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夫：哈佛校長辭職，原因何在？

新年第二天，哈佛校長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ay）宣布辭職。

表面看來，蓋伊辭職的主要原因似乎有兩個，一是她在12月美國國會「反猶」聽證會上的糟糕表現，二是外界對她涉嫌學術抄襲的指責。蓋伊辭職的直接導火線，正是外界在1月1日發布的最新一輪對她涉嫌學術抄襲的證據。不過，這兩個「主要原因」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足以迫使蓋伊辭職。更奇怪的是，先前哈佛校內外對蓋伊的力挺已經表明，即使這兩個「主要原因」加在一起，也不會讓哈佛校方對蓋伊失去信任。那麼，蓋伊為什麼還是選擇了辭職？

早在去年10月，紐約郵報就接到匿名爆料蓋伊涉嫌學術抄襲。10月24日，紐約郵報向哈佛大學最高領導階層－哈佛董事會（Harvard Corporation）問及此事。哈佛董事會立即請來專打誹謗案的律師向《紐約郵報》發函。律師函宣稱針對蓋伊學術抄襲的指控「可被證實是虛假的」（“demonstrably false”），並威脅對紐約郵報提出誹謗訴訟。

然而，蓋伊本人在10月29日向哈佛董事會請求建立獨立調查小組，檢視自己發表的學術論文（包括紐約郵報所問及的篇目）是否涉嫌抄襲。11月2日，哈佛董事會委任三位專家組成獨立檢查小組，但始終拒絕透露三位專家的身份。12月9日，哈佛董事會收到獨立小組的調查結果，認定蓋伊在發表的學術論文中有多處引用不當的抄襲行為。

蓋伊的抄襲，說嚴重也嚴重，說不嚴重也不嚴重。不嚴重，是因為蓋伊的抄襲行為只是沒有用引號引用原作者的話，或是改述原作者的語句卻沒有做腳註標明來源。哈佛董事會認定，這些抄襲出於疏忽，並非故意為之，所以不構成哈佛教職工守則上的「研究不當」（research misconduct）。幾位被蓋伊「抄襲」的學者也表示，他們不認為蓋伊的「抄襲」有多大的問題。

然而，雖然哈佛容忍教授的“疏忽”，但是這種“疏忽”如果出現在哈佛本科生的論文中，則會導致更嚴重的後果。針對蓋伊的抄襲，哈佛校報刊載一篇匿名評論，作者是哈佛榮譽委員會（Honor Council）成員，負責對涉嫌學術抄襲和其他違規行為的本科生進行判罰。作者寫道，蓋伊的抄襲行為打破了哈佛為本科生學術倫理所設定的底線。如果哈佛本科生犯下蓋伊一樣引用或改述不標註來源的“疏忽”，少則面臨一學期的“留校察看”（probation），多則會被迫停學一年。

蓋伊抄襲的嚴重性，體現在其次數之多。12月10日，外界指出，蓋伊於1997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也存在類似的學術抄襲行為。但是，消息一出，當日就有14名哈佛教職員發起聯名信，反對哈佛大學解除蓋伊校長一職。這封信很快就得到幾百名哈佛教職人員的簽名支持。12月12日，哈佛校董會經過討論後，決定支持蓋伊繼續擔任校長。兩天后，蓋伊提交了博士論文在內幾篇論文引用的更正。

蓋伊作為哈佛校長涉嫌學術抄襲，連本科生的學術倫理標準都未能達到，為什麼卻得到了哈佛董事會和幾百名教職員工的公開支持？這是因為，對蓋伊施壓的是近年來敵視美國高等院校的右翼勢力。指控蓋伊博士論文涉嫌抄襲的右翼政治活動家克里斯托弗·魯福（Christopher Rufo）也承認，他一直在等待最佳時機公佈蓋伊抄襲的證據，以造成最大的殺傷力。而這最佳時機，正是國會的「反猶」聽證會之後。

12月5日的「反猶」聽證會，由眾議院的共和黨議員發起，目的是調查美國大學校園中的「反猶」問題。哈佛、賓大和麻省理工三所名校的校長被要求接受議員們的盤問，也被推到了美國主流輿論的顯微鏡下。

要說，「反猶」是納粹、新納粹以及現今西方一些極右翼勢力的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並不是和美國校園左翼掛勾的標籤。美國校園左翼所表達的，大多是“反以”，而非“反猶”。「反以」若只是反對以色列政府，則不算「反猶」。就連許多左翼的猶太人，如今在哈以戰爭的問題上，也持「反以」的態度，即反對以內塔尼亞胡為首的以色列政府的一系列舉措。不過，如果「反以」上升到否定猶太人有權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以色列國，則可被視為「反猶」。當然，這種基於“反以”的“反猶”，與極右翼基於納粹主義的“反猶”，也不能混為一談。

眾議院右派議員對哈佛等高校「反猶」的指控並非無中生有。10月7日，哈馬斯武裝力量越過以色列邊境，屠殺上千名以色列平民，並劫持200多位名人質。第二天，30多個哈佛的學生團體發表公開信，不但沒有譴責哈馬斯，反而聲稱以色列應對暴力負全部責任。由於哈馬斯的主要目標正是消滅作為猶太人家園的以色列國，許多表達類似觀點的美國校園左翼很快就被貼上了「反猶」的標籤。

那封哈佛學生團體發起的公開信受到了美國輿論的廣泛譴責，哈佛校方的沉默也受到了許多校友和捐贈者的批評。哈佛校方於10月9日發布的第一封關於哈馬斯武裝行動的聲明卻較為平淡，既沒有譴責哈馬斯，也沒有譴責哈佛學生團體發出的公開信。直到10月10日的第二封聲明，哈佛校方好像才緩過神來，譴責了哈馬斯和學生團體的公開信。

雖然在哈以戰爭初期譴責哈馬斯對平民的殺戮並非難事，但是哈佛等高校面對校園「反以」示威的猶豫和謹慎，折射出巴以衝突在美國「本土化」的複雜性。而敵視美國高校的右翼政客把這種謹慎視作懦弱，不但為這些學校的領導層貼上「反猶」的標籤，還以調查校園「反猶」問題為由讓三名校長到國會作證。這是右翼政客為三名大學校長設下的第一個陷阱。

五個多小時的聽證會絕大部分平淡無奇。但到了最後，紐約州共和黨眾議員艾利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突發奇想，為三名校長設下了另一個陷阱。她問三名校長，如果有學生在校園裡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genocide），這是否違反學校的規定？這個問題聽起來簡單得有些荒謬，因為在常人看來，任何呼籲種族滅絕的言論都是極度不當的，而任何高校的規章也都應該禁止這樣的行為。斯特凡尼克堅持要一個「是」或「否」的回答，而一個簡單的「是」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然而，那三名校長似乎受到了某種國會聽證會問題回答的培訓，偏偏不說“是”，而是堅稱一切要看情況來定——如果呼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的情節嚴重（或「上升到行動」），才觸犯學校規定。這個邏輯讓史特凡尼克也倍感吃驚。她把問題重複了多次，但還是沒有一個校長敢說「好」。

三名頂尖名校的校長無法回答一個常人看來有著明顯正確答案的簡單問題，原因也必須歸結於當時問答的「上下文」。他們在面對這個簡單問題前，議員們針對許多聲援巴勒斯坦的校園示威者的口號中帶有煽動對以色列和猶太人暴力的字眼對三名校長進行了發問。其中最具爭議的字眼要屬「起義」（intifada）。在一些人看來，「起義」等字眼有對猶太人種族滅絕的涵義，但這種理解並不是唯一的。三位校長大概是為了防止斯特凡尼克把假設中的「呼籲種族滅絕」和實際中「起義」等口號等同起來，才死活不肯答「是」。

然而，公眾往往沒有考慮「上下文」的耐心。聽證會上，身為哈佛校友的史特凡尼克就要求三名校長辭職。聽證會後，美國輿論不分左派右派，也紛紛譴責三名校長含糊的回答，連許多左派的政客和學者也看不下去了。賓大校長利茲·馬吉爾（Liz Magill）在出席聽證會之前就因對校園的“反以”示威應對不當，受到了多方的壓力，在聽證會後則很快失去了賓州民主黨州長和校方的支持。所以，馬吉爾在聽證會四天後就決定辭職。馬吉爾和蓋伊在事後都澄清了她們頗具「反猶」嫌疑的回答，並表示歉意。麻省理工校長薩莉·科恩布魯斯（Sally Kornbluth）在聽證會之後則立即得到了校方的公開支持，也因此沒有為聽證會上的言論致歉。

三名校長在聽證會上出醜，促使右翼勢力集中火力，向蓋伊施壓，逼迫她辭職。右翼活動家也藉機開始針對蓋伊的學術抄襲大做文章。這也正是為什麼哈佛董事會和幾百名哈佛教職工在蓋伊學術抄襲的證據公佈之後，仍然支持她做校長，哈佛校報也發表社論，標題為“哈佛和蓋伊校長必須不能屈服”。因為在蓋伊的支持者看來，這一切都是右翼打擊蓋伊和擾亂哈佛內部事務的藉口——右翼並不是真的在意「反猶」或學術倫理，而只是想看到一所左派日趨佔上風的頂尖名校陷入混亂，並想讓哈佛的第一位黑人女校長下台。

蓋伊的身份，也不可避免地讓右翼對哈佛的攻擊又增加了一個層次。蓋伊自2023年7月起擔任哈佛第三十任校長，是哈佛第一位黑人女性校長，第二位女性校長，現在也成為了哈佛歷史上在任最短的校長。蓋伊父母是來自海地的移民，她本科畢業於史丹佛大學，博士畢業於哈佛大學，是哈佛政府學與非洲和非裔美國人研究學教授，在任校長前擔任了8年的哈佛研究生院院長。在蓋伊上任初期，反對聲音並不強烈。作為第一個黑人女性校長，在哈佛剛剛在“平權政策”（affirmative action）被美國最高法院推翻後上任，蓋伊似乎被視為一個可以帶來改變的領導者，為一所古老大學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然而，右翼勢力針對蓋伊學術抄襲指責的背後，是蓋伊學術成就乏善可陳的事實。身為終身教授的蓋伊，卻只有十一篇發表的論文，而且連一本學術專書都沒有。這在美國任何大學的終身教授中都是十分罕見的，更何況是哈佛這樣的頂尖院校。紐約時報的一位非裔專欄作家約翰·麥可沃特爾（John McWhorter）也認為，蓋伊應當辭職，因為她不僅涉嫌學術抄襲，而且她的學術成就和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德魯·福斯特（Drew Faust）等前幾任哈佛校長根本沒辦法相比。他認為，這種差距不得不讓人猜測，蓋伊的上任與她身為黑人女性的身份有著很大關聯。

當然，這種說辭，要說從右派的口中說出，立刻會被蓋伊的支持者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籤。這也是為什麼右翼政治活動家之前主要強調蓋伊的學術抄襲和“反猶”，而避開了蓋伊資歷不足的帶有“種族主義”嫌疑的論點，而在蓋伊辭職後，並沒有說這是對「反猶」勢力或學術抄襲者的懲罰，而紛紛慶祝這是對「平權政策」（也被稱為「多元、平等、包容」）的打擊。在右派看來，蓋伊一路的升遷，靠的不是真本事，而只是得益於「平權政策」。

不過，蓋伊辭職的真正原因，也絕不是她認為自己沒有資格做哈佛的校長，而是在美國左派與右派之間「文化戰爭」的交火中，右翼勢力的藉機猛攻下，哈佛校方和蓋伊本人已經招架不住。蓋伊個人在聽證會上的失誤和學術抄襲的醜聞，加上她個人的身份和資歷，已經成為了右翼批判哈佛大學的把柄。雖然這種攻擊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哈佛大學和蓋伊本人的一種刻意抹黑，但是這種抹黑可以在文化戰爭的催化下對哈佛的聲譽造成不良的影響。一些為哈佛捐錢的“金主”，已經向哈佛的領導層表示了不滿，這將極大提升蓋伊為哈佛募款的難度。此外，蓋伊因為聽證會的表現，很可能一直受到華盛頓左右兩派政客的鄙夷，而她本身的學術抄襲，也有可能削弱哈佛校方在一些學術話題上發言的份量。

蓋伊辭職後，一些評論文章認為，她的辭職信充滿了空話，因為她連辭職的兩個主要原因——聽證會和學術抄襲都有些迴避。但實際上，蓋伊準確地概況了她辭職的真正原因：「很明顯，我的辭職符合哈佛的最佳利益，這樣我們的群體就能以對哈佛這個學術機構而不是任何個人的關注，來應對這一非凡挑戰的時刻。”

可見，蓋伊的辭職，始於她個人的失誤，基於她的身份，終於文化戰爭的交火。如果沒有文化戰爭，也許學術抄襲本身會成為蓋伊辭職的原因，但更有可能的是，根本沒有人會以迫使她辭職的目的去挖掘她學術抄襲的證據，也根本不會有國會針對高校“反猶”問題的聽證會。即使有聽證會，公眾和輿論也很有可能會對蓋伊的失誤有更寬容的態度。

然而，在美國文化戰爭的背景下，蓋伊個人的失誤雖可被支持者原諒，但在右翼的攻勢下，已經上升為哈佛擺脫不掉的累贅。蓋伊辭職後，哈佛實際上得到了一種解脫，因為右翼對哈佛的批判突然間沒有了蓋伊作為校長所衍生出的“實錘”。如果右翼這次的目的是讓蓋伊下台，那麼他們顯然是勝利了。不過，蓋伊辭職對文化戰爭進程的影響，在此輪巴以衝突在美國各大校園告一段落之前，或是在哈佛校方選出下一任校長之前，恐怕還不得而知。

也許，文化戰爭永遠不會決出勝者，而只會源源不絕有蓋伊這樣的犧牲品。

（本文原載於財新網，經作者董一夫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