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 | 复杂的事务：米奇尼克《寻找失去的意义》译序

编者按：东欧共产极权国家的抵抗、转型与民主困境，无疑对当下世界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波兰历史学者、前异见人士，有“反对派运动设计者”、“当代思想家”之称的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始终位于第一线，发表过许多真知灼见。中国东欧异议思想研究专家、学者崔卫平教授将她近年来的文章收集为《寻找失去的意义》（上、下）翻译Samizdat 印刷，该文集内容都是米奇尼克写于1989年转型之后的，主要是2005年之后的。《复杂的事务》即为《寻找失去的意义》的译序。崔卫平此前领衔翻译过的《通往公民社会》也在重新修订之后，编辑为《希望与失望》（上、下），同时以Samizdat的形式出现。其中增添了科拉科夫斯基1971年的重磅文章《希望与绝望》，并收入了米奇尼克2010年来北京三场活动的记载及讨论。

从米奇尼克的叙述中所体现的波兰转型之后的社会思想及其争论来看，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彻底的、一劳永逸的革命，米奇尼克也反对“继续革命”一说，认为这种表达很危险，不能指望大地一片干净的奇迹。即使是“天鹅绒革命”，也是各种拖泥带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崔卫平建议她的朋友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即不根据某个戏剧性的未来而制定当下的人生计划及工作计划，不以那个奇迹来衡量和评判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与其“等待戈多”，等得烟熏缭绕，不如转一个身，寻找那些仍然可以做的事情，包括各种自身建设。换句话说即——万一奇迹不出现，每个人当下的工作也仍然有意义，或同样有意义。

文集的文章中聚焦米奇尼克等人的关键文本：科拉科夫斯基的《希望与绝望》（1971）批判“失败主义意识形态”，倡导渐进压力与“生活在尊严中”；米奇尼克的《新演进》（1976）摒弃“革命 vs. 改良”二元，强调公民自由的渐进斗争、利益结盟（如工人-教会-知识分子），预示团结工会雏形；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1978）拒绝乌托邦纲领，转向日常“体面生活”与“as if”原则。文章深入米奇尼克的伦理维度：非暴力源于阿伦特等反思，强调“重返人类世界”，拒绝暴力腐蚀人性（如引用《群魔》）。他视抵抗为“人”的工程，从自我救赎入手，践行“行民主”——塑造独立主体性，避免依赖极权陷阱。妥协是民主艺术，但底线是社会自主；戒严反思中，他自省对话缺失，赞美不一致（如托马斯·曼的犹豫）。转型后，米奇尼克面对“天鹅绒复辟”与右翼威胁：瓦文萨反犹攻击、除垢猎巫（如污蔑库隆、布亚克），右翼PiS党煽民族/宗教原教旨主义、民粹，攻击其犹太共产背景。他坚持“生活在共同的（只有一个）波兰”，批判“反共病毒”与“白色雅各宾”，揭露反犹历史（如编辑《反对反犹太主义》选集）。与米沃什对话中，强调左派定义为政教分离、关怀苦难；恶非单一来源，善非垄断。最后，学者崔卫平借此反思中国语境下的历史变革复杂性，强调伦理主体性与“生活在尊严中”的重生，避免单一“左恶”叙事，呼吁多元理性与自我批判。

本文为作者授权刊发。

作者按：该文集中的米奇尼克文章，取自四本不同的书。

其中《异乎寻常的后共产主义时代》、《人在清晨需早起》、《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原教旨主义的三种形式》、《天鹅绒复辟》，取自《自由书简》（Adam Michnik ，Letters from Freedom，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1998，）。

《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无赖吗？》《道德革命的极端论者》、《历史的困扰》《政治中的道德》，取自《历史的困扰》（Adam Michnik ，The Trouble with History：Moral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

《控告者和叛徒》、《转折点上的波兰》、《寻找失去的意义——团结工会运动二十五周年》、《愤怒与羞耻，悲伤与骄傲：戒严二十四周年》、《布达佩斯的苦涩记忆：布达佩斯起义五十五周年》，取自《寻找失去的意义》，（Adam Michnik ,In Search of Lost Meaning: The New Eastern Euro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本文集的书名也取自这本书。

《当苏格拉底成为伯里克利》、《一场完成的革命和迟到的复仇》，取自《异乎寻常的时代：瓦茨拉夫·哈维尔与亚当·米奇尼克的对话》（“An Uncanny Era: Conversations between Václav Havel and Adam Michnik”edited by Elzbieta Matynia (Translato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寻找失去的意义》中的文章主要来自这四本书.

作者题记：

以下我的思考，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曾根据“历史规律”来预测，认为有一只期待中的靴子肯定及早晚要落下。许多人视自己的工作努力，都是为了令它早日出现在人们眼前，从此一切就会变得好起来。但四十多年过去，它始终没有落得下来。

但事情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考虑——万一它不再落下，或者实际上已经落下了呢？在过去的某些时刻，只是没有那么戏剧性，尤其是不如人意，其参杂晦涩无法辨认，因此不予认领。但人们不能以一个外来的标准尺度，衡量中国拥有这么悠久复杂传统的社会及其变革。很可能，我们这些人加在一起，并没有为那场期待中的转型做好足够的准备，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接受称之为“历史”的祝福。

从我关注的东欧国家来看，称之为“社会转型”，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过许多反复、走走停停，甚至不停地回到过去。称之为“复辟”，也远远不限于天鹅绒范围。没有道路是笔直的，甚至也不朝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

不再拥有一个新的革命的前景

埃尔茨别塔·马蒂尼亚（Elzbieta Matynia）是纽约新学院（The New School）社会学系教授，1980年代初来自波兰。她于2009年出版的这本《民主践行》（Performative Democracy）中，将三个文本视为促进东欧反对派运动的思想引擎，为人们提供了新反对运动的起点和框架¹。三篇文章都来自70年代中期，在这之前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著名的“布拉格之春”，波兰社会也有让政权面临从未有过危机的“三月事件”（1968）和“十二月事件”（1970），这些运动最初都体现了社会的大规模觉醒，一时风起云涌，仿佛不受欢迎的政权大势已去，但最终都以政权大规模镇压而告终，社会重又陷入迷茫苦闷之中。在这之后如何启动新的反对思路、动力和策略？这三篇文章让人们眼前一亮：

1.科拉科夫斯基的《希望与绝望》（1971）；

2.米奇尼克的《新演进》（1976）；

3.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1978）。

这三个人当中，米奇尼克最为年轻（1946—　），他与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之相差19岁，那是一代人的距离，正好做他的学生。米奇尼克比哈维尔（1936—2011）小整整10岁，但早熟的他与哈维尔成了亲密朋友，有着三十多年的美好友谊。对于哈维尔这篇《无权者的权力》，米奇尼克甚至扮演着接生婆的角色。

那是1978年夏天，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成员与波兰保卫工人委员会（KOR）成员在捷波边界会面，分享各自的处境、问题、目标和可能性。为加强讨论合作，双方决定将联合出版一份地下（samizdat）刊物，作为共同平台，集中体现大家的思想成果和产生碰撞。哈维尔在他的乡间别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一挥而就，写出自己的这篇重磅长文，作为接下来进一步讨论的导言。这便是这篇《无权者的权力》，经人当面带给了米奇尼克。哈维尔给米奇尼克的附信还提到，希望能联系到苏联的萨哈罗夫、匈牙利的吉拉斯一同参加他们的刊物。²写完这篇文章后的11月份，哈维尔再次成为“七七宪章”发言人，转年（1979）5月再次被捕，他们的合作出版计划也因此流产。

米奇尼克在列举自己民主思想的波兰来源时，提到了四个人，科拉科夫斯基排第一。他与科拉科夫斯基的关系有点像精神上的父子。我在阅读时不断发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或者需要寻求重要帮助时，米奇尼克都会朝向科拉科夫斯基。在写作《希望与绝望》时，科拉科夫斯基已经流亡海外三年。在他博大精深的著述中，直接关联现实的文章十分罕见，这篇即是，直到半年前我才得到一份出自当年波兰流亡杂志（《文化》）上的扫描件，并请居住在华沙的波兰语专家方晨先生译了出来。

科拉科夫斯基在文中罗列了这些悲观主义看法：既然共产政权是垄断的权力，则意味着摧毁一切自发性的社会纽带，不可能存在反抗的起点；既然它是高压的（它本身是恐惧的和需要用恐惧来维持），则需要不断制造新的敌人，从而泯灭一切反抗空间。尤其是，眼见得此前在体制内外的改革渐渐流失、归于无效，那么，除非将其彻底摧毁，别无他途。针对“社会主义专制不适合改革”这个看似无法反驳的立场，科拉科夫斯基指出，这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相匹配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人们看待这个体制的僵化的思维方式，也帮助形成和促进了它的僵化。某些看似激进绝望的看法，实际上反倒帮助巩固了这个制度，即说服人们安于现状，无所作为。科拉科夫斯基统称其为“失败主义的意识形态”。

科拉科夫斯基着眼于这个制度本身的破绽种种，其中最关键的，是权力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断裂以及目标上的不一致：权力要求高度集中，而社会则有着种种自发形成的不同利益、标准、派系或团体，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越演越烈。而冲突也势必反映到体制内部中来，体现为党内的不同派系，从而加深这个制度的内在矛盾和离心趋势。因此，表面看似稳固的体制，实际上危机四伏，存在许多缝隙也即反对派行动的可能性。缘此，科拉科夫斯基提倡一种渐进的战略：在那些拥有相对灵活边界的地方进行工作，施加“渐进的”和“有效的”压力，他提到了“在社会和民族解放的视角下”，即在社会自治与民族独立的名义下开展工作，而非直接推翻或夺取政权。这样做，“虽然不会导致一个完美的社会，但会导向一种能够维持生活并使参与者得以生活”的社会环境。身处这种新命名的抵抗运动中的人们，每天“不是在完全腐朽和完美无缺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接受腐朽与不断努力巩固在民族生活中确立的价值观和标准之间做出选择”。³

显然，这是一个低版本的反对派思想纲领，科拉科夫斯基自己也说，这里所谈论的，“也许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并非狂热”，尤其是不指望奇迹。但假如人们愿意从自身尊严中汲取力量的话，“施加压力的手段就在我们手中，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使用”⁴。科拉科夫斯基提倡一种“生活在尊严”中。在后来进一步的实践中，人们才发现这条思路的意义所在：它跳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玉宇澄清万里埃”的乌托邦，跳出了为了美丽乌托邦而与现实权力直接对撞的思路，同时避开了应该拿眼下这个制度怎么办的顶层方案，而是将眼光撤回到日常生活领域，放回到人们自身的潜在力量，回到人们自发性的生活和价值立场上来：关键是眼下人们自己应该如何生活；解决制度的问题不比面对人们自身的问题更为重要。人们采取决定和行动的前提不是拿这个制度怎么办，而是他们自己如何活下去。由此，思想和行动的着力点便不再是权力如何如何，而是人们自身如何和将要如何。道路在人们自己脚下，这需要视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希望所在。

写作《新演进》时，米奇尼克受萨特之邀，人在巴黎，他此时接受的是八面来风，与身在西方的各色人等密集交谈：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者（其中有捷克最有名的流亡者贝利康），法国和德国1968年学生运动的领袖，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支持者，以及一些西方左翼人士，这让他在一个更大范围之内与不同人们一道审视和交锋有关社会变革的话题，在一个广阔的思想和实践的背景之下形成自己的观点。他甚至还见了从美国来的诗人米沃什，几杯红酒下肚之后，米奇尼克开始不停歇地背诵米沃什的诗篇，1951年流亡、以为自己早被本国同胞遗忘的诗人，旋即泪流满面。

在分析了此前两大反对力量（修正主义与教会）优胜劣弊之后，轮到自己出场时，米奇尼克第一时间排除了“改良”还是“革命”（reform or revolution）这个问题，把它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说：

19世纪左翼运动的难题——“改良还是革命”，并不是波兰反对派的难题。以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以及有组织地来追求这个目标，是不现实和危险的。只要苏联的政治结构不改变，指望在波兰颠覆这个党是不现实的，去策划密谋行动是危险的。鉴于缺乏一种真实的政治文化或民主生活的水准，一种地下存在仅仅会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和无从改变。革命的理论和密谋的行动仅仅适用于警察当局，他们以此来使得群众歇斯底里，这让他们觉得更加刺激。

我认为，为扩大公民自由和人权而不断进行改革和演变的斗争，是东欧异见人士唯一可行的道路。波兰的例子表明，通过对政府施加持续的公众压力，可以赢得真正的让步。与我们大陆的另一端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比较，人们会说波兰民主的反对派理念更加接近西班牙而不是葡萄牙。这就是建立在渐进和局部的改变之上，而不是运用暴力和强力推翻现存制度。⁵

米奇尼克在这里提供了十分准确的语境：对于19世纪的左翼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允许他们是有选择的；如果选择“改良”，则意味着选择议会道路，从制度内部渗入从而推动改进现有制度。这与共产极权下的反对派毫无二致。不管这些人互相之间的想法有多差异，一旦选择对这个制度说“不”，他们每一个人就是没有选择的，没有任何一条进到体制之内去“改良”的道路摆在他们面前。即使他们其中有人提倡“渐进”的道路，也不等于说是“改良”的。而如果选择“革命”（照这些人自己说，仿佛他们是有选择的），如同人们已经看到的，则主要意味着针对“渐进者们”的口炮，其他不用做什么，因为这是无从下手的。

在《新演进》中，米奇尼克进一步挖掘这个制度的破绽和发挥“渐进的”思路。在对所处境遇冷静分析的基础上，他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反对派的政治版图——行动的条件、界限和力量所在。最关键的是两个结盟：1.苏联和波兰政治领导层与波兰民主的反对派三者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结盟，即不要闹到让苏联坦克出现在华沙大街上，“利益上的结盟决定了这个地区可能的妥协”⁶；2.工人、教会和人文知识分子这三股力量，在目标、价值和力量上的结盟，这完全预示了后来团结工会的雏形。于其中，知识分子角色在于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和捍卫基本原则，帮助形成独立的公众舆论，面向公众说话而不是面向极权主义的权力。

“自我限制的革命”这个短语是库隆总结出来的，1965年这位原共产党青年领袖因与他人合作给党的领导人写公开信而成为举世瞩目的反对人士，19岁的米奇尼克因为藏匿和传播这封信第一次遭遇警察。库隆提出的另一个著名口号是“不要烧毁委员会（即地方党建），而要建立自己的委员会”。科拉科夫斯基、米奇尼克和库隆等人加起来，便形成了波兰反对派运动中“重建社会”“权力和社会”相平行的思路和做法，即后来总结出来的“公民社会”的领域，这是一个立足于自身、自我保存和发展的立场。2014年米奇尼克与俄罗斯反对派阿列克谢·纳瓦尔尼（1976—2024）有过一个长篇对话，纳瓦尔尼向米奇尼克请教了“你们是怎么开始的”“怎么把统治者哄到谈判桌上的”诸问题，米奇尼克回首往事，脱口而出——“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信政府不会进行任何改革，也不会推动任何变革；我们视自己的任务不是改朝换代，而是保护我们自己不受它的伤害”。⁷

同样，哈维尔也拒绝回答要“革命”还要“改良”这种问题。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针对有人建议是不是需要认真讨论一下对于目前这个制度，是“换掉”还是对其进行某些“改良”，哈维尔的回答是——“在我们的环境里这根本算不上是个问题，因为目前根本无法实现其中的任何一个目标。我们甚至弄不清楚改良从何开始，换掉从何结束。……我们从许多严酷的经历中得知，改良或换掉本身并不能保证任何事情。我们关心的是，我们是否能在这样的体系中体面地生活，它是否为人们服务而不是相反。我们正在努力利用现有的手段和合理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⁸《七七宪章》也明确称自己“并不旨在提出一套有关政治和社会改良或变革的纲领，但是却以其影响所及推动与党政当局进行建设性的对话”。⁹在《七七宪章》里，代替高瞻远瞩、气势宏大的宣告，这份文本列举了一堆这个政权如何在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受教育的权利、出版及工会权利、个人隐私和旅行、司法等方面的侵犯，在习惯了宏伟大词人们的耳朵听来，有些啰哩啰唆，不得要领。哈维尔还反复地说，他们这些人不会提出一个新的政治模式或政治纲领。为什么？哈维尔解释道：“我们不可能指望一群奴隶能制订、宣传、执行政治纲领。只有自由的、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才能胜此重任。”¹⁰

称之为“天鹅绒革命”，是一场发展超出所有人意料的社会巨变，完全不是按照实现一个事先设计好的革命蓝图去执行。当然，它结束了共产党一劳永逸的统治地位，没有暴力和流血，但实际上也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是一场对于共产党人斩钉截铁的驱逐，而是一场混合掺杂、拖泥带水的社会转型。1989年年底哈维尔当选总统，并不是全国大选的结果，而是由共产党议员占多数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选出来的，这个期间的共产党政府代理总理马利安·恰尔法（Marián Čalfa，1946—　）在共产党人议员中进行了有力动员，这才保证了哈维尔的一致当选。在哈维尔看来，反倒是“恰尔法表现得更像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他本人。¹¹真正的全国自由选举要到1990年6月。从1989年12月到1992年7月，这位恰尔法伴随着哈维尔连任了两届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哈维尔对恰尔法的评价很高，称“归根结底，是恰尔法教会了新政府如何治理”。¹²

波兰出现的是“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这是米奇尼克1989年7月3日在他刚刚创办不久的《选举报》上的文章标题，这一提议最终被接受。结果是，由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总统，天主教背景的反对派政治家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担任总理，组建了东欧阵营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在他称之为“大联盟”的政府内23个部长席位，团结工会成员占12席，其余由共产党人及其卫星党获得。在共产党政府中担任过总理和内务部的长基什扎克，仍然担任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副总理和内政部长，由此而保证了不流血的政权交替。在团结工会成员组建的四届短期政府之后，1993年，由前共产党人改组的“民主左翼联盟”（SlD）在议会选举中获胜。1995年，克瓦希涅夫斯基（原波兰统一工人党成员，1985年为政府青年事务部部长）击败瓦文萨之后担任了两届总统至2005年。后共产主义政党在民主选举中重新抬头，不仅是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有这种情况，一度被称之为“天鹅绒复辟”。本书中收录了米奇尼克对此的分析和回答，见《天鹅绒复辟》及1995年哈维尔与米奇尼克的对话。总的来说，米奇尼克并不担心，因为前共产党人的回归是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之下，重要的是保证和执行民主制度。

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

1980年8月31日，波兰全国各地自发的自由工会联盟——“团结工会”成立，并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华约签署国中第一个独立工会。运动高潮时，团结工会有成员1000万，占波兰总人口的近1/3。在顺风顺水的条件下，某种情况也许更容易发生：1981年5月8日，在距离华沙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叫奥特沃茨克（Otwock）的小镇上，街头激愤的人群想要放火烧毁一个警察局并私刑处死一名警察（有说是两名）。米奇尼克走上前去，他的开场白是——“听着，我的名字是亚当·米奇尼克，我是一股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周围的人们安静了下来，米奇尼克成功地解救了那位惊恐不安的倒霉鬼。

米奇尼克这个出场具有多重意义。它不应被理解为某种功利主义的考虑，即担心此举被官方抓住把柄，提供一种抹黑反对派的说辞，如果是那样，非暴力仅仅是一种临时的策略。相反，在关于非暴力的问题上，米奇尼克有着长久的深思熟虑，积累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为了弄清楚革命、暴力及极权主义，有着过目不忘本领的年轻米奇尼克，深入研究了乔治·奥威尔、阿尔贝·加缪、汉娜·阿伦特等反极权主义思想家。尤其是汉娜·阿伦特，米奇尼克后来十分怀念地提起在当年烟雾缭绕的公寓、地下出版社和学生聚会上讨论阿伦特的情景：“如果说20世纪的世界是一座被恐怖怪物在幕后统治的迷宫，那么汉娜·阿伦特的作品就是阿里阿德涅的金线，帮助我们与牛头怪物展开殊死搏斗，然后重返人类世界。”¹³所谓“重返人类世界”，即意味着从极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反常世界中剥离出来，来到一个相对正常的人间，其中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价值观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不断的、渐进的改良，但不是通过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来完成。

就米奇尼克而言，他也会认真汲取来自父辈的经验。他分析自己共产党员父亲的世界观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的，那是一场可怕且毫无意义的战争，在当时条件下，他们这一代人相信能够创造一个没有战争、贫困和压迫的世界，相信建立美好人间天堂需要暴力革命来完成。米奇尼克从小随父母居住的华沙共产党核心家属院也都是这样的长辈，残酷的二战更会加剧人们对于这个世界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敌我思维，并将其带到战后的生活中去。显然，这个院子里比在其他地方更加充满着战争遗留气息。其中有在暴力支持的机构中攀爬上去的，也有在不同时间分批次跌落台下之后进行反思的，米奇尼克的父亲属于后者。米奇尼克十几岁上街游行时，曾被父亲的朋友认出并揪着耳朵试图把他拉走，称他是个“白痴”，因为那位年长者认为他本人一辈子正是这种“白痴”。与米奇尼克的父亲一样，他们应该都属于被革命“吞噬了的儿女”。因此，米奇尼克想要重新开始，他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起点和框架。

企图在一个没有现成民主制度的地方追求民主，在没有民主规则的地方建立民主框架，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从无到有”。尽管生活本身有着种种自发性的自由民主的起点，有着与极权主义制度每天发生的碰撞，但是这并不直接意味着是民主与专制的碰撞，不等于说从这些碰撞中能够直接诞生民主本身。如果不认为争取民主是抄写一部或几部来自国外的宪法，或者换一批人上台，那就只能从追求民主的人们脚下开始，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民主的特点：不仅是在当下让人们心服口服，而且由他们身上体现的品格，能够成为极权主义崩溃之后的政治制度的引导；他们身上所释放的精神风范或心性，也能够成为未来讨论何种政治制度的条件和保证。而当他们在通过自己的言行塑造新的现实的同时，也在塑造新的自我。这个在实践中成长的自我，仍然要在实践中得到继续修订和改正。这就有了一个“行”的意思——“出行”，有从内到外的含义：行民主。

这是一桩“本土”工程，同时也是一桩“人”的工程，关乎反抗的“主体性”。这里的问题重心在于需要一个怎样的主体性。某个满脑子不切实际幻想的妄想狂，一直试图努力去接近自己的镜中影像，也是一种“主体性”，但这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幻主体。区别于共产主义“新人”，米奇尼克们没有一个完美的乌托邦，没有关于这个新乌托邦纲领的条款现成地放在口袋里，可以随时掏出来衡量和制裁他人。他们不是一群天兵天将，不是夜间从事地下活动、神出鬼没的游击队，而是生活在普通人们当中，与普通人去同一个国营商店购物，走在同一条死气沉沉的街道上，经受全部普通人承受的压力——教育、就业、家庭、医疗、死亡等，也与普通人一样热爱生活、友谊和美酒。

——如果说，任何改变要从“局部”开始，那么每一个人（他们）自身正是这种局部，为什么不从这个局部着手呢？如果期待看到某种效果，那么便从自己的生活开始吧，把原先的被动转为自我决定的自主性，这不是能看得见的吗？这正是人们已经熟悉的“as if”的含义——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中，如同在自由环境中那样去做。但这次首先是面对自身，因此很难指出某个戏剧性的时刻，因为每一个人的转变都是一个慢慢积累的“小天鹅绒”过程。比较起希望自己成为未来社会的种子，他们更希望成为培育这类种子的土壤本身；与其说这些人想要“带领”人们走向民主，不如说他们需要一再将自己放到普通人们当中去，与社会一道自我更新和进步。

——如果说，再次出发是“自我限制的”，那么，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的抉择，表明这些人正好是独立的和自由的，而不是从属的和被动的。实际上，某种“被动”甚至掩藏在一些看起来的“主动”行为之中，比如一定要做官方不让做的事情，仿佛是想要测量对方的承受能力或邪恶的深度，或者继续以官方的说法为自身及自己所做的事情来命名（比如一定要声称自己是“右派”，认为“右即好”），结果占据这些“反对派人士”头脑的，仍然是官方所想的（或所禁止）的事情，他实际上（有意或无意）接受极权主义的做法或意识形态的诱惑，掉进了官方设置的某些陷阱，因而与社会脱节，也与自身相脱节。说到底，即使是官方的邪恶，也不是你去从事或反对一件事情的理由；他们的残暴，也不是你由此而变得铁石心肠的理由；而他们的歹毒，同样不能成为你正义的动机，你不能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继续依赖和寄生于对方，不应该仅仅从对方的恶行当中生长出来。

今天反对派生长的土壤，也是将来人们生活的土壤。因此，你必须在当权者的做法之外，找到自己的立足点，知道自己为什么去做和如何去做的真正理由。你是为了某些更为值得的东西，是为了遵从你所信奉的价值理念。这里凸显了一个伦理的维度，称之为“反对”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主要是出于你自己的伦理立场；比起巫术般的诅咒更重要的，是在反对活动中释放可尊敬的价值观以及你本身的自我成长。正如米奇尼克在转型许多年之后再度回顾和强调的：“我们每个人对它都有不同的想象和期待。但每个人都将其视为一种道德上的重生。这是一场为了某些值得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反对某些东西的运动。”¹⁴

在很大程度上，提倡“暴力革命”与否的问题，与“革命”还是“改良”一样，在当时条件下，同样属于来自民主制度下西方记者的问题，米奇尼克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们没有枪。”¹⁵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则属于民主阵营内部的自我建设部分，尤其考虑到在近代史上波兰民族屡遭灭顶之灾，有着丰富的浴血奋战的篇章，米奇尼克曾说“在今天波兰，通常一个家庭不是建立在波兰独立战争¹⁶就是救国军（AK¹⁷）的背景之上”。在很大程度上，波兰人关于独立的记忆，都是与血流成河的记忆在一起。眼下没有枪当然不能以此来战斗，但不等于没有枪就什么也做不了，或什么也不做。能做的事情之一，也包括在头脑中破除对于枪的迷恋，不用这个借口来阻挡和贬低其他人采取的非暴力行动。

暴力如何损害社会，这是人们容易看到的。米奇尼克指出“暴力折断了社会的联结。并且，当社会如此原子化，其内部政治崩溃，它就自动导向极权主义”¹⁸。从历史上看不乏这样的先例：“用暴力攻占巴士底狱，会不知不觉地建立一个新的巴士底狱。”¹⁹米奇尼克的慧眼独具则在于，他进一步指出暴力对于运用暴力的人本身造成的破坏，抽空和剥夺这个人的人性，腐蚀他的心灵和眼光，“暴力会消耗和挫败使用暴力的人”，米奇尼克说。古巴的卡斯特罗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他被自己的权力所腐蚀。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了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那些被教导运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弃暴力”。²⁰米奇尼克提到他一直讨厌的一本书，这本书让他感到刺痛，但他却又像瘾君子一样不断地回头看这本书，并推荐那些持暴力论的“天使们”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面孔，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在纯洁的理想背后，是虚无主义的苍白和残忍。米奇尼克认为斯塔夫罗金和韦尔霍文斯基造成的威胁，远远大于秘密警察起皱的脸孔和阴沉的眼睛。²¹

米奇尼克提供的界限是——“不能因为关心他人的救赎而放弃关心自己的救赎”。²²这一思路，在他不管是写于转型之前还是转型之后文章中，都是贯穿始终的。在每一桩看似正义的行为背后，在每一个以美德名义采取的行动之中，都有一个行为主体。这个主体需要经常返还自身，对自身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和做出判断，他不能因为想要压倒别人而预先压倒了自己，不能因为想要战胜对方而预先取消了自己的人类身份，那些将别人当作尸体一样跨过去的人，事先已经消灭了自己的人性，无形中先把自己当作“尸体”一样跨过去。想要放火烧毁一个警察局并烧死其中警察的人们，渴望目击在烈火中被烧死的生命而发出狂喜，这些人需要首先放倒自己的人性，对自身人性的存在和呼唤，采取一种充耳不闻、不管不顾的冷漠无情。

这种“忘情”/“忘我”的态度，沉溺其中而放弃他自己的人类身份和道德敏感，失去对他人痛苦的感知，看待世界心如寒冬或如“秋风扫落叶”，正是“极权主义”所需要的和从中汲取的。70年代中期，米奇尼克是东欧持异见者中最早恢复了“极权主义”这个用法的人。而这个概念，永远不仅是一个批判对方的武器，它始终包含着一种自身批判在内。使用这个词便意味着——在极权制度之内，人人都病了，人人都是有意无意、不同程度上的参与者。因此，与极权主义作斗争，始终伴随着一个“自我”的觉醒，对于自身道德状态的维护。在拒绝极权主义把他人当作工具的同时，也要拒绝把自己当作通向一个美好理想的工具——这正是不管是来自左的或右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这需要一种自我批判的能力，尤其需要一种深刻的自我感知能力。

这也就是约书亚·L.切尔尼斯在评论米奇尼克时恰当地指出的：“米奇尼克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或社会的整体状况；他意识到人的品格和良知、个人的价值观和自我认知的重要性，意识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看待他们自身的重要性。”²³切尔尼斯发明了用“ethos”（气质，心性）来形容在个人身上所体现的某种政治品性，那是一种由内到外、深入骨髓的东西，在切尔尼斯看来，一个社会公共生活的质量不仅取决于其政治制度，而且也依赖参与政治行动的个人品性。他认为米奇尼克通过他的反省和行为，释放了某种新的政治气质。而在上个世纪中期，诗人米沃什在为米奇尼克的第一本英文书《狱中书简》撰写序言时，更早提到了米奇尼克的著作“对波兰的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人们心态的彻底转变”。²⁴米沃什这篇文章围绕着米奇尼克的非暴力思想，既包含了如何不屈不挠争取自由，同时也反对正在走向地狱的“正义天使”，诗人呼吁人们像看到甘地的伟大一样，看到米奇尼克对于当下波兰和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改变。

米奇尼克著名的“妥协”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上：如果不是暴力的，那便可能是民主的；如果是民主的，那便可能是妥协的。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因为它是多方参与的，不是哪一方说了算。而且说到底政治是要赢的，如果不是崇尚失败和悲情，那么部分妥协也是一种胜利。团结工会也要遵守这样的界限，避免苏军坦克出现在华沙街头碾压和驱散愤怒的人群。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对于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戒严，米奇尼克倾泻了最大的怒火，用了全部愤怒的词汇，但是从戒严第一时间开始，他始终肯定了雅鲁泽尔斯基自己的说法：在两种恶中选择了较小的一种，避免让波兰成为苏联暴力再次的牺牲品，即避免让华沙成为第二个布达佩斯。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保持某种程度的波兰独立，也是团结工会所要追求的。今天的人们已经完全了解到，从“血流成河”中成长出来的，并非一个新的共和国；渴望“流他人的血”，是不道德的和令人厌恶的。

当我读到2006年米奇尼克这篇《布达佩斯的苦涩记忆》，关于一本研究1956年布达佩斯起义的新书²⁵，心情始终非常激动。我希望我的同胞中有人能写出同样翔实材料和思想深度的关于我们自身历史的书。该书从华盛顿政府、莫斯科当权者、匈牙利改革当局和起义者四个方面分析了这场悲剧，其中也比较了这年更早起义的波兰，之所以能够避开失败的悲惨结局，是因为当时华沙的大主教不同于匈牙利的大主教（虽然都是从苏共二十大之后的宽松气氛中刚释放不久）、自由欧洲电台的波兰语主持人不同于匈牙利语主持人（包括不同的国外移民社区）、哥穆尔卡不同于纳吉（后者只懂得要么自由要么奴役）。在所有这些影响之下，波兰与匈牙利的民众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这种反思对于我们此前更熟悉“高歌猛进”“乘风破浪”的做法来说，迄今仍然十分缺乏。

顺便地说，这也是我接受米奇尼克的背景。米奇尼克称自己是“苏共二十大的私生子”，即他的全部思想形成于斯大林主义大崩溃之后的反省思潮，包括他早年接受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著作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回望的维度，无时不刻地在与旧意识形态及其修辞学之间进行对话和辩论，寻找新的出路。而我2000年初阅读米奇尼克时，也拥有一个相同的头脑配置。我本人经历了1978年之后的“拨乱反正”，也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起，是加缪（不当刽子手也不当受害者）、克尔凯郭尔、萨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波普尔、奥威尔和阿伦特启迪了我的头脑，所有这些人的著述都包含了对于革命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因此，除了我的专业工作文学评论外，我也在一点点去除曾经被灌输到头脑中的革命意识形态，我们没有第二个出身。我逐渐意识到，如果不去自己动手清理头脑中的旧场地，那么，一旦遇到类似理想社会的前景及其奋斗的问题，所有沉渣都会泛起，往往是不自觉的。许多对于社会改革失望的情绪和想法，可以归因于对这套旧意识形态及其做法的失望。

对于1981年实施戒严，米奇尼克坚持认为主要的责任在雅鲁泽尔斯基一方，但他也指出团结工会这边存在着问题：“从我这一方面来说，也需要为戒严令在波兰的实施，承担某种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如果谈判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²⁶1988年，在面对约翰·肯尼的问题——街上的游行越来越少，团结工会是不是已经沉寂了？米奇尼克的回答是，他们已经观察到苏联正在进行由戈尔巴乔夫主持的变革，这提供了共产主义阵营之内往好里转变的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实际上团结工会曾经刺激了这种转变，因此不想令其中断流产。深谙历史的米奇尼克随后举了几个因遭遇激进派改革中断的例子：1863年波兰的“一月起义”，阻碍了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从而让俄罗斯的灵魂从赫尔岑转移到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1956年，赫鲁晓夫的改革，也被匈牙利起义所阻遏和打断。米奇尼克从中得出判断：“今天最糟糕的举动是阻止在苏联境内正在发生的变化。……因此，我们转向地下出版、戏剧和电影来继续，而不是街头暴力。”²⁷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米奇尼克提到1991年春天的莫斯科，他曾对俄罗斯的民主派说，“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要寻求和戈尔巴乔夫达成一致，因为如果在俄国实施戒严令，他将得到西方人的支持。你们必须停止去想自己是多么正确，停止去想如何捍卫自己的立场”。²⁸

与此同时，反对派内部的凝聚力也很重要，即需要他们之间的互相信任和让步。瓦文萨是一位家长式的人物，专制粗暴，但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富有感染力的天然领袖，尤其是他天生的政治直觉令他特别擅长审时度势，收放自如，甚至一度米奇尼克也以为瓦文萨会与共产党妥协太多。但在持有不同意见的同时，米奇尼克仍然全力支持他作为团结工会运动的领袖。另一方面，共产党的确把瓦文萨当作更好说话的人，他们愿意接受瓦文萨而不愿米奇尼克和库隆这些同一阵线分离出来的人。圆桌会议筹备期间，官方一度拒绝库隆、米奇尼克担任谈判代表，理由是他俩更激进，而瓦文萨却坚持非要他俩参加不可，强烈表示与他俩共进退，因而使得会谈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一点上瓦文萨也很可贵。

而如果瓦文萨私下接受了官方的建议，将库隆和米奇尼克排除在谈判桌之外，那个不叫“妥协”，恰当的名称是“背叛”。而如果一个人始终对上级唯唯诺诺，讨好奉迎，溜须拍马，极力表现出与官方电视台的语调如何一致，那叫“屈服”。或者有人即使在私下有不同意见，但是在公共舆论场中绝不表达出来，无视房间里的大象，把自己弄得“丝滑丝滑”的，这个叫“苟且”。这里所谈论的政治妥协，是在亮起来的公共光线之下，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下，互相能够看得见对方的眼睛和鼻子，即只有在对话协商的前提之下，这就需要一定的力量对比。换句话说，在这之前需要相当的力量的积累，处于弱势的一方需要凝聚更多的同盟军。对于民主的反对派来说，这不仅是让更多的人站到自己一边，而是让自己站到社会一边；反对派与权力之间的对话，是一场社会而不是少数人与权力的对话。因此，所谓“不妥协”，要站到社会和保护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以社会或正在发育的独立社会作为底线。米奇尼克指出，妥协中不可跨越的底线，是放弃团结工会的自主权。任何允许权力干扰团结工会的内部事务，或接受一个领导地位，所导致的便不是双方的妥协，而是权力单方面对于独立社会的镇压。²⁹

在某种意义上，全面控制的极权制度下的个人，每天都在与权力做某种讨价还价，也可以视为某种“妥协”或“让步”。那么，什么是每天发生的“让步”的限度？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妥协”的代价？在极度高压之下，“全盘妥协结果导致道德和精神上的投降；另一方面，完全的抵抗则或多或少走向英雄主义的孤绝”³⁰，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难题首先要被当作难题来对待，压力提示着承担压力的心灵，越是道德敏感的人，越是会觉得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需要自己时时刻刻来面对，而不是觉得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甚至替别人也解决了。任何人不可以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米奇尼克承认：“很难寻找适合这种时期的道德标准，我嫉妒那些知道这种道德标准的人。”³¹但无论如何，他坚决反对“以他人的生命下赌”的激进冒险：“这位否认妥协价值的天使，这位以摩尼教式的简单来看待世界，蔑视那些对他人有不同义务观念的天使，这位热爱天堂的天使，已经踏上了通往地狱的道路”。³²

米奇尼克在1986年坐监时写的这篇关于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的文章，堪称一篇极富张力的散文杰作。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描绘这位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文化的象征及德国贵族的典范，如何犹豫再三、迟迟不与纳粹决裂的过程。与他的兄弟作家亨利希·曼不同，托马斯曼原先是一个“政治冷淡”的人，这种冷淡出于他深知人类命运和价值的矛盾性：“他知道每一个权利都有它的对立面，每一个结论都是过于简单化的，他知道人类存在的一个自然而辉煌的特征是开放性、模糊性和价值的多样性。”托马斯·曼知道和能够识别那些互相矛盾乃至对立的人们当中，每一方面“所包含的中肯的价值”。这正是人类生活本来的“多元化秩序”和“自然背景”，遵从这个五光十色、混杂晦涩的自然秩序，去理解其中不同处境中的人们和他们的困境，也正是一个伟大作家的标志。因此，在历史事件面前，托马斯曼宁愿做一些退让，“保持一种讽刺性距离的语言”，“用著名的反讽保护自己脱离粗俗、肮脏以及政治世界的二元论”³³。即使发现此时的德国已经令人憎恶，自己也已经处于流亡的行列中，仍然没有马上表示决裂，而考虑到是否能够继续在德国出版自己的作品、与那里的读者保持精神上的联系，以及保护自己的财产、稿酬、房子及家具，不要留给那些人。而其时的德国官方，也想利用这位作家巨大的世界声望，给自己提供合法性，并没有主动为难他。

这批信件截至1936年，离希特勒发动战争还有三年，这位具有最为敏锐洞察力的作家越来越感到忍无可忍：“极权主义的本质是这种自然背景的毁灭。当多元化的秩序不复存在，正常生活的规则和尺度也随之毁灭。”³⁴大作家觉得自己的“道德感遭受冒犯，他内心深处的东西被伤害”，尤其是一种美学上的“厌恶”。当他的老朋友用一种种族主义的语言形容席勒时，这让他的忍受到了极限，他超出了修辞的限制。必须把邪恶视为邪恶，把罪行称为罪行；要“向受害者表明，他与他们休戚相关。”³⁵因此，对于托马斯·曼来说，当他丢掉优雅、转向开骂，是为了捍卫多元化的人类生活，捍卫在几千年人类生活的自然背景中培育出来的善与恶、美与丑的基本框架。他选择当一个堂·吉诃德——“没有什么比在撤退中进行光荣的小规模战斗更为美好的了。”³⁶在那个年代，托马斯·曼成全了自己作为古老贵族的典范。对于米奇尼克来说，他身上也释放出波兰传统文化中的优异成分，那就是尊严和荣誉。1976年米奇尼克从巴黎回来之后很快又被捕，在狱中，他写了一本小书《波兰荣誉史》。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不能移民出国时，他称自己是“怕为了保住这条小命而丢失了自己的荣誉”。当他与法国六八年人本迪特谈话时，称自己同样热爱生活，也从来没想在监狱里写作（他的确在监狱里写得又快又好），但是“一个君子必须始终做一个君子，哪怕是行走在屎尿中”。³⁷

米奇尼克也意识到，在极权国家中参与政治，必然存在道德见证与政治考量之间的矛盾。“道德见证”（及批判揭露）及其需要的某种彻底性，容易走向“势不两立”的心态，对于邪恶及其造成伤害感到痛心疾首，也会令人拉大与现实的距离，逐渐走向被沉埋的“地下”状态，切断了与社会及普通人们之间的对话与联系。米奇尼克对这些人们始终抱有最大的尊敬——假如没有道德见证这个维度，“政治参与就会变成无效的说教或不道德的操纵”。³⁸然而，另一方面，仅仅从道德出发，不去做现实政治的考量，一味提倡牺牲和浪漫主义，那会走向反民主的一种歇斯底里，反多元化的封闭心态。在这一点上，深谙波兰历史尤其是反抗史的米奇尼克从中汲取了太多的教训。即使他自己多次出入牢房，被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但是米奇尼克的心态不是一个“地下人”，他希望自己仍然是“正常人”，保持和维护文明世界的规范。即使他所面对的政权是反文明的；“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面对政府时政治文明的标准，尽管政府自己不去管这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尊严而同极权统治高压对抗”。³⁹

这真是一件复杂的事务。米奇尼克十分欣赏他的老师科拉科夫斯基（可以称其为反共产极权的先知）的文章《赞美不一致》，他承认自己有许多前后不一致。他说，如果某一天他发现自己前后一致，那他就死了。⁴⁰

恶，不是只有一个来源

波兰是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垮台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是苏联阵营内结束共产党统治奇迹的开端。然而，正是作为开端，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过渡或创始性质的某些特点，比方如何对待前共产党人，很快成了团结工会领导层分裂的原因，至少在表面上。围绕这个问题，是转型之后米奇尼克思索的重心所在：“建立新国家应该以什么为前提——和解还是复仇？”⁴¹在2004年《通往公民社会》（samizadt）那本书中，我们已经介绍了米奇尼克的基本想法：“我们只有一个波兰。”此前是共产党人划分自己与非共产党人的不同区域，由此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造成各种歧视；而我们则需要破除种种人为隔阂，让所有人都能够生活在这个共同的波兰。他视自己创办新报纸的使命是“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来帮助人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⁴²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人人都这样去想去做。

有人说在波兰圆桌期间即有过协议，民主的反对派有承诺不对前共产党人进行追究，以大赦来换取选举。但又有人指出，当时的团结工会对于自己的胜算并无把握，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承诺什么。但无论如何，团结工会的合法化和举行半自由的选举，都需要共产党同意和让步的，团结工会对于此举表示了极大欢迎，因此在那个时期，不可能把共产党视为“非法的”，仅仅是窃取国家权力的犯罪集团。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波兰是第一个结束共产党统治，但却是最后一个颁布“除垢法”的国家（正式的法令要到1997年4月）。在这之前，波兰在谈判桌上形成的关于民族和解的想象，早已经被这之后的现实击得四分五裂。米奇尼克痛苦地发现，他关于“共同的波兰”的期许以及“大赦，可以；遗忘，不可以”的立场，对于此前民主反对派的许多同伴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

前团结工会成员有参加圆桌会议的，也有没参加圆桌会议的；有认为与共产党“圆桌会议”坐下来谈判妥协是有意义的，也有感到在这种谈判妥协中被背叛和出卖的，并且因各种原因而产生巨大的失落感，觉得自己被边缘化，多年期待中的正义没有得到伸张等。在确认共产党已经真的翻篇，或者担心共产党会卷土重来，都会让某些人找到强势理由来清算前共产党人。而且更重要的，正如米奇尼克在1990年痛苦地写下的：“每一次革命，无论是否血腥，都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第二阶段为争取权力而斗争，并对旧制度的拥护者进行报复。”⁴³于是，对前共产党人的不同态度，便成了某些前民主反对派人士在后来权力追逐游戏中的利器。缘此，米奇尼克当年这位资深反对派火气不减当年，甚至更大了，他不得不回过头来继续对付他从前的战友。这甚至不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看来称之为“恶”，不只是一个来源。

他遇到的第一次迎头痛击是瓦文萨拿掉了他报纸上“团结工会”的徽标，这是在1990年9月，距离这份报纸创刊（第一期于1989年5月8日出版）只有一年多。瓦文萨甚至要求解除米奇尼克的主编职务，但因为该报的出版商是一家私人公司（Agora），结果没有成功。然而，主要分歧并不发生在米奇尼克与瓦文萨之间，而是在“我们的总理”马佐维耶茨基与瓦文萨之间。1927年出生的马佐维耶茨基是一名天主教徒，他兼具体制内从政和民主反对派的经验，曾担任过三届波兰人民共和国的众议院议员（1961—1972），也是最早的天主教反对派俱乐部创始人，担任天主教知识分子杂志（Więź）主编多年。与米奇尼克一样，他也是团结工会的顾问，1981年底戒严令发布之后被关押一年多，可谓德高望重，众望所归。马佐维耶茨基上任后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修改宪法，删除党的领导地位；采取一系列措施奠定了从中央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基础，包括著名的休克疗法。在对于前共产党人的问题上，马佐维耶茨基提出“粗线条”政策，只要共产党人接受新的民主秩序，那么就不应因他们的过去而加以歧视。不管作为议员还是他的报纸，米奇尼克始终支持马佐维耶茨基，保卫和发展新生的波兰民主。

但有人坐不住了。瓦文萨在圆桌会议期间并无意接管这个国家，他当时认为团结工会的角色是这个国家“建设性的反对派”。⁴⁴当他作为大英雄在美国国会发表讲演（1989年11月15日）而受到暴风骤雨般的欢迎时，哈维尔的乡下别墅四周仍然布满便衣警察。但不到两个月，哈维尔就成了布拉格城堡的主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大大提振了瓦文萨的野心。62岁的马佐维耶茨基掌管政府，赢得全世界瞩目，这让46岁的瓦文萨感到自己是一个退休人员。进入1990年之后，瓦文萨开始抱怨马佐维耶茨基的大联盟政府，称其改革的速度太慢，特别是对前共产党人过于宽容，并公开宣布自己要竞选总统。危机于1990年6月公开爆发，瓦文萨在报纸上和会议中公开发难，挑衅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站在瓦文萨背后怂恿他的主要是后来在波兰政坛大显身手的卡钦斯基兄弟及前自由欧洲电台波兰语部主任齐斯瓦夫·纳伊德尔（Zdzisław Najder），他们主张应该打破圆桌会议的协议，雅鲁泽尔斯基应当被罢免。这次冲击的结果是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垮台，和雅鲁泽尔斯基自己提出提前结束他的总统生涯（原定任期要到1994年）。米奇尼克也没有寻求连任议员，他脱离政界，专心办他的报纸。顺便地说，米奇尼克从一开始便放弃自己在Agora的股份，否则他早就成为媒体富翁了，他拒绝成为转型之后新晋千万富翁精英中的一员。

为了攻击和打击对方，瓦文萨居然运用了反犹主义的语言，这主要是针对米奇尼克和团结工会另一位前领导人盖雷梅克（Geremek，1997—2000年任波兰外交部长），随之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对瓦文萨的言论发出了抗议。此前是共产党喜欢攻击米奇尼克的犹太人身份，希望就此把他驱逐出国；现在是他昔日的亲密战友、很快就要获得总统位置的人。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瓦文萨此举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提示在失去旧意识形态叙事之后，波兰历史上某些黑暗的东西会挟带各种污泥浊水，重新返回和主导人们的头脑。1991年在米奇尼克与哈维尔的对话中，特别提到了这个现象，这仿佛是他新的和主要的困惑：差不多整个东欧国家，在共产主义留下的真空中，此前的各种“怪力乱神”正在前往加以填补：比如波兰正在回潮的民族民主运动（the Endecja），它曾经是波兰传播反犹主义的主要途径；在乌克兰，人们为与纳粹合作并借助纳粹势力宣布独立的班德拉（Bandera）竖起了纪念碑；在斯洛伐克，有人为纳粹时期斯洛伐克傀儡首脑蒂索神父（Father Tiso）恢复名誉；在匈牙利，人们再度颂扬当年最后一个退出轴心国的匈牙利首脑米克洛什·霍尔蒂（Miklós Horthy）。曾经求助于共产主义概念来解释世界的人们，现在乞灵于同样粗鄙和大一统的民族主义。

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复辟——那些被共产主义政权压制四十多年的历史幽灵，如今重新登堂入室。仿佛历史的车轮要重新扭转到1945年或者1939年，所有此后发生的，仅仅是进入一段历史的岔道，需要将其彻底抹除。米奇尼克向哈维尔发问——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左派专制仅仅是专制的一种面孔，而极权主义也可能从右派的修辞学和意识形态中产生。我们观察到整个欧洲都在转向右翼价值观。您不担心在我们这块欧洲地区对这种危险的认识更薄弱吗？今天，没有人再匍匐于左翼极权主义的口号之下；任何左翼的东西都和共产主义有关。另一方面，您是否觉得，通过右翼言论和诉诸被共产主义破坏的民族价值观来宣传的反共产主义，可能是社会和我们都尚未准备好应对的一种新威胁吗？⁴⁵

米奇尼克总结新生的波兰民主面临着这样四种威胁：1.民族原教旨主义，将所有公共生活置于民族利益之下的诱惑；2.宗教原教旨主义，教会重新试图模糊神圣与世俗、道德原则与国家法律规范之间的界限；3.道德原教旨主义，非黑即白的摩尼教二元论，这与他的战友前反对派有关，适合地下政治的道德规范，不应自动适应于民主制度；4.民粹主义，它产生于这样的土壤：新制度所需要的个人自由及其责任，取代了从前人们对于安全和所谓“平等”的满足。米奇尼克指出，某种平等主义正是“由共产主义和团结工会的反共产主义造反所培育的”。⁴⁶可以说，这四种力量（民族、宗教、唯道德论和民粹），都是在反共产主义造反中进一步培育和壮大的，然而在新世界新秩序面前，反共利器也许恰好成为反自由、反民主的工具，比如表现为反西方和反欧盟。米奇尼克提到，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之前，一些右翼政党则打着天主教及传统价值的旗号，号召人们加以抵制。

与这些试图让历史倒退的人相比，前共产党人克瓦希涅夫斯基在十年总统时期（1995—2005），成功使得波兰加入北约（1999）和欧盟（2004），并坚持议会民主原则，努力将后共产主义波兰与后团结工会波兰结合在一起，米奇尼克则给予很高评价。克瓦希涅夫斯基的竞选口号是“选择未来”（Let's choose the future）和“所有人的波兰”（A Poland for all），真正体现了米奇尼克民族和解的转型思路。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米奇尼克陷入了多大的风暴，除了没有把他送监，他每天遭受攻击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他在雅鲁泽尔斯基时期遭受的。但在我看来，恰恰在这里——转型之后的米奇尼克，才是一个真正的手持盔甲、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他的理想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君子风度也凸显了更高层次，他在努力兑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对基什扎克的态度。1983年，他从牢里寄往基什扎克的信中写道：“希望当你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我能及时出现，像我在奥特沃茨克救了您那几个下属一样。”⁴⁷当时很少有人想到，后来果然临到需要米奇尼克来兑现他自己的诺言。

这位基什扎克肯定会摊上大麻烦。1981年底的戒严令导致了乌杰克矿井9名工人遇难，从1994年开始，基什扎克为这事接受了五次审判，其中有判“无罪”的（1996）或“无意犯罪的”，包括诉讼时效已过，身体健康恶化等，但最严重的那次（2012年1月）还是以“武装犯罪团伙成员罪”判了他四年有期徒刑，大赦减半并缓刑。在后来的上诉中反反复复，基什扎克于2015年逝世。从一开始，米奇尼克就反对起诉和监禁基什扎克。他的理由是，在1989年，（基什扎克）“成为圆桌会议的设计者之一……是安全机构的首脑，本可以在任何时候命令他的特工进行任何挑衅，使圆桌会议演变成一场战争，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确保了在圆桌会议上达成妥协”⁴⁸。在米奇尼克看来，在进入马佐维耶茨基政府时期，基什扎克也体现了忠于波兰的民主制度，表明他已经是新秩序的一部分。

2001年，米奇尼克和基什扎克同时接受了两位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基什扎克当年读到米奇尼克那封语气强硬的信时感觉如何，是不是产生一种冲动，想要惩罚米奇尼克并将他转移到更糟糕的监狱时，基什扎克答道，他不在冲动的时候做决定。冷静下来思考之后，他觉得这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人写的。他一定知道寄这样一封信要冒多大的风险；而且既然敢于写这样的信，他一定是一个深信自己理由的人。基什扎克于是下令不让这个人的一根头发掉下来，还布置让这个囚犯享有电视、额外的散步和探视。米奇尼克回答说，没见到电视，其余也都没享受到。对于我们的仇恨，在你们的公事中是如此根深蒂固。⁴⁹

米奇尼克赞同波兰历史学家耶日·耶德利奇的观点，他引述道：“在公民抗争中，阶段性地限制其直接目标，并巧妙地达成战术妥协，是波兰80年代反共反对派的一种历史艺术。他认为，对方也应得到应有的尊重，因为实际上一个真正冷酷无情的当局，是不会同意这种方法的。”⁵⁰。显然，雅鲁泽尔斯基的那个波兰统一工人党，还是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的，处于遥远东方的人们不能用自己的经验直接带入，反之亦然。更进一步，米奇尼克后来对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也采取了缓和的态度。他不认为“人民波兰”作为苏联的卫星国，仅仅是纳粹模式的“总督府”（General Government），或是沙皇治下的“维斯瓦河土地”（Vistula Land），虽然是一个独裁政权，但还是容忍了独立的天主教会和私人农业，并间断性地允许艺术表达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某种自由空间。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波兰人基本满足了其生活需求，实现了他们的基本利益，虽然不是以自由的民族和民主方式。从米奇尼克的愤怒谴责中，我们可以听到存在这样一些奇谈怪论——有人把二战之后的共产党政权比作纳粹附庸，在共产党部门工作则如同“叛国者”，进而1989年与共产党坐下来面对面谈判的“圆桌会议”及其成员，也被视为“背叛的”和“叛国的”行为。

“除垢”这把火，最终要烧到前异议人士、民主的反对派身上。比起痛恨前共产党人，人们仿佛更加痛恨与共产党秘密合作的那些人，据说这些人的名字就躺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那些此前大声说不信任共产党的寻求报复者，却表现出了对共产党安全局档案的高度信任和依赖，认为这个死去机构里的混乱记载，才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能够提供某人的道德身份、能力许可和工作证书。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正是瓦文萨。从1992年起关于他曾经当过线人的小道消息，便在媒体上大肆渲染，1995年他再度竞选总统时，又是一轮大爆发。后来人们发现，为了阻止瓦文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他的档案里放进了虚假材料，但还有人不相信，直到2008年还说有新发现的材料。米奇尼克对于抹黑瓦文萨始终表示极大愤怒，多次公开表示决不能忍受，即使瓦文萨以不能忍受的语言攻击过他。米奇尼克的许多朋友也受到了类似攻击，包括一辈子与他站在同一战壕的雅切克·库隆。库隆1965年开始公开挑战波共权威，在一轮又一轮的反对运动浪潮中始终处于思想和行动的前沿。米奇尼克悲愤地写道：关于“波兰共产主义之争，正在转变为对民主反对派的评价之争。除垢本应是通往共产主义真相的一条道路，但现在却变成了消灭这一真相的方式。它不仅针对共产党人和秘密警察，还针对他们原来的受害对象。”⁵¹

米奇尼克本人也遭受无妄之灾。他本人在秘密警察那里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但是因为他反对清算的态度，他的家人跟着倒了霉，甚至连他父母的墓地都遭到了亵渎。⁵²“除垢”变成了一场“猎巫”、一场复仇的狂欢。不同时间、不同名单被炮制出来，人们受到不同批次的诽谤，仿佛来自警方的报告比反对派人士的全部经历更可信，也比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朋友的证词更可信，其中也包括对于天主教反对派人士的污蔑。2005 年初，又一份长长的安全局官员和秘密警察希望招募或未能招募到的人员名单里，挂上了兹别格涅夫·布亚克（Zbigniew Bujak，1954—　）的名字，事情已经到了如此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位有勇有谋的团结工会年轻领导人，躲过了戒严令发布之后的第一波抓捕，转入秘密和活动期间，建立了最周密和最有效的地下组织网络，使得团结工会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他在工人活动家中享有极高声望。的确，安全局曾经在他周围安插了许多密探，假装成工人的密探们人数多到能够投票把他推翻，但是结果没有得逞。布亚克也参加了圆桌会议，并支持马佐维耶茨基政府。当把这样一位民主英雄称为“地下秘密服务的通道”时，米奇尼克也变得急不择言，将污蔑之举称为“往化粪池里扔手榴弹”：“有人会被杀死，有人会受伤，但肯定每个人都会臭气熏天。因此，我们在这里，受伤、受挫、蒙羞，庆祝八月团结革命二十五周年。”⁵³

这都是一些什么人？！认为自己从来没有与共产党发生过任何关系，甚至没有在共产极权下生活过一天，因此能够向他们自己表明的那样守身如玉、纯洁无瑕？在他们眼里，仿佛真正的反共是从他们这里开始的，历史也从他们这里开启了新航程，反共的大旗只能由他们扛起，别人连反共的资格都没有，此前全部的反抗者都只能是“合作者”，眼下只配由他们来颁发道德证书或豁免证书。米奇尼克发明了一个词叫作“带着一副布尔什维克面孔的反共病毒”，即带着那样一种复仇般的狂热，一味地寻找新的牺牲者，必欲除之而后快。米奇尼克也毫不客气地怼过去：“如果你在妓院中待了十年，却还拿自己当处女，这不太合适。如果你曾经能接受戒严法，在批评我们新生的民主面前也许你该表示一点羞愧。”⁵⁴问题还在于，这些喊打喊杀的人当年并没有干过什么，反而是当年风起云涌的英雄们保持了低调和谦逊。这一点哈维尔与米奇尼克的感受一样，他俩分析说这是因为这些人今天的“勇敢”，是对于昨天忍受屈辱的补偿。哈维尔举例说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那些在战争结束之后敢在路边灯柱上吊死德国人的人，正是被占领时期温顺地低头走路的人，遇见某个地下游击队员后因害怕而去告发。

从作为反对派伊始，米奇尼克就致力于同极端主义的对话和斗争，试图从极端主义那里挽回能够挽回的一切。荡涤人间一切污泥浊水的共产极权是一种极端主义；但试图将共产党人从地球上彻底铲除的想法，也是一种极端主义。在反对派运动时期，后一种极端主义处于隐蔽状态，如果那样做实际上意味着地下的和恐怖主义的，拿米奇尼克“蛆虫与天使”的比喻，即那个时期并没有“天使”。然而，到了比如2005年，波兰右翼“法律与公正党”（PiS）赢得第一次议会选举之后，以前所未有的狂热和规模一次次掀起反共浪潮，此时距离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已经十余年。同这些右翼/极右作战，米奇尼克又开始文思泉涌。这篇《道德革命的极端论者》，是我尤其喜欢的篇章。它以生动准确的历史事实再次提醒人们——有红色雅各宾党人，也有白色雅各宾党人；有红色雅各宾党人造成的恐怖、复仇、刑具和刽子手，也有白色雅各宾党人的恐惧、报复、审讯和镇压。在将对方视为魔鬼和势不两立的做法上，当年白色的和红色的并无区别。米奇尼克这个提醒是有意义的：“请允许我来强调一下此处断头台和火刑柱之间的亲密关系。雅各宾派的断头台是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的亲生女儿。”⁵⁵

他这是在提醒我们吗？——“左”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恶，也不是这个世界一切恶的源泉；谈论恶的时候，并非只能谈论“左”的恶，而不去和不应谈论其他的恶；不是说，凡是与“左”有点关系的都叫恶，而任何反对“左”的，都是需要与之拥抱的“善”；不是说，如果在谈论别的恶，比如“右”的恶，就如同赞成“左”的恶，纵容“左恶”的横行；也不是说，明明已经是从极左蜕化为极右的恶，但是一定仍要将其称为“左恶”，因为只有“左”的，才是恶的和可以被称之为恶的，因此，希特勒也只能姓“左”而不能姓“右”。这真是“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个世界上要是没有“左祸”，那就万世太平，过去和未来都没有一切灾祸和苦难了。这种对于人性善的乌托邦式的想法，难道不正像是这些人所痛恨的老牌极左吗？而如果恶只有一个来源，那么善也只有一个来源，结果变成了“善即我，我即善”。凡是不站在我这一边的，就是反对我的，就是恶。摩尼教的二元对立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自从译介米奇尼克二十余年来，我的脑海里时常想起他所说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恶行，而我们也不是善的典范。”⁵⁶

米奇尼克不止一次地提到了科伯神父（Father Kolbe）。没错，正是1941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自愿替另一个囚犯去死的那位，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圣人。但是他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进监殉道之前，科伯神父曾经创办过两份极右媒体，宣扬宗教不宽容甚至种族仇恨，代表了波兰天主教蒙昧无知的那一面。在这个人身上，正体现着“英雄主义与圣人头衔、狭隘主义、原始主义和恶意仇恨的奇怪结合……这也许构成了我们波兰传统迄今尚未揭开的秘密”⁵⁷，米奇尼克说。在米奇尼克访谈诗人米沃什这篇中，这些内容得到了进一步证实。1937年，年轻诗人米沃什搬到华沙为波兰广播电台工作，但时间不长便被科伯神父所掌管的新闻界所攻击而离开，谴责米沃什的理由铺天盖地而来——他与他的搭档居然允许犹太人参与有关宗教的讨论，这是战前不久。

米奇尼克与米沃什的这场谈话，可以视为两个男人之间友谊最为生动的写照，这里指的是年轻的那位如此熟悉年长者精神上的坎坷历史：诗人心中的历史褶皱，被提问者悉心挑出和重新伸展，包括沉埋在地下的冤魂。有些出乎人意料的是，在中国读者眼中，写作《被禁锢的头脑》的米沃什应该来自右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米沃什自大学时代就反感狭隘民族主义，他很早就发现，波兰共产党只是战前一个激进民族组织（ONR）的继承人，那是一个有着严格等级制度的极权组织，认为除了他们自己，其余人都是叛乱者。米奇尼克说，米沃什的这个中肯见解曾令共产党尴尬，如今令民族主义者尴尬。谈话中，米奇尼克再三追问，你与共产党（左翼）争论过，但为什么没有与民族主义（右翼）争论过，为什么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或书籍。当然，也没有其他波兰人写过一本针对波兰右翼的类似《被禁锢的头脑》那样的书，这就使得后来的人们在这方面缺乏可支持的思想资源。1951年离任出走的米沃什，对战前的波兰第二共和国，也有着与1939年流亡者不同的看法，他无意迎合那些人。米沃什说：“我很高兴，波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打破，工人和农民出身的青年能够进入大学，农业改革得到了实施……。”⁵⁸米沃什视自己为“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的左派”。当米奇尼克进一步追问，在今天（1991）什么是“左派”的定义时，米沃什提到了“政教分离”，提到了“饥饿的、无家可归的人”，并说“一个人不该漠视人类的苦难”。⁵⁹

目前来看，这部译文选集最大的遗憾是，没有选入米奇尼克关于批判波兰反犹主义的文章，在这方面他是花了大力气的。中国读者熟悉的那本小书《邻人》，作者扬·格罗斯为波兰裔美国人（年轻时与米奇尼克在同一个“矛盾寻找者”小组），关于1941年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Jedwabne）上发生的屠犹事件，小镇上的一半人屠杀了另一半人，大下杀手的是遇难者们曾经朝夕相处的邻居。这本书在2010年甫一出版就在波兰社会激起巨大反响，因为在辉煌的波兰民族主义叙事中，波兰人只能作为英雄或受害者。在今天试图以煽动民族主义为自己争取选票的政客，对此更是讳莫如深。米奇尼克坚持揭露波兰历史上的黑暗，包括20个世纪30年代右翼政府对于持异见者的的不公正审判等，正是捅了这些民族主义者的肺管子。但恰恰又是米奇尼克，编辑了三大本的《波兰反对反犹主义》（1936—2009），其中收录了半个多世纪内波兰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们谴责反犹主义的文本，其中有作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及神职人员，包括科拉科夫斯基、米沃什、诗人安东尼·斯沃尼姆斯基（米奇尼克的启蒙老师之一），该书于2011年出版，有3000页之多，并于201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把这些现代反对反犹主义的优秀文本结集在一起，米奇尼克解释自己编辑的动机，是回应西方人们已有的对于波兰反犹主义的刻板印象，因为大多数纳粹死亡集中营都建立在波兰领土之上。当然，在波兰国内也有认为波兰不存在反犹主义的刻板认识。米奇尼克希望今天的波兰人与自己历史上的恶魔进行斗争时，这本选集能够提供“对这个持续分裂公众舆论的话题进行反思的一部分”。⁶⁰

米奇尼克的独立和批判立场招致了波兰右翼势力的狂怒，尤其成了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攻击的主要对象。2015年该党再次赢得议会选举后，随即大肆攻击公共机构、控制法院和压制独立媒体，《选举报》则成了这个民族主义政府的眼中钉：政府不许国有企业为《选举报》提供广告赞助，国有石油公司要求加油站员工将《选举报》藏起来，或放在人们无法拿到的地方。短时间内，《选举报》面临三十多项来自政府及其官员的指控，让该报的法律服务感到难以承担。在一些右翼人士眼里，米奇尼克成了“波兰一切邪恶和危险的象征，……犯下了一切罪行”。耶日·布拉尔奇克是波兰语言学家，多年研究“共产主义新话”，他认为在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新话仍然存在，波兰今天的右翼势力仍然在使用它们。布拉尔奇克也指出，当今波兰右翼越是向战前波兰靠拢，越多的“反共分子”便在这个国家出现，而这些人当时对于反共事业实际上“毫无症状”。他解释为什么米奇尼克成了右翼攻击的完美目标，很可能在于“他的血统。米奇尼克的政治对手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波兰美德的代表人物，是一个身上流着犹太血统、出身卑劣、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的人”。⁶¹

“波兰美德”，听起来有点像对方阵营的语言，这也许是对方为什么千方百计地想要剥夺他的这项荣誉和各种荣誉。在转型之后不加掩饰的利益及权力竞争面前，各路人马原形毕露，原先的同道也变得面目全非，米奇尼克又回到了这个基本问题：你想怎样生活？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通过司汤达探索自己笔下的人物来探求这个问题，2005年他写了不止一篇文章（本文集中收录了一篇）来讨论复辟时期司汤达的苦闷；他也向30年代捷克著名反法西斯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寻找答案，他引用恰佩克的话说，在当今世界，知识分子有三种选择：共同承担罪责、懦弱或殉道。但是，恰佩克又补充道，作为可能的第四种选择是——

无论局势多么艰难，无论压力有多大，都要拒绝背叛自己的精神修养，拒绝否认独立精神和自觉意识。……人们仍然可以站出来反对狂热和野蛮，人与人之间仍然可以交流而不是发号施令，理性仍然可以是普遍的，经验、认知、精神法则和良知法则仍然可以具有约束力。⁶²

1. Elzbieta Matynia，Performative Democracy，Paradigm Publishers，2009，P8.

2. An Uncanny Era Conversations between Václav Havel and Adam Michnik，Translated by Elzbieta MatyniaElzbieta Matynia，Yale University Press，P24.

3. An Uncanny Era Conversations between Václav Havel and Adam Michnik，Translated by Elzbieta MatyniaElzbieta Matynia，Yale University Press，P24.

4. 同上，P397

5. 《新演进》，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15。

6. 《新演进》，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17。

7. Alexei Navalny，Adam Michnik，Opposing Forces：Plotting the New Russia，Egret Press，2016，P24.

8. Václav Havel，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In Open Letters：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Vintage，1991，P163

9.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By Vaclav Havel，John Keane，“Charter 77 Declaration”：“but within its own field of impact to conduct a constructive dialogue with the political and state authorities，”Routledge，1985，P221.

10. 哈维尔，《论七七宪章的意义》，1986年7月，这是唯一一份直接从捷克文翻译成中文的哈维尔文章，译者不详。http：//www.millionbook.com/wg/h/haweier/000/008.htm

11. Vaclav Havel，To the Castle and Back，Portobello Books，2008，P72.

12. Vaclav Havel，To the Castle and Back，Portobello Books，2008，P74.

13. Elzbieta Matynia，2009，P69.

14. 《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无赖吗？》，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262。

15. 《格但斯克狱中书简》，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230。

16. “波兰独立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19—1921年间，苏维埃俄国与波兰第二共和国这两个新成立的政权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

17. 救国军（AK），1944年华沙起义的波兰军。这场起义，在反抗德国占领的同时，面对易北河对岸的苏联红军，也在彰显波兰地下国家的主权身份。起义历时63天，大约18000名波兰救国军官兵阵亡，250000名平民死亡，受伤人数不计其数。在苏军来临之后，不愿意屈服另一个强权占领的救国军残部，进入树林继续抵抗，最终全军覆没。

18. 《通往公民社会：展望波兰民主》，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365。

19. 《格但斯克狱中书简》，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218。

20. 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364—365。

21. 《蛆虫与天使》，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69。

22. 《道德革命的极端论者》，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319。

23. 约书亚·L.切尔尼斯《既非天使也非蛆虫——亚当·米奇尼克论抵抗与妥协的伦理》，见《平行城邦》，Samizdat，2023，P152，译文略有改动。

24. Czesław Miłosz，Forewords，Letters from Freedom，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1998，xiv.

25. Charles Gati，Failed Illusions：Moscow，Washington，Budapest，and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t（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6. 《我们可以谈话，没有恐惧》，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139。

27. 《通往公民社会：展望波兰民主》，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357—358。

28. 《我们可以谈话，没有恐惧》，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139。

29. 《论抵抗》，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199。

30. 《蛆虫与天使》，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32

31. 《蛆虫与天使》，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51。

32. 《蛆虫与天使》，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67。

33. 《堂·吉诃德与开骂》，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264、258。

34. 《堂·吉诃德与开骂》，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260。

35. 《堂·吉诃德与开骂》，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277。

36. 《堂·吉诃德与开骂》，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278。

37. 《反权威的造反》，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180、347。

38. 《论抵抗》，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206。

39. 《蛆虫与天使》，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59。

40. 《反权威的造反》，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303。

41. 《历史的困扰》，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329。

42. 《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163。

43. After the Revolution，Cardozo Studies in Law and Literature，Vol. 2，No. 1（Spring，1990），pp. 61-65（5 pages），https：//www.jstor.org/stable/743546.

44. 金雁，《走向公民社会：转轨时期的东欧民间组织》，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10月号。

45. 《异乎寻常的后共产主义时代》，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20。

46. 《原教旨主义的三种形式》，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223。

47. 《给基什扎克将军的信》，见《希望与绝望》，Samizdat，2025，P215。

48. 《转折点上的波兰》，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348。

49. http：//niniwa22.cba.pl/wywiad.html，波兰文，运用Deepl软件帮助阅读。

50. 《寻找失去的意义——纪念团结工会运动二十五周年》，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375。

51. 《历史的困扰》，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330。

52. 米奇尼克的父亲在30年代因参加西乌克兰共产党的活动被判入狱，罪名是“叛国罪”（试图让西乌克兰脱离波兰），但是在2008年由波兰国家记忆研究所出版的资料中却被写成了（苏联的）“间谍罪”，米奇尼克要求更正信息遭对方拒绝之后，为捍卫父亲的荣誉而上诉法庭，最终胜诉。2009年11月法院裁决国家纪念研究所更换信息并在米奇尼克的报纸上向他公开道歉。实际上，父亲这位老共产党员从70年代起便参与了反对派运动，写过署名文章，1977年米奇尼克和他的战友因参加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活动被捕时，父亲曾绝食抗议。还有，米奇尼克同母异父的哥哥斯特凡·米奇尼克在50年代（1952—1953）时做过法官，参与过一些冤假错案，当时不到25岁。在波共当局1968年的反犹浪潮中，1969年斯特凡便离开波兰移居瑞典，70年代开始在国外声援国内反对派运动。2010年10月，华沙驻军军事法庭应国家记忆研究所调查部门的请求，对远在他国多年的斯特凡签发了逮捕令，但根据瑞典法令，斯特凡当年的罪行已经过了追诉期。2018年11月，华沙军事法庭发出第二次欧洲逮捕令，此时斯特凡已经89岁。哥哥于2021年7月去世时，米奇尼克在报纸上发布的讣告中写道：“我的兄弟因为我受了很多苦，尽管这不是我的错。”

53. 《寻找失去的意义——纪念团结工会运动二十五周年》，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380。

54. 《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163。

55. 《道德革命的极端论者》，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318。

56. 《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165。

57. 《我是一名波兰知识分子》，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169。

58. 《米沃什传》，安杰伊·弗劳瑞塞克著，乌兰、李江颐、李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P777。

59. 《人在清晨须早起》，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101。

60. 选集《反对反犹太主义1936—2009》https：//naukawpolsce.pl/aktualnosci/news%2C379134%2Cantologia-przeciw-antysemityzmowi-1936-2009.html，波兰文，运用Deepl阅读。

61. 《反道德革命》https：//www.tygodnikpowszechny.pl/rewolucja-antymoralna-138932，波兰文，运用Deepl阅读。

62. 《当苏格拉底变成伯里克利》，见《寻找失去的意义》，Samizdat，2025，P434—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