准对儿女的要求是“人必须有崇高的理想”，决不能让孩子“以革命热忱始，以家庭主妇终”。他的孩子大多继承了他的理想主义气质，熟悉他们家的朋友说：“顾家的几个孩子是最革命的。”这样一个家庭里，两代人矛盾比普通家庭更尖锐激烈。

母亲是因为父亲自杀的。当日，次子高梁放学回家，敲门不开，从邻居家翻墙进去，看到了母亲的死状。几个孩子在绝望与众目睽睽下处理了母亲后事，远在黑龙江下放喂猪的小女儿知道母亲死讯后，精神崩溃。母亲是负罪自杀，火葬后无人敢问她的遗骸在哪里。此后孩子们转走了他的户口。

父亲是极右，母亲自杀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五个孩子是“黑五类”，家被别人占用，他们无处可去，只能投奔姑姑。姑父施义之当时是公安部军代表，上峰提醒过他不该收容反革命子女，他回答：“他的孩子是可教育好子女，我不能把他们推出门外，总要有一点人道主义。”顾准的母亲也由他赡养，他的家庭是顾家孩子唯一可当作家的地方。

顾准与他们的住处相隔只有一条长安街，至死再无相见。母亲八十九岁，实在想念他，曾想独自找辆板车去医院看儿子，未能成行，只能瘸腿下厨，煮一锅汤，让六弟带去医院。施义之晚年曾说：“我阻止岳母和孩子去看顾准，也是错误的，我不回避，也不推卸，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要求大家的，我这个公安部长也是朝不保夕……我要是同意了他们去看望顾准，他们还能回公安部宿舍来住吗？”

顾准对妹夫没有责怪。他在商城劳改时，妹夫还开车去劳改地看他。一九五九年，妹妹和妹夫仍是他日记里出现最多的亲人，常一起大谈政治。到了一九六〇年，亲人之间已经无法深谈，顾准只看出“他们也有苦闷”。到了一九七四年，妹夫当了中国最敏感的要害部门的实际负责人，没有见面的可能了。他说：“我完全理解妹妹他们，他们只是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他们也坐在火山口上。”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顾准大口吐血，入了医院。他才五十九岁，知道肺癌已到晚期，竟有喜悦，对张纯音说了一句话：“这下可好了，我快死了，孩子们总该来看我了吧？”临终前，为了摘掉帽子，他签了认罪书，哭了，说这是奇耻大辱，但他希望也许孩子能因此来看他，至少能改善一点孩子们的处境。

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他的孩子们拒绝来医院，“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十二月三日凌晨，大风雪，顾准去世。“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祝福你们。”这是他最后一句留给孩子的话。

二十七

顾准在三里河附近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上漫步，穿着背带裤，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我猜他是为妻子服丧。按他的遗愿，一半骨灰撒在了这条河中，另一半留了下来，六年后与妻子的骨灰盒放在了一起，汪璧的盒子是空的，遗骨无处可寻。

我的住处离三里河不远，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暮色四合，头脑暂时歇息，他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不知道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利狂妄，也没有权利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知道了他的存在，就像王元化说的，你只是再也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永恒进步的信仰：“人类的认识必将不断扩大，扩大没有止境，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改善没有止境。”他五十九岁去世，遗书的开头原本是“我对政治与学术已无能为力”，随即，他要求删去这句话，认为感叹个人身世毫无必要，只留下了后面一句“我热爱生活”。临终前，他嘱托吴敬琏，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来，要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改革开放后，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行者之一，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顾准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两岸猿声空啼而已。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远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功过得失。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柴靜《顾准：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一文刊發後，不少讀者指出其中的編輯錯誤，書評一一接受批評並糾正，在此感謝熱心的讀者，尤其讀者“House在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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