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 班納迪克．安德森：比較的幽靈

比較的幽靈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日，在我與過去的訓練教導我想像為「東南亞」的區域初步接觸了一年左右之後，我遭遇了一項我在當時不曉得該怎麼描述的古怪經歷。時任印尼總統的蘇卡諾即將獲得印尼大學頒授榮譽學位，於是他邀請了外交使團和該校的學生以及教職員一同出席那場典禮。結果，我在典禮上負責坐在一名年老的歐洲外交官身旁低聲為他翻譯。蘇卡諾當時談論著他最喜歡的兩個主題：民族主義與領導。一切原本都進行得很順利，但他卻突然開始談起希特勒，而且談的方式很奇怪：不是把希特勒視為殺人屠夫，甚至也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與反猶主義者，而是將他視為民族主義者。在我們兩人耳中聽來更覺得奇怪的是，蘇卡諾無疑認為台下的學生都沒聽過希特勒，於是試圖藉著角色扮演的方式，以他自己那種獨特的公共演說風格為希特勒的遙遠幽靈賦予某種當地色彩：

　　拿希特勒來說吧——哇，希特勒真是聰明得不得了——他可能想要說快樂不可能純粹在物質的基礎上達成，所以宣告了另一種理想，也就是他叫做第三帝國的理想。這個第三帝國會為德國人民帶來真正的快樂。第一帝國是老弗里茨（der alte Fritz）的王國；第二帝國是世界大戰前的那個帝國，後來在世界大戰當中遭到摧毀。「來吧，我們來建造一個第三帝國。在這個第三帝國裡，嘿，各位姐妹，你們會過著快樂的生活；嘿，各位兄弟，你們會過著快樂的生活；嘿，孩子們，你們會過著快樂的生活；嘿，各位德國的愛國者，你們將會看到德國登上寶座，高高坐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之上。」各位兄弟姐妹，希特勒描繪這些理想的方式是多麼聰明！

我一面低聲翻譯，只見那位年老的外交官愈來愈坐立不安而且不敢置信。「你確定他真的是這麼說的嗎？」他一再這麼問我。我經常聽到蘇卡諾以這種角色扮演的方式談論孫逸仙、凱末爾、甘地、德瓦勒拉（Éamon de Valera）與胡志明，目的在於向他的同胞提醒指出，民族主義是普世現象，而且與國際主義密不可分。我試著向那位外交官解釋這一點，但沒有成功。他後來氣沖沖地返回大使館，內心更加確定蘇卡諾是個心智不正常而且危險的江湖騙子。

至於我本身，則是感到一陣暈眩般的感受。當時年輕的我第一次彷彿透過倒轉的望遠鏡觀看我自己出身的歐洲。蘇卡諾自詡為左派，也非常明白希特勒的統治有多麼恐怖。不過，他似乎能夠以一種平靜的態度看待那些恐怖現象，就像虔誠的基督徒平靜思索著數百年來標舉上帝之名所犯下的屠殺與凌虐；或者也許像是我的學校老師談及成吉思汗、宗教裁判、暴君尼祿或西班牙征服者皮薩羅之時所展現出來的那種事不關己的距離感。從此以後，我將很難再以過往那種方式思考「我的」希特勒。

一直等到將近二十五年後，我在菲律賓跌跌撞撞地閱讀荷西．黎剎（José Rizal）那部非凡的民族主義小說《不許犯我》（Noli Me Tangere），藉此自學西班牙文的時候，才終於為這項經歷找到了適當的名稱。小說開頭不久有一個令人眩惑的時刻，年輕的麥士蒂索人主角在歐洲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剛回到一八八○年代殖民統治下的馬尼拉。他從馬車的車窗往外望著市立植物園，而發現自己也彷彿透過倒轉的望遠鏡望著自己的祖國。這些植物園自然而然——黎剎使用的字眼是「maquinalmente」——也無可避免地令他聯想到歐洲的植物園。他已不再能夠單純地體驗這些植物園，而是同時以近距離又遙遠的眼光看著它們。黎剎以極為迷人的方式，將這種無可救藥的雙重觀點稱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於是我對自己說，原來這就是我在一九六三年經歷的感覺：比較的幽靈。

本書的形貌

本書的用意在於呈現出嚴格界定下的國家研究與區域研究還有「理論」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三者如何集體嵌入屬於我們的這段同質而空洞的時間。

本書的核心，是幾篇探討三個東南亞國家的文章：印尼、暹羅與菲律賓。我在這三個國家都從事過長期的實地研究工作，對其語言也有相當程度的瞭解。跟在這些國家研究之後的是一批論文，試圖在東南亞的框架中針對這三個國家進行主題性的比較。而在本書前後夾著這些章節的則是五篇理論性文章，幾乎完全聚焦於探討民族主義的不同面向。如此安排的想法是要邀請讀者首先省思一些理論問題，然後閱讀由此產生的實證研究，最後再回到原本那個比較清高的理論氛圍。

自從我被逐出蘇哈托將軍治下的印尼，至今已經超過了二十五年，但那個國家在我的情感與想像當中仍然持續占有重要地位。如同我在其他地方描述過的，「放逐」所代表的意義，就是我在一九七二年之後針對印尼撰寫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奠基於文件研究之上，而不是對於那個活生生的社會的直接體驗。不過，這點帶來的好處是把我的探究焦點推回到十九世紀，也從日常政治推向意識上的轉變，而正是那些意識上的轉變使得當今的印尼變得可以想像。最早發表於一九七九年的〈黑暗時代與光明時代〉，探究了爪哇人蘇托莫醫生（Raden Soetomo）這位印尼最早期也最有魅力的民族主義領袖所寫的非凡自傳。（不過，那本書真的是自傳嗎？）現在回顧起來，我已能夠明白看出《想像的共同體》的種子早就播在了這篇文章裡，因為那部自傳談論的就是在民族主義的想像中揮之不去的兩個最顯著的徵象：死亡與光明。第二篇文章〈職業夢想〉寫於十年後，探究兩首爪哇語長詩的部分內容。這兩首詩在當代印尼人眼中是頗為驚世駭俗的作品，其中一首寫於十九世紀初，另一首寫於一八六○年代，可能是爪哇殖民史上最黑暗的時代，而且只比蘇托莫誕生早了一個世代。我書寫這篇論文的時候，正在思考怎麼修訂以及校正《想像的共同體》，尤其是如何解釋為什麼在一八一○年之後，全新的民族主義都開始認為自己具有古老的歷史。思考那兩首詩與民族主義者蘇托莫的回憶錄之間的知識鴻溝，為我的理論性結論提供了基礎，而該項結論就是民族主義的興起代表了極度徹底的意識改變，以致於前民族主義時代的意識已不復返，因此必須以歷史與傳統加以取代。

這兩篇研究文章也許帶有古老的光環，也無法充分傳達我與當代印尼的持續接觸。在〈黑暗時代與光明時代〉發表前後，我獲致了一項對我而言相當不尋常的經驗：也就是受到傳喚向美國國會的兩個小組委員會提供專業證詞，由於蘇哈托政權在印尼國內犯下駭人聽聞的侵害人權罪行，還有殘暴侵略（在一九七五年的珍珠港事件紀念日）並且占領前葡萄牙殖民地東帝汶的行動，所以當時國會正在考慮是否應該以及可以採取哪些作為。如同我先前提過的，我從沒去過東帝汶，也不懂那裡的語言，但至少我已成了那個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專家。此外，我也擁有遭到印尼禁止入境的絕佳優勢，所以我就再也不必害怕因為說出實話而遭到該國拒絕入境的懲罰：我大多數的印尼專家同事們就是因為害怕遭到這樣的懲罰，而保持了謹慎的沉默。奇特的是，準備以及發表那份證詞的經驗，把我帶回了越戰時期的感受。那種感覺就像是「敵人」從來沒有改變過：同樣是說起話來模稜兩可的國務院發言人、同樣是滿口謊言的外交大使、同樣是身為冷戰分子的軍事與情報官員。從那時開始，我和流亡海外的東帝汶愛國分子的接觸就愈來愈多，連同一個日益成長的國際網絡，由支持東帝汶的人士組成。這樣的接觸在近期所帶來的成果，就是〈雅加達鞋子裡的沙礫〉這篇文章，試圖解釋蘇哈托政權為什麼在經過二十年的占領之後還是無法將東帝汶人轉變為印尼人，為什麼東帝汶的民族主義在今天比起二十多年前遭到雅加達侵略之時散播得更為廣泛也更為深入，以及印尼人為他們領導人的野蠻愚行付出了什麼代價。

我在暹羅待了一年（一九七四—七五），學習主要語言、鑽研歷史，以及關注政治。我那時身在暹羅可說正是時候，因為在一九七三年十月爆發於曼谷的一場大規模非武裝民眾起義造就了良好的條件，使得長期以來由沙立（Sarit Thanarat）及其副手他儂（Thanom Kittikajon）、巴博（Praphat Jarusathien）接續把持，並且一再受到美國支持、武裝和資助的軍事政權就此垮臺。在一九七四年與一九七五年的大部分時間，暹羅是個極度自由而且活力充沛的地方，滿是學生示威、工人罷工、農民動員以及尖銳的政治辯論。一九七五年春天，該國舉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的自由選舉，結果許多左翼人士首次——但也是最後一次——當選進入國會。與蘇哈托治下的印尼相互比較，實在很難想像出比這更加鮮明的對比。然而，幾乎就在這場選舉的同時，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勢力卻瞬間粉碎，而在隔鄰暹羅的保守圈子裡引起恐慌。一九七六年間，被視為左派的人士遭到愈來愈激烈的恐怖暴力對待，最後演變成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政變，伴隨了在曼谷市區對學生的血腥屠殺。經過這起暴力事件之後，數以百計最為頂尖也最為投入的左翼青年紛紛逃入叢林，獲得泰國共產黨的歡迎。

〈戒斷症狀〉寫於政變與屠殺事件的幾個月後，也是我首次發表關於暹羅的文章。在撰寫那篇文章的當時，沒有人能夠預測到在未來不到兩年的時間裡，越南會成功侵略柬埔寨、中國則是侵略越南失敗，而且那場三方戰爭會迅速導致泰國共產黨的瓦解，因此那篇文章將一九七六—七七年間的國內極化分歧視為一種無可逆轉的結果，肇因為冷戰以及美國在過去二十五年來的高度控制與轉變性影響。所以，文中對於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那場政變的分析在今天看來雖然仍舊正確，但文末的預測卻在不久之後即被證明錯誤。〈現代暹羅的謀殺與進步〉發表於超過十年之後，當時該國一個腐敗的保守派文人政權隨著所有左派組織的消滅而似乎獲得了穩定地位。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感傷地對〈戒斷症狀〉予以修正，也為探討東南亞「資產階級民主」的一些作品開了頭。這項主題在〈東南亞的選舉〉這一章裡受到了更完整的探討。

我在一九七二年初短暫走訪菲律賓，主要是去探望朋友，卻在那場旅程中產生了馬可仕即將宣告獨裁統治的預感。這項預感後來就在這名大酋長於同年九月宣布戒嚴而獲得證實。我直到一九八六年二月之後才再度回到馬尼拉，當時這個年老病弱的暴君，連同他那個可笑的妻子以及她那些俗麗的奢侈品，被美國人匆匆送去了夏威夷。那時又是一段美好時光，就像一九七四—七五年間的暹羅一樣。我有許多學生都湧入艾奎諾（Cory Aquino）治下的菲律賓，而我也跟著他們到了那裡去。我自從青少年時期以來就一直想要學西班牙文，而現在正有了著手實現這項願望的充分理由：因為在現代菲律賓歷史的英雄時代，也就是這個國家在亞洲的民族主義興起當中扮演了先驅的一八八○至一九○○年代期間，幾乎所有的文件都是以西班牙文寫成。藉著辭典、我記憶中殘存的法文與拉丁文，以及一本作弊用的英文譯本，我於是以最充滿樂趣的方式自學了這個語言：也就是閱讀黎剎的《不許犯我》與《起義者》（El Filibusterismo）這兩部充滿煽動性的傑出小說的原文本。不過，令我為之著迷的不只是黎剎，還有原本的起義者波尼費希歐所懷有的勇氣、馬比尼這位一八九八年革命共和國主導人的深厚學識與堪稱典範的品格、安東尼奧．盧納（Antonio Luna）的軍事天才，以及德爾皮拉爾（Marcelo del Pilar）的明晰口才與組織能力。然而到了美國在一九○三年大致鞏固了對於菲律賓的統治之時，這些人物都已不在人世。在一九八八—八九年間住在馬尼拉，看著岌岌可危的艾奎諾政權一再遭到右翼上校發動的古怪政變行動打擊，實在不可能不讓人想到為什麼菲律賓後來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卓越人物，以及美國這個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轄下的殖民地，為什麼會淪為東南亞地區除了共產集團以外最貧困的獨立國家。

〈菲律賓的酋長式民主〉寫於一九八八年，比〈現代暹羅的謀殺與進步〉只早了一點，而且語調也相同，只不過探討範圍及於菲律賓的整個現代史。我也利用這個機會針對美國帝國主義進行了一項距離較遠的省思（我先前就曾在印尼、印度支那與暹羅以不同方式遭遇過美國帝國主義帶來的影響），因為美國對馬尼拉的統治比冷戰早了將近半個世紀。此外，黎剎與他在一八八○及九○年代期間的同志，都和東南亞其他地區我能想到的人物極度不同，而且他們的「時代」步調也與東南亞的極為不同，以致於我必須將他們放在標準的東南亞框架之外加以思考。在思考這個問題上，也許可以把一八八七年當成樞紐：也就是《不許犯我》在柏林出版的那一年。當時蘇托莫醫生還沒出生，英國剛在兩年前完成對於緬甸的征服，而法國則是在黎剎完成他的手稿之際開始建立其印度支那聯邦。在南方，倫敦對馬來半島的主權也在一八七四年才正式確立。

要思考十九世紀末的菲律賓，首先最明顯可見的背景脈絡，就是在四分之三個世紀之前開始在南美洲瓦解的那個搖搖欲墜卻又開明的西班牙帝國；接著，則是斑駁帝國主義這個更大的比較性架構。寫於相當晚近的〈第一個菲律賓人〉試圖將黎剎擺在這些背景脈絡當中，同時也玩弄東南亞研究日趨僵硬的框架。若再早個十年，我絕對不可能寫出這篇文章，但就原則上而言，《想像的共同體》當中對於世界的框架方式，尤其是探討克里奧人先驅的那個章節，應該會驅使我朝著這個方向思考。起草於一九九○年代初期的〈難以想像〉，探究了《不許犯我》在官方民族主義與獨立後酋長式民主的時代當中所遭遇的奇異命運。

接下來的那批文章就如先前提過的，試圖在東南亞的框架裡做出形式上的比較。頭兩篇寫於一九九○年代初，雖然風格上非常不同，卻是密切相連。〈東南亞的選舉〉探討在暹羅、印尼與菲律賓的冷戰與後冷戰發展進程中紛紛冒出的「自由選舉」所帶有的矛盾性質。在兩個極端上：為什麼數十場「自由選舉」對於菲律賓的悲慘狀態毫無助益，但「自由選舉」的欠缺卻對印尼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共產主義之後的激進主義〉比較暹羅與印尼的共產主義運動截然不同的命運，以及在距今已久的那個時代，為了當時所謂的「歷史的終結」而殘留下來的抗拒。我也利用撰寫這篇文章的機會向暹羅與印尼幾位令我深感仰慕的人物致敬。今天，在亞洲泡沫經濟體紛紛崩潰之際，這篇文章的語調可能顯得過度傷感。

〈人各為己〉是我臨時被迫撰寫的一篇文章，原因是本書的出版日期恰好在這場金融危機之後的一年左右。這場金融危機發生得極為意料之外，在當地造成的立即後果亦極為痛苦，對於世界經濟的長期影響又極不確定，因此在這本以「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為副標題的書中，自然不能對其視而不見。不過，與其將焦點放在這場危機現已廣為人知的立即原因，我試圖提出這些比較少人問的問題：是什麼條件使得過去二十五年來的（東南）亞洲「奇蹟」成為可能？這些條件在當今有多少已經消失？當代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崩潰程度，可以被合理認定與該國的政權性質之間具有什麼樣的關聯？不過，這篇文章僅是初步的概述，這點必須請讀者包涵。

〈多數與少數〉產生自一九八七年的一場會議，由梅伯利路易（David Maybury-Lewis）的文化續存組織（Cultural Survival Organization）主辦，與會者以人類學家為主，目的在於探討東南亞後殖民民族國家中，那些遭到圍困以及壓迫程度不一的「部落少數族群」所面臨的命運和前景。這場舉行於麻州劍橋的會議在兩個面向上對我深有助益。首先，會議中那些為數龐大又多樣的深度資料，迫使我找尋一套有用而且穩定的框架，好讓這些資料的併置能夠受到理解。我後來找到了這套框架，方法是省思「少數族群」這個概念在東南亞產生並且受到具體化的方式：也就是在十九世紀末開始傳入殖民世界的人口普查這種殖民母國制度，還有圍繞著人口普查而建立起來的行政措施，以及把真實性押注在人口普查上的「科學」人類學。從那時開始，我對於將人口普查視為權力論述的理論興趣就持續增長，而因此在幾年後為《想像的共同體》添加了一段重大內容，也就是標題為〈人口普查、地圖、博物館〉（Census, Map, Museum）的那個章節。第二，我長久以來對於反殖民民族主義的同情與興趣，導致我未能看出人口普查與國家結合之後可能產生的威脅性。對於這項威脅的認知展開了一段進程，而在十多年後造成本書第十六章的那篇文章，探討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的《敘事人》（El Hablador）這部令人困惑但非凡的民族主義小說，講述現代秘魯及其亞馬遜「少數部落」。我原本只是隨手拿起這本書來看，結果卻出乎意料地因此湧現關於東南亞過往的鮮明記憶。

安排在本書首尾的研究文章，原本只有三篇「理論性」文章，試圖以我過去未能達到的深度探索民族主義的起源、本質與前景。這三篇文章源自我在一九九三年四月獲邀於芝加哥大學發表的卡本特講座（Carpenter Lectures）的雜亂內容，依序探究民族主義的深層基本規則、民族主義形象身為複製品卻沒有原版的古怪現象，以及當代大規模遷徙還有通訊和交通革命造成民族國家與民族認同的日益脫節。在每一個主題中，我都先從距離我最近的「東南亞」談起：殖民地爪哇的產糖地帶、當代馬尼拉市區的黎剎紀念碑，還有曼谷的機場。在這座機場，每天都有孱弱的移民出發前往他們看不到的雇主所在的那個世界。

在本書的結尾，則是加以省思先前提過的尤薩及其《敘事人》這本小說所造成的影響；至於〈民族之善〉一文，則簡短探討在民族主義誕生後約兩百年的現在，為什麼有可能而且還必須在違反證據的情況下，以正面觀點看待民族主義。