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曼斯菲爾德 | 阿隆的傳世檄文（陳凱碩翻譯）
《知識分子的鴉片》新版序言
編者按：在譴責左派、革命和無產階級的神話的同時，他提供了證偽的證據，並揭發了論敵推論的漏洞，充分表明他們的觀念如何等同他所謂的神話。當然，他沒能徹底駁倒或擊敗那些被他證明是自由之敵人的人，因為畢竟支撐那些人的是西方的主流思潮。然而，他到底與他們抗爭了。他向世人演示，對那些人可以抗議、駁斥，然後投以應得的嘲笑。本文為雷蒙·阿隆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知識分子的鴉片》）新版序言，作者為哈佛大學教授Harvey Mansfield。經Mansfield教授授權，波士頓書評將這篇序言翻譯成中文，標題為編者所加，翻譯為Mansfield教授學生陳凱碩。
雷蒙·阿隆的傳世檄文《知識分子的鴉片》出版於 1955 年冷戰期間。在那場戰爭中，人們既用兵器也用文字相鬥，而此文獻正是戰爭中的主力。兵器戰爭是在兩個超級大國及其盟友之間打的，而文字之冷戰則在西方內部展開，主戰場在巴黎。其中心問題是：西方是否會堅持鬥志繼續戰鬥，還是會屈服於它的知識分子的懷疑和自我批評？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希望另一方獲勝，或者表現得像是希望另一方獲勝。
在那些知識分子中，最先進的是讓-保羅·薩特和莫里斯·梅洛-龐蒂。他們也是阿隆在此書中劍指的目標。因為雷蒙·阿隆出版此書的行動，美國人欠了他極大恩情。此行動何止勇敢，直入敵方腹地正面發起挑戰不愧是一招妙手。誠然，著書立說或許無需勇氣，巴黎知識分子所信觀念的後果或許微不足道，然而無論如何，不可無視阿隆的參戰給我們帶來的好處。非哲學家的常識是需要保護以防不良哲學影響的，即使那種哲學不是他們能夠理解的。原因在於，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會傾心於華麗學說，例如存在主義與現象學，而當道德內容與其結合，加以馬克思主義強烈仇恨的煽風點火，他們更會如此。此外，阿隆並沒有擺架子去駁斥這些學說。他既不想貶低哲學，也不願蔑視眾人的常識。他周全權衡了他所反對的知識分子的論點。在譴責左派、革命和無產階級的神話的同時，他提供了證偽的證據，並揭發了論敵推論的漏洞，充分表明他們的觀念如何等同他所謂的神話。當然，他沒能徹底駁倒或擊敗那些被他證明是自由之敵人的人，因為畢竟支撐那些人的是西方的主流思潮。然而，他到底與他們抗爭了。他向世人演示，對那些人可以抗議、駁斥，然後投以應得的嘲笑。
阿隆書中對知識分子的描述大多是“社會學的”，偶爾加入些諷刺。因此，人們批評他是一個反智的保守派，且不願正視對手的觀念。但事實上，他對不吸鴉片的知識分子給了界說。他說，真正的知識分子並不滿足於簽署宣言，當他進入政界時，他會加入政黨並接受政治的風險和嚴酷，然而在黨爭之中，他會致力不忘「對手的論點，或者未來的不確定性，或者我方的錯誤，以及戰斗者之間的情誼」。阿隆在冷戰中的作用實在不小。他出身於法國知識分子，在他們的學堂巴黎師範學院任教，熟悉他們的大本營聖日耳曼德佩，而且與他們一樣，阿隆也熱衷於德國哲學，然而，他最終使自己成了一個例外。他提及“戰斗者之間的情誼”正表明他對同行的責備來源於他的榮譽感——這種觀念不見於那些人學說中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奇怪混淆。阿隆的意志之強來源於他的精神之強，然而在他身上，這兩種偉大品質結合在一起，相互調節，並通過一個事實以及他對此事實的認識而引向共同的目標，那就是，他是一個高尚守義的人。
《知識分子的鴉片》不該看作是一本關於過去的書。首先，戰後法國知識分子並非法國所獨有，而是各地現代知識分子的原型。知識分子源自培根和笛卡爾等現代大哲學家，在啟蒙運動中形成一種公開國際運動，並在法國革命中表達了他們的政治意志。他們代表的觀念源自透過公共啟蒙而付諸實踐的理論，一言蔽之，是對古來在迷信和傳統權威下停滯不前的社會的理性控制。理性將不再與社會隔絕、投入沉思、沉浸於純粹思辨，而果真介入政治，則只是為了觀察而不是以理性烏托邦為名義去行動。從現在起，理性將在社會中發揮作用，批判習俗，並用新的法律和製度取而代之。這些法律和製度因為基於理性，勢必是普遍的。
一般來說，現代知識分子尋求建立符合理性的單一生活方式或政體。這可以是黑格爾等自由主義者提出的單一憲政體制，也可以是廢除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共產烏托邦。無論其具體表述如何，這個單一制度都將是持久的，因為它是公正的。既然它是理性的，則不存在固有偏見，可能引起內部反對或革命。知識分子政體固然是革命建立的，但革命終結了非理性和壓迫，從而排除了繼續革命的需要。阿隆強調，在知識分子政體的圖景中，智慧不需要向不利環境妥協。智慧走出了密室，來到戶外試圖主宰社會。然而如此一來，智慧其實已預先與自己妥協了，因為智慧如今包括了說服他人的技巧。共產主義烏托邦不僅是理性的生活方式，也是歷史的不可避免必然之產物，因而可以合理預測。這裡的「合理」就是順應潮流、順應事態、順應理性。正因如此，知識分子對人世間之複雜和不完美感到巨大不耐煩。他們覺得人性之惡可以略而不計，因為訴諸的是低俗的自利動機而不是依賴高貴的犧牲；他們的樂觀是合理的，因為不是基於對人性之善的信賴。如阿隆所言，這是「對願景的樂觀與對現實的悲觀的結合」。因此，現代知識分子對政治中偏袒與黨爭不明就裡。他們只看到崇高的目的和卑鄙的手段；他們不明白人的高低兩面是相聯的，所以總是偏袒自己，卻又把自己想得美好。利他主義和利己主義的概念都是極端而做作的建構、虛假且不近人情。阻礙知識分子烏托邦的往往是人類意外的善良，而不是可歎的缺陷。這一點馬基雅維利比起他身後的系統哲學家要明白得多。
以上描述的結論是，現代知識分子正因不重視黨爭之不可避免故不懂政治。他們的困難不在於他們沒有政治才能，而是他們既不知道也不關心知道政治才能的意義。他們認為，在理性解決方案貫徹之前，政治只是暫時的必要。然而，政治是人類生活的永恆特徵，作為無法完美的存在者對完美的追求，政治是人性之不完美的界定，不理解這點則無法理解政治。每個政體都是不完美的，但又都嚮往完美；政體有偏心和偏見，但卻聲稱一應俱全。我們不該為了方便局外理論家開處方而打消這種願望和主張，因為這些來自人類的自傲，而人類的自傲總是一半盲目，一半可敬。知識分子是自傲的，卻遺忘了自傲。他們不明白為什麼其他人會反抗其統治，甚至不明白自己欲望統治。因此，他們缺乏古人所稱智慧之終端，即自知之明。阿隆指出，所有反抗知識分子統治的勁敵都消失了──教會、貴族，以及共產主義下的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就是國王，或至少是官僚。而掌握著億萬人民生殺大權的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約瑟夫·史達林也是一位知識分子。面對這位，其他知識分子很難拒絕認同，否則就要質疑單一理性政體的理想，他們只得服從。當知識分子統治，知識分子只得服從。
像史達林這樣的庸俗之輩兼殺人犯從未有過一點有趣想法，那麼為什麼要把他當作知識分子呢？阿隆指出，史達林的權威源於近似宗教的普遍教說，他在書名中即表達了這一點，將知識分子自己服用的鴉片比作馬克思主義論中牧師向人民提供的鴉片。但不同的是，宗教（或基督教）將其承諾建立在另一個世界，因此總是保留批評政府的職權。基督教不是鴉片，恰恰相反──它使人警覺。然而，在共產主義的「世俗宗教」之下，另一個世界被轉移到地球上，且不僅是地球上遙遠未來。既然共產主義的未來是可以預見的，那麼它必內在於當下、無產階級政黨以及該黨的領導人史達林。因此，共產主義被迫將其天堂理解為經文字變形的現狀。阿隆在這裡指出了極權主義的根本弱點，即它無法維持其革命信仰和熱情。如果現狀是令人滿意的，那麼憤慨的時候已經過去了，而為國家犧牲就沒有道理了。但如果承認現狀不令人滿意，那麼如何——透過什麼具體跡象——才能表明它正在走向千禧年呢？阿隆的書出版大約三十四年後，他洞察的弱點終於起效，共產主義摧枯拉朽地崩潰了。它的崩潰是因為，儘管它是一個政體，它無法將自己理解為政體，它以統治之終止為標準來判斷自身統治，並因為其理想之必然不耐心而將這種終止推進到當下。共產主義無法忍受，但也無法避免與其當下現實比較。它的常態沒有受其夢想啟發，而是被其毀壞。它的統治者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他們被迫成為知識分子，關於現狀，他們要麼拙劣撒謊，要麼放棄。
除政體之意義之外，阿隆還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另一個關於虛無主義的教訓，這一教訓在載於本版附錄的辯護文《狂熱、審慎和信仰》明顯看到。法國知識分子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共產主義者。正如阿隆所言，他們投票支持共產黨，而不是共產主義。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薩特和梅洛龐蒂相信，人類命運是個體的，或者可以說本質上是偶然的。作為先進的知識分子，他們已經遠離了現代知識分子最初提出的理性控制社會之觀念。他們在理論上走的是蘇聯統治者及知識分子實際走過的路線，從對理性的過度信仰到對理性的極度喪失信仰。他們以克爾凱郭爾和尼采為出發點。那兩位拒絕黑格爾的理性國家，以其過度理性，這正好與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相反，即黑格爾的理性國家不夠理性。然而薩特和梅洛龐蒂發覺理性不可能捨棄，因此他們將理性與非理性結合，進而對存在主義和現象學加入了新馬克思主義，強調其“新”。在這方面，他們為六十年代末新左派及其對馬克思和尼采的曲折融通開了先河，更不要說當代後現代主義及其輕浮、無憂無慮的左派。所有這些都是阿隆說的「歷史主義的教條主義」的變種。當知識分子不再相信理性控制的可能性時，他們便訴諸無根據的控制，透過非理性個體選擇或僅為自己選擇而發生。但當他們看到這種觀念使他們陷入困境，以致變得被動、不負責任、無能為力，他們於是回到了原來的教條主義。在這種振蕩的每一次波動中，一貫的情緒是對審慎和節制的厭惡，在他們看來，這些既過於理性又過於非理性。
雷蒙‧阿隆在這本書中揭示了他那個世紀思想家的本質，下一個世紀大概也同樣。但他也在他的論點和例子中留下了強而有力的解藥。
哈維·曼斯菲爾德
麻薩諸塞州劍橋
199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